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蛤哪些人不能吃:揭秘井冈山的八个历史谜团:中国革命艰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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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成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2008年是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80周年纪念,让我们重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短短3年的历史,解开这3年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的历史谜团。
第一:毛泽东是何时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的?
关于毛泽东何时选定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的说法,理论界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
第二种观点是,
第三种观点是,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是一个逐步实践的过程,在行军中边走、边调查,到了
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到了1927年8月中旬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留在长沙原来打算以长沙为中心在全省开展秋收起义,后来因为力量不够,就缩小了范围。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会师,当时争论要不要继续打长沙,会议最后决定为保存实力,应退居萍乡。工农革命军到了古城后,宁冈县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等参加了"古城会议"。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争取了井冈山上的王佐、袁文才,得以进驻茅坪、茨坪,安置部队伤病员,设立了留守处。但当时部队并未立刻上山,而是兵分二路:一路由宛希先率领到湘东荣陵、安仁一带;一路由毛泽东亲率,经酃县十都,一直到汝城、桂东的水口镌。此去的目的在于探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和考虑能否在湖南立足,后来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也无法立足之后,于是率部经黄坳,于
第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何时形成、颁布的?
根据国人熟悉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页)的注释,认为: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有误。
"三项纪律"颁布的时间应是
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颁布的时间应是
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
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经过赣粤边界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第三:井冈山会师的时间?会师后的部队的名称及编制情况?
1: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关于会师的时间问题,至今就有三种说法:4月上旬;4月中旬;
"4月上旬"说是张国琦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撰文《井冈山会师时间考》提出的,这一说法因为与历史文献不相符,早已被史学界所否认。
"4月中旬"说是陈伙成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撰文《井冈山会师可能是4月中旬》提出的,依据是:
"
综上所述,我认为"
2:关于井冈山会师后,部队的名称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朱、毛会师后,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而韩泰华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1期,撰文认为,会师最初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才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查阅资料后,我认为韩泰华的说法比较正确。因为,
3:关于会师时的编制序列问题,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设几个师、几个团,至今也有三种说法:"三师九团说";"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三师六团说"。
"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依据是:
"三师九团"说,主要依据是:
"三师六团"说,主要依据是:
为何会出现不一致的三种记载呢?这主要是因为从
第四: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
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问题,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
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刚好赶上江西敌军前来"进剿"。5月间,朱德连续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蛔、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战斗中,朱德有的用的是突击战,有的用的是伏击战,实际上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1944年,朱德在《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在《西行漫记》中,朱德曾经说过"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牙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在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说到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据当时任二团党代表的龚楚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战略性的报告时说,朱德对游击战术,提出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三、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因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其它革命根据地也有这一经验,如,当时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在游击活动中,曾采用"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中,曾采用"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
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他对井冈山上绿林头子朱孔阳(朱聋子)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进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许大权也回忆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曾华英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
朱、毛会师井冈山,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使"十二字诀"发展成"十六字诀"。
上面的三种说法,哪一种最合理呢?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是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朱德、陈毅、彭德怀三人,他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1937年,彭德怀在《八路军怎样作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9年,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还有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肖克、何长工等老同志,他们也在回忆中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和概括的。
第五:"朱德扁担"故事的争论
朱德在井冈山和干部战士一起挑粮的故事,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据地内广为传诵。1949年后,当年,朱德军长的通信员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朱德的扁担》的文章,这个故事从此传遍了天下。随后,根据朱良才的文章还改编成短文编入小学《语文》教材。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展出了凭此文复制的革命文物。当年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看到朱良才发表的《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后,他作为这个故事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在《文史通讯》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忆文章,以及根据此文所编写的教科书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实有不少出入。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的具体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宁冈、遂川、永新等4县交界处,方圆有550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当时红四军司令部及直属机关、部队驻在宁冈县的桃寮村,干部和战士们听到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已经年过40的朱德军长也兴奋地提出要亲自挑粮。大家考虑到他工作忙,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却说:"我身体好,军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时间处理,挑粮不能不去。"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一时挑运工具奇缺。朱德便让军需处长范树德给他做一根扁担,范树德后来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亲自挑粮,这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挑粮的路线,是由军部驻地桃寮村,到山下宁冈县以东的柏露村,往返六十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更应少挑一点,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战士还编了快板:"朱军长挑粮过黄洋 ,毛委员在茨坪昼夜操劳,全军团结齐心革命,胜利在望必定牢靠。"
范树德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1: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与事实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2:朱德挑粮的路线与实事不符,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粮重量与事实不符,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一百斤),而实际上,是四十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第六:"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吗?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是;一种说是。
说不是这种意见者认为: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对革命前途有过右倾悲观的情绪,但他不是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理由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中讲过,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井冈山的同志们中就有人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那时林彪根本就不在井冈山,文章显然不是针对林彪写的,因为林彪是
说是这种意见者认为:毛泽东第一次指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确实与林彪无关,但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潮不止一次而是有五次。第一次是1927年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5000余人开赴井冈山,很多人对革命持悲观情绪,他们在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行军途中有不少人逃跑、叛变,这里面有战士、连排长、团长,还有师长;第二次是1928年3月,"左倾"盲动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让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开赴湘南进行年关暴动,最后年关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遭受失败,这时又有许多人对革命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第三次是1928年8月,因为中共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敌人趁机进攻井冈山,导致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当时,党内、军内有不少人又重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第四次是1928年冬,湘赣敌军调动重兵围攻井冈山,井冈山上粮食艰难,军民以红米、南瓜、野菜充饥,而且身穿茅草、稻草御寒,一些人又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悲观论调。第五次是1929年春,湘赣敌军重兵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有人又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悲观论调。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次确与林彪无关,但后面三次可能与林彪有关。当时林彪也只有21岁,对革命有悲观情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第七: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的时间、地点?
红五军与红四军的胜利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大事件,但对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的时间与地点,在历史文献和回忆资料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1928年11月初,在宁冈会师。依据是,
二:
三:
翻阅彭德怀1970年写的《彭德怀自述》一书,彭德怀是这样说的:"到达该地是广暴纪念前几日。"(《彭德怀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6页)广暴也就是广州起义(又称广州暴动),时间是
由此可以推断,红四军与红五军是
第八:王佐、袁文才被杀责任之谜
关于王佐、袁文才被谁杀死的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而且在事发后第3天,也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井冈山当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1929年,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干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干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闹独立,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干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干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干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他们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
就这样,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见,上述第三种意见,即彭德怀偏听偏信朱昌偕、王怀等人之言,错杀了王、袁较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