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菌性尿道炎传染途径:贾宝玉学《诗》的文化寓意（综合）

刘冬颖认为，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是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地讲，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汉代以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精神结构，经过约两千年的积淀，儒家思想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一种生活哲学。让每一个人都置身于它的教化之下。宝玉学《诗》这一情节在交待贾宝玉的生活环境方面是有深意的。古人读书启蒙，一般从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开始，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依《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由于朱熹编注的《四书》汇集了前人诸说，同时又有朱熹个人的见解，又由于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乃至于朱熹去世后，朝廷将《四书》审定为官书。到了元代延佑年间恢复科举考试时，遂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甚至明清两代衍化出来的“八股文”考试制度，也将应试的题目限制在朱注《四书》的范围之中。这样一来,《四书》遂成了官方厘定的经典，同时成为封建时期士子的必读书及思想准绳。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塑造的影响来看，这种比拟都不过分。

    刘冬颖认为，清人入关后,对《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是十分推崇的。贾宝玉出身于“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的贵族家庭，与《四书》、《五经》发生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在《红楼梦》中交待贾宝玉入学之事时，特意强调了贾宝玉所攻之书是当时的科考用书《四书》，所习之文是科考的八股文。在《红楼梦》第九回，塾师贾代儒要求贾宝玉做的作业是作对联，作对联是为学习八股文作出的必要铺垫。在贾府中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如《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一事时交待了这样的情节，贾母问黛玉念了什么书。黛玉说：“只刚念了《四书》。”贾宝玉见了黛玉以后，立即给黛玉取了个“颦颦”的小名，为此，探春笑话宝玉“杜撰”。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这是正话反说。这一内容贯穿始终，既与第一回中一僧一道的话语形成了呼应之势，强调了贾宝玉生活时代的文化背景，同时也为贾宝玉最终走向反叛封建礼教埋下了伏线。封建社会的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即金榜题名以后，要立即谈论婚嫁以续香火，使世代簪缨之族不断繁衍，才符合儒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而宝玉恰恰相反，在女孩堆里厮混，又不思进取，专门搜些闲书来看，只有“歪才”。宝玉对于这种别人看来顺理成章的生活深感厌恶，他渴望一种真心率性、不伪饰的真情生活。这正是宝玉与传统文化的背离之处，也是他和家庭、社会最根本的精神对立。我们认为，其寓意是不与统治者合作，不继续走投靠投降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宝玉背叛家族的基本寓意。

    在《红楼梦》第九回中，叙述宝玉早起将要入家塾念书时，有贾政与宝玉的仆人李贵等人的对话，十分耐人寻味。贾政因向他李贵问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吓得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从现存的清刻本来看，清代《五经》的课本中,《诗经》通常有三种装订方式：一是装订成四本，第一、二本是十五《国风》，第三、四本是《雅》、《颂》，如乾隆四十年据范紫登先生原本刻印的致和堂藏板《诗经体注图考》；二是依“六艺”的次序装订成六册，如道光乙酉仲夏刻印的光韙堂藏板《诗经精华》；三是印制成八本，如光绪戊子冬刊刻的老二酉堂珍藏的《增注诗经备旨精萃》。比较普及的是四册装。宝玉所学，正是这种四册装的《诗经》。宝玉“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意思是宝玉已经读完十五《国风》。第三本《诗经》的第一首诗是《小雅·鹿鸣》,其首句为“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李贵学舌闹出笑话的“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就是这两句诗的误读。既然宝玉只念了《鹿鸣》的首句，说明他只读过十五《国风》，尚未读二《雅》和三《颂》。我们认为，作者借李贵的话，把宝玉读《诗》的范围限定在十五《国风》内。也是暗示宝玉推崇《诗经》的情（秦）文化，这是宝玉的文化基因之一。

    在《诗集传序》中，朱熹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者也。”在朱熹看来，《国风》中除《周南》、《召南》外，多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淫诗”。朱熹的“淫诗”说，在《诗经》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以汉代为主流的《诗经》学认为，三百篇都是写圣贤后妃之志的。朱熹认为,《国风》大多是男女言情之作，这一论断受到清代乾嘉学派的的攻击，如在《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一《读邶、鄘至曹、桧十一国风》一文中，方苞指出:“稽之《春秋》，中原建国兵祸结连莫剧于陈，郑、卫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诗’惟三国为多。为此知天恶淫人，不惟其君以此败国亡身陨嗣，其民夫妇男女死亡危急，焦然无宁岁也”。宝玉读《诗经》仅限于《国风》，正是朱熹所谓的“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的“淫诗”。贾政是书中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在贾政的心目中，《诗经·国风》中的情诗是与《四书》对立的，故曰读《诗经》只是“哄人而已”。贾政所谓“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完全是对当时上层统治者的学舌。又因其是科举考试用书，“讲明背熟”《四书》，科举就有希望考中。在贾政眼里，宝玉总是混在脂粉堆里不长劲，如果再读言情的《国风》，自然无益于修身养性。由此可见，贾政完全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决定宝玉的所读之书。我们认为，宝玉的意淫就是来自诗经的爱情，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但是，随着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缺乏严谨系统的缺陷。但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却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的空疏学风。清代社会的繁荣和清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为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固统治，极力提倡孔孟程朱的儒学思想，实行了崇儒重文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关心学术文化的发展，组织学者编纂整理古今图书，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又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焚禁大批有碍于专制政权的古今典籍。清政府的双重文化政策，促进了脱离现实的经学兴盛。《阅微草堂笔记》批判的道学先生，就是程朱理学的典型代表。作者安排宝玉学诗，是暗示宝玉的文化基因是自十五《国风》。贾宝玉偏偏喜读十五《国风》。联系贾宝玉只知在大观园中与女孩子厮混，又不思进取，专门搜些闲书来看，读《诗经》只知崇拜十五《国风》，这种“歪才”与宋明理学的道德伦理思想是相背离的。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诗经·国风》的影响下形成的。在看了《西厢记》以后，宝玉和黛玉以曲折的方式彼此披沥情怀，后来还直接倾诉肺腑，一心追求真挚的心灵相通，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宝玉曾说，除了四书五经，都是假的；其真正的含义是四书五经也遭到了宋明理学的歪曲与篡改。只有宝玉对黛玉的爱情（秦）是始终不渝的，对于代表秦汉文化的姑娘的泛爱是真诚体贴的。

    宝玉之“淫”是对青春女性的精神之恋，在第二回中贾雨村说他是“情痴情种”；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说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脂评补说：“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何谓“意淫”？通观全书对宝玉的描绘,可知“意淫”不是皮肤接触的“滥淫”；“意淫”是一种近似“痴情”的感情；“意淫”有“惟意会不可口传”的神秘意蕴；“意淫”是弃于世道的，可为闺阁良友。从这一意义上讲，宝玉的性格本质是“淫”，与宋明理学读解《诗经》时提出的“诗教”是完全不同的。情痴至淫是对女性的欣赏、爱护、体贴、尊重，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深度、广度和浓度，也就是《红楼梦》中反复描写和表现的贾宝玉对美丽纯洁少女的“痴情”。“意淫”是贾宝玉性格的重要特征，是一种审美痴迷之境，是对女性美的顶礼膜拜。宝玉的“意淫”无疑是《红楼梦》的思想精华，“意味着在解构儒家人格的同时，为个体人格树起新的人生路标”。“意淫”是打开贾宝玉感情世界的一把总钥匙。宝玉之“淫”是来自于《诗经》；来自儒家的“仁爱”思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贾宝玉“爱博而心劳”，他完全倾向着被压迫的纯洁少女，也就是同情被清朝篡改的秦汉文化。作者对宝玉学《诗》这一细节的安排，展示了其超越时代的文化寓意和伟大理想。宝玉一直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这是对情（秦）的专一，是对诗情的专一，对诗意灵魂的专一。根据小说的寓意，“意淫”是对情（秦）的体贴与爱护，也就是对秦汉文化之花的爱护，就是要恢复秦汉文化的百家争鸣，这是宝玉的护花使命，更是作者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