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鲸司机是真的吗:犹太之剑:摩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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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历程


  “摩萨德”是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以色列国的成立而形成的。 在以色列独立以前,巴勒斯坦地区有一个犹太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意为“防务”),这个组织是为了专门、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秘密购买武装、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而成立的,而为这些活动收集情报的则是一个附属“哈加纳”的“沙亚”情报机构。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哈加纳”为“以色列国防军”所代替,6周后,沙亚”为“对外情报机构”所代替,这就是摩萨德的前身


  1. 成立


  摩萨德的成立带有戏剧色彩,它源自于以色列情报局内部的一次严重的叛乱。以色列成立之初,情报界之间的分工非常模糊,职责往往相互重叠。当时共存在有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阿利亚-B四个情报机构,他们的分工大致是阿穆恩负责军事领域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情报,外交部政治处负责海外的谍报收集并与外国安全机关建立关系,阿利亚—B负责有关移民的一切事务。建国初,以色列面临着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关系以色列的生存。可以想象,此时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情报是迫切需要的。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升级、美苏关系滑坡,担心阿拉伯国家借紧张的国际局势向以发动新的进攻的心理在政坛占主导,对军情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海外谍报刺探机构的外交部政治处对此贡献相当有限,他们的重点放在了诸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计划、经济建设工程之类的事情上,这些信息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显然助益有限。不但如此,那些海外间谍在欧洲肆意挥霍,生活十分奢侈,这就更引起了其他情报人士的愤怒。    作为阿穆恩的负责人吉布利首先向政治处发起挑战,接着,辛贝特局长哈霍尔也成了吉布利的盟友,他们在向海外派驻了各自的谍报人员后,很快就在各个方面形成了竞争,并逐渐导致情报的混乱。总理本·古里安对此十分光火,于是下令对情报机构进行整治。起初,整顿工作在罗文·希洛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些原属政治处的谍报人员却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个名叫本·纳坦的高级谍工的领导下,他们拒绝服从这一由最高领导人执行的改组,他们提出了集体辞呈,并焚烧了手中所有的秘密档案。这一反叛行为遭到了总部的鄙视,罗文·希洛在总理的支持下把反叛者抛弃一边,全力改组,结果,“情报暨特别任务局”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这一天,是1951年4 月1 日。权力得到了重新分配,摩萨德全力收集海外谍报,并直接向总理负责,而情报所引发的特别行动以及周边国家军事情报则由阿穆恩负责。


  2. 发展


  人们一般把以色列的情报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摩萨德在以色列情报机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摩萨德的发展史,也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1948~1962年,初出茅庐的情报界与整个以色列社会一样,开拓精神占主导地位,人乃为最最重要的因素军事情报局的头目艾泽·比里因丑闻被迫下台之后,国内安全机构的领导人艾泽·哈雷尔成了随后10多年里情报界的中心人物。他是唯一的“梅穆内”——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正是哈雷尔,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确立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性质。在其上司本·古里安的指导下,这位梅穆内自然希望其谍报人员都成为王子。哈雷尔往往被人们描绘成一位修道士式的人物。他认为,情报局长的工作就是为其下属树立榜样,所有辛贝特和摩萨德的男女应该和他一样爱国和无私,他们对以色列的一切都应抱有与他一样的热情。以色列缺少其它国家建立已久的情报机构的经验和传统,所以,其最初的间谍也许不知道如何做某些事情,但以色列人发现了一个有效方法。他们被告知:“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一切都是可能的,间谍王子们也将找到自己的出路。


  提到特工,不能不讲到的一个组织“摩萨德” 未能预测战争威胁的责任属谁?有关这一问题,大家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了情报界的四分五裂,并大大削弱了以色列公众对情报界的信心。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当选为以色列第一位非工党总理,这使以色列情报界进入了其第四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冒险主义时代。由于贝京对情报界的秘密行动有着强烈欲望,他鼓励情报机关采取更加激动人心并有助于绘出新的以色列形象的历史性行动,从而恢复情报机关的活力。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走向了极端。此时,观念和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换了新的领导人,他们向情报机关大胆授命,却没有加强对它们的控制,也根本不顾及其后果。情报界内部群雄相争,矛盾尖锐。最后,甚至摩萨德准备的分析材料也根本不能用,引起总理及其他政界人士的注意,特工人员受到赞赏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的蛮力。一些自认为能够以勇敢的爱国行动而成为王子的间谍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当今时代,他们必须用钱买得自己的地位。对于个人财富的欲望以投入经商之潮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群过去的情报人员改弦易辙,开始自立门户,独自行走江湖,他们当上了安全顾问和军火商,谁出价高,他们就与谁交易。这些活动很快就在全世界败坏了以色列的名声。而对于以色列来说,任何个人的丑恶行为都将被归咎于以色列政府,尤其是摩萨德。    对于以色列来说,80年代是充满挑战的10年,而情报机构却辗转难眠。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军方和情报界的领导人也承认,与美好的往日相比,今天的间谍根本算不上王子。前军事情报局局长施洛莫·盖齐特将军说:“如今的情报界,无论是谋划层还是实际行动层,都缺少良好的专业素质,决策程序缺少足够的深思熟虑。毫无疑问,以色列社会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以色列人常常被一幅醒目的广告所吸引:天蓝色背景下,画有以色列国 徽的深蓝色大门敞开着,广告词称,以色列情报局(即摩萨德)的大门向你打开:发挥你的潜力,开发你的能力,前面是广阔的未来和崇高的贡献。号称世界四大间谍组织之一的摩萨德竟然也公开刊登招聘广告,这对习惯于对国家安全和机密守口如瓶的老一辈犹太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摩萨德前局长阿米特无奈地承认,时代不同了,如今谍报工作后继乏人。老一辈人可以毫无怨言地为复国理想奋斗,而当今的年轻人则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虽然摩萨德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优秀的特工,但由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年轻人国家安全观念淡薄,禁不住高科技企业优厚待遇的诱惑,根本不愿到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使摩萨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摩萨德公开招聘特工的计划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支持和批准。总理为此发表声明说,目前,情报部门已难招聘到一流人才,摩萨德必须适应人才市场竞争,效法美、英等国,采取公开的方法征召精英。


  确实,面向21世纪,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潮流,因纷乱的中东局势而名声大噪的摩萨德如何处理好自己的地位与形象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预测摩萨德在21世纪会获得多大的成功。每当一位以色列情报官辞职或退休的时候,他总是声称情报界已今非昔比。那些“创业者”认为,过去一切美好、优秀的东西正在逐渐衰变,得以幸存的微乎其微。现在,提高士气和不断吸收优秀人已经成为两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二、内部组织摩萨德内部组织严密    摩萨德下设8 个处。(1)计划行动协调处。其任务是负责策划、决定行动方案和有关协调事宜, 具体行动任务也多由该处执行。(2)秘密情报收集处。负责通过多种渠道收集秘密情报。(3)政治行动与联络处。主要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关进行协调工作,建立合作关系。(4)财政与人力资源处。负责各种经费的管理,负责人员的发展与挖掘。(5)训练处。负责对特工进行系统专业的训练。(6)调查处。(7)专业行动处。 (8)技术事务处。其中第二个(秘密情报收集处)和第三个(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处按照地区和职能分为若干办公室,具有十分明确的分工。摩萨德在事实上垄断了海外情报收集工作,只有一部分接近以色列边境的军事目标由阿穆恩负责。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处则负责为其他几个处提供帮助与支援。估计“摩萨德”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约2500至3000人,并依靠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够比较便利地开展活动。一般情况下,在旅游公司、商业公司、航空公司、使馆等合法机关掩护下进行活动。同西方各国的情报机关,特别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在以色列历次特别行动中,“摩萨德”都是核心的组织者,通常由“摩萨德”负责侦察相关情报,制定周密的计划,由下属的战术行动处或其他部门的突击队员付诸行动,几乎每次都是一击而中,全身而退,像追捕纳粹战犯艾希曼、空袭伊拉克核设施、突袭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无一不是秘密行动中的典范!这一组织也因此在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以人员精悍、行事毒辣、效率惊人,成为世界间谍机关中的佼佼者。 


  三、特工的招募与训练     摩萨德有两套独特的招募人员的机制。其一是科班式的挑选与训练。在哈雷尔时代,这主要是通过英式“校友会”里朋友的举荐,因为哈雷尔推崇直觉判断,那时候,一位受过合格教育或在某个特定军事单位中服过役的老熟人就是一名恰当的间谍人选。而阿米特则主张使用更为系统的方法,他想方设法寻找间谍人选,不仅在军队里找,而且在大学及商业界找,甚至在新移民中找。寻找的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欧洲人的气质、衣着风格,以及超出于一般人的突出个性。人才招募在哈雷尔时代完全是封闭式的,到阿米特时期则转为半公开式,而2000年,摩萨德更是广贴海报,实行全球性公开招聘。这种通过正规挑选的人员要接受严格的、科班式的训练。在训练计划上,最初是情报工作的基础训练,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对新特工的训练并无区别。其中包括使用密码,运用各种枪枝和器械,练习柔道、格斗技术等。除此之外,另一些训练则是摩萨德的技术“专利”。如用在羽毛中装有电子发射装置的信鸽来进行空中侦察,操纵在机身中装有电视摄像机的航空模型飞机,搜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训练营地的情况等。在这些基础训练中,也包括连续不断的记忆训练。比如,首先给受训者看一部电影,突然,放映机停了下来,教官马上要受训者们详细地讲述刚才看见的一切,说:“请立即说出刚才画面中出现的20件东西是什么以及它们的形状和颜色。”这种训练枯燥而且伤脑筋,但是对从事间谍工作的特工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摩萨德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提高间谍们对图纸、文件、照片的记忆力。他们还要练习如何进行跟踪而不被发现,或让别人跟踪自己再设法甩掉“尾巴。如果学员轻松地完成了任务,教官就会派出更有经验的对手以增大训练难度。此后,学员将接受更为全面的训练,使他们能更适应派往国家的生活环境。首先,他们必须熟练掌握派往国的语言,并从外表上看与当地人没有明显的区别。摩萨德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是以色列人的多民族性。比如说,从一些酷似纳粹军官类型的人中,找一个会说地道德语的间谍就十分容易。同理,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中,摩萨德可以轻而易举地挑选大批熟悉所在国情况的间谍。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间谍生活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是训练一些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内容,比如,在进行活动的地区应该怎样穿着?与人们聊些什么?付多少小费?等等。派往阿拉伯国家的间谍甚至还必须集中学习并背诵“古兰经”。而那些分到西德的情报人员,则必须背出每月联邦甲级足球队的比赛成绩,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教官要考问德国国家足球队主力队员的姓名。这是一种文化性训练,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间谍的身份,而间谍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结束一切课程之前,年轻的情报人员为完成他们的毕业考核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为了避免复杂的家庭背景带来的麻烦,发给他们的伪造护照往往证明他们是孤儿。所有训练结束后,有一个实习期,在这个实习期内,谍报人员将受到最后的考察。根据考察的结果来分配未来的工作。在这个实习期,有的人能够顺利地通过考察并如意地被分配到国外工作,有的人却在这时功亏一篑。比如,曾有一个受过训练的间谍在实习时被发现是一名同性恋者因而被教官劝退。训练结束时,每个学员都得到成绩单。那些成绩一般的人留在总部办公室工作。在情报分析处收集、分析情报,在联络处负责与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保持联系,或在秘密的外交部里工作(这个秘密的外交部负责处理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非外交渠道事宜)。


  只有那些成绩特别优异,大约占总数八分之一的人,有幸被分配到负责向国外派遣行动和暗杀小组的“特别行动处”。这种科班式的训练并非没有淘汰程序。实际上,能够在整个训练与考察中坚持下来并合格的人数往往不到总受训者的60%。除了这种正式的招募与训练外,摩萨德还有一种非正式的招募特工的机制,这套机制是为了弥补前一种制度的不足而设立的,这就是适时挑选与策反制。每一个特工或特工小组在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时,为了行动的需要,不可避免要接触到当地的人,这些人形形色色,但是在摩萨德特工看来都具有潜在的价值——只要时机得当。为了进一步获得情报的需要,摩萨德特工根据所接触的人的具体状况,会通过种种手段(往往是金钱与女色)引诱对方为自己效力,甚至通过对方建立起一个更为安全有效的间谍网(当然,这样做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摩萨德在这方面比较慎重)。被选择与被策反方有可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间谍,更有可能是并未受到特殊的正规训练的非间谍人员,但是这并不重要。由于这种机制相当灵活,而且被挑选的人员正是所在国家的公民,通过它,往往能够收集到摩萨德特工在一般情况下收集不到的机密信息。可以说,这种机制是对前述正规机制的重要补充。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摩萨德对性的利用。很少有人能经得起性的诱惑,这是人类的本性,而在敌对国家的交往之中则是非常致命的弱点。摩萨德深知这一点,并在执行任务时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在用女人设置性陷阱时,情报界领导人往往非常谨慎,他们一般倾向于派单身女人完成这种任务,而且,她们一般只执行一次这样的任务。摩萨德并不强迫女间谍采取性勾引的手段,这非常重要。然而,如果性讹诈或性陷阱是一项与任务不可分割的部分,摩萨德就会经常使用妓女。而以色列的一些非法妓女往往表现得非常爱国,尽管摩萨德并不告诉她们行动的细节以及她们奉命与之睡觉的男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与使用女间谍来设置性陷阱的谨慎相比,摩萨德的男特工在步入国外猎艳场时往往是毫不犹豫的。挑选出来的男间谍一般都非常英俊潇洒,甚至有些风流倜傥,他们在国外会与一些国家大使馆的女秘书或空中小姐交上朋友并建立起亲密关系,而她们则提供出许多有价值的有关阿拉伯世界外交官、机场以及城市的情况。 


  四、主要活动
   总的说来,摩萨德的活动非常广泛,凡是涉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都属于它的活动界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1. 情报收集。这是摩萨德特工在国外活动的主要责任之一。打入境外的特工往往有专门的特 殊的身份,通过身份的掩护,特工往往取得所在国国民的承认,进而逐步进入核心的、秘密的部门以窃取特定所需要的情报。这类情报主要是军事上的,因为以色列在建国后一直就处在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之下,处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只有维持强大的武力才能有存在的理由,而军事情报是维持强大的武力的重要内容。除了军事情报以外,也不乏政治情报,包括各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政治情况等,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就往往是根据各国的政治局势来制定的。在这类活动方面,摩萨德特工中出了两位佼佼者,一个是打入叙利亚的伊利·科恩,一个是打入埃及的沃尔夫冈·洛茨,当时叙利亚和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反犹太复国主义最积极的、最活跃的,而科恩和洛茨就分别打入了这两个国家的军政界上层,为以色列收集到了价值难估的军事政治情报,从而使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大占便宜。


  2. 暗杀与绑架。 这两个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威胁以色列国家和国民安全的人。这些人主要是激进的政治对手。他们基本上都信奉通过武力和恐怖活动来解决问题,而作为以色列的对手,他们的行动对象又往往是犹太人。对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恐怖活动,以色列则采取“以牙还牙”的对策与之针锋相对。比如1972年反击残酷杀害参加慕尼黑运动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黑九月”,1988长途奔袭突尼斯暗杀巴勒斯坦高级领导人阿布·杰哈德等等。此外,还有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公民的人身安全,但是对国家的机密造成了重要的破坏或泄漏,对这些人,摩萨德同样不会客气相待,比如1986 年绑架泄露国家核机密的瓦努努等。摩萨德的此类“以恐怖反恐怖”的活动引起国际舆论的激烈争论。 美国、俄罗斯、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则对以色列的暗杀行动进 行了批评,认为这同那些自杀炸弹事件一样残忍。一位人权组织的成员说,“谋杀不能取代严格的法律程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表示:“我们不认为这种有目标的谋杀是一种好政策。它是错误的。对任何受其波及的人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国际人权组织认为,以色列的这种暗杀行为违反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该公约规定,占领军不得剥夺被占领地居民的权利。国际人权组织还批评以色列没有提交任何有关他们暗杀的被怀疑者的可靠证据。 但是以色列却有自己的看法。 以色列认为:暗杀是为了自卫或称为“预防性打击”。以色列强调说,它目前 只是在与恐怖主义作战,它有消灭它的敌人的法律和宗教上的权利,“贯彻‘敌若欲杀你,你应先杀敌’这一原则是完全合法的”。一位犹太人引用12世纪犹太人先知迈蒙尼德的话说。他认为以色列是在为先知的宗教戒律而战,是进行自卫战争。前不久,以总理沙龙对以色列记者说,这种秘密暗杀行动将持续下去。“我们正在采取许多特别行动和突击行动来对付恐怖分子。”他说,“其中许多不为人所知,但其中有许多都是十分成功的。”


  3. 偷窃。一说起偷窃,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水浒英雄时迁,或者《偷天陷阱》里面的美女 大盗,然而要是推选偷盗之王,则非摩萨德特工莫属了。为了获取富有价值的情报与物资,摩萨德特工在不能以公开的方式(比如政治谈判、正常的商业购买)得到的情况下,往往采取偷盗的手段来获得。偷窃的目标,除了软性情报以外,也包括各种重要的实物,比如飞机、铀料、导弹快艇等军用物资。偷窃的进行往往是和其他方式相结合的,包括身份的伪造、策反敌方人员等等,不一而足。摩萨德偷窃的成功行动以60年代从法国盗取导弹快艇、从伊拉克策反米格21飞机飞行员、从瑞士偷到幻影战机图纸等为范例。


  4. 对外联络。 摩萨德还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行动是负责外交关系的秘密联络。秘密联络是在阿米特时期充分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来源于首任局长罗文·希洛的“外围战略”思想,希洛认为,以色列可以在阿拉伯以外的国家找到朋友。在阿米特担任局长以后,积极推进以色列同别的国家的交往,以至于使得摩萨德的政治与外交联络部发展成为“第二外交部”,而它所负责的外交活动则被人们称为“准外交”。摩萨德所负责的外交活动往往是那些有必要进行但是却不可以公开的。通过摩萨德与以色列交往的国家有土耳其、摩洛哥、肯尼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罗马尼亚等等,他们要么出于意识形态,要么出于政治考虑,都不可能公开宣布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对以色列都有或这种或那种的需求,于是就通过秘密的途径来进行相互交往,而这对于谍报机关摩萨德来说正是拿手戏。 


  五、摩萨德的辅助机关


  1. 辛贝特。除了摩萨德以外,以色列情报部门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各司一定的职能。在 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辛贝特。辛贝特是希伯来文“希鲁特·比塔洪·凯拉里”(意为“安全总局”)的缩写,这是一个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主要保护政府首脑和国家重要设施的安全,同时担负以色列国内反间谍反颠覆使命,有点类似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下设阿拉伯处、东欧处和反恐怖处三个部门。辛贝特的首任局长就是日后的摩萨德局长哈雷尔。辛贝特与摩萨德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分工相当明确。后来哈雷尔统辖了这两个机构,成为以色列情报历史上唯一的“梅穆内”,在他的领导下,两个情报机关十分有效地运转起来,并且能够实现良好的协作。但是双方也存在有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也不排除特工之间的协作产生的摩擦。在哈雷尔时期,由于他一手揽权,此种情况尚不明显,但在他去职以后,两个机构分别由独立的人员负责,竞争也愈演愈烈。


  2. 阿穆恩。另一个情报机关是军事情报局,以“阿穆恩”——希伯来文“阿贾夫·穆迪恩” (意为“情报之翼”)的缩写——人所共知,其职责非常广泛:收集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情报;对以色列报纸等媒体实行新闻检查,以保证军事情报不被泄露;从事小规模的反间谍活动。因此它与摩萨德在军事情报领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同时相互的竞争也体现出来了,这种竞争表现在境外的谍报活动。根据分工,阿穆恩负责邻近国家的军事情报,而摩萨德则负责所有的海外情报,这就给双方在派遣特工方面带来冲突,并一度引起内讧,而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的灾难。阿米特在出任摩萨德的局长之前正是阿穆恩的局长,出任摩萨德的局长之后,他还兼任了一段时间的阿穆恩局长一职,这样,身兼两个职位的他就有可能对摩萨德进行变革。他利用这一个权力短暂集中的过渡时期对摩萨德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把阿穆恩的精锐力量“131 部队”同摩萨德当时两个原来既需要在全球组织行动又要收集情报的较小的机构合并。这样,就使得两个情报机构的职能得到更好的规范与实行,并在工作的效率和相互协调上得到充分的保证。尽管相互之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和谐甚至摩擦存在,但是它们都是在为以色列服务,都是在保卫他们共同的家园,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体谅、理解与合作,他们明白,只有携手团结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色列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以色列,而只有相互精诚团结才能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在“以色列”的名义下,一切都有回旋余地。一般地,这三个机构之间通过召开会议保持日常的相互联系与合作,该会议名为“瓦拉希”,会议成员由国家总理、摩萨德局长、辛贝特局长、阿穆恩局长、外交部长、警察局长六人组成。会议一般由摩萨德局长主持,各位情报界巨头要相互通报最近最新的情况。会议每周举行一次。但是举行的具体地点和具体时间是对外封闭的。


  3. 精锐突击队。另一个与摩萨德紧密合作的是特种部队。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成立于1953年,当时成员都是从各个部队中精选出来的尖兵,首任指挥官就是现在的总理沙龙。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中,有一支是精锐中的精锐,它以“马特卡勒塞雷特”而闻名。“马特卡勒是希伯莱语“总参谋部”的缩写。这个名字特殊的“塞雷特”直接接受以色列最离军事指挥官国防军参谋长的指挥。但实际上,“马特卡勒塞雷特”不仅根据参谋长的指示,而且根据阿穆恩局长的指示执行危险而复杂的任务。这个最精锐的突击队建立于1960年,目的是使军事情报局具备——尤其是在敌后——也就是在阿拉伯国家境内——实施某些行动计划的能力。 “马特卡勒塞雷特”的存在是国家机密。直到今天,以色列军事新闻检查机关仍然禁止对这个突击队的活动作任何报道。60年代,仅有少数几位新闻检查官知道这个特殊军事单位的真实情况。它的创建者是阿弗拉姆·柯南将军。当初,他从以色列国防军亲自挑选了一批最勇敢、最机警的战士。柯南将军的训练使他们完美地掌握了单兵作战的本领——一个在外独立战斗的战士应该具备的能力。“塞雷特”突击队员必须学会怎样在漫长的黑夜中长途跋涉,最终发起漂亮的军事进攻。执行任务时,他们一般分成小组行动,每个小组有三四个人。他们越过边境线,设立观察哨位,窃听阿拉伯国家的电话通讯系统,刺杀或劫持指定目标:一个人或无生物。“马特卡勒塞雷特”是世界上第一个于非战争时期使用直升飞机执行越境行动的突击队。然而,尽管它拥有先进的技术,包括夜视镜和轻型无线电收发机,但是它最重要的财富还是突击队员们的地图和他们的双腿。具有讽刺意殊的是,以色列军队从未在战争期间很好地利用其“塞雷特”突击队。这些突击队在“六天战争”即1973年的战争中打得都不错,但它们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无战事的时候出现的。有关“塞雷特”的情况一直禁止泄露,但外国记者听说过一次突击队的行动,并在文章中提到过“以色列军队最杰出的部队之一”或“精锐部队”。但有一点一直隐藏得极为严实,这就是“马特卡勒塞雷特”与整个情报界——不仅是军事情报机构阿穆恩——的联系。这支突击队按照参谋长的命令——也为摩萨德和辛贝特——执行任务。这是军队和情报机构之间很少间断的重要合作的一个例子。“塞雷特”部队的征招对象为新入伍战士中的志愿者。对于以色列男青年——他们几乎都是18岁入伍——来说,“塞雷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塞雷特”也有大量的干部子弟。 如果说辛贝特、阿穆恩与摩萨德还有利益冲突而相互摩擦的话,那么特种兵与摩萨德则没有丝毫冲突的利益。他们合作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一旦合作则往往有惊世之举,比如1976年长途奔袭恩德培解救人质以及1988年远袭突尼斯刺杀阿布·杰哈德就是二者成功合作并引以为豪的范例。形象一点说,在此类行动中,摩萨德是眼,特种部队是手。二者不但没有利益冲突,相反,特种部队还常常为摩萨德输送特工。一般地说,“塞雷特”老战士在“塞雷特”勤恳工作3年之后,将成为辛贝特或摩萨德优先考虑征招的人选。他们具有从事特工工作的最好条件:参加过战斗、受过良好的训练、懂两到三门外语、心理素质出色等等。 


  六、对外联络     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更大的情报,为了更好地从事境外的活动,摩萨德从一开始就注意与国外的情报机构建立合作与交流关系。


  1. 西方情报机构。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提出了“外围战略”,认为以色列可以在阿拉伯以外的国家找到朋友。由于他在二战中的非常经历,使得他在就任摩萨德局长后很快就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了合作的基础。这对刚刚起步的摩萨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就是在1951年,摩萨德同中情局签订了相互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情局向摩萨德提供特殊技术设备,包括监听装置。破译密码的电子设备等,并负责接收摩萨德情报人员对其进行训练。另外,摩萨德刚刚建立时的机构也是借鉴中情局来组织的。所以,摩萨德在其起步的时候在软件与硬件上就走在了各国情报界的前列。可以说,摩萨德在随后取得的种种辉煌战绩同美国中情局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从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中情局造就了摩萨德。此外,摩萨德还加入了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千瓦。 由于“千瓦”的成员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机构的代表,包括意大利、比利时、西德、英国、卢森堡、荷兰、瑞士、丹麦、法国、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爱尔兰和挪威等,摩萨德得以与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建立其恒定的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在这些国家设立了情报站。情报站通常以外交机构作为掩护,在以色列大使馆里展开活动,但站长并不向大使通报他的活动,而是直接向特拉维夫报告。每个站都有摩萨德的两个重要部门的代表:情报收集处和联络处。驻外间谍的分工明确,这样,一个部门的人员就不会(也不该)知道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他们的工作包括与东道国秘密机关之间的正式联络,但同时也管理着自己的情报网,而并不向东道国安全机关通报情况。在摩萨德与西方情报机关的交往中,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1956年获取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实际上,这次行动并不是摩萨德进行的,摩萨德也根本就没有参与,根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甚至当时的摩萨德局长哈雷尔也不知道事情的经过。这次行动其实是辛贝特的挂名局长马诺尔在东欧的间谍网手下特工的一名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活动的特工从波兰获取到的,这名特工得到这份秘密报告后交给了马诺尔,马诺尔马上派人翻译为希伯来文,然后让专家进行识别,经过确认后,马诺尔把报告提交给了总理本·古里安,在这之后,才通报了哈雷尔。总理本·古里安当时信奉弃苏亲美的政策,于是经过考虑后派人把这份报告送给美国。美国当时并不知道其中的过节,而唯一得到的解释是以色列特工获得的。由于当时哈雷尔在情报界一手遮天,于是人们自然把这件事的功劳记在了摩萨德的头上。甚至几十年来人们关于摩萨德无所不能的印象没有丝毫的消失。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以后,摩萨德的西方同仁才开始尊重这位在当时还算是小弟弟的情报机构。他们认为,摩萨德的确比他们了解得多,以色列人比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甚至美国人、英国人都要能干。获得西方先进情报机构的尊重,这是摩萨德在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步。


  2. 非洲国家。 摩萨德的另外两个活动地点是非洲和亚洲。在阿米特时期,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变成第二个秘密外交部,通过它摩萨德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情报部门建立起了合作关系。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在50、60年代获得独立,并以以色列为学习榜样。当时,美国和苏联被视为扩张主义超级大国,英国、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仍是不受欢迎的殖民主义者,而以色列则是一个掌握了在当今时代迅速发展之方法的年轻国家。非洲各国领导人认为它们可以从以色列那里借鉴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于是主动和以色列合作,以色列的专家、顾问、大使不断被派往这些国家,其中不乏摩萨德间谍。随后,双方的情报合作关系开始建立,受援国情报机关获得摩萨德特工严格而专业的训练。这些非洲国家包括当时亲西方的苏丹、埃塞俄比亚政权,也有一向对中东阿、以冲突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如南非、加纳、扎伊尔、桑给巴尔,甚至还有一些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谍报人员和安全机关都接受了以色列人的训练和帮助。由于摩萨德的努力,肯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成为摩萨德在非洲的三大活动基地,而南非与以色列甚至发展到核技术交流。 


  3. 亚洲国家。 在亚洲,摩萨德也取得了成功。伊朗和土耳其是两个与阿拉伯国家有领土争议,并害怕苏联颠覆的政权,摩萨德乘机而入。它与伊朗和土耳其建立起一个被称作 “三叉戟”的正式合作组织,每半年举行一次三方局长联席会议,交换苏联在中东活动的情报,以及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军事情报。新加坡是摩萨德在远东活动的跳板。摩萨德首先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情报站和常驻军事代表团,向新加坡提供各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