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甘油三酯特效药:奥巴马前对华政策“智囊”:中美这两年没有“异常摩擦”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

    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等，都似乎让人感觉到过去两年中美关系比以往经历了更多、更大的起伏。但作为这段时期美对华政策制定者之一的杰弗里·贝德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贝德是位“中国通”，曾被称为奥巴马对华政策的“首席智囊”，他近日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独家专访。贝德自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担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奥巴马政府两年多来的对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贝德认为，美中关系在过去两年“相当稳定”，尽管有起伏，但两国之间也没有异常的摩擦，美国也从来不认为它能改变中国。相反，两国最高领导人“前所未有的9次会面”、双方20多个政府部门参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最高层的经常性互动”不会发生在关系紧张的两个国家之间。

    关系紧张的国家不会有最高层互动

    环球时报：最近我采访的一些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对两国间缺少“战略互信”表示担忧，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中美关系因而面临更大风险性。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德：我个人认为，美中之间有充分的和战略的原因保持积极合作的关系。这是双方领导人已声明的目标。我认为，这不是空洞的言辞，它代表双方领导人真正的愿望与信念。我相信美方真正理解中国在可预见未来内的首要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这需要和平的环境。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这个政策，这是中国官方的政策，也是理性的政策。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努力与邻国解决领土争端，改善关系，建立经济联系，这都是明智的做法。

    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包围中国。我认为，某些学者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理解美国的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寻求向中国提供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机遇。美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很好，尽管有时意见不同，比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等。美中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土争端，美国在东亚没有帝国或领土野心，所以，我认为，两国没有发生冲突的基础。我们的经济相互依赖，甚至两国都有人批评说是“过于相互依赖”，但这是美中关系成功的表现。

    至于双方之间缺乏完全的信任，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最大最重要的崛起中大国中国。这是自然的，考虑到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关系，两国都会有人担心可能爆发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中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真的爆发那种冲突，将是双方领导人彻底的失败。双方理性的领导人已从过去几十年中了解到美中两国利益所在，了解到其合作性多于竞争性，现在需要双方领导人继续以此提醒两国人民。

    环球时报：有人评价中美关系自2009年至2011年初经历了比以往更多、更大的起伏，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贝德：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美中关系在此期间相当稳定，尽管有起伏。双方最高领导人在此期间前所未有的9次会面；双方各有20多个政府部门参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重要领导人也经常通电话。这种最高层的经常性互动不会发生在关系紧张的两个国家之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看法是稳定的、没有改变的，他欢迎中国的崛起和繁荣，他相信中国可以对地区和世界做出贡献，他公开、私下里都是这样表示的。

    人们常提到几个特定问题，作为在此段时期两国关系起伏多变的论据：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的会面、美国对台军售的决定、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南海问题等。有人说，2009年，美国迎合中国；2010年，美国的政策更具对抗性。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人们要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前，美中双方都希望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认为总统10月最好不要接见访美的达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改变西藏政策，只是我们认为会面的时机不合适，达赖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没有见面。到了2010年2月，总统会见了达赖，这也不是新的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会见达赖。因此这只是时机问题，并非政策转变。关于对台军售，中国表示反对，但美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政策。布什政府在2008年10月宣布售台大量武器，因此2009年我们不用采取任何新的措施，但2010年我们认为台湾需要一些武器。所以这也是时机问题。

    关于朝鲜问题，美国与韩国举行一系列联合军演，向黄海派遣航空母舰，这些行动不是针对中国，而是百分之百针对朝鲜。最后是南海问题。中方有人误解美国寻求利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来遏制中国，我们并不想卷入这些争端。最近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行动指针达成一致，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环球时报：前一段时间“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颇为盛行，您怎么看？

    贝德：从个人的层面来说，以我与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精英人士打交道的经验而言，我认为他们很有礼貌，并不专横。一些美国报纸的相关报道是荒谬的。在国家政策层面，我认为中国国内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如何行事进行很严肃的讨论，这是自然的、健康的讨论。“assertive”在我看来是中性词，并非“好战”，可以是“更自信”的意思。邓小平当年的警告有其目的，中国历来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邻居既想与中国搞好关系，同时也很紧张。邓小平理解这一点，因此警告国人须让邻居放心，使其认为中国的崛起符合其利益而非威胁，而这需要谦虚、谨慎、小心。2010年中国的一些行为令其邻居不安与警惕，我不是说这些都是中国的错，但无疑2010年中国与一些邻居的关系受损时，也正是有关“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盛行之时。

    环球时报：很多国际媒体经常议论“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贝德：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仍在演进之中，中国尚未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对其他国家具有影响力的模式。我想中国高层的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而美国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早已固定，当然它也面临很多问题。

    环球时报：那么，中美政治体制差异在未来中美关系中将更加凸显还是变得“次重要”一些？

    贝德：关于美中政治体制差异在未来美中关系中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会“次重要”一些。中美前领导人毛泽东与尼克松不认为中美政治体制差异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这成为此后发展美中关系的准则。当然双方并不总是能做到理解和坚持这一点。由于美国在全球推进民主，中国总是警惕美国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美国外交政策中则常带有一种“传教士精神”，希望向全球推广其价值观。现在总的来说，伊拉克战争的教训、美国经济遭受打击等都已使美国更谦虚、更谨慎、更小心。美国政界与公众都意识到，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到。我们自己面临很大的问题，在国外寻求变化则更困难。美国从来不认为它能够改变中国，而认为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其政治体制。

    环球时报：今年是“9·11”事件十周年，回顾这十年，您是否认为“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贝德：“9·11”事件发生后，从短期来看，它可能是帮助改善了美中关系。因为在2001年时，布什政府内部对中国政策存在争论，可当突然出现了真正的敌人和来自中东的安全问题后，布什政府内关于中国是敌手的愚蠢观点消失了。从长期来看，我不认为“9·11”事件对美中关系有多大影响，它只是标志着美国在十年之内的主要安全问题来自中东和南亚地区。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美军事关系？

    贝德：美中当前的军事关系比一年半前要好，但仍很脆弱。两军关系可以有起伏，但不能没有联系。（王 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