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餐人数规定:魂系故里 老红军、原监沔县委书记、革命烈士周琳在监利期间侧记

大革命时期，在监利这片红色的沃土，许许多多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了争取今天的生活环境，为了子孙后代的自由、民主、和平，他们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队伍，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所不辞在。周老嘴，这个古老的小村镇，曾经走出去这样一位少年，在寻找生计的动荡年代中，偶然的机遇，他见到希望，看到了黎明，找到了穷苦大众真正生计的一条活命道路，走上了为之献身一生的革命生涯。他在世只有四十九年。但是，他是人民的战士，祖国的卫士，他所做出的事迹，已经留在山川大地和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本没有想让人们传颂，可是，那一腔忠诚的热血，浇铸的丰碑，装点大地，映照天穹，党和人民，军队和国家，高度地褒奖他所做出的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不朽功绩。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监利丰厚而光荣的土地、沉重而灿烂的历史。成长和记录了无数监利人，用血肉生灵谱写出的不朽悲歌和欢快诗篇。今天，我们用平和的心情探索和追寻已经翻过去苍茫而无尚的世界时，仿佛还能看到，他们在战胜那些阵阵汹涌波涛和不能裸露股股暗礁中，显现英勇的身影。从中，悟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是那样的单纯可敬：人人都能自由，有饱饭吃，就是目的。

他曾经历了湘鄂西苦战十年的游击战争，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红军战士和优秀的指挥员。他经历了无数次冲锋陷阵，无数次冲破敌人封锁，无数次挥刀握枪摸爬滚打，无数次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九次重伤大难不死，两次跟随大部队，进行著名的北上抗日和南下抗日的万里长征。

他曾经历了西北战场上、华北战场上、百团大战、保卫黄河、保卫陕甘宁，中原突围等重大战役，拼死的与敌人厮杀。就是这个年轻人，周身沾满了沙场上硝烟，体内布满了弹痕伤疤，从解放战争烽火弥漫的前线，服从组织“分散隐蔽”的命令，奔回这片生养过他的监利土地上，他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配合其他部队，指挥我军，横扫残军如卷席，为自己的家乡解放，贡献了力量！

将军百战岂止多，打狼驱鬼又如何。山河万里仰天笑，血迹斑斓染祖国！

解放后，他进了武汉，进了广州，进了北京。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湖北人，是监利人，是周老嘴人。一口改不掉的鄂西话，喝过的洪湖水、西荆水、洗过的龙潭河、胭脂河，划过的小木船、吃过的福寿稻子米饭，嚼过的粘香糍粑，醉过的糟酒，耍过的章华土台和心慈庵亭阁，赤裸跳下百里湖塘，抓住的鲤鱼和粗壮的莲藕，都始终滚动在他的血液里，跳动在他的心脏中。他血洒中华大地，魂绕监利故里。五十年代，家乡和他战斗过的地方领导和乡亲到武汉和北京，他都要亲自设便宴招待，经常让警卫员把自己结余下来的衣物、食品等寄给他一起参加革命而牺牲的战友家、掩护过他的百姓家、穷苦的老乡家。直到他在北京病重逝世前，还念念不忘地告诉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机会代表他回到家乡慰问乡亲们和老区人民。假如监利县有红军烈士陵园，他很想回到生养他的那块久久眷恋的故里土地上安息！周老、监利、湘鄂西，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美好天堂！

虽然过去许多年，今天的人们或许是将他的名字忘记或者淡化，这也不足为奇，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红军战士，一个不愿意声张的老共产党员，一个奋斗一生只给家人留下三枚二级勋章和几件旧军衣，视为物质财富的清廉革命者，做了他自己愿意也是应该做的贡献！他1962年12月7日，因战伤复发转移为肿瘤，在北京逝世，军委和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他就是原监沔县委书记、军委空军通信兵政委，八宝山革命烈士纪念堂一室安息的周琳烈士。

作为烈士的后代，我们继承者他的品德、作风和遗愿：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曾经站在老街纪念碑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发生在周老、监利、湘鄂西和后来父辈们所经历的一系列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激战，放佛仍在眼前，没有瞿家湾、周老嘴、新沟嘴等地保卫战的大捷，就没有湘鄂西革命斗争的高潮，没有段德昌、周逸群、贺龙、柳直荀、邓中夏等党和红军的优秀领导人，就没有洪湖苏区根据地的发展，没有崔琪、王尚武、王鹤、段玉林、邝继勋、鲁易、陈步云、周先泉、郑金菊等等有名无名的先烈们献身捐躯，就没有一曲曲歌唱洪湖的颂歌，没有父亲们一样的千百万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坚强斗士，就没有后来红二方面军的辉煌战史。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片土地永远是光荣的，这里的先辈永远是无尚的，这里的儿女永远是优秀的，这里的历史永远是红色的、厚重的，这里的精神永远是闪光的、伟大的！

前几年，为了完成周琳未完成“回忆录”的遗愿，在九十多岁高龄的老红军、他的老战友，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老将军和有关单位、人士的支持帮助下，笔者有幸回来到监利，洪湖，周老，新沟等地，采访和寻找当年周琳“闹红”的足迹，上至九十多岁的长者，下至十二、三岁的学生，开出租车的司机，卖杂货的大嫂，都能抬手指向监利、指向周老，告知我们，“周老有一个叫周先松的老红军”。“老街纪念馆前的第三条街里，就有一个周老红军的老屋。”这位默默无闻的红军老战士和不愿意声张的无产者，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后代们人爱戴他，敬仰他！他是监利、周老、新沟的光荣和骄傲，他是家乡人民的榜样和力量！在各方面的关注下，王定烈将军作序和题写书名的十三万字的《丰碑》，从湘鄂西红色首府周老嘴村走出去的红军老战士周琳烈士传一书，已于去年发行。

周琳，原名按家族辈分排列是“先”字辈，故名周先松。后来怎样叫起周新山和周琳的呢？有两段故事不得不讲。一是1928年下半年，他由村苏维埃政府委员、少共队长参加了洪湖赤卫队一大队，大队长段德昌的湖南口音所致，队前队后他无数次呼唤他“周新山”，周先松几次声明“我叫周先松”。可是，段德昌喊出来的仍然是“周新山。就这样，大家也顺水推舟都叫他“周新山”了，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1944年6月。二是1944年6月，晋绥军区和中央党校选派九百名营、团、旅级干部南下中原抗日前线，组织确定后，分配一批隐蔽干部需要更名改姓，经晋绥司令贺龙、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等谈话确定，周新山改名“周琳”(编者注：还有一个代号，已经无从查找）。第一个队前喊出“周琳”名字的是时任中组部长彭真。此名字尽管一直用到现在。可是老屋人民只知道他参加革命前的名字“周先松”,少数人知道他叫“周新山”，基本没有人知道他也叫“周琳”。

周琳，1914年5月生，1926年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私塾三年文化。

他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和平解放事业，贡献毕生！正如在1955年评定军衔时，因为“中原突围”按照军区命令“分散隐蔽”的影响，组织告知他低定军衔时，他说：我参加革命只想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战士，没有想到要官要等级。他还说：湘鄂西苦战十年、两次长征路上、华北抗日战场、中原突围、解放华南的一路上，我的战友牺牲无数，他们什么官衔级别都没有。我与他们相比，现在还活着，还在冲锋陷阵。虽然大功小功不少，满身战伤，九次重伤不死，二等甲级残废，伤口弹片时时折磨的大汗淋漓，都不是为了这个等级那个荣誉！就是一个理想信念：革命成功老百姓不受欺负，不受压榨，人人都有饭吃就行！给我行政八级，每个月发三百多元钱，很知足喽！简练朴实的语言，照耀了他的品德、谱写了他的一生！他是真正的“百战千摧山河笑，一生忠赤不为功！”祖国的忠臣良将，民族的先锋战士。

他参加革命后主要历任：1926年至1929年11月，工会会员、纠察队队员；苏维埃政府委员、少共队队长；洪湖赤卫队队员、小队长等；1929年12月起，任红军独立一师手枪队队员、红六军、红二军团柳直荀、段德昌、邓中夏、谢觉哉的保卫队员、排长、连长、党代表、警卫营营长、独立团团长兼政委等；1935年11月，参加北上长征，任红二方面军十八团、五师、六师、九十六师、三十二军等部特派员、锄奸部长、保卫部长兼任红二方面军收容大队长等，身带重伤，捂着伤口，拖着伤腿，肺部藏着弹片，承担贺龙、关向应、贺炳炎等领导交给的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三十二军三支主力爬雪山、过草地的收容掉队、安葬烈士、断后等特殊任务，他坚强的毅力，与伤残抗争、与敌人抗争、与恶劣的环境抗争，亲手与率部捡回千百名掉队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红军战士生命，亲手向安葬的三百多名烈士举手致敬和挥手告别后，是整个长征队伍最后一个艰难地拄着拐杖，扶着伤员，背着已经失去生命希望的战友，爬完雪山，走出草地的指挥员；1937年7月后，任八路军120师锄奸部副部长、359旅718团和延安警备八团特派员副主任，与部队一起参加“保卫黄河、保卫陕甘宁、南泥湾大生产”的多次战役，中央巡视团巡视员；1939年4月，任晋察冀回民支队和晋绥敢死队22团、新4团政委，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等战役；1940年11月，抗大军政学院上干队特科和中央党校一部学员队副队长；1944年11月，八路军南下抗日支队五大队干部三队队长兼政委、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锄奸部副部长兼中原公安总局副总局长；1946年6月，率部参加“中原突围”，任军区干部大队队长兼政委；1946年12月，部队被打散后，执行中央和军区“生存第一、分散隐蔽”的命令，进行化装潜伏隐蔽，发动群众，组织力量，等待时机；1947年10月后，任襄南军区三团政委兼监沔县书记、副指挥长、湖北省委委员、58军172师12团政委兼汉阳县委书记、指挥长；1949年7月后，任湖北军区独立四师副政委、四野工兵纵队直政部长，51军副主任兼组织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南空军组干部部长、广州空政干部部长；1957年3月，奉国防部长之命，组建军委空军通信兵，任第一任政委（军职）等职。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二级解放勋章。

一、为了生计远离家门，本意是新沟嘴商店学徒，却走上一生为之奋斗的路

周琳的家乡监利县周老嘴村，洪湖西岸。古往今来妇孺皆知，真正的鱼米之乡。可是，在那些年代，湖匪渔霸地主老财与官匪勾结，没有穷苦百姓的好日子过。各地穷兄弟们不甘受欺辱和压榨，干柴烈火，一呼百应，纷纷揭竿而起。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周家共有六口人，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土地三亩，没有房子，租寄他人篱下。每年收获的粮食向地主交租后，所剩无几，不够一家人的吃用。父亲周绍棠和母亲江万珥除了农活外，偶尔到河湖港汊捕鱼，挑到集市上卖，或者帮助乡里磨米磨面、到几公里之外的河里给富人家挑水换几个小钱，母亲给人家洗衣服，卖点纸烟、水烟、米糕、酒糟等小生意，勉强地维持着生活。当长子健生（周先松的乳名）已经八岁了，应该能为家里做小生意当帮手。干了一年，由于年小体弱，抬不动酒缸，又不会计算和收账。老两口商量，把健生送到村里的私塾学堂。经过三年学习和不间断地帮助父母的小生意，健生有了许多长进，算是学业有成，生意上也有了头脑。但是，他在学堂上又欠下一笔费用，父母决定：就此作罢，书不能再读下去。让他回到家里一起做生意。可是，历史进入到1926年的旧历年刚过，父亲种地的粮食被地主盘剥，捕鱼捉蟹被湖匪渔霸盘剥，做点小生意被地痞无赖盘剥，生活逼得这一家子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父亲带着不满十二岁的健生，走出六十多里泥泞沼泽地，来到夏家湾，找到种地的叔叔，由他引荐与商行老板好说歹说，留在新沟嘴最大的货物商行——郑兴顺商行学徒。在这里，他走上漫长艰辛又无尚光荣的道路。

学徒期间，主要是照看老板娘的生活起居，看护主人们的孩子，经常受老板娘的打骂。老板郑金菊是个好人，生意做得红火，南来北往的客商货源不断，他不时地教健生做买卖的方法，还给这个小伙计讲一些什么叫穷人，什么叫富人，会议、工会、运动等，健生没有听说过的名词。

1926年下半年，商行来了两位二十五、六岁的大人物，他们与郑老板谈论着组织、联盟、暴动等事情。几经接触后，才知道他俩就是董必武派回的监利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陈步云和部长刘崇龙，商行是他们接头和聚会秘密地点。七、八月份，新沟嘴镇组织起店员工会，工人纠察队，郑老板介绍健生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工会和纠察队会员、队员手持梭镖、竹竿、棍棒等上街游行示威，争取工人权利，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薪水。写标语、喊口号“打倒资产阶级、打倒地主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等等。健生在这段期间，表现出色，受到郑老板和陈步云等人的表扬和鼓励。在周老的父母亲得知健生在商行“没有学到本事，也没有给家里捎回钱来，反倒学会游行示威喊口号、闹暴动。”很是光火，托人捎信：“再不好生学生意，就回家种地。”

1928年下半年，革命组织遭到镇压，运动转入秘密活动的低潮。健生也抵不住父亲的催促，提着个小行李卷回到周老。此时，周老开始闹苏维埃运动。健生遇到打仗受伤后，组织指派他担任监利县少共书记的刘国真。刘国真是段德昌的保卫员，与健生一拍即合，介绍健生加入了少共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村党的书记王世松任命健生为周老村少共书记，政府委员，赤卫队队员。他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支持党的任务的外围运动，反对白色恐怖和打倒地主老财，与湖匪渔霸的斗争。此时的健生，正是启用大名：周先松。

二、在洪湖游击大队和鄂西游击总队，作战中第一次重伤，险些丧命

1928年11月，经过团的书记刘国真的指点，周先松背着父母与家人，悄悄地投奔段德昌、周逸群领导的设在瞿家湾前墩和船头嘴、三屋墩洪湖游击总队特务大队。他被分配在三中队。大家都不是正规军，每个人穿戴完全自由化，五颜六色，破烂不堪。武器也没有几条像样的枪械，棍棒刀叉。打起战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枪的打枪，没枪的舞刀弄棒，赤手空拳的呐喊助威，伺机冲上去抢夺民团和白匪军的枪械。先松在攻打天宇墩铲共团李生灿部，毛家口的战斗中，缴获一支驳壳手枪，受到总队长段德昌在大队前的奖励，并且用他浓厚的湘音高声地说：“周新山，你手不要发抖噻！火药枪要端平。打死一个敌人要节约一枪子火药噻！你缴获的短枪就奖励你使唤，再奖励你两块光洋！”

1929年7月份后，仗越打越多，队伍随之不断地扩大，由原来的洪湖游击大队五、六百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五、六百支枪。部队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改编成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编制三个中队。周新山仍在一大队三中队任小队长。大队长王尚武，党代表王鹤。整编后，国民党三十四师岳维峻部进犯鄂西游击区，拉开了第一次“围剿”序幕。段德昌站在土台子上高声呼喊：“岳维峻带着他的人来抢我们的地盘了！杀死我们那么多的亲人和队友，我们怎么办？要变换一下打法，‘只打虚，不打实，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见到小股团丁出现，做个手势，吹个口哨，悄悄靠近，迅速地‘搞掉’他！”在聂家岭搞掉他一个团，三宫殿又搞掉他一个连，追赶到谢仁口，又搞掉一些散兵败将。就在大家即将欢呼胜利时，龟缩在谢仁口的一部残兵，突然开枪扫射，新山的左腿被子弹打穿。几天后，伤口因无医药包扎和治疗，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大队派出两名队员，用船把他送到柳家三屋墩老乡家养伤。老乡担心白匪军反扑清洗，把完全昏迷的他送到分盐观音庙养伤。伤势越来越恶化，庙里的和尚们打听到伤者是周老人，把他悄悄送回。经过家人精心照料和护理，父亲多次徒步往返县城买药疗伤，伤势日渐好转。十二月下旬，他得知自己所在队伍已经改编成红军，周边不少人都在“闹红”加入，他亟不可待，再次背着亲人们，急切地赶到峰口，奔向已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的师部。辗转地找到了师部警卫营手枪保卫队队长陈菊生，分配在三中队，领到一支驳壳枪。

三、打了胜仗，迎接贺龙军长的红四军来到鄂西，两军整编攻打监利县城

1930年1月，军委特派员柳克明（直荀）传达中央指示，要求独立一师整编成一个军。段德昌开始有点想不通，经过周逸群的解释，于1930年2月5日，段德昌和段玉林分别带领一、二大队集结在汪家桥。周逸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全军七千多人，军长孙德清（一中），政委周逸群，参谋长许光达。副军长兼一纵队司令段德昌，政委王鹤。二纵队司令段玉林，政委周荣光。周新山所在的一师保卫队，编到军总指挥部手枪队。周新山仍在手枪队三中队任队员。红六军成立不久，军指挥部号召攻打岳维峻在郝穴镇的一个营。一个晚上，军长一声枪响，队伍向下山的猛虎，三下五除二，一口气吃掉一个营守敌。队伍士气大振。紧接着，乘胜开进，一路上拿下老新口、新沟、沔阳、沙洋、潜江、仙桃等地，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军长孙一中生病需去上海医治，陈菊生带领周新山等五、六名短枪队员护送到码头。不久，邝继勋军长到来，周新山五、六个人负责保卫邝军长。周逸群看中了周新山的私塾文化，与新山说：我们是一个祖宗哩！你教战友们学习文化吧！按照周逸群的指点，他凡是有空隙，就教不认识字的战友们认识“赤卫队、旗帜、红军、手枪、自由、民主、土地、政权”等，还把这些字写在战友们的背包上，给大家讲这些字里含义，使不少文盲战士有了文化知识的基础，也懂得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能消灭敌人的道理！周逸群多次表扬周新山的教学识字法，还送给他钢笔和小本本，让新山在间隙中记录战斗经过。

1930年6月，部队打了几个大的胜仗，攻下鄂西到汉口之间三十几座大小城镇，正向攻打武汉的途中开进，上级来了命令，要求迅速回师洪湖根据地，做迎接贺龙领导的湘西桑植、鹤峰等地两千多名队伍的红四军到来。红六军指挥部率领警卫营和联军赤卫队，迎接贺龙的红四军到达公安县城前，遇到了国民党驻军的阻挠，邝继勋、段德昌指挥警卫部队等一举拿下公安县城，为红四军的到来扫清了障碍。周新山与军首长等一行在公安县城西的大路边，齐整整地迎接身穿长衫、头戴大斗笠左手拿着旱烟袋杆，右手扯住马缰绳飞身下马的大名鼎鼎“贺胡子”军长及其一行王炳南、卢冬生、贺炳炎等，纷纷下马向迎接的领导敬礼。部队的的气氛异常活跃，欢笑中，数千人马进了城。

1930年7月4日，两军七千多人在公安的南平镇会师。7月7日，周逸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成立！两军整编后，势力壮大，队伍一万多人，五千多条枪械。梭镖、大刀、鱼叉等三千多条。军团长、总指挥贺龙兼任二军军长；周逸群为军团政委、前委书记；孙德清任军团参谋长（有病，未到职）；柳克明（直荀）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任六军政委；邝继勋为六军军长；段德昌为六军副军长。下设两个军，二军是原来的四军人马，六军仍是原来的六军人马。其他机构没有大的变化。周新山仍在六军警卫营，与周先泉等人重点负责保卫柳克明政委的安全。

1930年7月18日，红六军奉命攻打监利县城。周新山向警卫营和柳政委提出；他加入先头部队攻城，因为在郑兴顺商行学徒时，经常与郑老板到县城办货，知道城里的道路，还认识一个守城的连长杨嘉瑞，经常与郑老板、陈步云有联系，他可能是我们的内应。但是，这次攻城失利，部队撤向江陵普济观。7月27日部队攻打沙市，由于指挥机构的不统一，又一次损兵折将，部队上下分歧出现。

1930年9月，红二军团军委会在周老嘴成立，恰巧中央派来邓中夏为军团前委书记兼任军团政委，及时地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纠正了部队出现的冒险、纷争、行动方向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意了贺龙提出的在“洪湖西岸建立战略辎重后方”的意见。采纳了邓中夏等人提出的“进攻监利县城要集中全军团的力量，打开湘鄂西两省通达的最大障碍”的主张。9月21日晚，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军团两个军分头出发，红二军四师一团攻打堤头方向，一营和监利县游击大队占领上车湾一带；红六军十六师一团主攻毛家口，十七师直插太马河、刘家铺等地，正面攻城。9月22日零时，部队总攻尚未开始，周边五县联军，摇旗呐喊，已经把四个城门围住，洋油柴草点起烟火，城内城外，烟雨蒙蒙，守城之敌，慌乱成一团。周新山所在的六军警卫营三中队，跟随军长段德昌，冒雨指挥十七师从黄高桥冲破敌人防线插到城里展开巷战。段德昌挥着手枪，急切地呼喊：周新山、周新山、快带着人去找杨嘉瑞······！大雨中看不清都是谁，跟在周新山后面左冲右打地有四、五个人。几个人在大雨中、泥泞中，子弹呼啸声中，奋不顾身地冲向西门，边打边喊：杨嘉瑞、杨嘉瑞······，周新山等人还没有冲到西门时，由于敌人火力密集，他自己右胳膊被流弹打中，手不能握枪，其他几个人陆续倒下。眼看冲不过去火力的封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迂回到段军长前报告。段德昌见到周新山满身血水流淌不止，让身边人撤下一块湿漉漉的衣服前襟，给他扎住。周新山留在段德昌身边跑联络。县城拿下后，俘虏守敌一千多名，缴获枪炮上千支、门。战斗结束，周新山听到杨嘉瑞说：听到城下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把守卫营长击毙了，带领两个连冲出西门，在渊江堤上起义。

监利县城拿下来后，城内城外，赤卫队、纠察队、少共队、农军、市民等不亦乐乎。就在城里欢庆一片的时候，周老嘴乱成一团，异口同声地说：先松在攻打西门时阵亡了！他的父母一病不起，让他的舅父江老爷子到县城认领尸首。舅父找遍了县城大街小巷驻军和城外的尸首堆，活没见人死没见尸。原因是江老爷子到处喊找：周先松。部队人只知道有个周新山。当舅伯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偶然遇到本村的几个赤卫队员告知：先松还活着，给段军长跑联络呢！舅伯来到设在学校的警卫营门口，再次高喊：先松、先松······。周新山带伤没敢露面。只是写张纸条，让战友们把分到的战利品罐头、糍粑、水果、两条烟卷交给舅伯。

1930年10月下旬，周新山参加了保卫“监利县湘鄂西苏维埃工农兵民”代表大会，邓中夏走下主席台，把一枚代表大会的纪念章发给了他。

四、向鄂西北转移，在红二十五师与敌作战肺部重伤，又一次险些送命

1930年11月，国民党徐源泉部挥兵三万，对洪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二军团主力被调往长沙，苏区兵力空虚。周逸群重新组织赤色警卫队等迎敌，段德昌火速带领我们红六军回师洪湖，与周逸群联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1年初，谢觉哉来到洪湖主办红军报。要找个有点文化的人给他做警卫和向导。段德昌军长和保卫队指定让周新山去。周新山警卫和向导一身兼，带领谢觉哉等看了几处报社的选址，谢社长都认为不安全，或者排字机没有安放点等。徐源泉残部不停地袭扰，谢觉哉等人被安排转移，周新山调回到六军军部。

1931年4、5月间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邓中夏、贺龙、柳克明等带领红七师、红八师撤离洪湖，向巴东、秭归等地的红四十九师区域行动。周新山在七师警卫营任排长，他们多数人是洪湖岸边长大的，没有见过大山，一路上新奇地向北撤离。部队打掉川军一个旅后，继续向荆门、当阳、远安等地转移。途中，遇到追敌郭勋和徐源泉部的合围，红八师损失惨重，两个团被打光。到达武当山区不久，周新山被送到红三军教导团培训，他在教导团里说：学到了一生中用的知识，听取邓中夏、柳克明讲的阶级利益、政权建设、共产主义理想、三大纪律等和贺龙讲的武装斗争理论、战略战术知识等。

1932年2月，红三军主力撤离鄂西北返回洪湖，周新山等在教导团学习的学员们与柳克明留在房县，重新组织一支红九军二十五师。周新山在新编的二十五师警卫营任排长。红九军向天门方向开进，被国民党41、44、48师的15个团，两万多人团团围住。红二十五师和红八师二十四团在江汉与宜昌的公路上与敌正面遭遇，打了一场我红军史上著名的“瓦庙集”战役。周新山在这场战役中，有三大收获，加入了共产党；立了战功；肺部中弹，鬼门关前转一场回来了！

仗打起之前，连长兼党代表周先泉问：“新山，你要不要加入共产党？”他坚定地回答：“要！”“好，看你的了！”这一仗打得异常艰难，从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五日，七天七夜的战斗，敌军三个师两个旅和多个保安团被我军打到天门、皂市、应成一线。我军也伤亡重大。周新山等人正打的兴致时，敌人莫名其妙地撤到城里。原来，先前贺老总率部返回洪湖途中，与前来接应的段军长红九师汇合，在外围打退了敌人后，他们继续向洪湖进发。同时，命令后续的二十五师也迅速向洪湖迂回。部队疲惫不堪，行动缓慢，缺少补给，没有医药，已经失去战斗力。周新山的警卫部队，刚刚撤到连山坡一带，建制完全打散，没有营、连、排之分。周连长突然说：娘娘地，他们又反扑上来。大家一听又被包围，没有受伤的个个跳了起来，轻伤员撑着身子爬入阵地。连长再次喊：位置在哪就在哪里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散之后，只要不死，爬也要爬回洪湖去！记住了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吼出：记住了！周新山带领一排和其他连的二十几个人为一股。边打边退，子弹消耗殆尽，滚到敌人阵地捡武器、弹药，用牺牲受伤的战友们武器与敌人周旋，饿极了，抓起身边干瘪的野柿子塞进嘴里，渴极了，手里接几滴自己的小便送到嘴唇上。仗打到第五天，他们退到一个山沟里，隐蔽的山洞前有几棵干巴巴的野红薯藤，战士陈洪林爬过去，抠出两个鸡蛋大的瘪红薯，滚回掩体内，拍拍泥巴递给周新山一个：排长，太小了，掰不开，你吃一个，我们分这个！周排长推回去，他又递过来。说真的，这个时候，谁都是饿极了。可是，掩体内十几个战友都在饿着。小陈看排长不接，他把另一个扔给大家，手中的这个，用枪托一砸，红薯裂开几块，周排长这才捡起一块，尽管有土有泥，送到嘴里嚼起来，十分香甜爽脆。一个老兵猫着腰，小步跑过来，快速地解开斜跨的旧布包，滚出两个黄黄的橘子，掰开一个送到周排长和陈洪林眼前。布包的打开，露出了一块红布，周排长用手指指，示意那是什么?老兵用手打个圆圈对着嘴，低声说：军旗！周排长顾不上吃橘子，滚爬到老兵前低声问：你是哪个部分的？报告排长：我叫高玉明，今年三十九岁，本地房县砍柴沟人，原来二十六师，两个月前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军旗兵。现在打散怕暴露，军旗藏在包裹里。周排长担心他是奸细，握枪审问一通部队的编制、首长姓名等，对答如流。陈洪林也凑过来说：耶！咱还是老乡呢！我也是房县均店人，他俩笑了笑，隔着周排长的背，相互把手伸过去握在一起。这时，他们几个人才把几瓣橘子送到嘴里。没想到，就在这一仗中，与周排长共吃一个红薯的陈洪林牺牲了！长征翻越雪山后，在穿越松潘草地前，十二团的军旗兵，比周新山大二十一岁的一个战壕里爬出去的好战友，给周排长半个救命橘子的好兄长——高玉明饿死在雪山草地之间。

枪声越来越近，党代表周先泉在只剩下几个人的组织会上，低声宣布：周新山为中共党员。周新山飞身跃起，带领身边的十几个人，冲打向前。打到第七个晚上，谁都跑不动了。这时，红二十五师全师基本被敌人打垮。当周新山艰难地滚到掩体准备再次举起枪时，一颗子弹飞来，穿透了他的前胸和左肺部。战友们怎样把他抬到潜江医院，他已经全然不知。就是这颗罪恶的子弹，在他体内隐藏多年，造成他的身体与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损毁，乃至最终扼杀了他的生命。

5月中旬，周新山体内的子弹没有条件能取出，医生也无奈地说：一仗下来，留个纪念吧！他的身体和其他伤口有稳定，想念周连长和陈洪林、高玉明等众多不知死活的战友们，闹着出院，捂着伤口，艰难地踏上回洪湖的路。途中，遇到八师二十四团一部，一同回到了军委和中央分局所在地——周老嘴。得知自己的保卫过的首长柳克明等被夏曦等人打成反革命关押。三个月后，柳政委等被杀害在心慈庵前，他心中难过万分！

就在“极左派”等人迫害柳政委等人之后，周新山也因为担任过柳克明、段德昌等领袖的警卫员，维护领袖与“极左派”进行斗争，讲过公正话，被湘鄂西分局书记、军委前委书记夏曦等人打成“洪湖帮”、“改组派”、“AB团”、“顽固派”等，三次被迫害。一次是1932年8月，新沟、周老、监利被敌范绍增等部围得水泄不通，七师政委鲁易和三个团长先后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周新山说：“这是打的什么他妈的仗”。杨林关前线，生死攸关。周新山指挥七师警卫营与敌拼死抗争在阵地上，就在这时，夏曦派姜奇等人来到阵地，宣布周新山“罪名”，把他手枪卸下来，解除指挥权，押到黑屋子里，审讯不出结果就撤销他营长和党代表职务，惩罚去抬尸体、赶牲口；二次是1933年5月1日，段德昌等在巴东县江家村被夏曦等人杀害，周新山怀着愤恨心情传达“公审大会现场”后说：“这样高的领导人，生命都没有保障，他是我们洪湖苏区的创始人，也给杀了！”很快，姜奇等人又奉夏曦之命，把周新山抓去关到牢房里，后来还是关向应出面，免了周新山一死，但是，撤销营佐职务，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三次是1934年6月，红三军沿河枫香溪政治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夏曦认为周新山不服从他的任务分配，敲着桌子大骂“顽固派”、“段德昌的死党”等，并且准备动手打周新山，宣布撤销他连长职务。廖汉生队长说情，平息一场已经发生的迫害。

五、对长征的感慨和所承担的任务的难忘

1934年10月，红三军改回红二军团，关向应一行在岩底下村检查完任务，宣布：周新山为红二军团第三军沿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党总支部书记。

中旬，独立团的人发现一队狼狈不堪的队伍，从远处山边蹒跚走来。

由此，拉开了与红六军团会师和艰苦征战湘鄂川黔、北上抗日及其悲喜序幕。

周新山在1950年春天写过《前二十四年武装斗争史的回忆》片段。他对北上长征感慨地说过：“1935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伟大日子，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安危，甩开蒋介石的五十个师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而被迫转移，我们的队伍也是甩开蒋介石派来的三十万大军对二、六军团的‘围剿’，浩浩荡荡长征出发了！北上去抗日！

每次胜利与失败，都会涌现出许多英雄和烈士、伤残人员；每次会师又会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万里长征万人行，我们两个军团一万七千多人，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每一次出发，都怀揣希望，奔向那个希望。可想而知那个希望又有无数个伤痛和牺牲伴随。当然，这些痛苦和牺牲，可以归结出一句话，那就是‘千难万险’。这句话又可以分解为五个字去理解：打、吃、走、住、死。每个字时刻都饱含着难以言表的艰辛，它时刻缠绕着指战员们的心，这就是希望、喜悦、痛苦、牺牲的混合。现在，大家说起突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而造成的长征，我军跑、躲、打、败、胜说得个一、二、三，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我所经历了第一次北上长征和第二次南下长征。尤其北上长征，其他战友们摸、爬、滚、打、苦难的经历相同，路线和过程相同。但是，还有重要的不相同，那就是：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抢渡金沙江之后，我干的是师、军团、军的特派员兼保卫部长。是主力部队最后的一支特殊队伍。我代表着党和红军，为了革命成功和胜利，为了战友们都能实现理想与希望，担任保卫生命、保护生命、收容生命、鼓励生命、抢救生命、安葬烈士这样一支特殊队伍中的一名指挥员。一路上，我领导的收容大队，为了革命，为了红军捡回千百条已经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的生命，我是最后一个拄着拐杖，扶着伤员的身体走出草地，最后一个背着已经丧失生命希望的战友爬完雪山，最后一个向亲手安葬的三百多名烈士挥手告别的收容大队长！”

六、中原突围打散后，奔回老家，组织力量，指挥三团，解放监沔县全境

1946年6月26日，中原部队与国民党军队打响，历尽苦难与伤痛折磨，仍坚强不屈的周新山已改名为周琳，在军区干部大队任队长兼政委，奉命随王树声、戴季英、刘昌毅的南路部队一万三千多人向鄂西北方向突围。沿途被国民党的七十五师、六十六师、一百八十五师、十师等十几万部队的阻击、围歼、轰炸等。

1946年12月，我突围部队基本被打散，干部大队和四团主力一部分奔袭到房县、郡县娘娘山附近，又被敌一八五、一九九旅合围，我军到了弹尽粮绝、生死存亡的关键，死伤和被俘人员、下落不明人员不计其数。军区和南路指挥部决定，为保存党的财富，留住骨干力量，将干部大队依据“生存第一、分散隐蔽”。进行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周琳领导和指挥的干部大队的一百二十多人，都是延安中央党校派来的经过长征的红军营、团、旅级干部，整体素质高，突围过程参战情绪高涨，消灭敌人，保护自己能力强，基本没有牺牲和被俘的。

周琳和袁林、邓利亚等六人为一个分散隐蔽行动小组，按照指挥部的指定路线，分别向宜昌、长沙、汉口、九江、南昌等地各自分散，等待时机。

分散小组在当阳与远安附近的洋坪召开最后一次党小组会议，周琳和袁林等人一致同意，损坏携带的武器，掩埋证件，明确暗号和今后接头方式，找来老百姓的破烂衣服，化装成乞丐、农民、商人、渔民等分头隐蔽潜伏。周琳化装成商人，向武汉方向行动，白天不敢出发，晚上捡偏远小路行走。一个多月过后，国民党军队路上盘查更紧，他的假路条过期法币花光，到了潜江眼看无法前行。他自己决定，改变原来行动方案，奔回老家监沔地界。

1947年5月，已经隐蔽在孙家场和夏家湾亲戚家四个多月时间里，他以走生意为名，在荆沙、潜江、汉阳、监沔、汉口等地了解到社情、民情，尤其监沔县内的大多数群众都是拥共反蒋的，他暗中发动几个堂兄弟周先祥、周先盛、周先耀和姑老表家的林家海、在汉阳的妹妹周玉宝、妹夫杨继明、在周老的周品先等，打探国民党军队的各方面消息，发动进步的群众，组织反蒋力量。

1947年9月，我襄南军区李人林、杨殿奎部打到天门的岳口，周琳急切地奔向岳口，沿途追赶到潜江、监沔。终于，在新沟嘴，来到张水泉、钟春林的指挥部。几个个人交换了敌社情后，当天，周琳与张水泉、钟春林一起骑上快马，分别率部队迅速地扫荡了周老、公家场、府场、峰口、沔阳等地的残敌，将国民党军队囤积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群众。

1947年10月，分区政委杨殿奎在湾家桥传达江汉军区的命令：任命周琳为襄南分区三团政委、党委书记兼监沔县委书记、指挥部副指挥长，主管群众发动和清理残匪任务。配合书记、指挥长薛坦；副书记、县长李秉范的工作。

这个期间，周琳率部追赶残敌，清理恶霸、匪患，解放了监沔县的全境。他还走访了许多留在外地老战友的家；牺牲烈士的遗属家；打散下落不明战士的家。还专门慰问了掩护过红军、新四军、解放军的群众家；给当年的红三军第三医院，分盐的观音庙和柳家三屋墩养过伤的老乡家送去白米、菜油；给洪湖赤卫队瞿家湾前墩瞿姓的老赤卫队队员和新沟嘴工人纠察队的老伙伴们送去银元等。但是，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没能进到屋里看看，也没有给自己家和亲属们任何照顾。

1948年5月后，周琳奉命带领十二团，离开了监沔。从此，尽管他念念不忘地说：家乡如何如何的好，监沔人民如何如何的亲。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生养过他的这块土地上，再也没有机会能和他的亲人们在这里相聚。后来，他仍然是满身挂着伤口，征战在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疆场上，直到逝世。

                       2011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