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身份证 深圳代办:找回中国企业家的声音/书评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变迁绝对能成为一部令人着迷的影片，但它常常遗漏了当代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传统智慧与经营实践这一主角。当今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们，“把工商业文化视为给定的，他们以很自然的方式组织和经营他们的企业……因为他们相信那是解决所面临的特定难题的最佳途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所采用的形式与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在几个年代以前所采取的形式是相似的”，在《中国的经济革命》一书序言的最后，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作者、日本上智大学副校长顾琳教授道出了这一略带沧桑甚至忧伤的事实。而这部聚焦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工业发展面貌的作品，就像在泛黄变旧的底片上，在时间留下的划痕与颗粒中，神奇般地为我们展现了光鲜亮丽的当代奇迹背后深藏与延续着的“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商业和工业传统”。

　　顾琳教授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上高阳纺织工业区一百年来的勃然兴盛、更迭嬗变，以及绵延积淀至今的工商业基因与市场逻辑。书中关注的三个不连续的增长阶段，就如同电影中的三个代表性场景，回顾了高阳工业发展的历程：从20世纪初到1937年，高阳逐步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新兴乡村纺织业中心之一”；从1945年到1954年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垄断最终结束了私营纺织企业和乡村纺织的历史；从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至今，高阳工业区再次复活为“居于当今中国毛巾、毛毯、毛线以及其他纺织品领导地位的生产基地之一”。

　　由于战乱与政权更迭的破坏，企业资料和原始记录严重缺乏，顾琳教授付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搜集整理战前调查资料、口述史访谈、档案资料、当代纺织业的研究、田野调查资料等素材，努力去重建小规模商业企业的历史，“找回企业家的声音”，终于使跨越历史研究和当代经济研究中的割裂、跨越“1949年这一学术研究上的鸿沟”、跨越产业组织结构分析与企业家和企业个体分析两大研究谱系之雄心成为可能。

　　前世：八十年前就“全球化”了

　　在顾琳教授看来，自己的研究挑战了经济史通常强调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本土根源”。书中的种种证据都表明，无论从起源、发展等时间维度看，还是从原料供给、销售市场等空间维度看，貌似偏安一隅、山长水远的高阳乡村纺织业，其实却与全球经济的变化、尤其是近邻日本的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同步递进。

　　例如，在促使近代高阳的乡村织布工业勃兴和增长的若干因素中，袁世凯执掌直隶期间推行的政府实业振兴计划实际上完全仿效了日本彼时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原材料的供给也直接受益于日本放宽信贷条件的出口推进计划，遑论从日本进口的铁轮织机和棉纱、首先由日本教员培训的织工。而1910年末铁轮织机在高阳织布业中的大幅跌落，直接原因则是上海几家钱庄用于国际橡胶市场的投机出现极大亏损，信用恐慌链式反应般地让天津银钱号短期贷款信用紧缩，并使高阳经销商资金紧张。高阳的乡村工业竟能出人意表地与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化分工息息相关，一如今日同损共荣之全球化乱局，难怪顾琳教授的论断如此饶有趣味：“从一开始，高阳的贸易就陷入了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关系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高阳与华北的宝坻、潍县和华中的南通等其他几个纺织工业区早在上世纪初便已践行了原料供给和销售市场均不在产区当地、俗称“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这大可与当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来一补”模式相互对照。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企业家们为成千上万的乡村织户提供了就业机会，而织户们则能投资于新技术并分享工业区所创造的繁荣，中国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被调动起来转向加工进口的原料。

　　这种草根的自发实践，竟然与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所强调的工业区的作用取得了精准的一致：当大批关键的生产者集中在同一区域时，个体小企业就能分享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支付的公共资源，并且“交易的秘密已不成为秘密，就像空气一样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与现代出口加工区不同的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新型纺织区的这种生产模式背后的经济发展逻辑主要是进口替代而非出口导向，即“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其目的是为了取代大量涌入中国并有可能吞噬中国经济的进口产品”。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后续发展并未采取出口导向策略？是什么条件的改变使我们在1978年后不得不采用未有先例的出口导向策略？如今是否还存在允许中小企业、本土企业生存、腾挪与发展的隙缝和空间？八十年前高阳等地的经济实践，无疑会给今日的我们留下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今生：被割裂的商业传统

　　如果从对企业家个体和企业的微观角度看，那些把新技术与新的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大胆投资开创新企业的高阳早期乡村工业企业家们，尽管并不是熊彼特的企业家传统学说中所指的创新者，却堪称资源的关键组织者。先辈的成功产生了一种企业家文化“高阳人说，当地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于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自己企业的老板，有记录显示，几千名个人都曾投资建立独立的作坊或商号”。顾琳教授提出，高阳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些定义模糊的文化特征结合的产物，而是当地商业和工业体系历史发展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正是高阳商帮全体成员的利益基点———信用，才支撑起高阳的同乡关系网络，并使私人企业在20世纪初期与末期都能以三种几乎全然相同的方式得到发展：获取必要的原料与销售网络；提供新技术知识培训；提供市场资料和信息。

　　遗憾的是，正如顾琳教授在书中所说，“上个世纪中国曾经采取的三种政治体制(帝制、共和、社会主义)对小规模工业几乎都没有提供过正式的保护”。外侮内战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缺位自是给小规模企业带来劫难。在和平时期，民国的高阳商会也只能讽刺般地利用“传统政治习惯乃至帝制时的官方语言，而非创建一个具有民主表达特征以与政府政策对抗的独立空间”。

　　当代高阳的个体企业在缺乏代表自己利益的独立商会乃至缺少整个地方竞争性精英阶层时，不得不单独与政府谈判。在时代巨变面前，商海中得心应手的私营企业更是只能脆弱不堪、束手就缚。1954年至1955年间“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进取型的政府”以指令形式直接干涉纺织产品的选型，“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高阳灵活生产的策略经验，标志着乡村纺织灭亡的开始”；还剥夺高阳的技术人才，强迫他们转移到大城市的新纺织厂工作，哪怕是进步的企业家也被没收了私人工厂。我们不得不发问：我们是如何被割裂了商业传统、荒废了商业智慧、浪费了商业价值？问题或许不难回答，但却会使我们的嘴唇与内心变得异常沉重与疲惫。

　　加里·汉密尔顿在追溯中国商业制度发展的历史时下了“中国商业环境的特征是有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和一个相当弱质的政府”的判断，在三十年前的破晓时分，我们发现现实与之全然相反。吊诡的是，他的推论“这个政府很少关心去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来治理经济”与书中所述三十年来的发展却分毫不差。但无论在这片古老土地的哪个角落，当代的中国企业都必然或隐或现地承继了让昔日企业家在困苦中成长的精神遗产；无论是方显廷、费孝通等学者指出的“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各种发展模式”，抑或是日本学者杉原熏教授强调的“独特的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发展道路”，也都能在高阳可以替代“城市集中的大生产模式”的乡村工业化历史中找到影影绰绰的相似之处。

　　当代中国管理理念和商业智慧的开掘与提炼，固然应注意与域外的对接和扬弃，更应重视吸收、接续、延伸与拓展传统性、地区性、民间性的本土资源。当整体的大历史裂解为分化多元的小历史，中国乡村工业的前世今生分明告诉我们，改革年代的我们最需要的或许并非不破不立，而是回首与重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