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妓迅雷高清完整下载: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

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

行龙

清史研究199904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　030006

【英文摘要】Starting with the flow of rural poulation into urban　areas, the　author　adop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study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Arguing　that　urbanization　inmodern hina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 theauthor makes three observations:1)migration to urban areas　inthe West was due　to　the　"pull"of　the　city, while　Chineseurbanization was　due　to　the　"push"of　the　countryside; 2)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　was　coincidental　　with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two phenomena spiraledupward, whilein China urbanization was not tied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sometimes occurred without it;3)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has propell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th　ruraland urban areas,but with much moresuffering　and　at　greatercost.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social character　resultingfrom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hina"determined　the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正文】

　　城市化是近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然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城市化又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一样，城市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样的。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对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因素，“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55页。）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和独立发展的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在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展开的城市化运动又是一个畸变多态步履维艰的社会变迁过程，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水平，发育不全的商品经济，落后保守的传统意识，频仍不断的天灾人祸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城市化正常发展的因素。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特征。

城市化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流动也是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互为因果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关系却又十分复杂。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注：（澳）约翰·R·拉瓦蒂（John·R·Laverty）：《城市革命》，转引自《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6页。）近代中国城市化有何种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处于何种关系？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

　　“推拉力”模式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人口流动过程中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一般认为，这一人口流动模式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口学家E·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1885年、1889年雷文斯坦先后发表两篇“人口迁移的规律”同题文章，首次探索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规律，其中在论及“经济目的的支配”时，雷氏特别强调拉力或引力的主导作用，并且认为拉力强于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

　　坏的或强制性法律，沉重的赋税，糟糕的气候，不相宜的社会环境以及强迫（如买卖和运输奴隶）等等都已经并仍然在产生着迁移流，但是这些迁移量没有一个能同由于期望改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迁移量相比。（注：（英）雷文斯坦：《人口迁移的规律》，原载《英国皇家学会杂志》（1988年6月号）转见周叔莲、金碚主编：《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5页。）

　　在雷文斯坦文章发表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虽然人口学界仍不乏对迁移规律的探讨，但绝少超越雷文斯坦基本思想者。1965年4月，宾西法尼亚大学E·S·李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年会上宣读的“迁移理论”一文，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归纳为四类：与迁出地相联系的因素；与迁入地相联系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个人的因素。李还绘出一幅表示前三类因素之间关系的图形：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布满了分别表示拉力、推力和无甚影响的“＋”、“－”、“0”符号，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则是形状犹如波涛的“中间障碍”。李氏认为，迁出地、迁入地及中间障碍，对每一个流动人口而言，都有许多推力和拉力的因素存在其中。换言之，前三类因素与第四类因素也相关相联。在阐述这一迁移框架的基础上，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了迁移的规模、迁移流和反向迁移流以及迁移者的特点等一系列假设。（注：埃弗雷特·S·李（Everett　S.lee）《迁移理论》，原载美国《人口学》第3卷，第1期（1966），中译文见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版。）可以这样认为，李氏该文乃是迄今为止有关人口流动推拉力模式最为系统全面的探讨。但是，正如迁出地和迁入地总有一定的距离一样，理论的假设和进一步对理论的验证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李氏自己承认，“我们永远也不能具体地指出驱使或阻滞某个人迁移的确切因素……就象边泌（Bentham）对于欢乐和痛苦的计算一样，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中＋的和－的因素的计算也永远是不确切的。”（注：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6页。）

　　尽管李氏提出的迁移框架假设无以得到实际的验证，但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仍是分析迁移规律的基本理论模式。要之，城市化过程中推拉力囊括的各种因素受个体和时代的制约呈现多重的特征，但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却是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基本动因，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对不同推拉力模式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就相去甚远。

　　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大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法、美、德等国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城乡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近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发展，使资本主义城市不仅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而且首先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农业生产中大机器的采用，社会化农业生产以及土地的牧场化，都使众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脱离农村而涌入城市。人口和资本一样涌入城市，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这种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并进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0页。）

　　以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检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过程，正如雷文斯坦强调的那样，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是迁移的基本动因，而形成拉力的主要因素则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工业化而非商业化和其他。16—18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商业革命，为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飞跃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同时带来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它并没有引起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相对比例也无太大变化。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对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推动作用，法国著名史家保尔·芒图的其享誉经济史“经典”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写道：“本书每一页上都可能有其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归功于大工业。”（注：（法）保尔·芒图著，杨人瞋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4月版，第287页。）《大英百科全书》则提供了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指数：

　　城市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反过来，工业化又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的发展。例如从工业化的先驱国家英国来看，这个国家在1801年时五千人以上的城镇只有106个，其全部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6％（有些资料的统计甚至比这个数还要低）。半个世纪后，到1851年时，全国城镇数目达到265个，城镇人口所占比率上升到54％。1891年时，城镇数目增至622个，人口占到68％。进入本世纪前后，欧洲大部分都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至1920年，全欧人口中（除苏联外）城市人口已达32％，1970年达64％，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莱茵河流域和英国中部地带的工业区。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1920年至1970年全欧洲人口增长了42％（由3.25亿增至4.62亿），这五十年中它的城市人口却跃增了182％（从1.04亿增至2.93）。美国情况也大体相仿：1800年城市人口只占6.1％，1970年则占73.5％。

　　这些数字同那些尚未工业化，或者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注：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2—13页。）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近代城市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使其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东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先后对外开放了70多处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主要功能乃在于通商，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就讲到，西方列强在中国“广设埠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黠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注：曾国藩：《预筹修约事宜疏》，见《皇朝经济文编》，卷七十四，第1页。）在地大物博、幅员广大的中国建立一个由大口岸城市到乡村集市的进出口商业贸易网，以便使中国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是殖民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商业利益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已形成的口岸城市体系，既是西方列强源源不断的输入本国商品的批发站，又是掠夺输出中国商品的转运站。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口岸城市体系在日渐完善，中外贸易也在日益扩大，商业化的浪潮成为城市化的首要推动力。相对而言，中国工业化浪潮却姗姗来迟，如果说，中国民族工业始自洋务运动，而后尚有“黄金时代”、“实业热潮”的话，那么，这种波波相连的工业化与商业化相比也是非常滞后缓慢的。工业是商业的婢女，也是贸易的附庸，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的特征。统计表明，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格局：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是3∶1。（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4页。）商业化先于工业化而又不能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变，乃是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周谷城先生对此即有精辟论述：

　　帝国主义侵入了，把大批的商品送进来，但商品大批送进来，只能使人失业，不能使人得业。农村手工业者无处插足，便是其例。新工厂若开门了，便可容纳许多游民无产者。但中国近几十年之内，帝国主义的商品早把农村手工业冲破了，早制造了多数游民无产者，而新式工厂则发达较后，且常在七零八落之中，无力吸收多数游民无产者。至是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说：外国商品来得愈多，制造游民无产者的功用便愈大；中国工业发达愈慢，吸收游民无产者的能力愈小。（注：周谷城：《现代中国社会变迁概论》，《社会学刊》第二卷，第三期。）

　　以推拉力模式检验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就城市的拉力一面而言，西方是以工业化为主，而中国则以商业化为主。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主要因素的城市拉力大于农村的推力，那么，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则是来自农村的推力大于商业化为主的城市拉力。其实，就农村的推力一面而言，中西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大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城市的工业化，才使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中国近代的农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盘剥，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解体，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使得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进而成为一无所有的过剩人口，迫于生计，成千累万的农业过剩人口不得不涌进城市，谋食走方。近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推力不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相反却是农村经济的衰退，这一特征在农业生产急剧凋零的灾荒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如江北地区灾荒期间大量农村人口向苏州、上海等城市的蜂拥即相沿成俗，光绪初年《申报》载文谓：“江北一带村农，每至荒年，辄扶老携幼，谋糊口于苏城，相沿成例。”（注：《申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谈及19世纪50年代末，“其时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宣统年间“各省偏灾迭见，米价均异常腾涨，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乃聚至二十余万人。”（注：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一。）20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注：《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20世纪20年代后，一面是各种自然灾害的潮水般袭来，一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潮水般涌入，1935年前实业部农业实验所对各省农民离村的调查统计显示，全家离村至城市者即占59％以上，（注：《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四卷，第七期（1936年）。）时论认为：“事至今日，农村破产，日益剧烈，农民痛苦，日益深刻，各乡村普遍了一种杌齁不安的现象。农民莫不纷纷离村，徙居都市。”（注：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九期（1933年）。）“农民离村与都市膨胀是目下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离村“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病态的不是常态的！”连篇累牍的此类惊呼正是农业经济破败基础上大量农民离村向市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日益衰败，举家迁移在迁移人流中愈来愈占有主要部分，它既不同于商人的抛妻离子，也不同于青年学子的只身独往，其扶老携幼破败不堪之状与“难民的流亡”实无两异。葛勒石（George B. Cressey）在其“于十年间旅行和搜查”所撰并被誉为“在国际学术界已风靡了并影响了整整十年”的中国地理学专著——《中国区域地理》中，对内地流民拖家带口涌向东三省即有非常形象的描述。（注：葛勒石（George　B·Cressey）著、湛亚达译：《中国区域地理》，正中书局1947年9月版，第84页。）

总之，城市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基本模式，但此种模式在不同社会和时代又会出现多种变异，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道路视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不能蕴含城市化的丰富历史内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就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具有自身历史特征的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换言之，西方是“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方面来，”（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03页。）中国则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来；西方是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中国则是农村的推力强于城市的拉力。要之，这种人口流动的推拉力模式及城市化发展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紧密相联，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二、城市化的双重影响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城市化过程，必定对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产生双重的影响，简单化地罗列这种影响并不困难，诸如城市化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扩大社会分工，推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带来失业增多，住房紧张、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对农村而言，它缓解农村社会的人口压力，分解传统的大家庭，提高农民素质，同时又有农村劳动力缺乏与资金短缺，农业生产力下降等问题，这种罗列已属惯见，几为定框。然而，城市化本身是一幅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立体画面，直线条的描摹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复杂与多面。事实上，不同社会的城市化道路对农村与城市社会的影响会有所不同，被西方视为城市化的有利因素就不全然在中国能起积极作用，某些看似消极的因素也可能包含着积极的内容，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因素对农村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制约因素，反之亦然。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利弊截然分明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不再罗列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的种种利弊影响，而仅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略加分析。

　　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如果非要将城市人口分为土著和客籍两大类的话，“客籍多于土著”是一个可以认定的事实。正是由于源源不断蜂拥而至的外来移民，才给城市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带来了各种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带来了大量的发展资金，带来了大批的消费者，带来了城市社会发展的契机，这个道理简单而明了，历史的记载不为不多，上海在近代由一个普通的县城一跃而成为远东大埠就是一个显例。1882—1891年上海海关十年报告讲道：“在上海的中国人口有许多是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锈工和妇女头饰是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1页。）晚清上海金融业外来移民占有举足轻重之势，钱庄业九大家族中，浙江人占7家，苏州人占2家；15位钱庄主要投资人中，浙江10人，江苏3人，安徽1人，上海1人。（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755页。）宁波、苏州、镇扬、广东、上海、松江、南浔、安徽、潮州、山西等14个地方帮系是钱庄业主力部分。19世纪70年代后直至本世纪20年代，仅苏州洞庭山席氏家族就有23人先后担任过上海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5人担任过两家外国洋行的买办，本世纪前后，几乎所有著名的上海银行买办都为席氏家族所垄断。上海百货业中也有北帮、广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西南帮等各路帮派。（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1页。）报关业中也分南洋、北洋、长江三大派系和几十个小帮系，（注：《上海地方史资料》（3），第111—112页。）如此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农村社会各色人等的不断涌入，才有城市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经济得以发展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断言：“一座城市如果不能保证有新的人员补充，就无法生存下去。”（注：（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11月版，第582页。）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进而推动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它的反面则是减少农村劳动力，致使耕地荒芜，影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简陋而根本无以实现农具机械化的前提下，男性青壮年劳力无疑是农业生产力的主要载体，此部分农村人口的大量离村，对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进入民国以来，“壮年劳动者常脱离农村，致生产力日益减少”；“田畴荒废，产额又因之减下”；“耕者日少，而田愈荒”；“田园任其荒芜，生产能力低减”已成为南北各地农村的普遍现象，（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49—651页。）农忙季节农工却不敷需要也已成为普遍的喟叹。1929年6月18日《顺天时报》记述京畿一带的状况谓：

　　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于近来社会上，关于各种劳力事业，颇有缺乏此项人才之叹……乡间之农作尤有缺乏农工之叹。目前田间忽得透雨，地皆湿润，农民等以播种谷稼时机已到，于是咸皆雇觅农工，忙于耕种。不料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并且因此又引起农工要求增加工资者，亦比比皆是。或云现在缺乏劳动工人之故，大概系受军阀招兵及资本家招充矿工之影响所致。（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0页。）

　　“耕者日少”、“田畴荒废”的记述可以从耕地面积的增减趋势中得到反映。正如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数量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一样，我们并不知道中国耕地面积究竟有多少。一般认为，近代以来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如章有义等认为，从太平天国失败到19世纪末，“新增耕地远远抵不上抛荒之地，”因而实有耕地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注：章有义等：《太平天国后租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集。）乔启明认为，自1914年以后耕地是递减之势。（注：乔启明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3页。）严中平等人也认为，从各地战乱和灾荒看，“我们有理由相信，1933年耕地面积（东北除外）要比1913年低。”（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7页。）1941年出版的《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则根据北洋政府《农商统计表》和30年代调查，编制了包括辽宁、吉林、热河在内的15省耕地面积指数，若以1914年为100，则1915年为111.5，1916年为102.0，1917年和1918年为95.0，而1932年更下降为81.4。（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1941年版，第45页。）8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先生综合各期统计资料及研究成果，认为近代以来耕地面积是有所增加的，若以地区间的变化而言，“从中可明显看出耕地有向东北和西部边区拓展的趋势。”我们认为，即以吴先生所得结论而衡量，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也不能否定因大量农民离村向市而引起的某些地区或某个时期耕地荒芜甚至减少的历史事实。1873—1933年间，耕地面积减少者就有福建、浙江、河北、山东、湖南、陕西、江西、宁夏、绥远等9省区。（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6—357页。）吴承明先生进一步论道，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只有3.4％。这就必然发生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这也是近代经济史学者最关心的问题。”（注：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人多地少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迄今为止研究者也多承认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人口压力，但大量农民离村并不绝对或完全由于人口压力所致，30年代吴至信在其《中国农民离村问题》长文中，就结合中外事实对此有所论述：

　　“农村人口压力，在中国亦非农民离村之绝对因素。以农村人口密度而论，与农业发达之美国与丹麦相较，诚嫌过高，但与日本比较，则日本之农村人口密度尤高……且吾人更须注意一事实，即中国农作以人力为主，需要人口之多，远超过美、丹（麦）诸国之上，而农村生活程度又非甚高，是则本国农业工作既需要较多之人口，纵觉人口有时过剩亦未必不能忍受，故中国农村人口密度未必为农民离村之惟一因素，纵无日本事实之较证，亦可知之。且中国因自然淘汰之流行，近百年来人口增加至微，则农村人口密度，并非近年始增至此高度可知，然农民离村乃以近年而愈演愈厉，其非全由于人口压力所促成，固显然也。（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合刊号。）

　　我认为，人口压力确是近代中国农村存在的历史现象，但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又不全然由人口压力所致。就农民离村问题而言，人口压力只是一种非直接的远因，直接触发农民大量离村向市的因素则是天灾人祸打击下的农业衰败，当然，城市工作收入较高、教育文化事业集中、分工发达而易于谋生等都可能成为推动部分农民向市的因素，但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我们难于对此作过高的估计。

　　问题再回到城市化的影响上来。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固然给农村社会留下了劳动力缺乏和耕地荒芜的负面影响，但它带给城市的也不仅仅是劳动力、资金、消费市场等有利因素，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犯罪死亡等问题也会随着人口流动的潮流涌入城市。在近代中国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城市，尤其是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大城市，住房紧张就是一个颇为恼人的问题。当然，象上海、天津此类的大城市是不乏高楼大厦和花园别墅的，但它毕竟只是少数洋人买办达官富豪的居住场所，里弄胡同茅草破屋才是多数市民百姓苦力男女的栖息之地。1933年前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对南京棚户家庭的调查显示：棚户的屋顶都是茅草做的；墙壁大都以芦柴做成；屋内地面除3家用砖外，其余全部为泥土；180家棚户所住房屋，没有窗户者竟有101家。（注：吴文晖：《南京棚户家庭调查》，国立中央大学1935年5月版，第84—85页。）20年代末，有人对北京贫民的“居住”情况，作如此描述：

　　至于没有一定住址的人们，大多也住在天桥附近。冷天的时候他们无家可归，就每天设法花铜元六枚，挤在二三十人男女混杂的小店里，围着半熄不没煤气触鼻的小煤球炉，或在凹字形炕上，以免沿街冻死。到夏天他们即省了店钱，到处便为家的露宿了。朝阳门外是北京穷陋无比的地方，只要能形容得出的龌龊、污浊，那里即能见着嗅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的人民们，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注：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社会学界》第七卷（1933年）。）

　　上海的情况，这里不妨转录两首竹枝词：

　　半椽小屋数家分，绝似千蹄合一群。

　　最是中宵清梦醒，邻家绮语不堪闻。

　　注曰：“上海尺地寸金，值昂于内地者倍蓰，中下社会为节省赁资起见，往往合数家赁居一宅，甚至走廊灶庇亦有人满之患。经济则经济矣，然终日胼手鞳足，局促万状，羝羊角藩，不是过也。”（注：刘豁公：《上海竹枝词》，见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54页。）

　　稠密人家似鸽笼，尘嚣绝少气清空。

　　纳污藏垢民殖地，最易蕃滋是臭虫。

　　注曰：“上海人稠地狭，一室恒居数家，空气恶浊，臭虫滋多，最为扰累。”（注：余槐青：《上海竹枝词》，见顾炳权上揭书，第264页。）

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509页。）也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讲到：“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既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20页。）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尽管它对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过这样或那样的推动作用，但在一个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日益衰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推动作用却要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时代的限制又是不可逾越的。与其说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推动了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倒不如说这种推动是以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

三、无工业化的城市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互为因果而螺旋式上升的关系已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所证实，理论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也随之而不断深入。一般而言，城市化的早期表现更多地被人们视为文明进步的一个因素，而并没有看作是使它出现的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随着产业革命的来临，以城市人口为一方，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而直接，由是，揭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关系便逐渐成为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关注的热点，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模式可以囊括复杂多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关系，但一些定量测定的统计指标却日益被学界接受并运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人口。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仅是西方经济学界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历史学家也对此认同不讳。布罗代尔就曾指出：“在天平一侧的盘子上放置着所有的城市，在另一侧的盘子上放置整个帝国、整个国家或整个经济的人口总数，然后计算比重，这是衡量某些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个相当可靠的方法。”（注：（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年11月版，第574页。）经济学界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则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例，瑞士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贝罗赫（PaulBairoch）在《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写道：“从历史的水平和国际的水平进行比较时，制造业就业人口所占的百分率被认为是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工业化水平的简洁指标。”（注：（瑞士）保罗·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211页。）以城市人口比例和制造业人口比例及其变动为指标，我们不难发现中西之间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明显差异。

　　自18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而工业化的发展较城市化而言更为迅速。贝罗赫在其大作中曾专列“城市化水平同从事制造业的经济活动人口所占百分比的比较”一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除英国以外，整个欧洲19世纪后半叶城市人口增长率略小于从事制造业的经济活动人口所占百分比，换言之，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较城市化发展稍慢，这种情况显然与其中不包括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有关。（注：（瑞士）保罗·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41页，表四十五。）其实，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欧各国，工业化的水平总是超过城市化的发展水平。80年代中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其名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即肯定地指出：19世纪的西欧，工业化的进程比城市化进程快得多，工业中就业人口百分比总是高于生活在城市的人口百分比。1856年法国城市居民占10％，同期制造业就业人数占20％；1870年，德国城市人口约占12％，同期却有30％制造业人口。（注：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317页。）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工业化为标志的西欧近代城市化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前进，或者是工业化发展较城市化发展还要迅速的历史发展过程。

　　反观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却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水平乃全球范围内最低的水平，贝罗赫在谈到中国城市化时指出：“在本世纪初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还比第三世界其它地方低得多。”（注：（瑞士）保罗·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221页。）至于制造业就业人口在近代中国本是一个无以精确统计的数字，即使以包括海员、搬运工人等在内的并非制造业的全部产业工人人数计之，至抗战前最高估计也不会超过400万，以此与全国四亿多人口得百分比，也不足1％！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可比性的比例！工业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典型的“无工业化的城市化”，也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城市化截然相反而不能同日而语的城市化。

　　正如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一样，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强烈影响，并且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制造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主要份额；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华资比外资更小；工业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等，无一不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相关。这里已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证，而揭示这种无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特征倒是本文不应回避的问题。

　　中国近代无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无业问题。失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整个物质生产过程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的历史现象，它不但会引起新工人就业的极大困难，而且会排挤掉成千上万的原有工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同时与经济周期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经济危机时期失业问题会随之更加突出。但在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发展的严重不足本来就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城市化的速度又明显快于工业化的速度，对于相当数量由农村而涌入城市的人来说，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无业可就的问题，其次才是就业后再失业的问题。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随着经济周期的出现、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周期变迁，会出现部分人口时而被排挤，时而又被吸收的盈缩现象，那么，中国近代的无业和失业就是常态的和普遍的现象。时论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与其说是失业问题，倒不如说是无业问题：

　　中国的失业问题，与世界工商业先进国的情形不同。中国的都市人口在传统上仅有少数的从事于生产事业。一家只要稍有财产或家主一入仕途，全家就可坐食终身，不必再从事于生产事业。并且中国的工商业向不发达，工作的机会比较的少，即使成年男女都有工作的愿望，也无法安插如许人数。因此总有一大批人数根本是无业者。所以中国的失业问题如与西方相比，算不了严重。中国真正的严重问题与其说是失业问题，毋宁说是无业问题。（注：何德明编著：《中国劳工问题》（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9月版，第158—159页。）

　　有关中国近代城市无业和失业的统计并没有系统的资料可查，部分大城市民国以后或有当局的个别统计，但无业与失业也无以类别，笔者现仅见《天津人口史》据该市公安局档案和市政公报列有“1936年—1947年天津市无职业人口与失业人口”表，以1937年为例计算，无职业人口（除就学一项）共571,860人，失业人口28,766人，两项合计共600,626人，（注：见李竟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页。）按全市是年总人口1,262,261人，则失业与无业人口占48％，如此高的无业失业率当与绝大多数妇女“不事生产”有直接关系，但严重的失业问题确是普遍的事实。请看以下几组数字：据前北平市社会局调查，1928年6月至1929年6月，北京全市商号职工共91,476人，其中29,902人失业，占总数33％。（注：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三期（1931年9月3月）。）据1936年《上海市年鉴》统计，1930—1936年，上海“华界”失业率在15—18％之间。（注：见邹依仁著：《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1932年《社会学杂志》载文估计各地失业状况：上海工人约349,145人，失业者75,219人，占19％；南京无业者达300,306人；汉口失业者约10万人；北平23万人；天津10万人；广州45万人；福州177,000人；济南16,000人；青岛40,000人；杭州1万人；安庆64,516人。（注：解敬业：《中国的失业问题》，《社会学杂志）第五卷，第4号（1932年9月）。）柯象峰在《中国贫穷问题》中列举主要城市失业数字后指出：“因所谓失业之定义及失业之程度与失业者之类别多乏详细考订，故未可尽据以为实。但无论如何，均可表现失业之普遍的状况。”（注：柯象峰编著：《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35年10月版，第240页。）其实，虽然民国前连个别大城市的失业状况也少有统计数字，但城市化过快而工业化发展不足引起的失业是一以贯之的，19世纪末维新思想家陈炽即指出，开埠通商六十年来，“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注：陈炽：《续富国策》，卷四。）

　　无业与失业固为悲惨，就业者的命运也不会有多好，这是因为，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必然会加重就业者之间的竞争，对每一位就业者而言，他们都有着由就业到失业的问题。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致使大量农民离村入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又使中国城市工商业雪上加霜，于是，失业对于在业工人而言就成为一种“家常便饭”。据方显廷先生调查，20年代末，天津织布业工人在厂坊工作不超过三年者占所调查之数的74％，方氏认为，此种情形，实为织布业之“不稳定现象”：

　　工人在厂坊供职，既不能长久，则朝三暮四，习以为常。虽然，其责并不在工人，而在雇主，盖雇主以市况幻变莫测，出货不能畅销，必要时惟有辞退工人，以节经费，故失业之事，已为是业工人之家常便饭。（注：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南开大学1931年印本，第67页。）

　　也许，在中国传统的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工商业行会组织中，雇主和工人之间还保持着那么一种脉脉温情，也不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那么残酷无情，但此种温情的背后依然只有无情，失业对工人来讲绝不是眼泪可以冲刷掉的恶魔。19世纪90年代初，一则福州土钉业靠“抓阄”决定工人去留的记叙，读来不禁令人唏嘘：

　　自从洋钉输入中国，一千个以上靠打土钉为生的手工工人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这件事发生在福州。

　　现在福州土钉业的生意如此萧条，以致大商号都在裁减职工。有一家店东请他的十二个工人吃饭，饭后拿出一个木匣，对大家说，伙计们平日工作都很勤奋能干，现在没有买卖是由于时运不济，不能怪伙计。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得不辞退一半伙计，但因他们每个都是难得的好帮手，他只有全凭运气来决定留谁。匣子上开有一口，刚容一手探入。十二个人一个个地从里面取出一竹片，凡抽着上面写着“去”字的，便被辞退，并答应生意好转时再行复工。老板和这些倒楣的工人在分别时都流了不少的眼泪。这事说明福州各行业的如此衰落，并非由于精力和经营能力的不足。

　　无业与失业对本来就贫困如洗到城市“讨饭碗”的小农来讲是一种再为致命不过的打击，其结果便是凶暴者流为盗贼，懦弱者穷极自杀，至于因失业而家庭离散，妇女沦为妓女，老者迫为乞丐者，可谓见惯不怪触目皆是。与之相伴生的是，部分人口因无业和失业又一次悻悻然离开城市而返回乡间。史实表明，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由城市倒流回乡不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具有愈后愈烈的明显趋势。据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载，30年代广东因丝业衰落，约有二十万女工从工厂回到农村去；浙江“城市工人大批的回乡”；江苏无锡“前赴都市工作者，今大都重返田间”；河南汜水，山西灵邱，江苏江都因农民大量返乡，多有“实感农工太多”之叹。（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0—481页。）此种倒流现象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经过农村——城市——农村的轮回之后，返乡的小农在农村也有面临再次失业的厄运，如果说他们在城市的失业主要是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足的话，他们在农村的再一次失业则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凋残衰败。30年代中期，有人对山西忻县奇镇作过调查，论曰：“年来绥、察的商业不振，各商号倒闭者时有所闻。一般商人因商号倒闭而失业，失业以后又不得不回到故乡从事耕作；然因土地有限，所以一般回乡的商人多为无业的游民。”（注：贾聿真：《山西忻县的奇镇》，《新中华杂志》2卷21期（1934年11月）。）又有对晋商故乡祁县、太谷、平遥商人回乡改业种类的调查：祁县东左墩村商人回乡“无业者”占25％；西左墩村占17％；太谷县阳邑镇占20％；平遥县道备村占6％。（注：刘容亭：《山西祁县东左墩西左墩两村及太谷县阳邑镇平遥县道备村经商者现况调查》，《新农村》第22期（1935年3月）。）谁能想到昔日囊丰箧盈万贯家财的晋商竟然沦为落寞无奈悲凄怅惘的游民？！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外力迫逼的开埠通商为契机，城市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固然显示了城市化文明和进步的一面，而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衰败和工业化的低度发展又突兀了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和落后的另一面；城市化既带动了城乡社会的历史进化，又伴随着太多的苦难与代价，两者同样都是真实的。要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去甚远的滞缓痛苦之路，同时也为现代中国城市化垫铺了以之为起点的历史基础。世事递嬗，斗转星移，以今日中国的城市化顾昨日近代城市化，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令人感叹而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