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小鲁背后的大佬:陈衍与经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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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与经济翻译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破产与国度财政枯竭，不少有识之士目睹中原大地哀鸿遍野，民生凋敝的惨状，痛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即可以"王天下"的朴素经济理论根本不足以应变图存，因而积极学习近代先进国家的财政经济思想，为振兴华夏上下求索，也为我国近代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陈衍正是他们中杰出的一员。他不仅以精深的诗学、儒学、经学、史学造诣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还因在辅弼张之洞期间译介西方经济专著，支持新政、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被公认为理财家、金融家、翻译家。
（一）陈衍生平介绍
陈衍（1856-1937），小名尹昌，字叔尹，号石遗，福建侯官（现福州）人。他自幼随祖父读书写字诵诗， 10岁时已读完《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能将"六朝人文长篇若两都若哀江南诸赋皆背诵如流"，且"终年为诗，日课一首"，还对"唐元明人笔记小说"广有涉猎。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1886年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随军招抚生番。1886年在京时，与郑孝胥共同标榜"同光体"，并成为"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他所著的《石遗室诗话》、《近代诗抄》，"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之下。" 1895年三、四月间，陈衍到京会试，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后期，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举国哗然。陈衍起草、并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1897年夏，陈衍被公推为《求是报》主笔，在其主事期间，《求是报》的面貌焕然一新，内容包括社论、谕旨恭录、中外新闻、中外法律法规、译文和逸闻、理论科学的译介和小说连载等等，而且每期都有针对中国现状的论说，因此读者日多，风行一时。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由《求是报》看出陈衍的卓越的才干，于1898年邀请他到武昌，办理一切新政笔墨，并任《官报》局总编纂。1898年春，京城会试之际，变法呼声正高，陈衍作《戊戌变法榷议》，分议相、议兵等十条，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同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官报》停办，陈衍筹办《商务报》，以研究实业为主，除了连载他同其下属河濑仪太郎翻译的《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外，还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报道。1907年陈衍到北京任学部主事、并兼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1911年清朝灭亡后，到南北各大学讲学。1916年起编修《福建通志》，5年后《通志》全稿完成，凡600余卷约1000万字，除盐政、水利等数志外，皆由陈衍一人经营编纂。该《通志》于1938年出版，迄今仍是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陈衍晚年寓居苏州，与章柄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37年8月，陈衍在福州病逝，葬于西门外文笔山。
（二）陈衍和翻译
陈衍从事政治活动前后大约二十五年，其间"从日本人研究财政学有年"，他的翻译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时间与严译《原富》（1901-1902）、林译《茶花女》（1899）先后同时。但与严、林不同的是，陈衍译书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他不仅专译经济类书，内容也重在系统、通俗、实用，面向商人和商务官吏。他不仅在所主编的《求是报》、《商务报》上用大篇幅宣传西学，例如，在第5期上就刊登了《日本维新纪闻》、《英国货殖志》、《日本商务学堂章程述略》等文章，还主持并参加翻译、出版了《商业博物志》、《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开化史》、《商业地理》、《银行论》等书，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金融、经济理论。
1901年陈衍同属下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合译了《日本商律》，在《译日本商律叙》中，陈衍阐明了自己的翻译动机，他以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始轻商人。一切商事，听民自为，官不过问。其经官者，官以民律治之。夫民律之不足以治商也久矣。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则律所不载，为商者无所恃以不恐。商之智力，则随而具屈。商何由振？……及获商律例、创行《商务报》，略例第十二条令译东西各国商律，以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可见陈衍翻译西方经济著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借鉴西方有关法令，使中国商业的管理趋于规范，进而振兴商业。在这篇叙言中，陈衍还介绍了他翻译该书的始末以及该书的情况："……《日本商律》本名《新商法》，其旧商法凡一千余条，以多于民法相复，故于明治三十二年参酌各西国商法改正为《新商法》，共存六百八十九条。近时日本新出商业各书，间引旧商法，然所依据者皆《新商法》也。惟律意颇精深，率然译之则数百条中相触相背者往往而有，又所言各种公司、各种保险、各种票券、证券以及各种商行，为多中国人未经涉猎者。然其书有要义二卷，为日本法学士丸山长渡所著述，西川一男所参助解释最为详明，总数十万言。每与东士河濑仪太郎氏共译此律，一条一句之中有所未解，或往复辨证至再至三，至于十数或更详。译所谓要义者以发明之，其不名《新商法》而名《日本商律者》，所谓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意也。"（标点为笔者所加，下段引文亦同。）
《石遗先生年谱》中对这本书的翻译做了这样的记录："自去秋筹办《商务报》，订日本人（高等商学毕业）河濑仪太郎，字长定，专译商务各种书报，是春开始发行。……首译商律五百余条，破产律数十条，两日而毕。其中商务名词多所未识，往往数字之疑往复笔谈，至数百字始悉者又须简明注出，使阅者易知。幸河濑长定中国文理甚用功，尚易通达。刊成日作一叙" ，可见陈衍从事翻译的态度亦极为认真。
另外，陈衍不满于 "中国无商业学校出身之人，而官中人员与有商务之责者，又不留心商务"的现状，同河濑仪太郎合译了几本有关经商的教科书，如1901年的《商业经济学》和《商业博物志》，后者"原本英文，日人译之，今又转译中文，分植物、动物、矿物三门"，为"学者不可不阅之书"。在该书的引言中，陈衍写道"学识即是一个资产，而生财之利源。敌兵不能掠夺，季候不能损害，威吓不能萎衰。而其防御保全，不要一钱。一时收得利益，而实为永久之确定资本焉。"1902年陈衍又译《日本破产律》并且写了《日本破产律发明》对其中若干条文做了解释和注解，出发点同样是"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还译了《银行论》和《欧美商业实势》，在《欧美商业实势》一书序言中说"商业不旺，国力不富，何日能与欧美诸国连镳并驰。"及至1903年，陈衍又翻译了《商业开化史》。这几本译书，都在《商务报》上连载。此外，陈衍还有意推行保险业务和成立公司，曾在《商务报》中连续登载了《公司篇》和《保险篇》等长篇文章，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的报道。
（三）陈衍译书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陈衍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西学，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近代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这在《送河濑仪太郎归日本》一诗中也有体现。诗云："自强在尚武，原富在戒逸……窃思挽国局，财政宜秩秩。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区伸率。股券若泉涌，国事理如栉。求言下征车，谓可陈造膝。" 可见陈衍对金融货币原理是通晓的，对中西货币制度也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中西货币的状况也是比较了解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衍能把所学的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个人的经济思想灵活地运用于实际，在武昌辅佐张之洞期间，解决了湖北财政上的许多问题，例如，他主张实行类似英国的货币制度，以金元为主，辅以银元、铜元（相当于英国货币中的金镑、先令和便士），再发行等值的纸币作为辅助，因为在他看来"地球上各大国，正币辅用金，辅助货币乃用银铜。中国一用铜之国也……顾本位未至于用金，则于地球上各国通商，货币物价已无处而不受亏。货币未遍用银，则银块、铜钱时出入淆杂其间 ……二者皆大失理财之道。"此外，他还主张以国家之名统一铸造货币，通过国家法令规定其使用，并建议改进印制钱钞的技术，采用难以伪造的外国暗字银纸，遏制假官钱票的泛滥，使湖北的官钱票信誉提高，在十余省内通行。这些货币改革理论都是陈衍通过长期考察中国货币实况，兼采西法之长形成，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采纳他的建议创铸当十文铜钱的铜元，一时济急市场，行用南北各省，前后数年共盈利一千四百余万银圆。这些款项用于发展湖北军工业、组建训练第二镇新军、开办省内师范学堂和普通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
在清朝大多数士大夫仍抱着"为政不言利"、"不务财用"的古训不放时，陈衍不但大胆提出"处今日之天下，不理财，殆不可一日居矣"的主张（《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叙》），还建议当政者"延访中国通人、贯通中外实务者数人，为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才、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愁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实为论说；又举西人向来之欺我者……皆翻译洋文，刊之报纸"以醒国人，堪称近代思想先知先觉者。
虽然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陈衍救国图强的抱负无法完全实现，但他一生翻译经济著作十余部，以备订立中国商律、整顿货币制度、建立银行股市之用，是深有见地的。湖北新政勃兴，推动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陈衍的心血并未白费。而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回顾陈衍在译介、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其特殊的意义。发展经济学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曾经得出一条人所共知的经验教训。即："只要开启门锁就能使用的建设项目（Turn-Key Project）"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情况下，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要像陈衍那样，主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加以运用，使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575.
[2] 王戎笙编. 台湾清史研究文摘[Z] .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 高鸿业主编. 西方经济学（上册）[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4-15.
[4] 保罗o萨缪尔森、威廉o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 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3.
[5] 傅朗. 陈衍[A] . 林公武，黄国盛主编. 近现代福州名人[C] .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25-129
[6] 陈衍. 石遗先生文集[M] . 卷九
[7] 吴硕，陈规. 陈衍经济思想评介[J/OL] . [8] 冯天瑜. 张之洞评传[M].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73-74，138-143.
[9] 来新夏.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Z].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66-267.
[10] 丁守和主编. 中国文化辞典[M].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079.
[11] 郑天挺，等.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M].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663.
[12] 陈声暨，王真编. 石遗先生年谱[M]， 沈元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 . 卷227.
[13] 钱仲联编校. 陈衍诗论合集[Z].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2059-2073.
[14] 林公武主编. 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Z]. 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1-6，35.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破产与国度财政枯竭，不少有识之士目睹中原大地哀鸿遍野，民生凋敝的惨状，痛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即可以"王天下"的朴素经济理论根本不足以应变图存，因而积极学习近代先进国家的财政经济思想，为振兴华夏上下求索，也为我国近代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陈衍正是他们中杰出的一员。他不仅以精深的诗学、儒学、经学、史学造诣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还因在辅弼张之洞期间译介西方经济专著，支持新政、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被公认为理财家、金融家、翻译家。
（一）陈衍生平介绍
陈衍（1856-1937），小名尹昌，字叔尹，号石遗，福建侯官（现福州）人。他自幼随祖父读书写字诵诗， 10岁时已读完《书》、《诗》、《礼》、《易》等国学经典，能将"六朝人文长篇若两都若哀江南诸赋皆背诵如流"，且"终年为诗，日课一首"，还对"唐元明人笔记小说"广有涉猎。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1886年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随军招抚生番。1886年在京时，与郑孝胥共同标榜"同光体"，并成为"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他所著的《石遗室诗话》、《近代诗抄》，"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之下。" 1895年三、四月间，陈衍到京会试，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后期，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举国哗然。陈衍起草、并与林纾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等领土。1897年夏，陈衍被公推为《求是报》主笔，在其主事期间，《求是报》的面貌焕然一新，内容包括社论、谕旨恭录、中外新闻、中外法律法规、译文和逸闻、理论科学的译介和小说连载等等，而且每期都有针对中国现状的论说，因此读者日多，风行一时。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由《求是报》看出陈衍的卓越的才干，于1898年邀请他到武昌，办理一切新政笔墨，并任《官报》局总编纂。1898年春，京城会试之际，变法呼声正高，陈衍作《戊戌变法榷议》，分议相、议兵等十条，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同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戊戌变法失败后，《官报》停办，陈衍筹办《商务报》，以研究实业为主，除了连载他同其下属河濑仪太郎翻译的《银行论》、《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地理》、《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破产律》等外，还连载了《欧美商业实势》，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报道。1907年陈衍到北京任学部主事、并兼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1911年清朝灭亡后，到南北各大学讲学。1916年起编修《福建通志》，5年后《通志》全稿完成，凡600余卷约1000万字，除盐政、水利等数志外，皆由陈衍一人经营编纂。该《通志》于1938年出版，迄今仍是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陈衍晚年寓居苏州，与章柄麟、金天翮共倡办国学会，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37年8月，陈衍在福州病逝，葬于西门外文笔山。
（二）陈衍和翻译
陈衍从事政治活动前后大约二十五年，其间"从日本人研究财政学有年"，他的翻译活动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时间与严译《原富》（1901-1902）、林译《茶花女》（1899）先后同时。但与严、林不同的是，陈衍译书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他不仅专译经济类书，内容也重在系统、通俗、实用，面向商人和商务官吏。他不仅在所主编的《求是报》、《商务报》上用大篇幅宣传西学，例如，在第5期上就刊登了《日本维新纪闻》、《英国货殖志》、《日本商务学堂章程述略》等文章，还主持并参加翻译、出版了《商业博物志》、《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开化史》、《商业地理》、《银行论》等书，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金融、经济理论。
1901年陈衍同属下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合译了《日本商律》，在《译日本商律叙》中，陈衍阐明了自己的翻译动机，他以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始轻商人。一切商事，听民自为，官不过问。其经官者，官以民律治之。夫民律之不足以治商也久矣。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则律所不载，为商者无所恃以不恐。商之智力，则随而具屈。商何由振？……及获商律例、创行《商务报》，略例第十二条令译东西各国商律，以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可见陈衍翻译西方经济著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借鉴西方有关法令，使中国商业的管理趋于规范，进而振兴商业。在这篇叙言中，陈衍还介绍了他翻译该书的始末以及该书的情况："……《日本商律》本名《新商法》，其旧商法凡一千余条，以多于民法相复，故于明治三十二年参酌各西国商法改正为《新商法》，共存六百八十九条。近时日本新出商业各书，间引旧商法，然所依据者皆《新商法》也。惟律意颇精深，率然译之则数百条中相触相背者往往而有，又所言各种公司、各种保险、各种票券、证券以及各种商行，为多中国人未经涉猎者。然其书有要义二卷，为日本法学士丸山长渡所著述，西川一男所参助解释最为详明，总数十万言。每与东士河濑仪太郎氏共译此律，一条一句之中有所未解，或往复辨证至再至三，至于十数或更详。译所谓要义者以发明之，其不名《新商法》而名《日本商律者》，所谓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意也。"（标点为笔者所加，下段引文亦同。）
《石遗先生年谱》中对这本书的翻译做了这样的记录："自去秋筹办《商务报》，订日本人（高等商学毕业）河濑仪太郎，字长定，专译商务各种书报，是春开始发行。……首译商律五百余条，破产律数十条，两日而毕。其中商务名词多所未识，往往数字之疑往复笔谈，至数百字始悉者又须简明注出，使阅者易知。幸河濑长定中国文理甚用功，尚易通达。刊成日作一叙" ，可见陈衍从事翻译的态度亦极为认真。
另外，陈衍不满于 "中国无商业学校出身之人，而官中人员与有商务之责者，又不留心商务"的现状，同河濑仪太郎合译了几本有关经商的教科书，如1901年的《商业经济学》和《商业博物志》，后者"原本英文，日人译之，今又转译中文，分植物、动物、矿物三门"，为"学者不可不阅之书"。在该书的引言中，陈衍写道"学识即是一个资产，而生财之利源。敌兵不能掠夺，季候不能损害，威吓不能萎衰。而其防御保全，不要一钱。一时收得利益，而实为永久之确定资本焉。"1902年陈衍又译《日本破产律》并且写了《日本破产律发明》对其中若干条文做了解释和注解，出发点同样是"备异日定中国商律之用"，还译了《银行论》和《欧美商业实势》，在《欧美商业实势》一书序言中说"商业不旺，国力不富，何日能与欧美诸国连镳并驰。"及至1903年，陈衍又翻译了《商业开化史》。这几本译书，都在《商务报》上连载。此外，陈衍还有意推行保险业务和成立公司，曾在《商务报》中连续登载了《公司篇》和《保险篇》等长篇文章，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况做了大量翔实的报道。
（三）陈衍译书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陈衍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西学，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近代经济学思想的影响，这在《送河濑仪太郎归日本》一诗中也有体现。诗云："自强在尚武，原富在戒逸……窃思挽国局，财政宜秩秩。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区伸率。股券若泉涌，国事理如栉。求言下征车，谓可陈造膝。" 可见陈衍对金融货币原理是通晓的，对中西货币制度也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中西货币的状况也是比较了解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衍能把所学的西方经济理论结合个人的经济思想灵活地运用于实际，在武昌辅佐张之洞期间，解决了湖北财政上的许多问题，例如，他主张实行类似英国的货币制度，以金元为主，辅以银元、铜元（相当于英国货币中的金镑、先令和便士），再发行等值的纸币作为辅助，因为在他看来"地球上各大国，正币辅用金，辅助货币乃用银铜。中国一用铜之国也……顾本位未至于用金，则于地球上各国通商，货币物价已无处而不受亏。货币未遍用银，则银块、铜钱时出入淆杂其间 ……二者皆大失理财之道。"此外，他还主张以国家之名统一铸造货币，通过国家法令规定其使用，并建议改进印制钱钞的技术，采用难以伪造的外国暗字银纸，遏制假官钱票的泛滥，使湖北的官钱票信誉提高，在十余省内通行。这些货币改革理论都是陈衍通过长期考察中国货币实况，兼采西法之长形成，因而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采纳他的建议创铸当十文铜钱的铜元，一时济急市场，行用南北各省，前后数年共盈利一千四百余万银圆。这些款项用于发展湖北军工业、组建训练第二镇新军、开办省内师范学堂和普通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
在清朝大多数士大夫仍抱着"为政不言利"、"不务财用"的古训不放时，陈衍不但大胆提出"处今日之天下，不理财，殆不可一日居矣"的主张（《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叙》），还建议当政者"延访中国通人、贯通中外实务者数人，为中文主笔，举所谓务才、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备愁所以整顿之法，皆实在可言可行者，实为论说；又举西人向来之欺我者……皆翻译洋文，刊之报纸"以醒国人，堪称近代思想先知先觉者。
虽然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陈衍救国图强的抱负无法完全实现，但他一生翻译经济著作十余部，以备订立中国商律、整顿货币制度、建立银行股市之用，是深有见地的。湖北新政勃兴，推动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陈衍的心血并未白费。而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回顾陈衍在译介、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其特殊的意义。发展经济学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曾经得出一条人所共知的经验教训。即："只要开启门锁就能使用的建设项目（Turn-Key Project）"十之八九是要失败的，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情况下，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要像陈衍那样，主动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加以运用，使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575.
[2] 王戎笙编. 台湾清史研究文摘[Z] .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 高鸿业主编. 西方经济学（上册）[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4-15.
[4] 保罗o萨缪尔森、威廉o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 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3.
[5] 傅朗. 陈衍[A] . 林公武，黄国盛主编. 近现代福州名人[C] .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25-129
[6] 陈衍. 石遗先生文集[M] . 卷九
[7] 吴硕，陈规. 陈衍经济思想评介[J/OL] . [8] 冯天瑜. 张之洞评传[M].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73-74，138-143.
[9] 来新夏.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Z].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66-267.
[10] 丁守和主编. 中国文化辞典[M].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079.
[11] 郑天挺，等.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M].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663.
[12] 陈声暨，王真编. 石遗先生年谱[M]， 沈元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Z] . 卷227.
[13] 钱仲联编校. 陈衍诗论合集[Z].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2059-2073.
[14] 林公武主编. 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Z]. 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