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能当太阳伞用吗:《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四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四
本网编者按：这篇调查报告是在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写成的，距现在已有61年了。但我们读了这篇生动而朴素的报告，仍然可以亲切地感到，它为我们怎样向群众请教、从实际出发来制订政策法规，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当时的情况是：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农村经济情况比土改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军队扩大，军需增加。在这样的条件下，原来的农业税征收办法已经不适用了。那么，应当如何加以修订呢？李成瑞同志当时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的农业税科科长，奉命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定县吴家庄进行典型调查。工作组从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调查土改前后经济情况的变化，一方面组织群众对农业税制度如何改进进行讨论，调查与讨论相互配合。讨论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中农与贫农以及原来的地主、富农之间的关系。经过群众提出不同方案，并从全村330户中选出不同类型的46个典型户进行试算，张榜公布；听取群众意见并对方案加以修订后，再次试算公布，如此反复三次，终于得出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即将累进税制改为有免征点（按各户人口扣除）的比例税制。这一调查结果得到边区领导的肯定。随后又在各个专区进行调查加以验证，最后由边区政府对新的农业税制讨论通过，公布实施。当时的调查报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吴家庄的经济情况，一部分是农业税制的研究讨论。现在，前一部分材料已经散佚了，这里发表的是后一部分材料。毛主席说，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份调查报告可以说是如何“从群众中来”的范例之一吧。 李成瑞同志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这个“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里学习，对自已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毕生坚持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在思想和感情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87岁的晚年重新校阅60多年前这几篇调研报告时，往事历历在目，不禁热血奔涌，仿佛又回到了那火热的青年时代。今天的中青年朋友们读了这4篇调查研究报告之后，有些什么感受呢？希望大家想一想、谈一谈。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四
关于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后
如何修订农业税制度的调研报告
（河北省定县吴家庄，1948）
李 成 瑞
一九四八年年初，我在阜平县[注：阜平县，指晋察冀中央局，黄敬同志当时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副书记。]诚信沟搞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记得那天晚上，一个七十岁的一辈子没娶过媳妇的贫农马老汉，同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太太结婚。大家正嘻嘻哈哈地闹着，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叫我赶快回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收拾起行李，同这一对新婚老夫妇和众乡亲告别，踏着漫山的冰雪，赶回机关来了。 当时边区财经办事处的主任是黄敬同志。当我掀开他那办公室兼住室的土布门帘时，黄敬同志立即站起来同我握手，笑嘻嘻地对我说： “小李，回来啦? 土改搞得正起劲吧?又得给你新的任务啦！”他拉过一条板凳叫我坐下，亲切地注视着我，好象观察我对他所说的“新任务”的反映。他停了一下，接着说：“现在形势好得很，我们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黄河以南不少大城市解放了，不久就要捣蒋介石的老窝啦!在这个决战的关头，必须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最近咱们边区搞扩军，又搞地方军野战化，兵工费也增加了，还要支援陕甘宁边区，他们比我们的困难大得多。去年九月边区财经会议定下来的财政预算早就突破了，看来今年的公粮还需要增加一些。农村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后，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改革以前制定的那一套征收公粮的办法不那么适用了，需要很快地订出一个新办法来。新办法，要能够保证战争的供应，又要能够促进农民的生产。办法必须简单明了，让群众听得懂、算得清。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我一下被问住了，只好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笑了笑说，“我同你一样，也不知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下去调查研究，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现在决定要你带一个工作组，马上出发去搞调查，时间二十天左右。你看怎么样?” “完全应当这么办。” 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任务。接着，就仔细研究了此次调查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我告辞的时候，黄敬同志送出门来，握着我的手说； “中央局[ 中央局，指晋察冀中央局，黄敬同志当时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副书记。]很重视这个问题。你们下去调查，一定要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好好走群众路线!”认 师 傅经过三天的徒步行军，我们调查组来到了定县西南一个三百三十户的村庄——吴家庄。进村以后，立即向村支部和村政府的负责干部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并且着重说明我们是虚心向群众求教的，请他们把这些意思转告给群众。干部们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进行工作，并立即研究了工作日程，作了大体的安排。 问题马上出来了。虽然村干部已经对群众作了说明，但是，不少人仍然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们。 “后街里住上了个工作组，听说话，哪里的口音都有。别看穿得破一点，听说净是边区的大干部哩!” “有人说他们是检查公粮负担的，说不定要给咱村加公粮!” 调查组有些同志因为求问心切，在群众家“吃派饭”的时候，一股劲儿问东问西。于是，有的群众说：“这些人什么都问，问得可细哪！都记在小本子上啦！不知问这么细干什么?” 我们发觉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向群众作解释工作。记得那天碰上村里开结束土改工作的群众大会，我也占了一点时间，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土改完成了，土地回老家了。现在乡亲们一扑心要好好搞生产，多打粮；要把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打垮，保住翻身果实。可是，乡亲们心上还有一个疙瘩，就是不知道分到了土地，打下了粮食，公家要多少，自己得多少，心里不踏实。咱边区的首长们，看透了乡亲们这桩心事，就派我们来同乡亲们一起商量，看看土地改革以后，公粮该怎么个纳法，怎么才能使老百姓心里踏实，生产起劲，又使解放军的粮食需要有保证，把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打垮。希望乡亲们把心里话告诉我们，我们保证把大家的意见带回边区，向边区首长们汇报，希望大家无话不说，不要“见外”。最后，我着重解释说，调查组决不是为了给吴家庄加公粮来的。如果为了支援前线，需要加公粮，也要由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公平合理地给各个地方加，决不能单给吴家庄一个村子加。 我讲完以后，又由一位村干部讲话。他说，有人说，工作组到咱村是给咱村加公粮来了，我说不是。你们想想，要是给一个村加公粮，县里下个条子就行了，用得着派二十来个同志到咱村来吗? 他这一问，引起了台下轻松的笑声。他接着说，工作组同志们说，他们是专门来同咱们一起研究负担办法的，我看这话是真的，一点不假。边区有好几万个村子，工作组先到咱村来，叫咱村群众发表意见，这是看得起咱们，这是咱村的光荣嘛!他的话音刚落，就引起台下一片掌声。 这次大会以后，我们又利用黑板报、“屋顶广播”和其他各种会议，进行了宣传解释。 经过这些宣传解释，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群众看到我们真正是老老实实地向他们求教的，态度转变了。怀疑的眼光变成热情的眼光，对我们的反映也不同了： “这些人都是老八路，一点架子也没有。”
“有话尽管对这些同志说，人家不拿大话压人。” 拔我们提供情况、谈心事的人一天天多起来。 工作组的同志们说：“看样子，吴家庄的乡亲们是收下咱们这些徒弟了!”当然，认师傅，这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生产负担研究会 在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头一次讨论负担政策的会议上，一阵议论之后，发言就冷落下来，有些争论，双方只是重复“来回理”。谁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来。这时就有人望着我们说。 “你们都是打边区来的，听得多，见得广。你们既来，心里总有个‘小九九’，快把你们的意见拿出来吧!” “别叫我们挨憋啦！你们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吧!” 这时，我们很诚恳地向他们说明，我们在边区工作，对下边实际情况了解得少，心里没有底，想不出好办法。这次下来，就是为了向大家讨教，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调查，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才能定出好办法来。这时就有人说： “对啊!要研究出好办法来，就把我们这些户作例子，把负担账细细算一下才行。” “必须调查调查，才能有个根据。” 群众开始感觉到调查研究的必要了。我们就趁势提议，由村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调查组，共同组成一个“生产负担研究会”，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当场推举一位副村长作主任，我作副主任，下分调查组、统计组、研究组。这个“生产负担研究会”后来在调查研究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生产负担研究会”的讨论，决定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群众讨论，一是调查访问。边讨论，边调查，讨论与调 查互相结合，互相推动。 讨论和调查虽然是同时并进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得不“话分两头”。先说群众讨论，再说调查访问。 热烈的讨论展开了 群众讨论负担政策，是按照“讨论——试算——再讨论”的程序反复进行的。这就是说，首先发动群众，提出土地改革后负担办法的各种意见和方案；然后按照各个方案，对若干典型户进行试算，把试算的结果列榜公布，发动群众看榜；再由群众进行讨论比较，在讨论中产生新的方案；再试算，再讨论。这样问题一次比一次深入，意见一次比一次集中，一直到找出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方案为止。 有人把这个办法叫作“民主讨论，三榜定案”，实际不一定是三榜，四榜、五榜都可以。 记得，那正是冀中的初春。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柳树已现出新绿，桃花却含苞未放。阵阵的风儿吹过，还很有些寒意。这时，最暖和的地方，要算是北墙根的太阳地里了。就在这些靠墙根的地方，围坐着老乡们，或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热烈地讨论着，争辩着。有的笑声不绝，有的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讨论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热烈的。许多小组开始讨论时曾经“冷了场”，群众说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调查组的同志们就提出：可以从大家对于过去负担办法的意见谈起；可以从土地改革前后经济情况的变化谈起；也可以从今后负担政策的原则谈起。这么一提，群众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过去那个征税办法，订得不错，实行累进税，叫地主富农多纳点，中农贫农少纳点，挺好。就是不好算，咱们文化低，算不清，以后要订得简便些，人人能懂才好。” “过去的办法好是好，就是产量评定有毛病，有的高，有的低，以后要评定得公平确实。”
“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纳大头儿(即负担大部分)，现在土地平分了，贫农也分了土地了，得大伙儿摊，每人都纳一份，要不，八路军①[ 八路军，当时八路军已改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由于老解放区从一九三八年就有八路军活动，所以老百姓仍按过去的习惯，把解放军亲热地叫作八路军。]吃什么?怎么能打败蒋介石?” 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什么?群众讨论很热烈，意见也比较集中： 支援革命战争——“打老蒋是头一件大事，非把他彻底打垮不行。老蒋一回来什么也完了，咱们多纳点粮算不了什么，别在这上头计较。“八路军越来越多，越来越壮，公粮多纳点也应当。” 鼓励生产——“平分后谁也有了地，要紧的是把地种好，多打粮食。要是地种不好，老百姓没吃的，八路军也没吃的。”“不论定什么办法，总不能影响生产。“总得叫勤劳的人沾光，不能叫懒散的人沾光。”在讨论中，群众举出本村一些勤劳生产的例子，如劳动模范吴玉合，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种地不怕辛苦，人家锄两遍三遍“挂了锄”，他要锄四遍五遍，地边连棵草也看不见，一样的地，庄稼比别人的高一头，粮食比别人打得多。象这样的人，不能叫他吃亏。群众也举出一个懒汉好吃懒做，地里不上粪，不锄草，草比苗儿长得还高，他还洋洋得意，不害臊。群众一致说：象这样的懒汉，在负担办法上决不能叫他讨便宜。 公平合理——”水浇地产量高，应当多纳粮，旱地产量低，应当少纳粮。”“各个村子地好地坏，地多地少不一样，一个村子里，各户土地也不一样，要有分别，才算公道。” 简便易行——“办法不要太复杂，最好是一听就明白，一算就清楚。“要让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能明白。”“办法人人都懂，就没人敢闹鬼了，如果办法不好懂，人家闹鬼，糊弄咱们，咱们也不知道。” 对这四条大原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到各项具体政策问题时，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 贫农同中农发生了争论。贫农强调照顾贫农的困难，有的提出，同等土地，贫农缺少畜力、缺少粪肥，要少纳粮；中农坚持中农贫农同等土地同样纳税，多打粮归自己。 一部分贫农强调公粮征收办法要有大的灵活性，实行“活办法”，税额由群众民主评议，“活办法照顾实际，死办法太死板。”中农坚持办法要定死，“完全按政府章程办事，”税额按人口、土地算，“民主评议没准头，‘捉大头’，多生产多负担，会打击生产情绪。” 人口多的户同人口少的户也发生了争论。人口多的户主张沿用过去按全家人口每人扣除一个“免税点”的办法；人口少的户反对，他们主张“按地纳粮，不算人口”。 副业多的户同副业少的户也发生了争论。副业少的户主张家庭副业要征税，“副业比农业来钱还容易，副业赚了钱不给国家纳税，说不过去”；副业多的户坚决不赞成，“人家起早贪黑，搞点副业就征税，咱也不搞了!”“自古没听说老娘儿们纺线织布也纳税的!” 争论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且相持不下。 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请教，调查组的同志都有这个决心，但是群众中的意见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究竟听取哪种意见呢?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组的同志也有这个决心，但是实际情况本身有着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究竟哪个是本质呢?这是一个难题。解决不好，仍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一是对典型户的经济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掌握材料，用阶级分析的办法加以研究(这个，后面还要说到)；一是进行典型户的试算，张榜公布，引导群众讨论走向深入，让群众自己从争论中走向一致。群众争看“试算榜”我们把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归纳为四个不同的方案，开始进行试算。 怎样试算?首先要选择典型户，作为试算的对象。“生产负担研究会”开会作了讨论，大家认为典型户应当能代表全村各阶层、各类型的户，应当包括贫农、下中农和中中农、上中农，包括新中农和老中农，包括副业多的户和副业少的户，包括人口多的户与人口少的户。结果，从全村三百三十户中，选出了四十六户。群众把这四十六户叫作“小吴家庄”，意思就是这四十六户代表了全吴家庄各方面的情况，麻雀虽小，脏腑俱全。 经过生产负担研究会统计组一天又一整夜的辛勤工作，“小吴家庄”试算表列出来了，表上每一户都写明土地多少，产量多少，人口多少，按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三方案、第四方案各应负担多少。抄好以后，贴在村中间十字路口的小庙前头。试算表一贴出来，轰动了全村，许多人争着去看。有些农民不识字，就由统计组担任试算的同志给他们念一念，讲一讲。一面念，一面讲，一面就讨论起来。 这个“榜前讨论会”，真够热烈的。有些人对自己原来的意见更坚持了。一群织布的妇女，看到第二方案副业征税的数字，当时就喊着：“说到哪里，咱们也不赞成织布纳税，咱们要同他们辩理!”也有一些人看了榜，改变了原来的意见。例如，有些人原来不赞成按人口扣除免税点，认为“土地平分啦，都差不多啦，何必找那个麻烦!”看了榜以后，发生了变化：“咱早先没算过账来。看了榜才知道不扣免税点贫农吃亏，上中农讨便宜，这个办法不行，我也赞成扣免税点了!” 群众在议论，在比较，意见在发展，在深化。我们每天到榜前去听群众议论，同时，分出一部分人集中力量进行典型户的调查访问和统计数字，工作组内部也每天开会讨论。两三天后，进行第二次群众分组讨论。这时，许多人发言比较系统，而且引用典型户试算的材料，证明自己的论点。 经过第二次群众分组讨论，又产生了两个新的修正方案。我们又把这两个新方案，对“小吴家庄”的四十六个典型户进行了试算，张榜公布。这次榜一贴出来，不仅本村群众自动来看榜，还有些邻村的老乡，也赶来看榜，并且发表议论。 经过第三次群众分组讨论，终于得出了一个绝大多数群众都满意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大家一致同意取消土地改革前为了对付地主富农而制定的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同时，仍然实行按人口扣除免税点的办法，这样，既照顾了贫农的利益(他们在土地改革后比某些中农的土地要略为少一点)，又解除了中农发展生产的顾虑，贫农和中农、人口多的户和人口少的户一般都满意了。至于副业问题，经过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最后一致同意：在农闲进行季节性生产、作为家庭辅助收入的家庭副业不征税；常年生产成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按小工商业征收工商税。这样可以使负担大体合理，又可鼓励农家副业的发展，有副业的户和没副业的户一致同意了。最后许多人都说：“众人是圣人，一点不差。”“没有白熬了几斤灯油，到底想出了好办法。”生动有趣的调查访问在群众讨论的同时，我们进行了调查工作。首先通过村干部的介绍，通过对原有统计材料的研究，对全村经济情况作一般的概括的了解；然后一个一个地进行典型户的调查访问，召集不同类型的户开调查会；最后，把典型户和专题调查会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同最初了解的一般材料互相印证核对，作出进一步的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在到达吴家庄的头一天，我们就请村支部、村公所的同志介绍了全村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特别是以下三方面的情况：阶级情况，土地改革前和土地改革后各阶层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农民负担的情况和农民对负担政策的反映。之后，向他们借阅村中原有的各种统计表册，其中主要是土地改革中的分配土地册子和农业税调查征收册子。调查组根据这两种册子的材料，按照我们的要求，编制了几个吴家庄基本经济情况统计草表，使我们对全村的经济情况和特点有了个概括了解。 接着，我们就开始了典型户(即前面所说“小吴家庄”的四十六户)的访问工作。我们把这个工作看作调查工作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是从毛主席一九三○年所作的《兴国调查》中学到的。兴国调查的头一部分就是“八个家庭的观察”。毛主席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这次调查……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中的基础概念。”[ 兴国调查中“八个家庭的观察”，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晋察冀新华书店一九四七年九月版，第八页] 在访问典型户之前我们写好了调查提纲，并摘录了有关这些户的参考数字。头一两天的访问，使我们了解到一些材料，但是，在被访问过的群众中开始有了一些反映： “调查组净问细账，问一年吃多少米，多少油，买多少针，多少线。咱庄稼人又没有账本子，谁记得清那个!” “别提啦!被调查组憋坏啦!” “一到后街上(指调查组住的地方)，就‘长虫吃挺杆——直了脖’啦!” 有一个被访问者对于家庭收支的详细数字，实在答不上来，呆了半晌，忽然笑着反问调查者：“同志!你一年吸多少钱的烟?”这一下把调查者问住了。 调查组有一位同志，由于连珠炮似地向被访问者发问，弄得被访问者对答不及，群众背地里送他一个浑号，叫作“问死人”。 这里的确存在着矛盾。我们调查一个典型户，要弄清他的收入、支出、余缺(这三项包括各种实物和现金)，弄清他的负担能力；但是，当时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小庄稼主儿谁记账簿!”有的农民虽然有个大数，往往太笼统，不能满足要求。这个矛盾必须努力解决。 调查组不断开会，研究如何改进调查方法。 是谈完一个人再谈一个人好，还是同时找几个人一起谈好?照当时的情况，找二三人或三四人一起谈好。因为一起谈，在谈某甲时，可以使乙和丙了解我们谈话的要求，思想上有所准备；同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可以互相提醒、互相补充；有些彼此大体相同的情况，可以“举一反三”；也可以边谈边议论，使谈话深入，空气活跃，不致变成一问一答的机械询问。当然，人数太多也不好，人太多了会浪费时间。 只同户主谈呢，还是请家庭其他成员参加呢?一般说，户主对农业生产和主要收入方面的情况了解比较具体，而妻子则对某些家庭副业(纺织、养鸡等)和家庭开支了解得更详细些。还有些户主年岁大，顾虑多，儿子年纪轻，一般顾虑比较少，痛快爽直。因此，我们主要找户主谈，同时也找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谈。这样，就可以把男人、女人、老年、青年的谈话，互相补充，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 怎样谈话，才便于把数字和时间弄得比较准确，而又使被访问者不感到窘迫?一是要从具体到抽象，一步一步地谈。比如一下子问他一年织多少布，往往答不上。问他冬天织多少，过了春节织多少……一笔一笔问，就容易答出来。一是要抓住重点。比如收入中，农业收入必须弄清，纺织、养猪也要弄清，其他细小收入如门前一棵枣树收了多少枣子、小孩子拣了几筐茅柴，就可以不必盘问过细。此外，不要追问过急。当时想不起来，可以等他下次想起来再说，或者把调查项目事先告诉他，让他“算计算计”再谈。关于家庭经济情况发展过程的调查中，农民对于时间往往记不清。我们就先排出一个“吴家庄大事年表”：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来到；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一九四二年敌人修“炮楼”(碉堡)，一九四四年拿“炮楼”(摧毁敌人碉堡)，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农民说有一年买进了五亩地，记不清准是那一年，可以问他：“那时鬼子修了炮楼没有?”他说：“是修炮楼前一年。”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一九四一年了。
解决了这些方式方法以后，我们的调查工作才逐渐深入起来。谈出了心里话我们同群众交成知心朋友，做到无所不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前面说过，吴家庄群众开始对我们是怀疑的，是“敬而远之”的，以后经过反复宣传解释，经过同群众一起讨论负担政策中坚持谦逊的态度，经过“小吴家庄”试算中虚心听取各种意见，等等，群众同我们一天比一天亲近起来，特别是贫农，说话亲切，没有顾虑。但是中农户，除了少数党员新中农以外，多数中农对我们仍然比较冷淡，谈话消极应付，有的故意少报收入，多报支出，故意哭穷。记得有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自报的收入竟小于支出，明明年年有余钱余粮，却说成年年亏欠。什么原因呢?
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月，调查将近结束了。有一次同一个中农谈到深夜的时候，他才对我们说出了“肺腑之言”。他说： “我看你们是实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对你们说了真心话不会给穿小鞋，我才把真心话对你们说。现在中农们肚子里有气，不敢说。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是我们村里把一些好劳动的中农也斗了，人家起早贪黑才有点积蓄，就说人家是地主富农，把土地财产给分了。这就使中农寒了心，生怕‘割韭菜’割到自己头上。你看，现在中农们有麦子不省着吃，天天磨了白面吃蒸馍，猪养肥了自己杀着吃，不肯俭省过日子了。”他形容这个村的土地改革说：“对贫农，是下了一场雨；对中农，是刮了一场风；对地主，是发了一场水。” 我们问他，现在怎样呢? 他说：“我们中农觉得是，风过了，天还没有晴好。” 我们对他详细解释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说明贫农中农是一家的道理，说明贫农下了一场雨，地主发了一场水，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关于伤害中农问题，我们说一定按党的政策仔细进行研究，有斗错了的要按政策纠正。 后来我们经过反复调查，了解到这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确实存在着伤害中农的严重缺点。实际上是把一些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了。不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团结劳动人民，促进生产发展很不利。经过反复研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定县县委和第八地委，后来地委派人到村里来，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广大劳动人民就更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也使群众真正把我们当作知心朋友。 在吴家庄，度过了紧张的二十天。当最后一天晚上，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围着两盏菜油灯作总结的时候，许多群众都自动跑来了。他们参加了这个愉快的总结会。二十天的争论，基本上达到了一致。总结很顺利地通过了。二十天以前，我们同群众是生疏的，淡漠的；二十天以后，许多人同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但是马上又要分开了。大家叙着别情，依依不舍。这个告别会上的情景，今天想来，还历历如在目前。新的税收办法公布了调查组回到了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我当即向黄敬和姚依林(他是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等领导同志汇报，原来估计能谈上两三个小时就很好了。没有想到几位领导同志拿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叫我充分地说，一直到我自己觉得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为止。他们一面听，一面记，一面同我们展开讨论。吃过晚饭以后，黄敬同志简短地讲了一段话。大意说：吴家庄的调查材料是丰富的，情况和意见都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央局最近已经初步讨论过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同吴家庄调查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又说：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贫农同中农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如何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他十分重视吴家庄中农对土地改革反映的“风过天未晴”的问题，认为这种伤害中农而没有认真纠正的情况，其他有些地方也有，必须认真处理。他说到这里，用严肃而亲切的声调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到我们晋察冀来了。现在就住在阜平。毛主席带来了他路过晋绥时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这个稿子还没有发表，正在征求中央局的意见。” 这时他向我们讲述了其中有关土地改革政策的一段。我们屏声静息地听着，心里象开了花一样：伟大的毛主席来到阜平了，我们能比别人更早地听到中央的指示，这是多大的幸福啊! 黄敬同志最后说，一个典型村还不能决定问题，应当立即组织全边区十二个专区，每个专区调查一个典型村。同时，为了争取时间，立即起草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 一个月以后，边区财经办事处召集了十二个专区的典型调查汇报。这个汇报，证明了吴家庄的调查结论对各地说基本上是适合的，但还有某些不足之处，须要加以补充和修正。 根据各地调查的材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负担政策的布告。宣布废除土地改革前的累进税办法，实行新的比例税收制。新的规定宣布之后，得到了边区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争先恐后地踊跃交纳，农业税的征收计划很快胜利完成，大批粮食源源不绝地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同时，由于负担政策公平合理，鼓舞了群众的生产干劲，使农业生产比上年有了相当幅度的增长。 在实施税法中，我们又结合一九四八年秋季征收公粮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实际检验这个新的税收法的正确性，并且把它总结起来，在一九四九年对这个税法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征收中又下去调查研究。整个工作的过程是：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在执行中检验政策、完善政策——再行调查研究……这样不断地往复循环，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我们的工作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