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把剪刀:沈建中：揭秘为何上海能成为党的诞生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沈建中：揭秘为何上海能成为党的诞生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调研员 沈建中

历史为何选择上海？——中国共产党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上海诞生，有着诸多因素，工人阶级的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力量的汇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些都是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重要因素。首先，当时的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基地。外国列强从入侵中国时起，就培植起了他们的对立面——中国工人阶级，而上海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列强最早是在中国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出现在外资企业中。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在上海办起了军工厂。1894年，当年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为11万人左右。其力量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尚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辛亥革命前后，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达到了90万人左右。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减少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19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总数已达288.5万人，加上其他非产业工人，已经超过2000万，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上海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1920年，上海产业工人约有30万人，占总人口的20％。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据地。其次，马克思主义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早在1898年夏，上海就出版了一本《泰西民法志》，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上海广学会出版。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该书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开端。1899年的《万国公报》，刊登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以后，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断问世，不少文章对社会主义抱着热情推崇的态度。这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向西方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将其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及医治社会弊病的武器来介绍，这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当中国工业还没有得到一定发展、工人数量还相当有限和工人运动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把它视为一种新的学说而已。而且，当时的介绍，并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零碎的、肤浅的和片面的。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革命的指南，是伴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开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开始认真地看待俄国、看待马克思主义，看待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工农兵苏维埃国家。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工人运动的理论，不能停留在书斋里高谈阔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有了必要的基础，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终于在上海实现了。上海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1903年和1904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都是从上海开展起来而影响全国的。辛亥革命中，上海是国内重要的指挥据点。在五四运动的开始阶段，上海的群众运动仅次于北京，到六·三以后，上海的运动为全国所关注，上海聚集了各地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同时，上海与国外的交往比较多，来自国外的信息量也大，一批批留学生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宣传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有一批阵地，这就培育了一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队伍。当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之后，上海是建立中国共产党最合适的地方。组建党的准备过程——五四运动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愈来愈显著。产生了一批要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就是其杰出代表。他们将许多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起建党。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乘骡车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他们两人在北京时，以及这次在途中，酝酿了建党问题。这就是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表明陈独秀认为学生力量实在太薄弱，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北京缺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1919年“六三”后，上海工人阶级发挥过巨大的战斗力，表现了新的觉醒。于是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工人运动的启蒙运动，并以工人运动的基地--上海，作为建党中心。1920年5月，陈独秀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酝酿建党问题，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后改称铭德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确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的组织等内容。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书记）。尽管人数只有5人，但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产生。从其性质来说，1920年6月在上海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陈独秀在8月中，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对于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的意见是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于是不再称“社会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诞生经过。共产国际的作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举世震惊，苏俄和共产国际急需了解中国的情况。经共产国际批准，1920年4月，由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到中国，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状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革命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当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受到李大钊热情接待，并介绍与陈独秀取得联系。4月下旬，维经斯基等到上海后，通过陈独秀，召开一系列座谈会，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状况，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各项政策，带来了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等刊物，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刊，使大家倍感兴趣，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维经斯基邀请的“社会主义者”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人是标榜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等等。而陈独秀只是众多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员。维经斯基将陈独秀建立的党组织和无政府主义的社团都一视同仁，当作为各地的“革命小组”，他准备把各革命小组联合为一个集中的组织。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性，表明不可能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维经斯基的原先的主张，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合作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主张已告失败，维经斯基等不得不依靠陈独秀所建立的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和中国的革命者取得了联系。维经斯基架起了俄国革命、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桥梁。俄共代表在沪办起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为传播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信息，为培养革命干部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还鼓动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1920年夏季之后，在上海党组织的推动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进入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阶段。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立之后，有步骤地开展一系列工作。首先是以成立时通过的党纲性质的条文，在上海发展党员，使其在各地发挥作用。在陈独秀领导下，各地迅速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他首先委托张国焘把建党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李汉俊委托董必武等人在武汉筹建党组织；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建党。陈独秀写信给毛泽东、王乐平，托他们分别在长沙和济南组建党组织。在旅日学生中建党的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5人之一；在旅法学生中建党的陈公培和赵世炎，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5人之一、另一个则是陈独秀介绍入党的。陈独秀还亲临广州，创建广州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供各地党组织内部学习，统一思想。宣言中明确地提出，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宣言》说：“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在中国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愿望。创办《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周刊，开辟了宣传阵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中共上海发起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制定党的宣言纲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建立党和团的组织，以及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等方面，都作了重大贡献。对各地共产组织的建立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中共一大的召开——1920年夏到1921年上半年，各地共产党的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奉共产国际之命，荷兰人马林出使中国，1921年6月3日，他抵达上海。当时在上海的还有接替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和李达、李汉俊商谈以后，认为正式成立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他们和在粤在京的陈独秀、李大钊商讨以后，由李达、李汉俊发函给各地小组，请每地派两代表到上海开会。大会原定6月下旬召开，但直到7月下旬，代表才全部到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举行。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明（亦名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小组的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党员53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因故无法出席。陈独秀接到李达的信后，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携至上海。其内容为：发展和教育党员问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组织纪律问题，争取群众和夺取政权问题。除上海代表和陈公博，一大代表都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借宿于博文女校（原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大会正式会址是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沿街的石库门里弄房屋。一大的第一、二天是在博文女校举行的，代表们拟定了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交流了建立党、团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初步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后几天是在望志路106号举行的。会议的主持人是张国焘。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马林作了报告，讲述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过去在荷属东印度的活动和经验。他向代表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柯尔斯基向大家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和俄国革命的情况。根据他的建议，代表们决定秘密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大会的进程。大会曾休会两天，推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在以后几天晚上的会议上，曾讨论和研究了党的纲领问题。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时，一个陌生人从后门进入会场，后扬长而去马林要求立即停止会议。他们走了仅一刻多钟，法租界巡捕房派了9个人前来搜查。当时，李汉俊和陈公博未离开，尚在楼上闲谈。巡捕和侦探对房内进行严密的搜查，足足骚扰了两小时。最后怏怏然离去。李达的爱人、青年团员王会悟建议到其家乡——旅游胜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代表们在南湖的游船中开会一天后返沪。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任务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人员，大会胜利闭幕。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简称《纲领》），共15条，前3条系党纲性质，后12条是组织章程。《纲领》明确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党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体现了共产党人终身为之奋斗的崇高的理想。《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制定战略策略的理论依据。纲领的缺点是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纲领》中的组织问题部分提出，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这种委员会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它还提出：“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等，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才出现了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