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汝坤父亲陶文资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国高考有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之嫌

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中国高考有与世界主流渐行渐远之嫌

“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中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

本刊记者/李强

从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今，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110年的历史。

回首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走过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曾经离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线很近，但是最终，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上了另一条路，而这条路，与世界的高等教育的主流渐行渐远，而且难以回头。

何时开始拐弯的？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正如台湾地区史学家王汎森所说，他们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出版和学校，从前的细枝末节，开始因知识分子的注入而膨大，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但是，正如当初力主废除科举的人所期望的那样，废科举，兴学堂，造就了接下来20年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波高潮。第一次海外留学的浪潮开始，不少学子远赴日本，到1911年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随后，赴欧美留学的人数逐年增加，他们包括蔡元培、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等后来一批中国的教育家。正是他们，推动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仍大量沿用当年的学制。

借鉴美式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方伸缩余地。同时，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院储朝晖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认为，老学制强调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还有胡适反复强调的弹性，而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普通教育培养模式，则试图以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弹性、个性、生活等精神被丢的一干二净。

  “我们改错了，原来的更先进。”储朝晖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期间，坚持亲自面试所有报考学生。学生入学后，他每个月挨个找学生谈话，了解学习情况，根据各自的进度推荐需要学习的书籍，所谓“因材施教”，不外如此。1999年，中国评选“两弹一星”元勋，获奖的23人中有9人是叶企孙的弟子，2位是他的学生，还有两位的同事同他直接相关。

  叶企孙代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精神。

  然而，1952年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彻底的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从此从世界教育的主流中切割出来可。”储朝晖评论说。

  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目的已经不是培养一个人，而是一个建设者，一颗社会机床上的螺丝钉。

  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赵启光曾在同科技部部长万钢的电视对话中指出，前苏联败给美国，则在教育不合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一直沉浸于重视工科教育创造神话中不可自拔。

  1958年，美国《生活》杂志对比了苏联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成绩，得出结论，苏联大学生素质全面压倒美国，而此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似乎佐证了这个结论。但仅仅过了4年，美国宇航员成功登月，告诉苏联人，看似懒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们能完成举全国之力的苏联仍完不成的目标。

大学成了“打工仔”

  中国教育本来有机会重回世界主流，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考试形式实际就是把原来的科举取士的制度照搬过来。这是一种和人的成长直接冲突的考试制度，他的理念就是可以用一把普通的尺子去衡量所有人。

  “此后，我们的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没有重大变革，只有小修小补。”储朝晖说，不论是委培制度、加分、保送、自费、公费自费并轨，整体来说虽有借鉴国外因素，但影响很小。“中国跟国外学的主要是形而下的东西，请几个外教，学习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没有形而上的，就是没有理念上的学习。”

  于是，很多学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1922年，中国政府放开留学政策，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1700人，随后逐年增长，而且加速增长。根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共有28.47万人选择出国留学，而且绝大多数是自费。

  海外留学成本是国内读大学的数倍，但中国学生仍趋之若鹜，是否可以解读为默认海外教育水平比中国国内高校高出数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的高招制度及高等教育同世界主流渐行渐远的呢？

  一个是大学管理体制。储朝晖认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不是现代的体制。”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但是，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是教育部定，给学生的学位证是教育部颁发的，从入到出都是教育部来管，学校成了专门负责教授的“打工仔”，不需要为学生负责，只需要为教育部负责，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

  现代大学生应该是“多边界”的，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边界，只需要考虑教育部，而社会、学生、家长都可以不管。旅美学者黄全愈几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高考在美国》中说，美国的大学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校友的募捐，学校成为一个社交圈子的核心，众多资源都围绕着学校流转。学校是一个多边界的社会实体，学生既是它的原材料，又是它的产品，一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因此既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原材料，又要生产最好的产品。

反观中国的大学，原材料不是自己选择，当然无法对产品负责。

“赢在起跑线” 高考异化下延

  那么，理想的招生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储朝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谈恋爱，学校可以选择学生，学生也可以选择学校。本来就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而现在的招生制度就像打擂台比武招亲，而且比武过程还要担心有人用暗器使诈。”

  恢复高考之初，中国的招生制度虽不能保证有效地筛选人才，但至少公平。从委培、保送到各种加分，包括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名额，实际上都稀释了考试的作用，让有钱有权的人左右录取结果的机会越来越多，有统计说，现在中国农村的学生要比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高15分才能进入同等学校学习。许多家长担心高考是否公平，但他们不了解高考制度本身已经异化，从而造就了种种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制度异化已经向下延展，从高中延展到初中，甚至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便是异化的产物。重点学校的教师有些拥有高考的出题权，他们可以参与题库的制定。家长千方百计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不是为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只是希望孩子距离高考考题更近一些而已。

  畸形的制度造就了不少中国特色的教育词汇，例如“赢在起跑线上”。据说来自一位中国内地的学生入读澳大利亚的一所小学，上课第一天老师试探性的问学生：“3+3等于几？”全班只有他一个人答得出来。之后老师又问了几个数学问题，这位学生都回答正确。当天学校就找到这位学生的家长，问他们是否虐待了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让小孩子学习这么多不必要的知识？

  人类的大脑需要20年左右才能发育成熟，但为什么要让许多大脑、思想未成熟的孩子18岁就参加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西方主流教育体系大多存在预科制度，学生进入大学先学习一些基础性的科目，第二年再选择专业，这等于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规划自己的人生。像法律和医学专业，往往要求学生大学学习两年甚至本科毕业之后，才能申请入读。

  或许，这才是对人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