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德容有几个孩子:一九六六年 ，荷兰驱赶我代办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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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荷兰驱赶我代办事件真相
沈韦良
１９６６年３月，我被外交部派到驻荷代办处任政务参赞。到任后仅４个月，就发生了我驻荷代办李恩求被荷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在２４小时内离境的事件。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这需要从国际焊接学会的一次会议说起。
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起，该学会在荷兰海牙附近的海尔福特举行第十九届年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学会派出一个９人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主席是美国人，在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某些成员千方百计地接近我代表团人员。７月１３日下午会议休息时，我代表团成员徐某（我国一个焊接研究所的副所长）在休息厅喝咖啡，一个美国人和徐单独交谈了２０多分钟。事后据徐说，他曾被邀请去美国访问。还有一次，另一个美国人在７月１５日下午和徐某等人谈话，自称受美国代表团某成员的委托，送给我们代表两本《焊接新闻》杂志，杂志中夹有一封信，表示希望中国代表团成员能到他的公司去工作，并将一张附有地址的名片交给徐某等人。
会议结束后，我代表团人员于７月１６日从德尔福特回到海牙，住在我驻荷代办处租用的莫里斯王子路１７号宿舍内。午后，代表团人员都在宿舍内午休。２小时以后，徐某忽然从三楼房间跳窗而出，跌倒在人行道上，住在二楼的代表团成员听到响声，探身窗外一看，发现徐跌倒在街上，就急忙把他抬进屋内，并打电话向代办处报告。李恩求代办就派我和一位翻译赶赴现场去了解情况。当时代办夫人说，人跌伤了要送医院，就让一位会计和我们同去，以便支付医疗费用。我们３人赶到现场时，看到门外已停有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事后听说是过路人发现有人跌伤，打电话叫来的）。送徐某去医院后，我上楼去看现场。这才发现徐是把床单结在三楼的窗把手上，沿着床单往下滑落而跌伤的。这时我才意识到徐是跳窗逃跑。我们马上回到代办处，报告李代办。李代办担心徐某伤情好转后仍可能从医院逃跑，就派人到医院去把徐接回代办处。
第二天凌晨一时半，荷兰外交部代理秘书长突然紧急约见李代办，要李代办对在医院发生的事作出解释。李代办表示，徐是否住院，由我们决定，我们能照料他，荷方没有必要为此不安，更不必在凌晨紧急约见。随即告辞回来。
不料到当天下午４时许，徐某竟因伤重死亡。代办处当即照会荷方，要求协助将徐的尸体火化。
第三天下午，荷兰外交部代理秘书长通知李代办，荷方要对徐某事件进行调查，要求代办处给予合作，在调查结束前，代表团其他成员不能离境。李代办当即表示，对此很难合作。
第四天（１９日）凌晨零时３０分，荷兰外交部国务秘书紧急约见李代办，说代办处未经医生允许就将病人从医院接走，“违反荷兰法律和风俗习惯”，由于李代办对调查工作拒绝合作，宣布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于２４小时内离境。李代办当即表示抗议。
代办处将上述情况报回国内。国内当即决定召回李代办，并指定我担任临时代办。
７月２０日下午，荷兰外交部东方司司长约见我，要退回我上午送去的抗议照会。我当即表示拒绝。
李代办回到北京后，我外交部起草了报告，建议将荷兰驻华代办杨克仁也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样限期２４小时内离境，呈报周恩来审批。周总理开始已批示同意，并送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审阅，准备再送毛主席审批，后来考虑到将杨克仁驱赶回去，不能解决我焊接代表团人员回国的问题，总理于２１日要外交部将报告进行修改，除宣布杨克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外，还宣布“在中国出席国际焊接学会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安全离开荷兰之前，杨克仁暂时不能离开中国”。这一报告经毛主席批准后，于７月２２日由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当面向杨克仁宣布。
我们这一巧妙的外交行动完全出乎荷兰政府的意料。
由于焊接代表团人员的签证即将到期，为了争取主动，我们于７月２３日通知荷方，我焊接代表团人员拟于２５日离荷回国，要求荷方保证安全。２４日荷兰外交部长代理秘书长约见我，说代表团人员必须在接受传讯后才能回国，并说他们可以在机场接受传讯。当即被我拒绝。
７月２９日，荷方主动将代表团人员的签证延长到８月４日。
为了打开僵局，表明焊接代表团其他成员与徐某的死亡无关，代表团于８月２日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指出：徐的死亡，是美国的策反活动造成的，并由徐本人负责。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与徐的死亡毫无关系。
经多次交涉，这一事件历时５个多月，才告结束。
摘自李同成主编《中国外交官亲历重大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