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能源:美国“沙利文案”成果：必须保护错误意见

[导读]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由此美国言论自由得到扩展，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保护，“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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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刘易斯

自由的尺度

《纽约时报》言论“诽谤案”

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索赔。陷入绝境的《纽约时报》将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批评官员的尺度》生动细致地回顾了新闻史上这一案例。

政治广告引发巨额赔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下文简称金），以“非暴力”为原则，策划反对种族主义的和平示威，引导民众积极争取平等、自由的权利，抵制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维护自身尊严。同情并支持金的人们，成立了“声援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

1960年3月29日，对金及其追随者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年前的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的判决。因此，该日，金的支持者们在《纽约时报》策划刊出了一份政治宣传广告，《关注他们的呐喊》。该文指责官员们正采取非法手段破坏民权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金，虐待示威人士，该文还呼吁为“声援金和在南方争自由委员会”捐款。但文中对事实有所夸大，比如增加了金被逮捕的次数、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体细节。

政治宣传广告，在美国媒体上比较寻常。虽然这则广告并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激怒了地方政客。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局负责人沙利文，认为这则政治广告极容易让人把他与“违宪者”对号入座，故而起诉《纽约时报》犯有诽谤罪，要求赔偿50万美元。亚拉巴马州法院对案件进行初审，裁定《纽约时报》诽谤罪成立。蒙哥马利的其他市政专员以及亚拉巴马州长约翰·帕特森，也先后提起诽谤诉讼。

这意味着《纽约时报》将支付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彻底破产。其他媒体则闻风噤声，对民权事务的报道敬而远之。政客们由此成功地将诽谤诉讼，转化为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纽约时报》决定背水一战，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批评官员是公民职责

《纽约时报》辩护律师，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赫伯特·韦克勒斯，他学识渊博、严谨睿智。韦克勒斯很快发现，《纽约时报》可以转换立场，不需抵死辩解自己没有构成诽谤，而是把矛头指向诽谤法。诽谤法，与那些压抑表达自由的法律，根本是一丘之貉，也就是说，它可以被认为是违反宪法的。

案件性质在韦克勒斯手上升级了，一个诽谤案件，被升至联邦宪法问题的高度。他选择的逻辑路径是，报道有误即构成诽谤，严重损伤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裁定，将会遏制媒体和公民个体发表批评意见，导致他们因害怕出错，而自我抑制思想，无法保证公民自由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

与此同时，鉴于最高法院历来“尊重传统，不轻易打破陈规”，他找到的历史依据是，一百多年前的《防治煽动法》的记录。该法律制定于1798年，有效期至1801年，主要目的在于惩治丑化总统的言论。

《防治煽动法》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制定后，出现的第一部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韦克勒斯认为，虽然当时法官没有认为《防治煽动法》违宪，但1801年，民主共和党成为执政党，杰弗逊为总统，这部法律的保护对象约翰·亚当斯反而被人民拒绝，则充分体现了民意，该法实质上被无声地宣判违宪。

韦克勒斯的另一理论依据，来自1917年出台的《反间谍法案》记录。该法案是美国的第二部压制言论的法律，意在严惩反战论调，因为当时美国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数百人因言论过激而被起诉。

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路易斯·布兰代尔法官通过“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第一次正式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来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认为《反间谍法案》违宪，言者无罪，即便言论被确信是罪该万死，也不能轻易钳制，除非它们“迫在眉睫地威胁到立刻扰乱法律合法的和迫切的目的”。

韦克勒斯成功了。布伦南法官提交的法庭意见，完全肯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价值：“我们认为本案违背了国家既已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这些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更有趣的是，《防治煽动法》在自动失效163年后，被宣布违宪。

一个案例的价值

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美国言论自由的外延，由此得到扩展，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保护，“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多年提倡“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论，都享有免责权”，得知此案判决结果后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

诽谤诉讼，不再是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这极大地增强了媒体信心。判决文甚至把批评官员确立为公民的职责。“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这一点，对于媒体来说意义重大。

沙利文案后，美国媒体在揭露政治真相的战场上，更加骁勇善战，“持续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足称两大硕果，并为新闻记者赢得“无冕之王”的桂冠。

《批评官员的尺度》是引入中国的第三本书安东尼·刘易斯的作品。前两本分别为《吉迪恩的号角》、《言论的边界》。刘易斯非常善于讲事说理，其作品往往化繁为简，故事生动精彩，而义理呼之即出。

《言论的边界》，薄薄一本小书，如简笔画般，清晰流畅地勾勒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令人印象深刻。《批评官员的尺度》则围绕《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串联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与黄仁宇的大历史写作方式很像，撷取一个历史片段，然后转轴拨弦，演绎其前生今世。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并不复杂，但此案进展过程中，有众多饶有意味的细节，直接通往历史上对自由的不同定义。正因此，沙利文案在法理层面的进步，并没有被太多人记得，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则借此案深入人心。

在描述美国民众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同时，刘易斯对新闻伦理、媒体角色进行了反思。作为一个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资深媒体人，刘易斯对媒体日益扩大的话语权力、影响力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话语权不能被官方所垄断，同样不能被媒体所垄断，它应该平等地为每一位公民所拥有。毕竟言论自由非媒体独享的权力，而是用来保障人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是属于每一位公民的权力。

不同的国家，社会传统及当前文化环境的不同，言论自由的边界也会相异，批评的尺度，各不相同。同质的批评，在一个国家是寻常之语，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就是牢狱之灾，甚至殒命之门。批评的限度，是民主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