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效应是什么意思:谁协助斯诺完成《西行漫记》的采访？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乘车送客人到美军观察组驻地。黄华（左1）随行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有人甚至评价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的顺利完成，离不开这样一个人——他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名噪全球的《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

　　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半官方外交领导者之一，他曾被指定为同秘密来访的基辛格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新中国外交史上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与他有关。

　　他就是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的外交才子黄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评论黄华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人民公仆之一”，并称他为“值得信任的朋友”。黄华的老伴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

　　谈起黄华的一生，他的老伴何理良说，“黄华”是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本名“王汝梅”，从事革命工作后怕连累家庭，一直用“假名”，结果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儿孙们也都全部姓了“黄”。

　　1913年1月，黄华出生在河北磁县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二伯父王欣然是位有声望的学者和教育家，黄华认为自己的性格和学习习惯的形成多得于二伯父的教导和影响。

　　1932年秋，黄华考入燕京大学。燕大当时作为教会大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黄华的英文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当年，燕大教学思想比较自由开明，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黄华读了一些当时能找到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初步明白了一些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从爱国、反帝和反封建的意识逐渐发展到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见证“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经典照片的诞生

　　1928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身挎一架旧式的柯达照相机来华后，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现状，开始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他曾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他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黄华等北平学生运动骨干都是他家的常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的中国民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在美籍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的带领下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临时驻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黄华在晚年回忆说：“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

　　当时，黄华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在西安，黄华如约找到斯诺和海德姆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7月20日晚，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次日，到达保安县，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泽东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和毛泽东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并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问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在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到苏区来，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黄华在晚年还记得，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还访问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等人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保安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斯诺在黄华的陪同下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相片。

　　当时，红日已升到了中天，艳阳直射到窑洞里，显得十分明亮。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在窑洞前站住。斯诺按下快门,为他拍下了一张全身照片。斯诺希望再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的照片，他向毛泽东跟前走了几步，对好了焦距，抬起头来说：“主席，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很久没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好向在场的人借戴，但是没有一顶能够戴得下去。最后，站在旁边的海德姆摘下斯诺头上缀有红五星的崭新八角帽，递给毛泽东。只听“咔嚓”一声，斯诺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珍贵照片。后来，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这幅“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

　　几十年来，斯诺把这顶军帽视为家珍，从红区带到白区，又从白区带到美国、瑞士。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将这顶军帽赠送给中国政府，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见证中国革命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

　　黄华曾回忆说：“离开保安前，毛主席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主席。这样工作了3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等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黄华回忆说：“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的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家中。和毛泽东的谈话及苏区的见闻，深深地使他激动，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要立即把在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出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11月12日起，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立即予以转载。此后，许多报刊头版头条连载斯诺的报道外，并配以大幅照片和有关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