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阁:曾庆红：在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6年8月16日）

曾庆红在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6年8月16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深切怀念与由衷敬仰之情，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和弘扬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

　　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同志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卓越理论贡献、崇高道德品质，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王稼祥同志１９０６年８月１５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青年时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前往苏联学习。１９２８年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１９３０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３１年春，王稼祥同志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同志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同志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同志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经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同志带着伤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１９３７年７月，经党中央安排，王稼祥同志辗转到达苏联治疗伤病。在苏联期间，他参加并一度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和抗战的情况，介绍中共中央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１９３８年３月，任弼时同志到达苏联后，他又与任弼时同志一起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共产国际通过了肯定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决议。１９３８年７月，王稼祥同志回国，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王稼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同志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１９４３年７月，王稼祥同志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他的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苏联治病。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并曾代理宣传部部长，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加强城市建设、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１９４９年３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年６月至８月，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９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王稼祥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同志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他参与完成了安排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重要任务，参加了中苏会谈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１９５１年初，王稼祥同志根据中央决定，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同时仍兼任外交部副部长至１９５９年。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８年，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５６年９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５４、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１９６６年３月，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这期间，王稼祥同志参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多次出访苏联、东欧等国，出席有关国际会议，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际交往准则的思想，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６２年初，王稼祥同志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就如何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仅未被接受，反而被指责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同志受到迫害。因毛泽东同志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１９７３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王稼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终年６８岁。１９７９年，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王稼祥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王稼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王稼祥同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党的对外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的丰富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我们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要向王稼祥同志学习，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勇往直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王稼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以革命为“终身的寄托”。长征途中，面对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自己的沉疴重疾，他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坚忍不拔地朝着胜利的目标前进。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坚决支持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多次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发挥作用，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贡献。在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原则，坚持学习，努力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临终前，他特别嘱咐亲属要坚定地跟党走。王稼祥同志历经磨难而意志弥坚，饱尝艰辛而信念不移，用坚定的信仰书写了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一生。

　　我们要向王稼祥同志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王稼祥同志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在中国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对党的许多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说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坚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员的质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关心和培养干部，建设“一个大而精的党”，并且以通俗的语言概括为“党外要多兵，党内要精兵”。他认真探索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早在１９３４年就同朱德、周恩来同志一起，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指出“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主张对知识分子大胆提拔、使用，强调要把一批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党的骨干。在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他对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城市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以及相关方针政策等，作了系统的论述。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中，他鲜明地提出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这些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同外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我们要向王稼祥同志学习，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王稼祥同志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他始终谦虚谨慎，勇于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延安整风中，他曾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结合切身经验，谈如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他经常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明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他尊重实践，注意调查研究。１９５８年，他在农村考察中发现一些浮夸现象，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请刘少奇同志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转达他对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和国民经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忧虑，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

　　我们要向王稼祥同志学习，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王稼祥同志一生艰苦奋斗，朴素节俭，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的伤病很重，长征到达陕北后，被中央军委评为一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领取几十元的残废金，但是他从来没有领过。延安时期，党中央为照顾王稼祥同志，规定他的伙食费实报实销，但他从不因此而搞特殊。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同志任首任驻苏联大使，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吃穿十分简朴。在研究使馆人员的工资待遇时，他坚持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他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从不以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同志们，王稼祥同志的精神和风范，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具体而鲜明的体现，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因为有像王稼祥同志这样无数的先进战士前赴后继，不懈奋斗，我们党的先进性才成为一面光荣的旗帜，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才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开拓进取；才成为一种伟大的力量，催生和激发全党全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不竭的创造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学习王稼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