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诺的扮演者:王小平 : 多米诺骨牌（下）

多米诺骨牌（下） / 王小平

题记：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用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侍者持禄，游者爱狡，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而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七患》

接下来看看第二条，即依附体制内的改良幻梦。为了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姿态，当局苦心经营出一套虚有其表的现代政治的美妙外套。所谓人大政协，政府，高院三权分立，可是其实质又如何呢？在现有的党国体制下，顺民们循规蹈矩，上访下跪维权导致的“越申越冤”，甚至家破人亡，我想用不着我来举例了。而依靠所谓“法治”，推动宪政民主的乐观企盼，其结果又是怎样一副景象？

这里朋友们不妨想想两起“李案”，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司法体制的两个致命缺陷：一个是重庆的李庄律师案，与此类似的还有广西北海“李庄案”，山东记者“李庄案”（由于揭露报道，因言获罪，山东记者齐崇怀在服刑4年即将出狱之时，被滕州法院以“漏罪”加判9年。他的妻子绝望到自杀，他的律师和亲人都认为，再次起诉违反法律常识和国际上禁止双重处罚的原则）。这是司法对律师，记者和维权人士的打击报复问题。一个是云南的李昌奎案。与此类似的还有陕西药家鑫死刑案，沈阳夏俊峰死刑案，这主要牵涉到司法本身不公，贪赃枉法问题。而我们综合起来看，加之王荔蕻等异议者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其司法政治化，权力私有化的本质。

对“双李”案各自的幕后背景，主要意图，及其广泛的代表性，网络上早已揭露得很清楚。可惜总还有朋友喜欢视而不见，总是高举道德宽容的大旗，一厢情愿，自我感动中。在中国，从来没有所谓"法律的权威"，有的只是执政党的权威，领导的权威而已。司法不过是党的专政和牟利工具，向来如此。连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阳光法案”都做不到（别忘了这些呼吁已经统统被履带终结），而且不断倒退到文革模式，又怎么可能产生真正独立，透明，公开，公正，公平的司法体系？

此外，记得以前文章里提过：参选人大代表或公职，其意义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不成功，以便让更多人及早看清此路不通。体制内改良派们，可以休矣！湖北姚立法先生的失踪，江西刘萍女士的处境，河南曹天宣布公开竞选郑州市长后的奇异遭遇且不提，下面又是一例:

广州区人大代表换届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前夕，多名独立参选人及推荐他们的选民受到压力，甚至被非法剔出初步候选名单。在番禺区洛浦街道独立参选的资深媒体公益人士，梁树新周三在微博客上透露：从昨晚到今天，我的几乎所有联名推荐人都被番禺区洛浦街道选举办或本单位领导约谈...番禺纪委都出动了。据说还有政法委，联合人大和安全部门...你们是要把广州都翻过来吗？被找的推荐人之一@闻宇律师在微博客写道：为了不让事务所难做，我在律管处和我谈话以后，撤销了对@梁树新的支持，我也同时被要求低调。

而２４日梁也被洛浦街道选举办约谈，他拒绝并谴责联名推荐人遭骚扰施压是破坏选举，选举办则指他没有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就开始宣传拉票，是违反程序的。尽管选举法并没有相关禁止条款。一名关注此波独立参选的大陆媒体人黄先生认为：“我没有想到在广州这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地方，会动用省级的维稳力量来协调，来压制他们。没有必要吧！也许官方觉得是防微杜渐，但我觉得是让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断了对体制的念头，断了像台湾一样在基层推动选举慢慢推动体制转变的念头。”

２４日深夜，在法定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期限截止之前，丽江选区才贴出了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不出所料：梁树新落榜了，两名榜上有名者包括丽江居委会主任。而梁树新此前递交了２３个选民联署的推荐信，经过官方一天的努力，只有四人迫于压力撤销对梁树新的推荐，意味着他仍有19个有效联名推荐人，超过选举法规定的最少十人推荐。

与此同时，获得1000选民联名推荐，参选广州市白云区人大代表的21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学生叶瑞立，从２３日下午到２４日凌晨1点多，被学校多名领导集体谈话，要求其退出竞选。理由是该校要选出一名无党派（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女性代表。叶瑞立是一位男性的共产党员，但他拒绝退出。曾签名推举他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一些同学同时受到各方面压力。

真正让人忧虑的是，那些乞求，依附于体制内的改良派，却正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言论界的主旋律（当然是主子的旋律）。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官媒上看到无数同出一辙的口吻和观点。比如——“显然，要想发展经济，脱掉贫穷的帽子，还是得把心思放在民生问题上，依靠老百姓，群策群力，寻找适合地区发展的道路。”

又比如——“要真正实现“阳光采购”（或其它所有社论时评中涉及到的公共论题——小平注），除了提高财政的透明度，以及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并加大问责力度，关键的是要让体制外的力量参与进来，让社会公众在权力监督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否则，关起门来搞监督，政府采购就可能沆瀣一气，成为官员共享特权的狂欢盛宴。”

我一直很好奇：既然关键是“要让体制外的力量参与进来，让社会公众在权力监督上拥有更多话语权”，那么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又是什么呢？关键的关键，才是重点。其实我们都知道快渴死的人要给他喝水，可是你仅仅指出这一点，却从不进一步的告诉人们要到哪里去找水，怎样才能找到水，这种政治正确的空话有什么用呢？能让渴死的人得救吗？

很多国内社论时评，往往到了这个关键点就适时而止，语焉不详，无疾而终，多少年来却总是换汤不换药，还是老一套。照其惯常的祈使句式，根据其引而不发的逻辑，总还是要归结为政府的自我改良，主动修正上去的。可是这种论调，早已破产，改良派们设计的路线图清晰无比，描绘的改良前景美好无比，而现实只有更加的惨淡，政府只有更加的不堪。看得多了，心也冷了，实在让人白头搔更短啊!

所以拿那些民主国家的现代政治常识，拿那些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或是案例来套中国的现实，总是格格不入。就如当年的胡适一样，不过是在用一种理想的民主模式，生搬硬套的套用在一个前现代的黑暗专制国家头上。所谓橘生淮北即为枳，不改变种子基因，无论你怎么施肥浇水，百般呵护，也只能从地里长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专制怪胎来。类似的并不美好的错误一再发生，实在是表错情，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至于用专制导致的可怕后果，来对当前的当权者们进行警告，更是对牛弹琴。因为民主与专制，宪政与党天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经模式。事实俱在，谁也无法否认：为了最大的暴利，他们不惜制造最高的风险!像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或是北师大的崔卫平教授那样，呼吁在现有体制下的司法独立，依法治国，不过是一剂似曾相识的麻醉药。可笑又可悲的是，他们却偏偏把死于专制之下的林昭拿来，自我标榜，甚至以她的名字设立一个所谓的“林昭奖”，真是让人无语。悲悯也好，宽容也罢，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还矫情十足地喊出“我们没有敌人！”,号称要“与虎谋皮”……这些精致而苍白的思想垃圾，还是留给那些自欺欺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体制内正人君子，大人先生们，让他/她们自己去意淫，去幻想吧！

与改良派的破产对应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朋友清醒过来。他们对体制内不再抱有过多幻想，开始就事论事的批评这个不正常的世界。正如我们在动车事故后看到的那样，甚至连体制内的记者和学者们，也开始不约而同的对七二九通知杯葛起来。无数或明或隐的小箭，纷纷射向王勇平，直到委屈的他被上级部门外放到欧洲去做官，就如古代的皇帝保护自己的侫臣一般。不过铁道部发言人也好，外交部发言人也罢，都是喉舌而已，就和我国党媒一样。只嘲笑发言人没水平，某个官员没良心，或是进一步，只骂铁道部，外交部，CCTV们，或是某个地方政府，其实只是头痛医头发（你没有看错，是头发）而已，并无法触动其根本利益，也无法揭露其根本问题。在动车事故后，只把火力集中于王勇平，或是悄悄的，绕着弯儿骂几句7月29号的宣传部门禁令，虽然是策略性的，不得已而限制自己的批判对象，但长远来看，效果终究是有限的，故决不应止于此。

如果我们总是把视野局限在具体事件，部门，个人身上，而不去反思和质疑更根本，更核心的问题所在，那么我恐怕一切都将重演——只不过一次又一次的，以更大的规模，更多的人命为代价重演而已。比如动车事故，虽然当时人人自危，群情激愤，但已如一个浪头，很快过去。才一个月，在事故现场附近开小店的老板就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如今再没有一个人到现场来悼念或是有媒体来采访了。

常有“恨铁不成钢”的朋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朋友感叹，中国人如何如何麻木不仁，如何如何可耻沉默，如何如何是天生做奴隶与奴才的命。可是我们想深一层，难道不正是这个制度迫使人们继续的麻木不仁，可耻沉默下去吗？不正是这个专制者在国人从出生之前（血腥而肮脏的计划生育），就开始批量制造顺民吗？思想上的洗脑，经济上的掠夺，身份上的歧视，政治上的剥夺，不正是一切的原因和结果？

前面，我曾谈到了新中国的三段论，并揭示了现阶段当局维持统治的三样法宝：暴力镇压，经济成就和改良幻想，但这些显然还不够，因为国门已经打开，半封闭的中国，还要接受外部的挑战。为了更好的稳固统治，当局就必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外交方面，他们又是怎么做的。

参照其在国内的那三样法宝，我们也可以引申出中国外交政策上的三样法宝：

一. 军事扩张，武力威胁，党政军三位一体，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军备战，威吓，遏制国内外的民主浪潮，维护党的根本利益；

二. 利益陷阱，用国内市场，政府采购和高额利润拉拢急功近利的外国政府，收买见利忘义的跨国公司，与执迷不悟的西方左派文人互相吹捧；

三. 文化统战，孔子学院大肆渗透，同时通过不计成本的“大外宣”计划，控制海外媒体及院外游说集团，树立一副当局愿意改革，不断进步的虚假姿态，迷惑外人，实际上对内依然毫不放松，专制机器变本加厉。

在这种精心策划，严密布局之下，自建国大业以来，大陆的金元外交，大陆的意识形态及革命输出，实际上比台湾的单纯银弹外交更无耻，后果更严重。

在斯大林死后，毛当年曾想做共产阵营的老大而不得。除了用金钱买来的阿尔巴尼亚，东欧国家大多数不买他的帐。他搞的九评，既无法在理论上驳倒对方，反而走向极左；打的珍宝岛之战，又在军事上得不偿失，在共产阵营里日益孤立，反而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战争危机。结果，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做一个第三世界的老大。于是毛鼓吹第三世界理论，把自己打扮成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大救星，大搞革命外交。

在毛去世后，接班人利用联合国的不健全制度，靠数人头的方式回到联合国之后，更是不可一世。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它攻击曾援助的越南，阻止越南解放被红色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就能明白其唯利是图，不讲任何规则与底线。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本是自欺欺人，唯我独尊的工具而已。无论是毛当年不计后果的援助第三世界，或是今日在非洲开展的新殖民主义；无论是毛当年的疯狂输出革命，鼓吹暴力夺权和毛式独裁，或是今日的韬光养晦，不再宣言共产主义而闷声大发财；其共同的恶果，就是中国人民继续受罪，为别国的独裁政权饿死千千万万，这个政权也在谎言被戳破之后，日益被全世界民主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们视为危险的敌人。

此情若是长久时，又怎能朝朝暮暮？现在这个由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专制国家所组成的第三世界，其外围的小专制国家纷纷倒台，独裁者们人人自危，于是自命为第三世界老大的当局，终于开始惊慌失措起来。只要去找大陆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来的投票记录，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千方百计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反对票，为一切专制政权和非正义战争辩护(如反对联合国对叙利亚开展人权调查，反人类屠杀调查)。通过竭尽全力的保护自己外围的小兄弟们，以免从北非到西亚，到东南亚，直到波及自己国内，产生民主革命的共鸣。可是这种趋势是阻挡，隔绝，压制得了的吗？我很怀疑!

前以色列副总理萨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斗士萨哈罗夫的同伴。后来他通过犹太人移民离开苏联。小布什总统读过他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专著《民主的例证》后，曾邀请他到白宫畅谈。萨兰斯基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能在街头广场自由发表政治看法而无危险，才是民主国家——这正是著名的广场试验。

2006年，正当伊战在美国国内激起类似越战的反战浪潮时，他在刊于《评论》（Commentary）杂志的文章中说，如果“布什主义”是传播民主，那么过去三十年来其实他一直在支持这种理论，而且这也是萨哈罗夫一生的理念。姑息与绥靖，让那些有道德洁癖的正人君子沦为同谋。而里根总统推行的那种民主战略，促使苏联帝国垮台，解放了亿万人民，并保护了现代文明（当然我们也要区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分野，前者是共同的，体现为市场经济，民主自由等制度文明和普世价值；后者是各异的，代表各古老或新兴民族与文化的参差多态）。被西方左派文人冠以恶名的“布什主义”，虽然一度因伊战受到攻击，但即使激烈反战的法国左派《解放报》，也在伊拉克首次民选时有高达60％以上的人出来投票后自问﹕“布什是不是对了？”面对成千上万投票后，兴奋地举起的紫色手指（投票时需按手印），那些反对伊战、并强调在中东推广民主却从始至终无所作为的西方左派媒体，多数都保持沉默。

萨兰斯基感叹说，正像当年德意日三国人民，后来的苏联、东欧人民，以及拉美和其它地方的人民一样，伊拉克的成功选举再次证明，哪里的人民，心里都有对自由的渴望，都有实行民主的可能。

作为经历过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人，萨兰斯基认为，伊拉克目前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周边所有不民主的国家，都不希望伊拉克民主转型成功。因为新生的伊拉克，会向该地区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其它国家的人民会问，如果伊拉克可以民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是中东地区的毛拉统治者最恐惧的。但萨兰斯基认为，当年东条英机们被击败后，新兴的民主日本，同样遭到周边专制政权的敌视，以及各类破坏力量的包围，想用各种手段摧毁日本的民主，和今天伊拉克的情况大同小异。他说阿富汗、伊拉克，以及黎巴嫩等所有原来生活在恐惧中的穆斯林人民，会感激布什总统给他们带来自由。

“自由之家”研究主任普丁顿（Arch Puddington）说，该机构从1972年开始评全球国家自由度，那年才有44国是“自由的”，现在则扩大到94国，增了一倍多。前美国中情局长、现担任一家智库副总裁的伍尔西（James Woolsey）则更是强调这一点。他说，二战结束，联合国初建时，全球才有20个民主国家，今天，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126个有多党选举，全球60％以上的国家和人民通过投票选择领导人。

伍尔西特别引用统计数据说，自1945年以来，全球发生过29场国际战争，但没有一场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他特别指出，曾有人认为，德国人、日本人，天主教徒或亚洲人，永远不会真正实行民主，但今天这种论断显然完全站不住脚。但今天仍有西方左派强调穆斯林人不懂（不配）民主，伍尔西反驳说，在印尼、印度、孟加拉国、土耳其等四国的穆斯林，就占全球一半以上，他们不是都生活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之下吗？那千千万万伊拉克人高举的紫色手指，就是对这些西方左派的歧视论说“不”。他认为，布什是第一个向中东推广民主和法治的美国总统（当然是在遭受到九一一恐怖主义攻击之后——小平注），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

二十二年前，我们曾在共产阵营里发出过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可是随之而来的是窒息后的沉寂。点火的人照亮了旁边的人，自己却隐身于黑暗。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孤独的呐喊化为广泛的怒吼；星星之火，已经燎原，而中国却已被甩在了后面。关键是我们自己不再甘于沉默，不再左顾右盼，不再患得患失。既然谎言早已失效，更多的人开始觉醒，试问：在十几亿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民众面前，几千个权势家庭，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像卡扎菲当初的那些气势汹汹的国民卫队和处女警卫一样，他们的打手，喉舌，难道能永远无条件的效忠他们？

希望在哪里？在我们的底层百姓不但自己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而且连我们的后代也眼看被无情剥夺改变命运的希望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也是许许多多朋友不断自问的。记得在曾经美好的八十年代，这片土地的上空曾回荡着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叫做《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本来是为改革开放而歌唱的，那些年里，人们怀着改变命运的期望，充满热情的传唱。现在，依靠当局进行的伪改革早已破产，但这首歌指向的方向，却值得我们思考：是的，希望依然存在。她就在农村的田野，在城市的街头，在孤独的身影背后，在每个人的心里，在对民主自由的言行一致的追求中，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请所有不甘心就此沉沦，虚耗一生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吧：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就不可能再被遏制，直到那最后一块来自东方的，遍布裂痕，百孔千疮的老骨牌也轰然倒下；而对那些投机的喉舌们，为党分忧的打手们，我们当然鄙视。好在信息时代，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将记录在案，再也无法像反右，文革时那样，因档案被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销毁而凐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无论上天是否垂顾这片土地，无论上帝最后的审判是否到来，在将来的那一天，司法审判，道德的审判，历史的审判，谁也无法逃脱——对此我们且拭目以待。真正有保障，有尊严，有希望的幸福生活，已经刻划在更多人的心里，更需要我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去争得，去收获。源自最根本，最深层的人类天性所提出来的要求，是谁也无法遏制的。从沉默到悲愤，从冷眼旁观到冷嘲热讽，从有意识的联合到正面反抗暴政，这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可悲的是在你清醒意识到这一点后，却又主动放弃所有努力和希望。充分估计眼前困难，同时充分拥有对明天的信心，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到：

WE BELIEVE，WE CAN，WE CHANGE!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