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室内装饰协会:李应祯与吴门书派

王健生

李应祯（1431——1493年）名甡，一名维熊，以字行更字贞伯，祝枝山、文徵明的书法老师。明景泰癸酉年举人，官中书舍人，升兵部郎中尚宝司卿太仆寺少卿。李应祯好古博学，精通书法，篆楷行草皆入品格。其性格刚峻，不畏权势，为人耿直，品德高尚。文震孟评曰：“李公博学能诗，书法自成家，盖轶唐宋而上之。然公每耻以是见名。”

李应祯竭力主张取法乎上，不为当时崇赵之风的时尚习俗所惑。他认为：“聪达者病于新巧和笃古者泥于规模”的两种倾向，是学书者之大忌。前者不守传统法度任笔为体自觉新巧；后者随人脚踵不出新意，可谓泥古不化。他对当时书坛上“人人宋元”，尤其崇赵之风弥漫全国，后又有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沈度、沈粲）名噪一时，后人比比学之，“台阁体”便成为明初的时髦的局面很不以为然。一天，他的学生将习作送给先生看，作品有涉玉局（苏轼）笔意，李公大咤曰：“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按张融自谓：不恨已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已法。则古人故以规模为耻矣。”他主张书法创作要抒发情性，学习碑贴只是练基本技法的手段，临摹王羲之书目的是在传统法度的基础上开辟新径，创造个人风格。否则，即使临到乱真的地步，也还是他人的体格。所谓“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才是学书者最为正确的学习方法。

从李应祯现存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其书法审美意识与书法创作实践的一致性。如《明贤墨迹》收集了他书写宋人的七言绝句之一：“桔蠧如蚕入化机，枝间垂茧似蓑衣。忽然蜕作多花蝶，翅粉才干便学飞。”通篇挥洒自如，雍容大度。笔势开张，疏密有致，绝无随人脚踵之嫌。除了个别字，如“蓑”字捺笔稍失尖峭之偏，无伤大雅。明王世贞称赞李公真行草隶皆清润端方，如其为人。

李公一生不轻意以书赠送别人，且看《艺苑卮言》的记载：“少卿书，有人求者，怒多不应。以故传世甚少。”而文徵明尝誉其“当为国朝第一，今人莫能及也。”从这一点看，李应祯又是一位非常谨慎自谦使人敬佩的书家。

李应祯颇有远见，不为时俗所惑，首先从“随人脚踵”的旋涡中挣扎出来，创“奴书”之论为沉睡的书坛敲响了警钟。其论点虽言之偏激，但是他的主张是书法史上颇有积极意义的一次改革，这在他的二位学生祝允明、文徵明的艺术实践中充分得到了验证。王世贞《论吴中书》云：“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

祝允明是徐有贞的外孙，李应祯的女婿，又是文徵明之父文林十分器重的后生。文林是李应祯的同窗挚友。几层亲密的关系使吴门书派处于十分和谐协调的环境之中。文徵明学文于吴宽，学画于沈周，学书于李应祯，可见当时李公的书法已为世人所重视。文徵明《甫田集》曰：“徵明以同寮子弟得以朝夕给事左右，所承绪论为多。李少卿尝谓余曰：吾学书40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文徵明尝云李公书“当为国朝第一，今人莫能及也。”可见时人对李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祝枝山《书述》也说：“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已性，另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恶者也。”如实地记录了李应祯的强烈个性。李公所追求的“另立筋骨别安眉目”正如至今书法界不断探求的创新意识。回顾明代初期，苏州宋克和松江二沈先后主盟书坛，沈度尤其受到永乐帝的赏识，被誉为“我朝王羲之”，文人学士敬慕追随成风。在这种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特定环境中，李应祯居然敢于鄙视趋炎附势者而独辟蹊径，可见他的改革精神在当时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李公既多阅古帖，又深诣三昧，遂自成一家，不亡古法。据《甫田集》云：“少卿作书，下笔之前凝思片刻，方始吮毫濡墨。无论字之起落转换，大小相背、称臣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他使用三指搦管法运用自如。以体势神韵取胜，不拘泥于一家的创作思想无疑对祝枝山、文徵明的书法审美观和创作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祝允明幼年从外祖父徐有贞学习书法。徐有贞于书无所不窥，能诗歌，善行草，得长沙素师、米襄阳风采。由于祖孙年龄悬殊，有贞殁于成化八年（1472年）时祝枝山才12岁。青年时代的指导老师李应祯对学生要求是十分严格，祝允明从小天资聪颖，为吴中四才子之一，他对书法创作自有独到见解。虽然他后来不完全同意岳父偏激的论点，然而他的创新意识和临池方法莫不与李公同道合辙。李公主张取法乎上，多阅古帖；祝允明楷法师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行草书则于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

祝允明不但书法成家，而且文学根底深厚，著述浩富。所著有诗文集60卷，杂著百余卷。取材丰富，遣语颇妍。诗有六朝遗意，文亦潇洒自如，绝无依门傍户习气。正如他自己所说：“夫文学，大抵以韵胜，文章、诗乐、书画皆然”。

据《明史》记载：“祝允明5岁作径尺字，9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赌妓掩得之……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亦自喜。”鉴于他生性豪侠放荡，淡于名利，追求个性解放的品格，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略其书法审美思想与李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李公曾经对文徵明说过：“祝（枝山）婿书笔严整而少姿态”，是因为李公没有看到祝晚年作品的缘故。祝允明牢记了岳父对他青年时期作品的批评，决心克服“严整而少姿态”的弊端，方始激越飞扬，天真纵逸，用笔劲健得势以韵取胜。明顾璘《息园存稿》曰：“书法初见《笔阵图》，至孙过庭、姜白石尽矣。大抵拘则乏天趣，纵则无法度，加之矜持又生俗气，不可观。须完字具于胸中，则下笔之际自然从容中道，今人惟祝枝山、文衡山得此法，知音者希也。”顾璘是文、祝同时代人，擅行草书，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此为《祝允明十九首帖》跋文，最是精辟确切。王宠也说：“祝京兆书落笔辄好，此卷（指十九首帖）尤为精绝，翩翩然与大令（献之）抗衡矣！”所以后人多称其晚年草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变化出入不可端倪，为国朝第一人也。可惜李公未能看到他两位学生后来的艺术成就。李应祯卒于弘治六年（1493年）。

吴门书派另一位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文徵明，据《弇州山人集》载：“徵明初书宋元，亦具规模，既悟笔意，遂率弃去，专法晋唐。行书深得智永法，其小楷虽自《黄庭》、《乐毅》中来，而温纯精绝，独步一世。”他曾经雅慕赵书，认真追摹，为何“遂率弃去”了呢？无疑是受到李应祯“奴书”论的启迪方始专法晋唐，以意临写，不拘于形似而古健遒伟又不失虚和舒徐意致，他勤奋研习一生，成为诗文书画全面发展的吴中巨擘。

历来学者对文氏书法评价很高，如《弇州山人稿》曰：“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笔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又云：“九十时犹作蝇头书，人以为仙。”

从史实看，祝文二氏虽然同师李应祯但艺术风格迥异，绝无雷同之嫌。这一点，别说随波逐浪的明代书者不易做到，即使现代学书者同出一师也难免出现雷同之弊病。从中不难看出李应祯教育用心良苦，对他们艺术上的追求、探索起到了指南作用。从此，吴门书风为之一变，开创了最具代表性的新局面。吴门书派也从此涌现出一批知名书家，成为全国最大，也最有影响的地方流派。

王世贞在《论吴中书》中除了比较全面地评述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人称吴中三绝）外，还对当时著名的王同祖、王樨登、文彭、陈鎏、陆师道、周天球、黄淳父、张凤翼、王谷祥、王逢年、莫如忠、莫是龙等书家一一作了评价。其中多为文徵明弟子门人，文公寿高90，可谓桃李满天下。

自从李应祯创奴书论，历代书家褒贬纷纭，莫衷一是，直至今日，也还是书法理论界探讨的热闹课题。其实“奴书”之词，并非李应祯首创，早在唐代欧阳询就是“学而不变，谓之奴书”的名言。但李公敢于把矛头直指向流行全国的崇赵之风，使这场学术争论几乎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学术分歧又与社会变革、人品气节等在评论中融为一体，致使争论更为错综复杂。

“书者，抒也”。书法家每激之以情，书之以韵。既重视传统法度，又必须具备创新意识，为是气势、意象、风采、神韵便能应运而生。如果像明初这种局面，拘于矩矱、邀宠求幸，无形中便抑制了书家个性的自由抒发。正如康有为所说：“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横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劲少。”康氏讲的固有道理，而李应祯创奴书论比康有为要早四百多年。从这一点看，李公可称得上明代最早的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大家，虽然他的见解当时还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甚至遭到攻击。

持客观的态度分析，李应祯的论点偏激也是事实。他没有公正地确认赵孟頫本身书法艺术的成就，恰恰相反，把当时追随赵书者之媚俗之态统统归罪于赵，实在是一种偏见。清朱履贞《书学捷要》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前人评书，亦有偏徇失实褒贬不公之处，至如赵文敏书法，虽上追二王，为有元代书法之冠，然风格已入宋人，至讥为奴书者，李贞伯乃之失实也；誉之为‘祥云捧日、仪凤冲霄’者，解学士（缙）之偏徇也。”正是李应祯的偏激，致使自己正确的美学思想未能得到弘扬与发展。从而也使吴门书派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书法创作的原动力。

李公一生经历坎坷，晚年生活清贫如洗，死后几无葬身之地（后由好友文林购地葬之）。文震孟论其人品曰：“弇州先生谓李公所在慕立奇节。夫慕者，猷以名取公刚峻性，生如沁流峭壁、湍急洵震。何云慕者？清强果毅，侃侃终始。斯真吴人之神砭也。”平生宁穷处而守高为后人敬仰。尝有《李氏遗集》（今查无存），成化间书《仲山帖》（现存故宫），《明贤墨迹》两种影印本等存苏州市图书馆。

（据华人德主编《苏州市书学论文选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