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纪录片女导演刘晓津曾用7年时间，跟踪拍摄中国“源文化”发掘保护传承的首创者田丰；她深切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之痛，却勇敢地接过了传承之棒……
日期：2011-08-28 作者：施雪钧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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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施雪钧
    
    刘晓津开着她那辆越野车，带着摄像机，又一次钻进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红河县的深山里。6年来，从昆明到大山深处的村寨，一个来回七八百公里，她已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次。只不过，如今走村串寨，不是为拍纪录片，而是想为7位云南省最优秀的彝族老艺人寻一条路，让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歌舞得以传承。
    
    没人让她这么做，是文化自觉意识的驱使。她从自己耗时7年跟踪拍摄的纪录片《田丰与传习馆》中的人物——中国“源文化”发掘保护传承的首创者、中央乐团作曲家田丰身上，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之痛；结果，她也鬼使神差地传承了这种“传承之痛”。
    
    有人说她不务正业，也有人说她揣着的是一个“民间文化的乌托邦之梦”。是啊，舍弃了云南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工作，投身没有保障的传承事业，单打独斗，让旁人难以理解。
    
    在昆明她的“源生坊”小院里，刘晓津对记者说：“199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当时田丰开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不料想，我的人生与命运从此发生了大逆转，与民族民间艺术结下了‘生死结’。”
    
上千盘素材带里的“传习馆”
    
    几年前，在昆明的一次采访中，记者偶然听说了田丰，在许多人的叙述中，感到有一种价值在闪光。田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促使他晚年走出皇城根下，为保护传承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在西南边陲坚守了7年的孤独与贫穷？为什么在他离世10年后，云南文化艺术界还在十分感慨地谈论他，北京那些声名显赫的音乐家们还在为他声声叹惋？为何一个如此有名望的作曲家死后，存折上竟然全无分文？
    
    还是在昆明，刘晓津拍摄的长达5小时的纪录片《田丰与传习馆》，为记者解开了许多谜团——
    
    17年前的一个夏天，当刘晓津坐着马车来到地处安宁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她的镜头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备受有识之士赞赏的“中国第一馆”。7年中，她与同伴扛着摄像机，不辞辛劳跟随田丰，记录下他爬上海拔几千米的高黎贡山，招募身怀绝活的少数民族艺人的场景；记录下他发掘的绿春24套式栽秧鼓、楚雄小凉山地区巫鼓、“滇南四大腔”之一海菜腔以及花腰彝歌舞、哈尼族名字歌等许多民间瑰宝；记录下他的传习馆里活跃着的100多位民间艺人的身影；记录下他为养活传习馆，向社会寻求赞助的窘困……乃至传习馆倒闭那一瞬，“伟大文化梦想”的破灭。
    
    时至今日，面对数年拍摄的上千盘素材带，刘晓津的心仍在滴血。“我拍了田丰生前最后一个镜头，他悲伤而绝望地死去，一切都戛然而止。田丰的人生谢幕了，镜头也永远定格在了记忆之中。真的，那段时间，我莫名悲伤，悲伤得不想再拍纪录片。”
    
    她的神情很沉重，“我的耳边，常常会响起纪录片中田丰的一段话：要挽救一种在垂死中挣扎的文化，使它富有新的活力并年轻起来，必须从最荒蛮、最有血有肉、最富情感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
    
    也许正是这段话，促使她后来接过传承之棒。
    
漂泊的艺人又聚在“家”里了
    
    长年在传习馆采访拍摄，刘晓津与馆内的每位民间艺人和学员都已混得很熟。她深知，这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是田丰为云南留下的宝贵“财富”。
    
    然而，随着田丰离世，传习馆垮了，艺人们没了赖以生存和寄托感情的家园，许多人四处流浪卖艺，漂泊无定。此时，痛苦的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刘晓津。
    
    那几年，刘晓津在机房剪辑田丰传习馆的片子时，常常接到来电。彝族三道红老艺人后宝云向她诉说：“我们太痛苦了，田丰老师让我们懂得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可现在村里，唱传统歌曲还要悄悄的，怕被别人笑，想跳传统舞连个地方也没有。”哈尼族小伙阿牛告诉刘晓津：“我现在在湖南一个旅游度假区跳舞，每月挣1200元，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跳的全是商业味很浓的歌舞，客人喜欢什么，老板就叫我们搞什么。如果传习馆还在，哪怕一个月只拿200元钱，我也要回来。”曾到贵州打工的花腰彝姑娘普艳芳讲：“我在贵州也是跳舞，不过不是跳我们民族的绝活，老板每天要我们跳印度舞。”一个个电话诉衷肠，都在表达一个意愿：希望刘晓津能重新将他们聚在一起。
    
    刘晓津陷入了沉思……她告诉记者：“田丰悲惨离世，民间艺人彷徨无助。当我的职业和他们的求助发生冲突时，我痛苦地选择彻底转为社会工作者。”“云南源生民族乐坊”，一个松散的非营利性民间艺人组织，于2005年成立。
    
    不久，刘晓津应邀带着“源生坊”的11位艺人，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美国东部地区巡演了30天；之后，又应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邀请，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演出。淳朴美妙的中国少数民族原生态表演，在美国主流观众中引起轰动。回到北京后，这些土得掉渣的老艺人，应邀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院表演。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歌舞，让大学师生们直观地感知了中华大地上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彩。
    
    这些年，他们还到过上海、昆明和四川一些地方，由田丰呕心沥血发掘培养的这些民间艺人，终于又团聚在自己的“家”中。
    
最怕再遇上“无米之炊”窘境
    
    刘晓津的“源生坊”，汇集了田丰传习馆里5个少数民族的几十位优秀艺人，其中有7人获得过省政府颁授的“云南省民间艺人”称号。松散的组织有了，但如何实现田丰的遗愿，把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下去？刘晓津遇到了难题，比如，经费。
    
    2007年，一次偶然见面，她说服了画家丈夫的一个香港朋友张先生。张先生答应，每年无条件资助“源生坊”十几万元。由此，刘晓津的传承事业开始有了一点起色。
    
    她从田丰的实践中悟出，民族民间艺术的根在乡村。只有依靠民间艺人，在乡村开展传承教学，才能保持它持续的生命力。她用第一笔资助款，以补贴方式，在红河州的石屏县八窝村、慕善村、桃源村、曲左村和红河县的垤施村，启动了“传承计划”。3年来，“源生坊”的7位从50多岁到80岁的老艺人，在村里举办各种形式的村寨歌舞传承班、传习班，免费向5个不同民族和支系的1000人次年轻人，传授行将失传的歌舞绝活。
    
    刘晓津艰难前行着，她深知，自己随时可能面临田丰遭遇过的“无米之炊”的窘境。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她常常为之怅惘。
    
    （本报云南8月27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