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雨后的故事吧发福利吧_:历任美驻华大使的中国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3:16:59
历任美驻华大使的中国故事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开馆日则是1979年3月1日，但早在1973年5月，中美就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主任级别之高，是许多派往一般国家大使所不能比拟的。
三位不叫大使的“大使”
第一位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来头不小，1949年便出任驻法大使，后相继担任过驻西德、英国大使，由他出任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可见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起步看得有多么重要。
布鲁斯是情报官出身，曾作为战略情报局观察员跟随观察了诺曼底登陆，也正是他的一纸评估报告，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决然终结了杜勒斯时代，而且此人以文笔优雅、观察细致入微著称，选择这样一位人选，意味实在深长。
然而布鲁斯和中国的渊源却并不深厚：就认之前，他曾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类似“口述历史和感想”的长篇访谈，在访谈中他提到中国的次数居然是零。就任前他唯一和中国的直接接触，则是在1970年起，一直充当美国和北越和谈的首席代表，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外交官。
正因如此，当他于1973年3月抵达北京筹建代表处时，抱着“当代马可.波罗”的心态。情报官的本能让他迅速在北京外交圈建立起人脉，并从加拿大大使斯莫尔等资深外国驻华外交官那里，学会许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
布鲁斯对周恩来总理评价甚高，早在驻华之前，前国务卿艾德礼就曾向他盛赞周恩来“是他所见过最出色的政治家”，而他本人则对周举止得体、幽默放松印象深刻，而对其每天工作18小时、十分疲倦但思维丝毫不乱钦佩莫名，多年之后他还对自己可以与这位“同时代最杰出政治家之一”频繁接触、共事感到庆幸。
布鲁斯到达中国时，中国尚未对外开放，因此他对中国物价水平之低深感诧异，“在北京饭店吃一顿鱼子酱大餐，所花的钱简直不值一提”，他也努力和各界人士建立更多的接触，如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等，还积极向赵元任等著名旅美学者了解“中国的学问”。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很难接触到中国社会的更多层面，这令他感到沮丧，甚至称“中国人仍视我们为野蛮人”，甚至说“我在中国任期内没结交到一个中国私人朋友”，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屈辱感和敌意他也印象深刻，并且感触良多，认识到“和中国打交道充满困难，必须小心翼翼”。他于1974年9月2日离任，感言“我全家在中国生活的非常愉快”。离开中国后他继续担任诸多要职，但与中国的关联度似乎不多。暮年他撰写了一本《紫禁城之窗》，收录其在中国期间所写日记，在美国对华外交圈中口碑甚佳，但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引进中文版后，在中国却并未引起强烈反响，或者，他过于狭窄的中国社交圈，让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忘了这个首任美国驻华“准大使”的存在。
继任者老布什和布鲁斯的风格完全不同，他后来回忆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中国而非英、法，是因为“更有挑战性”，中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的前景对全世界关系重大。
老布什最有名的就是“骑自行车了解北京”，他经常和妻子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胡同，由于当年“外宾”稀少，他们曾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和围观。后来老布什坦承，他之所以整天在北京街头骑车，是因为那时中国上层政治斗争激烈，他经常“无人搭理”，但这种独特的体验却让他受益匪浅，“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据说他是第一个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外宾”，以至于里根总统访华时曾开玩笑称“那些兵马俑应该对那个外国人（老布什）很熟”，而他对烤鸭的痴迷更是名闻遐迩。1995年老布什夫妇金婚大典，烤鸭成为醒目的主菜，他的儿子、同样痴迷烤鸭的小布什总统就任当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媒体都刊出了布什一家和中国烤鸭的故事。在美国华人餐饮界，一直传说着老布什引进北京烤鸭师父的故事，而老布什经常光顾的一些中餐馆（如休斯顿的姚明餐厅），不论本来属于什么菜系，都不约而同增加了烤鸭这道菜。
当然，老布什和中国真正的情结远不止于兵马俑和烤鸭。他的名言“我就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以来的34年，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他就任总统之际正逢中国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未能有太多作为，但卸任后却赶上关系逐渐回暖，他几乎年年访华，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或干脆度假，最多的一年（1996年）来了4 次，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对中国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众多美国政客，并被认为是其子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逐步趋向积极的重要因素。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他和小布什总统同时抵京出席奥运，更被认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
最后一任驻华“准大使”小托马斯.盖茨的经历则较为与众不同：他曾任职海军，长期在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充满敌意——他大力推动U-2侦察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侦查计划，这种飞机由台湾飞行员驾驶，在上世纪60年代频繁刺探中国大陆领空，并被中国导弹先后击落5架。
尼克松总统上台时他早已从国防部长任上退休多年，成为JP摩根的CEO，但他选择加入尼克松外事顾问团队并担任主席，这个团队在1969年提交的报告，被认为对尼克松下决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意义重大。然而盖茨及其团队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历来颇有争议，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工作不力，对中国通过“斯诺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查理.卓别林遗孀”等一系列外交暗示反应迟钝，以至于基辛格不得不冒险作秘密中国飞行。
盖茨到中国就职已是1976年4月14日，此后不久，中美开始频繁高层互动，作为“准大使”的他作用反倒下降，以至于他本人尚未离职，新任的正式大使伍德科克已经抵达北京（这与通常外交惯例相悖），因此他曾被戏称为“最轻松的‘大使’”。伍德科克被国内许多学者称为“最后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实则并不确切，虽然他在建交前便常驻北京，负责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但当时的联络处主任仍是“最轻松大使”盖茨。他之所以在北京待了很久，以至于产生如此误会，是因为中美建交谈判实在困难重重。
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这让他成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王牌”，他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4次紧急会晤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表达美国立场，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中国立场，并向各自政府准确阐述，并最终推动卡特总统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令其有足够勇气与中国建交，而不顾国会庞大的台湾游说势力。
伍德科克与邓小平、黄华等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邓小平曾积极评价他对《中美联合公报》的贡献，1979年1月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伍德科克在9天行程中全程陪同，打破了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1981年里根在大选中曾一度表示要“恢复与台湾正式关系”，伍德科克异乎寻常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里根“言辞不当”，这同样打破了外交惯例。
里根上台后伍德科克几乎第一时间收到离任通知，他临行前表示“将带着永恒的、美好的回忆回国”，并称“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充满乐观和信心，中国必将取得更大成功”。他在临行时建议中国政府不要轻易攻击里根，并应立即派要员前往沟通，中方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收获理想效果。
伍德科克离任后和中国渊源不解，他大力反对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认为“害人害己”，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有趣的是，他本人是工会主义者，而工会恰是最坚定主张限制对华贸易的团体。
他和中国的渊源不止于此：他的第二任妻子莎朗.托西是为美国驻华使团工作的护士，两人在北京相识、结婚，因此他曾称北京是其“第二故乡”。
由于工团领导人出身，伍德科克素以直言不讳出名，邓小平曾评价他“言语坦率准确”，而他对中国的好感，也并不妨碍其对看不惯的事提出批评，如他对中国许多城市建设缺乏规划，造成巨大浪费和破坏，就多次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
伍德科克于2001年初在家乡密歇根州去世，BBC当时曾评价称，他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能得到中国官方信任的一位”。
他的继任人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大使。他于1920年6月1日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传教士、汉学家，曾任汾阳铭义中学校长，1940年恒安石曾任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捕入集中营，关押在山东潍坊乐道院，1944年5月在中国农民张兴泰、王道文等帮助下成功越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恒安石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共打交道最早的一位：1945年抗战胜利，他作为盟国被解救人员代表，曾参观淮北解放区，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接见。
里根任命恒安石为大使接替伍德科克，本意在于“纠偏”，但身为中国通的恒安石很快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在两国高层的沟通中起到积极作用。
恒安石任上最大贡献，是促成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达成，这一公报至今仍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和前任不同，恒安石卸任后继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他不但经常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还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并出任南大-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培养了大批精通英语、熟悉美国思维方式和沟通习惯的中国青年人才。
洛德恐怕是“前三位”中最复杂的一位。
他有一位华裔妻子、颇有名气的小说作者包柏漪，又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之行的高级随员，素有中国通之誉，他于1985年11月上任之际，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各界原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洛德的态度也发生再次变化，奥巴马上任后他曾多次表示，应重视中美关系与合作，并称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支持奥巴马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战略。如果说，此前的几位大使和“准大使”，其对华基本态度始终如一的话，洛德则经历了前后两次明显的变化。
也许是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洛德之后的两位驻华大使均出生于中国。
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中国青岛，父亲是美标美孚石油的职员。李洁明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28年，曾是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随员，1981-1984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代表处代表，是第一个先后任职海峡两岸的美国大使。
李洁明的提前赴任，原本有老布什政府试图弥合洛德所制造的裂痕之意，然而这位中国通却是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上任伊始就曾给布什政府发电，在长达 9页的电文里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献媚”，他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他后来也曾坦言对中国政府缺乏好感。然而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在职期间还是较忠实履行了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沟通”的政策，但在离任后，他却长期以“台湾代言人”身份活跃在院外。
但李洁明并不赞成将经济与政治挂钩，也不赞成对华实施更严厉的高科技禁运，他也是为数不多、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卫星禁令的政客，2004年以后，针对中国在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的海外指责声音渐高，对此他不以为然，对于抵制北京奥运他也持批评态度。
李洁明有典型美国政客“公事公办”的作风，在任上中规中矩，不会作出洛德那样冒失的行为，其给布什的电文一直被列为绝密，但在卸职后，他却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既批评过大陆、也批评过台湾，并表示过，并不在意东道主是否当他是老朋友，他的回忆录《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2004年完成，被认为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类似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
芮效俭同样出生于中国，他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他本人直到1950年才随父回中国，被认为是司徒雷登后对中国最有感情的驻华大使。
芮效俭通晓中文，曾担负情报工作，1959年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又被派驻台北，是唯一在两岸三地都任过职的驻华大使。
1978年，芮效俭被派任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在促成中美建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美建交后他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副馆长，是建交早期的重要美国驻华代表，1981年离职转赴泰国，1991年，他赴任驻中国大使，为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起到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
芮效俭离任后直至退休，一直在国务院外交口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圈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1年，退休后的他加入基辛格事务所，继续从事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芮效俭被认为是“实干家”，尽管公认他对中国事务谙熟，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却很少留下其工作和努力的痕迹。
芮效俭之后，美国驻华大使似乎回归职业外交范畴，是否“中国通”变得仿佛不再重要。
1996年2月上任的尚慕杰是律师出身，资深参议员，来华前和中国并无深刻关系，当克林顿竞选获胜，邀请他出山时，他声称只接受“有挑战性”的驻华大使一职，当他获得任命后表示“仿佛充电一样”。
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尚慕杰有其前任不具备的优势，即没有成见，他在国会时曾多次附和针对中国的提案，但上任后却积极促成中美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尤其注重“培养两国民间感情”。为此他曾坦率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报道存在偏见”，也曾直率地指出美国政坛对中国“缺乏起码的常识”。
尚慕杰是戈尔副总统的密友，和白宫关系密切，被称为“唯一可以直接和白宫随时打电话的大使”，也是第一个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些都为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基辛格曾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他曾坦承美国对华外交“犯过4次大错”，也曾直言批评“两国论”。
尚慕杰在离任后闲居，但仍关注中国事务，曾在“李文和案”等多次事件中为中国辩护。
尽管如此，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使得美国大使馆被示威围困。1999年7 月1日，尚慕杰离任，为表示对中国的念念不忘，他特意将在华收养的一只土猫带回国，结果仅两天后就因踩到猫背而摔落楼梯，导致左臂骨折，这只可怜的猫也以 “尚慕杰猫”名噪一时。
尚慕杰之后的普理赫为退役海军上将，曾任职海军35年，并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和中国的交道最初是在剑拔弩张中开始，就任驻华大使时退役仅半年，在其任职期间，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起到了重要进展；刚刚卸任的雷德大使则被认为是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他1974年便任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驻华代表，1982年-1984年又任职美国驻华使馆。他曾作为律师在香港居住18年，被公认为中国法专家。
如果说尚慕杰的“不被羡慕”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际风云变幻，他本人在美中关系上的重要性仍被广泛关注和称道的话，后面两任则更“不被羡慕”，因为他们尽管尽心尽职，在其任上美中关系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一切更多被归功于两国高级领导人，或具体职能人员，而大使仿佛被“遗忘”了。
由于中国地位提高，中美关系已进入到美国最高战略层级，加上包括历任大使在内，许多有心人的多年经营，双边早已建立起不同层级的直接沟通渠道，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高级领导人直接对话解决，相形之下，大使被“抢戏”也便顺理成章，说到底，这是中美关系步入更高阶层的表现。
三位不叫大使的“大使”
第一位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来头不小，1949年便出任驻法大使，后相继担任过驻西德、英国大使，由他出任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可见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起步看得有多么重要。
布鲁斯是情报官出身，曾作为战略情报局观察员跟随观察了诺曼底登陆，也正是他的一纸评估报告，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决然终结了杜勒斯时代，而且此人以文笔优雅、观察细致入微著称，选择这样一位人选，意味实在深长。
然而布鲁斯和中国的渊源却并不深厚：就认之前，他曾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类似“口述历史和感想”的长篇访谈，在访谈中他提到中国的次数居然是零。就任前他唯一和中国的直接接触，则是在1970年起，一直充当美国和北越和谈的首席代表，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外交官。
正因如此，当他于1973年3月抵达北京筹建代表处时，抱着“当代马可.波罗”的心态。情报官的本能让他迅速在北京外交圈建立起人脉，并从加拿大大使斯莫尔等资深外国驻华外交官那里，学会许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
布鲁斯对周恩来总理评价甚高，早在驻华之前，前国务卿艾德礼就曾向他盛赞周恩来“是他所见过最出色的政治家”，而他本人则对周举止得体、幽默放松印象深刻，而对其每天工作18小时、十分疲倦但思维丝毫不乱钦佩莫名，多年之后他还对自己可以与这位“同时代最杰出政治家之一”频繁接触、共事感到庆幸。
布鲁斯到达中国时，中国尚未对外开放，因此他对中国物价水平之低深感诧异，“在北京饭店吃一顿鱼子酱大餐，所花的钱简直不值一提”，他也努力和各界人士建立更多的接触，如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等，还积极向赵元任等著名旅美学者了解“中国的学问”。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很难接触到中国社会的更多层面，这令他感到沮丧，甚至称“中国人仍视我们为野蛮人”，甚至说“我在中国任期内没结交到一个中国私人朋友”，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屈辱感和敌意他也印象深刻，并且感触良多，认识到“和中国打交道充满困难，必须小心翼翼”。他于1974年9月2日离任，感言“我全家在中国生活的非常愉快”。离开中国后他继续担任诸多要职，但与中国的关联度似乎不多。暮年他撰写了一本《紫禁城之窗》，收录其在中国期间所写日记，在美国对华外交圈中口碑甚佳，但200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引进中文版后，在中国却并未引起强烈反响，或者，他过于狭窄的中国社交圈，让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忘了这个首任美国驻华“准大使”的存在。
继任者老布什和布鲁斯的风格完全不同，他后来回忆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中国而非英、法，是因为“更有挑战性”，中国正在崛起，美中关系的前景对全世界关系重大。
老布什最有名的就是“骑自行车了解北京”，他经常和妻子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胡同，由于当年“外宾”稀少，他们曾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和围观。后来老布什坦承，他之所以整天在北京街头骑车，是因为那时中国上层政治斗争激烈，他经常“无人搭理”，但这种独特的体验却让他受益匪浅，“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据说他是第一个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外宾”，以至于里根总统访华时曾开玩笑称“那些兵马俑应该对那个外国人（老布什）很熟”，而他对烤鸭的痴迷更是名闻遐迩。1995年老布什夫妇金婚大典，烤鸭成为醒目的主菜，他的儿子、同样痴迷烤鸭的小布什总统就任当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媒体都刊出了布什一家和中国烤鸭的故事。在美国华人餐饮界，一直传说着老布什引进北京烤鸭师父的故事，而老布什经常光顾的一些中餐馆（如休斯顿的姚明餐厅），不论本来属于什么菜系，都不约而同增加了烤鸭这道菜。
当然，老布什和中国真正的情结远不止于兵马俑和烤鸭。他的名言“我就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以来的34年，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他就任总统之际正逢中国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未能有太多作为，但卸任后却赶上关系逐渐回暖，他几乎年年访华，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或干脆度假，最多的一年（1996年）来了4 次，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对中国的积极态度影响了众多美国政客，并被认为是其子小布什总统对华政策逐步趋向积极的重要因素。作为美国奥运代表团荣誉团长，他和小布什总统同时抵京出席奥运，更被认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
最后一任驻华“准大使”小托马斯.盖茨的经历则较为与众不同：他曾任职海军，长期在国防部担任高级职务，和中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充满敌意——他大力推动U-2侦察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侦查计划，这种飞机由台湾飞行员驾驶，在上世纪60年代频繁刺探中国大陆领空，并被中国导弹先后击落5架。
尼克松总统上台时他早已从国防部长任上退休多年，成为JP摩根的CEO，但他选择加入尼克松外事顾问团队并担任主席，这个团队在1969年提交的报告，被认为对尼克松下决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意义重大。然而盖茨及其团队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历来颇有争议，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工作不力，对中国通过“斯诺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查理.卓别林遗孀”等一系列外交暗示反应迟钝，以至于基辛格不得不冒险作秘密中国飞行。
盖茨到中国就职已是1976年4月14日，此后不久，中美开始频繁高层互动，作为“准大使”的他作用反倒下降，以至于他本人尚未离职，新任的正式大使伍德科克已经抵达北京（这与通常外交惯例相悖），因此他曾被戏称为“最轻松的‘大使’”。伍德科克被国内许多学者称为“最后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实则并不确切，虽然他在建交前便常驻北京，负责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但当时的联络处主任仍是“最轻松大使”盖茨。他之所以在北京待了很久，以至于产生如此误会，是因为中美建交谈判实在困难重重。
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这让他成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王牌”，他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4次紧急会晤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表达美国立场，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中国立场，并向各自政府准确阐述，并最终推动卡特总统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令其有足够勇气与中国建交，而不顾国会庞大的台湾游说势力。
伍德科克与邓小平、黄华等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邓小平曾积极评价他对《中美联合公报》的贡献，1979年1月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访美，伍德科克在9天行程中全程陪同，打破了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1981年里根在大选中曾一度表示要“恢复与台湾正式关系”，伍德科克异乎寻常地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里根“言辞不当”，这同样打破了外交惯例。
里根上台后伍德科克几乎第一时间收到离任通知，他临行前表示“将带着永恒的、美好的回忆回国”，并称“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充满乐观和信心，中国必将取得更大成功”。他在临行时建议中国政府不要轻易攻击里根，并应立即派要员前往沟通，中方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收获理想效果。
伍德科克离任后和中国渊源不解，他大力反对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认为“害人害己”，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有趣的是，他本人是工会主义者，而工会恰是最坚定主张限制对华贸易的团体。
他和中国的渊源不止于此：他的第二任妻子莎朗.托西是为美国驻华使团工作的护士，两人在北京相识、结婚，因此他曾称北京是其“第二故乡”。
由于工团领导人出身，伍德科克素以直言不讳出名，邓小平曾评价他“言语坦率准确”，而他对中国的好感，也并不妨碍其对看不惯的事提出批评，如他对中国许多城市建设缺乏规划，造成巨大浪费和破坏，就多次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
伍德科克于2001年初在家乡密歇根州去世，BBC当时曾评价称，他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能得到中国官方信任的一位”。
他的继任人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大使。他于1920年6月1日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传教士、汉学家，曾任汾阳铭义中学校长，1940年恒安石曾任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捕入集中营，关押在山东潍坊乐道院，1944年5月在中国农民张兴泰、王道文等帮助下成功越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恒安石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共打交道最早的一位：1945年抗战胜利，他作为盟国被解救人员代表，曾参观淮北解放区，受到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的接见。
里根任命恒安石为大使接替伍德科克，本意在于“纠偏”，但身为中国通的恒安石很快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在两国高层的沟通中起到积极作用。
恒安石任上最大贡献，是促成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达成，这一公报至今仍对两国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和前任不同，恒安石卸任后继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他不但经常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还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并出任南大-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培养了大批精通英语、熟悉美国思维方式和沟通习惯的中国青年人才。
洛德恐怕是“前三位”中最复杂的一位。
他有一位华裔妻子、颇有名气的小说作者包柏漪，又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之行的高级随员，素有中国通之誉，他于1985年11月上任之际，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各界原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洛德的态度也发生再次变化，奥巴马上任后他曾多次表示，应重视中美关系与合作，并称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支持奥巴马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战略。如果说，此前的几位大使和“准大使”，其对华基本态度始终如一的话，洛德则经历了前后两次明显的变化。
也许是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洛德之后的两位驻华大使均出生于中国。
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中国青岛，父亲是美标美孚石油的职员。李洁明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28年，曾是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随员，1981-1984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代表处代表，是第一个先后任职海峡两岸的美国大使。
李洁明的提前赴任，原本有老布什政府试图弥合洛德所制造的裂痕之意，然而这位中国通却是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上任伊始就曾给布什政府发电，在长达 9页的电文里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献媚”，他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他后来也曾坦言对中国政府缺乏好感。然而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在职期间还是较忠实履行了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沟通”的政策，但在离任后，他却长期以“台湾代言人”身份活跃在院外。
但李洁明并不赞成将经济与政治挂钩，也不赞成对华实施更严厉的高科技禁运，他也是为数不多、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卫星禁令的政客，2004年以后，针对中国在达尔富尔等问题上的海外指责声音渐高，对此他不以为然，对于抵制北京奥运他也持批评态度。
李洁明有典型美国政客“公事公办”的作风，在任上中规中矩，不会作出洛德那样冒失的行为，其给布什的电文一直被列为绝密，但在卸职后，他却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既批评过大陆、也批评过台湾，并表示过，并不在意东道主是否当他是老朋友，他的回忆录《中国通：亚洲冒险、间谍与外交生涯九十年》2004年完成，被认为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类似作品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
芮效俭同样出生于中国，他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他本人直到1950年才随父回中国，被认为是司徒雷登后对中国最有感情的驻华大使。
芮效俭通晓中文，曾担负情报工作，1959年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又被派驻台北，是唯一在两岸三地都任过职的驻华大使。
1978年，芮效俭被派任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在促成中美建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美建交后他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副馆长，是建交早期的重要美国驻华代表，1981年离职转赴泰国，1991年，他赴任驻中国大使，为中美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起到筚路蓝缕的开拓作用。
芮效俭离任后直至退休，一直在国务院外交口工作，被认为是美国外交圈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1年，退休后的他加入基辛格事务所，继续从事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芮效俭被认为是“实干家”，尽管公认他对中国事务谙熟，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却很少留下其工作和努力的痕迹。
芮效俭之后，美国驻华大使似乎回归职业外交范畴，是否“中国通”变得仿佛不再重要。
1996年2月上任的尚慕杰是律师出身，资深参议员，来华前和中国并无深刻关系，当克林顿竞选获胜，邀请他出山时，他声称只接受“有挑战性”的驻华大使一职，当他获得任命后表示“仿佛充电一样”。
此前并不了解中国的尚慕杰有其前任不具备的优势，即没有成见，他在国会时曾多次附和针对中国的提案，但上任后却积极促成中美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尤其注重“培养两国民间感情”。为此他曾坦率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报道存在偏见”，也曾直率地指出美国政坛对中国“缺乏起码的常识”。
尚慕杰是戈尔副总统的密友，和白宫关系密切，被称为“唯一可以直接和白宫随时打电话的大使”，也是第一个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些都为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基辛格曾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他曾坦承美国对华外交“犯过4次大错”，也曾直言批评“两国论”。
尚慕杰在离任后闲居，但仍关注中国事务，曾在“李文和案”等多次事件中为中国辩护。
尽管如此，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使得美国大使馆被示威围困。1999年7 月1日，尚慕杰离任，为表示对中国的念念不忘，他特意将在华收养的一只土猫带回国，结果仅两天后就因踩到猫背而摔落楼梯，导致左臂骨折，这只可怜的猫也以 “尚慕杰猫”名噪一时。
尚慕杰之后的普理赫为退役海军上将，曾任职海军35年，并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和中国的交道最初是在剑拔弩张中开始，就任驻华大使时退役仅半年，在其任职期间，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起到了重要进展；刚刚卸任的雷德大使则被认为是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他1974年便任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驻华代表，1982年-1984年又任职美国驻华使馆。他曾作为律师在香港居住18年，被公认为中国法专家。
如果说尚慕杰的“不被羡慕”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际风云变幻，他本人在美中关系上的重要性仍被广泛关注和称道的话，后面两任则更“不被羡慕”，因为他们尽管尽心尽职，在其任上美中关系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一切更多被归功于两国高级领导人，或具体职能人员，而大使仿佛被“遗忘”了。
由于中国地位提高，中美关系已进入到美国最高战略层级，加上包括历任大使在内，许多有心人的多年经营，双边早已建立起不同层级的直接沟通渠道，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高级领导人直接对话解决，相形之下，大使被“抢戏”也便顺理成章，说到底，这是中美关系步入更高阶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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