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柏霖宋智孝是真的吗:郭凯经济学札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5:21:34
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
序言。这本小书，收录了自2006年以来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郭凯经济笔记》上的几十篇博文。这些博文都经过了事后的修改和增删，有些和原文出入不大，有些已经面目全非。修改的过程中，我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改变我原文的主旨。作为一个时常对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发表评论的人，我知道每个人大概都有冲动把自己说对的话重点标出来，把说错的话悄悄地隐去。我也有这样的冲动，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思维的过程，思维的方式，思维的角度，而不是思维的结果。当然，我还是隐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博客可能更为著名的名字--《人渣经济笔记》。在绝大多数人的语境里，“人渣”是个贬义词，但在我的语境里，“人渣”是对大学岁月的一种怀念。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们一个宿舍来自天南海北的六个男生，给我们的宿舍起了一个名字叫“渣滓洞”，“人渣”的名字就是从那里来的。只是，我最后还是向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习惯妥协了，因为实在不想再多费唇舌向每个好奇名字来历的人重复这个对自己来说挺有念想，对他人而言却毫无意义的故事。
2006年1月9日，北京。我不得不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谷主艰难地告别，一个人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这是三年间第六次这样的告别，一次比一次难舍，一次比一次牵挂。20多个小时后，我又一次在夜色中回到波士顿。出租车穿过海底隧道，沿着已经冰冻的查尔斯河向剑桥小镇开去，不知是旅途劳顿还是心情低落的缘故，我把头无力地靠在车窗上，任凭车外的寒气透过玻璃侵袭我的脸。因为时差，波士顿那时还是1月9日，我心里感叹：时间仿佛并未流逝，而我和谷主却已经是半个地球之遥，下一次见面不知又要等到何时。
学校那时还是假期，因此空荡荡的。没有需要参加的日常课程、讲座和学术报告，加上时差的原因，我的生物钟开始变得颠三倒四。在寂静寒冷的冬夜里，无法入睡是极度痛苦的，于是我想着要做些什么打发漫漫长夜，同时也分散一点自己对谷主、对父母还有对祖国的思念。
博客在那时已经十分流行，虽然还没有到人人开博的地步，但在我日常和朋友连络的MSN上，只要点击几下，就能开一个博客。我于是有了写博客的念头。那时，作为博士训练的一部分和研究的需要，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并且还在不断接触新的文献。在阅读过程中，我读到很多有意思的观点，自己也产生了很多想法。我于是想，何不把这些观点和想法简单地记下来，既让远在国内的谷主（我的父母那时还不上网）知道我每日在干些什么，又可以和平常往来的一些朋友，他们中的很多都是在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交流一下，分享心得。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又斟酌了几日。当时的担心是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灵感和素材，而我又不想留下一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东西。见过不少荒芜的博客，从开始的雄心壮志，到后来的不了了之，我还是希望能够比较持久地把一件事情做下去，要不然就不做。后来，我说服了自己，因为想到经济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已经读过的东西已足以让我写上好一阵，终归不至于落到无从下笔的地步。
于是在2006年1月13日，回到波士顿四天后，我在MSN上开起了自己的博客，起名叫《郭凯经济笔记》，意思很简单：我以做笔记的形式记下我读到和想到的东西。第一篇博文《仇恨的政治经济学》写得中规中矩，就是一篇读书笔记，只不过读的不是书而是一篇论文而已。在博客的开篇，我写下了这段算是自我勉励和自我督促的话：
今天，突然下决心写一些自己关于经济学的想法、自己看到的别人对于经济学的想法以及自己对于别人想法的想法。我没有决心，恐怕也没有时间做到每天写上一篇，但是我想我会坚持下去的。也请我的第一个读者，谷主，以及今后也许会慢慢加入的其他读者督促我。
那个时候，《郭凯经济笔记》是一个地地道道只有十几个读者的博客。除了谷主，剩下的都是"被阅读"的我在MSN上的好友们。
很快，我发现自己写博客的热情远远超过最初的预期，即便是在还没有什么人读我的博客的时候。我自己的解释是：写博客给了我一个宣泄的渠道。和平时做研究不同，在博客里可以很自由，很随意，可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另外，我也发现，我并不真的热衷于做笔记，也就是读别人的东西，然后记下来。相反，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激烈讨论的观点，还有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充满了热情，愿意发表一点见解。这些见解，发表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事后看，很多“道理”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是，我在发表见解的过程中，在把哪怕一件小事从头到尾说清楚的过程中，觉得很满足。经济学里有个术语叫做“显示偏好”，写博客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把我个人的偏好给显示出来了。我发现了自己爱做的一件事，然后我决定，要敢于拥抱自己的爱好，即使在不少人眼中，写博客仍然属于不务正业和浪费时间的范畴。
不久，我也注意到，博客的读者开始缓慢却稳健的增加。开始是一天几十次点击，后来变成一百多，后来几百，慢慢就上千了，然后是几千，再后来就上了万，再再后来我就不再留意点击数了。因为很多人不直接点击也能看到我的文章--从抓虾，从鲜果，从豆瓣，从Google阅读器，从各种未经授权和经过授权的网站转载；因为，被成千上万人阅读，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我希望保持一点点随意和自我，保留一点点博客的私人性，而当你知道有数万人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一切都不再那么自然了。
在我自己开始写博客之前，我经常读别人的博客，有些我很喜欢，有些则不那么喜欢。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但是好的文章应该清晰明了；网络上的讨论往往是情绪化的，但是好的文章却应该理性沉稳；博士生的学问是高深的，但是好的文章却不应该故作深沉的；世事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好的文章应该更看重论述的过程而不是具体的结论。
可是，在中文的网络世界里，最流行的偏偏是那些有点耸人听闻，迎合流行情绪，观点偏激绝对，或者故作神秘，最后再带点花边新闻的文章。在我开始写博客的时候，最流行的关于经济学的标题大多类似于“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某某著名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三分钟教会你经济学”“为什么股市要涨到1万点”或者“诺奖得主声称中国泡沫即将破裂”等。
我自己在写博客的过程中也不断发现，写某些题目和观点，是必然要挨骂的，而反过来写这些题目或者观点，则经常会赢得一些喝彩。为此，我甚至打趣地写过一篇《招骂百分百》来总结我的心得：
1.想被右愤骂：说中国好话或者美国坏话；
2.想被左愤骂：说中国或者美国的好话(以上你可以看出左愤和右愤的异同)；
3.想被学经济的同行骂：说任何话；
4.想被不学经济学的外行骂：说任何话或者不说任何话(前者叫做代言，后者叫做失语)；
5.想被现下的股民骂：说股市要跌；
6.想被未来的房奴骂：说房价要涨；
7.想被没出国的骂：说中国的事情；
8.想被出国的骂：说中国的事情(谁都觉得自己了解的中国是最客观真实的中国。没出国的说你，人在外面知道什么啊？出了国的说，你人都在外面了怎么还看不清楚啊？)；
9.想被上班的人骂：说理论是对的；
10.想被上学的人骂：说理论是错的；
11.想被读过一些书的骂：写得太直白(很多人觉得把文字写得叫别人看不懂才叫高深，然后就以看得懂看不懂来划分，自己看不懂的叫有水平，看得懂的叫没水平)；
12.想被没读过很多书的骂：写得太直白或者太不直白(让没太多文化的人看懂了是件很麻烦的事，秀才遇到兵是经常的。让没太多文化的人看不懂也很麻烦，还是秀才遇到兵)；
13.想被太善于联想的骂：写得隐晦(你只要不把自己的观点黑纸白字地放在那里，人家就能给你联想出一个和你的观点完全相反或者完全不相关的观点，然后对此批判一番)；
14.想被太不善于联想的骂：写得隐晦(人家打死也想不出来你要说的是什么，所以只能胡乱扣上一个观点批判一番)；
15.想被不写博客的骂：写博客(人家的理由是：我很务正业，从来不浪费时间写博客(虽然还是很有时间看博客并骂娘)，哪像你这么不务正业)；
16.想被写博客的骂：参见1－14条。
但正是网络上那些我不喜欢但受欢迎的文章，还有那些喜欢骂人的读者，激发了我坚持不断地写自己博客的愿望。我是这么想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经济专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经济问题的理解程度只取决于他们能够读到的东西的水平。与其抱怨读者没有鉴别能力，不如承认是中文的关于经济的通俗文章质量太差。而我的博客，即便质量也有限，即便观点也很狭隘，至少能够给我的读者提供一种替代阅读，一种别样的视角，至少能够让一些人意识到还有别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同样一件事情。总会有思维极端的人骂娘，但是我从骨子里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是有鉴别能力的。我只要真诚地写，他们也会原谅我的错误和不足。
我本科的专业是电子学，那是一门有意思但不能让我激动的学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我看到了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招收经济学双学位的广告。后来，我就去上课了。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我在人生的第一堂经济学课上看到卢峰教授在黑板上画下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时，我是如何被经济学的简单和优美瞬间征服的。这种一见钟情后来变成了一种持久的兴趣，自那时起我就再没有放下过经济学，从本科双学位，到硕士，到博士，到现在的工作。
我知道的经济学不总是用来经世济民的。如果说宏观经济学是最接近于经世济民的一部分经济学，那经济学最为成功的部分，恰恰不是这一块，因为宏观经济学还有太多无法回答的问题。相反，微观领域的经济学研究，由于数据多、人群大、现象重复出现的几率大，反而是经济学中更具共识的部分。但经济学的优美之处在于，它有着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和范式，供需、均衡和价格，这些概念，既可以用来分析增长、就业、通货膨胀、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的问题，也可以用来分析厂商定价、广告、保险、契约、谈判等微观的现象，更可以用来分析婚姻、生育、犯罪这些看似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活动。
经济学最吸引我的，恰恰在于它的思维范式，它理解世界的角度，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结论。具体的结论，会因为条件、约束、环境和前提的变化而变化。照搬结论不是上乘的学问，对经济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尤其如此。而分析问题的方法，则可以是普适的。经济学里的供需、均衡和价格，这些看似简单的概念，可以引导你理解很多看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我充分意识到，我所写的文章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在写的时候就是如此，事后看更加如此。但结论正确与否，并不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看重的东西。社会问题如此复杂，"正确"与否本就没有严格的标准，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很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习惯用正确或者错误来评价文章的好坏本就是单一思维模式的体现。我最看重的，是我能否为嘈杂异常、情绪化严重的中文网络世界带来一点理性的声音，能否给很多大家关注的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经济学视角，能否给某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带来一点挑战。我的一点愿望是，别人读完了我的文章会觉得：这个人的观点我未必同意，但是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有意思的，我就没有从他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
我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是开放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里，开放宏观经济学大概是“最”宏观的领域：汇率，债务，贸易盈余和赤字，跨国资本流动，货币和债务危机，以及国际间的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的相互影响和协调等，凡是跨国的宏观尺度的经济问题，都属于这个领域关心的问题。我的专业领域，以及我从事的工作，给了我非常可贵的机会观察、了解和研究世界上很多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
看多了其他国家的例子，我就有了一点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很特殊，但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并不总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在不少国家身上隐约找到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
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简单的概括就是：乐观但焦躁。我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来自于这样一些观察--中国有数量庞大、健康且受过较好的教育（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水平而言），愿意吃苦并且向往富裕的人群；这个人群已经在几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形成了基本的认可；这一人群勇于接受变化并且已经在激烈的变革中习惯变化；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有着不断克服困难，通过改革寻找出路的良好历史记录；还有，也许有点悖论意味的是，我们的国家还充满了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充满问题，静态地看也许是坏事。但是动态地看，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些问题，就会有新的发展。整个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我们现有的问题越多，我们改进的空间就越大，也就意味着我们继续高速发展的可能性越大。而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那些特点，使得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从体力、脑力到心理，都为矫正这些问题做好了准备。并不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像中国这样，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中国这样的条件。所以，从骨子里，我看好中国的未来。
但我同时也为中国的未来感到焦躁。相对容易的改革已经完成，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我们的人群正在快速分化，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当我们面对更困难的改革和更复杂的问题时，当存在越发强大、可能会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时，当我们的人群不断分化以致于越来越难对改革的方向形成共识时，再加上那些原本就在慢慢收紧的约束--从资源、到环境到我们越来越老的人口年龄结构，都让中国经济的未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但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不少国家也曾经在面对类似情形的时候走过弯路--民粹主义流行，社会矛盾激化和裙带关系盛行--这些都可以轻松地扼杀我们的经济增长。
而眼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能否从应对2008～2009年全球危机的强力货币和财政政策中成功退出，并在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的现实下，为中国经济找到持续增长的动力。这几乎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要发生改变，从出口和投资导向，到更多的国内消费拉动。这种转型，相信会遭遇很多阻力，因为转型意味着不少既得利益要失去利益，意味着有赢家也有输家。而能否成功地实现这种转型，就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重要考验。
也许正是期望和焦虑的并存，才让关注中国经济对于学经济的我来说，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这种关注，也会一直为我提供新的素材，让我能不断地写下去。这本书也许只是一个起点。
虽然我关心的问题通常很宏观，但我的博客却往往从最小的事情入手，很多时候十分生活化。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有诗云：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国，
掌中握无限，
刹那成永恒。
是为序。
郭凯 2010年8月9日晚于波托马克河畔家中
第一章 外汇储备怎么花
中国海量的外汇储备，不仅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老百姓日常的谈资。《剩下余粮怎么办？》《余粮借给谁？》和《把我的钱还给我不是真正的“还富于民”》连续三篇讨论的都是和外汇储备相关的问题。《剩下余粮怎么办？》解释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储备的低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简单的说就是生产强劲，内需不足。在这个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无论以什么货币作为储备货币，都很难真正解决外汇储备回报率低的问题。《余粮借给谁？》回应了所谓“如果中国减持美元，美国就会断炊”的流行说法。中国减持美元，并不会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即不会减少中国对外输出的资金。而这些输出的资金，在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全球金融市场里，最终还是会流到美国这个最大的借款国。《把我的钱分给我不是真正的“还富于民”》是在批驳分外汇储备给老百姓的荒谬观点，犯这种常见的错误是不清楚中央银行其实不掌握真正的资源、外汇储备的最终所有者也不是人民银行的缘故。能印钱的机构未必是有钱的机构，任何一国的中央银行都是如此。
一、剩下余粮怎么办？--外汇储备的悲哀
浪费粮食的最终根源还是来自王二，因为他的生产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能力，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内需不足”。
周小川行长在2008年秋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发表了要设立一种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来取代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言论。此言一出，全世界的政界、金融界都为之震动。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甚至亲自出马回应--超主权货币没有必要，美元仍然是安全的。
作为一个政治姿态，周小川行长的言论无疑产生了敲山震虎的效果，以至于言论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国际金融危机责任的讨论，从专注于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巨额顺差，转移到危机的肇始国美国身上，使美国人一贯咄咄逼人的攻势一下子变成了守势。不过，从经济现实说，即便真的有了超主权的储备货币，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报率较低，甚至遭受损失的情况恐怕也很难改变，因为储备货币是哪一种根本不是问题的根源。让我们想像下面这个例子，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从主流的国际收支文献和模型变化而来：
王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自己开荒种地。每年打下粮食，一部分留作种子来年用，一部分自己吃。开始，每年打的粮食不多，根本不存在剩余。后来有一年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在放开肚子吃和留下足够的种子之后，还有不少余粮。很快，夏天来了，余粮眼看就要坏掉，吃也吃不下，又没有多余的地可以播种。请问，王二该怎么办？
也许没什么办法，除了看着粮食烂掉，还能怎么办？本来余粮可以用来酿酒、磨面或者做米饼，可惜王二都不会。
接下来，我们假设王二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他还有一个邻居，名字叫罗宾逊。如果罗宾逊有块空地，那么王二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借给他。罗宾逊把借来的余粮种子种下，等到秋天收新粮时，再把借王二的粮食还给他，也许还可以多还一点，算作利息。这样对王二和罗宾逊来说都划算，王二多余的粮食有了去处，罗宾逊的空地也有了种子。到了秋天，两人都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消费。
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二人世界，硬通货就是粮食。在王二把粮食借给罗宾逊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二有了自己的（外汇）储备，罗宾逊有了自己的外债。储备也好，外债也罢，都是用粮食计价的，货真价实，不存在"贬值"问题。
现在想像下面的情形：其实，罗宾逊根本没有空地，借来的粮食是自己吃了也好，烂了也好，扔在海里也好，或者证券化了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粮食从来没有被种下去。等到秋天收获的时候，岛上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增加，罗宾逊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可用来还给王二。这时候，王二去找罗宾逊收账，罗宾逊怎么办呢？有三种可能：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仔细想想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是何种货币形式，本质上还是：中国人打下了“粮食”，借给了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这些国家没有把那些“粮食”种了，而是吃了、烂了或者证券化了，总之是“消费了”而没有进行“投资”。如果中国去要账，这些国家的选择将和罗宾逊的一模一样：一、勒紧裤腰带还了；二、赖了；三、还一部分，赖一部分。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是“勒紧裤腰带还了”，那么中国面对的结果只能是被“赖了”或者被“还一部分，赖一部分”。这与采用何种货币进行储备没有任何直接的本质的关系。迄今为止，美国采取的政策还没有勒紧裤腰带的迹象，不过全部都赖了也许不太可能，因此“还一部分，赖一部分”大概是必然的结果。
罗宾逊在借粮食的时候，可以给王二打各种白条，叫它美元也好，叫它特别提款权也好，只要罗宾逊拿不出真金白银的粮食，到最后这些白条都是不值钱的。如果真的需要罗宾逊拿出粮食，就必须保证罗宾逊把借来的粮食种在地里，而不是吃了、烂了或者证券化了。
话再说回来，假设罗宾逊执迷不悟，王二决定以后再也不把粮食借给罗宾逊。但是王二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余粮，粮食最后还是会烂掉，王二最终还是把粮食浪费了，只不过是烂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烂在罗宾逊手上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粮食的最终根源还是王二，因为他的生产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能力，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内需不足”。
如果不想再浪费粮食，看来王二真的需要学习酿酒、磨面或者做米饼了--只会种地是不行的。
二、余粮借给谁--减持有种无力感
这个世界上，有被惯坏的债户，就一定有太大方的债主。以每年几千亿美元的速度向外借钱的中国，恐怕算是史上最大方的债主了。
2010年春节期间，一条新闻引起了不少波澜：2009年12月中国减持美国国债340多亿美元。虽然340亿美元看上去不是一个小数，但是媒体的沸沸扬扬恐怕是过度解读了。340亿美元，对中国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不到1.5%；而且，1.5%的波动也可能由其他技术性原因引起，比如持有的债券到期但尚未投资新债券，或者直接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下降但通过第三方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增加。
最重要的是，美元债仍然有世界上最深最厚的固定收益市场，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300～400亿美元的资产，因此，可能没有哪个基金经理能够做到既以如此规模进行投资，又不增加美元债持有量，同时要求较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话说回来，假设中国真的开始减持美元债，原因真的会像许多人说的那样：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吗？很不一定，特别是在中国继续保持每年3000～4000亿美元国际收支盈余的情况下。《剩下余粮怎么办？》一文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储备货币本身不是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率低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将继续这个王二的故事，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不减少对外盈余的前提下，如果减持美国国债，结果未必会伤害美国。
想像一下：一个岛上住着三个人，王二、张三和李四。王二干得多吃得少，每年都有余粮。张三是自给自足式的，一年到头正好吃光花光。李四有点好吃懒做，自己的粮食不够吃，每年都得找王二借。几年下来，王二手上全是李四打下的借条（俗称，外汇储备）。粮食的特点是没法放，不吃就烂了。因此，王二也有自己的问题，不把多生产的粮食借给李四，最后粮食也是烂掉，谁让王二自己吃不掉呢（俗称，内需不足）。
李四一边找王二借粮食，一边还总是指责王二，怪王二生产得太多，把自己的生产积极性遏制了。李四认为，如果不是王二生产那么多又吃那么少，他是不会这么好吃懒做的。于是，李四嚷嚷着要告王二倾销。
王二觉得很委屈，又想起李四的其他种种不好，一咬牙决定从今以后再不收李四的借条（俗称，减持美元国债）。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不收李四借条没关系，可每年没吃掉的粮食怎么办呢。于是王二只能找到张三，说我这里粮食多，要不然借给你吃吧。张三想，昨晚李四说要来借粮，但是我这里的粮食仅够自己吃，何不这样办，我先借王二的粮食，打一张借条给他，等明天李四来的时候，我再把王二的粮食借给李四，收下李四的借条。
从王二的角度说，他实现了不直接借粮给李四的想法，手上的借条由李四的变成了张三的。从李四的角度说，虽然不能直接从王二那里借粮了，但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借粮。这个岛上只有王二有余粮，所以李四借来的粮食最终只可能是王二的，只不过经张三转了一次手而已。张三在这里只是个中间人，他多出一堆债务，同时也多出一堆资产，一正一反，正好抵消。
这个故事虽然做了很多简化的假设，但反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现实情况：中国减持美元国债，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盈余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赤字国这一现实。中国可以在外汇资产组合上做各种优化，但是放眼全球，真正借入钱的主要还是美国，真正借出钱的还是中国。减持，只是不直接将钱借给美国政府而已，到最后，钱还是会间接地流到美国。
在外汇储备问题上，中国怎么做才能真正对美国造成最大的影响？不是减持，而是真正地缩小自己的国际盈余。正如上述提到的小岛，如果王二没有余粮了，那么李四才会真的发愁，才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这个世界上，有被惯坏的债户，就一定有太大方的债主。以每年几千亿美元的速度向外借钱的中国，恐怕算是史上最大方的债主了。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上看，也许只有帝国时代的英国的盈余，才能与中国的媲美。
三、把我的钱还给我不叫“还富于民”
光分外汇储备本身不会带来老百姓的财富增长。如果政府真的想还富于民，就得把真正属于政府的钱拿出来分。什么钱是真正属于政府的钱？政府的财政收入。
前面两节里提到的王二，让人觉得的确很二，有那么多余粮，那么多外汇储备，干嘛不分给自己人，反而交给外国人糟蹋？于是，就有了分外汇储备的提议。外汇储备不是多吗？分给老百姓不就行了，咱中国老百姓不愁钱多花不掉。只是，外汇储备真的不能分，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政府的钱，而是民间的钱，哪有把民间的钱再分给民间的道理？很想把"外汇储备不能分"这件事说清楚，用一种让根本看不懂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人都能明白的方式。想了不少，虽然仍觉得不太满意，还是准备在这里野人献曝一下。且让我一步步来：
提议一：有人建议，为了还富于民，中央银行多印13万亿人民币纸币，然后给13亿老百姓每人发1万元。请问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恐怕不是。如果仅靠印钞票就能让老百姓变富，那么津巴布韦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了。前段时间该国刚刚发行了万亿面额的钞票，随后不久便宣布将所有的货币去掉12个零。很显然，靠印钞票发钞票，不会让老百姓变富，只是在制造通货膨胀而已。
提议二：既然直接印钱然后发钱不行，那么又有人提议，中央银行还是多印13万亿人民币纸币，但是不直接发给老百姓，而是用它在市场上购买等值的东西，比如电视机等，然后将实物发给老百姓。这下总行了吧，因为老百姓拿到的不是纸币，而是实物，多了一个电视机总不能是假的吧，这样就等于"还富于民"了。
对不起，不行。这还是在制造通货膨胀。看起来老百姓多了一台电视机，实际上，老百姓持有的其他人民币资产会贬值，所以老百姓的财富不会真正增加。再想的极端些，如果中央银行可以这么干，那让老百姓变富也太容易了。人民银行可以不停地印钱，然后在市场上购买东西发给大家，每人发一辆汽车，一套房子，每天发好吃的，总之什么都免费，要什么有什么，都由政府靠印钱买单，这样不就可以一天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现实里，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政府如果这么干，它印的钱很快就什么也买不到了。13万亿看起来很多，可是比不上通货膨胀啊。前段时间，在津巴布韦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谁的钱包里没有几十万亿呢？
提议三：与提议二相当接近。有人建议中央银行印钱买黄金分给大家，这次是真金白银。
对不起，还是不行。这同样在制造通货膨胀。理解提议二不可行的应该自然同意提议三也不可行，只要把提议二的电视机想成黄金就行了（一台高级的等离子电视可能比一枚金戒指还贵）。一旦中央银行开始印钱买黄金，黄金的价格就会飞涨。
如果大家都同意提议三不可行，那么我们距离最后的结论就不远了。为什么要提到金子？因为金子是硬通货，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储备；它有很好的流动性，你可以随时把金子换成钱或者直接用金子购买货物。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黄金。人民银行也有不少金子，只是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较低而已。
提议四：人民银行印人民币钞票，然后在市场上购买美元，再将美元分给老百姓。
这个提议也行不通。如果你能理解购买黄金行不通，你自然能理解不能购买美元的道理，两件东西都是硬通货，性质是类似的。
但是，请注意，认为分外汇储备能够还富于民的人恰恰就是支持提议四的人，因为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元99％是靠印钞票买来的。人民银行自己不创造美元，它所有的美元都是从市场上用人民币购买的。人民银行的人民币是从哪里来的？对不起，都是他们印的。当然，现在已经不用在物理上印了，直接在电子账户上记一笔就行。
本质上，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元，或者说政府的外汇储备，并不是政府的财富。就像你借了一百万元买一套房子，你不会因此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一样，因为你不仅拥有了房产，同时你也有了一笔负债。人民银行也是如此。它印制的人民币是它的负债，将人民币换成美元等外汇储备只是一笔交易，交易本身并不能给政府带来额外的收益。政府手中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老百姓的财富。
如果政府真的想要还富于民，就需要把真正属于政府的钱拿出来分。什么钱是真正属于政府的钱？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政府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比如减税，才可以真正实现“还富于民”。至于以何种货币形式还富于民，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黄金也好，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还富于民”必须是一个财政行为，而不是一个货币行为。
如果还觉得不够清楚，你可以这么想，上述四个提议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政府手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政府必须首先从民间购买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重新分给民间。不管操作如何复杂，实质都是先取后予，把民间的财富收集起来再重新还给民间，老百姓的净财富不会因此而增加。如果政府可以通过不断地购买民间的财富使总财富增加，那么这个世界上就真的存在永动机了。只有当政府减少自身对整个经济的占有，把经济中更大的份额留给民间，民间的财富和收入才会真正地增加。
第二章 房价！房价！房价！
在中国，讨论房价越来越像一项全民体育运动，参予度和普及率相当高，而且不少人对房价问题还有非常强烈的看法。在关注房价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把讨论住房问题的焦点集中于房价，以致最后讨论房地产政策的焦点也集中于房价，存在一定的误导作用。房价问题在根子上不仅仅只是一个价格问题，更是一个供给和分配问题。杜甫说的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集中，城市居民本身也需要改善住房条件，总得有“千万间广厦”安置新旧市民。“千万间广厦”哪里来？不是通过压低房价压出来。相反，是应该通过增加土地供给，最终增加住房供给得到。房子建好了，还必须以比较合理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样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住房得到保障。如何实现比较合理的分配？纯粹通过市场手段，也就是谁钱多谁买得起房，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单纯的压低房价也不能解决合理分配的问题。在我看来，忽视住房的供给和分配，而过度关注房价本身，很可能是错过了问题的重点。普通老百姓关心价格无可厚非，但如果政策关心的也只是价格，那就未必是真的在解决问题了。这一章一组文章，或多或少，都是围绕着上面这个更大的主题，指出光看价格可能导致的问题，并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房价。《多少年的工资才能买套房？》讨论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形下，中国的房价反映的可能就是真实的供需关系和基本面，虽然是有点扭曲的供需关系和基本面。这同时就意味着所谓挤压泡沫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即便没有泡沫，住房的分配问题还是存在的，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房价这事不能一石二鸟》说的是，找各种理由控制房价，有时候似是而非的成分多。房价是一个分配问题，最终也就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直接切入事情的本质对于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房价涨没涨，要看怎么比》首先讨论了一个技术性问题--怎么衡量房价的涨幅？这里想要突出强调的是，因为快速的城市化和交易以新房为主的现状，在中国衡量房价涨幅存在的概念性困难。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度关注某一个房价指标。但这篇文章的潜台词仍然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关心价格所以关心价格，我们最终关心的还是大多数人有没有房住。《国土部的理论》批驳的是国土部认为土地供给并不是住房供给瓶颈的说法。在我看来，国土部的辩解非但没有为自己辩护，反而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中国土地供给的问题。《何不租房？》和《何不买房？》是一对姊妹篇，这两篇文章不是在鼓吹应该租房或者应该买房。相反，这两篇文章是在探讨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租”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却是“要买”。如果房价真的太高，回答似乎应该是反过来的才对。这两篇文章给出了一点我个人的答案。但我提出的问题，恐怕比我给出的答案更加重要。
一、多少年的工资才能买套房
判断房价有没有基本面支撑，要看买房人的收入，而不是全部人群的收入。
2009年秋天，中国的房价在经过了2008～2009年的低迷之后，开始呈现大幅增长的苗头。一天，我和谷主与一对在业内很有名气的中国经济学家夫妇一起吃午饭。席间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各种事情。但因为职业关系，我们最关心的话题还是中国经济。我还记得自己像参加考试一样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怎么论证中国的房价没有泡沫？
这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对方并不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没有泡沫。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界定泡沫是否存在是公认的难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很直接地说过：只有当泡沫破了，你才能确定那是个泡沫。因此，讨论中国的房价有没有泡沫，不能上来就假设中国有或者没有，而是必须摆出正反两方的论据，然后判断这些论据是否合理。事实上，当时饭桌上的四个人都认为，想要论证中国房价有泡沫是相对简单的，这方面的观点也到处都是--只要看那些常用的指标，比如房价收入比或者售租比即可。中国的这些指标都很高，一些城市已经高得很吓人。对方想要探讨的是，有没有除泡沫以外的可能性，能够解释这些偏高的指标。对于一个严谨思考房价问题的人而言，不轻易排除其他可能性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我的回答是：可能存在别的解释。我认为，中国的特性使它在理论上可以拥有比其他国家高很多的指标但仍然不存在泡沫。如果硬要给一个具体的数字，我觉得把中国的指标除以四，再和其他国家比较，才比较合理。如果除以四之后还是偏高，那么可能存在泡沫；如果相对低，那就没有泡沫。以房价收入比为例，别的国家10年的工资能买套房，而中国需要40年的工资才能买套房，但中国可能仍然不存在泡沫。
对方听了我的这个说法，立刻表示：愿闻其详。
我于是解释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思路，还没有仔细地推敲和计算过，具体的“四”这个数字可能完全不对。我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至少是其他国家的两倍以上，因此在别的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中国房价的指标也应该达到其他国家的两倍；其次，真正买商品房人群的平均收入要高于全部人群的平均收入。如果购房人群的收入水平是全部人群的两倍，那么针对同样的房价水平，用全部人群平均收入计算的房价收入比，就要比用买房人群平均收入计算的房价收入比高出一倍。如果把这两个效应叠加，意味着把中国的房价收入比除以四，才和其他国家的指标具有可比性。
对方很容易就听明白了我的思路。至于他们是否认同我的分析，我不得而知，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判断。总之，对方出一个命题作文，我只是“按头制帽”罢了，双方都没有把饭桌上的闲谈太当真。下面，我再具体解释一下上面提到的两个效应。
为什么经济增长率高意味着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也应该相应高？这里通过一个例子解释也许最直观。假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什么都一样，包括当前的房价和人均收入--两个国家的房价都是50万，人均收入每年5万元。唯一不同的是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个国家每年增长10%，另一个国家不增长。显然，两个国家当前的房价收入比是一样的，都是10，也就是一套房子的价格相当于一个人十年的收入。但问题在于，收入增长速度不同的两个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可能相同吗？其实不太可能。因为不出几年，比如说7年之后吧，收入不增长的那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还是5万，而那个收入每年增长10％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翻番了，达到10万一年。如果房价收入比还是保持为10，那意味着收入不增长的那个国家的房价还会是50万，而收入增长的国家则会涨到100万。但如果一个国家7年后房价会涨到100万，那今天50万的房子恐怕就显得太便宜，不被抢光才怪。也就是说，今天的房价不太可能只是50万了，应该更高才对。语言的叙述很难精确，但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可以用数学证明的--只要利率不太高，在收入增长更快的国家，房价收入比应该更高才对。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是房价收入比反映的只是一个截面的收入，而收入本身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房价而言，不仅现在的收入重要，未来的收入同样重要。未来的收入更高，就会推高今天的房价收入比。
至于中国买商品房的人群平均收入高于整个人群的平均收入这件事情，还只是一个猜测，但应该不算是很离谱的猜测。在中国，能有钱支付购房的首付，还能按月付得起月供的人，即便是找父母、亲戚或者朋友借的钱，恐怕也不会是挣民工工资的人。这些人多半有着稳定且还过得去的收入。虽然网上经常有人晒，一个月一万元的工资也不够花的“窘境”，但在一个人均GDP只有3万元的国度，不要说月入万元，月入3000元已经比平均水平高出不少了。其实中国的房奴，生活虽然辛苦，但从收入水平上说，并不是一个低收入群体。这里要强调的是，房价有没有基本面支撑，关键要看买房人的收入，而不是全部人群的收入。购房的人群越有钱，房价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越会高不可及。
最后我想指出，上面提到这些不是说房价高是好事。恰恰相反，上面的这些分析都表明了一个冰冷的现实：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那些收入增长缓慢的人群而言，是非常残酷的。即便没有炒作，房价也可能会被那些高收入或者收入增长很快的人群迅速推高。房价上去了，但整体人群中还有很多人的收入没有相应跟上，这就直接导致了住房分配上的巨大差距--有些人可以买好几套房，而不少人买“一个卫生间”都十分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住房完全由市场调控，那确实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分配不均。因此，即使中国的房价没有泡沫，有基本面支持，符合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也不意味着中国的房价在分配意义上就是合理的，特别是在住房具有必需品性质的前提下。
因此说到底，房价有没有泡沫虽然重要，但却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居高不下的房价，无论有没有泡沫，其所反映和引发的收入和住房分配不均问题恐怕更需要关注。
二、房价这件事不能一石二鸟
房价关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这句话怎么讲都不算过，因为房价牵涉到几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这是一笔政治账，这里的稳定是政治上的稳定。
2010年1月，我在北京出差。有一天，我从王府井东方广场的写字楼出来，打了一辆出租车去金融街。车沿着长安街自东向西开，不是很堵。路上，我就跟司机聊上了。北京的哥属于全国闻名的既无所不知又特别能侃的类型，和他们聊天通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天我其实是带着问题聊天的，很想知道司机的社会福利怎么样，比如说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众所周知，北京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较好，又是首善之区，所以社保体系在全国属于好的。我想知道一个好的社保体系对一个普通的哥而言意味着什么，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伴随着人们安全感的降低，而安全感是人们生活质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能够通过建立一个好的社保体系，重新给普通老百姓带来安全感的话，就和提高他们的收入一样，也是一种福利。但聊着聊着，司机开始跟我讲他的幸福生活。他告诉我，他有出租开，老婆上班，女儿也挣钱了，一家三口加在一起每月能挣到1万多块，觉得挺知足。我听他这么说，就附和地回了一句，：“幸好你生了一个女儿，不用买房，否则你这1万块未必够。”我这句话显然触动了这位的哥的某根神经，让他想起了当年的“屈辱”和如今的“幸运”。他大笑道：“当年我的哥们儿都嘲笑我，说我没用，……（此处略去50字）生了个不带把儿的。现在他们一个个都傻眼了，不吃不喝都买不起房啊。”
的哥的一句话，折射出一个鲜明的事实：房价关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这句话怎么讲都不算过，因为房价牵涉到几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这是一笔政治账，这里的稳定是政治上的稳定。
房价当然也关系到经济金融的稳定。2008年起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源头就是美国房市的崩盘。如果稳定房价，也能帮助中国避免美国式或者日本式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那这就是一笔经济账，这里的稳定是经济上的稳定。
对不少人而言，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稳定所指的方向都一样，就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甚至逆转房价上涨的趋势。因此，控制房价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做法。但我觉得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控制房价最强有力的理由还是政治上的稳定。至于经济上的稳定，我个人认为，中国既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房价的波动不太会导致中国发生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或者像日本那样因为泡沫破裂一下子失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房价波动不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简单和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美德。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简单，所以投资房地产的主要融资方式还是从银行贷款。细看中国商业银行整个贷款体系的组成会发现，2009年的数据显示，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约为18%，其中2.5万亿（约占总贷款的6%）是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4.8万亿（约占总贷款的12%）是住房按揭贷款。这4.8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总的来说应该是相当安全的。因为中国老百姓买房的时候，很多家庭都会一次性用现金支付40％、50％甚至更高的首付，而30％是一般的下限，剩下的部分才从银行贷款。平均起来，中国老百姓购房的首付比例能够达到50％左右。一个家庭如果已经投入了30%、40%甚至50%的首付进去，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赖房贷最后让银行把房子收走的。平均首付50％意味着，即便房价下跌50％，很多家庭仍然有动力继续还贷，毕竟欠银行的钱和房子的价值在那个时候还是持平的。这和美国的情形截然不同。美国的那些次级贷款，往往没有任何首付，头几年连月供可能都会很低。借了次级贷款的人，一旦出现还不起贷款或者房价下跌的情形，拍拍屁股走掉很容易。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美德：量入为出，不借过头钱。这么做的结果，用时髦的话讲，就是低杠杆率。事实证明，一个低杠杆率的国家的金融体系将更能抗拒资产的价格波动。借给开发商的那2.5万亿贷款的风险则要大很多，但2.5万亿和中国银行体系的总规模相比，不算一个特别惊人的数额。就算它们全部变成坏债，颗粒无收，也扳不倒中国主要的银行。中国现在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10％，2.5万亿的损失，会把资本充足率降到5％左右。这些银行可能需要补充一些资本，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还不至于受到威胁。
总而言之，中国借款人的低杠杆率和没有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把风险集中于一两个机构身上，使得房价的波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相对较小。在很大程度上，这和股市有点相似。中国的股市自2007后开始坐过山车，从6000多点一路下跌到2009年初的不到1800点。股市的市值缩水了一半多，不少人亏了很多钱，但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如果房价跌20％～30％，甚至40％，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会是类似的。
分清房价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十分重要。因为现在太多关于房价问题的讨论，看起来是在分析一个经济问题，实质却是在讨论一个政治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导致得出的结论四不像：符合了经济原理，却不解决实际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想法，又似乎不符合市场原则。承认房价是个政治问题，然后承认政治问题必须要用政治手段解决，恐怕会让事情简单明了一点。
三、房价涨没涨，要看怎么比
那些交易量小的市场里发生的价格变动，与真正有交易量的市场里发生的价格变动比起来，重要性要小得多。
一个经常引起人们热议的话题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数据和很多人日常的生活感受完全不同，房价上涨的速度似乎远超过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而且，国家统计局关于房价的数据与很多民间的数据，比如说搜房网的数据以及一些大型地产中介公司的数据也不符。后者显示的房价上涨速度往往远超过统计局的统计。于是不少人因此下结论：统计局在做假，房价“被稳定”了。
让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还是先假设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真实的，只不过统计口径不一样。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工资收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工资连年高速上涨，但很多人觉得不是如此，俗称“被增长”。但事实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只包含一部分就业人员的工资，并没有涵盖全部劳动人口。这样就导致了国家统计局的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经济中工资变动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气污染数据。环保局官方公布的北京污染数据是几十个观测点，包括郊区观测点在内测到的24小时数据的均值，而美国人在他们的大使馆里也架了观测仪器，观测的是使馆区域的大气污染程度。结果有时候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北京是"蓝天"，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却显示北京朝阳区的污染为重度。这里不能说谁在做假，只能说哪个数据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我觉得在讨论房价问题的过程中，一上来就说统计局的数据是假的，那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更何况，房价可能比上面两个例子更复杂些。
为什么会更复杂？我在这里构造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城市化，主要房产交易发生在新房市场的国家里，衡量房价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假设有座城市，就叫它北京吧。假设它只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就叫长安街吧。长安街把这座城市分为两大块：城北和城南。简单起见，假设2009年城北的房价是2万元一平米，城南的房价是1万元一平米。到了2010年，城北的房价变成4万元一平米，城南的房价变成2万元一平米。请问，2010年北京的房价比2009年涨了多少？
这似乎是个傻瓜问题，房价涨了百分之百，这应该是个没有任何争议的答案。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现在我们假设2009年全北京开盘的楼都在城北，而2010年全北京开盘的楼都在城南。如果你只看新楼的销售数据，就会发现北京2009年和2010年的开盘价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变化，都是2万元一平米。因此，如果只看开盘数据，可能就会得出2010年的房价相对于2009年没有涨的结论。可明眼的人会立刻反驳，这是在做数字游戏，是拿吉利和宝马比--你要是拿今年的吉利车的售价和去年宝马的售价比，那新车价不仅没有涨，还跌了呢。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许新楼的销售数据就是我们应该看的数据。为什么这么说？北京后海边上翻新过的四合院的价格这几年可能已经涨了几十倍了，但对绝大多数要买房的人来说，这个价格并不重要。一张电影票已经从过去的20元钱涨到现在的100元，但对绝大多数买盗版光盘在自家电视上看电影的人来说也不重要。LV包的价格又翻倍了，但这对绝大多数背普通包上班的女士们来说也不重要。很多东西的价格都在涨，但这并不影响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更广义的说，那些交易量小的市场里发生的价格变动，其重要性要远小于那些真正有交易量的市场里发生的价格变动。
中国的二手房市场这些年发展很快，特别是2009年，一些税收上的优惠，使得交易格外活跃。但中国房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房占主导的市场，大量的交易仍然发生在一手市场。因此相对来说一手市场的价格才是衡量购房成本更好的指标。如果一手市场的价格相对稳定，不发生过快上涨，那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购房成本并没有过快增加。在上面的例子里，2009年花150万在北京能买75平米的房子，到了2010年，150万还是能买75平米的房子。没错，只是两个房子的地段不一样。但这就和在家看盗版《阿凡达》一样，虽然没法和在正规的IMAX影院里看3D的比，但是10元钱的盗版碟也能够满足住房的基本需要。没错，别人开宝马，但你只能开吉利，但你好歹也有代步的工具了。更何况，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地段也不是绝对的。现在看起来城南地段不好，不代表过几年仍然不好。15年前，北京的三环外就很荒凉，还根本没有四环，现在的四环外还能看到农田。从北大西门望出去，直接就能看到西山，中间根本没任何楼房阻隔。那个时候，住在现在的四环边上属于住在郊区。而现在，如果能在四环边上买套房，相信很多人都会欢天喜地，觉得就住在市中心。过去的通县，现在的通州区，因为通了城铁的缘故已经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城北的回龙观小区和城南的亦庄在刚刚开发的时候看起来何其遥远，但现在很多人都住得其乐融融的。距离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更何况，城市大了，市中心也可以有很多。过去在北京买东西，不是上西单就是逛王府井。而现在，只有外地人才去这些地方。
必须指出的是，我上面构造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清晰的房价涨了一倍的例子，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即便如此，仅从新房的购房成本看，房价却没有涨。如果房价的统计数据仅仅覆盖实际发生的交易数据，那就很可能显示房价没有涨。而现实的情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多了。比如说，在商品房价格暴涨的同时政府大量供应限价房，那么房价应该怎么衡量？光看商品房的价格可能是在疯涨，而光看限价房，房价又可能没涨。取平均，怎么取？是按交易量加权平均，还是按保有量加权平均？这些都不那么简单。国外虽然已经有很多成熟的衡量房价的方法，但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本身也比较成熟，而且市场的情形和中国的并不完全一致，那里没有像中国这么快速的城市化和那么多新房上市，因此那些方法不能直接套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不能说从交易数据看，进而得出"房价没有涨"的结论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觉得住房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还取决于你关注房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住房是必需品、消费品，关注房价的原因是关心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房，那么只要一手新房的价格保持稳定和涨幅适度，就能解决老百姓买房自住的需要，至于那些高档社区、豪华公寓、黄金地段的房价怎么飙升，和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没什么必然联系--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买得起，也没有人会去买。
我上面构造的例子还清晰地说明了，如果只是简单地公布一个总的房价指数，会掩藏太多重要的信息。如果统计局真的想把房价信息做好做透明，就应该公布更多的数据、更细的数据，让更多的专家和百姓进行研究、参与讨论。在那之后，也许会有共识，也许会继续会保持分歧，但事情恐怕都要比现在更清楚，制定政策也更能对症下药。
四、国土部的理论
中国应该属于地紧人多的国家才对，但中国的地价占房价的比重竟然如此之低，我想，恐怕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有重大缺陷。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新闻：
中新网6月23日电再有两天将迎来第19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保障科学发展，保护耕地红线”。日前，有专家称，由于守红线，导致土地偏紧、地价偏高，影响房价。对此，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指出，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会影响到房价，说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鹿心社表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会影响到房价。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既强调把18亿亩耕地红线保住，同时也为发展建设、特别是住房用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强调，“不管中国的土地多么紧缺，居民正常的住房用地需求我们还是要保障”。
另外，鹿心社还指出，地价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或者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国土资源部调查了62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在东部、中部、西部有不同的类型。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在中国，地价占房价的15%-30%，平均是23.2%。与国际水平比较，美国是28%，加拿大是24%，英国是25%-38%，韩国是50%-65%，日本是60-75%，新加坡是55%-60%，中国的比例远低于我们的邻居。从中国的地价水平看，说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看了这条新闻，我实在不敢苟同国土部的结论。从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低，得出土地供给不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原因，这里面的道理并不清楚。让我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吧，注意这只是一个例子：假设国土部决定，为了紧守土地红线，从今年起，北京每年只批一幢公寓楼的地。然后这块地以1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比如说，北京首创集团。很显然，如果北京真的每年只批一幢公寓楼的地，给定北京每年有这么多人要买房居住的前提，北京的房价一定会高得离谱，每平米十万二十万元不是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算北京的地价占房价的比重，最后的结果会接近于0。基于此，你能得出结论说因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接近于0，所以北京的房子卖到二十万元一平米和土地政策完全无关吗？绝对不能！事实上，在这个例子里，推高价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过紧的土地供应和低价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
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而是说地价平均而言只占房价的23％可以是因为做分母的房价太高了，也可以是因为做分子的地价太低了，或者两者同时存在。不能通过一个比例就轻易得出房价没有受到土地政策影响的结论。
但究竟什么比例才是合理的比例？我们再仔细看鹿心社提供的这组数据，会发现其中透露出不少有用的信息：越是地广人稀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和加拿大，地价占房价的比重越低；越是地紧人多的地方，比如说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地价占房价的比重越高。这本身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打个比方说，在美国内华达州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人的沙漠里盖房子，那里的地几乎是不用花钱的，房价最后基本上取决于建筑成本，地价占房价的比例自然会很低。但如果你换到东京的市中心盖房子，那建筑成本相对于地价，也许可以忽略不计，最后那里的房价构成中大部分应该是地价才对。
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广大，但因为多山、多高原、多荒漠，适合人类居住的部分其实并不算太大。更何况，中国庞大人口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狭小的沿海地区。从中国人口的实际分布看，中国应该归于地紧人多的国家才对。但中国的地价占房价的比重竟然如此之低，让我不得不说，恐怕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有重大缺陷。土地似乎是过于便宜地提供给了房地产开发商，而土地供应量又偏小，从而帮助推高了最终的房价，结果导致开发商从中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前面举的关于北京的那个假设，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尽管有点极端。
如果我对中国地价占房价比例偏低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土地政策的方向应该截然不同。国家应该增加土地的供给，从而帮助抑制最终的房价。同时，在土地出让的过程中，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使得开发商不可能低价拿地和屯地。这样中国的地价最终会上升，但房价却会下来。这样，地价占房价的比例虽然上去了，但开发商的暴利也下来了。
五、何不租房
任何认为在目前的房价和租金水平下，买房比租房更划算的人，其实都在不自觉地论证：如果把买房带来的各种显性与隐性回报考虑进来，那么房价相对于租金并不算高。
很多人认为中国房价有泡沫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的售租比（房价/租金）太高。这本身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毕竟，如果没有租金作为支撑，房价可能就是虚高了，也就是有泡沫。但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家真的认为现在房子的售租比高得不合理，认为房价有泡沫，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庭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如果房价不能被现在和未来的租金所支持，那租房严格说来应该比买房划算。
我听过很多不得不买房的理由：买房可以带来安全感；租房比较麻烦，装修差，和房东关系不好处；老是要搬家；买房才能有户口，才能享受各种社会福利；有房才有面子；还有就是传统，中国的家庭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特别是对新婚夫妇来说，双方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在自己的房子里结婚等。
但这些理由，其实都是在论证，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售租比确实会相对较高。因为上面的那些理由实际都是在说，在中国，拥有自己的房子所带来的"便利"要超过租房所带来的"便利"。租一套价值100万元的房子也许只需每月支付2500元，但拥有一套100万的房子所带来的潜在便利、减少的麻烦以及增加的稳定和幸福感，要远远超过2500元。或者更直白一点，即便租房绝对得便宜，很多人还是会觉得买房更舒服、更划算。任何认为在目前的房价和租金水平下，买房比租房更划算的人，其实都在不自觉地论证：如果把买房带来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回报考虑进来，那么房价相对于租金并不算高。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房价在绝对意义上不高，而只是相对租房而言。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人如果真的觉得房价有泡沫，虚高了，就应该忍住不买房、先租房，等泡沫破了再买。忍受那点麻烦，一点点不安全感和可能的多次搬家，是可以带来显著经济回报的。如果一个人既认为有泡沫，可仍然决定买房，这两件事情是存在矛盾的。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一辈子最大的开支可能就是房子了，这么做少说也是拿自己人生中也许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冒险。
没错，所有人都需要房子住。但有地方住并不意味着必须买房。美国的住房拥有率多年以来也就是2/3左右，剩下1/3的家庭没有自己的房子。在欧洲不少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住房拥有率还要更低。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大家也没有都睡在马路上。
如果真的认为售租比太高，那何不租房？这才是对高房价最好的报复。
六、何不买房
中国房价偏高的原因有很多，现在还要加上一条：投资渠道缺乏。如果中国能有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使得老百姓通过其他渠道投资的回报率达到5％甚至10％，那么中国房价上涨的压力恐怕要小很多。
我和谷主在美国是租房住的。在我们所住的地段想要买下我们租的房子，即便在美国房市如此低迷的情况下，仍然是比较困难的。我和谷主计算过我们房东的买房回报率，结论是：回报率不算太差，也不算太高，大约一年在4～5％左右，属于一项比较稳健的投资。这个回报率比起存银行只稍微好一点。房东如果愿意接受一些风险，那么超过这个回报率的投资机会还有很多。
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的差别很大。我们主要的特点是：老百姓即使有了钱，也没有太多的投资渠道。股市基本上还带有赌场的特征，债券市场基本上不向个人投资者开放，直接投资实业或者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放贷也不是很多人能够做或者敢于做的。剩下的投资渠道，基本上就是买房或者存银行。很多年来，中国居民手上的金融资产还是以银行存款为主。
但运用一点简单的算术就不难得出，从回报率看，在中国买房要比存银行划算得多。
举个例子说吧。假设你有100万，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不是个好假设。你可能没有这么多钱，不过中国很多人有。而且，即使一个小家庭没有，算上爹妈、老丈人丈母娘，能凑出100万的家庭就不少了。如果你有100万，你可以选择把这100万存在银行里。现在5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是3.6%，这应该是个人能够拿到的最高存款利率。然后假设一年的通胀率是2％，这是相当温和的通胀，那么把钱存银行再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真实年回报率就是大约1.6%。
你也可以选择买一套100万的房子。买房的回报率不是那么直接，需要做一些假设：
首先，不管买房是自住还是出租，房子都提供了“收入流”。如果是出租，收入流自然是租金；如果是自住，因为你享受了这个房子提供的服务，收入流还是这个房子的租金。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市场上购买这样的服务，你就要付出相应的租金。但你拥有了房子，所以就省下了原本需要支出的租金，于是虽然你没有直接拿到钱，但省下的就是挣下的，这仍然是你收入的一部分。
现在假设房价/租金比是33又1/3，也就是100万的房，一年能租3万元块，合2500元一个月，这个假设恐怕不算特别离谱吧？
其次，再假设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房子本身不会升值也不会贬值，租金不会涨也不会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通货膨胀，现在100万的房子，10年后是100万，30年后还是100万。租金也是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这很明显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假设了。真实的房价和租金30年不涨，十分不可能。
最后，假设租金和房价会随着通胀一起水涨船高。也就是说，房子和租金是不会因为通胀而缩水的。这是真实资产的基本特点，就像黄金、大米一样，不会因为央行印了太多的票子而变得不值钱。房子和房子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也不应该因为央行多印了票子而缩水。
做了这些假设之后，买房的真实年回报率是多少？很简单，3/100=3％。
存银行的真实回报率是1.6％，而买房的真实回报率是3％。孰高孰低已经十分清楚。而我上面的这个例子里，很可能高估了存银行的回报率，因为通胀率很可能会高于2％，比如2010年7月的通胀率就达到了3.3％。同时也很可能低估了买房的回报率，因为租金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会上涨，房价也有可能会涨。如果中国的通胀水平上去了，人们通过真实资产来保值的意愿加强，租金和房价上涨得会更快。因此，买房的回报率不仅比存银行的回报率高，而且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在只有存银行和买房这两种投资手段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买房是一种相当有吸引力的保存财富的方式。
因此，即使纯粹从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和保值的角度考虑，很多有闲钱的人也会选择买房。这些人未必主观上想炒房，但他们行为的结果最终会推高房价。
所以说，中国房价偏高的原因有很多，现在还要加上一条：投资渠道缺乏。如果中国能有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能够使老百姓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投资的回报率达到5％甚至10％，那么中国房价上涨的压力恐怕要小很多。因为那时，通过别的投资渠道得到的回报率相当可观，于是有闲钱的人未必会有动力把钱投向房地产。5％～10％的回报率并不是信口胡说，根据北大（卢峰、宋国青等）和清华（白重恩、钱颖一）两组经济学家前两年用不同方法独立进行的测算，中国资本的回报率大约是10％。中国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在10％左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10％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少行业都可以轻松实现。
前面说了这么多，都是在做思想游戏，那真实的数据情况怎么样呢？其实也许不需要看数据，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存在银行里的钱几乎是没办法保值升值的，但就算不存银行，钱也没有别的地方放。还是看看真实的历史数据吧，也许能让我们个人的印象得到更确实的印证。
中国的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因此真实回报率也比较容易计算。所以，我就依据数据计算了一下，做了两幅图。第一幅图是1989年以来中国的一年期真实存款利率，也就是当年平均的一年期名义存款利率减去当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之所以从1989年开始，因为这是我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数据。
从这幅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首先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很多年以来都是负的，换句话说，存款的利息不足以补偿通货膨胀引起的资产缩水，钱在购买力的意义上越存越少了。其次，即使在正的年份，也没有正得很多，最高的时候也就6％出头，比起中国10％的投资回报率还是低不少。但实际利率在负的年份可以非常负，这是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相当恶性的通货膨胀。中国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人民银行还先后两次引入过“保值储蓄”。“保值储蓄”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膨胀带来的负实际利率现象，但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消除通胀的负面影响。因此，尽管由于“保值储蓄”的存在，使得80年代末和1993～1995这两个时期的回报率也许没有看上去那么负，在那两个时期里储蓄的实际利率为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各年回报率的数据，我又做了一个计算：假设你在1988年底存进银行100元人民币，然后每年都把利息存进去，最后在2008年把所有的钱一次性取出，这些钱折合成1988年的人民币会值多少钱？我的计算结果是97元，比最初存进去的钱还少。这就意味着，在1989年～2008年这二十年里，银行存款的真实回报率平均起来是比较接近于0的一个负数。如果只看2000～2008这几年，平均真实回报率也只有0.3。因此，从历史记录上看，在前文中假设银行存款1.6的真实回报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
如果"真实回报率"这个经济学的概念让很多人觉得不直观，那我们也可以用更直观的方式来反映同样的事情。于是我做了下面这幅图。右侧的柱子是如果你在1988年底存进银行100元，然后把每年的利息也存进去之后，每年你在银行的储蓄余额。1988年的100元，到了2008年会变成300元。请注意，2008年的300元，因为通胀的原因，并没有比1988年的100元更值钱。前面已经说了，2008年的300元按购买力计算只相当于1988年的97元。左侧色的柱子是一个假想的情形，就是如果银行的利率始终比通胀率高1.6%，也就是保证存款的真实回报率能达到1.6%。这样1988年的100元，到了2008年就应该是404元。404元要比300元多出34.6％，这就是正的1.6%的真实回报率和中国的实际回报率，在20年里拉出的差距。
而如果你在1988年把这100元钱投进了房地产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商品房，也不存在投向房地产的说法，但也许不用任何计算，如果1988年的时候真的允许把钱投入房地产，那个时候的100元，到了今天怕是能值1000元、2000元也不止，绝对要比存银行划算很多。
所以说，从历史数据上看，在过去20年的任何一个时点买房，恐怕都比存银行强。当然，历史不代表未来。虽然，历史总是会重复自己。
中国的投资渠道少的现实，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的存款利率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会继续存在。这就意味着，过去20年的历史很可能还会向着相同的方向沿续。如果真是如此，那何不买房？
第三章 中国货真的便宜吗
《红楼梦》开篇处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关于中国贸易补贴的讨论怕就是这样。一条“中石油、中石化贱卖成品油给外国人”的网上消息，激起千层浪。原本就"被千夫所指”的两大石油巨头一下子受到被“万人唾骂”的VIP礼遇。可惜的是，中国在政策层面的出口倾斜及背后的隐性补贴仍不引人注目，甚至不为人所知。即便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确在补贴国外消费者，这种补贴和中国在整个出口产业对国外消费者的隐性补贴相比，极难望其项背，比肩。补贴低端出口行业还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延缓产业升级和阻碍经济可持续增长。
《便宜的中国货牺牲了谁？》讨论分析了在中国货便宜的背后，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对出口的各种隐性补贴达到每年上万亿人民币，而且这仅仅是静态的损失。《“吊着输液管”的竞争力》进一步指出，这种隐性补贴还将导致动态损失，让中国的产业结构困于不可持续的低端产业，阻碍产业升级。《“卖国”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将分析两大石油公司将石油贱卖给外国人的传闻是否属实。经过简单的税费调整计算，笔者发现两大石油公司的出口成品油价格和国内的售价相当接近，并无网上危言耸听的出口油价只有国内售价40%的情况。而且，考虑到进出口的成品油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加工贸易，更难在现有的数据信息下得出两大石油公司贱卖成品油的结论。更深想一层，逐利的两大石油公司又有什么动机贱卖石油呢？《报复性的关税惩罚了谁？》则是从反面看贸易问题，通过中国和美国在鸡肉和轮胎问题上的博弈，讨论为什么惩罚对手最后伤害的还是本国消费者，而且也未必能带来所谓的就业。
一、便宜的中国货牺牲了谁？
如果将上述补贴加总，说中国对出口商品的隐性补贴将达到每年1万亿到2万亿元，我不会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如果真是这样，中国货不便宜才怪。
所有要求中国将人民币升值的国家，其实都在抱怨同一件事情：你卖给我的东西太便宜，求你涨点价吧。涨价的方式就是人民币升值。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要求，总会想起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竟然还有这么贱的要求。
中国生产的东西便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奇怪。你可以为之找到很多理由，比如由于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比较奇怪的是，中国生产的东西不仅便宜，而且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中国的贸易条件正在不断恶化，。这恐怕就不能用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来解释了，因为过去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便宜，相反，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就算没有统计数字显示的那么快。
导致东西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单位成本降低了，因此即使东西卖得便宜，钱也不少赚；也可能是由于中国补贴出口，从而人为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
问题是，中国真的在补贴出口吗？如果是，那钱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财政支出里并没有"出口补贴"这一项。如果出口补贴真的来自财政支出，那么只能说中国没有把出口退税定义为出口补贴，因为国际通行的出口补贴做法是完全退税。但我个人觉得，中国确实是在通过各种方式对出口进行隐性补贴，下面可以举几个例子：
补贴一：人民银行的对冲成本。维持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不是不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完全由人民银行承担。成本的精确计算也许只有人民银行清楚，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做个粗略的估计。需要强调的是，实际的成本计算需要考虑很多复杂的细节，下面的例子是非常不严谨的。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同时防止通胀，这些年来人民银行一直在进行对冲操作。所谓对冲操作，就是一边用人民币购买市场上的美元以抑制升值压力，一边通过发行央票、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放出去的人民币。发行央票和回购都是要付利息的，人民币利息；买来的美元则由人民银行投资于国外，其中至少8000亿美元投资了美元债券（实际的数额可能会更大），收取美元利息。支付的央票利息和收回的美元国债的利息之间，有一点差距。从利差角度讲，人民银行可能亏一些，但不算太多。问题是，这些年来美元一直在贬值，不仅相对于人民币贬值，而且是相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贬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2003年以来，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每年贬值3％，所以这每年3％的损失要由人民银行承担。虽然在会计意义上，这些损失未必直接反映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在经济意义上，损失已经发生了。8000亿美元国债每年损失3％，也就是每年24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1600亿人民币。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人民银行亏损了，就意味着一定另外有人赚了。赚钱的就是出口商和热钱。一旦出口商把出口获取的美元换成人民币，他们就逃脱了每年贬值3％的命运，因此在实质上，人民银行隐性地补贴了出口商。对热钱也是一样，这种补贴最后就转变成热钱的利润。
补贴二：低利率和低工资。人民银行的补贴比起中国老百姓被迫对出口进行的补贴，恐怕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和北京大学卢峰教授等人的研究，中国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大约在10％左右。而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接近于0。也就是说，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几乎是零利息的，但这些钱被贷出去之后，能够创造10％左右的回报。这些回报，或者说利差，存款的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最终都被银行和企业分了。如果企业都是内销，那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外国人并没有沾光。但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是出口企业，这些企业因为可以获取非常便宜的资本，所以能用更低的成本生产，用更低的价格出口，最后让国外消费者享受便宜的中国商品。中国居民存款大约有20万亿元，一年10％的利差就是2万亿元。假设外向型企业获得其中四分之一的贷款，也就是一年5000亿元，这5000亿元中的不少最后都变成了对国外消费者的补贴。
另外，这些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中国经济增速，而企业和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速。和这件事情对应的是，居民工资的上涨速度相对滞后，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较快。简单地说，企业利润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工资支出的相对下降。也就是说，挣工资的在补贴开公司的。当企业出口商品的时候，补贴就会被低廉的工资以低价的商品形式间接地转移给国外消费者。
补贴三：环境和生态。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为代价的。如果所有企业都做到环保排放达标，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绝不会像现在这么低。这也是对企业的间接补贴，是亿万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为当下的中国企业提供补贴。我们又知道，中国很多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都是用于出口的，所以这些补贴最终等于又贴给了外国人。
如果将上述补贴加总，说中国对出口商品的隐性补贴将达到每年1万亿到2万亿元，我不会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出口的越多，补贴的越多，如果真是这样，中国货不便宜才怪。
二、“吊着输液管”的竞争力
这些补贴表现在：工人的工资不能提高，汇率不能升值，利率不能涨，退税要越来越多。失去了补贴，中国工厂就会失去竞争力；保护环境，就会失去竞争力；能源涨价，就会失去竞争力。可是，我们真的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竞争力吗？就算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要维持，又能维持多久呢？
中国出口什么商品，什么商品的价格就跌；中国进口什么商品，什么商品的价格就涨。这是一个很多人都相信的观点。其语言是不是非常精确，这里不做深究。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和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出口衬衫，都需要老大一堆才能换回一架飞机。中国的问题是：过去，可能中国只需要出口4亿件衬衫就可以换回一架飞机，过了两年，因为衬衫的价格相对于飞机跌了，导致中国需要出口6亿件才够，再过两年甚至需要8亿件。
当然，让衬衫和飞机做价格比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毕竟中国出口很多种商品，也进口很多种商品。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常用的指标，贸易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这个指标越低，说明一个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越便宜。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中国1991～2009年的贸易条件图，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家无需理会具体的数值，因为这些数字取决于如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和选取基年，你只需关心这条线的走势就可以。很明显，在整体上，中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是恶化的。2009年的反弹，主要是由于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到2010年这个短期趋势很可能被逆转。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出口的商品相对于进口的商品而言，越来越便宜。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出口的越来越多，可换回想要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却越来越少。
当然在理论上，贸易条件恶化不一定就是坏事。举例说，假设中国人都突然变成了三头六臂，中国的衬衫产量一下增长到原来的三倍，但如果衬衫的出口价格只下降一半，从实际收入上说，中国人的收入还是上升的。这就好比虽然摩尔定律让芯片越来越便宜，但英特尔公司并没有越来越不赚钱。
然而中国的问题是，上述的故事恐怕不是故事的全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一些低端产业里，有很大一部分还是通过简单的复制扩大实现的：原来只有一条生产线、200个工人，过两年变成两条生产线、400个工人，然后扩充到600个工人，800个工人，通过不断增加人力的投入，中国已经在给全世界做鞋子、做衣服、做家具。从出口市场上说，商品供应量大幅度上升，价格就会下降。逐渐地，厂家的利润就被吃光了，最后只有通过补贴来维持生产规模。这些补贴表现在：工人的工资不能提高，汇率不能升值，利率不能涨，退税要越来越多。失去补贴，中国工厂就会失去竞争力；保护环境，就会失去竞争力；能源涨价，就会失去竞争力……可是，我们真的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竞争力吗？就算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要维持，又能维持多久？更何况，没有哪个国家会对中国这样的由出口补贴出来的竞争力感恩戴德，相反，中国引来的是一片保护主义的批判浪潮。
依靠“吊着输液管”维系的竞争力是难以持续的。被补贴的行业不仅占据巨大的资源，还将遏制中国其他行业的生长。中国已经在类似问题上有过教训。过去，国有企业缺乏效率，于是伸手向政府要补贴，要银行贷款；结果越补贴越膨胀，越膨胀就需要越多的补贴和贷款，而更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反而因为缺少贷款，缺少人才，得不到充分的发展。那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国企改制之后才得到改观。
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从低端到高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依赖外需到转向内需，从追求数量到讲究质量，必然要拔掉一些行业的输液管。这个过程不可能毫无痛苦，但这种痛苦也正是熊比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应有之义。
三、“卖国”的中石油和中石化
基本的结论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价格，在经过各种调整之后，总体来说比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低，但远没有达到低40％那么严重的程度。
石油公司鲜有好名声。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努力把自己包装成很友善、很环保、很关心全球变暖的样子，而这恰恰说明它们在老百姓心中不是这个形象。非但如此，它们还往往财大气粗，而且偏偏在老百姓觉得油价太高的时候大赚其钱，因此石油公司难免更遭人恨。2008年夏季，国际原油价格飙到140美元一桶，美国加油站的油价也翻了整整一倍。很多国会议员不得不上窜下跳，做出一副要调查石油公司"操纵油价"的样子。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原油价格骤然降到30多美元一桶，调查的事情才不了了之。
在所有这些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石油公司同时还是一家垄断企业，并且歧视国人，那么它是不是可以算“罪不可赦”？是的，我在说中石油和中石化。2009年11月，突然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指责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公司卖国和压榨国人，原因是其出口的成品油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文中提到，根据2009年11月《商务周刊》的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折合人民币为每吨3036元。汽油密度为0.739，1吨汽油约等于1353升；柴油密度为0.86，1吨柴油约等于1163升。如果按照1吨成品油为1258升计算，平均的成品油出口价格为：3036/1258=2.4元/升。而当时，国内成品油的批发价格每升6元左右，其零售价格更高。算出来的出口均价不及国内售价的40％。于是网上叫骂声一片。
我对中石油和中石化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国企，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歧视国人呀。于是我花了点时间查看海关数据，因为用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网上引用的1496万吨和66.5亿美元数据都是对的，但是除此之外，别的计算就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首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分为几大类，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渣油。其中，大约60％是比较值钱的汽油、柴油和煤油，40％为相对不值钱的燃料油和渣油。为了和网上的论据具有可比性，我集中考察汽油和柴油。下面第一张表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以及金额，均为海关的原始数据。
然后，我把这些数据的单位转化为元/升，这里需要一些额外的数据。一是汇率，我采用6.82元/美元，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二是一吨柴油和一吨汽油分别对应多少升，我就采用上面已经提到的数据，“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这张表。很明显，出口的汽油和柴油单价比上面引用文字里的价格稍高，而且在最后几个月，油价有明显上升。
这里的单价是裸油价格，如果在国内销售，还需要不少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因此，我还需要估算税后的油价，才能和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具有可比性。消费税比较简单，汽油1元/升，柴油0.8元/升，增值税17%，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汇总在一起大约是10%，但各地未必完全一样。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我得到了可以与国内批发价相比较的出口成品油和柴油的单价表。
基本的结论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价格，在经过各种调整之后，总体来说比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低，但远没有达到低40％那么严重的程度。
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2009年全年，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中，汽油占495万吨，柴油450万吨，这与中国将近4亿吨的表观原油消费量以及7200万吨的汽油产量、1.4亿吨的柴油产量相比，数量较小。出口成品油完全不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主要业务。据中石化的人解释，不少出口的成品油属于来料加工，因此出口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不可比。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持，但是并非完全不合理。中国的炼油企业为那些没有炼油能力的国家代工，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更一般性地说，海关的价格很可能体现不出真正的成交价格。进出海关需要交税，而厂商为了避税把价格报低一些，也是通行的做法。如果把上述因素全部考虑进去，则现有的证据恐怕还不足以得出中石油和中石化把成品油贱卖给外国人的结论。
最后想说一点，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动机的。我实在想像不出如此在乎利润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会系统性地把成品油贱卖给外国人，这实在与两个公司日常行为的宗旨差距太大。
四、报复性的关税惩罚了谁？
中国进口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结果手上攒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否强硬，是以对本国的消费者有多狠来衡量的，那这样的游戏不玩也罢。
G20匹兹堡峰会开得一片祥和。与2009年4月伦敦峰会时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的状况相比，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各国陆续走向复苏之路，以至于匹兹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居然是：退出策略，也就是讨论政府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救市政策中抽身。
但就在匹兹堡峰会召开前不久，中美之间一场关于轮胎和鸡肉的争端，却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在有能力把复苏重新打回衰退的所有事情中，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会是首罪之臣。一些专家相信，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和加深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贸易在1929年～1934年的短短5年间，下降超过65％。
中美的贸易争端始于奥巴马决定对中国的轮胎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其中也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轮胎，理由是大量的中国轮胎涌入美国，对美国的轮胎工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美国工会提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但说到底还是：中国生产的轮胎太便宜了。中国的商务部随即对美方的行为做出强烈反应，宣布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鸡肉产品和汽车部件进行反倾销调查。
贸易保护主义，到头来其实是损人损己，最后真正能从中得益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美国有2.5亿辆左右的乘用车，大约2亿人有驾照。不算那些不能驾车的16岁以下的人群，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有驾照，说这是一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并不过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目前中国的轮胎占美国轮胎市场的份额大约是16.7%，如果用这个比例粗略地换算一下，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正在使用中国制造的轮胎。奥巴马宣布增加中国轮胎的关税，这中间有一部分也许会被轮胎生产商吸收，但还会有一部分最终要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让美国3000万消费者在轮胎上花费更多的钱，是增加关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如果中国的轮胎不变得更贵，美国工会还会继续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么，3000万人的利益换回来的是什么？美国去年所有的汽车配件制造工人总数不到60万人，今年因为衰退，只剩下不到40万人，其中生产轮胎的可能仅有几万人。这几万人未必会因为对中国轮胎征税就保住饭碗，毕竟在美国生产轮胎，特别是生产低端轮胎的成本实在太高，即便不转移到中国，也会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是在牺牲上千万消费者的利益，换取几万个迟早要保不住的饭碗。
中国这边的事情要更有趣一点。美国输华的鸡肉产品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鸡爪。美国鸡爪有好些特点，一是个大肉多，因为美国饲养的肉鸡体型一般都很大，于是鸡爪也相应的大些；二是非常便宜，因为美国人并不爱啃鸡爪。因此，中国人每年消费的天量鸡爪中，有不少来自美国，而对美国的养鸡场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每年销售到中国的产品占其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不到2%。因此无论最终中国商务部采取什么举动，都不会对美国的养鸡场造成显著影响，但对中国而言，美国却是唯一一个能够大量稳定地供应大鸡爪的国家。各人的口味可能不同，有些人也许爱啃小而瘦的鸡爪，但从美国鸡爪良好的销售记录看，中国还是有很多人偏爱大鸡爪的。如果中国真的对美国输华的鸡肉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它对美国人的伤害不多，最后反而使很多的中国消费者多掏腰包。那些钱也许数目不大、并不起眼，但看似惩罚了美国养鸡场，最后陪绑的却是中国消费者。
一个国家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进口，否则出口了一大堆商品，最后手上剩下的都是外汇。留着外汇有什么用呢？不就相当于给别人打工，最后换回来一堆纸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进口和鼓励出口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进口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结果手上攒下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否强硬，是以对本国的消费者有多狠来衡量的，那这样的游戏不玩也罢。
轮胎和鸡肉，小物件里有大文章。
第四章 就业率之忧
2009年，中国政府希望增长“保八”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保证就业。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增长的奇迹，但远没有创造一个就业的奇迹。伴随着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的增长每年只有1%多，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很难想像的。为什么中国的高增长没有产生高就业？《靠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幻觉》探讨了一个我认为的原因：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倚重制造业，倚重投资、上项目的增长方式，它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对创造就业却是不利的。经济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发展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反而最不能吸收就业。如果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是正解。
除了整体上的就业难，中国的就业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底层的民工经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更容易找工作。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有很多。《民工上岗，大学生待业》讲述我看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工能够及时调整预期，接受更低的工资，而大学生却不能。大学生的市场价格，已经低于许多大学生自我预期的价格。在这里，价格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行业种类、工种和地理位置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大学生面对现实。
《看不懂的就业数据》讨论了一个很广义的问题：统计数据能否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同时，那些不具有约束力的数量指标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政府的决策是否具有科学性，以及能否让政府真正实现问责。
《集体减薪还是个别人失业》的写作背景是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上升。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是，让更多的人接受减薪，还是让一小部分人面临失业。而我试图论证，减薪虽然很难，但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一、靠制造业增加就业的幻觉想
将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也许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
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发达国家有时候也被叫做工业化国家。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听起来好像有点徒有虚名。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都已经不再是其经济中最大的部分，甚至也不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只是这些国家的兴起，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的。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走的是工业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走得相当成功。3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靠制造业拉动的，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从增加值上讲，我自己的计算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很可能已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很多还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这样的大，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海量制造实现的，否则中国也不会有"世界工厂"的称号。
制造业，虽然（曾经）是很多国家的增长引擎，却未必是就业的增长引擎。实际上，制造业几乎从来都不是创造就业的最主要部门。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一个现象十分明显：工业化之前，最主要的就业吸收部门通常是农业，那些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甚至包括中国自己，人口的最大一部分仍在务农；工业化之后，比如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服务业会成为其最主要的就业吸收部门，吸收80％的就业人口。
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比农业和服务业的快，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对经济增长有利，对就业却未必如此。打个比方说，纺织机一发明，一个纺织女工一天能生产的布相当于过去几百甚至几千个纺织工人织的布。毫无疑问，这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但是，如果纺织品市场的总规模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那么纺织机的发明将直接导致，纺织行业能吸收的就业人数减少。
相反，在很多领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比较慢。比如剃头匠，多少年了，大概还在用不变的技术剃头。烧菜的大厨，就算有了最先进的电器，烧菜的速度也不可能快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下馆子的次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那么为了满足需求，厨子的数量也必须有相应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很多国家是因为工业发达起来的，但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却是在服务业，烧饭的、洗衣的、做中介的、打官司的、写小说的、拍电影的等。
中国的经历与很多国家的不太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是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产品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迅速扩大。因此，虽然中国纺织工业的效率提高了很多，但纺织行业吸收的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因为中国的纺织业不仅拥有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而且服务于十分广阔的国际市场。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幻觉，觉得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可以在未来支撑中国的就业增长。
但是这也许只能是幻觉。目前，中国的众多低端产业已经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不可能再持续地吸收就业。而高端的制造业只能吸收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比如，造汽车需要的劳动力比生产衣服需要的少，造飞机需要的劳动力比造汽车需要的更少。更何况，在全球危机的影响下，西方的消费者很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因此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也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持续高速地增长。
2009年中国的出口下滑两位数已经是一个明证。将来，中国的制造业还会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但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也许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了。
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对制造业、对“项目”十分偏爱，因为制造业可以带来投资和税收。各种政策优惠也都向投资和发展制造业倾斜，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过大，服务业则相对过小。这件事情，对经济增长的数字有利，毕竟制造业往往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对就业的数字而言，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之冠，过去几年基本都保持在两位数，而中国的就业增长率却只有区区1%～2%，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高就业。
要解决中国旷日持久的就业问题，仅靠上项目恐怕是不行的。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真的依靠制造业解决就业问题。有些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比重相对较高，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国家的经验未必能在中国套用，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即便把世界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来可能都不够。给服务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有利于帮助缓解中国持久的就业压力，也可以自然地拉动内需。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不会每年都需要买车买电视，他们会将越来越多的钱用在购买服务上，从消费农产品和工业品，到消费服务，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
二、看不懂的就业数据
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
通常我一觉醒来，黑莓手机里总会躺着10～15封电子邮件，大部分是我睡觉期间收到的关于亚洲市场的报告和投行报告，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中国的。我一般会躺在床上把这些电子邮件快速地浏览一下。看邮件、洗脸刷牙再吃早饭，几乎是我每天早晨铁打不动的三件事情，而且顺序必须如此。我实在没法忍住先看邮件的冲动，因为在我睡觉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
2010年3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收到的信一下子多出了好多封。通常这意味着出大事了。打开一看，原来都是关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
于是我找来《政府工作报告》细读，并特别关注当中的经济部分。严格说，报告里没有什么新闻，主要的政策导向已经被反复说过多次。报告里的提法、用词和语气都没有变，没有太多让市场兴奋或者失望的东西。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没有新闻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
于是我把关注点转移到一些数据上。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人民代表大会不是橡皮图章。如果真的不是，那人大就应该审议一些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人大不是吗？代表大政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都需要人大审议通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怎么能说没有约束性？下面我就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开始讨论。
温总理的报告里提到了不少数据，比如2010年GDP的增长率目标是8%，通胀率要控制在3%以内，财政赤字1万亿元出头，信贷增长全年保持在7.5万亿元，登记的失业率保证在4.6%以内等。
把这些数字一个个看过去，你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先从经济增长率说起。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政府能够控制经济增长率，那也许就是中国政府。问题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增长率目标为8%，这使得8％这个数字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信息量了。2009年的8%还提供了些政策信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放缓，8%至少表明了一种政策的决心。但到了2010年，即便是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能增长9%，乐观的更觉得能增长两位数，因此8%在这个时点就体现不出任何政策意义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财政预算。2010年财政收入预算增长8%，支出预算增长11.4%，因此赤字是一万亿元出头。我想说，2009年是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困难的一年，国家对增值税进行了改革并且增加了出口退税，因此2009年开始几个月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但是到最后，200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还是增长了11.7%。现在困难已经基本过去，那么2010年8%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如何估算的？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从来没有低于过两位数，而且不出意外，2010年的经济情况肯定比2009年强，因此2010的财政收入增长，保守地说也不应该低于最困难的2009年。中国财政的总盘子是7万亿元左右，财政收入增长少估算一个百分点，就给财政系统创造了700亿元的自由度。而如何使用财政超收部分在中国是相当灵活的，可以用于追加支出，减少赤字偿还债务，或者纳入财政稳定基金，这基本都由财政系统说了算。2010年的预算财政收入增长，在我看来有可能低估了5～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到2010年末，财政系统可能会超收4000～7000亿元。如果这些钱全部用于冲销赤字也就算了，要是变成了突击花钱，那引起的浪费可想而知，而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下面再讨论城镇登记失业率。首先，谁都知道这个数据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息量，因为不去登记的人是不统计在内的，它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大相径庭。其次，这个数据几乎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没有任何相关性。举例来说，90年代末大量国企职工下岗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才3%，2007年经济过热，全年经济增长14.2％，登记失业率反而上升到4%，2009年全年登记失业率都为4.3%，可谁都知道200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前低后高的大幅波动。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在2010年把这个数据控制在4.6%以内，是什么含义？实在难以理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都存在问题。譬如，信贷总规模控制在7.5万亿元左右和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内，就是有约束力的。给定2009年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的情况，如果政府尤其是央行什么都不做，这两个目标是不会自动实现的。实现7.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也许还相对容易，毕竟央行可以"窗口指导"商业银行，或者干脆发行定向央票，惩罚那些信贷增长过快的银行，但要实现通货膨胀维持在3％以内，未必容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粮食的价格都在恢复，再加上2009年的价格基数水平较低，如果控制不好，2010年的全年通胀很容易超过3％。
最后把话题拉回来，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是确保行政机关问责、杜绝腐败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对其审议的文件具有大多约束力，是反映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具有多大约束力的重要指标。即便从这个狭义的角度考虑，中国的人大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民工上岗，大学生待业
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最根本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低大学生的底线价格--更少的工资，更不理想的行业，更低的职位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离开中心城市）。大学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在他们决定上大学之前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2009年春节前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有2000万民工失业。此话一出，震惊四座。2000万因此成为了一个标题性的数字，引发了无数讨论。
后来证明，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了农民工的失业程度。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公布了一个春节后的调研数据。此次调研比春节前的那次更全面也更细致，基本结论是，有1100万民工尚未找到工作。如果根据全国有2.2亿个农民工的总数计算，那么在2009年春节后，大约有5%的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的绝对数较高，但相对比例并不算太大。
几个月后，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几乎完全淡出视野。可能是因为媒体和网络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我更倾向于另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即便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谷期，农民工的大范围失业问题也并不像很多人最初担心的那样严重。到2009年秋天，又传出消息说民工荒重新出现。
如果说就业真的有问题，有问题的也应该是2009年全国610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下发各种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策，从鼓励支教、当村官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等，不难看出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关于大学生就业情况，并没有较好的官方数据。2009年6月1日的财经网上有一条消息：
签约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6月1日，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布新一期网络调查"2009届大学毕业生签约率"的结果。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普通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38%，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6%，这与此前4月发布的本专科签约率均为39%相比，均有所下降。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该签约率中也包括继续深造的，也就是推迟就业的。把民工就业和大学生就业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看到的是一幅非常有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图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群体，也就是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而恐怕是最低端的中国劳动力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却总能想方设法找到工作，更确切的说找到谋生的办法。
我一直相信一个观点：没有卖不掉的东西，只是价格问题。如果你有一车梨卖不动，你可以降价，降到不要钱的时候，肯定会被抢光。如果碰巧是一车烂梨，不要钱也没人抢，那你就倒贴钱，贴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有人来抢。总之，如果你想把东西卖出去，只要价格对了，就能成功。反过来说，如果东西没卖出去，那很可能是价格不对。这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况，比如你碰巧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烟的地方卖一车梨，那么无论你怎么降价也不会有人来买，但是劳动力市场不属于这种情况。
农民工找到工作相对容易，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就是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待遇是随行就市的。劳动力市场紧的时候，大家工资都高点，市场松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少点。工资实在太低时，农民工就回家种田去。总之，工资的变动代替了量的变动，这和前面卖梨的例子一样，不管那车梨有多少，通过价格变动，都能卖掉。
大学生的情况可能正好反过来。大学生的真实“市价”，也就是能让大多数学生都就业的工资水平，可能已经低于许多大学生的底线价格了。许多大学生就是因为不愿意接受“市价”，包括工资水平、行业种类、就业地点等各种与工作相关的因素，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待业。
大学生劳动力的“市价”低可能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比如已毕业大学生的供给数量太大，但需求不足，也可能是教育质量的因素，市场对部分大学生的质量不认可，不认为这些在大院子里混了四年、读了几本书的学生真的能够创造价值。1999年和2000年，大学开始扩招。当时我就很震惊地看到，在没有增加师资，没有增加教学设施的情况下，学校是如何凭空扩招一大堆学生的。我的本科生班有70名学生，而比我低三个年级的本科生班竟然有120名，再往后一年达到150名。人家过去说笑话，生那么多孩子怎么养？回答是，那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煮稀饭的时候多加一瓢水，吃饭的时候多加一副筷子嘛。大学扩招，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用多加一瓢水和多加一副筷子的方式实行的。前面已经提到，现在为了解决本科生就业难的问题，教育部又开始进行研究生扩招。看来，水还要继续掺下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学生劳动力的低“市价”，这一现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在我看来，就是降低大学生的底线价格--更少的工资，更不理想的行业，更低的职位或者更偏远的地方（离开中心城市）。大学生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在他们决定上大学之前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我个人其实也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像我们这些留学国外的，十几年前是“海归”时多金贵啊，全国都没有几个。现在学成回国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你还认为自己像当年那样金贵，那估计只能当“海带（待）”了。
但这就是市场规律，没有人能够改变。
四、集体减薪还是个别人失业
在经济走差的时候，工资越缺乏灵活性，失业的状况就会越严重。由此看来，失业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灵活程度。这件事情的分配意义在于，减薪相当于让更多的人一起承担经济变差的成本，而裁员则是让一小部分人首当其冲。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必然会放慢甚至出现减少的状况。同时，一个并不轻松的现实是，这种收入增长的下降不会平均分摊到所有人的头上，而是一部分人承受大部分的下降，而大部分人毫发无损。
具体的表现是，一部分人会失业并失去收入来源；另一部分则保有其工作，其收入也还有保障。这件事情看上去不那么公平。更何况，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工作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属于边缘人群、困难人群，或者是缺乏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相比其他人群，失业对这些人的生活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诚然，失业增加是经济变差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失业究竟是否必要，并不一目了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企业是否愿意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调整工资来吸收经济变差产生的冲击。
对企业来说，裁员和减薪，对控制成本的效果是类似的，都是减少工资开销。和减薪相比，裁员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裁员虽然不难，但等到经济变好的时候，重新招聘立刻就能用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的。老员工未必会回来，新手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这意味着，通过调整员工人数来应对经济状况的变动，存在额外的成本，而通过调整工资，则不存在。因此，如果工资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那么在经济暂时变差、企业必须要控制成本的时候，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降薪，而不是裁员。但如果情况正好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不具有灵活性，企业又必须控制成本，那么企业能做的最好决策就只能是裁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越不具有灵活性，在经济走差的时候，失业的状况就会越严重。由此看来，失业的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灵活程度。这件事情的分配意义在于，减薪相当于让更多的人一起承担经济变差的成本，而裁员则是让一小部分人首当其冲。
所以，无论对企业利益而言，还是从公平的意义上讲，允许在经济暂时变差的时候减薪而不是裁员似乎都是更好的选择。在中国还没有建成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还存在较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下，尤其如此。2008年末和2009年初，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近三十年来罕见的急剧下滑，这对就业的压力不言而喻。那时的中国，就切切实实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取舍：减薪还是失业。
无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公正的角度看，选择减薪似乎都优于选择失业。可是，此话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却非常难。毕竟，面临失业的只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让大部分人为小部分可能会失业的人牺牲自己的工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很多企业通常选择裁员而不降薪的重要原因：得罪一小部分人比得罪所有的人要容易处理。同时，由于存在最低工资保护，对于低工资的雇员，企业缺乏进一步下调其工资的空间。因此，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减薪变得格外艰难。
这里也许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政府不应该限制企业裁员，毕竟这是企业自主的经营决策。然而在短期内，政府可以为企业消除降低工资福利的壁垒，容忍企业降低工资福利的行为，使得降低工资成为企业的一个真正可能的选择项。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员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作，政府可以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作出限制，如此一来，可以减少私人机构调整工资的压力。政府还可以做的是，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共识，让每个人都明白经济下滑带来的损失应该由大家共同分担。当然，更长远地看，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让那些暂时失业的人员可以获得最低程度的保护，并有时间重新寻找新的工作。
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怎么看都是一件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分担一点，大家的日子也就不会那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