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卡祖玛咖代理优势:黄帅：平静忆当年，淡然说“心事”(2)

黄帅：平静忆当年，淡然说“心事”(2)

　　后来的日子，黄帅做过报告，老师帮她写过稿子，上过新闻简报，参加过国宴……凡是沾边的人都说黄帅是他们培养的“反潮流英雄”，有一些人还为此升了官。但在河南五七干校里的妈妈却心焦不已，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反潮流呢？

　　王亚卓：雪纷纷的1974

　　黄帅的来信被媒体抛出之后，很多人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给黄帅写信，要她“好好想想把你捧红的人都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拿小学生做文章？为什么借题发挥？”

　　“四人帮”为此抓狂，却不敢将此信发表搞批判。他们后来制造了“王亚卓事件”来泄愤。

　　王亚卓，是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知青，他们用这个名字一起给黄帅写过一封信。

　　1974年1月14日晚，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处报道员邢卓和兵团新闻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聊起各自回家的见闻，聊到学校如何被砸了个乱七八糟，“革命小将”们如何往老师椅子上抹粪，王文尧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教员，对此尤为激愤。

　　“我们跟她辩论，要不，她还以为自己多正确呢。”三个青年决定给黄帅写信，义愤填膺下，他们并没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玄机，在这个偏远地区的平静的夜晚，他们只想告诉黄帅，“你错了”。

　　不久，王亚卓们收到黄帅的亲笔回信，黄帅说“我年纪小，不成熟，很多问题不明白，想和你们继续讨论。”他们觉得她态度不错，还想给她继续写信。

　　然而，几天后的2月11日，邢卓突然在广播里听到了《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

　　这篇署名“黄帅”的公开信，因为太过深奥，黄帅本人几乎都读不下来。

　　这封信曾经过“四人帮”审阅。姚文元亲笔对《人民日报》批示道：“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江青批字：“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王亚卓们的厄运来了。工作组要求三人对自己的“反动观点”作深刻检查，还说，“《人民日报》给你们留着版面，随时欢迎你们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王亚卓始终不肯低头认错，写那份“反戈一击”的检查。他们被关、打、饿，分别被流放，直到1977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才被平反。

　　人民日报：“捂盖子”和“揭盖子”

　　黄帅事件的真相大白，是在文革结束1年零8个月以后。1978年6月，《人民日报》登载《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文，将四人帮如何参与黄帅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

　　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回忆，文革后北京新闻界有两个名词:“捂盖子”“揭盖子”。前者是把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他们干的坏事紧紧捂住，后者是把他们死死捂住的人、事揭开。

　　1978年7月，《人民日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杨西岩。这封题为《捂盖子的是谁》的来信说：“编辑部能不能也对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李庄下决心发表这封信，同时也作好了下岗的打算。不出所料，上面批评马上来了，指责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严重错误，又说不出。

　　这叫人怎么检讨？以空洞对空洞。李庄回电话说，在编辑工作中考虑不周，犯了处理不当的错误，今后一定注意改正。出乎他们的预料，上面再也没有追究，糊里糊涂划了句号。这次似重实轻的批评迅速传遍京城。许多电话打到报社，“祝贺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

　　信的作者杨西岩，原来是北京西城区党校的负责人。他明知这样做会惹怒某些领导，却在写完信后，在办公室里给大家念了一遍，署上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寄了出去。《人民日报》登载这封群众来信后，他被下放到了粉子胡同居委会。

　　当事人今昔

　　齐鸿儒老师——就是当年第一个被黄帅批的那个小学老师，当年批改黄帅日记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现在已67岁，几年前从史家胡同小学退休。齐鸿儒说，“这么多年来，有关黄帅的事情，除非不得不说，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毕竟已经过去了。”

　　当年在“认错”后，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气葫芦”或“气糊涂”之称。不过，他此后不再教语文，而是改教数学和计算机了。

　　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齐鸿儒，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两人见面后，都没有再提及往事。

　　王文尧，在黄帅公开信发表的那天，他正在家中休假。收到团里加急电报后，即赶往内蒙，一到目的地就被工作组用专车拉到团里隔离起来。此后是长达一年多的批判、劳改生活。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进入内蒙古大学，就读中文系。4年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至今。他对往事讳莫如深，不但不见记者，甚至不见老战友。

　　恩亚立，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相恋数年的女友因种种压力与其分手。

　　粉碎“四人帮”后，恩亚立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79年，恩亚立与后来的女友一同调回北京，恩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并任经理。其妻温良贤惠，家庭生活十分和美。

　　邢卓，是以“王亚卓”名义写文章的执笔人。他的妹妹和黄帅同岁，听说哥哥成了“反革命”，精神受了极大刺激，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住院18天就死了。母亲原本有病，受了这个刺激不久也离开人世。

　　1976年邢卓办理“困退”回保定，在一所中学代课，现为保定专业作家。1991年，他以一部长篇小说《雪纷纷》讲述了荒唐岁月中那段撕人肺腑的故事。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历史资料库；《李庄回忆录》《雪纷纷》邢卓自述；《北京青年报》《天安门事件始末》）

　　黄帅：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时间：2006年09月22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文晔

　　沉默30年后，一本《黄帅心语》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惧怕记者”“拒绝记者”。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黄帅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绝。就这样，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发，圆圆的眼镜，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经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宠辱不惊”，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这是邮件的主题，她说，“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

　　与痛为伴

　　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友情，突然就笔锋一转，说起痛苦，说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对于“文革”，对于政治，书中几乎只字未提。面对记者的追问，她也只说，“离家破人亡，只差半步。”从12岁被捧为“小闯将”，到16岁被骂作“小爬虫”，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有些后遗症，比如恐高，注定不会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绝望的时候，那段时间，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

　　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边，我要跳楼！”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闪开了。她走到阳台，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于是，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然后，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从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时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当黄帅落难后，那些过去推崇她，抬举她的人，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

　　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父亲。当年，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身陷囹圄，劳动改造。剃光头、挨批斗，人们以“文革”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文革”的怨恨，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才得到纠正。

　　“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年轻时代的她，无心打扮，无空玩耍，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自觉沉重”。

　　愚女移山

　　“过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着这座山长大。”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

　　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第二天，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

　　1988年，黄帅随着“留学潮”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

　　1998年，作为长女，黄帅选择了回家，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刚回来那会儿，人家跟她聊天，总爱往人生、历史、民族，这些大的话题上扯，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

　　2006年她出书了，《黄帅心语》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文革”的反思。

　　“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当作政治代名词，但我自己不这样看，我究竟是谁，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我关心的是亲情，友情，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书出版后，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黄帅无奈地说，“以后有什么话，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

　　别人提起旧事，她被迫回忆，殊不知，因为回忆，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但当“过去”回来找她的时候，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躲进“过去”哭泣。

　　从小学到现在，黄帅一直在写日记，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但她不能停笔，因为“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她在诉说中，治疗了自己。

　　今天的黄帅，为父母的病焦虑着，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儿子、朋友们中，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

　　黄帅平静说心语

　　郑媛 文

　　时间：2006-09-14  来源：文摘报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她就是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的主角。最近，她因新书《黄帅心语》，再度引人关注。

　　1979年，黄帅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在那里，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1986年9月，黄帅东渡日本留学。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从日本回国，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至今，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在母亲的泪水下，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这些日记和文章组成了《黄帅心语》约一半的内容。

　　现在的黄帅，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或躺在床上听《百家讲坛》，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北京青年报》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