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纺属于什么纤维:1980年邓小平接受采访称:毛泽东有封建主义的家长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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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又来劲了:“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他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邓小平回答道。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



  1980年8月,邓小平三天之内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访谈过程中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而通过这次采访,世界也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的认识。

  佩尔蒂尼促成的访谈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国际的意大利作家、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投向了邓小平。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但遗憾的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直到1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准备访华,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一事才出现了转机。

  法拉奇的父亲与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是朋友,法拉奇本人跟佩尔蒂尼也很熟,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听说佩尔蒂尼准备访问中国,法拉奇想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她便利用父亲与佩尔蒂尼的关系,请佩尔蒂尼为自己“走后门”,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对邓小平进行“独家采访”。佩尔蒂尼一方面顾及到与法拉奇的交情,另一方面法拉奇本人又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记者,于是,总统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等等,要求中方同意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当时的中国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需要客观地了解,尤其是在拆除毛泽东像和语录牌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对国内外阐述立场,让公众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很快就批复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于是新闻司向法拉奇发出了邀请函。法拉奇很快就办好了签证,于8月18日飞抵北京。

  第一次访谈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准时来到采访地点人民大会堂118厅。法拉奇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她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向邓小平打招呼:“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回答:“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这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耳光的。”

  “他干得好!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

  正式的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不过,正式的采访中,话题都没有这么轻松。法拉奇的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主席像的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接着,法拉奇便把话题有意无意地指向毛泽东个人,而且问题长满刺儿:“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做了合情合理的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接下来法拉奇的问题还是围绕着毛主席个人评价和“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展开。对于法拉奇的“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与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这个时候,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提醒她:“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对于拆除毛主席像以及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会拆掉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因此,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听完邓小平对毛主席的看法之后,法拉奇便把话题转移到对邓小平本身的评价、四个现代化与私人投资问题上。对于法拉奇所谓的“小资本主义”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这次谈话从8月21日上午10时开始,直到12时10分结束。法拉奇的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尖锐犀利,邓小平的回答也是直截了当,坦诚睿智。双方的交流十分畅快。通常,邓小平会见外宾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到了吃饭前就结束。但是这次却超过了10分钟,他似乎还意犹未尽,便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一听这话,她激动不已,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啊,好啊!”

  第二次谈话

  经过一天的休息与思考,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在老地方再次采访了邓小平,法拉奇的问题仍然像上一次那么尖锐。她陆续问到: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仍然存在。我说的“毛主义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这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甚至在常人看来有些离谱的问题,而邓小平一一应答,始终不乱方寸。法拉奇见没有把邓小平难倒,便改变方向,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她问道:“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不是真的?”

  对此,邓小平很坦然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还有其他同志的,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回答是中肯的,也是坦率的。随着谈话的深入,法拉奇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

  当时,法拉奇对天安门广场节日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在她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在谈话中法拉奇与邓小平对此产生了不同的见解。这时,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对是否按照原话翻译产生了犹豫,担心邓小平同志听了会不高兴。但是作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对方的原话,她就将原话翻译给邓小平听。邓小平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相反却非常爽朗地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用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喔,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做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直到这时施燕华才松了一口气。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接着又将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答道:“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邓小平坦诚地讲到他的“三下”经历:第一次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把他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去劳动;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听后对邓小平佩服不已:“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对于复生的秘密,邓小平的回答是:“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又来劲了:“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他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邓小平回答道。 之后法拉奇还问邓小平在被“清洗”后的安全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林彪和“四人帮”一直想谋害他,但毛主席保护了他。在江西,毛主席专门安排人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在谈话的最后,法拉奇又把话题转移到江青身上,她问邓小平:“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是个像慈禧一样的人?”“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此时,邓小平的思维仍是那样清晰和机敏,他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他给江青的打分是“0分以下”。

  对自己的评价,邓小平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临别时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说:“精彩极了!”

  法拉奇高度评价邓小平

  法拉奇的采访结束之后,新闻司领导要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法拉奇整理谈话记录稿(法拉奇的发表稿须经中方审阅认可),以保证英文稿的准确性,并对内容把关。

  8月23日下午,当施燕华来到法拉奇下榻的民族饭店时,法拉奇正在伏案工作。一看到施燕华,法拉奇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说:“邓一点也不回避问题,对每个问题都给以充分的回答。”“他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人感到亲切。”工作之余休息的时候,法拉奇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一边说:“他(邓小平)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他真幽默。我喜欢他的风格。喔,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她接连说了好几次“我喜欢他”。

  在施燕华的协助下,法拉奇很快完成了采访稿。8月31日和9月1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题目是《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谈话内容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它们转载的题目是《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同时,他们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外电评论也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国际舆论对邓小平本人也予以很高的评价。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同时,她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

  这次谈话的内容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央警卫局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向官兵们宣读之后,大家普遍反映:“这样讲很好,大家都能接受,符合党心、军心、民心。”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吸收了邓小平谈话中的大部分观点和思想。

  邓小平也因为这次采访,对法拉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隔不久,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时,一见面他就真挚地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

  1980年9月,法拉奇又写信给邓小平,感谢邓小平接受她的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采访(邓)是我的宿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谈,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风采,让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