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的歌:河水见证中国城市文明史

作者：许宏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8 11:22: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69 期 21 版“博物”文章之一。
城市是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聚落形态，它一出现就成为刚刚诞生的初期国家的权力中心。中国古代城市的主流是政治城市。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一直占主导地位，经济职能则不断增强，这是贯穿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
秦汉帝国建立前的城市，即从史前至三代，处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初始阶段，时间跨度三千余年。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和城市演进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相互承继但又各具特色的发展时期，而一幕幕城市发展的历史剧正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大舞台上演的。
万邦林立 城市肇始
考古学材料表明，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在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表明，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邑或城市，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些变化尽管在时间上略有先后，但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生的。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被称为“中国”的庞大的核心文化和社会共同体还没有问世，“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他们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我们或可把中原王朝崛起前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称为“前王朝时代”。该时期最显著的人文景观，应当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了。
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的数百年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大体上就出现于此时。随后，中原地区进入龙山时代后期，纷争进一步加剧。
那些以城址或较大的中心遗址为核心形成的大遗址群，大概与文献记载的“执玉帛者万国”之国相当，而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山东日照两城、章丘城子崖、阳谷景阳岗这样的城址，即这些邦国的权力中心，它们体现了人口、手工业、文化知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应当已属于初期城市的范畴。
王朝时代 都邑独大
如果说公元前第三千纪（公元前3000—前2000年）是东亚“大两河流域”各区域比翼并肩的城市化初始阶段，那么进入公元前第二千纪（公元前2000—前1000年），这一均势即被打破，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异军突起。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中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加速度，王朝都城及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最早的“中国”。其文明因素向周边的强势辐射，奠定了后来“中国”的基础。
对于这一中国历史巨变的节点，其细节尚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已跻身初期城市行列或向城市迈进的诸多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750—前1530年）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宫城、以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青铜礼乐器群和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可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后，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理念下，商周青铜文明长盛不衰，伴随而来的是都邑的庞大化与高度复杂化。商代前期，郑州商城的总面积一跃而至25平方公里左右，到了商代后期，安阳殷墟遗址群的面积更是达到了36平方公里之巨。跨都邑蜿蜒东行的洹河南岸，一处处聚族而居的“族邑”簇拥着宫室宗庙区，洹河北岸则分布着巨大的王陵区。
西周王朝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策略，通过分封建立起了大量臣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这种建立在血缘政治上的大分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的到来。注重亲疏远近的宗法制度，又造就了更严格的诸国及其属邑在都邑营建上的等级差别。
这时期都邑最核心的内涵，是显现王权的宫殿宗庙遗存和都邑的总体规划性，这决定了它们都属于政治性城市。它们有的有城墙环绕，有的则没有城墙，其内部布局还比较松散，显现出一定的原始性。
社会剧变 都市繁盛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城市大量兴起，形成第二个城市建设高潮，城市的功能与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西周初年的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是血缘政治的产物，那么新一轮的城市建设高潮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演进的直接结果。城市发展的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城郭布局的形成和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展开两个方面。
城郭布局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夏、商与西周三代城市的主流，是以宫庙为核心的政治性都邑，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则基本上是由主要担负政治职能的“城”和经济职能的“郭”两大部分组成的。这一时期的城址目前已发现数百处，其中以战国时期的城址为多。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及周边区域的这些大小城址，大多呈长方形或方形，相对较为规整，有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这些特点，充分显现了这一区域城垣和宫室建筑的“黄土的性格”和权力的威仪。城垣和宫室建筑上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虽与北半球面南采光的环境适应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应是体现了“建中立极”、“君人南面”的王权礼制。
城市经济职能大幅度增强，是这一时期城市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中各种手工业作坊日益增多，市场在不断扩展。城市中不仅产生了新的功能分区，城区的用地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位于郭内的闾里及工商业迅速增长，特别是“市”已发展为城市各阶层居民进行公共交换甚至社会活动的场所，成为城区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把“城”与“市”凝聚为一体的“城市”就是在该时期出现的。
如果说，春秋时期筑城运动的意义主要是打破旧的等级城制，那么战国时期则是确立新的郡县城市体系。郡县城市突出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性质的变化，即以往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王城、相对独立的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最终为专制国家的都城及其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郡县城所取代。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郡县城的出现为秦汉时代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