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轩:毛泽东谈统购统销:要批判保护农民错误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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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统购统销:要批判保护农民错误思想

http://www.huanqiu.com   2011-08-12 10:20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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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薄一波披露粮食统购统销出台内幕,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粮食统销统购时说:“和‘余粮收集制’的不同”;“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

周恩来 毛泽东 薄一波

  据我了解,陈云同志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问题。由他主持起草,用他、李富春同志和我三人名义,于1952年1月15日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1952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陈云文选》第2卷,第160页)这里的“征购”,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由于一些地方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中央在1952年实际上没有进行试点。


  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毛主席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这时,陈云同志因病在外地休息,财委工作由我主持。我组织粮食部和中财委粮食组的同志共同研究,草拟了《粮食收购办法》、《粮食计划供应办法》、《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和《节约粮食办法》。《粮食收购办法》里,没有提到征购,那是考虑到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民可能难于接受。提出的方案是:除依法征收公粮外,有选择地实行余粮认购法、结合合同收购法(即订合同用工业品换粮食)、储粮支付货币法(即按储粮时牌价将款存入银行保本保值并计息)、预购。几个草案经中央初步审阅后,于6月15日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讨论、修改。7月下旬,财经会议后期,陈云同志回到北京。会议结束后,他立即拿出很大的精力继续这项研究。这时,汇总起来,共提出了八种方案。经过反复对比筛选,其中七种被否定了。这七种是:


  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这种办法所以不行,是因为农民看到城市搞配售,他就会有粮不卖了。


  只征不配。只在农村搞征购,城市不配售,还是自由市场。结果可能会边征边漏,农民会拿交征购粮所得的钱,到城市里从粮食公司再把粮食买回农村。


  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这样做,困难会日益加剧,结果必乱无疑。


  “临渴掘井”。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这样办所以不行,道理很简单: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城市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了。


  动员认购。东北1951年实行过。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向农民露底,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认购量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这是一种强迫而不命令的办法。


  合同预购。这是个好办法,1949年、1950年在东北、华北收购棉花时就试行过。1951年对棉、麻、烟、甘蔗、茶叶等多种农产品全面实行合同预购,但预购合同一般要在春耕前签订,1953年至1954年粮食年度改行粮食合同预购,时间已晚。而且前几年合同预购证明,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收成好,他按合同交售,甚至希望国家多买;收成不好,市场价格看涨,虽订了合同,他也不一定会履约。现在粮食产量不是多,而是不足。因此,希望全面推行合同制来完成收购任务,没有把握。


  不搞统一办法,由地方各行其是。这样做,怕各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后,陈云同志认为上述七种方案都不可选择,可选择的只剩下又统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了。


  财经会议后,我离京去外地做农业初级社的调查研究时,陈云同志曾通过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的选择,但希望在农村征购时,不要过头,除给农民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外,最好还给留点机动粮。


  陈云同志的建议向中央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总理、小平同志等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毛主席的赞许。毛主席嘱他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1953年10月2日凌晨,毛主席审改了陈云同志起草的通知,并决定于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报告说:情况十分严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会更加严重。(1)收购少,销售多。8月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从7月1日开始的新的粮食年度要收购粮食340亿斤,现在只买到101亿斤。个别地方收购虽达到计划,但全国同期销售124亿斤,超过原定计划19亿斤。现在既非1951年,又非1952年,1951年3月到6月紧张,7月以后收多销少,情况改变了;1952年11月间,情况也有改变。今年可以判断到11月、12月,也可能是收少销多。因为产区完不成计划,而销售却大幅度突破计划。(2)现在已有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集镇与乡村之间。只要粮食市场乱,一个晚上就可以出来上百万粮贩子。现在不少地方已开始混乱,粮多的地方则开始抬价。(3)过去规定全国供应京、津23亿斤粮食,其中麦子15亿斤,现在只能供应10亿斤。从7月1日到现在,只三个月已卖5亿多斤。现在到明年6月只有4亿多斤可卖了,而外无援兵。京、津面粉配售势在必行。京、津配售消息传出去又会影响粮食收购。(4)原定东北上调42亿斤,因为受灾,现在自认只能上调14亿斤,这个缺口不小。总之,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结果是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而且会引起人人各自囤积,人心不安。虽然物价不会像过去那样动荡,但也要相当动荡。这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只有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


  在谈到解决办法时,陈云同志说: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同这四种关系相适应的处理办法是,农村实行征购,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上述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关系,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陈云同志又说:在我们之前,有两个政府实行过征购,一个是“满洲国”政府,叫“出荷”;一个是蒋介石政府,叫“田赋强实,征购征借”。我们的征购不仅性质和他们的征购不同,而且价格公道。除运不出的“死角粮”的地区外,都可以实行。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


  小平同志建议,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开征,征与购同时进行。  毛主席最后发言说: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征粮的布置推迟一个月。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进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农村经济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这一个翼,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涉及占农村人口80%到90%的广大农民的问题,也涉及到缺粮户的问题。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征购,管制私商,统一管理粮食,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需求年年增长。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毛主席在发言提纲的手稿上还写了这样一些内容:“和‘余粮收集制’的不同”;“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大员下去”;“城市节约问题(苏联曾在大城市每人每天只配5两),我国应为老秤10两新秤12两”;“一切必要配售的地方均应配售”;“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分支部门: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小私有制农民的征收、征购。主体——国营工业:一翼——国家资本主义;又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制”;“价格应从长远计算,不要城乡同时紧张”。这里提出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分支部门”,把粮食征购和互助合作合称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一翼,反映了毛主席当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理论思考。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通知还规定华东局谭震林同志,中南局李先念同志,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同志,西南局李井泉同志,西北局马明方同志必须参加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对外名称未用“紧急”二字)召开,陈云同志作报告,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邓小平同志讲话。


  陈云同志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对八种方案的可行性逐个作了说明,然后指出:现在只能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之一法,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陈云同志说: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1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陈云文选》第2卷,第208页)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危险性可能小一点。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论述了粮食统购统销对巩固工农联盟,对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关系。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中央的决策。


  10月13日,陈云同志作会议总结,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些新的意见:农村的征购面,今年控制在50%左右,而重点又是这50%中的50%,即占农村总户数25%左右的余粮较多的户;“征购”、“配售”的名词可否改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两个名词很吓人;征购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不要把余粮都收走,还要留点给他;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仍然以生产为中心,粮食征购在春节前基本办完;要特别注意做好落后乡的工作。关于名称问题,陈云同志说,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主张将“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何不再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单地说,新的粮食政策合起来就叫“统购统销”。


  这一天,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也再次到会讲话,中心是讲粮食问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他说:从今年3月以来,毛主席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昨天晚上,毛主席交待,要我再跟大家讲一次,让同志们弄清楚一个道理,就是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李井泉同志告诉我,四川试点,农村干部对征购抵触情绪很大,这些有抵触情绪的干部,主要还不是基层干部,而是县、区两级干部(后来查明,省部级干部中也有)。你讲征购不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无法使全党同志赞成这个东西。


  党的决策工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今天我们仍不能说对这门学问已学习和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当年党中央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却为我们立足实际,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一个范例。无论在决策的程序,还是在决策的方法上,都留下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与启示。这在陈云同志的报告、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发言中都有体现。从决策程序上说,党中央和毛主席首先责成主管部门中财委全面考察情况,提出解决粮食供销问题的方案、办法,然后召开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并多方征求党内外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确实是慎之又慎的。从决策方法上说,不仅提出了八种方案和办法,而且逐一条分缕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论证可行性,比较得与失,最后确定统购统销为可行政策之后,还要陈述利弊,指明利是什么,弊在哪里,让大家思想上早做准备。确实是既唯物又辩证。这种民主的决策程序和科学的决策方法,我以为至今仍值得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工作中,认真加以效法和发扬的。在决策的实践中,事事要求万全之策、万无一失,自然是不现实和难以办到的;但是,只要循此程序和方法去做,减少失当之处,防止和避免大的失误,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本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关于 毛泽东 周恩来 薄一波 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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