霍元甲电影播放李连杰:1957年前后的一些事儿

狂飙1957：毛泽东之年
[导读]从1956年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要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到1958年被戴上‘英美派’、‘资产阶级’的帽子，知识分子从天上的“宝”，到跌落为任被践踏“草”，此中的颠倒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资料图：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

 
1959年1月，陶铸（左三），王匡（左一）到东莞虎门调查时，与正在此间劳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 （陆键东/图）
“狂飙为我从天落”：1957年前后的一些事儿
“历史真实”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形态。它往往受制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屏蔽功能”。从传统的含义出发，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痕迹，历史自身的“屏蔽”不仅仅单指人为的屏蔽，往往还包括风云翻覆、时势热点瞬间易转等等。“雨骤风狂，落红无数”，这是它很贴切的形容。
比如，历史中的“1957年”，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特别年份。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开始看清，作为一个年代的转折点，“1957”不应是单纯的一个纪年，从一个运动的全过程看，它至少需要包括从1956至1958这整整三年的光阴。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均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单从众多著名的事件中挑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即可算是“戏肉”极足的一折。毛泽东的报告是将他先前已有的威望再推向高峰。毛泽东论“人民内部矛盾”，实际是将国际国内的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毛氏口才极佳，纵横捭阖，显示了一个驾驭大国的强者的气魄——尤其是在刻板有余、活力不足的蒋介石的余影犹存下，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场不少聆听者是统战人物）。这些都是很撼动历史灵魂的。
此时期的中国呈现出少有的“质感”形态。风注如流，潮涌如海，驱动着时潮走向的是如浓云般流荡的“情感、人心”。毛泽东2月27日报告所涉内容广泛，不过予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点：面对由执行“双百”方针而挑起的对现行体制批判的思潮，毛泽东特意引入了古剧《西厢记》里面的人物，他自比剧中的老夫人，谓老夫人将不会再唱上主角，唱主角的应是红娘（毛直言红娘就是周总理、在座各位）。毛泽东的意思是，在建设中老干部不能再吃老本，应让有能力者挑重担，自己起点跑跑龙套的作用就可以了，梅兰芳老了也是可以跑龙套的。说到这里，全场一片欢笑声。这个细节折射了此时候历史前进的特点：“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随着毛泽东2月27日的报告以及随后几场内容相似的讲话向党内外传达，“毛氏新思维”以春风裂冰的强力，震撼全国“肉食阶级”（当然包括知识阶级）。非常特别的是，毛氏思维的威力不是如以往政治运动那样以文件等形式发出，偏是以生动风趣、如话家常的“对谈”方式传递。一时毛泽东讲话中如评点《西厢记》一类的诙谐语，以很快的速度传遍全国知识界。士人喻为千古未有之盛事。所谓“合力”就是这样，冰河下的热流涌动（这可比喻为仍受到禁锢的知识分子），冰河上则有如刀的春风劲吹（这又可比喻为最高领袖）。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史上，有两个已世俗化了的传奇演义，从未有过这样高的热度，一就是1957年的《西厢记》，二就是1958年被看作反映了资产阶级学者治学猥琐的“杨贵妃风流故事”。前者以喜剧的形式，为一种其实很敏感的政治态势添加了欢乐的色彩。故此在稍后冲天而起的“大鸣大放”中，各地相当多的鸣放者，屡以“毛主席评《西厢》”作共鸣，以表数年来一直受到“三堂会审”式改造的感慨。这是一处很重要的细节。透过它，才可以“质感地”理解1957年那个刻骨铭心的春天，为何有那么多的感激涕零，又为何泪水未干之后又会有那么多的激昂与放胆。
只是这样的细节也很脆弱。三个多月后的6月19日，一直为世界揣测不已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有关《西厢记》以及其他谈笑风生的内容全被删除，全文风格截然相反。这是在当年就引起无数知识分子“腹诽”的伤痛。其实重回1957年那个冷暖交煎的季节，毛氏之文有这样的变化，也属必然。从“对峙”的一方知识分子方面说，由感激涕下到要求“当家作主”，此中巨大的转折，也不过是旬月间。一句话，变幻之际无数“历史真实”瞬间即失去曾有过的意义。在1957年的五六月，无论是整风者抑或鸣放者，都有过这样不约而同的“心理意识流”，今日之花已非昨日之花。《西厢记》之类的感喟，已时过境迁。五十多年后回首，一联当年被不少人引用过的唐诗，可以深刻地概括出这个特殊年头的本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啼不住”喻不消停的批评声，“轻舟过万山”，则影射官僚主义在鸣放声中早已一帆逸去（即依然故我，轻松脱身）。从后世看来，这两句出现于1957年的唐诗，已触及了历史的核心：无数被激活的世相不断涌现，而牢牢控制着大局的统治权力，从未迷失这样的本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向，也是活在其时的一代人的最大悲哀！
尽管如此，上举那些一闪而过的画面，仍是构成历史演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连系着作为过程的起因、发展。许多年后会发现，许多细节实已决定了后来的走向。比如，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是因应1950
年代中期中共建国方针已向经济建设转型的要求，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慰问与安抚。毛泽东那些关于《西厢记》的发挥，搔到了知识阶级的痒处，它是1956年前后中国社会大势发展的一种结果。
再追索下去，故事呈现的是这样的“兴起”之源。
1956年1月，一直力主要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长达六年被迫不断改造、“与旧社会决裂”的煎熬中，终于借着国家要建设一个工业强国的需要，意外地找到了重返主流社会的突破点。其“翻转”机会的顺时顺势，百年难觅第二例。周恩来作为一个非凡的人物的形象，实际在1956年1月就已确立。周恩来受到无数知识分子的拥戴。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口中或笔下，“周总理”三字的使用率，远在中共其他领袖之上。这个细节同样能见出某一时刻的历史真实：此时期中共是集体领导的意识，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存在于亿万人的感觉中。这有两重含义。从个人声望上说，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为周恩来赢得了空前的美誉。这是一种“势”。周恩来长达二十年知书识礼、虚怀若谷的人品，与这个罕见的国家重贤才的祥和时代，显得是这样的融洽，“天与人合一”的征候是如此的强烈。这些，都给了1956年极暖之色。其次，有这样一个具备宽厚与睿智品德的国家领导人，使由他主导的一场国家精英重新回到应有社会位置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敬贤、礼义、传统、智慧”的色彩。这又与这一群体整体的儒雅气质天然默契。这是1949年后30年间最平和，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场革命。于是1956年的中国，整个社会的导向，流溢着的是“圣朝盛世，万众一心”的气息。在某种角度上说，仍拥有一定话语权（此仅指文化表达）的知识分子，将“感恩”渲染到顶点。故而横贯1956年的中国社会，是这么一条热气沸腾的巨流：“能够赶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是一生的幸福”（时人语）；激溅于其间的则是“空前高涨”、“突飞猛进”、“振奋人心”（流行语）等等层层浪花。以一句宋词作形容，就是平地“卷起千堆雪”。
从“一个人的中国”的角度言，以下的细节很重要：
1956与1957若存在着一个从未被人察觉的区别的话，那就是，如果说1956年是周恩来之年，那么，1957年二三月间，毛泽东举重若轻，力排众议——（毛自谓他的一些主张不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就是党内也多不同意见），以几场轻松、幽默兼隐含震慑力的报告，将天下的舆论焦点重新校正于自己的名下。1957年，当然是毛泽东之年！
二
下面所要叙述的事情，无疑具有这段历史的典型特征，它浓缩了“历史映象中的1957年”被屏蔽了的一些场面。
1956年4月2日，政协广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值知识分子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等话题热烈四溢，政协主席陶铸作的“广东省7年农业建设规划（草案）”的报告首先引起热议。下午，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在大会上作了《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报告，激起了第二轮的热潮。王匡报告是在周恩来1月报告的思想框架下，对“团结知识分子”作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大胆与结合广东情况的具体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可称得上空前。现摘其要点如下：
必须保证高级知识分子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严格控制开会次数和时间，反对开长会做长报告的坏习惯；不得随意动员各大、中、小学校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以致影响教学计划的执行。
减少购置进口图书资料的手续，供给购置外国书刊的外汇。所有教师的薪金报酬，只能够增加不能减少；所有文化教育卫生经费，各级领导机关不得挪作他用；过去有过积压教育工会会费的现象，今后必须切实纠正，工会会费应当及时地用于教师的福利事业上；教授专家由于人口多、家庭负担重而感到生活困难的，应当按具体情况予以补助。
对经过历次运动发现有问题而未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要迅速地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使他们能够轻松愉快地工作。
对于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而不要规定不适合于他们的情况和特点的学习方法。
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是能够肩负起他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的！
王匡的报告，引发了全场知识分子委员的强烈共鸣，以至在分组讨论中，它超越其他领导人的报告一跃成为两大焦点之一。在委员们的发言中随处可见“完全切合实际，合情合理”、“完全满足了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愿望，大家无不感动于中”一类的感慨。只有回到1950年代的社会环境，才会理解“反对开长会作长报告的坏习惯”、“减少购置进口图书资料的手续”、“所有文化教育卫生经费，各级领导机关不得挪作他用”等等措施包含着的骇人涵义。一是“开长会做长报告”是其时盛行的政治学习的做法，有资格做报告者清一色都是上级首长。二是自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进口外国图书越来越被严密控制，尤其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所有进口书籍皆有可能被疑为特务罪证。第三，“文教卫”经费被挪用，早已是常态。
今天可考知的是，王匡报告的底气要远远深厚于报告上的条文，完全来自已经产生了冲击的一系列改变。早在1956年2月，广东省委即作出对广州5所高校每校增送小汽车两辆，专供教授使用；一批学者立刻被安排参加全国、省市各级政协的决定（有一学校即时禀告省委，乘车证已发到有关教授手中）。省委主管部门还详细“确定一份名单，以便今后庆祝节日及国内外歌舞艺术团体表演时，发观礼或参观券”、“允许教授经过一定的行政手续，用私人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或学术团体建立关系，以便订购或交换图书以至科学研究的经验交流”等等措施（见1956年3月14日、31日《广州区高等学校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情况汇报》等材料）。这种“实惠”，极具立竿见影的口碑（以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为例，因得了享受赠送戏票的名义，以至日后还引出了一些不愉快的故事）。
王匡的报告颠覆了成说，比北京主导的“知识分子问题”走得更远。4月6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全文刊载了这个报告，并特意点明是政协会议的报告。一下子该报告传遍岭南知识界，它引起的震动甚至延伸到一年后。这里面又有一些微妙的关节：王匡其时的职位是省委宣传部长，在政协只兼任常委，也即此时他未进入省委领导班子，但大有魄力的陶铸却推举他代表省委作了这么一个报告。从这点上说，该报告的纲领性架构应该来自陶铸，但此时的王匡已是陶倚重的文化官，从该报告对知识分子情况极为熟悉看，一直主管文教战线的王氏直接执笔了该报告当无可怀疑。
这是陶、王两人一次很出色的合作。具有政治家气魄的陶铸在1956年紧紧抓住了“广东飞奔”的两翼。第一翼是由他策划的未来七年广东的农业建设规划，另一翼是“知识分子政策”，则由他的“文胆”王匡提出。两个报告抢尽了该年粤省政坛的风头。这是两份符
合实际的规划，反映了设计者的独立思考，它们已超越了北京划定的政策范围，打上了陶铸的烙印。具体到“知识分子政策”，已能够看出陶铸（包含王匡）未来的思路。五年后的1961年，在国家经历了连年的重大经济危机后，陶铸率先在中南地区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广东划出一个两千人的需要特殊照顾的大名单，其思路几乎可称为是1956年的翻版。
1956年4月7日，政协全会通过了拥护本次大会所作报告的四个决议。其中陶铸、王匡的两个报告最具前瞻性。也就是说，陶、王的报告，已获得指导未来广东发展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1956年4月，王匡的《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出版，第一次印刷数为15200册。据广东省委统计，是时广东高级知识分子共有4736人，该书的起印数足以保证高级知识分子人手一册。
1956年是一个少有的“热血澎湃“之年，众多的亮点此起彼伏，又各自抵消，最后留给最高权力层的只剩下“乱哄哄”的印象。王匡小册子的遭遇大抵如此。相比于随后更有噱头的“双百方针”的出现，它被淹没了。
三
1957年的中国历史，就表面过程而言，今人已经熟悉，故本文在此从略。不过若要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年的天下大势，莫若借用一句曾脍炙人口的革命诗句——“狂飙为我从天落”。这是一句能反映出1957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利益、足可各取所需的精绝之语，每一方都可以从中找到本集团命运之由。狂飙者，“良机、权力、革命、倾覆”之谓也。
1958年1月底，国务院举行第6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
1958年2月至3月，全国事业单位进入“反右”斗争中处理右派分子的最后阶段。本阶段包括对右派分子作结论、重新审核人群中还有否漏网之鱼等。所有参与斗争的人都撕下人性最后的一层恻隐薄纱，与落难者作了无情的决裂。4月，全国四五十万右派分子基本被定案。
几乎是与此同时，“科卫文教”战线另又铺开了“反浪费、反保守，向又红又专大跃进”运动，由此再次刮起了一场连绵不绝的风暴。这实际是一段吹泡泡般的狂热兼虚渺的岁月，大运动套着多个小运动，小运动又不断扯出一波接一波的大浪。从“红透专深，向党交心”、“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引火烧身”；到“加速自我改造，脱离危险道路”、“积极参加劳动锻炼，做一个忠心耿耿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等，在两个月内汹涌而来，其逼迫挤压，不容人喘息。五六月份，运动又注入新动力，“批判厚古薄今”、“拔白旗，插红旗”、“彻底破除资产阶级伪科学”等等，其反复涤荡一直延至1959年全年。
尽管口号越喊越高，理论越说越真，已近疯狂的激情越来越使人相信，只有投入熊熊烈火中才能脱胎换骨，但实际上这些五花八门的“精神涤荡”，只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最彻底的改造，不这样，连历史垃圾堆也不如！而所谓“改造”，其实就是要让这一群人彻底俯首称臣，从骨子里剔除掉最后一丝自傲。
1958年9月，广东省新华书店向属下单位发下一纸公文，就停止销售《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书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全省各县（市）新华书店：
接广东人民出版社社编（58）字第68号来函转省委宣传部通知：56年王匡同志所著《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书，目前已失去时效，不宜继续发售。为此，希各店于接通知后不要再将该书出售，存书损失由各店自负。
又社编（58）字第69号来函称：我社今年7月份出版的《反对美英侵略中东宣传画集》（第八幅），其中“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为了和平，禁止战争！”一画内容有不当之处。为此，希各店将该画抽出，今后不再发售，其余七幅可照常发售。抽出的一幅希于本月底以前退回省店，并向省店划收货款。
广东省新华书店（印章）
1958年9月17日
这是一份出版史上珍贵的资料。它不经意间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停售那些不合时宜书籍的处理方法。也幸亏新政权初始尚继承了每一公事必备来往公文以存档的传统，使今人还能通过相关史料得窥历史原貌。
这同样是一次“客观存在不以政治意志左右”的裁决。作为一个重大事件，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尽管影响极大，但到了1957年7月后，这件事突然如同在空气中被蒸发掉一样，无人再提起。甚至会议的最佳成果——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57年7月后亦等同自动消失。没有人说对，也没有人说错。从其时的中国政坛看，最好的结果是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何曾想这一纸小小的通知，很简单的一句“已失去时效”，实已从另一侧面对这一事件作了评价。这也意味着是一种终结。
也就是说，从1956年起曾喧嚣一时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要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的声音，到1958年的夏秋间已经彻底完结。
王匡的报告“已失去时效”，应该不单单指前文引录的照顾知识分子生活与工作的内容，很明显还应包括以下一些在1956年属题中之义、但在终结期却觉分外碍眼的思想。王氏在报告中尚有语云：“我省的知识分子政治觉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有些同志常常强调广东比邻港澳，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知识分子的思想较为落后这一个方面，却很少提到正因为直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的革命爱国思想进步得会较快较深的另一个方面的事实，……常常粗暴地去指责人家这样不行那样不是，轻易就给人戴上‘英美派’、‘资产阶级’的帽子”；“结果一方面造成我们对科学知识能力的缺乏，感到无人可用，另一方面却使知识分子感到苦闷不满，以为‘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受尊重，不受重用。”
仅仅一年多时间，知识分子从天上的“宝”，到跌落为任被践踏的“草”，此中的颠倒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王匡的报告中更有这样一段内容（摘录）：
要完成本省7年的农业建设规划，就需要更大量的、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我们需要大批的卫生技术人员，现在我们全省的医务技术人员虽然约有四万二千八百多人，其中相当于医师以上的约有三千五百多人，但是全省到现在还有八十多个县没有卫生防疫机构。我们在短短的时期内，就需要增加两万六千多名卫生技术人员。如果说，还要在十几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的文化科学水平的话，单按本省的需要，就要增加医师以上的医务人员36500人（以4000万人口、每1000人有一个医生计），比现有的医师人数要增加十倍多（这还不包括本省应该支援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数），比较起来，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在激情涌动的“1956年的春天”，陶铸、王匡仍清楚地知道，即使彻底执行现有的政策，要用十余年的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在太艰难了！
这是那个年头，并没有市场的声音。今天读来，真有点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