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编：Niuniuyumami
一   德国孩子为什么要给全家擦皮鞋 ?   　　东西方教育体制和方法的大相径庭想必大家早有耳闻。在慕尼黑的德国同事很多和我年纪相仿，同是“80后”，他们在很多方面却很不“80后”，难道“80后”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至少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父母口中常常夸赞的“好孩子”的影子。相信有些优秀的素质是不区分文化的。 　　德国的孩子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娇气，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钻”劲儿。当一个问题发生时，他们第一想到的是如何最快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抱怨；他们总是会自己主动地去争取更多的锻炼机会，很多事情是在我们眼中孩子通常都不喜欢做的，或者是让人一看就觉得难度很大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德国基础教育的成果。在德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到商店里买东西；10—14岁的孩子要在花园里劳动，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的孩子要擦汽车和在花园里翻地；16—18岁的孩子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如果孩子不自觉执行，父母有权通知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将派专门的执法人员监督孩子执行法律条例。我住在慕尼黑房东的家里，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孩子是怎样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法律的规定。你很难想像，房东家里楼梯的铁质围栏都是孩子业余时间的手工活儿。难怪德国人能造出宝马、奔驰这样的世界品牌。父母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谨，绝没有半点儿庇护。即便是因为生病不能做家务，也必须给父母一个正式的书面说明。也许在国内，很多家长会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或者说对孩子太苛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由于教育本身而带来的国民素质差距问题就会凸显。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基本的东西出了问题，可绝不是小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的德国教育机构深刻吸取了二战的教训。在他们的基础教育课本里明确地指出了二战的性质，功过是非一目了然。他们让自己的后代人清楚地看到了前人的错误，让后代吸取前车之鉴，这自然是利在千秋的好事。而且在战后的德国，只要是涉及到暴力、战争、侵略的出版物都会是相当敏感的东西，极有可能被政府禁止、查封。很显然，德国人并不想让自己的后代再一次陷入战争。至少在主流的德国社会，普通的德国民众跟我们一样，同样热爱和平，热爱自己安静祥和的生活。相比之下，同是二战战败国的日本，这方面又做得怎么样呢？翻开他们的教科书我们看到了什么？想必靖国神社的故事每一个中国人也都不陌生了……种种的种种，我们不言而喻。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会痛定思痛地思考：如何才能让和平之鸽永远飞翔在世界的天空。 　　德国人虽有民族优越感，但绝不会有失礼节。他们待人彬彬有礼，而且十分热情好客。喧闹的啤酒屋里他们会与陌生人举杯畅饮，安静的美术馆里他们会跟在同一幅画前徘徊的陌生人交流感受，匆忙的上班时间他们也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耐心地指路。平时对于前来访问的客人都会给予热情招待，决不会冷落客人；你送给主人礼物，他们会当场打开，表示对你的尊敬和友好；你临走时若向主人索要纪念品，主人也会感到十分高兴，并且一定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众所周知，德国人彬彬有礼、热情好客，这是一种全民素质的体现，亦可说是一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您身临其境来过德国，您就能明显感觉到两者的不同。毕竟，二战也并不是每一个普通德国公民都想要的。就老百姓而言，无论是欧洲的、美洲的，还是亚洲的、非洲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和平安宁生活的。和谐，无疑是人类共存共赢的世界主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派驻慕尼黑科学院学者）武志红：他们犯了很多错误：第一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错误，就是把孩子送出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分离，我们不应该以成长、锻炼为理由让这么小的孩子过早离开父母。孩子小时候最需要的是安全感和温暖，而不是一开始就要去培养他的能力。 

二 中国家长在教育环境中扮演的尴尬角色

中国教育从最近四十年开始，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读书无用”论，“读书有用”论和“读书有害”论共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们的家长扮演了什么角色？具体叙述如下： 一、“读书无用”论阶段 时间阶段：1966年到1977年 “读书无用”指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正规大学停止招生，学生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山的劳动改造过程中，将读书视作革命的绊脚石。如：当时有个大红人叫张铁生，考试交了白卷也进了大学等，以至于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奇观。知识分子被定义为“臭老九”，不再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群。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家长在教育环境处于非常被动的角色，知道自己孩子需要读书上学，知道“万般兼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但是无法和当时的社会教育环境去抗衡，无法让孩子接受高等的教育，完全处于无奈和被动的角色，最终成为社会教育受害者的角色。 二、“读书有用”论阶段 时间阶段：1977年到1996左右。 从1977开始，在伟人邓小平的创导下，恢复了高考，导致了整个教育社会对知识追求出现了井喷现象，到了1982年回复了平静，纳入了正常的教育体系轨道，在这期间，家长对孩子教育处于相对的平静状态，对孩子的读书任其自然，如他们有潜力，则考大学，没有还不会强求。同时学生读书的压力不是很大，该玩还得玩，该乐还会乐，该睡觉还能睡，总之该干嘛还干嘛。 在这阶段出来的大学生真好赶上了举世瞩目的改革时代，碰上整个社会需要知识和人才的时代，他们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证实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成为目前社会的精英和中国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讲，当时这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处于相对自由和宽松状态，没有化很多的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处于任其自然的角色，孩子们独立性很强，对当时考上大学的学生家长是受益者，是近几十年最幸福的家长。 但是对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来讲，家长扮演的虽然同样是任其自然角色，由于这些孩子没有在后来的职业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家长不能说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的受害者，至少不是得益者。 三、“读书有害”阶段 时间阶段：1996左右至今 在受到前面提到的影响，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由于没有通过知识来改变孩子命运的教训，同时国内所有的大学开始了扩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50万大学生扩招到目前的600万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疯狂的投入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圈中，几乎所有的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教育，拼命的希望孩子成才，不惜任何代价，花费大量的资源去帮助孩子教育，把孩子的教育当成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以为考上了大学，有了知识，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并且完全忽略了教育孩子如何成人，导致了大学生过剩，导致了毕业就是失业，导致了“知识不再改变命运”的困境，但是他们忘了，最近几年，社会对人才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需要的人，如何做人；其次才是才。就是“人”在前，“才” 在后，合起来才是“人才”。 也就是家长对孩子教育发生了错位，没有关心孩子如何成人，过多地关注了如何成才，让孩子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读书，掌握知识上，如：整天帮孩子找所谓的好学校；为减轻孩子的“负担”，自己带着沉重的书包送孩子上学；陪着孩子读书等，最终成为孩子的高级保姆。 按笔者观点，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化70％用在读书上，其余让他们该干嘛就干嘛。可是笔者还找到了有的孩子化在读书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0％。 举例如下：此事发生在我儿子的同学身上。在上初二时，由于这位同学在前一天晚上做功课做得很晚，第二天上课累了睡着了，老师看到了后也没有叫醒他（这位老师很宽容和仁慈，值得赞赏）。但是这位同学在睡觉时还不太平，并在睡梦中激动地说：我考上了！（全班哄堂大笑）想想，他在睡觉时还在读书，不就说明了，这位同学化在读书上的时间超过了100％？真不敢相信教育原来是这样的。 要知道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过多地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读书上，势必会导致孩子没有玩的时间，不能做自己喜欢干的事，不会在玩和做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做事能力，不会自己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会培养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个性和爱好，在进入社会以后的职业方向等，最终不就害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读书有害”论的观点由此而导出。 同时家长们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育的影响，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 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教育，我们国家如何进入创造时代？在此，是不是又一次验证了 “读书有害”的观点？ 在“读书有害”论的阶段中，我们的家长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一，他们是帮凶。帮助填鸭式教育培养出像工厂里生产出来一模一样产品的孩子，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孩子； 第二，他们是受害者。由于没有将孩子没有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和才，他们最终也是受害者。 总之，目前我们的家长在孩子教育过程中处于角色很尴尬、很无奈、很可怜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