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容不下的风电

内蒙古辉腾锡勒大草原，汽车顺着绵延的公路行驶，眼前赫然出现一架架风车，高耸、挺拔，白色的桨叶在风中旋转，放眼望去，远处的草地和山坡上全是，犹如一个旷野中、蓝天下的游乐场。

这是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处风电场，是“风电三峡”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风电连续5年翻番增长，至今累计装机总量已超4200万千瓦，跃居全球第一，形成了一个由弱到盛的全新产业。

华锐风电、金风科技、东气、联合动力、明阳风电等一批国内品牌的风机制造商以火箭的速度迅速崛起，并与国际领先水平站在同一起点上竞争。

仅5年时间，无论是产能，还是技术，中国风电从一个相对落后的产业，跃升到了一个全球较领先的地位。没有巨大市场规模的带动，一切都无可想象。

当然，在这种爆发式的发展中，一些隐忧也开始显现：电网无法消纳暴增的风电以至于并网与调峰难题无法突破，难免闲置和“弃风”的尴尬等等。

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风电发展的障碍，风电需要出路。

然而，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无论是应对能源安全考虑还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发展可再生能源都将是中国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未来，作为唯一可成熟大规模开发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能源，风电始终关系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也必将要为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挑起重担。

毫无疑问，发展是硬道理。

风电启航

张国宝回忆风电往事

按照“十一五”初期的规划，风电装机总量是500万千瓦。到了2007年底，目标调整为1000万千瓦。最后的结果是，整个“十一五”的装机总量超过了4000万千瓦。

这就是过去5年，中国风电的速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速度？不这样，中国的风电产业发展又会是怎样一个局面？

7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北京雨后第二天，天气极好的午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过去的5年，他导演了中国风电发展的“奇迹”。

张国宝主管能源行业11年、执掌国家能源局三年。他在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发展核电、风电、重大装备国产化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了中央和业界的高度评价。尤其是在风电领域所进行的强势突破和以罕见的速度突飞猛进，成为了他耀眼的政绩。

他也颇以此为豪。

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种“大跃进”式发展的担忧、批评、质疑，甚至指责。

虽然已经退下来，但张国宝依旧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敏感。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侃侃而谈，不设禁区，不避问题，甚至，不讳言他的难言之隐。

起点：进口电机+外国贷款

追溯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这个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能源产业在2005年之前发展极其缓慢。

那时，中国的风电总装机量不过40多万千瓦，基数很小，装备档次低，国产化水平也很低，大部分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资金靠外国政府贷款，如荷兰、丹麦、西班牙、德国的政府贷款。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少经费，有人给你解决经费当然是好事，利息也低。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吃的午餐是没有的。”张国宝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利息虽低，但这些国家有要求，80%的经费要用来购买他们本国的产品，目的是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而这些产品往往价格昂贵。

这样的结果是，风电价格高达每千瓦时1.5元左右。相比之下，火电的价格不过0.3元～0.4元。

张国宝一开始也想不明白，“风也不用花钱买，怎么成本比煤电还贵呢？”后来明白过来了，设备折旧以及归还贷款利息成为了最主要的成本构成，每千瓦风电的造价比火电要高出许多。

这是5年以前，中国风电起步时的全部家底。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能源和环境的双重危机，尤其是对绿色能源和能源安全的考虑，作为清洁、可再生能源，风电在欧美被许多政府加以推广，并获得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至2005年，欧美控制了全球风电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怎样从这样薄的一个底子上追赶世界，这让张国宝颇费思量。

“我历来相信：价格低，买的人才会多。电也是这样，如果风电很贵，就发展不起来。”张国宝后来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把规模做大，把价格做低，尤其是他所主推的三大风电产业发展政策：做大蛋糕；引入竞争；扶持国产化，都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做大：“风电三峡”

欲成非凡之事，必用非常之法。

“为什么中国风电之前发展了20多年都起不来，而到了现在，技术、规模、品牌都上去了，还开始接国外的订单……这些都基于我们市场的拉动。没有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带动，什么都是徒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后来的这一总结为张国宝当初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张国宝当时的想法是：没有足够的市场，就不能吸引投资者去干这个事业；没有足够的规模，价格也降不下来。“把规模做大，把蛋糕做大，才能把成本摊薄。”

“因为风电价格贵在风机，蛋糕做大了，就把每千瓦的造价做薄了，批量大，成本就低了。”张国宝说，这是压低成本的重要手段。

那时，国家风资源的底数不清，国家共出经费3.3亿元测量各地风能，拨给中国气象局，把得出的风向资料，提供给投资者参考：哪些地方可以建风电场。

很快地，各地都开始筹建大型风场。“当时起步就是10万千瓦，一个兆瓦就得100多台风机了，这么大的量招标就有了吸引力。”

再后来，有了著名的“风电三峡”。

那是源于张国宝与李源潮的一次会面。

曾有一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到南通启东去考察风电项目，在那里碰到了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两人是故友，李源潮提议：到江苏沿海搞海上风电，那里的潮间带从南通的长江口一直到连云港，整个江苏苏北的海岸线都可以搞。

潮间带是海岸上潮起潮落间露出的那一片沙滩，一般也就几百米。但江苏历史上是沉积平原，水浅，涨潮和退潮间，能露出30多公里宽的沙滩。

李源潮对他说：“这一带用来建设海上风电，1000万千瓦也不成问题。三峡也就1000多万千瓦，还要移民100万。在这里建的话，不用移民，多好。”

于是，返京以后，张国宝为新规划取名“风电三峡”，筹划分别在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布设三个千万千瓦级大风场。

如今，全国建设中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已经增加到8个，24个省、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风电场。

但这一切并不完全都在张的规划之内。他开玩笑说，这成了他的难言之隐了。

主管项目审批的发改委，在公众的印象中，颇有计划经济的遗风。“我开始也不想批，但是你一点不批也不行，不批的话(风场的业主方)都到国外买设备去了。”张国宝说，为了扶持国产化，在一定时间内，“我保留了一定范围内的审批权”。

于是，有了后来的规定：装机规模在5万千瓦以上的风电项目须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5万千瓦以下的只需要在省区级发改委核准。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不用国家发改委批，各地就批出了好多个4.95万千瓦(的项目)来。明明是10万千瓦(的项目)，他分两次批，那就不用找你国家发改委了，(地方)自己就批了。”

“4.95现象”因此而生。这让他颇有些尴尬：“这4.95，不是我们(国家发改委)批的呀。”一般情况下，经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风电项目须具备以下条件：国家电网公司要保证发出来的风电能接出来，环评要过关等等。但是地方审批的那些4.95万千瓦项目，有的并不在国家电网公司的规划范围内。

“他们在山包上把风机立起来，然后问，电网公司为什么不给接网？国网公司说：我哪知道你要建，你又没事先跟我商量。”

电网的建设没有很好地与风电的建设相协调，这导致有一部分风电无法上网输出。于是，这种“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开发模式也遭到了反对和质疑，不只是外部，在能源局内部也有不同声音。

这种不同的意见认为，简单贪大的大规模风电系统不够灵活，应大力发展小规模、灵活的分散式发电。

但即使到现在，张国宝仍坚持，蛋糕不做大，不形成一定的规模，根本无法将价格降下来，也就没有今天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风电将来在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上，要挑起一定的担子，这就不是仅小区域分散式能解决的问题了，必须要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未来，风电必然要挑起一定的担子。

但这并不代表就否定原来就存在的分散方式，张国宝认为，在大规模风电场发展之前就存在分散式的风能利用，例如分散居住蒙古包的风电。原来的分散式仍然可以发展，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

现在的风电政策也突出地鼓励风电向分布式方向发展，未来，风电将形成分布式接入和集中式开发并重的态势，“两条腿走路”。能源部门的官员提醒企业，不要只关注大基地建设，同时也将眼光放在江西、湖南、湖北这些低风速地带的开发。

“为什么中国2020年的风电装机目标被修改了好几次，也是因为大家原来都不预计到这些地区都会开发。”风电制造商明阳风电的董事长张传卫说，他们正在努力适应这一政策方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