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是“党”歌？ 曾经的国歌变现代KTV另类时尚

2011年08月20日 10:46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余斌

■充满悲怆、激越之情

《国际歌》属几代人共有的记忆，只是熟悉、会唱，未必就了然作者，而我们这一代的特别处在于，小学的课文里有《国际歌》诞生的故事，中学碰上大讲无产阶级专政，追本溯源，就追到巴黎公社，就像讲西方文明史的言必称古希腊。所以我们知道欧仁·鲍狄埃是巴黎公社的委员，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后，他在激愤中写下这首后来真正具有了国际性的歌——难怪歌词里说“这是最后的斗争”，难怪充满悲怆、激越之情。

说我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长大的，就像说我们听着《东方红》长大一样，半点儿也不夸张。其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两个最重要的权威信息发布时段，早上六点半“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八点整“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两个节目都以《东方红》开始，在《国际歌》的旋律中结束。到这两段时间，整个中国内地的广播里便只有一个声音，因所有地方台都转中央台。

我更喜欢《国际歌》，主要还是因为旋律和歌词本身。 《国际歌》刚劲有力，又是进行曲的节奏，显然更令人鼓舞。

■曾被当作国歌唱

但我一直没有听到过用外语演唱的《国际歌》。

纯属偶然，有次在网上搜歌听，输入歌名，只要是同名的，不论青红皂白，各种版本一下全冒出来。为何想到要听《国际歌》，说不清楚，反正敲几下键盘，好多语种都跳出来：俄文的、法文的、英文的、德文的、日文的、韩文的，波兰语、越南语、意大利语、匈牙利……甚至我想不到的波斯语、菲律宾语的也有，有时一个语种还不止一个版本。当然听不懂，却可听出不同的处理、不同的味道。

并非一国或一个语种一个样，似乎也可进行归类。北欧地区，我听到了丹麦的、瑞典的、挪威的，不约而同，都是无伴奏合唱。事实上大的分类只能以姓“社”姓“资”划界：冷战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类，其他地方的各种演唱又是一类。“国家”和“地方”不对称，似不应对举，然而唱《国际歌》在东方阵营里几乎是国家行为，其他地方，包括这歌的诞生地法国，“国家”在其中是不起作用的。苏联自不待言，很长时间就以《国际歌》为国歌，直到1944年才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根据地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准国家的形式，自然要有国歌，也是选的这个。

“国家”既在其中，唱或演奏《国际歌》便有一定的模式，不可率而为之。其特征是速度放得很慢，伴奏不是庞大的交响乐队就是军乐队，合唱队则人数众多，大体上都是男女声合唱。隆重、庄严，符合国家的“身份”，此外也暗示了某种全民性。波兰语的、匈牙利语的、阿尔巴尼亚语的、罗马尼亚语的，都是如此。

■后冷战时代的多元演绎

那些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的国家，我知道至少有些是将《国际歌》当党歌的，但没有政权，党歌似乎也就没那么正式，其演唱大概也就没什么享有独尊地位的版本，可谓五花八门。

歌声有时候是可以有画面的。这方面大乐队、大歌队怎么都像是一峨冠博带的场合，规规矩矩地唱，或伴以镜头扫过一位位要人，生动不起来。法语版的男声合唱则很生动，人不多，也没几件乐器，清晰的是鼓点打着节奏，速度快，像是一队人挽着臂边唱边行进在街头，不是很宽的大马路，而且有清晨或傍晚的空旷，甚至可以想象就是蒙马特尔那一带的石头路。德语的我听到的是现场录音版，一个叫汉纳·瓦德尔的歌手弹着吉他领唱，在场的人跟着齐声高歌。不知是一场演唱会还是一次集会，背景里有嘈杂的人声，唱毕是欢呼，还有唿哨声响成一片，众人合着有节奏的掌声高喊：“国际！国际！！团结！团结！！万岁！万岁！！”可以想见现场气氛的热烈，众人情绪的高涨，却也轻松，像个大Party。

越南语、日语的版本给我留下印象，则并非因为好听，乃是太另类。越共是取得了政权的，想必听到的也不会是非官方的版本，不知怎么会唱得那么软，有些地方，几乎要柔情似水了，“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句也可以唱得含情脉脉。倘可以将《国际歌》的演唱大而化之分为庄严的、雄壮的、豪迈的、坚定的，则越语的绝对需要单立一目，是柔情的。至于日语的，可以肯定不是日本共产党用的版本，因为简直在搞笑：几件日本乐器奏起来，也是日本民歌的唱法，咿咿啊啊，像是唱者着了和服额头缠毛巾脚上木屐，手里扇子一比一划地在装神弄鬼，非常日本。

后冷战的时代，《国际歌》宜乎谱出别样的新章。因之什么风格的都来了，古典的、现代的、民谣的、轻音乐化的。对了，还有摇滚的。

其实我最早听到的“另类”《国际歌》就是摇滚，唐朝乐队的演绎，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丁武们的声音一出来就是往破里唱的架势，声嘶力竭，调门很高，却与高多少多少度之类无关，因为不是寻常的“唱”的概念，是在吼。 《国际歌》一向是被归为“革命歌曲”的，革命当然是一种反叛，或者说，是反叛的极端形式，摇滚则据说根底是叛逆的。不过我还是没想到过，摇滚这种被正统的道德家斥为“颓废”的音乐可以和“革命歌曲”嫁接到一起。

■今天意味着反叛与另类？

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作者显然属知青一代，写他们走进“广阔天地”的第一日，从大城市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面对满目荒凉，立马傻眼。有人开始唱《送我一枝玫瑰花》，渐渐地众人都跟着唱，开始是漫声应和，最后变为发泄式的狂吼。作者形容那简直像是群情激愤在唱《国际歌》。一首优美的情歌居然唱出了对命运的诅咒，令人不可思议。然而音乐在所有艺术形式中原本就是最不可思议的，一首歌曲在特定情境下，可以有意想不到的转换，“所指”与“能指”全不相干，歌词失去了意义，唯此时此刻的情绪才是真实，或者说，情绪就是“意义”。

最有意思的是，那位作者提到了《国际歌》，似乎《国际歌》倒是联系着某种固定的意义表达。在类似的联想中，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显然不再与“阶级”、“主义”相关联，而仅仅意味着反叛。那一代人的反叛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内涵，固然是幻灭，幻灭的底色却又是理想主义。不经意间，《国际歌》成了一种情结，不甚清晰却又具有某种“原型”的意味。

好多年以后，我在校园里又听到了《国际歌》，是临毕业的学生在楼顶上唱。后来听一个有点另类的学生说，在卡拉OK歌厅里，他们也会唱这歌，唐朝的版本。这让我有点诧异，《国际歌》对他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另类”吗？我只知道当年唱着这歌的人没有一点“另类”感。

（摘自 《读库》1103期 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