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瑶峰x阿萨辛 饮宴:第三世界穷忙的发展之路

   　　解决亚非拉三大洲许多国家普遍的贫困问题，靠什么？相信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发展”！有人会谈及让这些国家制定更为科学的发展战略，以更好的发挥比较优势，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获得发展成果；当然，学界也有一些人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打破妨碍这些国家陷入发展先发劣势的制度、文化桎梏，增强其造血能力，然后才能谈发展。
     　　颇具悖谬意味的是，在1945年之前，欧美政要、知识分子、资本家、慈善组织根本就没有去理睬过亚非拉国家是不是陷入了贫困。相反，在二战结束后，仿佛一夜之间，亚非拉的贫穷问题就被前者们“发现”，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不容置疑地成为了后者的学习榜样。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开始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建立起一套旨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制度体系，大量输出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你可以用“授人以渔”来形容这种帮扶发展的战略。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后发展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原籍发展失败国家哥伦比亚的埃斯科瓦尔在其所著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发展”的出现和强化源于二战后初期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的把持者（主要是美国）将贫困问题化，一反欧洲列强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殖民模式，以经济发展为幌子，将亚非拉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通过“发展知识的专业化和发展实践与行动的制度化”，让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受制于人。
     　　所谓“贫困问题化”，即用一套价值体系和数据标准界定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以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比后发国家），然后再创设出另一套政策方案来一一解决被数据化的贫困问题；不考虑先发国家经验及后发国家国情的特殊性，也认识不到短期经济政策冲击基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的经济传统的困难，更不承认经济和社会问题数据化的局限性。上述思维逻辑的形成，与二战后的经济与技术迷信思潮有关：一方面，罗斯福新政证明了公共干预在经济生活中的有效性，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等公共机构成功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实践，均让人们高估了政府力量；另一方面，在当时，科学“技术被理论化为一种道德力量”，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相信“这种力量可以通过为创新、收益和成果制定道德规范来进行运作”，可以由此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
     　　由此形成的发展理论，主要强调技术、人口与资源、货币与财政政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商业与贸易，以及服务于这几项因素的教育体系。这也正是欧美工业化国家帮助下，亚非拉后发国家面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几大政策方向。接下来，后发国家就迎来了“发展的专业化与制度化”，即完整引入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专家知识（技术、策略、学科实践），并模仿欧美建立起国家规划机构、地方发展机构、私人志愿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分支机构。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前述“专家知识”当中最受重用的当属“发展经济学”。后发国家的发展方式、具体政策事实上由发展经济学家主导，由其决定配置稀缺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安排人口专家、教育家、城镇规划师、营养学家、农业专家以及其他学科专家各司其职。
     　　然而，无论是体系化的发展理论，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践，统统都失败了。第三世界国家当中，靠后发发展、消除贫困的战略实现发展目的的个例少之又少，反而有大量国家陷入了1945年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饥荒，发达国家如今年复一年为穷国减免债务，但越减反而债权越多。
     　　如果发展失败的国家只有一个，我们可以将责任归咎于这个国家禀赋、执行发展战略的水平，以及操盘手贪污腐败耗尽民财；失败者若再稍稍增多一点，也不排除是错过经济周期所致——然而，发展战略带来的不是单个、少数几个国家的失败，而是散布在亚非拉普遍、复杂、日趋严重的深度贫穷问题。
     　　即以欧美国家津津乐道启动的救助穷国饥荒的政策为例，富国一方面向穷国大量供应廉价粮食，赚足了乐善好施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以事无巨细的营养干预计划迫使穷国打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种植计划，腾出土地来种植全球化体系需要的原料农产品甚至是花卉产品，然后将失地农民推向穷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充当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许多穷国再也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要吃粮食只能靠进口。问题是，出口的原料农产品、初级工矿加工品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定价体系中换不来多少钱，原先的失地农民进入工厂做工也挣不到高额工资；后果就是，穷国启动发展战略时所借外债无法偿还，穷国多数人买不起、吃不起舶来品，两项叠加，就造成更为严重的欠发达和贫穷。
     　　又如，后发国家接受欧美援助、帮助，以贫困为起点启动发展之后，这些国家中占据人口相当大比重的农村妇女就被发展干预活动赶出了原先的生产、生活位置。在所谓穷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中，青壮年甚至还有老年男女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女性还承担着照料孩子等额外工作。发展干预专家所设计的效率更高、应用更多现代机械、使用化肥农药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需要的劳动力更少，率先将妇女排除在外，埃斯科瓦尔举例指出，“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所支持的国际培训……（遵循的）分工：男性务农、女性管家……将父权制现代化了……妇女的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劳动为‘现代化’提供了大部分基础”。为维持家庭生计、保障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就必须走出家门，充当工业化、城市化中“温顺的廉价劳动力”。
     　　埃斯科瓦尔在书中提到，二战后，发展话语操控了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表征政治、身份政治，成为了核心的、无处不在的话语，并以此压制本土文化、妇女、农民、身份和历史的场域。发展话语的失败，让依附于这一话语（战略）获得存在合理性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尴尬，它们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他者”，偶尔表现出正面意义，更多时候却是“负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工业化国家26%的人口就消耗了世界78%的商品和服务、81%的能源、70%的化肥和87%的军备，一个美国人所消费的能源相当于900个尼泊尔人的消耗量。在能源、资源、金融危机叠加，发展权意味着可能对地球其他经济体和人们伤害权的今天，第一世界开始向第三世界传授“可持续发展”，指责穷国穷人不理性、而且缺乏环保意识，要求后者克制并遵从环保义务，以便留给富国更久更方便的排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