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春强奸视频完整版:被奴役是人民的宿命吗？

被奴役是人民的宿命吗？－－读乌斯拉尔-彼特里《独裁者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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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二十世纪，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最基本的政府和社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苦难深重，既残暴又滑稽的独裁者们则如走马灯一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与此种社会现实相对应，拉美文坛上出现了六大“反独裁小说”，它们如匕首投枪一样射向趾高气扬的独裁者们，这六部作品分别是：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以及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

乌斯拉斯-彼特里最早明确使用“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来概括“拉美文学爆炸”的现象。但他又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代表作《独裁者的葬礼》，毫无“魔幻”的成分，而是“全部的现实主义”。这部以“至高无上者”佩莱斯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关于委内瑞拉独裁者毕森特-戈麦斯的传记，也堪称揭露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世界专制制度的史诗。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没有过时，因为戈麦斯虽然消亡了，但新的独裁者查韦斯又粉墨登场－－倘若作者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不知该为此感到欣慰，还是为此感到悲哀？

“佩莱斯王朝”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成王败寇的中国历史颇为相似，很多拉美独裁者们的前半生都是起义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军事将领。《独裁者的葬礼》的主人公佩莱斯，原本是边陲地区的一个小庄园主，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世外桃源的般的生活。直到与起义军首领普拉托相识，他的命运才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从此，他放弃安稳的农耕生活，参加这场权力的豪赌。屡战屡败之后，他们终于夺取政权，普拉托出任总统，佩莱斯出任副总统。然而，权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佩莱斯渐渐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趁着普拉托出国治病之际，以闪电之势一举取而代之。

此后的几十年里，佩莱斯为建立自己的王朝煞费苦心，他任命弟弟和儿子为副总统，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庄园。为了欺骗舆论，他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却牢牢抓住三军总司令的权柄，他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于枪杆子。他迷信暴力，打击反对派决不手软，从昔日一起打天下的将军，到大学里青春骚动的学生，从以笔为旗的作家，到不向他屈服的神父，都是他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他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了“古拉格群岛”。国内发生的一切会无一例外地传到他的耳中，无论是人们通过信件、口头语言、目光和其他各种方法提出的各种请求，还是各种各样的控告、揭发、告密，还有流传于酒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他听到过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

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佩莱斯统治下的人们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生活状态：无论在街角还是在自己家里，人们都随时有可能遭到拘捕。见面时，大家总是轻声谈起捕人的事。“你知道今天逮捕了些什么人吗？”今天警察在追捕某某了，昨天已搜查了他的家。然后，人们便又泛泛地谈起谁已经躲藏起来了，谁已经投入了监狱，谁已经逃亡国外。恐怖的消息传进千家万户，内容越来越离奇，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佩莱斯的堂弟、边疆的省长将两个被害人的尸体挂在卖肉的钩子上。这些情节并无夸张之处，历史学家斯特恩斯在论及拉美各国的独裁者肆意侵犯人权的情形时便指出：“高压政府使用拷打，在政府许可下组织敢死队和其他警戒部队，政府和反政府的群体都使用恐怖主义来反对自己的政治敌人，这一切在这个地区变得司空见惯。”

而这正是佩莱斯希望达到的效果，他就是要让恐怖的气氛弥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像一种铁锈的气味一样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如此，他的“家天下”就固若金汤了。但是，当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消灭所有反抗力量之后，真的获得了满足、幸福和快乐吗？乌斯拉斯-彼特里堪称洞烛人心的心理学大师，他为佩莱斯所绘的这幅素描，也是所有的独裁者共同的本质：“他成了孤家寡人，而且还给捆住了手脚。说他给捆住了手脚，是因为什么事都得由他来决定。他真的感到四肢给捆住了，因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是的，哪一个独裁者不是蛛网中心的蜘蛛呢？最后，佩莱斯哀叹说：“我是惟一的真正的囚犯。”他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却无法击败死亡。当他一命呜呼之后，他的王朝顿时土崩瓦解。

“麦迪罗主义”与拉美之殇

在拉美，一个作家想要描写独裁者的话，根本不需要其他的想象力，也不需要增加半点“魔幻”的成分，他只需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忠实地记录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就足够了。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所谓的“考迪罗主义”，即军事强人专制统治，像瘟疫一般流行于这块大陆，严重地阻碍着各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拉丁美洲史》中指出，由于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在考迪罗手中，他所扮演的就是“国王”的角色。然而实际上，他对其‘臣民’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昔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君主。其中一位独裁者说：“我既不想要，也不喜欢动脑筋的部长。我想要的是只会写字的部长，因为能够动脑筋的只能是我，动脑筋的也只是我。”在《独裁者的葬礼》一书中，佩莱斯也有一句更为经典的名言：“权力和女人、骏马以及庄园一样，斯不能与他人共享的。”为了垄断权力，杀人也是理所当然的选项之一。

拉美的独裁者大都崛起于陇亩之中，口口声声地说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其实他们只代表一个处在金字塔顶端的特权阶层的利益。独裁者们都是权术大师，在思想意识上无责任感可言，并没有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比如，在意识形态上，佩莱斯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他既从斯大林那里学习如何掀起个人崇拜，也从希特勒那里学习如何让民众害怕领袖。佩莱斯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有着农民天生的狡诈和算计；他深受天主教家长制传统的影响，同时还从本地土著的巫术中吸取统治民众的秘诀，终于成了一个从惊涛骇浪中走出来的“变形金刚”。

由此，佩莱斯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不仅仅是作为最高行政首长的“总统”，而成了国家的象征。“他的存在体现在追随他的人的脸部表情上，也体现在离他很远的人民的反响和反应中。这些人虽远在城市和农村，但通过一些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相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于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内，存在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对于独裁者与国家的关系，乌斯拉斯-彼特里意味深长地写道：“佩莱斯就像幻灯中人和影子的故事那样，他越是孤独，越是衰老，越是筋疲力尽，他投到人们身上，投到大地上的权力的影子就越大，他与别的官员所处的地位越不成比例，与现实情况也越不相符了。”可以说，整个拉美大陆都笼罩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的阴影下，前一个独裁者被推翻了，或被死神召唤而去，很快新的独裁者又粉墨登场。

委内瑞拉的历史是静态的。现实中的查韦斯与小说中的佩莱斯之间，难道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吗？查韦斯甚至比佩莱斯更加狂妄自大，他宣称委内瑞拉是惟一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国王般的、作为终身总统的他本人。如果乌斯拉斯-彼特里生活在今天的查韦斯时代，大概会动手写作一本更为精彩的《独裁者的葬礼》的续集－－因为就连作为小说中的人物的佩莱斯，都没有想到像查韦斯那样下令将委内瑞拉的时区调整半小时，声称“提早破晓时间可提升国家的生产力”。可见，现实的荒谬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作家“魔幻”的想像。

“二丑”人格模式是独裁者的温床

仅仅揭露和谴责暴政是不够的。与那些最优秀的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乌斯拉斯-彼特里也致力于挖掘独裁者成长的土壤，他在书中探讨了像佩莱斯这样一个平庸的农场主何以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探讨了民众何以像爱戴父亲一样爱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甚至“将荒诞的高帽子诸如涂过圣油永生不死的人都戴到他的头上”。

佩莱斯对付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策略。当他发现－－“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的时候，便以慈父的模样出现，苦口婆心地教育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说：你们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吗？你们了解过去地方军事首脑之间的混战和盗贼蜂起吗？是谁给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想破坏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而我只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将你们消灭。如此这般，谁敢不臣服于他呢？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独裁者。独裁者是从人民中脱颖而出的，在成为独裁者之前，他并非天纵英才，而是泯然于人民之中。小说中的佩莱斯便是如此，在他加入义军阵营时，同僚都看不起这个眼光短浅的乡巴佬；即便他当上了副总统，其他高官也都不看好他，认为他只是总统身边的跟班，没有人认为他将成为未来的总统。但是，正因为他的土气，他的卑微的出身，他的隐忍，他的大智若愚，以及他对底层民众心理的准确把握，让他在血雨腥风的权力之战中最后胜出。就好像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并不是毛泽东有马列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武器，而是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加深谙中国底层民众的精神结构。

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裴多菲说，为了自由甚至要为之付出生命和爱情的代价。那么，有多少人愿意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呢？小说中借被佩莱斯关进监狱的作家路易斯-索尔姆霍的口指出：“说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监狱倒成了自由的地方了。这儿是人们不用担惊受怕，用不到遮遮掩掩地畅叙情怀的惟一地方。现在，外面的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喘呢。自然，这个广场实在太小了，因为在这个荒唐的国家里，没有自由的人占多数，而像我们这样付出了代价而争取到这种‘自由’的人毕竟也只是少数。”与极少数像索尔姆霍这样的“爱自由者”相比，大部分国民根本无法承受自由之重，他们选择了“快乐的猪”的生活：一开始，他们不得不咬着牙忍受可怕的独裁统治；渐渐地，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上天注定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最后，他们蜕化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以当奴隶甚至当奴才为乐。

小说的叙事者阿尔贝托-索拉纳神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奴才”。他曾经因为反对佩莱斯而被扔进监狱，又因出卖难友而得到重用，被任命为总统府的专职神父。然而，索拉纳和总统本人都是没有真正信仰的人，信仰只是他们偶尔抱一下的救命稻草而已。佩莱斯死后，当局命令索拉纳为其撰写悼词并主持公祭。在大厦将倾的惊慌失措中，索拉纳追忆起了以故总统的一生，以及自己与总统之间的恩恩怨怨。

索拉纳是一个内心清如明镜的奴才，就好像鲁迅在《准风月谈》中写到过的浙江地方戏曲里“二丑”的角色，“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其品行是“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在独裁者的统治下，索拉纳这样的人是主流：那些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不是辩解说，士兵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吗？那些写文章吹捧独裁者的文人，不是辩解说，“毕竟是书生”吗？正是有了这样的民众基础，独裁者们才如流水席般地举行吃人肉的盛宴。如果不打破独裁者与“二丑”之间的恶性循环，被奴役将永远是人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