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陕西省足协业余俱乐部:名家话佛缘：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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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话佛缘：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
作者：未知 人间佛话 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1)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去。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
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纪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像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脑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宗月大师（老舍）(1)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晃来晃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胜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多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弘一）(1)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1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
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
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楼上的。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2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到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3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作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让]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背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看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作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4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
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
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
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
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吃白饭)去。
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
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
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
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
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朝礼五台山记（虚云）(1) 予割爱辞亲，出家二十余年矣，道业未成，随风飘荡，心生惭愧。欲报劬劳，拟再东朝南海，北礼五台，住普陀数月，静中稍见胜境。发心朝台，于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以直拜至五台为止。时附香者，有遍真、秋凝、山遐、觉乘等四禅人。渡海后，每日行路不多，中间曾停湖州。及至苏州、常州，四人渐皆退去。予仍向前拜，至南京礼牛头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狮子山寺，过年。
由狮子山起香，从苏北入河南省，经凤阳、毫州、昊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阳白马寺，晓行夜宿，风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萨圣号，苦乐饥饱，不萦念矣。腊月，至黄河铁卸渡（又名铁谢），过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无人烟，于路旁有一摆小摊之茅棚，亦无人居。歇足此间，趺坐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
曰：“南海。”
问：“何去？”
曰：“朝五台。”我问丐者贵姓名。曰：“姓文名吉。”
问：“往何处？”
曰：“来自五台，回长安去。”
问：“既是五台，寺中有来往否？”
丐曰：“人皆识我！”
问：“此往五台，路经何处？”
曰：“由孟县、怀庆、黄沙岭、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即到山。若先到秘魔岩，此处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
予问：“由此到山多少程？”
丐曰：“二千零。”
及至天晴，丐煮黄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问：“南海有这个么？”
予曰：“无。”
丐曰：“吃甚么？”
曰：“吃水。”
釜中雪溶后，丐指釜中水，曰：“是甚么？”予无语。
丐曰：“你拜名山何求？”予曰：“生不见母，以报亲恩。”
丐问：“你背负行李，路远天寒，何时能达？劝你不必拜香了。”
予曰：“誓愿早定，不问年月远近也。”
丐曰：“你愿难得，现今天气好转，雪尚未化，无路可寻，你向我来的足迹行去罢。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县，有寺可住。”
遂揖别，因雪深不能拜，顾礼足迹，抵小金山挂单。翌日，起香过孟县，由孟县至怀庆（沁阳），途中将到洪福寺，有一老者名德林，见予在路拜香，近前将香凳接著，曰：“请上座进寺。”唤徒将行李搬入寺，殷勤招待。茶饭后，问：“上座由何处拜起？”略述为报亲恩由普陀拜起至此，已两年矣。
谈次知予出家鼓山，老者不觉下泪曰：“我有同参三人，一衡阳，一福州，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后各分手回家，消息断绝，今闻上座湘音，又是鼓山佛子，恍如见我同参，不觉动念，我今年八十五矣。本寺原甚丰富，近岁稍歉，此场大雪，明年必丰收，上座可留住这里。”
至诚恳切，勉留在寺过年。
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怀庆府，复回寺寄宿。初三日，告别德林老人，大哭不舍，珍重后期而别。是日到府，城内小南海，不许挂单及留宿。即出城外宿路边，是夜腹痛极剧，初四早仍拜行，晚发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强拜。至十三日抵黄沙岭，山顶只一破庙，无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进饮食，日夜泻数十次，起动无力，庙在山顶，无过往行人，瞑目待毙而已，无悔念也。十五，深夜见西边墙下有人燃火，疑为匪类，细看久之，见是文吉。心中大喜，呼文先生，彼执火来照曰：“大师父你怎么还在这里？”
予将经过向伊说，文即坐身边安慰我，拿水一杯给我喝，是夕得见文吉，身心清净。十六日，文吉将予之污秽衣服换洗，并给一杯药与予喝，十七病退，食黄米粥二碗，大汗内外轻快，十八病愈。予谢文吉曰：“两次危险，都蒙先生救济，感恩不尽。”
文曰：“此小事。”
问文：“从何处来？”
曰：“长安。”
问：“何去？”
曰：“回五台。”
予曰：“可惜我在病，又是拜行，不能追随先生。”
文曰：“看你从去腊到今，拜路不多，那年能到？你身体又不好，决难进行，不必定拜，朝礼亦是一样。”
予曰：“先生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见母亲，母为生我而死，父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辞官，而促寿，昊天罔极，耿耿数十年矣。特此发愿朝山，求菩萨加被，愿我父母脱苦，早生净土，任他百难当前，非到圣境，死亦不敢退愿也。”
文曰：“你诚孝心坚固，也算难得，我今回山，亦无甚急事，我愿代你负行李，伴送行程。你但前拜，轻累许多，心不二念。”
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无量，倘我拜到五台，愿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证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
文曰：“不敢当，你是孝思，我是顺便，不必表谢。”
文吉在此照应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从兹荷物作食，都由文负担。予妄想顿息，外无物累，内无妄念，病亦日愈，体亦日强，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觉苦。至二月底，到太谷县离相寺，住持参学林下，见知客礼毕，顾文吉问予曰：“这位是你甚人？”告以故。
知客厉声曰：“出门行脚，不达时务，这几年北地饥荒，朝甚么山？甚么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门？你见何处寺门，有俗人挂单？”
当下听其呵责，不敢回声，予认错告辞。
知客曰：“岂有此理！由你自便，谁叫你来？”
予听话头不对，即转过话说：“这位文先生，请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扰一单何如？”
知客曰：“可尔。”
文曰：“此去五台不远，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
予苦留不得，取银酬伊，不受，辞去。后知客改颜悦色，和气送单，到灶房热炕上茶，亲做面，陪吃。奇其举动，又顾左右无人，问曰：“此间常住多少众？”
曰：“我在外江多年，回来住持，连年岁荒，仅留得我一个，粮亦止此，适才举动，是游戏耳，幸勿见怪！”
予十分难过，啼笑皆非。勉吃面半碗，即行告辞，彼留住亦无心答应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无著，时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进。心急起火，次日脑热，鼻流血不止，二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此寺为孚上座道场）。知客见予口流鲜血，不准挂单；勉强过一夜，二十一早进太原城，至极乐寺，饱受责骂，不挂单。二十二早出城礼拜，北门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贤，见予近前招呼，接过拜凳行李，请进寺内，爱敬如亲。领到方丈，陪茶饭，谈次予问：“大和尚似廿余岁，又系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
曰：“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后在平阳府任上，被奸臣所害，母亦气殒，我含泪出家，此间官绅旧有往还，故邀至此，早想摆脱，今瞻上座道风，心甚倾服，请在这里长住亲近。”
予告以发愿拜香缘由，住持甚敬信，坚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费，予概弗受。临别代携拜凳相送十余里，洒泪而别，时五月初一日也。予向忻州前进，一日早，在途中拜香，后面来一马车，缓行不越前，予觉避之。车中官人下车，问：“大师在路拜甚么？”告以故。官人亦湘人也。谈甚畅洽。
彼曰：“若此，我现住峨口白云寺，你朝台必经之地。你之行李，我代你先送到。”予感谢之，上车迳去。仍是每日拜香，别无延误。五月中到白云寺，代送行李者，即该营营官也。见予欢迎至营部，优待，休息三日，告辞，送路费礼物不受。彼另派兵将行李银物迳送显通寺，予起香到圭峰山秘魔岩，狮子窝龙洞等处，山水奇踪，说之不尽。予以拜香故，未能领略也。五月底至显通寺，兵弁已将行李送来，下山去矣。
到显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刹进香，遍问文吉其人，无有知者。后与一老僧说及情由，老僧合掌曰：“文殊菩萨化身也。”予即顶礼谢，二十二日起香，两日拜至东台，月朗星辉，进石室上香，在室内朝夕礼诵，禅坐七日。下台拜那罗延窟，裹粮已尽，六月初一日回显通寺，初二起香，上华严岭，过夜。初三拜北台，在中台过夜。初四拜西台，过夜。初五回显通寺。初七拜南台，在南台打七。十五下台，回显通寺，参加六月大佛会，至是为超生父母，拜香三年愿毕。
此三年中，除为疾病所困，风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因此才悟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
又于中途所历诸名胜，自普陀而江浙，而中州，而黄河，而太行，胜地名山，说之不尽。古今游记，言之甚详，然不及身历其境者之为快。若五台为清凉圣境，文殊放光，千丈寒岩，万年积雪，石桥横锁，楼阁悬空，则非他处所及。予以拜香期内，不及观赏，还愿已毕，稍为涉足，不欲灵山笑也。
大会圆满，上大螺顶，拜智慧灯，第一夜无所见，二夜见北台顶一团火，飞往中台落下。少顷分为十余团，大小不一。第三夜，又见中台空中三团火，飞上飞下，北台现四五处火团，亦大小不同。
七月初十日，拜谢文殊菩萨下山，由华严岭向北行，至大营浑源南境，朝北岳恒山。至虎风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诣庙，云级插天，穹碑森立，进香下山。至平阳府（临汾）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尧庙，甚壮丽。南至蒲州（晋西南）卢村，礼汉寿亭侯庙，渡黄河，越潼关，入陕西境。至华阴，登太华山，礼西岳华山庙。所经攀锁上千尺幢，百尺峡，及老君犁沟，名胜甚多。留八日，慕夷齐之圣，游首阳山，至陕境西南香山观音寺，观庄王坟，入甘肃境，经泾川平凉等，至崆峒山，岁云暮矣，回香山过年。 弘一法师之出家（夏丏尊）(1) 今年（一九三九）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此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的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过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活。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无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那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孚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为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他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笑说：
“昨日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两法师（叶圣陶）(1)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丏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便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颠头。我也颠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往后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搀着些惝恍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环ㄊξ始甘崩吹模绞裁吹胤饺ツ切┗啊Ｋ幕卮鹱苁且痪涠逃铮豢墒且笄诩耍腥缜闼哒鲂脑浮?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涵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根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 慈悲”地恳求时， 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订作坊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据说，佛家教规，受戒者对于白衣是不答礼的，对于皈依弟子也不答礼；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礼甚恭，一方颠头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记。 我当了一百天和尚（张大千）(1)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三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她叫谢舜华，尧舜的舜，中华的华……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二十岁。我二十一岁（一九二零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报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让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我二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辞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四个铜板，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来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二家兄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二十二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一百天。 仁者永远无尽意（启功）(1) 中国幅员广大，世界闻名。长江、黄河，自西东下，不但四岸的民命赖以生存，南北的文化教养也获得无穷的滋长。
唐世藩镇割据，使得金瓯碎裂。北宋虽然部分统一，而又自制内部矛盾。同胞兄弟阋墙之后，夺位掌权的弟弟，把哥哥的子孙统统赶至江南，朝内失势的大臣，又都赶到更远的边境。从此造成数千
年中国文化盛于江南，成了八九百年的局势。到了清朝，正常科举之外，还一再地举行博学鸿词的特别科举，所取人才，更多是江南的文士。
赵朴初生于皖江，长于沪、宁，又加天资颖悟，所谓渊综博达，亦出勤学，亦出天资。始到“立年”，即参加红十字会工作。这项工作，无疑是集中在扶生救死，奔走四方，对于体力锻炼、思想的仁慈，实是一种深刻的培养。那时有一急救对象，正处在困饿无援的境地，朴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募来救济的粮食，送去救急。旁有关心的人士向青年的朴翁提出警告，朴翁反问：你如见到你的同胞困饿将死，那应取什么办法?是先问他的派别，还是先送去食品?由此不禁想到《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算不算“仁”?孔子说：何止够“仁”，应该算“圣”，尧、舜恐怕都不易达到这种行为!又佛教传说中，有释迦牟尼自己割肉喂虎的故事，朴翁当然知道这类行为危险的程度，与割肉喂虎的传说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朴翁后半生更多地做佛教以及各宗教全体的统战工作，好像是一位彻头彻尾虔诚的佛教徒，哪知他的仁者胸怀，其来有自，宗教的表现，不过是仁者胸怀升华的一个支流罢了!
湖北蕲水陈家自秋舫殿撰(沆)以来文风极盛。朴翁在沪上时常请教于殿撰诸孙曾字一辈的先德，尤其喜读《苍虬阁诗》。陈四先生(曾则)的女公子邦织女士，在家庭的影响下成长，又和朴翁结了婚，成为朴翁在新中国工作更加得力的帮手。
1983年我初次访问日本，谒见了宋之光大使，宋大使留我住在大使馆的宿舍。正在日本电视台上教中文的陈文芷女士，来到宿舍相访。文芷女士是邦织夫人的堂侄女，拿来朴翁吟诗的录音带给我听。她问我：“你猜是谁的哪一首诗?”我说一定是“万幻惟馀泪是真”那一首。文芷女士又惊又喜，说：“你怎么猜得这么准?”我说：“很简单。朴翁喜爱《苍虬阁诗》，《苍虬阁诗》中又这‘泪’的一首最为世所传诵。朴翁半生又都是在‘视民如伤’的心情下努力奔走的。请问朴翁选诗吟诵，不选这一首，又选哪一首呢?”这正禅机心印，相对拍手大笑。
后来叶誉老的一部分书画文物捐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拿到朴翁家中，也叫我去参加鉴定。朴翁对书画文物本是很内行的，却微笑地在旁看大家发表意见。这一批书画，本是誉老自己亲自收藏的明清人的精品，并没有次等作品。其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卷憨山大师的小行书长卷，中间有几处提到“达大师”，抬头提行写。我想这样尊敬的写法，如是称达观大师，他们相距不远，又不见得是传法的师弟关系；抬头一望朴翁，朴翁说：“是达摩。”我真惊讶。一般内藏书中，对于佛祖称呼也并不如此尊敬抬头提行去写，不用说对达摩了，由此可见憨山在宗门中对祖师的尊敬，真是“造次必于是”的。我更惊讶的是，这一大包书画，朴翁并未见过，憨山的诗文集中也没见过这样写法，朴翁竟在随手披阅中，便知道憨山对祖师的敬意，这便不是偶然的事了。而朴翁乍见即知憨山心印，可证绝非掠影谈禅所能比拟的。
朴翁生活朴素，也不同于一般信士的长斋茹素。我曾侍于世俗宴会之上，但见朴翁自取所吃之菜，设宴的主人举出伊蒲之品，奉到朴翁坐前，表示迟奉的歉意，朴翁也就点头致谢，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这样生活，在饮食方面我还见过叶誉老先生。主人设宴，不知他茹素。誉翁只从盘边夹起蔬菜便来吃。我与主人相熟，刚要向他提醒誉翁茹素，誉翁自己说：“这是肉边菜。”及至主人拿来素菜，誉翁已吃饱了。这两位都过了九十余岁，二位虽然平生事业并不相同，但晚年在行云流水般的起居中安然撒手，在我这后学八十八岁的目中所见，除著名的宗门大德外，还没遇到第三位!
我与朋友谈过朴翁素食的时间，我的朋友说一定是由于掌管佛教协会，才有这样的生活，但都不敢当面请教。一次，我因心脏病住进北医三院，小护士来从臂上取血，灌入试管，手摇不停。我问她为什么摇晃试管，她说：“你还吃肥肉呢!血脂这么高，不摇动，它就凝固了。”正这时，见一位长者迈步进门，便说：“你们吵什么?我吃了六十多年的素，血脂也并不低呀!”原来这位长者是赵朴翁。小护士扭头跑了，我真是百感交集，我这小病，竟劳朴翁挂念，又遗憾那位朋友没得亲自听到这句“吃了六十年素”。至今又是二十多年，朴翁因心脏衰竭病逝，并非因血脂高低影响生命。
朴翁寿近九十，常因保健住在北京医院。我有一天送我的习作装订本去求教，一进楼门，忽然打起喷嚏，我立刻决定写一个纸条，不敢上楼求见，谨将习作呈上，以求教正。后来虽有要去谒见的事，只要有感冒之类的病情，便求别人代达，不敢冒失去求见。那天朴翁仙逝，正赶上我患“带状疱疹”(俗名串腰龙)，又无法出门往吊。回忆朴翁令人转赐问病，真自恨缘悭，欲哭无泪了!
朴翁逝后，一次和一位佛教界的同志谈起今后朴翁这个位置的接班人问题，我们共同猜度，许多方面，例如：宗教信仰、办事才干、社会名望、人品年龄等，都不会成为极大的问题，只有一端，即朴翁的平生志愿和历史威望，实在不易想出有谁能够密切合格。朴翁身居佛教的领导人，却不是出家的比丘；以佛教协会的会长，在政协的各宗教合成的一组中团结一致，一言九鼎，大家同存敬佩之心，而不是碍于什么情面。我和友人说到这里，共同击掌相问：“你说有谁?”接着又共同长叹。至今半年有余的时间中，自恨无文，不能把这段思想，综合起来，写成动人的韵语，敬悬在朴翁的纪念堂中，向全国人民表达我们的希望!
朴翁一生，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心期和工作，无一处不是在“博施济众”的目的之下的，在先师孔子论“仁”的垂教中曾说：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人，不止是一位仁人，而且够上圣人，并恐怕尧舜未必全能做到!我读了若干篇敬悼朴翁的文章，所见的回向赞语，真可谓应有尽有，而“博施济众”的仁人之语，所见还不太多。我又在朴翁的书房中见到“无尽意斋”的匾额，这虽是《金刚经》中的一个词，对一位具有仁心，还无尽意的朴老来说，岂非“尧舜其犹病诸”，难道还不够一位“仁者”吗! 蜜 泪（节选）（黄永玉）(1) ……
到了泉州，战地服务团倒有一个，只是从来没说过要招考新队员。这怎么办呢?两头被吊起来了。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刚认识的，由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辗转介绍给他。对门是所大庙，深不可测，说是有一两千和尚。庙里还养着一个剧团，专门演唱佛经故事的。和尚是多的，来来去去都是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谁也不明白。庙里有两座石头高塔，从南安洪濑再过来十里地，就能远远看到它们高高的影子。庙里有许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宝殿里是高大的涂满金箔的闭着眼睛的菩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的是用砖砌得漂亮之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像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多走几回，胆子就大了起来，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刚上得树去，底下站着个头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一间萧疏的屋子。靠墙一张桌子，放了个笔筒、几枝笔、一块砚台，桌子边上摆了一堆纸，靠墙有几个写了名字的信封。床是两张长板凳架着的门板，一张草席子，床底下一双草鞋。再也没有什么了，是个又老又穷的和尚。
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和“夏丏尊”的名字。
“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丏尊?”
“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丏尊?”老和尚反问。
“知道，老子很佩服，课本上有他们的文章，丰子恺老子从小就喜欢———咦!你当和尚怎么认识夏丏尊和丰子恺?”
“丰子恺以前是我的学生，夏丏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这和尚真有两手，假装着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你还写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写得怎么样?”和尚的口气温和之极。
“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还时常到寺里来摘花?”
“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
“哪里人啊?多大了?”
“17岁了。湖南凤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时间很短，原来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作的。”
“曲是外国的，词呢，是我作的。”
“你给老子写张字吧!”
老和尚笑了：
“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量，你喜欢有力量的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那么安静，微微地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去洛阳桥朋友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寺里孤儿院的孩子李西鼎来说(李西鼎是集美的老校工“迺啊”的儿子，害鼠疫死了，李西鼎被送进了孤儿院)：
“快走吧!那个老和尚死了!”
进到那个小院，和尚侧身死在床上，像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条幅，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刚要动手，一个年轻的和尚制止了。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们居然一听就信。条幅写着这么一些字：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一音”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号啕大哭了起来。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来见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谈过一些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介绍一位住在另一座崇福寺里的名叫妙月法师的胖大和尚做朋友。这和尚百分之百地像鲁智深，手提一根几十斤的铁禅杖，背后时常跟一个小沙弥，挑着药箱去泉州各地给人治病，脾气却十分之好，老是笑呵呵的。一双手从来不洗，厚得像脚底板，据说会铁沙掌，崇福寺外头砖墙上扎了许多手指洞，又教人不能不信。
妙月法师会用拳头握着毛笔写颜体字，力量倒是不小，只是水平一般，弘一法师却又说有朝一日他会成正果。正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当不少人知道那个和尚和孩子的一段因缘时，都好心地把它渲染成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多月间偶尔的相遇而已。只是自此之后几十年间，总不免时常想起艺术交往以外的一点印象，奋然一刀两断于尘俗的坚决和心灵的蕴藉与从容，细酌起来不免震慑。在我们“俗人”处理人间烟火事务时，有没有值得引进的地方呢?
…… 与朴老结缘钓鱼台（梁衡）(1) 我与佛有缘吗?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初冬的一天，研究佛教的王志远先生对我说：“十一月九日在钓鱼台有一个会，讨论佛教文化，你一定要去。”本来平时与志远兄的来往并非谈佛，大部分是谈文学或哲学，这次倒要去做“佛事”，我就说：“不去，近来太忙。”他说：“赵朴老也要去，你们可以见一面。”我心怦然一动，说：“去。”
志远兄走后，我不觉反思刚才的举动，难道这就是“缘”?而我与赵朴初老先生真的命中也该有一面之缘?我想起弘一法师以当代著名艺术家、文化人的身份突然出家去耐孤寺青灯的寂寞，只是因为有那么一次“机缘”。据说一天傍晚夏丏尊与李叔同在西湖边闲坐，恰逢灵隐寺一老僧佛事做毕归来，僧袍飘举，道风仙骨，夏公说声：“好风度。”李公心动说：“我要归隐出家。”不想此一念后来竟成真事。据说夏丏尊曾为他这一句话，导致中国文坛隐去一颗巨星而后悔。那老僧的出现和夏公脱口说出的话，大约不可说不是缘(后来，我读到弘一法师的一篇讲演，又知道他的出家不仅仅是有缘，还有根)，而这缘竟在文学和佛学间架了一座桥。敢说志远兄今天这一番话不是渡人的舟桥?尽管我绝不会因此出家，但一瞬间我发现了，原来自己与佛还是有个缘在。
九日上午，我如约驱车赶到钓鱼台。这座多少年来作为国宾馆、曾一度为江青集团所霸占的地方，现在也揭去面纱向社会开放。有点身份的活动，都争着在这里举办。初冬的残雪尚未消尽，园内古典式的堂榭与曲水拱桥掩映于红枫绿松之间，静穆中隐含着一种涌动。
在休息室我见到了朴老，握手之后，他静坐在沙发上，接受着不断走上前来的人们的问候。老人听力已不大灵，戴着助听器，不多说话，只握握手或者双手轻轻合十答礼。我在一旁仔细打量，老人个头不高，略瘦，清癯的脸庞，头发整齐地梳向后去，着西服，一种学者式的沉静和长者的慈祥在他身上做着最和谐的统一。看着这位佛教领袖，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五台山上的和尚、布达拉宫里的喇嘛联系起来。我最先知道朴老，是他的词曲，那时我还上中学，经常在报上见到他的作品。最有影响、轰动一时的是那首《哭三尼》。诗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爱憎、娴熟的艺术让人钦佩。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要稍有点文化的，没有人不记得这首曲子。而我原先只知唐诗宋词，就是从此之后才去找着看了一些元曲。佛不离政治，佛不离艺术，佛不离哲学，大约越是大德高僧越是能借佛径而曲达政治、艺术、哲学的高峰。你看历史上的玄奘、一行，以及近代的弘一，还有那个写出《文心雕龙》的刘勰，写出《诗品》的司空图，甚至苏东坡、白居易，不都是走佛径而达到文学、科学与艺术的高峰?只知晨钟暮鼓者是算不得真佛的。后来我看书多了，又更知道朴老在上海抗日救亡时的义举善举，知道了他与共产党合作完成的许多大事，知道了他为宗教事业所做的贡献，更多的还是接触他的书法艺术，还知道他是西泠印社的第五代社长。在大街上走，或随便翻书、报、刊都能见到朴老题的牌匾或名字。我每天上班从北太平庄过，就总要抬头看几眼他题的“北京出版社”几个字。朴老的故乡安徽省要创办一份报纸，总编喜滋滋地给我看他请朴老题的“江淮时报”几个字。人们去见他，求他写字，难道只是看着他是一个佛门弟子？
会议开始了，我被安排坐在朴老的右手。正好会议给每人面前发了一套《佛教文化》杂志。其中有一期发有我去年去西藏时拍的一组十三张照片，并文。图文分别围绕佛的召唤、佛的力量、佛的仆人、佛的延伸、佛是什么、佛是文化等题来阐述。我翻开那期请他一幅幅地看，边翻边讲。他听说我去了西藏，先是一惊，尔后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看，看到兴浓处，就慈祥地笑着点点头。最后一幅是我盘腿坐在大昭寺的佛殿前，背景是万盏酥油灯，题为“佛即是我”，并引一联解释：“因即果，果即因，欲求果，先求因，即因即果；佛即心，心即佛，俗求佛，先求心，即心即佛。”这回朴老终于些微地冲破了他的平静，他慈祥地看着图上的人影，大笑着用手指一下我说：“就是你!”并紧紧握住我的手。因为朴老听力不好，所以我们谈话就凑得更近，大概是这个动作显得很亲密，又看见是在翻一本佛教文化杂志，记者们便上来抢拍，于是便定格下许多有趣的镜头。
会议结束了。我走出大厅，走在绿中带黄、绵软如毡的草地上。我想今天与朴老相会钓鱼台，是有缘。要不怎么我先说不来，后来又来了呢?怎么正好桌子上又摆了几本供我们谈话的杂志?但这缘又不只是眼前的机缘，在前几十年我便与朴老心缘相连了；这缘也不只是佛缘，倒是在艺术、诗词等方面早与朴老文缘相连了。缘是什么?缘原来是张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张网就越张越大，它有无数个网眼，总会让你撞上的，所以好人、名人、伟人总是缘接四海；缘原来是一棵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树的浓荫就越密越广，人们总愿得到他的荫护，愿追随他。佛缘无边，其实是佛学里所含的哲学、文学、艺术浩如烟海，于是佛法自然就是无边无际的了。难怪我们这么多人都与佛有缘。富在深山有远客，贫居闹市无人问，资本是缘，但这资本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识、人品、力量、智慧。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一个在精神上平淡的人与外部世界是很少有缘的。缘是机会，更是这种机会的准备。
车子将出钓鱼台大门时，突然想起一偈，轻轻念出：
身在钓鱼台，心悟明镜台。
镜中有日月，随缘照四海。 俗眼看佛门：我拜见了证严法师（航鹰）(1) 龙口含珠 凤头饮水
宗教生活讲究仪规，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仪式和规矩。古代交通不发达，更没有电子通讯设备，相隔几大洋的各大洲产生的各自的宗教，为什么都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呢？我想，这是因为把某种外在行为规范化习惯化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信仰；或者说让人的内心追求通过仪规形式表现出来。当这种仪规成为信众自觉自愿的统一行为时，宗教就能够成为有巨大力量的社会团体。
我观看过不少宗教仪式，有的让人觉得神秘，有的让人觉得繁冗，甚至有的让人觉得恐怖愚昧。台湾花莲佛教慈济会也很讲究仪规，但这些仪规都给人一种典雅自然的感觉，甚至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表面看上去，静思精舍显露不出森严的戒规，处处洋溢着一种圆融祥和的气氛，尼师们的举止温文有礼，说话轻柔亲切，见了人永远送上诚恳的微笑。尤其是随侍在证严法师身边的尼师们，一个个全都是知书达理，举止大方，善解人意，勤快敏捷，在世俗社会极难见到这样一群不施脂粉聪颖灵秀的女子。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那种气质上的高贵优雅决不是森严的戒规能够塑造出来的，戒规再严厉也只能塑造出苦修者，而造就不出秀外慧中的智者。
那么，他们这种教养是从何而来的呢？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这一切都来自证严法师的榜样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证严法师在弟子们和随众心目中的威望，不仅表现在大家笃信他的宗教主张，也表现在大家都愿意学习他的做人品格，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气质风度乃至一切生活细节。一位宗教领袖不单以信仰、教规统领信徒，更能以个人魅力征服信徒，使得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经历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弟子都自觉自愿地仿效他，亦步亦趋，如影随形，这真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奇迹。
在静思精舍居住的几天里，我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过去出入社交场合时自我感觉挺好的，现在却嘀咕自己身上哪儿都不对劲儿。和师父们相比，自己说话声音太高，坐姿弯腰驼背，走路脚步声太重，总之处处显得自己太松懈，散漫，甚至很粗俗。其实，我是很注意教养的人，在家里时总是教训子女：吃饭不许巴嗒嘴，喝汤不许出声音，走路不许让鞋底擦地面发出拖拖沓沓的声音……不知为何，来到静思精舍竟发现自己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这种感觉低声告诉陈若曦，陈大姐笑道：“咱们无法和他们比，他们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修行功夫了。你注意他坐的姿势了没有？咱们往哪里一坐就歪歪斜斜靠在那里一堆乎，他们只坐椅子的前五分之二，这样坐，腰背脖子都要挺直了，显得很端庄。你发现他们端碗用筷的姿势没有？都是跟证严法师学的，叫做‘龙口含珠，凤头饮水’。”
我忙问：“什么叫‘龙口含珠，凤头饮水’？”陈大姐端碗拿筷做着示范：“双肩摆正挺直，左手端碗时拇指轻轻按住碗边，四指展平拖着碗底，拇指和食指之间形成一个‘龙口’，圆圆的白瓷碗像一个大珍珠，盛在碗里的米饭粒粒皆辛苦，粒粒贵如珍珠呢！这便是“龙口含珠”了，出家人托钵化缘都是这个姿势。‘凤头’指的是筷子头，用筷子夹菜的动作应该像凤头饮水一般妙曼优雅。要轻巧含蓄，一点就起，多点几次没有关系，不能叉开筷子一次夹很多菜，更不能在菜碟里挑来捡去反复翻搅。端碗犹如龙口含珠，用筷犹如凤头点水，你想这该有多么优雅！”
我偷眼瞧了瞧证严法师的用餐姿态，果然是龙口含珠，凤头饮水，优雅无比，真真看他吃饭也是一种享受。我仿效他的样子做了，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很“淑女”了。
证严法师并不把衣食住行看作是生活细节，而是看作“人生美的文化”。他要求弟子们,“你们要学习如何将道理落实到生活，以及如何将人生美态雕造在自己身上。”“人生最美的是亲切、诚恳、和蔼的笑容；说话轻柔，举止稳当，文质彬彬，这是动态之美，也是人生美的文化。”
“龙口含珠，凤头饮水”是证严法师设计的“食仪”。做到这项要求，日常进餐也变成了修身养性，自有龙凤来朝的尊贵庄严相。
进餐本是为了充饥，世俗多少饕餮之徒不仅暴殄天物，也露出粗鄙吃相。然而一位有精神追求的人竟然能够从中开发出美感来，这又是我未曾料想的了。证严法师注重食仪，比世俗的“教养”更多了一层修行的意义。几十年来他都坚持做到“食前三口白饭”：“能时时发好愿就能修得大福，吃饭也是一样。食前要先吃三口白饭，第一口应发愿———愿断一切恶；第二口———愿修一切善；第三口———誓渡一切众生。”
将道理落实到生活，将人生美态雕塑在自己身上，将修行求佛渗透在日常习惯中，多么睿智精深而又浅显易行的佛学法门啊！
由此，我回想起初读《静思语》时，书中记录了证严法师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德”呢？“德是下功夫，是有志于道；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的就称为‘德相’，譬如走路，行仪……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德相’来。德也因此是自我的教育，是内心的梳理，表现在外的行为的规矩。”
证严法师还经常用形象而诗意的语言，教导弟子们该如何“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关于出家人的“行、住、坐、卧”，他比喻为“行如风，住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并一一作了解释：“行，是走路。要步履平稳，举止端庄。所谓‘行步如风’，就是走路要风吹云动般的轻飘而稳重。住，是站姿。站时要挺胸直腰，不要东依西靠，也就是‘住如松’的形态。坐的规矩是要‘正坐如钟’，坐的像巨钟般的稳重。卧，是睡眠的姿势。卧要如弓，也就是‘吉祥卧’。”
当初我读到这些段落时，以为是一般性的说教未及多加思考，待到亲临花莲净土看见证严法师本人的威仪，及这么多尼师的举止修养，才由内心发出阵阵赞美和惊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相信证严法师及其弟子们竟然能够把宗教的约束与诗意的优美绝妙地集于一体！
成语“林下风气”，古时形容女子体态飘逸，冰清玉洁，气质高雅的用语。“林下风气”多指女子中的世外高士，现代商品社会中俗艳女子比比皆是，“林下风气”近乎绝迹了。所以，这个成语也几乎派不上用场了。那天在花莲静思精舍，晨雨清风之中，证严法师一席灰袍稳步而来，穿过了菩提树林，宽袍广袖随风飘动，海青下摆长到能遮住脚踝，踏过一段雨路竟未沾一星儿泥水，雨中菩提在他身后闪着晶莹的银光……我望着，望着，搜尽枯肠寻找一句贴切的话来表达内心的赞叹，忽地想起了这句久违了的成语。
林下风气，多么富于动感的优雅比喻啊！在古典名著及武侠小说中如此形容的女子只能供人想象，而在现实生活中，谁能真正具备它所蓄含的仙风道骨山野韵致呢？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证严法师一人了。
佛陀的眼睛为什么往下垂？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共性，但人们对于“福”的认识和态度，却有着高下之分天渊之别。
现代商品社会以鼓动人们的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商家挖空心思用各种手段招徕顾客，诱发人们的购物欲望，借以刺激市场的繁荣。如果人们的消费观念基于正当的物质要求与精神要求，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过分地刺激消费，就会纵容奢靡之风，造成巨大的浪费。
此种奢靡享乐如果是不惜耗损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那就是祸及人类贻害子孙的更大的罪过了。愚人只知道祈福和享福，智者才懂得惜福和造福。惜福，自古以来始终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
我在静思精舍上了三堂生动的“惜福课”，那是我与证严法师三次同桌用斋的宝贵收益。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映的连续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四皇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在用餐时不仅吃素，还在吃光饭菜之后用白开水涮净碗碟里的汁，全部喝下不浪费一滴油水。青年观众会以为这样描写一位皇帝未免有些夸张，殊不知虔诚的佛教徒都是这样做的。剧中多次说他笃信佛教，再没有比这一笔更有说服力的了。
看到此处，我一下子又回忆起来了当初和证严法师共进斋饭时的同一细节：餐桌上放着一把洁净的茶壶，却没有备茶杯，用餐时大家也没有动那壶。我正在猜测茶壶的用途，只见第一个吃完的慈师父拿过壶来倒出一些白开水，用水把碟涮净倒入碗中，再把碗里的水晃了晃将油水涮净后一饮而尽。
证严法师和他所有的弟子都是这样做的。
这种珍惜食物，杜绝浪费的动作像一个定格镜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从那以后，我自己和家人极少浪费盘中餐，到饭馆有应酬也把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事情虽小，但问题不止于饭菜，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已经享受到的幸福。
我们离开花莲后，辗转台中到东海大学作文学讲演。回到台北以后，听说证严法师来到台北对随众作开示，我为有缘分再见到他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一行赶到了佛教慈济会台北分会，有幸又一次聆听了证严法师的讲演。证严法师娓娓动听的话语，至今犹在耳畔。
“佛陀的眼睛总是往下垂的，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他柔声问到，然后作出解答：
“佛陀垂目，是慈眼视众生，体察世间悲苦。另一层意思是：佛陀的眼睛总是往下垂，不会往上看，物质环境往下比，修养人格往上比，上下有分寸，才是人生啊！”听了这一席话，我才懂得了佛门弟子见了人垂首敛目的原因了，原来他们这也是随时随地的修行啊！由此，我又记起了证严法师多次强调“佛陀要我们懂得惜福”的教诲。在《静思语》中，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享福、惜福、造福”的关系，劝告世人不可放纵贪欲，过分追求物质享受：
“自造福田，自得福缘。”
“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享福了福，福尽悲来。”
“世间物质原只是一种潮流，太平年代金银玉石是宝，而战乱时期米粮布衣是宝。世间所谓‘有价’的东西，完全是在于人心里的潮流及虚荣心的作祟。”
“道心即是理性。欲念如果扩张下去，就会埋没理性；而理性如果能发扬起来，就可以制止欲心。”
“去贪就简，可使心灵得到无比的宁静与解脱。”
我想，不应该把这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箴言警句看作是布道劝善。无节制地放纵物欲并未给现代人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孤独、空虚、烦恼、冷漠等“现代人综合症”。无论是从保护地球环境的需要，还是改善人的精神生活，返朴归真，去贪就简，古老的佛学思想都是医治人们心理疾患的一剂良药。
佛门“红包”
曾几何时，“红包”一词走红中华大地，以至于印制红包小纸袋的作坊生意兴隆。馈赠“红包”源于人们为庆典佳节“随喜添喜同喜皆大欢喜”的风俗。出席亲朋婚礼或寿诞宴会以表祝贺，过年时老板给员工的奖赏酬劳，长辈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用来表达人们的喜悦之情的，小小红包起到了增进友情温暖亲情的作用。可是，近年来“红包”却变了色走了味儿，沦为贪污受贿的代名词。下级向上级送红包，病人家属被迫向医生送红包，打官司得向法官送红包，想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得向校长送红包等等，人们对“红包之风”又恨又怕，为了生存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反过来又哄抬了“红包”的含金量。平民百姓已经谈红包色变，不堪红包重负了。
在我到花莲采访之前，从未想到佛门也送红包。从未听过佛门红包的故事……
每年春节前，慈济功德会都要举办一次联欢团圆斋宴。在这个联欢会上，同时举行对新任委员、荣誉董事等的受证典礼。证严法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仍然坚持亲自主持这个长达几小时的典礼。新春典礼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每年前来出席团圆斋宴的会友都数以千计，大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一排队上台，证严法师为每个人胸前佩带一个心莲饰物，并赠送给每个人两个红包。单是这个仪式就得站立两三个钟头，何况证严法师见到每一位上台的人都要给予祝福和亲切勉励。以他病弱的身体长时间站立实在吃力，但他仍然坚持“让大家都能靠近我，接受我的感谢与祝福”!
证严法师为每一个人佩带心莲胸饰时，都要语重心长地说：“赠心莲是希望大家学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啊！”
他赠予大家的红包里面又装的是什么呢？
两个红包，一个叫做“福慧包”，一个叫做“吉祥如意包”。
福慧包里装了六个硬币，每个硬币面值5元台币，共值30元（折合人民币约10元）。如果以每年向一千人赠送红包计，共需3万元台币。这笔钱并不是慈济基金会的经费，而是证严法师出版著作所得的版税收入。福慧包里为什么装入六枚硬币呢？证严法师向每一个人叮嘱：“六个硬币代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波罗密”。
“波罗密”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度”、“到彼岸”、“度彼岸”，是一个佛教名词。佛经《大智度论》卷十二说：“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涅槃也是梵文的音译，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息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大乘佛教把涅槃当作成佛之标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项修持内容作为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和途径。
六度波罗密中，布施排行第一。布施指的是施与他人财物、体力、智慧等，通过为他人造福成智而积累功德的一种修行办法。大乘佛教所列布施对象，不仅对人类大慈大悲救苦济贫，还遍及所有的动物，尊重一切生命。从这一点看，证严法师率领弟子们和随众致力开展慈善事业，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赈灾济贫，是完全符合佛教教义的。
“福慧包”蕴含的其他五项修行办法，都是佛门弟子日常的功课。因本文不是研究佛教的专论，此处就不一一介绍了。
另一个红包“吉祥如意包”，里面装的是莲子、花生、红豆、薏仁、杏仁。
“吉祥如意包”内为什么装入这五种果仁儿呢？证严法师解释道：“五种果仁代表五谷，也叫五福、五宝。杏仁代表幸福；花生是落地生根，种下善因，结实累累；红豆表示一心一志；薏仁是仁心仁德；莲子嘛，代表着慈济人心连心……”
多么富于诗意和象征意味的语言啊！这些礼物来自大自然，充满了山川田野的灵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令人为之赞叹，为之神往。
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恰逢1999春节将临。向读者朋友转达证严法师岁末送红包的祝福与期望，心中又多了一层惊喜和领悟。祈盼人们的生活中少一些腐败变质散发铜臭的“红包”，多一些五谷丰登、五福生根、五宝长长久久，多一些仁心仁德，一心一志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多一些海峡两岸同胞心连心、人际关系心连心吧！
福慧包、吉祥如意包，多么纯净圣洁寓意深刻暖人肺腑的佛门红包啊！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领袖有没有足够的威望，发动信徒们在“遗体捐赠志愿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证严法师为发展医学事业完成了这桩大善大德之事，创造了一项奇迹。尤其是在中国人中间迅速推广这一活动，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是难以置信。中国人一向注重“身后大事”，不仅汉族人选择墓地和棺木，各民族皆如此。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为了保存先辈遗体，甚至在高山悬崖上悬棺而葬。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爆炸，政府苦于人口过多和可耕地太少，无法承受“死人与活人争土地”之重负，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推行火葬（中国宪法规定土地归国有）。即使如此，老百姓仍然想方设法把亲人的骨灰埋葬，竖立一块哪怕是小小的墓碑，也要完成“入土为安”的古老信念。多年来，官方一直致力于简化丧葬风俗的宣传，提倡“厚养薄葬”。各种传媒不断地表彰子女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赡养尽孝，抨击“薄养厚葬”之陋俗。但是，上述种种努力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厚葬之风。
形成这些习俗的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视自己的躯体为神圣。古代人们信奉“发肤乃父母所赐不可擅动”，现代人惧怕开刀手术，哪怕做一个小手术也担心会“伤元气”。古代帝王贵族在去世之前就安排好如何使自己死后遗体不腐烂的措施，平民百姓也都以“死后保住全尸”为最后的愿望。基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若要在中国大陆动员人们献血或捐赠骨髓，至今仍然很困难，更甭提让人们自愿留下遗嘱死后捐赠遗体或器官了。那么，证严法师究竟用什么方法引导慈济人发此大愿呢？原先我以为，一位佛教法师只能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角度诱使信徒为了修来世幸福而表示愿意捐出遗体。听了证严法师的演讲，我才知道他虽为宗教领袖，却从不装神弄鬼以妄言巫术蒙骗迷信的教徒。他阐释的道理当然出自佛教信仰，但字字句句却都是立足于现世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为民众造福。
证严法师站在医学院课堂讲台上，通常那是教授们给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地方，听着听着，我便忘记了他的宗教人士身份，觉得他成了一位穿灰袍的教授。或许因为我这双俗眼无法超越物质的具象，无法练就“开天目”奇功透视超自然的灵异虚境，我只看到一位穿灰袍的教授式的演讲家循循善诱地剖析着人生的道理。他背后没有“祥光闪耀”，头上没有光环，和普通人一样说着寻常百姓的家常话。但是，他的眼睛和面庞以及整个身姿不知有什么磁力能够吸住所有的人的目光。在花莲和台北的几次会面，我一直未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用一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解释了生命的本质：“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他站在讲台上语调平和地说：“我常常对大家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就是说呀，这短暂而难得的人身，我们难以永远拥有它，但我们可以作主使用它，用好它。世上最消福的是我们这个身体，一辈子享受到多少好东西呀！哎呀，人生呀，真是一段缘啊！走的时候舍不得，其实最后还是要舍！人生既然只有使用权，就要赶快发挥它的功能，不用白不用。最后把我们的躯体贡献出来，让教授教学生，学生毕业后成为医生会去救助更多的病人，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呀！台湾好几所医学院都缺乏人体，同样是医学应用嘛，我们也应该援助他们。佛教一向讲惜福，惜福种福。珍惜我们享受到的每一分幸福，每一粒米，珍惜一切资源。人生到最后还能让躯体有用，去发展未来的医学，最好不要让它浪费掉，这也是废物利用嘛！希望大家多多以正确的心态来看待躯体，我对大家很感恩……”
听了这些深入浅出，生动亲切的话语，我简直怀疑这不是在谈遗体捐赠，只是劝人捐出一件穿破了的旧衣服。“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句通俗易懂的话语，形象而睿智地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帝王还是贫民，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永远的所有权。百万富翁，其财产也只有使用权———他的生命这一段的使用权，他一旦死去，使用权即告到期；纵然他能够以其遗产传给子孙，子孙也只能各自拥有其生命那一段的使用权，何况使用不好即归他姓，富贵人家的后代中败家子还少吗？
因此，人对身外之物要看开，佛教理论谓之“看得破”。这方面的道理人们早就懂得了，然而，真正“看得破”的人却不多。在聆听证严法师演讲之前，我对“身外之物”的理解一向只局限于“身外”———功名利禄，物质享受，从来没有想到过本“身”。经法师这一点破，我这才领悟到人一旦死去，原本归自己“使用”的“身”———躯体，也就和其他东西一样成了身外之物了。可以说，悟出了这一层，是我花莲之行的最大获益。虽然我一时还不能像出家人那样看破红尘，胸中却也切实地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回顾名利场那些得失荣辱是非恩怨，心里觉得轻松多了，也超脱多了。 拥有“法喜”的李娜（姜昆）(1) 久违了，李娜！在望到她的那一瞬间，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从前。那时她年轻，我对时间的感受也不如而今深刻；而今，当我独处时，总是忍不住要问上一句：岁月遗留给我们的都是些什么呢？
第一次见到李娜是在央视“难忘一九八八”晚会上，她像鸟儿飞过窗口一样从我眼前掠过；以后的相见都是在舞台上下，在摄影棚内外的匆匆擦肩而过之中。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吗？不，谈不到深刻，只记得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总是不愿睁得太开，好像噙住了很多光线，以至于不愿再释放出来似的；对同行也是淡淡相处，正如歌曲里所唱的“水中的一抹流红”，她独自而在，独自存在于自己音乐的宁静之中。
但是，一曲《青藏高原》令我对她刮目相看。不是吗？在她并不高大的躯体内谁会想到竟然蕴藏那么一种生命的原始的激情呢？听，在盘旋而上好似直入雪峰纯静之广袤的蓬勃旋律中，巨大的艺术渲染力骤然迸出，哪一个听者的心灵能抗拒这一震撼呢？多少次，我沉溺在她用声音制造的漩涡之中，在变化莫测的旋律中起伏，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确切地说，我对《青藏高原》这首歌的喜爱，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它不仅唤起了我对儿时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中去追求艺术之精神的那股执著的热情的回忆，也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诚———因为，实在说，我到过青藏高原，我也在高原凛冽的雪风中站立过，也在向高原之魂朝拜的崎岖道路上行走过，也被从石头缝里钻出的摇曳着花铃的小草感动过。是的，一株小草向大自然所展示的顽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更能象征真实的生命，而今还是我艺术创造所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因如此，我才能体会到李娜是用怎样的一种心灵去体验去演绎她的“青藏高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中蕴藏着某种接近于真实的精神内涵；我之所以说它“接近于真实”，是因为纯粹的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走在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中。
以后，我听说了她在香港的演唱时，以无伴奏的方式讴歌《青藏高原》。全场观众，鸦雀无声，静心地聆听，是的，谁的心灵能不为那跟“青藏高原”一样巍峨纯净的绝唱所感动呢？唱完了，李娜从自己的旋律中解放出来了，但观众还陶醉在她所制造的声音的波纹里，半分钟的沉默等来了长久的掌声与欢呼不断———我想象得出那该是怎样壮观的场面。
后来，听说她出家了。我———惋惜不已，而不解与疑惑，更伴随了我不少日子。
终于，在洛杉矶，仿佛命运之神刻意安排的一样，我碰上了她。
真的，她是出家了！
一身黄衣僧侣服，洁净的剃度代替了当演员时头上的发饰；然而，面色红润，目光有神，某种纯之又纯以至于无尘的精神充溢在她的每一个举动中。几乎每个歌手必然会呈现在脸上的那种劳累的苍白和缺乏睡眠的倦意在她这里销声匿迹，连曾经在她眸子中闪烁过的懒散和迷茫也不见了；而今，出家的李娜全身荡漾着一股“在家”的和谐与安祥，交谈起来呢，却滔滔不绝，一变她过去与任何人交接时那淡淡的似乎接近于冷的表情。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网站上，她对此所表示的关心令人感动，我甚至觉得这可能就是最高层次的关心了，因为她根本就漠不关心，仿佛世界上并没有网络这回事儿。确实，我能理解，她把自己从真实的“网”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再进入虚拟的网中。但我还是征询能否为她制作网页的事。她笑了:“我可能离那些太远了，我都快被忘记了。不是被别人，而是被自己，我真的不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李娜了！”我说：“你当然有忘记自己的权利，这表明你的修行又进入更高的境界；可你的观众，你的歌迷不会忘记，你的成就还被社会承认，这些不应该成为佛家‘四大皆空’的理由吧！”她听后，若有所思地说：“对以前的我怎样评价，那是别人的事，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事，我无暇去顾及，也不会去顾及。用句古人的话说就是‘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了。至于制作网页，那更是你的事，你怎么干我就不管了；我刚入佛门，得一心一意地学法护法。”我说：“是脱离尘世？”她微微一笑：“还没有那么玄，但总得进行研究和探讨吧？”
她说得如此平静，我听得却很不安宁。
我还不住地琢磨，为什么找不到当年李娜在舞台上的影子，眼前的她———精神状态不错，红润的脸庞，自自然然地溢出显然是得益于养身修性所至的那么一种健康神色。我若有所悟：如果说舞台上的李娜是一枝掩藏不住自己芬芳的玫瑰，那现在的她就是一朵静静释放自身清纯的百合。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境界，还有什么不可以满足的呢？
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妈妈。母女俩站在一起，像一帧图画。不是出家人截断六根，不应该有凡夫俗子那尘世间的儿女情长吗？为什么她还跟自己的母亲在一起呢？是为了生活本身，还是某种感情的需要？———我克制不住自己好奇的冲动，由然迸出了所有人可能都希望向李娜提的一个问题：“你……你为什么出家呀？”她微微一笑回答：“我不是出家，我是———回家———了！”她用拖长的音节来纠正我的问法，听得出，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别人回答过这个问题；现在连我这样“高级”的人物也愿意把自己降得如此“低级”，她显然微有憾意。
许是看我心诚，她隔了一会儿便慢慢地向我道出自己是怎样看破红尘的：“我过去的生活表面上很丰富，可没有什么实质的内涵，不是吗？唱歌，跳舞，成为媒体跟踪的对象，这几乎是我过去生活的全部内容……多早啊，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名利场的追逐之中。每当独自一人时，我就情不自禁地要思考：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下去，自己表演，也表演给人看，欢乐不是自己的，而自己的痛苦还要掩饰，带着面具生活，永远也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干什么都比较专一，不喜欢败在某个人的盛名之下，也不愿意在艺术实践上保持一个风格。包括为了生活的烦事而接触宗教，我也是倾心尽意，一往有深情，我看《圣经》，看《古兰经》，几乎所有的宗教性书籍我都感兴趣，但这也是在选择，一直寻找能寄托我这颗心的归宿。不瞒你说，在舞台上我虽然失去了自己，但在生活中我还没有失去寻找自己的勇气。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道了，从‘六字真经’中领悟了道。在对‘唵嘛呢叭咪口牛’的永不停息的诵念之中，我忽然获得一种被什么提升起来的感觉：眼明，心亮，身体也处在一种异常兴奋和快乐的动静交融的感觉之中，我想：这是什么地方？过去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从来也没有到过如此令人陶醉的地方，享受这种非物质的快乐？当这种感觉消失后，我必须又一次地从吟诵经文当中得到这种心灵的感受。于是，我从知道‘大彻大悟’这个词，到理解和感受到‘大彻大悟’。后来，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知道这是‘法喜’，所谓‘法喜禅乐’就是指的这个。于是，我觉得我应该出家，我把尘世中的烦恼和过去名利场上的经历、成绩、荣誉、教训全都抛诸脑后，我寻找原本蕴藏在我们每个人心灵之内的那么一种清静的觉醒，那么一种安宁的本性的冲动，然后潜下心来，慢慢领会自然与人类生来即已具有的和谐与真谛。”
她说得真切，可我听着有点玄，不是吗？我等“槛内人”原无这般“出尘”之想。她显然觉察到了我的疑惑，她让我听：“你听，‘唵嘛呢叭咪口牛……’你连起来一念，你能感到它是在迸发，是从无到有的迸发，像撞击的声音，也像诞生出精灵的轰响。”
听她说到这儿，蓦然，我的脑海里现出前不久刚看过的一个科幻电影，讲的是人类的起源，几个探险者在火星上听到一种不断重复的声音，由三个基本的音节组成，探险者突然领悟到这可能是人类遗传基因DNA中的遗传密码，他们便尝试着去符合这一声音，于是奇迹出现了，一扇先人类的时空大门打开了，人类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初创时期，而探险者也了解到了人类在星球上的起源的秘密。
李娜的说法和这个电影里描述的声音，何其相似！我不禁惊叹科幻和宗教的异曲同工。
我凝神望着李娜，一直在听。
她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她长在我们的时代里，进步的社会时代，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信仰自由，当她在顿悟之中寻找到一条精神解脱之路，不让她在尘世的往事烦恼中徘徊，而在她认为快乐向上的温馨环境中漫步，遨游，这是一件她值得去做的事情，也是一件我们值得为她高兴的事情。我们可否这样认为：她真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一条即使不是真实的至少也是通往真实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走的并非她一个人，然而这一点也不能掩蔽她的独特性，恰恰相反，她的独特性正是由此表现出来，她正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她没有迷失本我，又找到了本我，这该是何等令人神往的境界。
我在听，也一直在想。
想到小歌星谢津坠楼而去，想台湾歌手张雨生酒后飞车以至于“黄鹤一去不复返”———由衷地感叹道：人啊，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过去的一切不会形成开创新生活的障碍，低级的享受也并不妨碍高尚的追求！李娜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是用整个的我来感觉到的，真的，我的心———回家了。”
她一点也不讲她的歌，她一点也不讲过去文艺圈儿内的恩怨，她也一点不问及同道同仁的绯闻轶事，她一直在讲法，一直在讲道。显而易见：她在道中，法在她中，道与法在她这里已经达到的结合几乎是完美的。
李娜的妈妈坐在她的身边，我和李娜聊着聊着，渐渐淡漠了她出家的僧侣印象，还是觉得她像个孩子。李娜告诉我，妈妈担心她，到这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她经常看望妈妈，妈妈为她煮一些饭菜吃。我说：“李娜，你真不容易，人得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舍弃尘世间的物质享受，而遁入空门去修身养性呀！”李娜说：“这应该全在你的顿悟之中，你一旦顿悟，会觉得拥有的远多于你失去的。”我说：“半天了，你一点也不谈你的歌，你真的全忘却了？在你的生命中，应该有一大部分属于音乐。知道你的人，源于音乐，佩服你的人源于音乐，想念你的人们还是源于音乐。你知道谷建芬老师说你什么吗？她说：李娜在《青藏高原》的演唱中，表现出某种高原性的东西，但这还不是她音乐才能的全部。我们许多的音乐人都是通过她的这首歌，重新又认识了李娜。我们很惋惜她出家。”说完这些我观察李娜的反映。
李娜思忖了半晌，摇摇头说：“不矛盾。在录制《青藏高原》的时候，唱到最后我也是泪流满面，不信你问张谦一，光为那歌词和曲调我还不至于，我觉得自己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内涵，和我现在的追求非常吻合。”
看她要回忆起过去的事儿了,我赶忙递去一些我从北京来的时候就为她准备的，她演出的一些剧照。她一张一张地拿出来看，并且告诉妈妈，这张是哪一次，那张是哪一回。看完以后，又还给我。
我是带给她的：“怎么？你不要？”
她笑了：“不要。这些东西我都扔了，北京家里的东西也全不要了！”
我愕然许久，怔怔地望着她的妈妈，李娜的妈妈默默地挑了两张照片，珍惜地收起来。
我很想知道她靠什么生活，你生活中再有追求也得过日子呀！美国的寺庙里给工资吗？这儿的化斋怎么化，是捧着钵盂站在路旁吗？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去问，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终于蹦出口的一句是：“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念经，作法事。”
念经我知道，作法事又是什么？
“就是帮人家集会念经，打个锣、镲什么的。”
我不禁想开个玩笑：好个李娜，放着独唱不唱，却跑到美国唱合唱……但是我马上制止住自己。我提醒自己，信仰自由，宗教可以不信，但不该笑玩，更不能亵渎。
其实，我挺佩服她的，比起无所事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她原本拥有许多值得人们去神往的东西，但她不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一切。每天接受鲜花和赞扬，相对灵魂的宁静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不愿永远沉浸在足踏红地毯的喜悦之中，在她的精神追求中还有更大的喜悦———“法喜”，她为着自己的理想，断绝了自己的过去，她的目光朝向未来，她所迷恋的境界，她所感受到的幸福，仅仅需要自己来建筑———总之，她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没有什么成就比这更是成就了！
尽管她很平和，对他人要求得已经很少，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人给我们曾经喜爱的李娜多一点祝福，当然我更希望她不回避这一祝福！
这一天，我们聊了许久———我聆听到了天外之音，至今这一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
附 录
《拥有“法喜”的李娜》一文在“昆朋网城”刊载以后，我接到很多电话，那些李娜的老朋友所表示出的激动与关怀确实令人感动，即使没有见过李娜但聆听过她的歌声的人们也托我向她致意，这使我更加坚信：凡在大地上存在过的生命你就不可能把它连根拔掉。李娜的生命有一段时间曾在舞台上长成了树，现在，她虽然淡出舞台，修身佛门，可还是未能被人遗忘，这意味着什么呢？
但在这所有电话中最让我感动的那一个却是李娜本人的，她对此文内容表示认可，但对“大彻大悟”一词却做了新的阐释，她说：“你在文章中说我已经‘大彻大悟’，这是不太适宜的，至少对现在的我并不合适。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大彻大悟’了；因为我毕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成为佛教中人。但在我们佛门，我不过是刚刚开始在修行的阶梯上攀登而已，离‘大彻大悟’的境界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我这样说并没有谦虚的意思，确实，在佛门中比我感悟更多的人比比皆是。我需要学习的还很多，而有待研究的更多。我希望你在网上替我澄清这一点，我不愿意在佛门同行中落下任何口实。”我听后，忍不住想说：“李娜呀，你让我怎么办才好呢？因为立足点与观察角度不同，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物会有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你觉得自己并未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那是你以佛教崇高道义来要求自己呀！而我这样还处在尘世中的人看来，现在的你不是‘大彻大悟’又是什么呢？不过，你这种求索不已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不仅能赢得我等的尊敬，也会赢得同门的敬意。” 随师学禅（明海）(1) 1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师父的情景：一位老和尚从书桌上抬起头，从容地转过身，慈悲安详，和蔼可亲。因为是冬天，他还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我好奇地想：怎么和尚还戴帽子呢？我这样才一动念，师父就随手把帽子摘下来。我想：这老和尚一定有神通呢！
后来师父淡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神通。对他这话我总不信，便用心观察，神通虽然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妙处。
2
师父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三间相通的房子，中间一间是佛堂兼客厅，边上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日常每在这里工作，如果有人拜访，一转身又可以接待客人。
师父的工作都要伏案去做：写文章、改文章、校对稿样、给信徒回信，他做起来都是一丝不苟，字迹从不潦草，标点符号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帮忙誊一份东西，他看了指出许多毛病：破折号应在两格中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句号、逗号在方格左下角……我听了惭愧万分：平时还一直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过了关呢！
我曾经想：做许多工作都和修行用功不妨碍，做师父这份案头工作却不好用功。你想：一边写文章，一边念佛或者观心，那是不行的，文章一定写不出来。有一次我拿这样的问题问师父，他说：“看书就看书，写文章就写文章，一心一意，不起杂念，这就是修行。”
这话很平淡，我却做不到，难就难在“一心一意”上。我的习惯，每每写文章时惦记着打坐，打坐时又老想着文章该怎么写。总之是心里总有一些和身口不相应的细微妄想流动，走路时不安心走路，吃饭时不安心吃饭，所谓“心不在焉”———心不在这里，在哪里呢？自己都觉察不出。
师父却总是那样专注。写文章是这样，吃饭是这样，扫地是这样。他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平常的：早起坐禅、扫地、打开水、到斋堂打饭、坐办公室、改稿、校稿。理论起来可以说是弘法度众生，师父做起来却是如此平实、安详，本地风光、自自然然。他扫地时是那样从容不迫，心无旁骛，仿佛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要我们学会扫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无有间断，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成就大的道业，就能振作佛法的教运……
当然，师父要是有条件一直专注于案头工作也好，事实是他的工作经常被前来拜访的信徒打断。有的是修行遇到问题要请教，也有的刚接触佛教，还有的是工作、生活不顺心，请师父解忧。来的人有学生、工人，有家庭妇女，有时一家夫妇带着孩子一起来。
这时候，师父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待这些来访者。和他们讲佛法、聊家常、解答疑难，话语从容平实，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人们围着他，像冬天里围着一盆火，舍不得离开。
等来访者一走，师父又回到书桌旁，拿起了笔。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终于感觉到：师父如是的行持中大有“文章”在。首先我自己做不到。换了我，写文章到精彩处，有人打断，心里会生烦恼；而谈话结束后，心又不容易收回，一定还挂记着刚才的谈话。师父却两无妨碍，他放下案头的书、笔，接待来客，给人的印象他刚才什么都没干，专门等你来拜访呢，所以才那样精神饱满，光彩照人；等人一走，他又继续他的工作，仿佛一直如此，没有中断。
此中有“真意”。我揣摩了很长时间，后来师父说：要活在当下。我才有点恍然了。活在当下，也就是斩断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而安住于现前清净明觉的一念。这种安住等于无住。因为就此当下一念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成为永恒。《华严经》上说：“三世所有一切劫，于一念际我皆入。”这个入于三世的一念既在三世中又在三世外，它是既存在又超越的。卖点心的婆子喝问德山要点哪个心时，德山就被束缚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囚笼里而打失了当下一念。
活在当下，也就是安心于当下。能安心于当下也就能安心于时时处处。古代的禅德“饥来吃饭困来眠”，“无处青山不道场”，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因为总能活在当下，所以他总显得那样自在洒脱，处理问题应付裕如，不费一些思索，纯为现时境界。不管是作文还是讲开示他都是信手拈来，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六祖坛经》上所说的“定慧等持”吧。
3
我有不爱整洁的习惯，这个习惯是过去长期的学生生活养成的，师父几次批评我，我却进步不大。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师父则不然，他周围的环境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且他走到哪里就把清洁和秩序带到哪里。他常给我念叨：“虚云老和尚了不起，虽然行头陀行、穿百衲，但他的衣服却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案头、禅榻总是整齐洁净的。”
起初，对他的话我一直漠然淡然，后来才慢慢领会：这也是修行。
柏林禅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历史的风暴却使它成为一片废墟。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只有几棵古柏、一座佛塔还使人能依稀辨出这是一座古寺。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师父成了设计师。这儿修什么，那儿建什么，全部都由他亲自擘划，所有工程的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并提出意见。有时他带着我们在寺里四处巡视，向我们描述他的复兴蓝图，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每次回寺，即使是深夜，他也要去查看建筑工程的进展，有时冷不丁他就会挑出毛病，使承包工程的工头提心吊胆。
最奇的要算赵州禅师塔院的修建。师父在塔前的一片乱草地上划出一个范围修筑院墙。工人在下墙基时竟触到古墙的遗迹，当地的老人说：过去塔院的围墙就在这里。竟是无心合古！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座初具规模的梵刹平地而起。就像整理一间凌乱的屋子一样，师父把这一废墟整理得清净庄严。
现在我相信这两件事是不二的。你只有能净化一间屋子，才能净化一座寺院，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娑婆世界，而这种净化源出于我们身心的净化。
所以师父告诫我们：“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我感受到他对环境的调整与改变像是出自一种本能，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好像无形中有一种光芒从他清净的身心辐射出来，驱除了杂乱，带来了和谐。
他的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环境，对人也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宁静、祥和，心里很清净，没有杂念。
师父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啊，求生西方净土的人要先完成自我的净化，不能把娑婆世界的坏习性带到净土去。
4
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法会。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悯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以来，多四大海水。”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5
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十三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
作者：未知 人间佛话 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1)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去。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
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纪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像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脑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宗月大师（老舍）(1)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晃来晃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胜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多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弘一）(1)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1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
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
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楼上的。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2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到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3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作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让]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背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看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作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4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
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
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
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
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吃白饭)去。
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
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
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
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
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朝礼五台山记（虚云）(1) 予割爱辞亲，出家二十余年矣，道业未成，随风飘荡，心生惭愧。欲报劬劳，拟再东朝南海，北礼五台，住普陀数月，静中稍见胜境。发心朝台，于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华庵起香，三步一拜，以直拜至五台为止。时附香者，有遍真、秋凝、山遐、觉乘等四禅人。渡海后，每日行路不多，中间曾停湖州。及至苏州、常州，四人渐皆退去。予仍向前拜，至南京礼牛头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狮子山寺，过年。
由狮子山起香，从苏北入河南省，经凤阳、毫州、昊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阳白马寺，晓行夜宿，风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萨圣号，苦乐饥饱，不萦念矣。腊月，至黄河铁卸渡（又名铁谢），过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无人烟，于路旁有一摆小摊之茅棚，亦无人居。歇足此间，趺坐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
曰：“南海。”
问：“何去？”
曰：“朝五台。”我问丐者贵姓名。曰：“姓文名吉。”
问：“往何处？”
曰：“来自五台，回长安去。”
问：“既是五台，寺中有来往否？”
丐曰：“人皆识我！”
问：“此往五台，路经何处？”
曰：“由孟县、怀庆、黄沙岭、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即到山。若先到秘魔岩，此处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
予问：“由此到山多少程？”
丐曰：“二千零。”
及至天晴，丐煮黄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问：“南海有这个么？”
予曰：“无。”
丐曰：“吃甚么？”
曰：“吃水。”
釜中雪溶后，丐指釜中水，曰：“是甚么？”予无语。
丐曰：“你拜名山何求？”予曰：“生不见母，以报亲恩。”
丐问：“你背负行李，路远天寒，何时能达？劝你不必拜香了。”
予曰：“誓愿早定，不问年月远近也。”
丐曰：“你愿难得，现今天气好转，雪尚未化，无路可寻，你向我来的足迹行去罢。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县，有寺可住。”
遂揖别，因雪深不能拜，顾礼足迹，抵小金山挂单。翌日，起香过孟县，由孟县至怀庆（沁阳），途中将到洪福寺，有一老者名德林，见予在路拜香，近前将香凳接著，曰：“请上座进寺。”唤徒将行李搬入寺，殷勤招待。茶饭后，问：“上座由何处拜起？”略述为报亲恩由普陀拜起至此，已两年矣。
谈次知予出家鼓山，老者不觉下泪曰：“我有同参三人，一衡阳，一福州，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后各分手回家，消息断绝，今闻上座湘音，又是鼓山佛子，恍如见我同参，不觉动念，我今年八十五矣。本寺原甚丰富，近岁稍歉，此场大雪，明年必丰收，上座可留住这里。”
至诚恳切，勉留在寺过年。
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怀庆府，复回寺寄宿。初三日，告别德林老人，大哭不舍，珍重后期而别。是日到府，城内小南海，不许挂单及留宿。即出城外宿路边，是夜腹痛极剧，初四早仍拜行，晚发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强拜。至十三日抵黄沙岭，山顶只一破庙，无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进饮食，日夜泻数十次，起动无力，庙在山顶，无过往行人，瞑目待毙而已，无悔念也。十五，深夜见西边墙下有人燃火，疑为匪类，细看久之，见是文吉。心中大喜，呼文先生，彼执火来照曰：“大师父你怎么还在这里？”
予将经过向伊说，文即坐身边安慰我，拿水一杯给我喝，是夕得见文吉，身心清净。十六日，文吉将予之污秽衣服换洗，并给一杯药与予喝，十七病退，食黄米粥二碗，大汗内外轻快，十八病愈。予谢文吉曰：“两次危险，都蒙先生救济，感恩不尽。”
文曰：“此小事。”
问文：“从何处来？”
曰：“长安。”
问：“何去？”
曰：“回五台。”
予曰：“可惜我在病，又是拜行，不能追随先生。”
文曰：“看你从去腊到今，拜路不多，那年能到？你身体又不好，决难进行，不必定拜，朝礼亦是一样。”
予曰：“先生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见母亲，母为生我而死，父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辞官，而促寿，昊天罔极，耿耿数十年矣。特此发愿朝山，求菩萨加被，愿我父母脱苦，早生净土，任他百难当前，非到圣境，死亦不敢退愿也。”
文曰：“你诚孝心坚固，也算难得，我今回山，亦无甚急事，我愿代你负行李，伴送行程。你但前拜，轻累许多，心不二念。”
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无量，倘我拜到五台，愿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证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
文曰：“不敢当，你是孝思，我是顺便，不必表谢。”
文吉在此照应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从兹荷物作食，都由文负担。予妄想顿息，外无物累，内无妄念，病亦日愈，体亦日强，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觉苦。至二月底，到太谷县离相寺，住持参学林下，见知客礼毕，顾文吉问予曰：“这位是你甚人？”告以故。
知客厉声曰：“出门行脚，不达时务，这几年北地饥荒，朝甚么山？甚么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门？你见何处寺门，有俗人挂单？”
当下听其呵责，不敢回声，予认错告辞。
知客曰：“岂有此理！由你自便，谁叫你来？”
予听话头不对，即转过话说：“这位文先生，请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扰一单何如？”
知客曰：“可尔。”
文曰：“此去五台不远，我先回去，你慢慢来。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
予苦留不得，取银酬伊，不受，辞去。后知客改颜悦色，和气送单，到灶房热炕上茶，亲做面，陪吃。奇其举动，又顾左右无人，问曰：“此间常住多少众？”
曰：“我在外江多年，回来住持，连年岁荒，仅留得我一个，粮亦止此，适才举动，是游戏耳，幸勿见怪！”
予十分难过，啼笑皆非。勉吃面半碗，即行告辞，彼留住亦无心答应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无著，时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进。心急起火，次日脑热，鼻流血不止，二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此寺为孚上座道场）。知客见予口流鲜血，不准挂单；勉强过一夜，二十一早进太原城，至极乐寺，饱受责骂，不挂单。二十二早出城礼拜，北门外遇一青年僧，名文贤，见予近前招呼，接过拜凳行李，请进寺内，爱敬如亲。领到方丈，陪茶饭，谈次予问：“大和尚似廿余岁，又系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
曰：“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后在平阳府任上，被奸臣所害，母亦气殒，我含泪出家，此间官绅旧有往还，故邀至此，早想摆脱，今瞻上座道风，心甚倾服，请在这里长住亲近。”
予告以发愿拜香缘由，住持甚敬信，坚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费，予概弗受。临别代携拜凳相送十余里，洒泪而别，时五月初一日也。予向忻州前进，一日早，在途中拜香，后面来一马车，缓行不越前，予觉避之。车中官人下车，问：“大师在路拜甚么？”告以故。官人亦湘人也。谈甚畅洽。
彼曰：“若此，我现住峨口白云寺，你朝台必经之地。你之行李，我代你先送到。”予感谢之，上车迳去。仍是每日拜香，别无延误。五月中到白云寺，代送行李者，即该营营官也。见予欢迎至营部，优待，休息三日，告辞，送路费礼物不受。彼另派兵将行李银物迳送显通寺，予起香到圭峰山秘魔岩，狮子窝龙洞等处，山水奇踪，说之不尽。予以拜香故，未能领略也。五月底至显通寺，兵弁已将行李送来，下山去矣。
到显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刹进香，遍问文吉其人，无有知者。后与一老僧说及情由，老僧合掌曰：“文殊菩萨化身也。”予即顶礼谢，二十二日起香，两日拜至东台，月朗星辉，进石室上香，在室内朝夕礼诵，禅坐七日。下台拜那罗延窟，裹粮已尽，六月初一日回显通寺，初二起香，上华严岭，过夜。初三拜北台，在中台过夜。初四拜西台，过夜。初五回显通寺。初七拜南台，在南台打七。十五下台，回显通寺，参加六月大佛会，至是为超生父母，拜香三年愿毕。
此三年中，除为疾病所困，风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礼拜途中，历尽艰难，心生欢喜，每每藉境验心，愈辛苦处，愈觉心安，因此才悟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
又于中途所历诸名胜，自普陀而江浙，而中州，而黄河，而太行，胜地名山，说之不尽。古今游记，言之甚详，然不及身历其境者之为快。若五台为清凉圣境，文殊放光，千丈寒岩，万年积雪，石桥横锁，楼阁悬空，则非他处所及。予以拜香期内，不及观赏，还愿已毕，稍为涉足，不欲灵山笑也。
大会圆满，上大螺顶，拜智慧灯，第一夜无所见，二夜见北台顶一团火，飞往中台落下。少顷分为十余团，大小不一。第三夜，又见中台空中三团火，飞上飞下，北台现四五处火团，亦大小不同。
七月初十日，拜谢文殊菩萨下山，由华严岭向北行，至大营浑源南境，朝北岳恒山。至虎风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诣庙，云级插天，穹碑森立，进香下山。至平阳府（临汾）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尧庙，甚壮丽。南至蒲州（晋西南）卢村，礼汉寿亭侯庙，渡黄河，越潼关，入陕西境。至华阴，登太华山，礼西岳华山庙。所经攀锁上千尺幢，百尺峡，及老君犁沟，名胜甚多。留八日，慕夷齐之圣，游首阳山，至陕境西南香山观音寺，观庄王坟，入甘肃境，经泾川平凉等，至崆峒山，岁云暮矣，回香山过年。 弘一法师之出家（夏丏尊）(1) 今年（一九三九）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此文字以为纪念，我就把他的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过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活。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无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那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孚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为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他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笑说：
“昨日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两法师（叶圣陶）(1)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丏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便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颠头。我也颠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往后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搀着些惝恍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环ㄊξ始甘崩吹模绞裁吹胤饺ツ切┗啊Ｋ幕卮鹱苁且痪涠逃铮豢墒且笄诩耍腥缜闼哒鲂脑浮?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涵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根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 慈悲”地恳求时， 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订作坊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据说，佛家教规，受戒者对于白衣是不答礼的，对于皈依弟子也不答礼；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礼甚恭，一方颠头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记。 我当了一百天和尚（张大千）(1)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三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她叫谢舜华，尧舜的舜，中华的华……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二十岁。我二十一岁（一九二零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报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让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我二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辞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四个铜板，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来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二家兄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二十二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一百天。 仁者永远无尽意（启功）(1) 中国幅员广大，世界闻名。长江、黄河，自西东下，不但四岸的民命赖以生存，南北的文化教养也获得无穷的滋长。
唐世藩镇割据，使得金瓯碎裂。北宋虽然部分统一，而又自制内部矛盾。同胞兄弟阋墙之后，夺位掌权的弟弟，把哥哥的子孙统统赶至江南，朝内失势的大臣，又都赶到更远的边境。从此造成数千
年中国文化盛于江南，成了八九百年的局势。到了清朝，正常科举之外，还一再地举行博学鸿词的特别科举，所取人才，更多是江南的文士。
赵朴初生于皖江，长于沪、宁，又加天资颖悟，所谓渊综博达，亦出勤学，亦出天资。始到“立年”，即参加红十字会工作。这项工作，无疑是集中在扶生救死，奔走四方，对于体力锻炼、思想的仁慈，实是一种深刻的培养。那时有一急救对象，正处在困饿无援的境地，朴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募来救济的粮食，送去救急。旁有关心的人士向青年的朴翁提出警告，朴翁反问：你如见到你的同胞困饿将死，那应取什么办法?是先问他的派别，还是先送去食品?由此不禁想到《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算不算“仁”?孔子说：何止够“仁”，应该算“圣”，尧、舜恐怕都不易达到这种行为!又佛教传说中，有释迦牟尼自己割肉喂虎的故事，朴翁当然知道这类行为危险的程度，与割肉喂虎的传说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朴翁后半生更多地做佛教以及各宗教全体的统战工作，好像是一位彻头彻尾虔诚的佛教徒，哪知他的仁者胸怀，其来有自，宗教的表现，不过是仁者胸怀升华的一个支流罢了!
湖北蕲水陈家自秋舫殿撰(沆)以来文风极盛。朴翁在沪上时常请教于殿撰诸孙曾字一辈的先德，尤其喜读《苍虬阁诗》。陈四先生(曾则)的女公子邦织女士，在家庭的影响下成长，又和朴翁结了婚，成为朴翁在新中国工作更加得力的帮手。
1983年我初次访问日本，谒见了宋之光大使，宋大使留我住在大使馆的宿舍。正在日本电视台上教中文的陈文芷女士，来到宿舍相访。文芷女士是邦织夫人的堂侄女，拿来朴翁吟诗的录音带给我听。她问我：“你猜是谁的哪一首诗?”我说一定是“万幻惟馀泪是真”那一首。文芷女士又惊又喜，说：“你怎么猜得这么准?”我说：“很简单。朴翁喜爱《苍虬阁诗》，《苍虬阁诗》中又这‘泪’的一首最为世所传诵。朴翁半生又都是在‘视民如伤’的心情下努力奔走的。请问朴翁选诗吟诵，不选这一首，又选哪一首呢?”这正禅机心印，相对拍手大笑。
后来叶誉老的一部分书画文物捐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拿到朴翁家中，也叫我去参加鉴定。朴翁对书画文物本是很内行的，却微笑地在旁看大家发表意见。这一批书画，本是誉老自己亲自收藏的明清人的精品，并没有次等作品。其中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卷憨山大师的小行书长卷，中间有几处提到“达大师”，抬头提行写。我想这样尊敬的写法，如是称达观大师，他们相距不远，又不见得是传法的师弟关系；抬头一望朴翁，朴翁说：“是达摩。”我真惊讶。一般内藏书中，对于佛祖称呼也并不如此尊敬抬头提行去写，不用说对达摩了，由此可见憨山在宗门中对祖师的尊敬，真是“造次必于是”的。我更惊讶的是，这一大包书画，朴翁并未见过，憨山的诗文集中也没见过这样写法，朴翁竟在随手披阅中，便知道憨山对祖师的敬意，这便不是偶然的事了。而朴翁乍见即知憨山心印，可证绝非掠影谈禅所能比拟的。
朴翁生活朴素，也不同于一般信士的长斋茹素。我曾侍于世俗宴会之上，但见朴翁自取所吃之菜，设宴的主人举出伊蒲之品，奉到朴翁坐前，表示迟奉的歉意，朴翁也就点头致谢，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这样生活，在饮食方面我还见过叶誉老先生。主人设宴，不知他茹素。誉翁只从盘边夹起蔬菜便来吃。我与主人相熟，刚要向他提醒誉翁茹素，誉翁自己说：“这是肉边菜。”及至主人拿来素菜，誉翁已吃饱了。这两位都过了九十余岁，二位虽然平生事业并不相同，但晚年在行云流水般的起居中安然撒手，在我这后学八十八岁的目中所见，除著名的宗门大德外，还没遇到第三位!
我与朋友谈过朴翁素食的时间，我的朋友说一定是由于掌管佛教协会，才有这样的生活，但都不敢当面请教。一次，我因心脏病住进北医三院，小护士来从臂上取血，灌入试管，手摇不停。我问她为什么摇晃试管，她说：“你还吃肥肉呢!血脂这么高，不摇动，它就凝固了。”正这时，见一位长者迈步进门，便说：“你们吵什么?我吃了六十多年的素，血脂也并不低呀!”原来这位长者是赵朴翁。小护士扭头跑了，我真是百感交集，我这小病，竟劳朴翁挂念，又遗憾那位朋友没得亲自听到这句“吃了六十年素”。至今又是二十多年，朴翁因心脏衰竭病逝，并非因血脂高低影响生命。
朴翁寿近九十，常因保健住在北京医院。我有一天送我的习作装订本去求教，一进楼门，忽然打起喷嚏，我立刻决定写一个纸条，不敢上楼求见，谨将习作呈上，以求教正。后来虽有要去谒见的事，只要有感冒之类的病情，便求别人代达，不敢冒失去求见。那天朴翁仙逝，正赶上我患“带状疱疹”(俗名串腰龙)，又无法出门往吊。回忆朴翁令人转赐问病，真自恨缘悭，欲哭无泪了!
朴翁逝后，一次和一位佛教界的同志谈起今后朴翁这个位置的接班人问题，我们共同猜度，许多方面，例如：宗教信仰、办事才干、社会名望、人品年龄等，都不会成为极大的问题，只有一端，即朴翁的平生志愿和历史威望，实在不易想出有谁能够密切合格。朴翁身居佛教的领导人，却不是出家的比丘；以佛教协会的会长，在政协的各宗教合成的一组中团结一致，一言九鼎，大家同存敬佩之心，而不是碍于什么情面。我和友人说到这里，共同击掌相问：“你说有谁?”接着又共同长叹。至今半年有余的时间中，自恨无文，不能把这段思想，综合起来，写成动人的韵语，敬悬在朴翁的纪念堂中，向全国人民表达我们的希望!
朴翁一生，从青年、中年到老年的心期和工作，无一处不是在“博施济众”的目的之下的，在先师孔子论“仁”的垂教中曾说：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人，不止是一位仁人，而且够上圣人，并恐怕尧舜未必全能做到!我读了若干篇敬悼朴翁的文章，所见的回向赞语，真可谓应有尽有，而“博施济众”的仁人之语，所见还不太多。我又在朴翁的书房中见到“无尽意斋”的匾额，这虽是《金刚经》中的一个词，对一位具有仁心，还无尽意的朴老来说，岂非“尧舜其犹病诸”，难道还不够一位“仁者”吗! 蜜 泪（节选）（黄永玉）(1) ……
到了泉州，战地服务团倒有一个，只是从来没说过要招考新队员。这怎么办呢?两头被吊起来了。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刚认识的，由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辗转介绍给他。对门是所大庙，深不可测，说是有一两千和尚。庙里还养着一个剧团，专门演唱佛经故事的。和尚是多的，来来去去都是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谁也不明白。庙里有两座石头高塔，从南安洪濑再过来十里地，就能远远看到它们高高的影子。庙里有许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宝殿里是高大的涂满金箔的闭着眼睛的菩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的是用砖砌得漂亮之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像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多走几回，胆子就大了起来，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刚上得树去，底下站着个头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一间萧疏的屋子。靠墙一张桌子，放了个笔筒、几枝笔、一块砚台，桌子边上摆了一堆纸，靠墙有几个写了名字的信封。床是两张长板凳架着的门板，一张草席子，床底下一双草鞋。再也没有什么了，是个又老又穷的和尚。
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和“夏丏尊”的名字。
“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丏尊?”
“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丏尊?”老和尚反问。
“知道，老子很佩服，课本上有他们的文章，丰子恺老子从小就喜欢———咦!你当和尚怎么认识夏丏尊和丰子恺?”
“丰子恺以前是我的学生，夏丏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这和尚真有两手，假装着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你还写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写得怎么样?”和尚的口气温和之极。
“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还时常到寺里来摘花?”
“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
“哪里人啊?多大了?”
“17岁了。湖南凤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时间很短，原来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作的。”
“曲是外国的，词呢，是我作的。”
“你给老子写张字吧!”
老和尚笑了：
“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量，你喜欢有力量的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那么安静，微微地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去洛阳桥朋友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寺里孤儿院的孩子李西鼎来说(李西鼎是集美的老校工“迺啊”的儿子，害鼠疫死了，李西鼎被送进了孤儿院)：
“快走吧!那个老和尚死了!”
进到那个小院，和尚侧身死在床上，像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条幅，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刚要动手，一个年轻的和尚制止了。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们居然一听就信。条幅写着这么一些字：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一音”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号啕大哭了起来。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来见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谈过一些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介绍一位住在另一座崇福寺里的名叫妙月法师的胖大和尚做朋友。这和尚百分之百地像鲁智深，手提一根几十斤的铁禅杖，背后时常跟一个小沙弥，挑着药箱去泉州各地给人治病，脾气却十分之好，老是笑呵呵的。一双手从来不洗，厚得像脚底板，据说会铁沙掌，崇福寺外头砖墙上扎了许多手指洞，又教人不能不信。
妙月法师会用拳头握着毛笔写颜体字，力量倒是不小，只是水平一般，弘一法师却又说有朝一日他会成正果。正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当不少人知道那个和尚和孩子的一段因缘时，都好心地把它渲染成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多月间偶尔的相遇而已。只是自此之后几十年间，总不免时常想起艺术交往以外的一点印象，奋然一刀两断于尘俗的坚决和心灵的蕴藉与从容，细酌起来不免震慑。在我们“俗人”处理人间烟火事务时，有没有值得引进的地方呢?
…… 与朴老结缘钓鱼台（梁衡）(1) 我与佛有缘吗?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初冬的一天，研究佛教的王志远先生对我说：“十一月九日在钓鱼台有一个会，讨论佛教文化，你一定要去。”本来平时与志远兄的来往并非谈佛，大部分是谈文学或哲学，这次倒要去做“佛事”，我就说：“不去，近来太忙。”他说：“赵朴老也要去，你们可以见一面。”我心怦然一动，说：“去。”
志远兄走后，我不觉反思刚才的举动，难道这就是“缘”?而我与赵朴初老先生真的命中也该有一面之缘?我想起弘一法师以当代著名艺术家、文化人的身份突然出家去耐孤寺青灯的寂寞，只是因为有那么一次“机缘”。据说一天傍晚夏丏尊与李叔同在西湖边闲坐，恰逢灵隐寺一老僧佛事做毕归来，僧袍飘举，道风仙骨，夏公说声：“好风度。”李公心动说：“我要归隐出家。”不想此一念后来竟成真事。据说夏丏尊曾为他这一句话，导致中国文坛隐去一颗巨星而后悔。那老僧的出现和夏公脱口说出的话，大约不可说不是缘(后来，我读到弘一法师的一篇讲演，又知道他的出家不仅仅是有缘，还有根)，而这缘竟在文学和佛学间架了一座桥。敢说志远兄今天这一番话不是渡人的舟桥?尽管我绝不会因此出家，但一瞬间我发现了，原来自己与佛还是有个缘在。
九日上午，我如约驱车赶到钓鱼台。这座多少年来作为国宾馆、曾一度为江青集团所霸占的地方，现在也揭去面纱向社会开放。有点身份的活动，都争着在这里举办。初冬的残雪尚未消尽，园内古典式的堂榭与曲水拱桥掩映于红枫绿松之间，静穆中隐含着一种涌动。
在休息室我见到了朴老，握手之后，他静坐在沙发上，接受着不断走上前来的人们的问候。老人听力已不大灵，戴着助听器，不多说话，只握握手或者双手轻轻合十答礼。我在一旁仔细打量，老人个头不高，略瘦，清癯的脸庞，头发整齐地梳向后去，着西服，一种学者式的沉静和长者的慈祥在他身上做着最和谐的统一。看着这位佛教领袖，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五台山上的和尚、布达拉宫里的喇嘛联系起来。我最先知道朴老，是他的词曲，那时我还上中学，经常在报上见到他的作品。最有影响、轰动一时的是那首《哭三尼》。诗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爱憎、娴熟的艺术让人钦佩。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只要稍有点文化的，没有人不记得这首曲子。而我原先只知唐诗宋词，就是从此之后才去找着看了一些元曲。佛不离政治，佛不离艺术，佛不离哲学，大约越是大德高僧越是能借佛径而曲达政治、艺术、哲学的高峰。你看历史上的玄奘、一行，以及近代的弘一，还有那个写出《文心雕龙》的刘勰，写出《诗品》的司空图，甚至苏东坡、白居易，不都是走佛径而达到文学、科学与艺术的高峰?只知晨钟暮鼓者是算不得真佛的。后来我看书多了，又更知道朴老在上海抗日救亡时的义举善举，知道了他与共产党合作完成的许多大事，知道了他为宗教事业所做的贡献，更多的还是接触他的书法艺术，还知道他是西泠印社的第五代社长。在大街上走，或随便翻书、报、刊都能见到朴老题的牌匾或名字。我每天上班从北太平庄过，就总要抬头看几眼他题的“北京出版社”几个字。朴老的故乡安徽省要创办一份报纸，总编喜滋滋地给我看他请朴老题的“江淮时报”几个字。人们去见他，求他写字，难道只是看着他是一个佛门弟子？
会议开始了，我被安排坐在朴老的右手。正好会议给每人面前发了一套《佛教文化》杂志。其中有一期发有我去年去西藏时拍的一组十三张照片，并文。图文分别围绕佛的召唤、佛的力量、佛的仆人、佛的延伸、佛是什么、佛是文化等题来阐述。我翻开那期请他一幅幅地看，边翻边讲。他听说我去了西藏，先是一惊，尔后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看，看到兴浓处，就慈祥地笑着点点头。最后一幅是我盘腿坐在大昭寺的佛殿前，背景是万盏酥油灯，题为“佛即是我”，并引一联解释：“因即果，果即因，欲求果，先求因，即因即果；佛即心，心即佛，俗求佛，先求心，即心即佛。”这回朴老终于些微地冲破了他的平静，他慈祥地看着图上的人影，大笑着用手指一下我说：“就是你!”并紧紧握住我的手。因为朴老听力不好，所以我们谈话就凑得更近，大概是这个动作显得很亲密，又看见是在翻一本佛教文化杂志，记者们便上来抢拍，于是便定格下许多有趣的镜头。
会议结束了。我走出大厅，走在绿中带黄、绵软如毡的草地上。我想今天与朴老相会钓鱼台，是有缘。要不怎么我先说不来，后来又来了呢?怎么正好桌子上又摆了几本供我们谈话的杂志?但这缘又不只是眼前的机缘，在前几十年我便与朴老心缘相连了；这缘也不只是佛缘，倒是在艺术、诗词等方面早与朴老文缘相连了。缘是什么?缘原来是张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张网就越张越大，它有无数个网眼，总会让你撞上的，所以好人、名人、伟人总是缘接四海；缘原来是一棵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树的浓荫就越密越广，人们总愿得到他的荫护，愿追随他。佛缘无边，其实是佛学里所含的哲学、文学、艺术浩如烟海，于是佛法自然就是无边无际的了。难怪我们这么多人都与佛有缘。富在深山有远客，贫居闹市无人问，资本是缘，但这资本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识、人品、力量、智慧。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一个在精神上平淡的人与外部世界是很少有缘的。缘是机会，更是这种机会的准备。
车子将出钓鱼台大门时，突然想起一偈，轻轻念出：
身在钓鱼台，心悟明镜台。
镜中有日月，随缘照四海。 俗眼看佛门：我拜见了证严法师（航鹰）(1) 龙口含珠 凤头饮水
宗教生活讲究仪规，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仪式和规矩。古代交通不发达，更没有电子通讯设备，相隔几大洋的各大洲产生的各自的宗教，为什么都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呢？我想，这是因为把某种外在行为规范化习惯化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信仰；或者说让人的内心追求通过仪规形式表现出来。当这种仪规成为信众自觉自愿的统一行为时，宗教就能够成为有巨大力量的社会团体。
我观看过不少宗教仪式，有的让人觉得神秘，有的让人觉得繁冗，甚至有的让人觉得恐怖愚昧。台湾花莲佛教慈济会也很讲究仪规，但这些仪规都给人一种典雅自然的感觉，甚至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表面看上去，静思精舍显露不出森严的戒规，处处洋溢着一种圆融祥和的气氛，尼师们的举止温文有礼，说话轻柔亲切，见了人永远送上诚恳的微笑。尤其是随侍在证严法师身边的尼师们，一个个全都是知书达理，举止大方，善解人意，勤快敏捷，在世俗社会极难见到这样一群不施脂粉聪颖灵秀的女子。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那种气质上的高贵优雅决不是森严的戒规能够塑造出来的，戒规再严厉也只能塑造出苦修者，而造就不出秀外慧中的智者。
那么，他们这种教养是从何而来的呢？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这一切都来自证严法师的榜样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证严法师在弟子们和随众心目中的威望，不仅表现在大家笃信他的宗教主张，也表现在大家都愿意学习他的做人品格，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气质风度乃至一切生活细节。一位宗教领袖不单以信仰、教规统领信徒，更能以个人魅力征服信徒，使得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经历受过不同程度教育的弟子都自觉自愿地仿效他，亦步亦趋，如影随形，这真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奇迹。
在静思精舍居住的几天里，我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过去出入社交场合时自我感觉挺好的，现在却嘀咕自己身上哪儿都不对劲儿。和师父们相比，自己说话声音太高，坐姿弯腰驼背，走路脚步声太重，总之处处显得自己太松懈，散漫，甚至很粗俗。其实，我是很注意教养的人，在家里时总是教训子女：吃饭不许巴嗒嘴，喝汤不许出声音，走路不许让鞋底擦地面发出拖拖沓沓的声音……不知为何，来到静思精舍竟发现自己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这种感觉低声告诉陈若曦，陈大姐笑道：“咱们无法和他们比，他们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修行功夫了。你注意他坐的姿势了没有？咱们往哪里一坐就歪歪斜斜靠在那里一堆乎，他们只坐椅子的前五分之二，这样坐，腰背脖子都要挺直了，显得很端庄。你发现他们端碗用筷的姿势没有？都是跟证严法师学的，叫做‘龙口含珠，凤头饮水’。”
我忙问：“什么叫‘龙口含珠，凤头饮水’？”陈大姐端碗拿筷做着示范：“双肩摆正挺直，左手端碗时拇指轻轻按住碗边，四指展平拖着碗底，拇指和食指之间形成一个‘龙口’，圆圆的白瓷碗像一个大珍珠，盛在碗里的米饭粒粒皆辛苦，粒粒贵如珍珠呢！这便是“龙口含珠”了，出家人托钵化缘都是这个姿势。‘凤头’指的是筷子头，用筷子夹菜的动作应该像凤头饮水一般妙曼优雅。要轻巧含蓄，一点就起，多点几次没有关系，不能叉开筷子一次夹很多菜，更不能在菜碟里挑来捡去反复翻搅。端碗犹如龙口含珠，用筷犹如凤头点水，你想这该有多么优雅！”
我偷眼瞧了瞧证严法师的用餐姿态，果然是龙口含珠，凤头饮水，优雅无比，真真看他吃饭也是一种享受。我仿效他的样子做了，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很“淑女”了。
证严法师并不把衣食住行看作是生活细节，而是看作“人生美的文化”。他要求弟子们,“你们要学习如何将道理落实到生活，以及如何将人生美态雕造在自己身上。”“人生最美的是亲切、诚恳、和蔼的笑容；说话轻柔，举止稳当，文质彬彬，这是动态之美，也是人生美的文化。”
“龙口含珠，凤头饮水”是证严法师设计的“食仪”。做到这项要求，日常进餐也变成了修身养性，自有龙凤来朝的尊贵庄严相。
进餐本是为了充饥，世俗多少饕餮之徒不仅暴殄天物，也露出粗鄙吃相。然而一位有精神追求的人竟然能够从中开发出美感来，这又是我未曾料想的了。证严法师注重食仪，比世俗的“教养”更多了一层修行的意义。几十年来他都坚持做到“食前三口白饭”：“能时时发好愿就能修得大福，吃饭也是一样。食前要先吃三口白饭，第一口应发愿———愿断一切恶；第二口———愿修一切善；第三口———誓渡一切众生。”
将道理落实到生活，将人生美态雕塑在自己身上，将修行求佛渗透在日常习惯中，多么睿智精深而又浅显易行的佛学法门啊！
由此，我回想起初读《静思语》时，书中记录了证严法师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德”呢？“德是下功夫，是有志于道；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的就称为‘德相’，譬如走路，行仪……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德相’来。德也因此是自我的教育，是内心的梳理，表现在外的行为的规矩。”
证严法师还经常用形象而诗意的语言，教导弟子们该如何“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关于出家人的“行、住、坐、卧”，他比喻为“行如风，住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并一一作了解释：“行，是走路。要步履平稳，举止端庄。所谓‘行步如风’，就是走路要风吹云动般的轻飘而稳重。住，是站姿。站时要挺胸直腰，不要东依西靠，也就是‘住如松’的形态。坐的规矩是要‘正坐如钟’，坐的像巨钟般的稳重。卧，是睡眠的姿势。卧要如弓，也就是‘吉祥卧’。”
当初我读到这些段落时，以为是一般性的说教未及多加思考，待到亲临花莲净土看见证严法师本人的威仪，及这么多尼师的举止修养，才由内心发出阵阵赞美和惊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相信证严法师及其弟子们竟然能够把宗教的约束与诗意的优美绝妙地集于一体！
成语“林下风气”，古时形容女子体态飘逸，冰清玉洁，气质高雅的用语。“林下风气”多指女子中的世外高士，现代商品社会中俗艳女子比比皆是，“林下风气”近乎绝迹了。所以，这个成语也几乎派不上用场了。那天在花莲静思精舍，晨雨清风之中，证严法师一席灰袍稳步而来，穿过了菩提树林，宽袍广袖随风飘动，海青下摆长到能遮住脚踝，踏过一段雨路竟未沾一星儿泥水，雨中菩提在他身后闪着晶莹的银光……我望着，望着，搜尽枯肠寻找一句贴切的话来表达内心的赞叹，忽地想起了这句久违了的成语。
林下风气，多么富于动感的优雅比喻啊！在古典名著及武侠小说中如此形容的女子只能供人想象，而在现实生活中，谁能真正具备它所蓄含的仙风道骨山野韵致呢？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证严法师一人了。
佛陀的眼睛为什么往下垂？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共性，但人们对于“福”的认识和态度，却有着高下之分天渊之别。
现代商品社会以鼓动人们的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商家挖空心思用各种手段招徕顾客，诱发人们的购物欲望，借以刺激市场的繁荣。如果人们的消费观念基于正当的物质要求与精神要求，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过分地刺激消费，就会纵容奢靡之风，造成巨大的浪费。
此种奢靡享乐如果是不惜耗损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那就是祸及人类贻害子孙的更大的罪过了。愚人只知道祈福和享福，智者才懂得惜福和造福。惜福，自古以来始终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
我在静思精舍上了三堂生动的“惜福课”，那是我与证严法师三次同桌用斋的宝贵收益。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映的连续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四皇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在用餐时不仅吃素，还在吃光饭菜之后用白开水涮净碗碟里的汁，全部喝下不浪费一滴油水。青年观众会以为这样描写一位皇帝未免有些夸张，殊不知虔诚的佛教徒都是这样做的。剧中多次说他笃信佛教，再没有比这一笔更有说服力的了。
看到此处，我一下子又回忆起来了当初和证严法师共进斋饭时的同一细节：餐桌上放着一把洁净的茶壶，却没有备茶杯，用餐时大家也没有动那壶。我正在猜测茶壶的用途，只见第一个吃完的慈师父拿过壶来倒出一些白开水，用水把碟涮净倒入碗中，再把碗里的水晃了晃将油水涮净后一饮而尽。
证严法师和他所有的弟子都是这样做的。
这种珍惜食物，杜绝浪费的动作像一个定格镜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从那以后，我自己和家人极少浪费盘中餐，到饭馆有应酬也把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事情虽小，但问题不止于饭菜，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已经享受到的幸福。
我们离开花莲后，辗转台中到东海大学作文学讲演。回到台北以后，听说证严法师来到台北对随众作开示，我为有缘分再见到他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一行赶到了佛教慈济会台北分会，有幸又一次聆听了证严法师的讲演。证严法师娓娓动听的话语，至今犹在耳畔。
“佛陀的眼睛总是往下垂的，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他柔声问到，然后作出解答：
“佛陀垂目，是慈眼视众生，体察世间悲苦。另一层意思是：佛陀的眼睛总是往下垂，不会往上看，物质环境往下比，修养人格往上比，上下有分寸，才是人生啊！”听了这一席话，我才懂得了佛门弟子见了人垂首敛目的原因了，原来他们这也是随时随地的修行啊！由此，我又记起了证严法师多次强调“佛陀要我们懂得惜福”的教诲。在《静思语》中，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享福、惜福、造福”的关系，劝告世人不可放纵贪欲，过分追求物质享受：
“自造福田，自得福缘。”
“吃苦了苦，苦尽甘来；享福了福，福尽悲来。”
“世间物质原只是一种潮流，太平年代金银玉石是宝，而战乱时期米粮布衣是宝。世间所谓‘有价’的东西，完全是在于人心里的潮流及虚荣心的作祟。”
“道心即是理性。欲念如果扩张下去，就会埋没理性；而理性如果能发扬起来，就可以制止欲心。”
“去贪就简，可使心灵得到无比的宁静与解脱。”
我想，不应该把这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箴言警句看作是布道劝善。无节制地放纵物欲并未给现代人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孤独、空虚、烦恼、冷漠等“现代人综合症”。无论是从保护地球环境的需要，还是改善人的精神生活，返朴归真，去贪就简，古老的佛学思想都是医治人们心理疾患的一剂良药。
佛门“红包”
曾几何时，“红包”一词走红中华大地，以至于印制红包小纸袋的作坊生意兴隆。馈赠“红包”源于人们为庆典佳节“随喜添喜同喜皆大欢喜”的风俗。出席亲朋婚礼或寿诞宴会以表祝贺，过年时老板给员工的奖赏酬劳，长辈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用来表达人们的喜悦之情的，小小红包起到了增进友情温暖亲情的作用。可是，近年来“红包”却变了色走了味儿，沦为贪污受贿的代名词。下级向上级送红包，病人家属被迫向医生送红包，打官司得向法官送红包，想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得向校长送红包等等，人们对“红包之风”又恨又怕，为了生存又不得不随波逐流，反过来又哄抬了“红包”的含金量。平民百姓已经谈红包色变，不堪红包重负了。
在我到花莲采访之前，从未想到佛门也送红包。从未听过佛门红包的故事……
每年春节前，慈济功德会都要举办一次联欢团圆斋宴。在这个联欢会上，同时举行对新任委员、荣誉董事等的受证典礼。证严法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仍然坚持亲自主持这个长达几小时的典礼。新春典礼的时间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每年前来出席团圆斋宴的会友都数以千计，大礼堂里挤满了人，一一排队上台，证严法师为每个人胸前佩带一个心莲饰物，并赠送给每个人两个红包。单是这个仪式就得站立两三个钟头，何况证严法师见到每一位上台的人都要给予祝福和亲切勉励。以他病弱的身体长时间站立实在吃力，但他仍然坚持“让大家都能靠近我，接受我的感谢与祝福”!
证严法师为每一个人佩带心莲胸饰时，都要语重心长地说：“赠心莲是希望大家学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啊！”
他赠予大家的红包里面又装的是什么呢？
两个红包，一个叫做“福慧包”，一个叫做“吉祥如意包”。
福慧包里装了六个硬币，每个硬币面值5元台币，共值30元（折合人民币约10元）。如果以每年向一千人赠送红包计，共需3万元台币。这笔钱并不是慈济基金会的经费，而是证严法师出版著作所得的版税收入。福慧包里为什么装入六枚硬币呢？证严法师向每一个人叮嘱：“六个硬币代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波罗密”。
“波罗密”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度”、“到彼岸”、“度彼岸”，是一个佛教名词。佛经《大智度论》卷十二说：“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涅槃也是梵文的音译，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息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大乘佛教把涅槃当作成佛之标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项修持内容作为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和途径。
六度波罗密中，布施排行第一。布施指的是施与他人财物、体力、智慧等，通过为他人造福成智而积累功德的一种修行办法。大乘佛教所列布施对象，不仅对人类大慈大悲救苦济贫，还遍及所有的动物，尊重一切生命。从这一点看，证严法师率领弟子们和随众致力开展慈善事业，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赈灾济贫，是完全符合佛教教义的。
“福慧包”蕴含的其他五项修行办法，都是佛门弟子日常的功课。因本文不是研究佛教的专论，此处就不一一介绍了。
另一个红包“吉祥如意包”，里面装的是莲子、花生、红豆、薏仁、杏仁。
“吉祥如意包”内为什么装入这五种果仁儿呢？证严法师解释道：“五种果仁代表五谷，也叫五福、五宝。杏仁代表幸福；花生是落地生根，种下善因，结实累累；红豆表示一心一志；薏仁是仁心仁德；莲子嘛，代表着慈济人心连心……”
多么富于诗意和象征意味的语言啊！这些礼物来自大自然，充满了山川田野的灵性，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令人为之赞叹，为之神往。
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恰逢1999春节将临。向读者朋友转达证严法师岁末送红包的祝福与期望，心中又多了一层惊喜和领悟。祈盼人们的生活中少一些腐败变质散发铜臭的“红包”，多一些五谷丰登、五福生根、五宝长长久久，多一些仁心仁德，一心一志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多一些海峡两岸同胞心连心、人际关系心连心吧！
福慧包、吉祥如意包，多么纯净圣洁寓意深刻暖人肺腑的佛门红包啊！
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领袖有没有足够的威望，发动信徒们在“遗体捐赠志愿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证严法师为发展医学事业完成了这桩大善大德之事，创造了一项奇迹。尤其是在中国人中间迅速推广这一活动，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是难以置信。中国人一向注重“身后大事”，不仅汉族人选择墓地和棺木，各民族皆如此。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为了保存先辈遗体，甚至在高山悬崖上悬棺而葬。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爆炸，政府苦于人口过多和可耕地太少，无法承受“死人与活人争土地”之重负，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推行火葬（中国宪法规定土地归国有）。即使如此，老百姓仍然想方设法把亲人的骨灰埋葬，竖立一块哪怕是小小的墓碑，也要完成“入土为安”的古老信念。多年来，官方一直致力于简化丧葬风俗的宣传，提倡“厚养薄葬”。各种传媒不断地表彰子女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赡养尽孝，抨击“薄养厚葬”之陋俗。但是，上述种种努力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厚葬之风。
形成这些习俗的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视自己的躯体为神圣。古代人们信奉“发肤乃父母所赐不可擅动”，现代人惧怕开刀手术，哪怕做一个小手术也担心会“伤元气”。古代帝王贵族在去世之前就安排好如何使自己死后遗体不腐烂的措施，平民百姓也都以“死后保住全尸”为最后的愿望。基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若要在中国大陆动员人们献血或捐赠骨髓，至今仍然很困难，更甭提让人们自愿留下遗嘱死后捐赠遗体或器官了。那么，证严法师究竟用什么方法引导慈济人发此大愿呢？原先我以为，一位佛教法师只能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角度诱使信徒为了修来世幸福而表示愿意捐出遗体。听了证严法师的演讲，我才知道他虽为宗教领袖，却从不装神弄鬼以妄言巫术蒙骗迷信的教徒。他阐释的道理当然出自佛教信仰，但字字句句却都是立足于现世立足于社会立足于为民众造福。
证严法师站在医学院课堂讲台上，通常那是教授们给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地方，听着听着，我便忘记了他的宗教人士身份，觉得他成了一位穿灰袍的教授。或许因为我这双俗眼无法超越物质的具象，无法练就“开天目”奇功透视超自然的灵异虚境，我只看到一位穿灰袍的教授式的演讲家循循善诱地剖析着人生的道理。他背后没有“祥光闪耀”，头上没有光环，和普通人一样说着寻常百姓的家常话。但是，他的眼睛和面庞以及整个身姿不知有什么磁力能够吸住所有的人的目光。在花莲和台北的几次会面，我一直未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用一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解释了生命的本质：“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他站在讲台上语调平和地说：“我常常对大家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就是说呀，这短暂而难得的人身，我们难以永远拥有它，但我们可以作主使用它，用好它。世上最消福的是我们这个身体，一辈子享受到多少好东西呀！哎呀，人生呀，真是一段缘啊！走的时候舍不得，其实最后还是要舍！人生既然只有使用权，就要赶快发挥它的功能，不用白不用。最后把我们的躯体贡献出来，让教授教学生，学生毕业后成为医生会去救助更多的病人，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呀！台湾好几所医学院都缺乏人体，同样是医学应用嘛，我们也应该援助他们。佛教一向讲惜福，惜福种福。珍惜我们享受到的每一分幸福，每一粒米，珍惜一切资源。人生到最后还能让躯体有用，去发展未来的医学，最好不要让它浪费掉，这也是废物利用嘛！希望大家多多以正确的心态来看待躯体，我对大家很感恩……”
听了这些深入浅出，生动亲切的话语，我简直怀疑这不是在谈遗体捐赠，只是劝人捐出一件穿破了的旧衣服。“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这句通俗易懂的话语，形象而睿智地揭示了人生的真谛。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帝王还是贫民，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永远的所有权。百万富翁，其财产也只有使用权———他的生命这一段的使用权，他一旦死去，使用权即告到期；纵然他能够以其遗产传给子孙，子孙也只能各自拥有其生命那一段的使用权，何况使用不好即归他姓，富贵人家的后代中败家子还少吗？
因此，人对身外之物要看开，佛教理论谓之“看得破”。这方面的道理人们早就懂得了，然而，真正“看得破”的人却不多。在聆听证严法师演讲之前，我对“身外之物”的理解一向只局限于“身外”———功名利禄，物质享受，从来没有想到过本“身”。经法师这一点破，我这才领悟到人一旦死去，原本归自己“使用”的“身”———躯体，也就和其他东西一样成了身外之物了。可以说，悟出了这一层，是我花莲之行的最大获益。虽然我一时还不能像出家人那样看破红尘，胸中却也切实地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回顾名利场那些得失荣辱是非恩怨，心里觉得轻松多了，也超脱多了。 拥有“法喜”的李娜（姜昆）(1) 久违了，李娜！在望到她的那一瞬间，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从前。那时她年轻，我对时间的感受也不如而今深刻；而今，当我独处时，总是忍不住要问上一句：岁月遗留给我们的都是些什么呢？
第一次见到李娜是在央视“难忘一九八八”晚会上，她像鸟儿飞过窗口一样从我眼前掠过；以后的相见都是在舞台上下，在摄影棚内外的匆匆擦肩而过之中。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吗？不，谈不到深刻，只记得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总是不愿睁得太开，好像噙住了很多光线，以至于不愿再释放出来似的；对同行也是淡淡相处，正如歌曲里所唱的“水中的一抹流红”，她独自而在，独自存在于自己音乐的宁静之中。
但是，一曲《青藏高原》令我对她刮目相看。不是吗？在她并不高大的躯体内谁会想到竟然蕴藏那么一种生命的原始的激情呢？听，在盘旋而上好似直入雪峰纯静之广袤的蓬勃旋律中，巨大的艺术渲染力骤然迸出，哪一个听者的心灵能抗拒这一震撼呢？多少次，我沉溺在她用声音制造的漩涡之中，在变化莫测的旋律中起伏，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确切地说，我对《青藏高原》这首歌的喜爱，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它不仅唤起了我对儿时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中去追求艺术之精神的那股执著的热情的回忆，也使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诚———因为，实在说，我到过青藏高原，我也在高原凛冽的雪风中站立过，也在向高原之魂朝拜的崎岖道路上行走过，也被从石头缝里钻出的摇曳着花铃的小草感动过。是的，一株小草向大自然所展示的顽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更能象征真实的生命，而今还是我艺术创造所取之不尽的源泉。正因如此，我才能体会到李娜是用怎样的一种心灵去体验去演绎她的“青藏高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中蕴藏着某种接近于真实的精神内涵；我之所以说它“接近于真实”，是因为纯粹的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走在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中。
以后，我听说了她在香港的演唱时，以无伴奏的方式讴歌《青藏高原》。全场观众，鸦雀无声，静心地聆听，是的，谁的心灵能不为那跟“青藏高原”一样巍峨纯净的绝唱所感动呢？唱完了，李娜从自己的旋律中解放出来了，但观众还陶醉在她所制造的声音的波纹里，半分钟的沉默等来了长久的掌声与欢呼不断———我想象得出那该是怎样壮观的场面。
后来，听说她出家了。我———惋惜不已，而不解与疑惑，更伴随了我不少日子。
终于，在洛杉矶，仿佛命运之神刻意安排的一样，我碰上了她。
真的，她是出家了！
一身黄衣僧侣服，洁净的剃度代替了当演员时头上的发饰；然而，面色红润，目光有神，某种纯之又纯以至于无尘的精神充溢在她的每一个举动中。几乎每个歌手必然会呈现在脸上的那种劳累的苍白和缺乏睡眠的倦意在她这里销声匿迹，连曾经在她眸子中闪烁过的懒散和迷茫也不见了；而今，出家的李娜全身荡漾着一股“在家”的和谐与安祥，交谈起来呢，却滔滔不绝，一变她过去与任何人交接时那淡淡的似乎接近于冷的表情。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网站上，她对此所表示的关心令人感动，我甚至觉得这可能就是最高层次的关心了，因为她根本就漠不关心，仿佛世界上并没有网络这回事儿。确实，我能理解，她把自己从真实的“网”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再进入虚拟的网中。但我还是征询能否为她制作网页的事。她笑了:“我可能离那些太远了，我都快被忘记了。不是被别人，而是被自己，我真的不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李娜了！”我说：“你当然有忘记自己的权利，这表明你的修行又进入更高的境界；可你的观众，你的歌迷不会忘记，你的成就还被社会承认，这些不应该成为佛家‘四大皆空’的理由吧！”她听后，若有所思地说：“对以前的我怎样评价，那是别人的事，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事，我无暇去顾及，也不会去顾及。用句古人的话说就是‘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了。至于制作网页，那更是你的事，你怎么干我就不管了；我刚入佛门，得一心一意地学法护法。”我说：“是脱离尘世？”她微微一笑：“还没有那么玄，但总得进行研究和探讨吧？”
她说得如此平静，我听得却很不安宁。
我还不住地琢磨，为什么找不到当年李娜在舞台上的影子，眼前的她———精神状态不错，红润的脸庞，自自然然地溢出显然是得益于养身修性所至的那么一种健康神色。我若有所悟：如果说舞台上的李娜是一枝掩藏不住自己芬芳的玫瑰，那现在的她就是一朵静静释放自身清纯的百合。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境界，还有什么不可以满足的呢？
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妈妈。母女俩站在一起，像一帧图画。不是出家人截断六根，不应该有凡夫俗子那尘世间的儿女情长吗？为什么她还跟自己的母亲在一起呢？是为了生活本身，还是某种感情的需要？———我克制不住自己好奇的冲动，由然迸出了所有人可能都希望向李娜提的一个问题：“你……你为什么出家呀？”她微微一笑回答：“我不是出家，我是———回家———了！”她用拖长的音节来纠正我的问法，听得出，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别人回答过这个问题；现在连我这样“高级”的人物也愿意把自己降得如此“低级”，她显然微有憾意。
许是看我心诚，她隔了一会儿便慢慢地向我道出自己是怎样看破红尘的：“我过去的生活表面上很丰富，可没有什么实质的内涵，不是吗？唱歌，跳舞，成为媒体跟踪的对象，这几乎是我过去生活的全部内容……多早啊，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名利场的追逐之中。每当独自一人时，我就情不自禁地要思考：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下去，自己表演，也表演给人看，欢乐不是自己的，而自己的痛苦还要掩饰，带着面具生活，永远也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干什么都比较专一，不喜欢败在某个人的盛名之下，也不愿意在艺术实践上保持一个风格。包括为了生活的烦事而接触宗教，我也是倾心尽意，一往有深情，我看《圣经》，看《古兰经》，几乎所有的宗教性书籍我都感兴趣，但这也是在选择，一直寻找能寄托我这颗心的归宿。不瞒你说，在舞台上我虽然失去了自己，但在生活中我还没有失去寻找自己的勇气。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道了，从‘六字真经’中领悟了道。在对‘唵嘛呢叭咪口牛’的永不停息的诵念之中，我忽然获得一种被什么提升起来的感觉：眼明，心亮，身体也处在一种异常兴奋和快乐的动静交融的感觉之中，我想：这是什么地方？过去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从来也没有到过如此令人陶醉的地方，享受这种非物质的快乐？当这种感觉消失后，我必须又一次地从吟诵经文当中得到这种心灵的感受。于是，我从知道‘大彻大悟’这个词，到理解和感受到‘大彻大悟’。后来，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知道这是‘法喜’，所谓‘法喜禅乐’就是指的这个。于是，我觉得我应该出家，我把尘世中的烦恼和过去名利场上的经历、成绩、荣誉、教训全都抛诸脑后，我寻找原本蕴藏在我们每个人心灵之内的那么一种清静的觉醒，那么一种安宁的本性的冲动，然后潜下心来，慢慢领会自然与人类生来即已具有的和谐与真谛。”
她说得真切，可我听着有点玄，不是吗？我等“槛内人”原无这般“出尘”之想。她显然觉察到了我的疑惑，她让我听：“你听，‘唵嘛呢叭咪口牛……’你连起来一念，你能感到它是在迸发，是从无到有的迸发，像撞击的声音，也像诞生出精灵的轰响。”
听她说到这儿，蓦然，我的脑海里现出前不久刚看过的一个科幻电影，讲的是人类的起源，几个探险者在火星上听到一种不断重复的声音，由三个基本的音节组成，探险者突然领悟到这可能是人类遗传基因DNA中的遗传密码，他们便尝试着去符合这一声音，于是奇迹出现了，一扇先人类的时空大门打开了，人类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初创时期，而探险者也了解到了人类在星球上的起源的秘密。
李娜的说法和这个电影里描述的声音，何其相似！我不禁惊叹科幻和宗教的异曲同工。
我凝神望着李娜，一直在听。
她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她长在我们的时代里，进步的社会时代，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信仰自由，当她在顿悟之中寻找到一条精神解脱之路，不让她在尘世的往事烦恼中徘徊，而在她认为快乐向上的温馨环境中漫步，遨游，这是一件她值得去做的事情，也是一件我们值得为她高兴的事情。我们可否这样认为：她真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一条即使不是真实的至少也是通往真实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走的并非她一个人，然而这一点也不能掩蔽她的独特性，恰恰相反，她的独特性正是由此表现出来，她正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她没有迷失本我，又找到了本我，这该是何等令人神往的境界。
我在听，也一直在想。
想到小歌星谢津坠楼而去，想台湾歌手张雨生酒后飞车以至于“黄鹤一去不复返”———由衷地感叹道：人啊，要珍惜生命，珍惜自己，过去的一切不会形成开创新生活的障碍，低级的享受也并不妨碍高尚的追求！李娜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是用整个的我来感觉到的，真的，我的心———回家了。”
她一点也不讲她的歌，她一点也不讲过去文艺圈儿内的恩怨，她也一点不问及同道同仁的绯闻轶事，她一直在讲法，一直在讲道。显而易见：她在道中，法在她中，道与法在她这里已经达到的结合几乎是完美的。
李娜的妈妈坐在她的身边，我和李娜聊着聊着，渐渐淡漠了她出家的僧侣印象，还是觉得她像个孩子。李娜告诉我，妈妈担心她，到这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她经常看望妈妈，妈妈为她煮一些饭菜吃。我说：“李娜，你真不容易，人得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舍弃尘世间的物质享受，而遁入空门去修身养性呀！”李娜说：“这应该全在你的顿悟之中，你一旦顿悟，会觉得拥有的远多于你失去的。”我说：“半天了，你一点也不谈你的歌，你真的全忘却了？在你的生命中，应该有一大部分属于音乐。知道你的人，源于音乐，佩服你的人源于音乐，想念你的人们还是源于音乐。你知道谷建芬老师说你什么吗？她说：李娜在《青藏高原》的演唱中，表现出某种高原性的东西，但这还不是她音乐才能的全部。我们许多的音乐人都是通过她的这首歌，重新又认识了李娜。我们很惋惜她出家。”说完这些我观察李娜的反映。
李娜思忖了半晌，摇摇头说：“不矛盾。在录制《青藏高原》的时候，唱到最后我也是泪流满面，不信你问张谦一，光为那歌词和曲调我还不至于，我觉得自己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内涵，和我现在的追求非常吻合。”
看她要回忆起过去的事儿了,我赶忙递去一些我从北京来的时候就为她准备的，她演出的一些剧照。她一张一张地拿出来看，并且告诉妈妈，这张是哪一次，那张是哪一回。看完以后，又还给我。
我是带给她的：“怎么？你不要？”
她笑了：“不要。这些东西我都扔了，北京家里的东西也全不要了！”
我愕然许久，怔怔地望着她的妈妈，李娜的妈妈默默地挑了两张照片，珍惜地收起来。
我很想知道她靠什么生活，你生活中再有追求也得过日子呀！美国的寺庙里给工资吗？这儿的化斋怎么化，是捧着钵盂站在路旁吗？但是我不好意思直接去问，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终于蹦出口的一句是：“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念经，作法事。”
念经我知道，作法事又是什么？
“就是帮人家集会念经，打个锣、镲什么的。”
我不禁想开个玩笑：好个李娜，放着独唱不唱，却跑到美国唱合唱……但是我马上制止住自己。我提醒自己，信仰自由，宗教可以不信，但不该笑玩，更不能亵渎。
其实，我挺佩服她的，比起无所事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她原本拥有许多值得人们去神往的东西，但她不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一切。每天接受鲜花和赞扬，相对灵魂的宁静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不愿永远沉浸在足踏红地毯的喜悦之中，在她的精神追求中还有更大的喜悦———“法喜”，她为着自己的理想，断绝了自己的过去，她的目光朝向未来，她所迷恋的境界，她所感受到的幸福，仅仅需要自己来建筑———总之，她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没有什么成就比这更是成就了！
尽管她很平和，对他人要求得已经很少，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人给我们曾经喜爱的李娜多一点祝福，当然我更希望她不回避这一祝福！
这一天，我们聊了许久———我聆听到了天外之音，至今这一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
附 录
《拥有“法喜”的李娜》一文在“昆朋网城”刊载以后，我接到很多电话，那些李娜的老朋友所表示出的激动与关怀确实令人感动，即使没有见过李娜但聆听过她的歌声的人们也托我向她致意，这使我更加坚信：凡在大地上存在过的生命你就不可能把它连根拔掉。李娜的生命有一段时间曾在舞台上长成了树，现在，她虽然淡出舞台，修身佛门，可还是未能被人遗忘，这意味着什么呢？
但在这所有电话中最让我感动的那一个却是李娜本人的，她对此文内容表示认可，但对“大彻大悟”一词却做了新的阐释，她说：“你在文章中说我已经‘大彻大悟’，这是不太适宜的，至少对现在的我并不合适。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大彻大悟’了；因为我毕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成为佛教中人。但在我们佛门，我不过是刚刚开始在修行的阶梯上攀登而已，离‘大彻大悟’的境界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我这样说并没有谦虚的意思，确实，在佛门中比我感悟更多的人比比皆是。我需要学习的还很多，而有待研究的更多。我希望你在网上替我澄清这一点，我不愿意在佛门同行中落下任何口实。”我听后，忍不住想说：“李娜呀，你让我怎么办才好呢？因为立足点与观察角度不同，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物会有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你觉得自己并未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那是你以佛教崇高道义来要求自己呀！而我这样还处在尘世中的人看来，现在的你不是‘大彻大悟’又是什么呢？不过，你这种求索不已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不仅能赢得我等的尊敬，也会赢得同门的敬意。” 随师学禅（明海）(1) 1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师父的情景：一位老和尚从书桌上抬起头，从容地转过身，慈悲安详，和蔼可亲。因为是冬天，他还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帽子。我好奇地想：怎么和尚还戴帽子呢？我这样才一动念，师父就随手把帽子摘下来。我想：这老和尚一定有神通呢！
后来师父淡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神通。对他这话我总不信，便用心观察，神通虽然没有找到，却发现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妙处。
2
师父在北京的住处是一套三间相通的房子，中间一间是佛堂兼客厅，边上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他日常每在这里工作，如果有人拜访，一转身又可以接待客人。
师父的工作都要伏案去做：写文章、改文章、校对稿样、给信徒回信，他做起来都是一丝不苟，字迹从不潦草，标点符号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帮忙誊一份东西，他看了指出许多毛病：破折号应在两格中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句号、逗号在方格左下角……我听了惭愧万分：平时还一直以为自己在这方面过了关呢！
我曾经想：做许多工作都和修行用功不妨碍，做师父这份案头工作却不好用功。你想：一边写文章，一边念佛或者观心，那是不行的，文章一定写不出来。有一次我拿这样的问题问师父，他说：“看书就看书，写文章就写文章，一心一意，不起杂念，这就是修行。”
这话很平淡，我却做不到，难就难在“一心一意”上。我的习惯，每每写文章时惦记着打坐，打坐时又老想着文章该怎么写。总之是心里总有一些和身口不相应的细微妄想流动，走路时不安心走路，吃饭时不安心吃饭，所谓“心不在焉”———心不在这里，在哪里呢？自己都觉察不出。
师父却总是那样专注。写文章是这样，吃饭是这样，扫地是这样。他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平常的：早起坐禅、扫地、打开水、到斋堂打饭、坐办公室、改稿、校稿。理论起来可以说是弘法度众生，师父做起来却是如此平实、安详，本地风光、自自然然。他扫地时是那样从容不迫，心无旁骛，仿佛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要我们学会扫地，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无有间断，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成就大的道业，就能振作佛法的教运……
当然，师父要是有条件一直专注于案头工作也好，事实是他的工作经常被前来拜访的信徒打断。有的是修行遇到问题要请教，也有的刚接触佛教，还有的是工作、生活不顺心，请师父解忧。来的人有学生、工人，有家庭妇女，有时一家夫妇带着孩子一起来。
这时候，师父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接待这些来访者。和他们讲佛法、聊家常、解答疑难，话语从容平实，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人们围着他，像冬天里围着一盆火，舍不得离开。
等来访者一走，师父又回到书桌旁，拿起了笔。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终于感觉到：师父如是的行持中大有“文章”在。首先我自己做不到。换了我，写文章到精彩处，有人打断，心里会生烦恼；而谈话结束后，心又不容易收回，一定还挂记着刚才的谈话。师父却两无妨碍，他放下案头的书、笔，接待来客，给人的印象他刚才什么都没干，专门等你来拜访呢，所以才那样精神饱满，光彩照人；等人一走，他又继续他的工作，仿佛一直如此，没有中断。
此中有“真意”。我揣摩了很长时间，后来师父说：要活在当下。我才有点恍然了。活在当下，也就是斩断过去、现在、未来三际而安住于现前清净明觉的一念。这种安住等于无住。因为就此当下一念通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成为永恒。《华严经》上说：“三世所有一切劫，于一念际我皆入。”这个入于三世的一念既在三世中又在三世外，它是既存在又超越的。卖点心的婆子喝问德山要点哪个心时，德山就被束缚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的囚笼里而打失了当下一念。
活在当下，也就是安心于当下。能安心于当下也就能安心于时时处处。古代的禅德“饥来吃饭困来眠”，“无处青山不道场”，就是这个道理。
师父因为总能活在当下，所以他总显得那样自在洒脱，处理问题应付裕如，不费一些思索，纯为现时境界。不管是作文还是讲开示他都是信手拈来，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六祖坛经》上所说的“定慧等持”吧。
3
我有不爱整洁的习惯，这个习惯是过去长期的学生生活养成的，师父几次批评我，我却进步不大。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师父则不然，他周围的环境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且他走到哪里就把清洁和秩序带到哪里。他常给我念叨：“虚云老和尚了不起，虽然行头陀行、穿百衲，但他的衣服却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案头、禅榻总是整齐洁净的。”
起初，对他的话我一直漠然淡然，后来才慢慢领会：这也是修行。
柏林禅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历史的风暴却使它成为一片废墟。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只有几棵古柏、一座佛塔还使人能依稀辨出这是一座古寺。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师父成了设计师。这儿修什么，那儿建什么，全部都由他亲自擘划，所有工程的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并提出意见。有时他带着我们在寺里四处巡视，向我们描述他的复兴蓝图，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每次回寺，即使是深夜，他也要去查看建筑工程的进展，有时冷不丁他就会挑出毛病，使承包工程的工头提心吊胆。
最奇的要算赵州禅师塔院的修建。师父在塔前的一片乱草地上划出一个范围修筑院墙。工人在下墙基时竟触到古墙的遗迹，当地的老人说：过去塔院的围墙就在这里。竟是无心合古！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到现在一座初具规模的梵刹平地而起。就像整理一间凌乱的屋子一样，师父把这一废墟整理得清净庄严。
现在我相信这两件事是不二的。你只有能净化一间屋子，才能净化一座寺院，乃至一个社会，一个娑婆世界，而这种净化源出于我们身心的净化。
所以师父告诫我们：“依报和正报是不二的。”我感受到他对环境的调整与改变像是出自一种本能，完全是自自然然的，好像无形中有一种光芒从他清净的身心辐射出来，驱除了杂乱，带来了和谐。
他的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环境，对人也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宁静、祥和，心里很清净，没有杂念。
师父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啊，求生西方净土的人要先完成自我的净化，不能把娑婆世界的坏习性带到净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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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谈起复兴柏林寺的因缘，既属偶然，又像是必然。1987年10月，师父受中国佛教协会委派，陪同“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目睹古寺颓敝，一片蔓草荒烟，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告诉我们：“年轻时亲近虚云老和尚，随侍身边，老人经常讲赵州和尚的公案，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来到这里，看到一代大禅师的道场如此破败不堪，触动了感情。”
1990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普光明殿大佛在露天安座，风雨交加中万众腾欢。师父见此情景，老泪滂沱。
1991年冬，修复中的柏林寺举办了第一次佛七法会。居士们离寺时都恋恋不舍，有的泪流满面。他们说：这里温暖得像自己的家。师父的眼里闪着泪光。
1993年，在柏林寺南边一个清净幽雅的小院子里，师父为我们一位短期闭关的师兄启关。当他说完四句偈语后，热泪夺眶而出。
师父说：“我每次看到你们这些弟子，都想流泪。”
师父的眼泪真多！
提婆菩萨在《大丈夫论》中说：菩萨在三种时候堕泪：“一者见修功德人，以爱敬故，为之堕泪；二者见苦恼众生无功德者，以悲悯故，为之堕泪；三者修大施时，悲喜踊跃，亦复堕泪。计菩萨堕泪以来，多四大海水。”菩萨的泪从哪里来呢？从悲心来。“菩萨悲心犹如雪聚，雪聚见日则皆融消，菩萨悲心见苦众生，悲心雪聚故眼中流泪。”
师父的眼泪和悲心想必已经积聚很久很久了吧。在佛教饱受摧残的年月，他们是欲哭而无泪。僧人们被强迫返俗，被批斗、被劳改。有的人因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寻短见，有的人则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剩下来的人便要忍受种种迫害和繁重的劳动。
有一次师父给我讲起劳动改造的情形。数九寒冬，凌晨两点起床，步行二十几里到工地挑土，到天黑收工，他有一阵子患浮肿，浑身无力，还得坚持干。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大草帽盖住脸，盘腿打坐。“你那时想到过前途吗？”出于文学的想象我这样问他。“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但相信那样的现实只是暂时的。”
师父这一代僧人真是命运多舛。他们年富力强的岁月几乎都消耗在那场劫难中，而当转机出现，复兴奄奄一息的佛教的重任又落在他们肩上。
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佛教百废待举，太需要人才了！师父必须以一当十地工作。
他要主编两种刊物，主管河北省佛协，还要参与中国佛协的许多工作。至于柏林寺的复兴他更是多方筹划，惨淡经营。从化缘募捐，到规划设计，图纸的审查，工价的商定，还有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寺内僧团的建设，法会的主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的工作。他一年的很多时间都奔波在旅途中。
许多次回寺，因为事务忙，他都是夜间赶路，半夜到达，凌晨出现在大殿上，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曾经想：石家庄—北京一线的火车，在中国这么多人中，可能只有我师父坐得最多了，因为他平均两星期就要往返一次。
不管事情多么忙，师父像是长有千手千眼，应付自如。他休息的时间那么少，却总是一身洒脱，神采奕奕。有时他也会嘲笑我们年轻人不如他精力好。我想，我们缺乏的主要不是精力，而是他那片似海的悲心。须知，这才是他能量的源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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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冬天的下午，在北京师父的住处，师父与我和一位四川的陈先生谈起虚云和尚那张低首蹙眉的照片。陈先生说：“这张像，很烦恼的样子。”师父说：“不是烦恼，是忧患。”我怦然心动。师父接着说：“我们都能像虚老一样，有忧患意识，佛教就有望了，我们个人的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有谁能理解禅者的忧患呢？我们选择禅时都只注意了禅的喜悦和超脱，却忽略了禅的艰难、禅者的承担。
禅宗初祖迦叶尊者以苦行著称。连佛陀都为老迦叶担心，怕他吃不消，劝他放松些，可他却依然如此。最后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众皆惑然，惟迦叶尊者莞尔一笑。这一笑后面有多少艰辛！
六祖慧能大师为传佛心印，先是磨房碾米，得法后又混迹猎人队伍十三年，屡被险难。
近代虚云老和尚住世一百二十年，为振救衰颓的教运，他东奔西忙，历经九磨十难！
师父说：“不要谈玄说妙，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我渐渐明白：禅这个概念是多么沉重，而用生命去实证禅又是多么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