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陆丰市东海第三中学: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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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第十章 记忆—痕迹理论的基础：理论部分
记忆的作用。记忆不是特殊的官能。记忆和时间。记忆能否完全还原为痕迹？——时间单位。斯托特的主要保持理论。时间组织的自我决定；良好连续。空间和时间组织的比较。对我们痕迹假设的异议。捍卫思辨假设。
记忆的作用
没有哪种事实能像下述事实那样对心理学家提出挑战，这个事实便是我们具有记忆（memory）。借助记忆，我们可以时刻与过去和未来相联结。如果没有记忆，我们便无法进行学习，我们所面临的每一种情境都像初次面临时那样；如果没有记忆，我们便无法按照计划和决定行事。毫无疑问，在心理学的发展中，记忆发挥了它理应发挥的作用。在心理学家和心理科学家的眼中，记忆成为调节行为（adjusted behaviour）的主要原因。成为把生活和心理与机械般的自然界区别开来的一个特殊因素。一匹马在同一条路上拉过几趟车以后将会熟悉路线，马车夫乐得在归途上放心地睡觉，因为他确信那匹马会把他带回到家里。但是，一辆汽车的驾驶员却没有这等幸运了，他不可能闭起双眼任凭汽车自行奔驰。原因在于，马有记忆，而汽车则没有记忆。由此，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前者的行为之所以得到调节是由于记忆，而后者的行为之所以得不到调节是由于缺乏记忆。心理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把一个动物是否拥有记忆作为这个动物是否具有意识的判断标准，某些有利于生机论（vitalism）的论点也是以记忆为基础的。由此可见，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生机论和经验主义——都起源于对记忆的独特特性和成就的承认。
记忆不是特殊的官能
然而，在冷静的评论家看来，记忆不过是一个具有大量成就但又得不到解释的名词而已。对科学的进步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一个名词更具危险性了，因为这个名词倾向于使抽象概念具体化（reified），倾向于成为能产生所有不同效应的实体（entity）。早在1866年，体林斯·杰克逊（Hughlingr Jackson）就批判了记忆的官能概念（faculty concept），并且含蓄地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如果我们能从这样一种纯粹的言语解释中摆脱出来，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对业已提出的各种记忆理论产生影响。目前，这种决心已经成为有意识的了。在我看来，惠勒（Wheeler）之所以意欲取消记忆痕迹（memory trace）的概念，便是出自上述的愿望；汉弗莱（Humphrey）在谈到打字技能的获得时曾十分清楚地表述道：“确实，据说他今天打字打得很好是由于他对课文‘记忆’的缘故；或者说，是一种‘记忆的积累’或‘铭刻’（engram）使他打字打得很好。这些特殊的术语与神秘主义只差半步之遥。它们像下列中世纪的解释一样都是有害的，中世纪的解释认为，水之所以能在水泵中升起是由于自然厌恶真空”（p．103）。
记忆和时间
相反，汉弗莱从下列观点中看到了解决记忆问题的最终办法，这个观点便是将空间和时间同等地加以考虑。“具有保持能力是生命的高级形式之特征，它表明高级形式的行为在较长的时间里被整合起来；在这时间间隔期间，把有机体生活史中的事件串联起来的可能性客观上与一种因素相一致，这个因素就是所谓拥有‘较好记忆’的因素”（p．157）。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记忆将不是一种新的和特殊的因素，而是行为本身的时间因素。让我们追随这条线索。
时间概念的困难：芝诺的矛盾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告诫我们注意下列事实，即从理智上讲，我们处理空间关系要比处理时间关系更具准备。所谓“现实”（real），被认为是无时间的，也就是说，被认为是瞬间的空间群集（spatial constellation），而瞬间是没有广度的时间，它既非现实又非时间。然而，我们仍倾向于说：唯有当前（the pre－sent）才是现实的，在此之前发生的就是过去，从而不再是现实，至于接着发生的便属于将来，因而也不是现实的。尽管这样一种观点貌似有理，但却包容着一种荒谬性。因为“当前”是不可界说的。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但是，不管多么短，它仍为一种时间间隔，它仍具有持续时间。让我们从一种时间间隔开始，这种时间间隔与每秒振动100次的音又振动周期相一致。现在，我们将时间间隔逐步减少到与1／2、1／10、1／100、……媚环周期相一致。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而且不会到达0值。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便将既失去时间间隔又失去与之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人类的心理还想去作出这样的转化。在人类的经验中，时间似乎可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因而人类心理一再犯有将这些不可分的东西进行分离的错误。人们也许都知道芝诺（Zeno）反对运动现实的著名论点，该论点就是以这种错误的分离为基础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矛盾：一俟阿基里斯（Achilles）让一只乌龟起跑以后，那么不论他跑得多么的快，决不会超越乌龟。阿基里斯从他的起跑线上出发，而乌龟则在他前面10米的另一条起跑线上。如果现在阿基里斯奔跑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阿基里斯来到乌龟的起跑线上时，乌龟已经又在前面1米远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当阿基里斯离开自己的起跑线达10米时，乌龟离开它的起跑线也有1米的距离了。接着，当阿基里斯到达乌龟现在的这个地点时，也就是说离开他原来的起跑线11米的距离时，乌龟仍旧在他的前面，领先的距离这时变成1／10米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无论什么时候，每当阿基里斯到达乌龟在此之前呆过的地点时，乌龟又在他前面了，尽管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但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决计不会缩小到零。表13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况。△s表示两个对手（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的距离，而△t则表示所考虑的两个连续时刻之间经过的时间，即把阿基里斯每跑10米所需的时间作为一个单位。最后一栏表明，芝诺的论点是不现实的，不仅在运动方面，而且在时间方面，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起跑线和起步后任何一个位置之间经过的全部时间以两名对手之间距离不断缩小的同样方式来增加，例如，时间的增加如下：1．0-1．1－1．11——1.111……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芝诺的论点只包涵了时间的一个很小部分，确切地说，少于1．11111111个时间单位，即以11／9个单位作为它的上限。由于时间单位可以任意缩小——人们只需给乌龟一点优势，并给两个对手以更大的速度差距，而不改变这一论点的力度——因此阿基里斯不能超过乌龟的这段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缩小；由于这个论点表明阿基里斯永远超过不了乌龟，因此时间本身就消失了。实际上，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是不可能有任何运动的。这揭示了芝诺的错误。他的论点涉及一种错误的循环，因为它含蓄地否认了时间的现实性，从而也否认了他赖以得出结论的运动的现实性。但是，这个论点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我们倾向于把空间与时间分开，从而只把现实与空间一致起来。换言之，他对这场赛跑的陈述预先假设了所要证明的东西，即运动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列举了赛跑者在赛跑的各个阶段的位置。但是，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决计不会在任何一个点上，相反，它会通过一个点。因此，为了描述现实，我们必须具有既包含空间成分又包含时间成分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最简单例子是速度概念，因为我们汽车里的速度计对那些不懂机器的人来说也已经十分熟悉。例如，如果速度计指着50，那么，它意味着，我们的汽车此时此刻正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着。可是，我们如何检验我们测量仪的精确性呢？我们可以在一条笔直的道路上以50英里距离作一标记，然后发动汽车。当汽车经过第一个标记时，速度计指在50上面。然后，我们以恒定的速度行驶，并测量我们通过第一个标记和第二个标记之间所需的时间。如果花去的时间正好是一小时，那么我们的速度计便是正确的了。但是，那并非我们实际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应当选择一段很短的距离，譬如说1里路，然后将驾驶速度控制在50英里上，我们便可测量用这种速度开过1里路所花的时间。如果我们测量出所花时间为1／50小时，也就是等于1分钟又12秒，那么，说明我们的速度计也是精确的，即我们的速度为每小时50英里。至于在我们起初的50英里路程之内，我们选择的1英里标准路段究竟放在哪里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只要我们以同样速度行驶，测量结果也将始终是一样的。我们还可以将距离间隔缩小，使它越来越小，例如1英尺甚至1英寸，小到使我们的仪表仍然能够测出为止。但是，这对于最终结果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被测量空间的每一次减少，始终会有与之相应的在通过这段空间时所花时间的按比例减少，所以，距离与时间之比s／t始终不变。我们的测量结果是不受我们的测量所支配的，如果测量是去反映某个真实事件，那么它本应该是这样的。可是，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做到，我们无法使距离不断缩小，一直缩小到零。如果没有距离需要通过的话，那么便不需要任何时间去通过它；我们的s／t将会变成0／0，后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如果我们说我们的车子在旅途的某个点上具有明确的速度，那就意味着我们自由地选择距离，并测量通过这段距离的时间，只要车子不改变速度，只要它以均匀的速度行驶。但是，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因为速度和一个数学上的点是互相排斥的，不论速度多么之小，它始终意味着一段特定的距离。
当我们的车子不是以均匀的速度行驶，而是加速或者减速时，情形就会变得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了。这里，我们先前的测量方法不再适用，其结果必须受到我们测量方法的支配。我们不仅需要在一个限定的时间里开始我们的测量，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结果将会不同；而且我们测量的速度也将随着我们赖以测量的距离而变化。这里，一个真正的点速度（pointVelocity）似乎是由问题来要求的，但是，点速度在这里如同在均匀性速度的情形中一样是荒谬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了微分（differential calculus）的引入。对于了解微分的读者说来，对此已毋须赘言了。对于其他读者来说，大体地叙述一下最初的步骤还是容易的，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是坚持，速度的概念（不论是变化的速度还是均匀的速度）涉及一定的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而不是涉及非存在的时间点。在改变速度的情形里，这些时间间隔必须是小的，而且是通过公式V=ds/dt来表示的。如果速度是均匀的话，它就与我们上述的公式V＝s/t相等。
每个事件都有赖于先前的事件
现在让我们回到记忆上来。如果我们试图把记忆界定为一个事件的后来部分对这个事件的先前部分的依赖，我们便把这个术语的一切特定含义都给剥夺了，除非我们限定“事件”这个术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殊的限定，记忆一词将可用于一切事件。假定你从伦敦（London）出发前往爱丁堡（Edinburgh），那么从约克郡（York）到纽卡斯尔（Newcastle）的火车运动是以伦敦到约克郡的火车运动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把依靠即刻之前的事件的事件与依靠遥远过去的事件的事件进行区分的话，那么便将改变我们关于记忆的界定。我们应当把后者称作具有记忆的事件，而把前者称作没有记忆的事件。
物理学中的记忆
假定我们应用这个定义，我们便可找到一些纯粹的物理事件，它们配得上记忆这个名称。例如，我们夹住金属线的一端，通过一定的角度以顺时针方向扭转，让其保持在这个位置上达2分钟。然后，我们放松金属线，便可观察到它又回复到原先未扭转的位置，接着我们以同样的角度将这根金属线以逆时针方向扭转，经过较短时间以后，又将金属线松开。金属线会慢慢地松弛，但它不会停留在原先未扭转的位置上面，而是超过这种位置，即向顺时针方向扭转。如果我们在原先的顺时针方向上扭转时保持时间越久，则金属线向顺时针方向超越的程度就越大。放松以后发生的事件清晰地表明，它不仅仅由放松时刻的张力（tension）所决定，而且还由先前的张力所决定，尽管先前的张力现在已不复存在。物理学家博尔茨曼（Boltzmann）已经将记忆这个名称应用于这一情形，并认为有可能在一种“记忆功能”（memory function）的帮助之下用数学方法处理这些事件。但是，物理学家并不就此满足，他不想处理由时间来分隔的事件之间的效应，而是转向金属线的分子结构（molecular structure），以便找到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当我们给金属线某种逆时针方向的扭转时，它的张力，不论我们先前是否给过它顺时针方向的扭转，始终是一样的。但是，张力是一种“宏观的”量值（“macro－Scopic”magnitude），因此，这个量值的同样值可能与大量微观的（microscopic）或分子的分布相一致，正如一定容积的气体的同样温度与其中大量的分子速度的分布相一致一样。宏观的量值是所涉及的所有分子量值的平均数，而同样的平均数可与正在平均的那些项的大量不同分布相一致。于是，下面三组：5－5－5，2－6－7，2－3－10具有同样的平均值5，而且，如果只知道它们的平均值，这三组数字是无法区分的。物理学家试图在两种情形里建立起不同的分子分布，从而将该事件还原为非记忆的事件，也就是完全由即刻之前的事件所决定的一个事件。
应用于心理学：痕迹
上述最后一个论点与我们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金属线与汉弗莱例子中的打字员十分相似。打字员的目前操作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早先的操作，从而称作一项记忆成就。然而，如果我们仿效物理学家的方式，我们必须用微观事实来解释这个宏观事实，记忆应当从打字员的例子中消失，正如它从金属线中消失一样，除非我们给它一种全新的界说。当然，大多数心理学家或多或少遵循了物理学家的例子。记忆痕迹的概念是试图用现在的状况去解释过去的影响。正如我们的金属线用保持扭转的方法在其分子结构中发生改变一样，我们那位打字员的大脑通过她的打字实践也发生了改变。而且，正如金属线一样，当它被放松时，如果没有分子结构的改变，它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与此相似，当打字员接受一项打字任务时，她便将从事在她的大脑通过实践而发生变化之前所无法从事的事情。但是，从打字员的例子中也难以引伸出关于记忆的界定，也就是把记忆视作“有组织的材料的特殊官能”，正如海林（Hering）在其著名的演讲中（1870年）所称呼的那样。
在这种关于记忆事件的解释中，一个事件及时地影响了另一个事件，后者在有限的时间间隔以后紧接着前者而发生，不是直接地发生，而是通过前者留下的某种效应而发生，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之为痕迹。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有关该后效（after effect）特殊性质的任何东西。在我们的金属线例子中，我们应当说，经过第二次扭转，金属线的行为是由于第一次扭转产生的痕迹，同样，我们把那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的完美操作归之于她持续的练习所产生的痕迹。
物理记忆和心理记忆的进一步比较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我们的两个例子：具有痕迹的金属线将在若干方面表现出与不具有痕迹的金属线不同的行为，但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金属线的传导性（Conductivity）、磁导率（permeability），以及其他一些决定它特殊反应的特性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痕迹的金属线与不具有痕迹的金属线是按同样方式作出反应的。与此相似的是，打字员经过训练以后，会在某些情境中作出与她先前所作出的反应不同的反应，而在其他一些情境中，她则不会作出与她先前所作出的反应不同的反应。例如，她能打出各种稿件，尽管她只受过数量有限的不同稿件的打字训练，但是，反应中的这种变化将或多或少限于打字技术方面，而不会扩大到其他的指法活动，如书法活动。
然而，这种类比乍一看并不那么密切，传导性和磁导率都是宏观量值，它们与许多不同的分子过程相一致。有痕迹和无痕迹的金属线具有同样的传导性和磁导率并不证明金属线中发生的电的和磁的传导过程是以同样方式发生的。因此，痕迹在其一切反应方面改变了金属线，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打字员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她的家务，她的娱乐，以及她的书法都将一如既往，好像她的打字训练从未发生过一样。当然，人们也可能反驳道，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发现，不受痕迹影响的打字员的操作是宏观的现象，而我们发现依靠痕迹的金属线的反应则是微观的；确实，据发现，金属线的某些宏观现象也是不受痕迹支配的。我们应当在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比较宏观现象或微观现象，而不是一面是微观现象另一面是宏观现象。尽管逻辑上讲这种异议是正确的，然而，对我们两个例子之间的明显差别来说将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在打字员的例子中，我们没有理由去假设，她的训练甚至影响到她的其他活动的微观方面，而在金属线的例子中，这方面却有所不同。反之，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没有理由去假设，不同的功能是以任何一种方式联系起来的，我们知道，为金属线的记忆现象负责的同样一些分子也是电和磁的载体。
迁移问题的第一个界定
然而，我们的两个例子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完全破坏这种类比。它仅仅指出，与非生物的记忆相比较，有机体的记忆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对于有机体来说，产生了下列问题：哪些功能将会受到痕迹的影响？在特定的情形里使痕迹产生影响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对迁移（transfer）问题的一般表述，而第二个问题，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则应用于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领域不同的一个领域。
事实是，痕迹只影响所有功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必须与场组织（field organization）的一些事实相联系。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这种组织产生了一些相对来说独立的亚系统（sub－systems），一方面是自我（Ego），另一方面是环境场（environmentalfield），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根据同样的原理被组织。因此，痕迹必定限于一种或几种这样的亚系统，结果以这些亚系统参与痕迹的方式影响行为。
作为痕迹问题的记忆
本讨论表明了在我们解释某些记忆成就中假设“痕迹”的理由，这个讨论已经使我们远离最初反映的东西。如果痕迹是刻板的或不变的，那么，我们可以说痕迹是空间化的时间（Spatial－ized time），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不能说它是无时间的，但是，痕迹又是不受时间支配的，它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留声机唱片上的纹路构成了一种纯空间的模式，它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可是，它们是由时间中的一种过程产生的，从而能够引起产生这些纹路的过程的复制。一俟把记忆还原为痕迹，则记忆问题便将是这些痕迹如何产生，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未来的行为，但是，它同时取消了我们在本章开头时讨论过的特定的时间方面。
记忆能否完全还原为痕迹？ ——时间单位
可是，记忆能否完全还原为痕迹呢？让我们例举另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当前的一个事件有赖于先前的事件，而这个先前的事件不一定是即刻之前发生的。我们选择鼓上轻叩的节奏，吟唱的曲调，或者乐器上演奏的曲调。在节奏中，每一个拍子，作为我们行为环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中的一个事件，有赖于在此之前发生的拍子。于是，在抑抑扬格节奏中（in theanapaestic rhythm），声音响亮的叩击ⅤⅤ－ⅤⅤ－ⅤⅤ-……从先前的柔和叩击中获得了它们作为“重音”的特征，而与此相似的是，柔和叩击也从先前发生的响亮叩击中获得了它们的特征，或者从先前发生的整个一组叩击中获得了它们的特征。这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如果我们用一组新的节奏——█——█——█——来取代这个节奏，其中单个线段表示与第一组节奏中重音拍子的强度相等的强度，而黑块则对应于较大的强度，于是，旧的强度拍子便不再携带重音了，现在它已经由更响的拍子来接管。反之，如果我们产生一个节奏，其中原始的柔和拍子是最响的拍子，而在此之前通常有两个更柔和的拍子，于是这个柔和拍子将携带重音。与此相似，同一个音调根据在此之前发生的盲调将会具有不同的音乐“含义”（meaning）。例如，在一个曲调中，C可能是主音，但在另一个曲调中则是全队第五音，而在第三个曲调中却成为“主旋律”，如此等等；此外，不同音调也可能具有同一的含义——如果它们发生在一首曲调中的同一地方，它们实际上是彼此难以区分的。于是，以C大调来演奏的一个曲调中的g，如果用f大调来演奏，就是“同一’曲调中的C，而如果用b来演奏的话，就等于升f调。我们可以容易地把这些结果称作记忆效应，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记忆仅指下面的事实，即一个事件并不依靠即刻之前发生的事件。在我们的所有例子中，我们具有由听觉刺激产生的知觉经验，而在每一个经验中，特定时刻的刺激效应有赖于在此之前刺激的结果。如果这些先前的结果随着刺激的停止而完全消失的话，那么，我们既听不到节奏，也听不到曲调，更甭说言语了。
斯托特的主要保持理论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托特（Stout）把所有这些事件规作是主要记忆（primary memory）的结果，或者，称之为主要保持（prima－ry retentiveness），即为再现观念（reproductive ideal）而保留了记忆这个术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斯托特发展了与记忆痕迹理论相似的主要保持理论。我摘引如下：“同一刺激的节奏重复效应是特别具有指导意义的，因为每一个相继印象的外部诱因是贯穿同样刺激的，所以在该过程的历程中引起的意识变化肯定是由于保持的作用，即由先前的印象遗留下来的累积倾向（cumu－lative disposition）的作用。物理刺激的序列是a、a、a…，而心理状态的序列是a1、a2、a3……。a2作为一种重复而出现在意识前面，作为同一种类的另一个东西，这一事实构成了a2与a1之间的重要差别”（p．179）。或者说：“一首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可能是在它作用于耳朵这个时刻我觉知到的唯一音符。但是，其中的曲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存在的。它在意识之前作为十分独特的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出现，并从它在该整体中的位置上产生出一种特征。由先前音符的有序序列所产生的累积倾向与听觉器官的新刺激进行合作，随之产生的意识状态是两个因素彼此改变的联合产物”（p．181）。他还说：“在阅读一个句子或段落时，一俟我们达到最后一个词，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或段落的含义便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但是，这仅仅是先前过程的一个累积效应而已。作为特定的资料，直接为我们提供的是最后一个词本身及其含义”（p．181）。
对斯托特理论的批评
在上述摘引的材料中，有不少材料，尤其是第二段，听起来有点像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事实上，斯托特也承认许多格式塔问题。若要表明他那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为什么基本上不同于格式塔理论，将会破坏我们论点的连续性。我们将通过节奏、曲调和句子的主要保持来探讨他的解释。在他的原文中，我用斜体标出的一些特定词背叛了它的显突特点：在产生意识的资料中与刺激合作的累积倾向的概念，以及作为呈现时刻一个事物的资料。唯有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句子的最后一个词，是实际地呈现于意识中的，尽管由于累积倾向，它们携带着整个曲调和整个短语。
“实际的呈现”
用来解释的组织概念
像任何一种时间组织一样，一首曲子不能用相继的状态来描述，正如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的赛跑不能通过两者之间所处的不同地点来描述一样。我们在前面讲过，一个运动的物体决计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它总是通过一些地方。一首乐曲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除非这首乐曲结束，否则它决计不会停留在一个音符上面，而是通过这个音符。
用于知觉运动理论的斯托特原理
关于运动和乐曲的类比可以更深入一步。因为，斯托特的累积倾向原理也可以像应用于一首曲调的知觉那样应用于运动的知觉。如果一个物体运动着穿越我们的视野，相继地刺激了视网膜元素a、b、c、d，……并作为一个运动中的物体而被看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斯托特的原理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如果视网膜的每一个元素单独受到刺激的话，便将为我们提供在某个位置上有一个点的体验。但是，由于系列刺激的缘故，在第一个点刺激以后的每一个点刺激，将会与在此以前发生的点刺激所保留下来的倾向进行合作。我们可以依照斯托特的原理而争辩道，在任何时刻，上一次位置的体验应当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唯一位置，但是，它是作为特定整体（运动路径）的一个部分而来到意识面前的，从而被赋予一种特性，也即它的速度。有意思的是，斯托特本人并未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他的运动理论赖以建立的事实，在他的运动理论中，它是作为一种感觉来处理的（p．220）。尽管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斯托特的理论是不同的，而且比他的理论更加具体，但它同样不同于我们依照斯托特的累积倾向原理而概要地描述的理论。我们把运动的知觉解释为是由于心物场（psychophysical field）内特殊的动力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从不停留于任何地方，而是通过一系列地方的事件。因此，在运动中，我们具有明确的依赖时间（time－dependent）的经验，它不可能用个别的“呈现时刻”来进行解释。但是，如果这些过程的存在一旦确立，我们为什么不该寻找在解释像乐曲一类的其他一些消耗时间（time－consuming）的事件中相似的动力过程呢？换言之，在我们解释这些事件时，我们将不得不超越“主要保持”——超越痕迹意义的记忆。
斯托特的累积倾向理论
这把我们导向斯托特的另一个基本概念上去，那就是倾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isposition）。“我们可以把心理倾向视作一种心理结构的建构，这种心理结构通过意识过程而不断地形成和变化，并不断地对决定和改变继后发生的意识过程作贡献”（p．22）。“我们通过它们的效应而得悉它们的存在，通过它们的必不可少的功能，也即作为决定意识生活流的因素，而得悉它们的存在。质量和能量以类似的方式，也即作为决定物体在空间运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为物理学家所了解。对于‘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可以这样充分地回答，即它们的性质是由它们的功能和起源来界定的……”（p．24）。然而，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话：“我们的大部分心理获得是作为心理痕迹或倾向而为我们所拥有的，而非以实际的意识形式来呈现的”（p．21）。最后，斯托特把这种倾向视作心理的倾向，尽管他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一种生理倾向也是一种心理倾向”（p．26）。我们看到，除了该体系的心身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之外，斯托特的倾向（从我们界定这个术语的意义上说）实际是一些痕迹。对斯托特来说，关键问题是对这些倾向的运用。通过运用这些倾向，他将一种时间过程还原为瞬间过程的序列，而在瞬间过程的序列中，后面的瞬间过程受到前面的瞬间过程所遗留的痕迹的影响。“如果我们用a、b、c、d来表示感觉经验之特定项目的序列……，那么，a、b、c、d并不意味着适当地代表作为整体的过程。这是因为，当b发生的时候，由此出现的意识状态是b和保持倾向联合的产物，或者说是由a遗留下来的后效与b联合的产物。与此相似的是，当d发生的时候，由此出现的意识状态是由于d与a、b、c遗留下来的保持倾向合作的缘故。我们可以指出m1产生了a的后效，m2产生了a和b的后效，等等。整个系列可以由a，bm1，cm2，dm3来呈现”（p．183）。 m2和m3是“累积倾向”。如果人们将乐曲分解成元素和呈现时刻的话，可以肯定这是提供给一首乐曲的最佳描述了。
该理论缺乏一种使这些倾向发挥效用的选择原理
除了我们刚才指出的这个过程的不可能性以外，它还有一个无法治愈的缺陷，那就是它在区分有效的倾向和无效的倾向时没有包含任何标准。然而，这样一种标准是必要的；因为以斯托特例子中的d来说，尽管它依靠在此之前发生的a、b、c、，但是，它却没以同样方式依靠在它之前发生的其他项目。在曲调的第四个音前面播放汽车喇叭声仍可能听得见，汽车喇叭声使d完全不受影响；按照斯托特的术语，它仍然作为dm3出现，它仅仅依靠a、b、c，而不依靠汽车喇叭声，它既是一个良好体验又倾向于留下痕迹。或者，让我们回到第二个音乐例子中来。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第二种声音进入以后给音符编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奇数音符将主要依赖在此之前发生的奇数音符，也即它们在音阶中的延续，而不依赖在此之前发生的偶数直符，尽管其中一个偶数音符在它之前直接发生。偶数音符也会对奇数音符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但是，这与奇数音符产生的影响属于不同的种类。我们看到同样的问题又再度出现了：哪些项目将综合成单位，它们将与哪些其他的项目相分离？——这个问题只有根据组织来解释。
时间组织的自我决定：良好连续
一首乐曲是一个用时间来组织的整体。它的后来音符依赖先前音符，这正好与下列事实相对应：一个可见圆形的右上角扇形部分（四分之一圆）依赖左下方的扇形部分。两个例子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在后面一个例子中，我们处理的是一种静态分布，而在前面一个例子中，我们处理的是时间的变化过程。一首乐曲的前面音符之所以对后面音符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们已经启动了一个要求确定连续的过程。一首乐曲，一个节奏，一句句子，是不能与一串念珠相类比的，即便我们假设（如同斯托特的假设那样），后面的念珠依靠前面的念珠，可是，乐曲、节奏和句子等均是连续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后面部分对前面部分的依赖不能用斯托特的最终累积方式来处理。在处理心物时间组织时存在一种困难，它导源于下述事实，即知觉事件，诸如听到乐曲或节奏，有赖于外部所创造的新条件的呈现，也就是说，有赖于“刺激”。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事件很快具有它们自己的形状，这种形状要求特定的连续。至于良好连续定律如何在心物事件（诸如听到乐曲）中找到其具体的运用，我们将在后面详述。
时间组织的某些实验证据
对于这一论点，我们再补充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取自我的论文。在这个调查中，我用光刺激产生的节律体验进行实验。在我的第三个系列中（仅是一个十分不完整的报告），我向我的被试呈示了少量的闪光，质量和强度都相等，并出现在同一地点，但是闪光和闪光之间具有不同的时间间隔，然后要求被试把它们理解成一个节律组，他们首先在他们自己的心中继续这个节律组，嗣后再用轻叩来继续这个节律组。这不仅仅是测量记忆的准确性，因为在刺激方面任务还没有完全确定。如果a、b、c三种光呈示时，a和b之间呈示的时间间隔为 P1，b和c之间的时间间隔为P2，而且，如果被试必须继续这种节奏的话，那么他就必须在最后的可见光c和第一个再现的光或拍子a之间“创造出”一个时间间隔，这样一个时间间隔将在每组3个光或3个拍子出现以后重新发生。这个时间间隔P3必须被“创造”，因为刺激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去决定它。但是，7名被试中有5名对这一事实完全意识不到。对他们来说，时间间隔P3像时间间隔P1和P2一样，是原先呈现时的一个资料。至于累积倾向的假设如何解释这一情况，我不知道；因为这一假设通过累积倾向和刺激的协作解释了任何一个时刻意识的效应（见边码p．432）。可是，在我的实验中，有哪种刺激去与一种累积倾向进行协作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光的呈现启动了具有它自己“形态”的过程，那么该结果便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我关于时间事件是组织事件的另一个证据，直接取自黑德（Head）的研究。“大脑皮质损伤所引起的最普遍的缺陷之一是难以确定时间；一个有节律地反复呈现的刺激‘似乎一直在那里’”（1920年，11，p．754）。这种效应可与视力敏锐性的剧烈减退相类比。在该情形中，一个病人将把一个由若干个点组成的线条看作一根连续线，正如黑德的病人听到一种连续的声音而不是听到一系列分开的拍子一样。我们在第五章里（见边码p．205）已经表明，视觉敏锐性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可以把取自黑德的例子作为一个新的证据，以表明一种节奏系列是组织的产物，它让位于另一种更加简单的组织，如果神经系统以特定方式受到损伤的话。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补充说，戈尔斯坦（Goldstein）和盖尔布（Gelb）已经发现了一位缺乏运动知觉（petrception of motion）的病人；由此，我们在上面建立的运动和乐曲或节律之间的联结得到了充分证实（见边码p．435）。
空间和时间组织的比较
我们论据的要义是，对时间上扩展的整体所作的解释并不完全依存于痕迹的累积，因为这些整体不只是“主要保持”的表现。如果没有组织的概念，它们便无法被处理。尽管它们的组织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四章曾探讨过的纯粹的空间组织，但是，它们却在一个特殊的方面不同于纯粹的空间组织，原因在于它们是时间的组织。我们必须考察这个特殊的方面。我们将讨论两个简单的例子，每次比较一个时空组织的例子。（1）一个黑色面上的一个白点——一个恒定的音调在绝对的寂静中响了一段时间。我们业已看到，不论点的统一抑或音调的统一，均是组织的产物。我们还知道，点被聚合在一起，与背景相分离，依据的事实是，点的自身内部是一致的，而且与其环境不同。我们推论说，邻近的相等过程彼此施加吸引力，而过程之间的不连续则创造了彼此之间分离的力。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解释用于音调；但是，两个例子之间的差别仍旧存在着，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种差别，也就是说，在一个空间单位和一个时间单位之间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在组织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在这过程中，空间的同质和时间的同质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变得明显起来了呢？
一种连续音调的时间单位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一个我们迄今为止并未关注的事实），也即一切组织都是时间中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关注具有稳定形式的空间组织的结果时，我们可能忽略了这个事实，因为稳定的组织是不受时间支配的，原因在于它们不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所有这些稳定的空间组织都因力的相互作用而聚合在一起，这些力从单位里的每一个点传播到其他的点是需要花时间的，尽管所花时间可能很短。引入这一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空间组织和时间组织之间的差别。空间单位内的任何两个点在涉及时间方面均是相等的；从a点出发的力到达b点所花的时间与从b点出发的力到达a点所花的时间是相等的。而且，由于力同时始于a和b，因此b和a也同时受到它们的影响。因此，整个过程便缺乏方向了。
对子的时间单位问题
人们会立即明白，将同样的描述用于音调上面是完全不可能的。很显然，并不存在彼此相互作用的不同的点，也没有力量会通过空间而传播，以便成为这个单位组织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尝试解释这个过程之前，我们将转向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在一个黑色背景上有两根相邻的白线，以及十分紧密地相继呈现的两下轻叩，线和轻叩可以作为对子而被察觉。关于这两条线，毋须补充什么。它们通过它们的相等性所产生的力而紧挨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对子（见边码p．166），这些力所起的作用恰与我们第一个例子中讨论过的力相似。因此，让我们转向两下轻叩。如果我们听到它们是成对地出现的，那么它们也一定是由力而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个例子不同于空间例子，理由有两个：一方面，这两下轻叩是出现在同一地方的，另一方面，当第二声轻叩出现时，第一声轻叩已经停止。很清楚，在存在的某物和不存在的某物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力量的。若要产生一对轻叩的单位需要力量，单是这样一个结论，就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尽管第一声轻叩已经停止存在，但是一定还保留着某种东西，它充当着力量所施加于其上的点。换句话说，一对轻叩是组织产物的结论直接导致这样的假设，即第一声轻叩遗留下了痕迹。
过程和痕迹在大脑中的不同定位
由化学淀积之间的动力交流所产生的组织
人们看到，该理论也包含了上图的例子，其中两个分离的小方块是相等的；在流体动力学的例子中，速度为零的情况将与这种情况相一致。
这些假设也可用到我们的两声轻叩中去，它们与两个分离的小方块相一致，而不是与毗邻区域的例子相一致。在第二次轻叩时，大脑区域内产生了某种浓差。第一次轻叩的痕迹，也就是说，从第一个兴奋中产生的淀积物，正如我们所推论的那样，存在于一个稍有不同的区域；另一方面，它也有它自己的浓差，多少有点像第一个过程产生的浓差一样，而且其中存在着具有其浓差的间隔痕迹。鉴此，两个相继轻叩的例子已还原为两次同时出现的小方块的例子：两个轻叩是行为单位，因为在第二次轻叩产生的淀积物和第一次轻叩遗留下来的痕迹（由间隔遗留下来的痕迹）之间存在着一个场过程。
迄今为止，我们的假设解释了两次轻叩的对子特征：在第二次轻叩时，我们不仅假设了与它相一致的兴奋，而且还假设了一个场兴奋，它将这个兴奋与先前发生的那个兴奋的痕迹联结起来。应当牢记的是，我们把经验与兴奋关联起来，但不是把它与痕迹关联起来。因此，第一次轻叩只有通过场兴奋才“处于意识之中”，这种场兴奋指向它的痕迹，而非作为一种意象（image），也就是说一种分离的经验。
我们的理论包含了关于这个场过程之原因的一种暗示。由于我们在兴奋区和痕迹区的浓差中（或相等中）推知出这种暗示，因此它仅仅与兴奋过程本身间接地联系着，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该过程赖以发生的浓差。这里，该理论显然是不完整的。当第二个兴奋过去以后，它的痕迹还保留着，从而在两个区域之间也存在着浓差的区别。因此，如果场事件单单依靠这一区别的话，那么，它便应当无限地进行下去；我们也将不再听到任何叩击声，而仍能意识到对子的特征。我们在前面曾坚决主张这种经验是可能的，但是，它们肯定不会一直发生，如果我们的理论完整，它们本该如此。
在我们继续论述我们理论的这个方面之前，我们必须纠正另外一个错误，也即我们呈现中固有的一个错误。我们已经把第二个兴奋视作一种基本上独立的事件，它随之与第一个兴奋过程的痕迹发生联系。这是一种并不合理的简化方式，之所以引入这种方式是为了使读者更易于跟上这一困难的论点。实际上，第二次轻叩的兴奋将在由第一次轻叩的痕迹所决定的场内引起。这一点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将证明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时间组织中兴奋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我们现在将区别四种不同的例子：（1）两个灰色小方块的经验，如图97a那样；（2）两次相继轻叩的经验；（2）前者的痕迹；（4）后者的痕迹。由于我们在此之前尚未讨论过（2），因此，现在有充分理由把它视作一个空间单位的痕迹代表。空间单位被解释为，依其内部发生的过程之性质，而与那些结合在一起的区域相一致并与其余部分相分离。由于痕迹直接有赖于这些过程，因此，它们将“绘制”（map）这些过程，而且作为“地图”（maps），它们将从围绕过程的痕迹中被分离出来，并在它们自身内部结合起来。换言之，正如我们不得不推论一个场过程在第二次轻叩结束以后将在两次轻叩的痕迹之间得到继续那样，我们也必须假设场过程将在空间单位的痕迹内发生。如果它们不发生，那么这些痕迹单位将不再成为单位。
在第三章里，我们了解到单位形成包括形状。由此，原始过程的分布形状也必须以痕迹的动力形状加以保持。这样，空间单位的痕迹是应力（stress）下的系统，正如我们后面将会见到的那样，由此说法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现在，当我们把例（2）和例（4）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上相似的。在这两个例子中，痕迹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统一系统，它与两个小方块和轻叩以及它们之间的间隔相一致，这种间隔，就痕迹而言，在两个例子中都是一种空间间隔。确实，这种空间间隔在第一个例子中是由于以下事实，即在与经验相一致的原始过程中，具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个事件是在空间上得到扩展的，而在第二个例子中，空间间隔把它的存在归之于时间序列，兴奋发生于与痕迹的地点不同的地点上。但是，实验证据（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表明，这种起源的差异至少对发生在统一的痕迹系统中的若干结果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将把这两个例子结合起来处理。
倘若痕迹只是没有新兴奋的痕迹，则在我们的行为场里就没有东西与之相一致。但是，对于由经验相伴的未来过程来说，它是一个条件。这里所谓的经验，指的是认知、辨别和回忆。另一方面，我们还被导向这样的结论，这些统一的痕迹系统处在应力状态之下。让我们把这些系统中与第一个成员相对应的部分用a来表示，把与第二个成员相对应的部分用b来表示，把与间隔相对应的部分用i来表示。于是，如果a、b和i都是不同的浓差区域，那么，它们之间便将有一种势能的跳跃模式，它有可能在a i b系统中产生相等过程，或者产生其他东西。另一方面，经验中没有什么东西提示存在着这些过程。很显然，我们的论点已经导向一种矛盾。然而，这种矛盾无法通过从我们的假设中取消关于痕迹系统中动力状态的假设而消除。正如我们不久将会看到的那样，若干实验事实像我们的推断一样，使得这种假设成为必要：这些痕迹系统随着时间而变化，这可以用它们的后效（after－effects）来证明。结果，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过程在我们的行为场中未被呈现，换言之，为什么它们没有由意识伴随。
时间方向和兴奋
于是，我们可以说，过程的“方向”（direction）有赖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是否含有一个或多个兴奋，但是，方向这个术语也必须谨慎对待，因为有些过程的方向是不受兴奋所支配的。可见，如果a区比b区具有更高浓差的话，则过程便将从a指向b，而当b成为更大浓差的区域时，便一定具有相反的方向，即从b指向a，不论a是一个兴奋还是一个痕迹。确实，我们可以在第一个例子中看到a比b的颜色更谈或更深（按照小方块的排列），我们也可以在第二个例子中听到b比a更强或更弱（按照两声轻叩的相对强度）。在我们的假设中，有赖于兴奋的方向是时间方向本身。
我们的假设包含了例子之间的差异，也就是例（1）的小方块和例（2）的轻叩之间的差异，即使把场事件归因于a和b之间浓差的区别，情形也一样；如果在例（2）中，a只是一种痕迹，那么它的浓差便是它的存在，因为它被遗留下来，因为对它来说没有发生任何新东西，然而，b处的浓差则是在整个过程持续的那段时间里由兴奋创造出来并加以维持的。另一方面，在例（1）中，a和b的浓差在动力上是相等的，两者都是由兴奋创造和维持的。在a和b处发生的差异——在例（2）中，一方面是静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动态过程，而在例（1）中，则是两个动态过程——肯定能够说明那些直接解释过程的时间方向的其他差异。为了能够一方面解释例（1）和例（2）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解释例（2）和例（4）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在缺乏任何兴奋的情况下，两种痕迹之间发生的过程具有不同的强度，也就是说，具有不同的速率（rate），或者，当其中一个区域处于兴奋状态时，与此同时发生的过程属于不同的种类。这将意味着这样一种假设，即一个过程必须具有某种强度，按一定速度发生，以便在行为场中被描述，或者，换言之，由意识伴随着，不过，这是一个似乎不可能的假设。然而，如果无此可能，则速率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种类方面的差异；例如，人们可能认为，纯粹扩散的过程——在其他过程中间——将会在“已死的”痕迹之间发生，这些过程将会十分缓慢，以致于不能视作是经验的对应物。在那种情况下，成为经验载体的一种生理过程的特性将不一定是它的速度，而是它的种类。
空间和时间记忆的相似性
在我们结束本讨论之前，我们必须从例（2）和例（4）的相似性中再作一次推论，也就是说，根据两种同时产生的灰色小方块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以及两个相继产生的叩击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来进行推论。如果我们以此为基础的假设和论点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时间序列记忆（memory of temporal sequences）与空间模式的记忆（memory of spatial patterns）相似，因为在痕迹中时间已经变得空间化。这一推论看来已为事实所证实。在回忆我自己往事的过程中（这些往事是有序列地先后发生的，如在海滨度过一天的各个事件那样），我回忆的这些事件在不同地点展开，尽管我知道这些事件在时间上是一件接着一件发生的，但这种知识与空间模式（在我的回忆中拥有的事件）相比属于不同的经验。这些事件在我的回忆过程中以明确的空间图式展开，然而，它们却缺乏成为时间序列的直接特征，正如我们已经十分充分地讨论过的那样，这些时间序列区分了两声叩击。看来，关于它们之间的时间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动力关系，这种动力关系把时间关系与自我（Ego）联系起来，而不是在它们自身内部把时间关系结合起来。这种说法，就其发展而言，使我们的推论增加了分量，但是，它并未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具有真正的时间序列的记忆可能发生。
一种连续音调的时间统一问题得到解释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个例子上面来。为了便于第二个例子的讨论，我们曾放弃了第一个例子。我所谓的第二个例子是指在一个确定的时间里听到恒定的音调。是什么东西给了它统一性呢？假如我们关于对子形成的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有关我们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了：正如两下叩击之间的统一性是由于与两下叩击相一致（以及与它们之间的间隔相一致）的两个区域的化学淀积之间发生的过程一样，一个音调的统一性也由于“淀积”，这些淀积是由不同地点的连续振动产生的。组织再次是空间的，并且像其他的组织一样，从下列事实中获得它的时间特征，也即整个淀积单位除了它的“顶端”（tip）外是由已死的痕迹组成的，而所谓的顶端，则是指刚由一个兴奋构成的地方。这些兴奋连续发生，因此，淀积列（column of deposits）也连续增加。通常，兴奋在任何时间不会一致，例如，一种声音将被另一种声音伴随着。对于这些正在变化着的刺激，如果我们的假设正确的话，一定会有部分淀积列与它们相一致，而该淀积列是与一致的兴奋周期相一致的，按照我们在讨论空间组织中发现的等同定律（见边码p．166），淀积列是由这种一致性而结合起来的。另一方面，兴奋的变化，伴随着淀积的改变，会使这些淀积列以与空间组织相类比的方式彼此分离。如果马赫环（Machrings）的等值能在时间场内被发现的话，那么，这将是对该假设的令人鼓舞的证实。在声学中；人们会在音高和强度中寻求这样一个等值。人们会去产生一个滑奏（glissando），既可以是频率的滑奏，也可以是强度的滑奏，并在这一滑奏的速率中引入一个突然的变化。我们的图48（见边码p．170）将提供这些例子的例证，如果现在用横座标表示时间而不是距离，纵座标表示频率或强度，则就能证实这一论点。因此，如果与马赫环相似的现象发生，我们将把图形b和C作为在p时刻具有非连续性的上升滑奏的刺激来听，这种非连续性在图形b中具有突然上升或下降的特征（在音高或强度中），在图c中，这种非连续性具有突然下降和上升的特征。然而，该实验并非终极性的。尽管它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如果实验结果是积极的话），但是，即使产生消极的结果也不会使我们的假设变得无效，因为淀积列中的空间组织毋须在一切方面都与同时发生的空间场内的空间组织相等。
我们的假设导向另一种推论。如果刺激时间十分短促，那么，由于系统的惯性，在兴奋建立起新的淀积时将没有时间让“死亡的”淀积继续保存下来。发生的一切将是一个兴奋带着它自身的浓差，紧跟其后的是另一个兴奋。这种情况与空间中“点”的情况十分相似；这种短促的声音，例如电话机上发出的卡塔声，或音乐中的一个短音符，都没有任何持续时间，正如点没有任何延伸一样——当然，这是就现象学角度而言的，而不是就物理学角度而言的。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我们第一个例子的另一个成员上来，那就是同质背景上的浅色小方块。开始时，我们仅仅根据空间组织观点对它进行了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记住，这样的小方块也持续地通过时间；因此，它像音调一样包含同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肯定会找到同样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痕迹列（frace column）假设用于与小方块相一致的空间组织的（形状的）淀积中去，当然，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行为世界中的一切持久性物体。
我们的理论与斯托特理论的比较
为了了解我们的假设达到了何种成就，让我们回到我们曾对斯托特提出的批评上来，以便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理论是如何摆脱这种批评的，这样做无疑是很策略的。我们在前面（见边码p．433）曾经发现，依据斯托特的理论，“直接的呈现”（immdiatepresent）是刺激持续的一种功能。我们的假设包含了为什么它肯定是这样的理由，也即为什么经验中的一个时间单位将与一种连续一致的刺激相对应。正如目前将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假设认为，它意味着一种与刺激持续和经验单位持续之间的几何对应有所不同的功能。我们反对斯托特的第二个论点是，他的理论缺乏“直接呈现”的整合原则。这种原则已经再次被我们的理论所补充了。不过，我们究竟如何对待两个音阶的例子呢（其中一个音阶从时间上看嵌入另一个音阶之中）？我们在批评斯托特的“直接呈现”概念时，也就是在批评他对乐曲音调作后效的分析（他还把这种后效称之为它们的“意义”）时提到过它，我们还在批评斯托特未能区分有效的倾向和无效的倾向时（见边码p．436）提到过它。所有这些方面现在都将一并考虑，因为，它们都指向良好连续定律的效应。
首先，人们会问：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那个长音符听起来像两个短音符？为什么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时间体验的统一性在不顾刺激的一致性（这种刺激的一致性应当产生一种同质的从而是一致的痕迹列）的情况下被中断呢？答案可在先前的陈述中找到（见边码p．M3）：如果假设刺激产生兴奋，因而它的淀积不受先前发生的刺激的支配，则我们的假设便无法处理这些事实。因此，正如我们先前强调过的那样，每一种兴奋都必须在痕迹场内被正视，它发生在痕迹场的“顶端”。
现在运用我们两个音阶的例子变得简单了。长音调将作为两个短音调被我们听到，因为对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痕迹列来说，每一个都有利于产生一个短音调。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在一切类似的例子中一样，这些力量，由于遵循良好连续和闭合定律而包围了场系统，因此要比活跃在分隔部分中的那些力量更加强大，后者是由于过程的同质，并按照等同律而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讨论已经证实了斯托特理论的一个方面：在我们的理论中，痕迹和刺激之间也存在着“协作”。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条原理，它解释了这种协作的选择性，在斯托特的理论中则是缺乏的；该原理将很快予以充分讨论。
时间单位的动力特征：兴奋的一种新作用
我们现在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音乐例子中（见边码p．434），我们听到了两个交织的音阶。开头的四个音符已经建立了一个痕迹场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被第六个音符g十分恰当地继续着，还被第五个音符C升半音继续着。当g发音时，它将“来自”由头四个音符确定的方向，从而扩展这个痕迹系统，相对地保持着不受先前C升半音之痕迹的支配。下一个音符b的情况恰恰相反，它将与该痕迹紧密联系等等。人们可能质疑，一个过程怎能通过另一过程的呈现而继续，也就是说，两个音阶中每一个音阶的运动怎能经得住另一个音阶的介入音调而存在下去。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与视觉的类比性，也即与所谓隧道运动（tunnel motion）的类比性，这种类比并不是十分困难的。若要证明一个物体穿越一个未被中断的轨道而运动，这是容易的，尽管轨道的一部分由一个不同的物体充斥着。运动的物体被看到在障碍物“后面”通过，好像它通过一条隧道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双重呈现”（double represeatation）的又一个证例。
痕迹的新作用
我们虽引入了连续过程，但却留下了解释痕迹系统的重担，正如斯托特在论述他的累积倾向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避开了斯托特的理论可能受到的那种批评，其办法是把痕迹系统视作组织系统（它们服从于我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内研究过的同样的组织定律），不仅从痕迹场内推知单位形成，而且还推知时间单位的特定的动力特征。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它把组织力量归之于痕迹场。根据我们的假设，良好的连续并不由于运动本身，而是由于偏爱某些运动而不偏爱另外一些运动的场，也就是说，不仅由于牛顿（Newton）的第一运动定律，而且还由于神经系统中磨擦的极端程度，其中如果没有力，运动便不可能发生，所有无活力的速度都将被破坏。
关于特殊运动过程的假设对于解释每一种时间单位并非必要。我们业已看到，有可能完全通过淀积之间的过程来解释两声轻叩的对子特征（见边码p．442）。对于一个单一的对子来说，假设的运动将是动力的方式，第二个成员以此方式出现，与第一个成员相比或“上升”或“下降”。于是，劳恩斯泰因发现有必要区分两种相继的比较过程（见边码p．149）；在一个过程中，两个淀积之间的纯动力关系产生了统一，而在另一个过程中，在该场条件之下发生了一种“运动”过程，即第二个成员的“跃升”或“下落”。
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两种假设如何用于不同的例子。无论何时，当一个音乐片段由快速的音调序列组成时（这些音调产生一种上升运动、下降运动或起伏运动），统一运动的假设就成为必要的了：没有一种音调会无限持续，以便靠自身“成为”某种东西；它不过是较大运动中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当一个音调保持相对来说较长的时间时，譬如说，贝多芬（Beethoven）第五交响曲中的第四个音符，那么，兴奋的假设便不够了。确实，这种音调的出现需要这种假设，即从e降半音到c的下降；但是，当c持续时，它保持其位于底部的特征，为了解释，这就需要淀积一梯度假设（deposit－gradient hypothesis）。这种纯粹的梯度假设将足以解释被比较的两个经验之间具有相对长的时间间隔的相继比较的例子。
对我们痕迹假设的异议
尽管我们的理论尚未完成，但是，看一看对此可能提出的异议，以测定我们的假设是否有理，这似乎还是可行的。
1．时间的空间化需要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空间第四维度
在大脑里将时间空间化，是我们假设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也马上引发了下列困难：我们的大脑是三维的，我们已经假设过，为了感知三维物体，我们的大脑也会有与之对应的三维过程分布。那么，对于时间维度来说，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如果任何一种行为物体的时间统一有赖于行为物体的心物过程得以建立的痕迹的空间统一，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一个点作为一个点被记住，一条线作为一条线被记住，一个面作为一个面被记住，而不是把点记成了线，把线记成了面，把面记成了立体呢？我们又怎么记住一个立体的持续呢？对此，我们必须争辩说，点的痕迹在空间上是不同的，在我们的行为世界里，当每个点通过一段可估计的时间而得到持续时，它必定留下痕迹，该痕迹与最短的可能时间里见到的一条线的痕迹相似，如果线的方向与彼此叠加的痕迹方向对应的话。与此相似的是，一根直线通过痕迹的积累而变成一个椭圆、一个圆、一个圆柱体，而且，由于我们没有可供支配的第四维度，我们便无法看到什么东西将变成立方体，甚至无法看到我们假浚中能够体验到的一个三维物体的持续。
尽管这个论点是有力的，但我却并不认为它对我们的假设是致命的。事实上，困难仅仅涉及记忆效应本身，而不涉及知觉的持续。因为持续地知觉一个点和暂时地知觉一条线在我们的假设中属于不同的心物事件。在前者的情形里，兴奋尽管始终发生在痕迹线的顶端，但在每一瞬间都只是一个点的兴奋，而在后者的情形里，兴奋本身便是线性的。因此，按照我们的假设，在知觉中，我们的两种情形肯定表现为不同，对于其他例子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让我们仅仅补充一点有关立方体的讨论：即便“时间方向”（也即痕迹得以累积的方向）必须与立方体的某个方向相一致，痕迹列仍然无法歪曲对立方体的持续感知，因为兴奋本身保持不变。
但是，当我们转向持续的记忆效应时，更加严重的困难随之产生了。如果对一个点的知觉兴奋在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停止了，那么痕迹仍然保留着，而且，正如我们刚才陈述过的那样，痕迹形成了一条线的图样。与此相似的是，一条短暂展现的线的痕迹也具有一条线的图样。那么，这两种痕迹图样之间的差异在于何处呢？差异，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记忆中并不混淆注视达15秒钟的一个点和短暂一瞥的一条线。这种差异只能存在于一个地方，即两种线状痕迹图样的内部组织，也就是说，存在于它们形成单位的方式。线状痕迹是由一种空间延伸过程产生的，我们将因此作出这样的假设，线状痕迹是空间上一致的痕迹，一种点与点并不分离的痕迹。相反，点的痕迹的时间图样是由最小空间范围的兴奋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点的时间痕迹图样通过其整个范围保持了它的似点特征（puncti-form character）。而线的痕迹则是这样一种痕迹，即在时间上延伸的点的痕迹可被视作是大量个别点的痕迹，在它们的图形中并不失去点的特征。我们从后面即将进行讨论的劳恩斯泰因和冯·雷斯托夫（Von Restorff）的调查中了解到，相等的或相似的痕迹如果紧紧挨在一起便将彼此影响，该影响以同化（as－similation）形式进行。当痕迹持续时，我们必须期望一种更强的效应，但是，我们不能期盼这些痕迹的相互作用（尽管毫无疑问它们会发生）会通过把它们整合成具有更高维度的新痕迹来改变它们的空间方面或图形方面。时间痕迹图样内的相互作用是解释时间统一的一种必要假设；它已经为不同方式的实验所证明。但是，这种相互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整个图样内每个部分痕迹的空间界线。时间痕迹图样发生的变化朝着最小种类的单一性运动；当痕迹系统不被理会时，它在许多情形里无法接近外部能量。另一方面，从较少的痕迹系统中建立起更多的维度结构将是朝着最大种类单一性的一种变化。劳恩斯泰因和冯·雷斯托夫实际上观察到的一些变化是符合这种结论的。复合的痕迹系统不是由相等的成分组成，而是由相似的成分组成，这些相似成分倾向于失去它们的同一性，融合成统一的系统。此外（同样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经验的时间方面有许多已在记忆中丧失，这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见边码p．446）。譬如说，我们记得，前不久我们在这里见到过一个点，在那里见到过一条线，在风景画中见到过一幢房子，等等，但是，通常说来，我们并不记得我们见到的点、线和房子有多长时间。我们的第一个异议就说这么多。
2．拉什利的研究与痕迹理论的关系
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异议，它是在反对以拉什利（Lashley）的著名研究为基础的痕迹假设时提出的（1929年，pp．100，107，109）。拉什利发现，正常老鼠获得的迷津习惯随着皮质损伤而以这样一种方式受到干扰，即迷津习惯的恶化程度是大脑组织受到破坏的直接结果，但却完全不受这种破坏的地点的支配。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也即上述这种习惯“似乎是没有定位的”（拉什利，p．87）。再者，用惠勒（Wheeler）和帕金斯（Perkins）（p．387）的话说：“大脑并非一团结构，每一部分均有其自身的独特的和独立的功能。鉴于这些事实，痕迹理论是不可思议的。”上述这段话的第一部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人们强调它的结论性从句的话：凡痕迹均不具有独立的功能，甚至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是，上述话语的最后一句并不意味着可由拉什利的结果来证明，拉什利本人也不相信这一点。这是因为，拉什利发现，他在迷津习惯方面解释得通的东西，在其他三种习惯方面却解释不通，这三种习惯是：明度分辨，斜面箱，以及双重平台箱。在谈论后者时，拉什利说道：“该习惯在具有明确的记忆痕迹定位方面与明度分辨的习惯相似……”（p．87）。随着这三种习惯的获得，当皮质的某些部分受到破坏时（枕叶部分与第一种习惯相对应，额叶部分与其他两种习惯相对应），这三种习惯都会丧失，而在任何其他区域受到损伤时，则对这三种习惯不产生影响（p．121）。这些成就一旦习得以后，便会使大脑的某些特定部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成就留下了一些痕迹，它们说明了这些习惯的保持，而且，正如拉什利指出的那样（pp．133），这些习惯在性质上要比迷津习惯更为简单。当拉什利说迷津习惯没有定位时，他并不意指学习不留下后效，也就是说，不留下痕迹。对迷津习惯来说，这些痕迹是分布在整个皮质区域的，该说法与拉什利的结果完全一致。在与我们问题有关的特定实验中，将老鼠置于迷津中进行训练，直到10次连续无误的尝试都达到为止。十天后对它们重新进行训练，接着立即给它们施以手术，切除不同数量的皮质（使皮质下区域造成损伤）。十天后再对这些老鼠进行训练。得到的平均学习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皮质的平均破坏率为17．7％。
原始训练时间 手术前重新训练时间 手术后重新训练时间
191164．8 2221
根据上述这些数字，我们可以争辩说，这些实验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手术通过痕迹的破坏而导致了习惯的退化。拉什利也发现，这一事实表明，大脑损伤的动物比正常的动物学得更慢，它们的迟钝是损伤程度的直接结果，并且认为单凭这一事实便可以说明该结果的原因。上述表中第三个平均值比第一个平均值更高，正是这一事实似乎支持了该论点，它声称，这些平均值并不测量一种学习成就和一种再学习成就，而是测量在不同的神经条件下实施的两种学习活动。但是，只要该平均值与经过同样平均程度的手术后而获得习惯的动物的平均值相一致，并且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即第三个平均值比第一个低，尽管仍有意义地高于第二个平均值，那么上述论点便将是结论性的了。实际上，后面一种情况在拉什利的图表中将可找到9个例子，他的图表的三个平均值是：3386、94和1115。这里，动物在手术后比它们在第一次接受训练时学习得更好，而比它们第一次手术前的再训练成绩差得多。这两个事实只有用下列假设才能得到解释，即有些效果或痕迹已从先前的活动中继续下去，但是却有大量的效果或痕迹已被手术所破坏。
平均训练时间长一些。
由此可见，拉什利的实验与痕迹假设并不相符，它需要这样一种假设。“定位的”痕迹与实际上遍布于整个皮质区的痕迹之间的差别是容易被解释为由于原先产生这些痕迹的过程。对于迷津习惯来说「正如拉什利本人经常指出的那样（pp．132ff．）」这些过程肯定或多或少地涉及整个大脑，而明度辨别的有意义方面则是一个更为孤立的事件。因此，前者的痕迹应当比后者的痕迹波及更广的范围，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在为这一论点作出结论时，我们应当指出拉什利实验及其结果的两个显著方面。首先，他们调查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迄今为止主要讨论的那种简单的痕迹模式，而是在不同时期建立起来的整个痕迹系统，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为先前尝试的痕迹补充了某种东西。于是，便产生了这些痕迹系统的累积问题。很明显，重复一次奔跑，即便它发生在与上次奔跑相隔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不会留下一种不受先前痕迹支配的痕迹。更确切地说，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新的储存与旧的痕迹结合的方式。其次，我们不该忽视这一事实，即拉什利的方法主要给他提供了成绩的数据，而不是行为的数据，这些术语是以上述界定的意义来采纳的（见边码p．37），即使他用行为的数据予以补充。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一种成绩的同一性（identity of accomplishment）是否与行为的同一性（identity of behaviour）相对应。我们对大脑损伤之后果的了解仿佛表明，类似的成绩可以由正常人和脑损病人的不同行为来产生。当我们欲对拉什利的结果作出最终评价时，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3．惠勒对痕迹理论的异议，以及他试图不用痕迹来解释记忆
我们将通过对惠勒的观点稍加讨论来继续分析痕迹的假说。正如业已表明的那样，他完全拒绝痕迹的假设。看来，对他的论点开展讨论是颇为重要的，因为他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格式塔理论的拥护者，他的痕迹观点便以这些原理为基础。他的论点具有完全不等的价值。一个取自拉什利实验的论点我们已经拒斥过了；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却愿意接受那些直接反对原子痕迹论或突触痕迹论的观点。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论点，尽管我们实际上在前面讨论过这个论点（见边码p．440），但是对它仍值得予以特殊的讨论。“大脑正在不断地受到刺激，所以‘痕迹’也将不断地发生变化，朝着越来越精细的模式分化的方面变化，直到大脑产生一种同质的情形，从而毋须任何‘痕迹’存在为止”「惠勒和帕金斯（Perkin）（p.391）」。我们用下述的假设排斥了这种批评，我们的假设是，兴奋并不发生在先前贮存痕迹的地方（见上）。为了证明他们的论点，惠勒和帕金斯借物理学提供了一个例子，我将部分地重复这一例子，以便说明他们错误结论的根源。
“假设把一块水平的金属板的一边固定在一根竖直的杆子上。金属板的表面均匀地覆盖着一层沙子。现在，如果让这块板以恒定的速度振动，那么振动将使沙子均衡地分布于金属板的表面。但是，假设当金属板在振动时，用小提琴的弓弦把它没有与竖直杆子固定的其中一条边突然拉一下……，这样一拉就会暂时产生一些额外的振动，这些额外的振动肯定会与已经进行着的其他振动进行调节。于是，沙子本身将形成四个相等区域，其中有两个条状区是没有沙子的，这二个条状区将正方形的金属极平分成四个相等部分。原来施加于金属板的力量继续保持，以稳定速度使之振动，这种速度是在用小提琴弓弦拉动之前就建立起来的，结果，当弓弦停止拉动时，沙子将逐步地达到最初存在的平均分布状态。
“上述的证明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苛勒的失衡理论（theo－ry of disequilibration）中大脑里存在的情况。原先平均分布的沙子情形代表了神经系统中原先的力的平衡。恒定的振动则代表了这种情况的动力特征。用弓弦拉一下则相当于某种外部刺激模式对该系统的冲击。在金属板的例子中，用弓弦拉一下建立了四个相等区域的应力模式，这是由沙子的分布所表明的。存在着两种应力的相互调节，一个是由第一种振动之力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是由弓弦的拉动而建立的。结果，在沙子里建立起一种‘非过程情况’。这便是形成四个正方形区域的模式。然而，当弓弦停止拉动时，这四个正方形区域开始消失。沙子又立即接近平衡状态，也即由原来的振动引起的平均分布”（pp．389，390）。
遗憾的是，这种与克拉德尼物理图形（Chladni figures ofphysics）的类比是完全错误的“。上述的沙子模式尽管表明了振动过程，但并非该过程的一个条件；实际上，金属板的振动是由于两种力量的迭加而导致那种运动形式的。沙子与此形式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沙子移走，金属板照常振动。因此，沙子是无法与痕迹相比的。此外，沙子和振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unilateral），当振动回复到原来形式时，沙子也回到其原先的模式。没有哪位物理学家会把克拉德尼图形称作记忆的例子。当一个目前的事件在不涉及到过去事件的情况下发生时，人们不能用此作为来自物理学的记忆证明的类比，而这恰恰是惠勒经常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见边码p.428），物理学知道记忆结果的实际类比，但是，为了对它们作出解释，不得不假设反应系统（即某种痕迹）内发生的的变化。
惠勒的其余一些论点均是以克位德尼图形为基础的，对此毋须赘言，因为它并没有补充什么新东西，仅仅重复着把一个过 程的一种结果与立即成为该过程的共同决定因子的一种结果混淆起来了。
如果在克拉德尼的金属板上覆盖着一种比沙子的份量更重的粘性物质，那么，类比也许会更好些。在粘性物质本身以一种稳定模式被安排以前，总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此同时，鉴于粘性物质的重量，鉴于它并不迅速地跟上由振动物体产生的力量，所以，它将共同决定这种振动，它将成为一种真正的条件。当它随振动已经达到稳定的分布时，它将在一种新的刺激下共同决定金属板的振动，从而决定它自己的重新分布。
那么，惠勒怎样才能不用痕迹假设来解释记忆的效应呢？根据我对他理论的了解，他的理论忽视了一个要点。
“人们经常谈到下面这则故事，一匹马曾在一条乡村小道上被驱赶前进，到了某处，因一张报纸被风吹起，马受到惊退。大约过了三个星期以后，这匹马复又来到同一条路上的同一个地点，它再次作出惊退的表现，但是此时却没有任何报纸”（W．p．帕金斯，p．397）。
“如果原先的经验设有留下任何印象的话，那么马为什么第二次又会被吓退呢？第二次被惊退的原因与第一次被惊退的原因恰恰是一样的！一张报纸被吹起，于是马对整个情境（total situation）作出反应。整个刺激模式诱发了反应，这种反应在特征上是构造的（configurational）。同样的刺激模式，或者与此相似的刺激模式，准备以它第一次产生反应的同样原因重新产生一次反应……。如果用一个痕迹来解释第二次反应是必要的，那么，用一个痕迹来解释第一次反应便也是必要的！”（W．p．帕金斯，pp．398，399）
上面这段引言由于使用了“整个情境”，从而使之貌似有理。它表明当我们对这一概念进行批驳时我们的证明是正确的（参见第四章，边码p．158）。当有人问为什么马在其他路段不会受到惊吓时，这里，所谓的“整个情境”是，该路段使马不受惊扰，如果报纸恰巧不在马路上被吹起的话。因此，认为马在那个地方第二次受惊吓是与第一次受惊吓具有同样原因的话，那便是不正确的。为了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楚一点，让我们来假设A、B和C而不是两次旅行。在A和C两次旅行中，关键地点X不发生任何情况，可是在B次旅行中，风将报纸吹过道路。在旅行A中，马通过X点时不受任何惊吓，然而在B和C中却受到了惊吓。这就证明X的“整个情境”，像在A和C中一样，对于马的惊吓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在A中并没有引起马的惊吓。A和C之间的唯一差别是B先于C发生，而不是先于A发生。我发现，A和C中的行为差异是由于B的影响，也就是说，是由于B中的经验留下的痕迹，作出这样的结论在逻辑上是必要的。
我尚不肯定我是否描述了惠勒的全部记忆理论。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见边码p．273）有一段话，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把学习过程或者归因于化合物的发展，或者归因于积累。第一种假设已遭拒绝，至少对大多数记忆效应来说是这样，因为发展过程太慢，而第二种假设则相当于我们提议的那种痕迹理论，尽管惠勒拒绝接受这个名称。然而，惠勒的这种解释也许是错误的，或者不再代表他目前的观点，因为在第二本书中他写道（p．387）：“一种特定的经验不能由大脑模式来代表，除了刺激情境正在使模式得以建立以外。在刺激被移去的一刻，大脑模式也消失了”。在我们的理论中，对兴奋模式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对痕迹模式来说就不正确了，而在惠勒看来，这些字里行间否认任何一种他所谓的大脑模式的持久性。
4．冯·克里斯的论点
对传统的痕迹理论的批判可以追溯到30多年以前。最早是由冯·克里斯（Von Kries）提出的，但他并不用此反对任何痕迹理论，而仅仅反对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并在此后继续流行的那些痕迹理论；几年以后，比彻（Becher）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批判。对于比彻来说，这种批判是对一切痕迹理论的最终驳斥，由此证明了记忆的生机论解释（vitalistic interpretation）。
关键的论点可用下述方式来提出：记忆效应一般说来无法追溯至个体的最初兴奋，而是可以追溯至记忆效应的形式或模式。我再认出了一首乐曲，它是我曾经听到过的，尽管当初由一支管弦乐队以G大调来演奏，现在却以F大调或B大调或C大调被人哼唱着。虽然声音不同，但是记忆效应仍然清楚。再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如果我尝试吟唱或吹奏一首熟悉的乐曲，我再现的音调将极少与原作的音调一致。或者，一个人具有阅读方面的长处，他将或多或少不受他所遇到的原作类型或书法的支配，而且他还将能够书写，也就是用牙齿咬住笔杆笨拙地书写，像任何一个人可以尝试的那样去书写，尽管他以前从未尝试过那种特殊的书写动作。痕迹理论究竟能否解释那些远非例外的情形，而是典型的记忆效应的事实呢？
痕迹的重新作用
我们业已提出的假设比之冯·克里斯用其论点反对的旧的痕迹假设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以迎接这种困难。在我们的假设中，痕迹形成了“组织系统”，也就是动力的整体，它的模式像组织系统的材料一样是一种现实。为了了解痕迹系统的这一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引导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当这样一种痕迹系统被“重新激活”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新的兴奋中进行合作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了保持一致，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假设，即这样一种新兴奋发生的地点与痕迹系统本身发生的地点有所不同，而且为痕迹系统所决定。这种假设是必要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记得这种个别的回忆过程或再认过程，至少过了一段较短的时间还能记住，而不会丧失我们回忆或再认第一次场合的能力。这证明该过程在没有破坏旧痕迹的情况下已经留下了新的痕迹。与此同时，新的兴奋必须强烈地依赖正在讨论中的痕迹系统。很明显，按照记忆的不同功能，这种依赖必须能够假设大量不同的形式。在再认和回忆中，情况将有所不同，不仅表现为当痕迹系统为解决一个新问题而提供资料时情况会有所不同，而且在获得性技能的情形中也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把自己限于前两个问题上面，即回忆和再认这两个问题上面。
由新兴奋引起的痕迹选择
由于我们已经强调过，每种新兴奋发生在一个新的地点，因此，痕迹系统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形里都不是“重新兴奋”的作用。据此，我们的理论看来与大多数（或者全部）先前的痕迹理论有所不同，而且比它们优越，因为很难理解一种兴奋过程怎样才能在一个痕迹系统中被启动。但是，这种新的兴奋，既然现在正在发生，必须与一个痕迹系统相联系，既在再认方面又在回忆方面与痕迹系统相联系。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它就是联系的原因。这个问题作为下述问题的一个部分被提了出来，后者是指，目前的兴奋怎样从各种痕迹中选择出“合适的”痕迹。当我们讨论冯·克里斯反对传统痕迹理论的论点时，正是再认和回忆的作用这个方面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将追溯这种讨论，只要它与我们目前的上下文有关，而且我们将在第十二章里继续这种讨论（见边码p．597）。到那时，我们已经对痕迹作用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从中寻找这些选择的原则；一方面，我们可以收集事实，从中产生我们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选择原则用于我们目前的问题中去，正如我们先前发现它们在其他领域中起作用一样。如果第二种方法成功的话，将具有这样的优点，它从一开始便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范围内正视记忆作用。用此方式发现的原则不会仅仅是记忆定律，而是既可用于其他事件又可用于记忆的定律。记忆将失去成为某种独特事物（即加到有机体非记忆功能上面去的某种东西）的特征，这一结果正是我们在本章引言中提议要达到的。
因此，我们将利用这一方法寻求熟悉的选择原则。寻求这些原则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空间组织可被视作就是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为我们解决下列问题提供了办法：如果通过一种视网膜刺激模式而产生各种兴奋，那么，这些兴奋中的哪些兴奋将被结合起来呢？人们看到了与我们目前问题的相似性：一个过程与某些其他过程相结合，但继续保持与其余的过程相分离，这里，一个新的过程与某些痕迹系统相互作用，但不是与另外一些痕迹系统相互作用。因此，对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应用选择概念。我们已经发现了等同性（e．quality）和接近性（proximity）定律，以及闭合律和良好连续律（laws of closure and good continuation）。那么，这些同样的定律是否可以应用于我们的新问题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另一组事实，也即第五章结束时报道的那组事实「这组事实来自特纳斯（Ter-nus）的实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得到了促进，因为在这些实验中，选择类型比起纯粹的空间组织来重相似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类型。在特纳斯的实验中，两种刺激模式彼此相随，以便产生一种行为模式的似动（apparent movement）。假如第一个模式由a1、b1、c1、d1等点组成，而第二个模式由b2、f2、c2、g2等点组成，其中数字是指时间顺序，而在其他方面，等同的字母则与等同的点相对应，那么，在某些条件下，兴奋点b2不会与b1 相结合，c2也不会与c1相结合，而是b2与a1结合，f2与b1结合，如此等等。这些条件是指由刺激模式产生的整个过程的那些条件。如果兴奋点f2在第二个模式中具有与b1在第一个模式中同样的意义，那么，这两个点便会相互作用，而不是“绝对地”相等的b2和b1的相互作用。因此，相继过程的相互作用被证明有赖于这些过程的整体特征，而“等同性”则必须被解释为整体内部功能的等同性。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考虑了等同性因素，尚未考虑接近性因素、闭合性因素和良好连续因素。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在兴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中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如果其余情况均相同，则旧的印象要比新的印象在再认和回忆方面表现较差，这个事实尽管也有赖于其他因素，但是却证明了接近性定律。良好连续和闭合显然是有力的回忆因素。
组织定律应用的广泛范围
我们关于冯·克里斯反对痕迹理论的讨论比之仅仅捍卫痕迹假设做了更多的事情，它也把空间组织定律引入记忆的领域。然而，这些定律的应用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具有更加广泛的范围。不仅兴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由它们来调节，而且痕迹本身的命运也由它们来调节，单一的痕迹系统由于它们内在的应力而经历了许多变化，那些变化由于新痕迹的积聚而发生。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实验将使这些事件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捍卫思辨假设
对于一位准备反对我的所有假设的评论家来说，他将指出，基于如此不充分的事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思辨呢？我应当这样回答：如果我想贯彻我的计划，并在目前尽可能地为有关的心理学事实提供系统解释，那么，我便必须以具体方式引入痕迹概念；该概念必须被充分地界定，以容许具体的解释。它必须正视存在于它内部的一切困难，并试图以下述方式去克服它们，也即以发展了的整个思维体系和我们迄今为止了解的事实去克服这些困难。我深信，在适当的时间，我们的假设也将改变，因为它们将与新发现的事实发生冲突。但是，我也坚信，如果没有一个假设体系（尽管它是刻板和具体的，甚至是思辨的），那么任何系统的研究便无法进行。当我认清时代的趋势时，勇敢而非犹豫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
第十一章 记忆—痕迹理论的根据：实验部分和理论构建
实验证据：相继比较和时间误差；梯度的功能效应；冯·雷斯托夫的实验：回忆和再认的痕迹聚集效应。沃尔夫及其继承者的实验：个体痕迹内部的变化。痕迹理论的复燃：我们假设的不足——技能的获得；知觉的重组。一种新关系的学习。痕迹和自我。遗忘：痕迹的可得性。
实验证据
尽管前面一章的理论讨论试图与事实保持接触，但是，现在用实验证据给它们作些补充看来还是合适的。实验的事实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方面，它们为我们的理论结构提供更为广泛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们使下面一点变得十分清楚，也即这些假设（就它们与可测试的事实相背离的意义上说是属于思辩的）已经证明对研究来说是富有成果的。这些假设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对实验研究来说是有影响的。我期望，今后几年的发展将为它们的启发性价值补充新的证据。
相继比较和时间误差
由于我们的痕迹（trace）假设主要以苛勒（Kohler）和劳恩斯泰因（Lauenstein）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因此，以他们的实验研究为开端看来是可取的。该研究始于一个偶发事件。博拉克（Bo－rak）于1922年在《心理学探索》（Psychologische Forschung）第一卷中刊布了一篇关于提起重物之比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证明并强调了人们在很久以前发现的一种效应，但是，它的真正意义早已被忘却了。该效应称为“负的时间误差（negative timeerror）；它存在于下述事实中：如果两个刺激以相继比较（succes－sive comparison）形式被呈现，那么，据发现，当较强刺激接着较弱刺激而出现时，比之较强刺激在较弱刺激之前出现时，其差别性阈限（differential limen）要小一些。这就意味着，如果有A和 B两个刺激，其中B＞A，在全部呈现不到100％时，两种刺激在可以再认方面彼此是十分相似的，那么，AB序列将比BA序列产生更多的正确判断。它还意味着（正如苛勒后来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两种情形里判断都正确，第一种序列看来要比第二种序列涉及更大的差别（L．C，p．163）。
博拉克试图为其效应寻求一种生理学解释，但是，由于他关于其假设的实验测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他便一并放弃了这种尝试，以利于一种心理学理论。正是在这里，苛勒插了进来。他提出了另一种生理学假设，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并用新的实验予以证实。最后，劳恩斯泰因在分析了苛勒的假设以后，区分了其中的两个部分，接受了其中一个部分，并发现有必要在其自己的实验基础上拒绝另外一个部分。他那产生自苛勒假设的理论是十分一般的。关于发展史我就讲这么多。从现在起，我们将按照目前存在的问题开展讨论，而不考虑历史序列。
我们已经在讨论时间单位（temporal units）时提及过劳恩斯泰因的理论。劳恩斯泰因把它作为一种比较的解释提了出来，这种比较既是同时的又是相继的。如果我们比较两个项目，这些项目必须形成某种单位，比较的结果将有赖于这些单位的类型。在前一章（见边码p．MI），我们复制了一幅取自劳恩斯泰因论文的插图，在处于功能性关系的同质背景（homogeneous ba－ckground）上有两个灰色斑点。尽管在那个讨论阶段，我们尚未深入到这种功能关系的本质之中，但是我们在心中却记住它恰恰是“对子”特征，而不是明-暗关系。劳恩期泰因正是就这一特定方面而提出了他的理论。正如苛勒于1918年首先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两个例子（配对和比较），在许多方面如此相似，以致于它们的动力特性必须被视作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与此相似，我已经介绍过梯状现象（the stepwise phenomeon，1922年），以便描述和解释比较过程。当我们比较图形中的两个灰色小块时，这些小块便形成了这样一个“阶梯”（step）；也就是说，具有两个成员的一个整体，两个成员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梯度（gradient）。当我们比较两个相继提起的重物或两种音调时，这种潜在的梯度便存在于新兴奋的集中点和在此之前兴奋的痕迹之间。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那么，不论第一种兴奋的痕迹是保持恒常，还是在第一次应用和第二次兴奋之间的间隔期间经历了变化，它肯定会产生一种影响。例如，假定两种相继刺激A1和A2是等同的话，那么，我们便应当期待大多数判断是等同性判断，只要A1的痕迹保持不变，直到A2出现时为止。然而，假定A1以改变其结构的力量来呈现的话，那么，a1和a2的集中便不再等同，相应地，我们应当期望大多数判断是A2＞A1，或者A1＞A2，而不管在时间间隔期间A1是减少还是增加了它的集中程度。负的时间误差的这个事实是与可供选择的A2＞A1相一致的。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如果序列AB（其中B＞A）会产生比序列BA更多的正确判断的话，那么，“第二个刺激比第一个刺激更大”的判断将比“第二个刺激比第一个刺激更小”的判断更容易被诱发出来。结果，如果两个刺激是等同的话，第二个刺激仍然会在大量情形里被判断为较大而不是较小。假如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在时间间隔中，第一个兴奋的痕迹在集中方面减弱了，那么，负的时间误差便可得到解释。尽管我们无法对这一假设进行直接的测试，但是我们可以进行间接的测试：如果痕迹被有力展现，那么在这些力量越是被容许起作用的情况下，痕迹的变化将会越大；根据实验，负的时间误差应当是时间间隔的直接作用。这一预言在苛勒用电话卡嗒声所作的实验中得到充分证实。该实验表明，对于小的时间间隔（对有些被试来说达到3秒），时间误差是正的，而对于较长的时间间隔来说，时间误差便不断变成负的了。下面的表格可以充当一个例证；它代表了“第二种刺激较响亮”和“第二种刺激较柔和”的判断的百分比，这是由8名被试对成对的等同刺激所作的判断。等同判断的数字尚未复制。作为100和两种其他判断之和之间的差别，可以很容易地被计算出来。
表14 在两个等同的电话卡嗒声之间可变的时间间隔的判断百分比（相等同的电话卡嗒声用A1A2代表）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判断
11/2
3
41/2
6
第二种刺激较响亮
4.2
29.2
54.2
62.5
第二种刺激较柔和
62.5
50.
25.
8.3
（摘自苛勒，1932年，p 152）
于是，便产生了这些变化的原因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考虑最初发生并引起正误差的那些变化，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他变化，它的持续时间较长，在苛勒的实验中导致负的时间误差。“我们可以假设，一切痕迹逐渐地被新陈代谢过程所破坏，从而导致具有较长时间间隔的负的时间误差，或者，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实验条件下，相邻的实验痕迹彼此之间发生同化。在那种情形里，负的时间误差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第一种兴奋的痕迹与那个缺乏刺激相对应的痕迹发生同化”（劳恩斯泰因，p．152）。
劳恩斯泰因试图用实验来寻找这些可供选择的假设之间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实验中，从一个同质的时间背景上产生两种临界刺激（critical stimuli），而同质的时间背景则是由作为两种临界刺激但具有不同强度的同样性质的刺激产生的，在一组实验中较强，在另一组实验中则较弱。他既用视觉又用听觉进行实验。在视觉实验中，他运用了我们在第四章（见边码p．114）中描绘过的梅兹格（Metzger）关于整个同质场的实验装置。临界刺激是由该场成对的五种不同的强度来提供的。在一组实验中，这些刺激中断了一种较为黑暗的状态，大的屏幕通过从幻灯机和实验者的阅读灯里逸出的漫射光束进行照明。在另一组实验中，屏幕则由两盏强光灯进行照明，即在两个临界刺激曝光之前、曝光之间和曝光之后进行照明。表15展示了这一结果。它反映了8名被试对暗和亮的“背景”以及各种时间间隔的平均时间误差。对时间误差的测量已用下列方式作出计算：所有“第二个刺激较亮”的判断之和是与所有“第二个刺激较暗”的判断之和相减而得到的；然后把所减之差乘以100，再除以一切判断之和。这些数字测量了判断较亮或较暗的相对优势。当前者（判断较亮）占优势时，数字便是负的；当后者（判断较暗）占优势时，
表15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背景
5
10
20
40
暗
＋3
－20
－24
－37
亮
＋29
＋27
＋47
＋6
引自劳恩斯泰因，P．157。数字代表了判断较亮的相对优势（－）和判断较暗的相对优势（＋）。数字便是正的——这与正的和负的时间误差的术语是相一致的。
在听觉实验中，两个80周的音调都响了2秒钟，这是临界刺激。在两组实验中，背景由相同的音调组成，这种音调在两个临界刺激之前、之间和之后响起。但是，在一组实验中，组成背景的音调是比临界音调较低的音调，而在另一组实验中，则由比临界音调较高的音调组成。
后面（见边码p．470）的表16基本上与前面的表格相似，汇集了13名被试的实验结果。
这些结果十分清楚。在两种感觉场内，出现了具有两种背景的较短时间间隔的正的时间误差，嗣后出现了时间误差——随着时间间隔的长度而增加——这种时间误差对较弱的背景来说是负的，而对较强的背景来说则是正的。
于是，痕迹中两种不同的变化得到了证明：（1）起初是持续时间较短的变化，在此期间，痕迹的强度在增加；这种效应，正如强弱两种背景发生的那样，不能归因于背景对痕迹的影响。这是我们对于该效应所能说的一切。（2）一种渐进的变化约在1秒钟以后开始，它使个别痕迹与其背景的痕迹系统相同化，从而引起了渐进的时间误差，该误差为正还是为负，完全视背景的性质而定。这关系到劳恩斯泰因的选择得以作出的第二种变化，以及按照他的第二种假设而作出的决定。事实上，正如劳恩斯泰因指出的那样，这个第二种选择早在1899年已由本特利（Bentley）提及了，并且用实验方法给予证明。本特利用灰色圆盘进行的实验仅仅利用了空间背景，因此，将他的结果包括在内，对痕迹中假设的同化效应来说，经验主义证据更加普遍了。
表16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背景
2
5
15
45
柔和
＋15
－3
－19
－48
响亮
＋22
＋25
＋29
＋36
摘自劳恩斯泰因，p 160。数字代表较响亮（－）判断的相对优势或较柔和（＋）判断的相对优势。
苛勒的结果，即关于寂静背景的负的时间误差，按照这种解释，可用声音痕迹向无声痕迹的同化来解释。普拉特（Pratt）以十分有趣的实验为基础开展了论争。他的论点是：寂静可被视作最低程度的响度。结果，如果我们把完全寂静的背景与“柔和的”背景作比较，那么，时间误差在第一种情形里应当比在第二种情形里更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评价了两个系列的实验。在第一个系列实验中，两个临界刺激是从各种高度掉下的一个音摆（asound pendulum）发出的响声，标准刺激确定在45度上。两个临界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恒定地保持在4秒钟。
把下列三组实验进行相互比较：（1）正常，其中无时间间隔；（2）响亮，其中时间间隔期间引进强烈响声，摆通过70度角而坠落；（3）柔和，20度的中间刺激。
下表包含了这些结果，数字代表第二噪声主观等同性的平均点，它是从普拉特的表中计算出来的。
表17
群集
正常
响亮的中介噪声
柔和的中介噪声
44.1
48.8
42.2
摘自普拉特， p 295。标准噪声45度。第二噪声主观等同性的点。
在第二系列实验中，比较了提起重物的情况。这次仅用两种不同的群集，即正常的群集和具有轻的中介重量的群集。标准重量是100千克，两种临界重物之间的时间间隔为4秒。下表概述了这些结果。这次的数字计算与摘自劳恩斯泰因表格中的计算方式是一样的，也就是以同样方式测量时间误差的方向和大小。我再次取了普拉特3名被试的平均结果。
表18
群集
正常
轻
－16.7
－38.9
摘自普拉特，p．296。标准重量为100千克，较重判断（－）的相对优势和较轻（＋）判断的相对优势。
对普拉特实验的新条件而言，证实了劳恩斯泰因的结果。然而，将该表中第一个数字与第三个数字进行比较，以及将第二张表中的两个数字进行比较，则包含了一个新的结果。与时间间隔部分地充斥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类型上与临界刺激相同，但是强度较低）相比，当时间间隔为无时，负的时间误差要小得多。普拉特从这些结果中得出结论说，如同劳恩斯泰因在其理论中假设的那样，同化作用往往在临界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充满着或高或低的强度刺激对发生；“但是，当不存在任何中介刺激，或者不存在任何可见的背景时，痕迹便减弱了”（p．297）。
尽管这些实验是有趣的和具有启发性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除了提出一个问题以外，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它们并没有证明普拉特的论点。我不准备强调下述要点，即在每一系列实验中只有一种时间间隔得到了调查，如果将调查向更长的时间间隔延伸，有可能改变局面。相反，我将强调下述观点，在两种其他印象之间插入第三印象并不等于包围两种临界印象的背景。至少在开始阶段，前者的影响要大于后者的影响，这似乎是一种貌似有理的假设。当普拉特将无中介的群集与充满着强度较弱的刺激的群集进行比较时，他实际上是在将由一背景施加的影响与由一新的图形施加的影响进行比较，在他的结果中得到的差异可能完全是由于这种差异，从而无法支持他自己的结论。在这个问题被阐明之前，必须从事更多的实验，未来的研究将会补充现今还缺乏的资料，对此我毫不怀疑。其中一个实验会采取下列形式。在两个临界刺激之前和之后，应当有一个像劳恩斯泰因使用过的那样一个背景，它们之间是无中介的。只有毫无中介才会具有普拉特实验中所具有的那种作用。我们可以用下列图解来表示劳恩斯泰因和普拉特的实验：
刚才建议的实验具有下列特征：
动力上活跃的痕迹
1．时间误差的变化
不论这些实验的结果如何，劳恩斯泰因已经证明（正如他之前的本特利已经证明的那样），兴奋结束以后留下来的痕迹并不都已消亡，而是至少在某些条件下与其他痕迹处于功能的关系之中。通过这种功能的关系，遗留下来的痕迹经历了种种变化。在劳恩斯泰因和苛勒的实验中，同样的结论也从其他结果中得出。苛勒发现，当实验连续进行了几天以后，负的时间误差就会逐渐变小。我在表19中重现了几个数字，这些数字是从苛勒的一张表格中计算出来的（p．159），它代表了“第二个更响刺激”的判断（－）和“第二个更柔和刺激”（＋）的判断的相对优势（该判断如先前所解释的那样被决定），这是在三天时间里从5名被试中得到的。这些数字概述了从三种不同的时间间隔中得出的结果，这三种时间间隔是3秒。41／2秒和6秒，而苛勒的最短的时间间隔11／2秒则被省略了，因为在那种时间间隔里，时间误差几乎在第一天就已经是正的了。
表19 较响亮判断或较柔和判断的优势
日期
相对优势
－38
－22
＋17
摘自苛勒，P.159。
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在卡嗒声的现象中伴随着显著的变化。在实验的第一天里，该系列似乎包含着大量的“上升的”步骤，其中许多步骤相当之大，而在第三天则出现了大量“下降的”步骤，上升的步骤反而没有生气了。这些事实反映了痕迹的另一功能特性，它位于劳恩斯泰因所证明的痕迹特性之上：由“相似”刺激产生的痕迹并不彼此保持独立，而是形成了较大的痕迹系统，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影响新形成的痕迹。对于一个痕迹来说，它第一天就在内部对子的时间间隔（intrapairinterval）期间朝着集中程度较低的方向变化，以便产生负的时间误差，那么，第三天它在同样的时间里将增加其集中，从而产生一个负的时间误差。这种说法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观点：（1）在更大的系统内痕迹的相互依存性；（2）痕迹的动力组织并不单单遵循它们的时间安排，还有赖于痕迹本身固有的特性，根据我们的讨论，还有赖于它们的相似性。相似的音调将依靠整个条件，因此，刺激的等同性对于兴奋和过程的等同性或相似性来说并不是充分的标准。然而，痕迹的组织是由内在的痕迹特性决定的，这种情况对于记忆理论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它表明，在蜡板上进行经验追踪的陈旧类比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蜡板上每一种印象不受其他印象的支配，而痕迹的序列可能完全是相倚的（contingent），它们按照内在特性而把本身组织起来；这样一种纯粹的时间上的偶然安排被充分有序的系统所取代。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将仅仅补充一点：等同性原理并不是支配痕迹系统组织的唯一原理。
2．“中心倾向”
劳恩斯泰因也以下列方式表明了类似的效应。在他的第二个听觉实验系列中，他运用了在柔和背景上和响亮背景上呈现的五种不同强度的卡嗒声。然后，他计算了对客观上等同的刺激来说“较响亮的”判断和“较柔和的”判断的相对优势，并把两个最低强度的值（Ⅰ和Ⅱ）与两个最高强度的值作了比较。我用下列图表表示他的数据。
表 20
进行比较的对子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1
2
3
5
10
20
Ⅰ－Ⅰ和Ⅱ－Ⅱ
＋38
＋23
＋20
＋23
＋8
－10
Ⅳ－Ⅳ和Ⅴ－Ⅴ
＋8
－35
－23
－70
－80
－100
摘自劳恩斯泰因，p 172，表7。对具有不同时间间隔的成对的等同刺激来说，作出“较响亮”判断和“较柔和”判断的相对优势。Ⅰ是最柔和的刺激，Ⅴ是最响亮的刺激。背景是柔和的。
表 21
进行比较的对子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1
2
3
5
10
20
Ⅰ－Ⅰ和Ⅱ－Ⅱ
＋43
＋60
＋75
＋75
＋80
＋78
Ⅳ－Ⅳ和Ⅴ－Ⅴ
－8
＋13
－3
0
－8
＋10
除背景是响亮的以外，其他一切同上表
在上面两张表格中，对于柔和的背景和响亮的背景来说，响亮的对子比柔和的对子更多一些负的数据，或者说更少一些正的数据。现在，在第一张表格的实验中，每一个个别痕迹以较柔和背景的同化影响来展现，正如我们先前已经表明过的那样，然而在第二张表格中，这些痕迹却以较响亮背景的同化影响来展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张表应当以负的数据占支配地位，而第二张表则以正的数据占支配地位。这里的数据都是时间误差，因此正负数据指的便是正负时间误差。实际上，上述第一种结论只有对响亮对子来说是正确的，第二种结论只有对柔和对子来说是正确的。结果，一定有其他一些力量在起作用，它们对处于相反方向的柔和对子和响亮对子产生影响。这些力量在痕迹系统中肯定有其根源，但它不是背景的，而是先前的个别卡喀声。正如我们从霍林沃思的“中心倾向”实验中得到的结论那样，如果这类痕迹系统经历了一种平均的效应，那么，一对柔和对子的第一个成员之痕迹应当“上升”，而一对响亮对子的第一个成员之痕迹则应当“下降”。因此，具有柔和背景的响亮对于应被优先判断为“上升”（负的时间误差），因为两种对子的第一个成员之痕迹都被背景的卡嗒声痕迹和平均的卡嗒声痕迹降低了；与此相似的是，具有响亮背景的柔和对子在大多数情形里应判断为下降的，因为它们的第一批成员之痕迹都服从于使它们上升的两种力量。在两种其他的情形中，两种力量处于冲突之中，结果使整个效应不太清楚。
痕迹系统内的这种平均效应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它解释了所谓“绝对”判断（absolute judgments），按照这种“绝对”判断，一个重物看上去“重”或“轻”，而毋须与其他特定的重物进行比较，一种音调听上去响亮或柔和，如此等等。“绝对印象”（absoluteimpression）必须根据较大的痕迹系统来解释，这是苛勒的结论。这种绝对印象与我们在第八章（见边码p．349）遇到过的“类别”概念（class concepts）具有紧密的关系。在这样说的时候，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概念便是这些平均数，而是仅仅意味着，在我们的痕迹库存中具有许多系统，这些系统通过凝聚和同化过程，形成了“类别”知觉的基础。如果由此作一概括，认为我们的一切概念都不过是平均的痕迹系统，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梯度的功能效应
上述论点证明了不同痕迹的功能依存。它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比较是建立在两个比较的终极成员之间集中的（或者其他某种特性的）梯度（gradient）之上的。这种假设的建立越是坚固，我们的论点所携带的确信程度就越大。因此，在为痕迹的功能特性提出新的证据之前，我们将报道这些用来强化我们基本假设的实验结果。正如 M．H．雅各布斯（Jacobs）和苛勒（1933年）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从梯度中得到的比较动力学这一事实，意味着比单单从两个分别的地点中获得的潜在差异的假设要更为丰富。梯度既是这种差异的一种功能，也是两个点或两个区域之间空间距离的一种功能。因此，具有恒定差异的这种比较仍将是兴奋区域之间距离的一种功能。
5年前，我曾试图直接去建立这样一种差异。如果A1B1和A2B2是两个灰色正方形的对子，致使A1看起来像A2，B1看起来像B2，但在空间上，把A1和B1之间的距离与A2和B2之间的距离作一比较，A1距离B1更远，那么，与A2和B2相比，A1和B1彼此之间应当显得很少有差异。我们应当找到这样一种似非而可能的关系：A1=A2，B1=B2，但是A1-B1＜A2-B2。主要由A·明茨（Mintz）博士进行的实验未能证实这一预言，因为在具有四个图形的场内，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其中自发组织与为了必要的比较而强制实施的组织处于冲突之中。因此，这些实验从未公开发表。但是，M．H．雅各布斯的实验却为我们的一般假设提供了间接证明：由不确定判断和等同判断的数目来测量的差别阈限（difference threshold），直接随着被比较的两个物体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增加，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如果差别的体验有赖于潜在梯度的话。
然而，我们已经提出的理论甚至还要求更多的东西。正如劳恩斯泰因已经指出的那样，在相继比较中，差别阈限也应当有赖于两个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因为在我们的理论中，由于痕迹形成了“痕迹列’（trace column）（见边码 p．447），一种时间距离被转化为一种空间差异。劳恩斯泰因提及，他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结论。我已经从劳恩斯泰因的统计表中计算了不确定判断的数目，并重新制作了一览表，反映在下列三张表中。
在所有这三张表中，这些图形的一般倾向都作了充分的标记；随着时间间隔幅度的增大，不确定的判断数目也增加。因此，劳恩斯泰因的这些结果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按照我们的结论，时间间隔应当像空间间隔一样起同样的作用，因为时间间隔在大脑里被转换成了空间距离。
表22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背景
5
10
20
40
小计
暗
0
0
1
3
4
明
2
0
1
6
9
小计
2
0
2
9
13
摘自劳恩斯泰因，p 157，表2。不确定的判断数，视觉实验，8名被试。
表23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背景
2
5
15
45
小计
柔和
2
1
2
7
12
响亮
2
6
5
15
28
小计
4
7
7
22
40
摘自劳恩斯泰因，p.160，表3。听觉实验，其余均与上表相似，13名被试。
表24 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
背景
0
2
5
1.0
2
3
5
10
20
小计
柔和
3
1
0
3
8
5
4
9
12
45
响亮
6
9
11
14
11
9
24
41
48
173
小计
9
10
11
17
19
14
28
50
60
218
摘自劳恩斯泰因，pp.163-166，表个4a、b和5a、b的结合。听觉实验，最后一张表，18名被试。
然而，如果按照这些结果，我们将较大（图形）和较小（图形）的印象与两个地点之间的梯度联系起来，那么，对于时间误差的解释就要比苛勒和劳恩斯泰因两人的处理更加复杂一些了，原因在于时间间隔具有两种不同的效应，它们可以有多种结合。在一种情形里，时间间隔仅仅充当了一种时间，在此期间，痕迹系统内的同化过程进行看——这是苛勒和劳恩斯泰因的解释——而在另一种情形里，时间间隔产生了在新的兴奋和先前兴奋的痕迹这两个地点之间的一种空间距离，从而使梯度变平了。如果两种刺激是等同的话，那么，第一种因素便对时间误差负责。当痕迹消退时，时间误差便是负的，当痕迹上升时，时间误差便是正的，而且这种效应肯定直接地随时间间隔的长度而变化。可是，另一方面，时间间隔的增加弄平了梯度，从而使之在集中中脱离差异的完整效应，而这种集中则来自第一种效应。为了了解在不相等的两种刺激情形里两种因素的合作，我们必须区分下述四种可能的情况：
Ⅰ，背景低于刺激，刺激下降（Ld）；
Ⅱ，背景同上，刺激上升（La）；
Ⅲ，背景高，刺激下降（Hd）；
Ⅳ，背景同上，刺激上升（Ha）。
在Ⅰ中，即在Ld的情形里，时间间隔期间第一个兴奋的痕迹在新兴奋的方向上消退，结果，时间间隔越长，两种潜能之间的差异越小，因此，几乎没有机会作出“第二个兴奋较小”的判断。与此同时，不受这种效应支配的是，随着痕迹和新兴奋之间空间距离的增加，梯度也随着不断增加的时间间隔而变平。两种因素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以产生负的时间误差。
在Ⅱ中，即在La的情形里，第一个兴奋的痕迹因第二个兴奋而消退，因此，随着时间间隔的不断增加便有机会作出“第二个兴奋更大”的判断。与此同时，梯度的变平肯定倾向于在潜能中减弱增长的差别效应，而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的两个因素则被认为是终极效应。
与此相似的是，在Ⅲ中，即在Hd情形里，作为正的时间误差中的两种效应表现出冲突；而在Ⅳ中，即在Ha情形里，作为正的时间误差中的两种效应则表现出合作；一般规律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第一个兴奋的痕迹通过有效力量，在时间间隔中不断地与第二个兴奋相似，这两种效应就会互相增强；如果在时间间隔中第一种痕迹发生变化，以使它第二个兴奋越来越不同，于是，两种因素便处于冲突状态之中。
苛勒和劳恩斯泰因的原始数据可以证明这些结论，但是，公布的数字却未能作出这样的证明。
然而，上述的三张统计表也包含了另一种重要的结果，它与我们上述推论的一般假设有某种关系。由于两种刺激一般说来并不用于直接的相继形式，梯度为具有其自身特性的场所中介（见边码p．441）。这种介入的场的特性不可能不对梯度产生影响。实际上，在我们所有的统计表中，当背景“高”时比起当背景“低”时，不确定判断的数目便更大些（例如，参见我们统计表中的最后一栏）。这为研究工作开创了新的有趣的思路。
然而，对上述最后一点还必须提一下。我们利用雅各布斯和劳恩斯泰因的实验结果以证明我们的下列主张，即空间梯度和时间（空间化的）梯度基本上是相似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却忽视了这两位作者之间的区别。雅各布斯发现，不确定判断和等同判断随着空间距离而增加；而劳恩斯泰因却发现，只有不确定判断随着时间距离而增加。劳恩斯泰因强调说，雅各布斯的判断是“不确定的”和“不相等的”，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消除两种判断结果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劳恩斯泰因的判断中，等同判断随着不断增加的时间间隔而下降，致使等同判断和不确定判断之和也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而显示出明显的下降。因此，如果我们采纳这个和，而不采纳我们等同判断的数目，那么，雅各布斯的结果和劳恩斯泰因的结果便将彼此发生冲突，从而也与我们的理论发生抵触。我本不该用我使用过的方式来呈现劳恩斯泰因的结果——因为随着这种方式的发展，它便与他自己的相一致——我并不认为这种矛盾仅仅是一种外表的矛盾。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解释，它说明了劳恩斯泰国的等同判断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而下降。明茨尚未出版的著作（我曾在前面讨论我的比较理论时提到过他的著作）具有一种肯定的结果，这种结果对雅各布斯尚未调查过的非常之小的空间距离作了补充。但是，这种差别阈限的最小值并不存在于最小的空间距离之中；相反，当人们不断地减少空间距离，则可得到差别阈限的最小值，不过，如果这种距离进一步缩小，阈限又会开始上升。假如两个被比较的物体彼此十分靠近，并且十分相似，那么，它们便将相互同化，接近性又一次作为一个统一因素而出现在它的功能之中。现在，事件的痕迹在具有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情况下彼此跟随，它们肯定会十分靠近，以至于一个新的因素肯定会在有利于等同判断的条件下运作起来。如果这种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劳恩斯泰因结果中的等同判断行为不会使我们的结论失效，反而把一种新的复杂性引入了相继比较的过程之中。
冯·雷斯托夫的实验：回忆和再认的痕迹聚集效应
让我们回到痕迹系统中动力联结的研究上来。迄今为止，先进的实验证据停留在相继比较的结果上面。但是，如果痕迹形成了真正的系统，而且在动力上是相互联结的，那么，它们的这种特征也应当像回忆和再认一样，在其他一些记忆效应中变得明显起来。苛勒和冯·雷斯托夫（VonRestorff）曾从事过一个调查，该调查以独创性和简洁性的出色结合而颇具特色，其效应已成为三个众所周知的效应的原因：（1）学习无意义音节系列的巨大困难；（2）倒摄抑制（retroactive inhibition）；（3）前摄抑制（forwar－dacting inhibition）。
苛勒-劳恩斯泰因的实验把相继比较的结果作为痕迹命运的标准。在讨论苛勒-劳恩斯泰因的实验时，我们讨论了比较理论，上述推论便是以这种比较理论为基础的。与此相似的是，在我们展示这些新的实验之前，讨论一下再认和回忆的理论似乎也是合适的。然而，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因为考虑这些痕迹系统成为可能的过程而使我们关于痕迹系统的讨论停顿下来，我们将把这种讨论推迟到下一章里进行。这样一种程序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受制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且假设，这些功能以某种方式依靠痕迹，这是我们在前面曾经捍卫过的一种假设。我们必须把再认过程和回忆过程的若干事实引入到我们关于痕迹的讨论中去，看来这是一种对程序的倒退，但是，这种把我们对一个课题的陈述与另一个课题的陈述混合起来的倒退做法，在我们遵循无论何种程序时是不可避免的。痕迹只有通过过程才能加以研究；后者（过程）只有通过前者（痕迹）才能被理解。
学习“单调”系列的困难
于是，我们转入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习无意义音节系列会如此困难和高度不悦。以前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切尝试都集中在下述事实上，即这些盲节都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从其中一个音节到另一个音节，没有自然的桥梁可资通过，而有意义的材料正是通过这些桥梁来加以区别的。毫无疑问，该因素起了某种作用。然而，正像雷斯托夫表明的那样，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经典的记忆实验中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在第四章（见边码p．167）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事实，它以某种方式预期了这种结论：在讨论空间组织时，我们发现了一种特别强大的影响，那就是空间接近性对组织的影响（例如，参见图44）。因此，假如同样的组织定律也适用于支配知觉的记忆的话，那么，当介于接近状态中不同条件的自然桥梁丧失时，单凭接近性也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组织因素。因此，对学习实验心理学中标准的无意义系列会产生困难和不悦这个问题，不能认为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些标准系列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还是同质的，也就是说，它们由一些完全属于同一种类的成分组成。雷斯托夫已经证明，这些标准系列的第二方面，也就是它们的同质性，并不是如先前想像的那样是它们的无意义特征，而是它们难以理解的主要原因。这种同质性效应是从痕迹过程中产生的，从而形成了较大的痕迹系统，在这些痕迹系统里，个别痕迹被同化，丧失了它们的独立性和个性。这样一来，过程问题或成绩问题便转化成为痕迹活动的问题；痕迹系统的形成随着对业已建立的事实进行实验分析而得到了证明。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雷斯托夫的证明更加完整的了。雷斯托夫证实，材料的同质性本身是一种干扰记忆功能的因素。在第一组实验中，被试必须记住下列一些项目系列，将它们读2遍或者3遍：这些项目是这样组成的，每一个系列有8对项目，其中4对是由同样的材料组成的，另外4对则由不同材料所组成。这些联合起来的成对项目是：无意义音节、几何图形、二位数、字母、以及不同颜色的椭圆形等。于是，在一个系列中，4对无意义音节与其他材料中每一个材料的一个对子结合起来；在另一个系列中，图形出现在4个对子里，其余的出现在一个对子里，等等。共有5组不同的实验，每组包含5个系列，与5种不同的材料相对应，每一组实验有4名或5名被试参加，因此，到实验结束时共有22名被试得到了测试。对所有5组实验来说，结果是相同的；在某些技术方面，彼此之间有所不同。这里，足以概要地列出所有的结果，这些结果是用配对联想的方法，在经过各种时间间隔以后，通过对被试进行测试而得到的。
表25包含了所有被试在各组实验中对每种材料的“命中”数，按照这种材料是“孤立的”（I）还是“重复出现的”（R）而定。表中提供了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后者（相对数字）是在一切可能的命中数中实际命中的百分率。
表 25
音节
图形
数字
字母
颜色
合计
材料
R I
R I
R I
R I
R I
R I
绝对
31 61
29 65
23 55
52 65
49 82
189 328
百分率
41 69
33 74
26 63
59 74
56 93
43 75
摘自雷斯托夫， p 202。数字表示在总共22名被试中命中的绝对数和相对数。
41％的正确答案是从那些音节中获得的，它们发生在这样一些系列中，其中音节是由4个对于呈现的，但是那些音节中有69％发生在只包含一个这样的对子的系列中，等等。这些结果是绝对地一致的：不论什么时候，当一种材料在孤立状态中发生时，作为一种配对联想，要比重复状态下发生时得到更好的回忆。实际上，这些实验证明，孤立的材料要比重复的材料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同样的系列中，孤立的材料也比重复出现的材料更能被记住；也就是说，如果音节是重复出现的材料，那么，4组音节要比测验的图形、数字、字母和颜色加在一起所提供的命中数还要少。这一情况表明，重复出现的因素或孤立的因素比一种学习材料与另一种学习材料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要有力，因此，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如果孤立和重复之间的差别增加，其效果也增加。在一组新的实验中，只有三种材料，即音节、图形和数字，其中有一种材料在6个对子中经常出现，其他两种材料则在一个对子中出现。我在表26中抄录了这组实验的命中百分率，它是由12名被试进行测试得到的。
表 26
音节
图形
数字
合计
材料
RI
RI
RI
RI
命中百分率
27 85
18 90
31 85
25 87
摘自雷斯托夫，p．305。命中的相对数。
如果我们将一个系列中重复的项目与同一系列中孤立的项目（但由不同材料组成）进行比较的话，同样的优势再度出现。此类结果在其他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这些实验中，测验不是用配对联合或命中的方法来实施的，而是用“保持成员”（retainedmembers）的方法来实施的；运用这种方法，被试记住了一个或多个系列的不配对项目，并且在晚些时间尽可能回忆出更多的项目，既用不到提示，也毋须坚持原来的序列。
所有这些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学习无意义音节系列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事实，即同质项目的序列通过剥夺其个性中的个别痕迹而干扰了学习效果。但是，这只有在下列情况中才有可能：项目的痕迹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形成了相互联结的系统，其中每一部分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由此可见，无意义音节的学习不是正常的学习情况：这种无意义材料不仅缺乏从一个项目通向另一个项目的“桥梁”，而且，它的同质性构成了有力的抗力，从而影响了它的保持。
根据痕迹的特性，对雷斯托夫的结果所作的解释可由实验来证实，在这些实验中，保持不是用回忆来测试，而是用再认来测试。在再认实验中（我省略了其中的一些细节），I材料（即孤立的材料）证明比R材料（即重复的材料）更优越，尽管这里的差别比用回忆来测试时要小得多。
然而，I－R差别本身也在再认实验中有所表现，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如果只用回忆实验来证明的话，那么，可以由下列因素来解释，这些因素对除了痕迹以外的功能负责。但是，再认是一种不同的功能，然而同样的效应（尽管在较小程度上）却在那里也出现了。由于这些因素肯定在两种功能中都起作用，从而促使我们在痕迹中寻求这些解释。
痕迹的群集
我们必须假设，痕迹中的哪种事件，以及哪些力量对这些事件负责，这个问题似乎来自以第一批结果为基础的思考和实验。关键在于对“孤立”的界定。一个成分何时被孤立？对此问题似乎有两个可能的答案：（1）当一个成分与所有其他成分相当不同时，而不管其他成分彼此之间如何不同；（2）当一个成分与其他成分中的每一个成分更加不同时，即比其他成分相互之间的不同更加不同时。如果 ABCD……代表不同的材料， A1A2……B1B2……代表每一种材料内部不同的材料，例如，不同的音节或图形，那么，两种形式的“孤立’习用下列方式来表示：
（1）A B C D E F G H
（2）A1 A1 C A3 A4 A5 A6 A7
这种来自知觉的类比对记忆是否适用，须在特定的实验中进行检验。在这些实验中，类型（1）的系列必须与类型（2）的系列进行比较。如果在这些实验中，类型（2）证明比类型（1）更加优越，正如它在知觉场中那样，那么，我们便有充分理由把这关键图形比其他图形更占优势的原因归之于这样的事实，即其他图形已经形成了群集，在该群集中它们失去了某些个性，并突出地衬托出关键成员，而在类型（1）中，却不可能发生这种聚集，从而在关键成员和其他成员之间没有任何差异。
这样一些实验已由冯·雷斯托夫加以实施，并获得了肯定的结果。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例：
在三天时间里，向15名被试每次出示由10个成分组成的三个系列中的一个系列。在出示了这些系列以后，被试必须花10分钟时间学习有意义课文，然后要求他们凭记忆尽可能多地写下这些系列中的项目（用保持成员的方法），给他们30秒钟时间进行这种操作。第一天，他们学习系列（1），这是由10个不同成分组成的，也就是一个数字、一个音节、一种颜色、一个字母、一个单词、一张照片、一个符号、一枚钮扣、一个标点符号、以及一种化合物名称。在其余两天里，将系列（2）和系列（3）中的其中一个出示给被试，系列（2）由一个数字和九个音节组成，系列（3）则由一个音节和九个数字组成。共有15名被试参与了这项实验。我现在将冯·雷斯托夫的图表重新列出，作为对这些结果的小结。表中的数字代表记住的成分数。由于在系列（2）和系列（3）里面，重复的成分数为孤立的成分数的9倍，因此，我们必须将重复的成分数除以9，以便使之可以与孤立的成分数相比较。
表 27
系列
（1）
（2）和（3）
R（重复的成分）
I（孤立的成分）
音节
6
34÷9=3.8［系列（2）］
12［系列（3）］
数字
6
24÷9=2.7［系列（3）］
9［系列（2）］
小计
12
58÷9=6.5
21
％
40
22
70
摘自雷斯托夫， p 320。数字表明记住的成分数。
上表包含一些结果，它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栏目中的数字而迅速读出。把第二栏和第三栏进行比较证实了用新方法（这种新方法是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得到的第一种结果：孤立的成分与重复的成分进行比较所具有的优势。如果我们将第一栏与第三栏进行比较，我们便可以发现，在一组相似的成分中，一个单一成分的孤立，与另外一组成分之间彼此不同的一个“孤立”成分相比（像它们与关键成分不同一样），前者所起的作用大约是后者的2倍。实际上，谈论这种群集中的一个孤立成分是不恰当的。由于每个成分像每个其他成分一样与其他一些成分不同，因此，在关系到它们的回忆值方面，它们应当全都相等；这是可以由这些实验来证明的：系列（1）的关键成分的40％（也就是说，音节和数字）得到了回忆，而在同样的系列中，所有其他成分的回忆平均值是43％，这种差别是无意义的。
最后，让我们把第一栏和第二栏进行比较，我们发现系列（1）的成分比系列（2）和系列（3）中的重复成分记得更好。对此差异所作的解释是明确的：我们已经解释过R（重复的）成分与1（孤立的）成分进行比较而居于劣势，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前者进行了聚集。系列（1）中的所有成分处于劣势提示了同样的解释：该系列中的所有不同成员在没有任何突出成员情况下形成了一种群集。这个系列中的一些项目比系列（2）和系列（3）中的重复项目更优越，我们可以用进一步的假设来对上述情况进行解释，也就是说，系列（1）中的不同成分的群集比系列（2）和系列（3）中的相似成分的群集具有较低程度的内聚力（cohesion）。这种假设并不作为一种特殊的假设用来解释这种特殊的效应，而是作为直接来自相似定律的假设来解释这种特殊的效应：如果群集是由相似性引起的，那么，内聚力程度必须是相似性的直接功能。
知觉中的记忆效应和过程之间的这种关系提出了一个涉及其本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记忆效果是否由于一种知觉组织，而痕迹仅仅保持了一种结构，它具有产生痕迹的那种兴奋的特征，或者说，决定知觉中过程分布的同样因素是否在痕迹群集的形成中也起作用？后一种解释要比前一种解释更加意味着痕迹的一种动力性质，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在痕迹系统中将发生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原先的兴奋所不具有的组织。
在冯·雷斯托夫实验中，这一程序实际上排除了第一种解释，从而迫使我们接受第二种解释。不同的成分被相继呈示，所有彼此不同的成分的系列呈现在先，而一个成分（或者在另外的系列中两个不同的成分）突出于其余相似成分的那种系列则呈现在后，而且这种突出成分往往出现在一个系列中的第二位或第三位。因此被试不可能知道它是那个孤立起来的成分，他甚至不可能知道，该系列将会包含这样一个成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认知觉上说关键的成分应当被孤立起来。它的孤立证明了回忆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这一事实似乎要求这样一种解释，即它是在痕迹系统中被孤立起来的；它也依次意味着，痕迹系统内发生的组织过程与知觉兴奋的组织一样，遵循着同样的定律。这证明了我们的组织定律可以应用到痕迹中去，我们在前面曾经这样说过（见边码p．464）。确实，我们的证明只涉及相似定律；至于接近性，在记忆中也像在知觉中一样具有一种效应，它取决于我们第一次讨论中出现（第四章，见边码P．165）的两种因素的密切关系；下面的讨论将补充实验证据。在痕迹转化中，其他定律的效应同样也会在新的实验材料被提供时得到证明。
冯·雷斯托夫强调了发生在痕迹系统中的两方面变化：（1）单一的痕迹在并入较大的痕迹系统中所经历的转化可能比相对独立的部分的知觉转化要更进一步，看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假设；（2）这些转化的本质是一个问题。在雷斯托夫的实验中，群集的形成对回忆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发生在非常特殊条件下的情况，不必认作是所有情况的典型事例；群集的形成是可能的，因为它增加了群集成员的回忆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在长的时间间隔以后痕迹系统的效应
现在，让我们回到冯·雷斯托夫的实验上来。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的一些痕迹是属于同一系列的。我们发现，在这样一种系列中，相似的痕迹即便没有彼此接近也能形成群集，也就是说，当产生痕迹的一些兴奋为时间间隔所分隔，中间填充着其他兴奋时，也能形成群集。这样一来，在我们报道过的前五组实验中，每个系列的4个重复的对子并没有彼此紧随，而是被一个或两个其他的对子所分隔。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问题：群集的效应是限于这些相对来说短暂的时间间隔呢，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也会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种回答方式是，一个IR系列（也就是孤立一重复系列）被习得了，不过马上出现了一个系列，其中第一个系列的孤立成分成为重复的成分。如果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的相应痕迹之间的群集发生的话，那么，第一系列的孤立成分应当失去其某种优势。第二种方式使用了相反的呈现方法。第一系列中的重复成分在第二系列中作为孤立成分而出现。两个系列的相应痕迹之间的群集肯定会发生，如果第二系列的孤立成分与发生时间上没有落在另一个系列成分（其中的这些成分成了重复成分）后面的一个系列中的孤立成分相比居于劣势的话，那么，两个系列的相应痕迹之间的群集便一定会发生。实际上，这两种效应都会发生。
倒摄抑制
我将简要地描述第一种倒摄抑制：要求28名被试必须记住一个系列，该系列出示4次，由两对音节、两对图形和五对数字组成。嗣后，这些东西又与其他四个系列一起呈示。把被试分成两组，对这两组被试来说，其他四个系列是不同的：对于其中的13人来说，系列由6个音节和3个数字组成，而且不是成对地排列；可是，对于其余的15名被试来说，该系列是由6个图形和3个数字组成的。过后，即在第一个系列最后一次呈现后8分钟，用配对联想的方法对被试进行测试。如果群集果真发生的话，那么，第一组被试应当对图形表现出较好的回忆，而不是对音节表现出较好的回忆，因为，四个相随的系列包含着后者，而不是前者，相应地，第二组被试应当在音节方面表现出优势。表28概述了这些结果，表中的数字表示命中的百分率。
表 28
被试组
Ⅰ（后系列中的音节）
Ⅱ（后系列中的图形）
音节
54
90
图形
69
43
摘自雷斯托夫，p．331。命中的百分率。
不论你横着看这张表还是竖着看这张表，你总会发现同样的结果［横着看就是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被试和后系列（post－series），竖着看就是同样的被试、不同的材料」。所谓同样的结果是指：随着相似成分组成的系列而发生的成分，与随着不同成分组成的系列而发生的成分相比，前者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实验表明，与先前讨论过的时间间隔相比，群集在更大的时间间隔上发生。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实验所证明的效应并不是新的，而是完全像倒摄抑制那样为人们所熟悉。但是，测试这种效应的传统方法是运用无意义音节的标准系列，或者类似的材料，这些材料本身通过原始系列内的最初群集而为回忆创造了许多不利条件，雷斯托夫的方法则使一种具有高度回忆价值的材料服从于这种效应。与此同时，它证明了倒摄抑制是所学材料之间相似性的一种功能，也就是相互作用痕迹的性质。图形影响音节，或者反过来音节影响图形，这种影响达到某种程度，它可由另外一组实验来显示。在这组实验中，补充了填补时间空缺的第三种方法，这种时间空缺存在于主要系列的学习和测试之间，也就是说，涉及困难的思维问题。该活动对音节或图形的回忆所产生的影响要小于音节对图形产生的影响，以及图形对音节产生的影响。
倒摄抑制的本质已经得到了澄清。它产生于相似痕迹的群集，正像学习单调系列（monotonous series）时产生的困难一样。如同缪勒（Muller）和皮尔札克（Pilzecker）原先认为的那样，如果倒摄抑制完全不受学习之后发生的那些过程的支配，而是仅仅依赖这些过程的强度，那么，这种理论便是错误的。相反，如果认为学习以后积累起来的材料具有决定性的话，这样的证明使得把倒摄抑制解释成由痕迹的特定组织所产生的效应成为必要。认为相似性具有不同的程度，而且，随着这种效应的深入，相对来说不同的材料——例如图形和音节——仍被认作是相似的，这样的进一步结果对于深入研究过程中的差异是重要的。
按照冯·雷斯托夫的理论，一种成分原先越是处于孤立状态，它应当越屈从于倒摄抑制；这是因为，如果它已经成了较大群集的一部分，那么把得到增长的群集与原无处于孤立状态的一个成分而现在被群集相比，或者与较小群集的成员成为较大群集的一个部分相比，前者具有更少引人注目的结果。雷斯托夫本人的实验就是以此结论为基础的。不过，该事实本身已由鲁宾逊（Robinson）和达罗（Darrow）在雷斯托夫之前发现了，他们发现，学习的单调系列越久，它的回忆受倒摄抑制的影响便越小。
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在由詹金斯（Jenkins）和达伦巴哈（Dallenbach）从事的一项实验中获得支持。按照该理论，如果其他方面的条件与产生旧的痕迹系统的那些条件（即旧的痕迹系统可以避免与新的系统结成群集）相一致，那么，倒摄抑制就不应当出现。詹金斯和达伦巴哈进行了一项实验，在这项实验中，让一名被试学习和回忆由10个音节组成的一个系列材料，在被试学习和回忆期间对他进行催眠，而在介入时间里被试则处于正常状态。在经过2小时、4小时和8小时以后，他完全再现了这个系列材料，可是，另两名被试，在同样的时间间隔（也即2小时、4小时和8小时）以后，平均再现3．1、2．3和0．9个音节。后两名被试的实验条件与前面一名被试的实验条件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不进行催眠。由于在催眠状态下发生的事件与正常生活下发生的事件似乎极少联系，因此，在这些实验中倒摄抑制没有出现，这恰恰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然而，关于倒摄抑制还有一个事实，它长期以来困扰着心理学家。 1914年，罗斯·海涅（Rose Heine）发现，如果用再认来检验，而不是用回忆来检验，那么就不可能发现任何倒摄抑制。雷斯托夫根据海涅的条件重复了这些实验（在这些条件中，由于不存在干扰记忆的因素，因此，应当会出现一种更清楚的倒慑作用），也未能清楚地确定这种抑制的存在。
然而，即便是这种结果，也不再像它表现的那样似非而有可能的了，因为在她的实验中，重复本身的效应对再认来说没有像对回忆那样有害。因此，经过一段时间间隔以后的重复（这是倒摄抑制的条件），对再认产生的影响太小，以至于用我们目前的方法无法发现这种影响。
这种解释得到了詹金斯和达伦巴哈的实验支持，也得到了达尔（Dahl）的实验支持。前两位作者测试了被试在不同的时间间隔以后对学习系列的回忆，在这些不同的时间间隔，或者充满着正常的清醒状态的生活，或者由睡眠来中介。在后一种情形里（即在睡眠状态下），回忆更占优势。达尔重复了这些实验，唯一的区别是，他测试的不是回忆而是再认。他也发现睡眠的群集具有轻微但一致的优势，尤其对于较长的时间间隔（如4小时和8小时）来说更是如此。在雷斯托夫的实验以后，把达尔的结果解释成倒摄抑制的结果似乎有理，而作者本人由于先前末能发现这种对再认的抑制，因此倾向于怀疑，由詹金斯和达伦巴哈发现的这种效应究竟是由于哪种原因所致。
前摄抑制
前面（见边码p．489）提及的痕迹系统的第二个时间效应在冯·雷斯托夫的实验中同样得到了证实。对第一组实验系列进行的评价正确地表明，孤立的成分如果在先前的系列中并不作为重复的成分而发生，比起作为重复的成分而出现，前者得到较好回忆。一种新的兴奋，即便它先于不同的刺激，并由不同的刺激相随，仍然会留下痕迹，这种痕迹会被拖入痕迹的群集中去，也即进入早些时间发生的由类似兴奋留下的痕迹的群集中去。随着新兴奋和旧兴奋之间的时间不断增加，上述这种效应似乎在减弱。因此，“前摄抑制”的积极效应的产生似乎证明了痕迹系统内存在着过程，它们的组织是根据相似性，而时间对这种效应的影响证明了接近性因素。
沃尔夫及其继承者的实验：个体痕迹内部的变化
确实，我们无法观察到痕迹本身；我们从以前有关各种实验的讨论中得出的痕迹本质的证据是间接的。但是，间接证据通过累积也增加了份量。正是这种间接证据的累积，在我看来，支持了我们从纯粹猜测或模糊推测中得出的这种假设。这种证据的积累比我们迄今为止报道过的内容甚至走得更远。起源于1919年的完全不同的实验思路，符合了最近实验的结果和理论。在那一年，F．沃尔夫（F．Wulf）开始对痕迹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进行研究，1922年他在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发表了论文，这篇论文引发了三种类似的研究，由J．J．吉布森（J．J．Gibson）、戈登·奥尔波特（Gordan Allport）和 F．T．帕金斯（F．T．Perkins）分别在不同地方进行了这三种研究。沃尔夫的问题原先并不是一个痕迹通过与其他痕迹的联结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一个痕迹除了这些影响以外将会发生什么，尽管他的著述以及他的追随者的著述，尤其是吉布森的著述，曾使这个问题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我们目前的上下文中涉及的问题来自沃尔夫的结论：“格式塔定律（gestalt laws）也支配记忆。正如不是任何一种格式塔都能被察觉一样，也不是所有这些察觉到的东西都能保持在记忆之中。由此可见，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即生理的‘记忆印迹’（physiological engram），不能被视作不可改变的印象，它随着时间而变得模糊起来，这与石块上雕刻的画有些相似。确切地说，这种‘记忆印迹’依据格式塔定律而经历变化。原先见到的格式塔被转化了，这些转化把格式塔视作整体”（p．370）。
方法论的假设：再现和痕迹的关系
沃尔夫对连续时间中痕迹状态的测试实际上是要求被试再现曾经向他们出示过的图样。对原版图样进行再现而出现的偏离现象被认为是揭示了各个痕迹经历的变化。因此，这些结果的价值有赖于标准的有效性。我们打算把关于实际再现过程的讨论推迟到后面一章，但是，我们已经强调过，每个新的再现是发生在一个新地方的一种新兴奋，它与痕迹的地点有所不同，而是有赖于某些痕迹的一种兴奋。根据这一阐述，我们可以认为，从沃尔夫的被试中得到的再现不一定唯一地或甚至占优势地受到一种与原版的展示相一致的兴奋痕迹的影响。在沃尔夫的实验结果中，甚至在吉布森的实验结果中，我们将发现其他一些旧有的痕迹系统是具有影响力的，或甚至具有占优势的影响力的。然而，在沃尔夫、奥尔波特和帕金斯的实验中，以及在吉布森的实验中，只要条件许可，就有必要把一种对再现的明确影响归因于原始痕迹，并将再现中产生的变化归因于原始痕迹中产生的变化——这一事实说明了变化采取的一致方向，后一种再现沿着同样的方向与前一种再现相偏离，正如前一种再现与它更前面的先行者相偏离一样。
然而，就某个方面而言，所有四种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它们仅仅考查了痕迹的一种功能，即再现。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当我们发现同样的定律对不同的记忆功能都起作用时，也就是对回忆和再认都起作用时，我们从痕迹本质的实验结果中得出的结论受到了强化。因此，有必要用再认方法取得的结果来补充再现方法取得的结果。自从克拉帕雷德（Claparede）发现了回忆之间的明显区别以来（也就是说，在对先前出示过的物体进行描述和对它们进行再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必要性就更大了。在克拉帕雷德的实验中，被描述得十分糟糕的物体，也就是带有许多错误的回忆，当它们与其他类似的物体一起再度出示时，却得到了正确的再认。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先驱者的实验被沃尔夫及其继承者所忽略，因为他们也证明了再认和再现肯定具有不同的过程——事实上，这早已由克拉帕雷德着手证明了。克拉帕雷德的结果未能进一步深入，但是，它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关于再现和再认中的痕迹作用问题。确实，如果再认总是正确的和独特的，而再现却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便无法从再现的错误中推论出痕迹的变化。然而，幸运的是，我们从沃尔夫的实验中得知，这是不正确的。对沃尔夫来说，尽管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再现上面，但却引入了一种取自再认的修改。在第一次呈示四幅图形以后一星期，向被试再次出示这些图形的一些部分，然后要求他们画出整个四幅图形，如果他们认为这些部分是正确的，便可以利用它们来画出整个四幅图形，但是，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对它们作些改变。部分图形被改变的情况达14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根本末被再认出来。图101和102提供了这些变化的例子，实线表示原始图形和新展示的部分，虚线则表示变化和完成。
沃尔夫、奥尔波特和帕金斯的程序
现在，让我们转向实验本身，更加详细地描述所用的方法。由于沃尔夫的方法或多或少为奥尔波特和帕金斯所紧随（唯一不同的是，这两位研究者均没有运用部分图形的展示），我们将首先对这种方法进行描述，嗣后再指出吉布森所用方法的差别。
共有26个简单图形，它们或由直线和曲线组成，或由点组成（占4个图形），这些图形都画在8×10平方厘米的白色卡片上。图形的最大尺寸为6－7厘米。把这些图形出示给被试，时间在5－10秒之间，第一批图形是最简单的，展示的时间最短。有6名被试要求仔细地观看这些图形，并要求他们在以后再现这些图形。在最初的六次展示中只出示两种不同的图形；嗣后，在每次展示中总是出示四种图形，但是，即使这样，也是在没有任何严格的“系列”出示下完成的，其中一个图形直接紧跟着另一个图形而出示。在出示以后30秒，要求被试进行再现，24小时后，以及一星期后，又分别进行再现，在较长时间间隔以后再进行再现，时间间隔从两周到两个月不等。
奥尔波特仅用了两种图形（截去顶端的金字塔和希腊钥匙），在同一张卡片上并排地画着，整个尺寸是7” ×2．5”，展示时间为10秒钟。被试是350个儿童，平均岁数为11岁4个月，在这些图形出示以后，分三次进行再现：出示以后立即再现，过两个星期后再现，过四个月后再现。
帕金斯运用了由五张图画组成的两组材料，给两组首次参加实验的成年被试观看一组图画（一组被试98人，另一组被试52人）。图画的尺寸未见报道，都画在大的卡片上，大小为14寸×14寸，同时对每组20名被试一个接一个地出示这些图形。在展示图形以后20秒便要求再现，以后又在1天、6天、7天和14－19天的时间间隔后要求进行再现。
需要补充的是，沃尔夫和奥尔波特都设法诱导他们的被试为再现而尽可能多地使用视觉意象，可是，帕金斯则仅仅要求他的被试尽可能再现得正确。
把图形选择作为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对这三位实验者而言，整个实验计划是相同的，尽管三人中每个人都使用了不同的图形。然而，如果我们还记得曾引用过的沃尔夫的实验结果（见边码p．493），那么，图形的选择是极具重要性的。如果痕迹依照格式塔定律而变化，那么，便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定律，它使每种图形绝对地按同样的方式而变化。如果沃尔夫的结论正确的话，那么，任何一种图形所经历的变化必须由图形本身来决定，也就是说，由行为环境（behavioural environment）来决定，而不是由地理环境（geographi-calenvironment）中的图形来决定。于是，按照图形的性质，线条可能会逐渐变得更直，或者变得更加弯曲；变得更长，或者变得更短，等等。如果任何一种可以察觉到的形式是组织（即由某种刺激所产生的组织）的一个产物，那么，正如我们所知，这样一种形式是由实际力量来维持的。按照这种刺激的分布，这些组织的力量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平衡；在十分不规则的图形的情形里，组织的内部力量将与外部力量发生冲突，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第四章，见边码p．139）；可以察觉到形式将处于应力状态之中。因此，如果痕迹保持了原先兴奋的动力模式，则它也将处于应力状态之中，在它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有赖于痕迹内部应力的分布，从而最终有赖于最初见到的形式的性质。如果这个理论正确的话，则再现中出现的变化就可以用来表明痕迹中的应力，从而表明可见形式中的应力。相反，后者（可见的形式）的现象特征由于与这些应力（诸如不对称、不规则和明显的缺失等等）相关，它们将决定再现中发生的逐步转化。
因此，沃尔夫和帕金斯都选择了具有明显不对称的图形，沃尔夫的图形比帕金斯的图形更加不对称，而吉布森则运用具有缺失的图形。这样一种程序被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正确的诱导并非任何一种随机例子的集合，而是探究一些由解释的原则来指导的事实。当然，许多更为不同的图形特征应当被调查；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奥尔波特的结果引出了一个新因素。
再现法和再认法与相继比较法相比较
从方法的观点看，这一程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继比较法的一种继续，这种相继比较法也用于测试痕迹系统内的变化。迄今为止，这两种程序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方面，在这种变化可能发生期间，就比较角度而言，这段时间要比再现法的时间更短，另一方面，前者迄今为止只限于这些复杂项目的若干方面，诸如重物的重量、音调和噪音的强度、非彩色的白色等，而后者则排外地涉及图形特征。就第一点而言，再认法可能得到发展，因为它通过使用较长的时间间隔而与再现法相似，并通过向观察者呈现若干或多或少不同的图形（其中包括原始图形的选择）而与相继比较法相似。至于第二点，比较法可以容易地用于图形特性。1929年，我在实验室里为简单线条的大小而采取了这样的步骤，但是，结果是完全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使用的这些线条大小显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因素。相反，再现法或它的一种修正形式能用于强度和质量方面，以便证明由比较法获得的有关这些特征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再认法常常比再现法更为合适。实际上，沃尔夫用不同浓度的颜色进行了一些实验，但是，尽管他的第一批结果是十分有意义的，但他却没有及时地系统地发展它们，以至于它们从未公开发表。然而，卡兹（Katz，1930年，p．255）指出，如果一名被试从一系列斑点和色彩中选择一种颜色，它相当于一位友人眼中的蓝色，相当于他本人帽子的黑色，以及相当于他唇上的红色，那么，一般说来，他将选择一种过浓的颜色。
变化的方向
现在，让我们转向实际的结果：与其原始图形的相似性质相一致（参见边码p．497），沃尔夫、奥尔波特和帕金斯获得了相似的结果。帕金斯说（p．457）：“根据对数据的详尽考察，可以明显地看出，一切变化均处于某种平衡或对称的模式之中。”奥尔波特说（p．145）：“一切结果的最引人注目之处，也许在于图形保持的倾向，或者在于达到对称的倾向。”沃尔夫说（p．340）．：“在大约400个例子中有8个例外，其中有6例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再现，
或者只产生了完全无法再认的图形——将再现与原图作比较表明，前者与后者的明显偏离表现在鲜明性（sharpening）或均匀性（leveling）方面。”沃尔夫的这一陈述需要某些补充。从术语学上讲，他所谓的鲜明性是指增加或夸大，而所谓的均匀性，则是指削弱或使图形的特性变得柔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匀性与趋向对称相一致，因为所谓图形的特性便是它的不对称性。其次，沃尔夫的陈述与他的两位后继者只在均匀性方面相符合；但是，他发现同样数目的变化也发生在相反方向之中。然而，这肯定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只要我们还记得，沃尔夫的图形要比其他两位作者的图形包含更大的不对称性。此外，奥尔波特还在他的材料中发现鲜明性的例子。
变化的本质
如果三位不同的调查者在三个不同的国家里开展研究（这三个国家是德国、英国和美国），其中两位调查者拥有大量被试，获得了十分相似的结果，事实本身得到了清楚的阐述，那么，它们又将如何被解释呢？对于这个问题，沃尔夫在其论文中花了大量篇幅予以讨论，区别出三种不同的原因。他把这三种因素称为正常化（normalizing）、指向性（pointing）和自主变化（antonomous changes）。
自主变化
另一种自主变化是由奥尔波特发现的：“大约95％的儿童在他们第三次画那个金字塔图形时，与原来的刺激相比，在金字塔的大小方面出现至少20％的缩小”（p．144）。我们记得，奥尔波特的图形是任何一位研究者可能使用的最大图形。在排除了若干其他的可能性以后，奥尔波特说：“这种现象似乎更容易用下列假设来解释，即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缩小显然是痕迹的‘动力’特性之一”（I．C．）。由于其他研究者都没有发现这种变化，因此它肯定限于某种明确的大小范围。然而，人们可以期望很小的图形将表现出相反的倾向，也就是说，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由于吉布森的图形相对来说较小，因此他的否定结果可能与这种期望发生抵触，因为这种期望不是这位作者的特殊方法所能实现的，确切地说，它排除了这样一种效应；在他的实验中，他使用了一种名叫“兰施伯格”的记忆装置（Ranschburg mo－mory apparatus），图片在该装置的狭口下一一展示，结果图片的大小随着开口的大小而明确地固定下来，这便成为他所有实验中的一个恒常因素。不过，这个问题仍有待实验检验。
指向性
指向性的原因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特别受到注意的图形特征在相继再现中如此经常地发生夸大现象？这一事实的确立是毋庸置疑的。G．E．缪勒（1913年，p．378）在沃尔夫之前就用“情感转换”（affective transformation）的名称来对它进行描述，并且把它解释成一种注意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其不足之处已由沃尔夫予以证明。
在我们的自主变化原理中，可以找到一种真实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还是不完整的。强调所见物体的特定方面意味着这个方面的整个图形中具有特殊的“权重”（weight）。所见的同样图形，由于得到强调或者得不到强调，既可作为行为数据，又可作为动力图形，结果就不会相同顾种不同的心物模式，在这些例子中，与同样的几何图形相一致，因而它们的痕迹的自主变化肯定是不同的。指向性表明，这些变化不一定采取对称的方向，而是在原版图样表现出一些部分或方面的突出支配时，可能会增加这些起支配作用的部分或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当原始知觉包含特别引人注目的特性时，指向性并不经常发生，而让位于一种均匀的作用，我们看到，在解释这些变化时，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图形的任何一个特征，而是必须始终把图形作为整体来考虑。
可是，只要我们对一切有关的因素不再拥有详尽的知识或量化的知识，这后一评论就不过是方法论的了，它还不是一种解释性原理。
与卡兹本人的解释相符合（尽管运用了不同的术语），我们对他记忆中颜色的夸大结果作了解释，这已在前面（见边码p. 498）报道过，作为指向性的例子，它充分符合我们的解释性原理。
词语化效应；不止一个痕迹系统在再现中起作用
然而，要是认为指向性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自主变化，那将是一种不合理的简化。被试在看到图形的时候，往往为它提供一个言语描述，例如，被试说：“一个十分狭窄的三角形”，“托架，下面大，上面小”，等等。这种语言特征对再现具有直接的影响。该事实引入了一个新观点：要是认为再现仅仅以一种痕迹为基础，那将是错误的。尤其当被试拥有语言的时候，语言因素将在一切情形中（或者至少在许多情形中删再现活动发生影响。至于语言本身的问题，已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在下面一些章节里会经常遇到这个因素。不论语言是否作为一种心理机能，它在再现中的效验表明，基于这种成就的过程是以一组复杂的条件为基础的，而并不仅仅依靠单一的个别痕迹。
正常化
“外部”痕迹系统的影响
这些“外部”的痕迹系统（outside trace systems）对再现的影响可能具有不同的类型。首先，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除了原始知觉的痕迹外，它并不直接对再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与冯·雷斯托夫和劳恩斯泰因研究的影响属于同一类型：原始图形的痕迹将与其他痕迹系统进行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而变化。其次，如同在指向性的讨论中那样，人们会想到一种直接影响，原始图形的痕迹并不受到其他痕迹系统的影响，而是在再现活动中与其合作。最后，是这两种效应的结合，而且，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痕迹通过与其他痕迹交流而经历一些变化，这已由劳思斯泰因和冯·雷斯托夫所证明，而且，奥尔波特和吉布森的研究结果也导致了同样的结论。奥尔波特在同一张卡片上同时呈现了他的两个图样。“在有些情形中，其中一个图样的特征似乎与另一个图样进行了合并”（p．137），而在吉布森的实验中，鉴于目前加以讨论的原因，这种变化比任何其他变化更为频繁。
因此，正如我们在上面描述过的那样，一种新痕迹与旧痕迹系统的交流可能导致痕迹中的变化，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假设。这些变化可以使新的痕迹与旧的痕迹相同化，这也已经由劳恩斯泰因和冯·雷斯托夫所证明。由此可见，如果把正常化视作痕迹内部的一种效应，那么正常化便可以从我们的一般原理中推论出来。此外，这些原理充许交流，以便产生正常化之外的变化。痕迹之间的交流将对相互作用的痕迹产生影响（或者影响其中的一种痕迹，或者影响全部相互作用的痕迹）；在这些相互作用的所有可能的效应中，同化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和容易实现的情形，但是决非唯一可能的情形。例如，如果我把某种图样理解为一只瓶子，与此同时我可能还理解了它的特性；它实际上可能不是瓶子，而只是与瓶子相似的某种东西。在图样的痕迹和瓶子的痕迹系统之间的这种交流，由于属于特殊类型，也将产生特殊效应。我们并不知道该过程的任何细节，但是我们从沃尔夫的实验中得知，对这样一个图样的再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对称，与此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像瓶子。一般说来，通过与旧的痕迹系统的交流而在痕迹中产生的变化将有赖于与旧系统有关的新痕迹的相关特性。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旧的痕迹系统具有明确的特性Sn，譬如说某个正常的尺寸，而一个新的物体则被体验为属于这个类别，并与S具有同样的特性，那么，S和Sn的关系将决定S如何在新的痕迹中变化。一般说来，当S与Sn没有很大差异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化作用将等同于正常化。可是，另一方面，如果S比Sn更大或者更小，那么，这种差别将会变得夸张起来：鲜明、对照。在传播流言蜚语和谣言中产生的许多夸大现象，至少可在这种痕迹内的动力中找到部分的解释。一个“正常的”系统必须具有哪些特性？如果我们的说法正确，它将成为一个正常系统，不是因为它的最大频率，而是因为它的最大稳定性。自主变化将修正痕迹和痕迹系统，直到它们的应力变得尽可能平衡为止——也即它们内部的应力，它们和它们周围的痕迹系统之间的应力变得平衡为止。从动力学角度讲，“正常”是独特的「参见我们第六章（见边码p．221）关于正常性的讨论」。
关于再现的良好例子（其中旧的痕迹系统显然直接地影响再现行为，而不是通过特定痕迹的方式）可在吉布森的文章中找到，尤其可在“言语分析”的标题下找到。图106是一个很好的说明：（a）原图被被试描绘成“柱子加曲线”，然后被再现为（b）。
因此，发生在再现时刻的过程有赖于一组十分复杂的条件，这些复杂的条件不可能在每一个特写例子中都得到澄清。实验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建立简单的条件，以便使“纯粹的”例子可以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些“纯粹的”例子中，其中一个条件具有一种支配的影响。这些纯粹的例子将会揭示实际起作用的因素。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将是错误的：“问题是，对一种所见形式进行再现时产生的变化是否是由于过去的知觉对该形式的知觉和记忆的影响而造成的，或者说这种变化是由形式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吉布森，p．35）。实际上，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种选择。我们必须研究一切痕迹和痕迹系统，实际的再现活动是依靠这些痕迹和痕迹系统的，而这些痕迹中的每一个痕迹则经历了自主的变化，或由于与其他系统进行交流而产生了变化。所以，有时我们能证明一种旧痕迹的影响直接作用于再现活动，或者对较新的痕迹产生影响，这一事实并不证明自主变化不会发生。
吉布森的方法和结果
让我们通过对吉布森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来结束本节的讨论。他的方法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其他研究者的方法有所不同，其中某些关键方面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除了一些附带的实验以外，他从事过两个完整的系列实验，每一个系列都有A和B两个组，共有14个简单图形组成；A组的图形由直线组成，B组的图形由曲线组成，或者由曲线和直线组成。每一个系列都以记忆实验的标准形式向被试出示：它们系列地在兰施伯格实验装置上展示，其中每幅图形呈示1．5秒；然后立即为下一幅图形所替代。被试的任务是“仔细地凝视每一幅图形，然后在每一个系列结束时，根据他的记忆尽可能画出更多的图形。他愿意用什么顺序画就用什么顺序画”（p．7）。第一天，向两组被试出示图形二次或三次，每一次出示以后，按照被试能够完成的能力进行尽可能多的再现活动；接着，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进行图形的呈现，直到被试再现了全部图形为止。5个星期和1年以后，再次要求被试去完成这种再现活动。可是，第二系列的做法不同，每组图形的呈现和再现仅为2次。
吉布森的研究结果在许多关键方面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不同，这是毫不奇怪的。图片的再度呈现必定会对痕迹中的变化过程产生干扰，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另外三位研究者也会发现这些变化的继续。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些连续变化也发生了（吉布森没有提供任何图形；参见p．36）。但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因素是呈现方式本身，在长长的系列中安排材料。确实，在吉布森进行实验的那个时代，冯·雷斯托夫的研究结果尚不为人知，可是，所有其他研究者都避免了这种呈现方式，他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系列不是成分之和，系列中痕迹的变化主要依靠痕迹系统中的系列性质。在一个实验装置的同一开口处呈现所有的图形，就必然会增加这样一种效应。由于展示装置的顶端被一致的（行为的）物体所包围，因此，该系列的各个成员必须特别有力地统一起来。就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我们必须期待群集的效应，就像冯·雷斯托夫发现的那种群集效应，除了图形相互之间产生的自然影响以外。我们的两种期望都为吉布森的实验结果所证实：“应当提及的是，作为这种呈现方式的结果，倒摄抑制在系列展示期间发生了。观察者常常抱怨说，每幅图形的出现‘抹掉了’以前出现的图形”（P．26）。因此，习得这些图形是十分困难的，从而常常导致一种自发的努力，“去想一些物体，通过这些物体来‘理解’这些图形”（p．14）。“图形的同化……是再现中最常见的变化”（p．25），也就是说，一幅图形在再现中发生变化，以便使之更相似于另一种变化，即比任何其他变化更加经常发生的另一种变化。于是，我们可以预言的群集影响显然得到了证实，再现活动并不总是由于原版图样的痕迹，以至于其他一些较旧的痕迹系统——通过“客体同化”或“言语分析”而与该图样联结起来（参见边码P．503上我们的两个例子）——是另一种群集效应；为了记住这些图形，以便对抗群集的干预力量，被试必须使用这些特殊的装置。
以这样一种明确的方式构建图形的同化是吉布森实验的主要优点之一。然而，当他认为他的研究结果与沃尔夫的理论相悖时，他却犯了错误。实际上，他本人发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其他实验条件下被认为至少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朝着对称（p．30）、直线（p 30f）、以及填补缺失（p．261）的方向变化。然而，他的实验的特殊方法无法使他将这些变化归入自主的变化。
当我们概述实验证据时，我们看到，一种一致的动力学痕迹理论是如何对大量的事实进行系统解释的，以及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的实验是如何对它的详尽阐述作出贡献的。最后，系统地联结起来的实验和理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准备接受实验主义者（experimentalist）的抨击。
痕迹理论的复燃：我们假设的不足
技能的获得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痕迹理论上来，因为我们还没有使之发展到能够解释一切记忆功能的程度。迄今为止，我们假设的基础是三重的：时间单位、回忆（再现）和再认。但是，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遇到过记忆证明其自身的其他一些方法，也就是说，技能的获得（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例如学习打字。在打字时，往事所起的作用不同于我们先前提到过的三种功能。在这三种成绩中，往事以某种方式呈现：例如，一首乐曲的音调，作为一种后来的音调，跟随着前面的音调，而且与前面的音调处于一种明确的动力关系之中。我回忆一种先前的体验，我再认一个眼前的物体，以为它是过去某个时间遇到过的；在这两种情形里，过去或往事也包含在数据之中。但是，获得性技能却非如此。当我今天用打字机打一封信时，我的打字（作为一种经验）一般说来并不回溯以前的打字经验；我今天的打字打得更加轻松和完美，尽管从功能上讲，它与以前笨拙的打字动作有关联，但是，从经验上或行为上讲，并不是如此关联的。此外，把一种技能用于一项新的任务，虽与过去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与迄今为止讨论的三种功能相比，这种关系的特定性要少得多。打字技能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打一篇特定课文的能力，而是为任何一篇教材打字的能力。与此相似的是，正如巴特莱特（Bartlett）曾经坚持的那样，一个富有实践经验的网球运动员不一定记得少数十分特定的动作，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比赛情境里以恰当方式去击那只网球。
知觉的重组
我们发现在并不涉及运动技能的记忆功能中也有一些毋须涉及过去并缺乏特定性的特征。我将列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当你翻回到边码 p．173时，你会把该页上的图形看作是一张脸，但是，当你第一次看到它时，它显得好似乱七八糟的一些线条，而且可能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张脸才会出现。这个例子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说明，它的效应尚未通过特定的实验研究过。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系统阐明痕迹理论的话，这样一种研究是十分恰当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种后效（after－effect）究竟有多么特殊。它并不限于个别的图形，原版的重组（reorga－nization）与这种个别图形一起发生是肯定的。1929年的夏天，当我来到加里福尼亚大学我自己的办公室里时，我在一块黑板上看到一幅表明这张“脸”的粗略图画，我立即认出这是一张脸，而用不到任何时间的过渡。但是，这幅图画决不是原图的确切再现。这样一个个别的例子不过是想表明我们在系统的实验中期望发现的东西。如果由于一个图形的重组而影响了图形的范围（尽管这种重组是有限的），那么，它也要比一个人从这一偶发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广泛得多，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
但是，即使现在，当我们对这一效应尚缺乏详尽的了解时，我们已充分认识到它使我们的理论遇到严重的麻烦。一幅线条图形在初次呈现时可能产生一种混乱的印象，然后，在我们努力构造这种混乱状态以后，原来的印象便由组织得很好的和清晰的图形所替代。同样的图形——以及相似的图形——如果第二次呈现时，一开始就会以良好的组织状态出现。那么，痕迹必须拥有哪些特性方能产生这种结果呢？
较好的组织具有更大的生存价值
同样这个例子有着更易被理解的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曾经一次或多次看到过那张脸，那么，就不可能把该图形看作一团混乱了，或者回忆出这种混乱，尽管这种混乱曾经被体验过，而且在当时十分执拗并难以排除。确实，这种陈述是以普通的观察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系统实验为基础的，但是，我感到有信心的是，这些实验（即使它们引出了新的事实）不会对我的观点产生严重影响。如果我们接受它，我们便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混乱过程的痕迹要比组织得很好的过程的痕迹具有更低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痕迹理论是充分相符的。这是因为，如果痕迹在与其他痕迹相联结时显示出一些力量，那么，十分不稳定的痕迹结构将被摧毁。混乱的图形既没有明确界定的边界，以便使它们统一和聚集起来，也没有内部稳定性。因此，它们只有极小的力量来抵御外部的力量。这一原则看来是基本的。它使冯·雷斯托夫的结果和沃尔夫及其后继者的结果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如果痕迹的保持是其本身稳定性的一种功能，那么，痕迹将逐渐从不稳定形式向稳定形式转变（沃尔夫及其后继者的观点），而那些清晰度较差的痕迹结构将会退化（冯·雷斯托夫的观点）。一种单调的无意义音节或数字系列就是这样一种清晰度很差的准混乱结构（semi－chaotic struc－ture），而在其他单调系列中一个处于孤立状态的成分则因其孤立的性质而获得了明确性和稳定性。冯·雷斯托夫曾经调查过的群集性是一种聚合的混乱状态。系列所拥有的清晰度越差，群集就变得越混乱，该系列也就越难记住。这一结论得到了实验事实的有力支持：业已证明，记住没有韵律（也即没有清晰度）的无意义音节是不可能的（G．E．缪勒，1913年，P．43）。
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察加尼克（Zeigarnik）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第八章，见边码p．339）。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痕迹，一个完成任务的痕迹，比组织得不太好的痕迹更加稳定，从而也更加有效；于是，未完成的任务，由于趋向完成的应力，通常比完成的任务更经常地被回忆起来，还由于它们组织得不太完善，因此当缺乏特殊的应力时，与组织得较好的已完成的任务相比便居于劣势。我们在第13章（见边码p．621）里将引证更多的证据。
清晰度的复杂性和生存价值
如果我们把痕迹的生存价值作为对其稳定性的一种测量，那么，我们便不能简单地将清晰度与稳定性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我们不仅忘记了混乱的体验，而且也忘记了我们能达到的高度清晰的体验。人们无法重复一种论争，尽管他在倾听这场论争时对它充分地理解，这也许是大家共同的经验吧！我发现，在数学领域，这种情况尤为令人惊奇。人们可以完全理解一个证明，但是却无法重建这种证明，尽管他记得一二个证明步骤。
这类观察已由实验所证实。苛勒发现，当黑猩猩达到它们的能力极限时，它们将不再“学习”，也就是说，它们将以同样方式向问题发起冲击，而不管以前它们曾经把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用一枚长钉子举起一只圆环。当黑猩猩心情好的时候，这个问题有可能“理智地”被解决，然而，仅凭重复，动物的操作却得不到改进。
这些事实不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从中可以推知出我们的理论。属于高度复杂类别的清晰度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出来，当有机体通过它的“态度”补充了部分的有效力量和充分的能量储备以后，这种清晰度才能得以产生。这些过程的痕迹，由于缺乏这些补充的自我一力量（Ego－forces），因而是不稳定的；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将或迟或早地瓦解，部分系统丧失了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结，于是整体便遭破坏。至于一种清晰度能在不丧失其稳定性的前提下达到多大程度的复杂性，这有赖于它得以产生的那个系统。我们所谓的智力差异（differences of intelligence）可能存在于稳定的清晰度的差异之中，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讲，智力也会是经验的一种功能，因为一个组织的稳定性将有赖于业已存在的痕迹结构。
一种新关系的学习
让我们回到主要的论战上来，讨论一下非运动的记忆功能的第二个例子，尽管我们目前关于非运动的记忆功能的假设是不充分的。达伦巴哈于1926年就一种关系的学习发表了一篇短文，该文在1929年被一项正式的调查所替代，这个调查是由达伦巴哈和克里泽（Kreezer）联合进行的。达伦巴哈问自己的6岁男孩，他是否知道“相反”的意思是什么。他拒绝接受男孩对此所作的消极回答，他要他首先举出“好的”反义词，然后举出“大的”反义词，结果男孩的答案分别是“男孩”和“男人”，这两个答案都是错的。然后，他将正确的答案告诉男孩，并继续问他关于“黑”、“长”、“肥胖”、“少量”等等的反义词。现在，男孩便立即作出正确回答了。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后来为克里泽和达伦巴哈的调查所证实，他们对一百名儿童进行调查，以此作为整个例子中的一个例子。在本章中，我们对孩子在“理解”这种关系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不感兴趣。我们的观点是，孩子在这种“理解”以后可以做一些他在先前不能做的事情。由此可见，孩子的大脑肯定被这种理解过程改变了，从这种理解过程留下了一种痕迹，该痕迹的性质成为孩子新行为的原因。那么，这种痕迹必须像什么东西才能产生新的反应呢？这个问题自然产生出另一个问题（正如那张“脸”的图形的事例一样）：这种具有其特征的痕迹如何决定新的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重提这个问题，届时我们将讨论记忆功能本身而非痕迹。然而，第一种功能属于我们目前的讨论范围，正如从脸的图形的讨论中所产生的同样问题一样（见边码p．506）。此时此刻我们无法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痕迹理论确实面临着一个极具重要性的困难问题，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便无法了解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只有在极少情况下存在于先前过程的简单重复之中。我可以补充的是，学习一种关系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讲，似乎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见边码P．460）一首乐曲的转换例子有关。
发展痕迹理论以适应这些情况：痕迹决定“场”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我们都涉及痕迹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波及的时间比哈特曼实验所表明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在两个例子中，这种影响被理解为对场产生的影响，而新的过程则发生在该场之内。这种场是被这样组织的，即通过对新近痕迹系统产生影响，迫使单一的兴奋移动，或者使之有利于一种运动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作为一种过程的运动已经留下痕迹，该痕迹在场的邻近部分以下述方式对场产生影响，即在“正常的”场不会产生运动过程的那些条件下产生运动过程。“邻近部分”（neighbourhood）这个术语在这里用来意指“时间轴”（time ax－is）的邻近部分（见边码p．452）。如果我们在普通的空间意义上使用“邻近部分”这个术语，那么我们的观点也是正确的，这可以用威德海默的其他实验来加以证明；因此，事实是，如果有两个空间场，一个空间场里发生了运动，另一个空间场里不发生运动，那么在前面的场内，一处发生的运动就更容易引起（或容许）其他地方发生运动。这一事实用两种方式支持了我们的痕迹理论。一方面，它使得关于后效的场的解释不再成为特别新的假设；相反，它重新联结了“空间场”和“时间场”。另一方面，它告诉了我们有关特殊痕迹系统的性质，这些特殊的痕迹系统是与后效有密切关系的。如果原始的运动场具有特别有利于运动发生的特性，而且，正如我们假设的那样，如果痕迹保留了兴奋的动力特性，那么，运动场的痕迹就会具有使运动场本身突出出来的同样特性。这样，我们便成功地把一个痕迹特性的问题转化为一个过程场的特性问题。这一问题中存在的固有困难便不再是一个痕迹理论的特殊困难，而是从属于场组织的理论了。
这些实验证明了痕迹对知觉组织的一种效应。它们与知觉记忆的例子直接相关（例如，对人脸的知觉记忆），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原则上说，这种情况与上面描述过的威特海默实验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个事实除外，也就是说，在上述实验中，图形的相继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相对来说较短，而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时间间隔则可能长得多，而且还有大小的不同顺序。然而，这一差异并不影响我们的直接问题：产生这一效应的痕迹本质。当我们面对一个旧的痕迹如何影响一个新的场时，这个问题便产生了。痕迹的本质肯定是这样的，它能产生某种场条件，在该条件下有些组织比另一些组织更有利，而痕迹的这种特征肯定直接产生自原始过程的动力。
关于痕迹本质的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我们的其他两个原理——即运动技能和思维关系。在这些例子中，正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一样，问题仍然是新的场如何能受到旧痕迹系统的影响；这个问题涉及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新兴奋如何在大量痕迹中选择出会影响它自己场的痕迹来，以便为这个痕迹提供实际上能实现的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我们的讨论已经取得了成果。它表明，我们的痕迹理论（至少原则上说）能够处理一些效应，这些效应是在我们提出该理论时没有被考虑到的。此外，我们对该理论的新发展意味着，痕迹的效应可能不同于原始过程的再现。如果痕迹直接决定一个事件的场，那么，它就不会完全决定事件本身。这种思路也会在下一章里面得到继续。
毫无疑问，我们业已达到的结果尚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我们仍然没有详尽了解痕迹必须具有哪些特性才能产生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即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一般的原则。心理学仍然处于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状态之中，意识到这种令人不满的状态，提出问题，并对该问题不作答复，这才是苏格拉底（Socraic）式的收获。我在先前的著述中（1925年）介绍过“格式塔倾向”（gestaltdisposition），作为一种描述这种现象的解释性术语。一种格式塔倾向是一种格式塔过程的后效，通过这种后效，有机体会产生类似格式塔性质或完形性质（formal nature）的过程，这是有机体先前所不能产生的，而现在却更加容易产生了。于是，格式塔倾向的概念标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痕迹理论的框架中，在我们根据痕迹来了解格式塔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它提供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痕迹和自我
在指出了我们痕迹理论中的这些欠缺之后，我们将通过捡起第八章（见边码p．331）开始的线索来尝试弥补另一个欠缺。我们在那里发现，有必要假定一种永久的自我（Ego）基础，这一基础（作为一个分离的单位）是一个更加扩展的基础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自我环境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们的痕迹理论在并不涉及以往结论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然而，就其自己的模样来看，可以这样说，它说明了环境基础的原因。那么，永久的自我又该如何迎合我们的理论？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把永久的自我基础建立在我们关于组织的一般原理之上。现在，我们可以为它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其方法是通过观察到的事实，以及由亨利·黑德爵士（Sir Henry Head，1920年，Ⅱ）解释的事实。
黑德的图式
大脑损伤的三种常见结果为我们的假设补充了经验主义证据：随意运动（voluntary movement）和姿势可能受损或破环，对姿势的理解和被动运动（passive movement）可能明显削弱，身体表面的触觉定位（除了触及到的四肢的暂时位置以外）可能丧失。前两种症状始终伴随并指向同一种潜在的原因。第二种症状和第三种症状之间的判别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第二种情形里，“患者能够正确地命名，并在图解上或在另一个人手上指明被触及的确切位置，然而，对于那个触及点（或针刺点）所在的四肢的空间位置仍然一无所知”（Ⅱ，p．606）。在第三种情形里，“患者抱怨说，他对哪里遭到触及简直一无所知。尽管患者知道一种接触已经发生，但是他无法讲出在受影响的部分的表面这种接触在何处发生”（同上）。
那么，究竟哪些功能受到损伤，从而产生这些症状呢？我们从前两个病例开始，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样，它们肯定有其共同的原因。黑德认为，“若要发现身体任何一个部分的位置将是不可能的，除非直接的姿势感觉与先于这些感觉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p．604）。他排除了这样一种解释，即认为通过视觉或运动意象，新的姿势感觉获得了它的特殊含义（pp．605－723），并得出下列结论：“在一种联合运动引起似动过程之前，可在意识中唤起一种变化，即它们已被整合起来，而且与先前的生理倾向联系起来，因为在此之前姿势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一标准（一切后继的姿势变化在进入意识之前都依据这一标准被测量），我们用‘图式’（schema）一词予以表示。随着位置中的知觉变化，我们建立起我们自身的样式（model），这种样式是不断地变化的”（即pp.723，605）。
我们讨论的两种症状（随意运动受损和我们四肢空间位置的知识）可以通过这种图式的受损或“我们自身样式”的受损来解释。在我看来，黑德的理论与我们先前提出的痕迹理论是完全符合的。特别是黑德的图式，表明与我们关于时间单位的解释（诸如听到旋律）明显相似。这一事实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随意运动是知觉音调的运动对应物。因此，“运动旋律”（movement melody）这个术语已被用来强调这种相似性。如果每一种新的音调都作为全新的事件来到意识中间，那么，我们便无法感知一个旋律。因此，我们通过感知产生的痕迹系统来解释对旋律的知觉，这是与黑德的原理完全一致的。黑德理论和我们理论的一致性已为黑德的评论所进一步证明，这一评论是他在最近关于“失语症”（aphasia）的著作中作出的，他在明确划分我们所谓的过程和痕迹之间的区别时这样说道：“不要忘记，图式理论包括两个概念，正在建立的图式和已经建立的图式。所谓正在建立的图式，是与本书中讨论过的所有那些过程相一致的，所谓已经建立的图式，则是由活动产生的一种状态”（1926年，Ⅰ，p488，n．2）。
在旋律和图式之间还有另一种相似性。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音乐能力，他就会相当迅速地忘记一种新的旋律；他不仅不能对它进行再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听到该旋律第二次演奏时也不能再认它。由此可见，旋律的痕迹是短命的。即便它们不完全消失，它们留下的痕迹也极其匮乏，以致于对任何后效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与此相似的是，图式也不能持续很久。我那发生在5分钟之前的运动和姿势难以重新再现或再认，甚至当这些运动处于一个人的注意中心时也是一样（所谓注意中心反映了一个人此时此刻的主要冲动）。至少我无法回忆我在攀登“温克勒·里斯”（Winkler Riss）山时的动作，尽管这次极为生动的经历的其他一些方面在我的记忆中仍然十分鲜明。在某个方面，图式的短暂性和旋律痕迹的短暂性具有相似的原因。当一种图式引起新的动作，新的动作又引起新的图式时，该图式就算完成了它的功能。于是，新图式便接管了指导姿势和运动的任务，旧图式也就因为它不再产生任何影响而消亡了。在一首展开的乐曲中也可获得类似的情境，其中一个主题被另一个主题紧随着。对于作曲家和受过高度训练的音乐听众来说，甚至一首很长的乐曲也可以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致使每一个新的主题都按照在它之前发生的一切被体验。但是，对于训练较差和乐感不强的人来说，他初次听到那首乐曲时，情况便不是这样了。对他来说，一个主题终止，另一个主题开始。由于产生了这个新主题，旧主题的痕迹系统便不再重要，它已没有任何功能了。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把遗忘与功能的丧失联系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至于这种遗忘究竟是什么东西，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加以探讨。这里，我们仅将这些被“遗忘的”痕迹的命运与冯·雷斯托夫的研究结果联系起来。图式与大段音乐中的旋律一样，根据雷斯托夫的观点，具有“单调”系列的一般特征，尽管这种单调性在程度上与一系列无意义音节不同，前者的程度更低。因此，如果这种类比行得通的话，痕迹之间的聚集就会发生，而遗忘应当不会绝对消失，而是同化入一个大而极少分化的聚集中去，在这个聚集中，个别的痕迹系统失去了它们的个性。当我们现在转向我们用楷体字加以强调的黑德理论的那个方面时，这种假设似乎成为必要的了。按照黑德的理论，图式是“我们自己的样式”，对于这个短语，他在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情况下加以运用，并反复多次地使用。通过这个术语，黑德的理论如同我们自己的预期（我们的预期假设了一个永久的自我基础）那样明显地突出出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巴特莱特（1923年）在其记忆理论中对黑德的图式作了广泛而概括的运用，不过，当他提到“我们自己的样式”这个术语，并说它是“形象化的表达方式”时，他对黑德的理论没有完全公正对待（p．203）。因此，图式是我们理论所要求的那个自我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与此同时，它们是有组织的痕迹系统（黑德，1920年，p．607）。至于这个观点如何被黑德严肃对待，可从另一论点中看出，在该论点中，他走到了我们的理论前面。在第八章中，我们曾论述了自我的可变界限，而且通过服饰问题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因为服饰是属于自我的。黑德的观点也与这种观点十分一致，他写道：“参与我们身体有意运动的任何东西都可加入我们自己的样式中去，成为这些图式的组成部分；一位妇女的定位力量甚至可以扩展到她那帽子的羽饰上去”（p．606）。
关于第三种症状，即丧失触觉的定位，我们只需几句话便可给以解释。据此，黑德下结论说，存在“另一种图式或我们身体表面的样式，它也可能因皮质损伤而遭破坏”（p．606）。尽管运动和表面图式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在正常情况下是相互联结的，因为两者都是同一自我系统中密切关联的部分。表面样式的短暂性要比姿势样式差得多，它甚至在截肢后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类患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可能产生“幻肢感”（即截肢者感到被截肢体依然存在的感觉），它成为运动和痛苦的携带者。有趣的是，黑德的一个病人在脑部受损之前曾失去一条腿，他在幻肢感中仍体验到腿和脚的种种运动，不过，在经历一次中风以后，他失去了对一切姿势的再认（p．606）。看来，这一现象表明表面图式和姿势图式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尽管我们不了解姿势图式的消除是否也会破坏那条幻腿的疼痛定位。
巴特莱特的泛化
在我们继续讨论下去之前，准备阐述一下巴特莱特为黑德理论提供的解释。尽管我还不能肯定我对巴特莱特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把他的记忆理论视作一种活动过程，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另一方面，他对图式这个术语的应用在某种意义上远远超出了黑德的本意，尽管它与黑德的本意是没有矛盾的。
巴特莱特关于痕迹的观点：仓库概念
关于第一个论点，我吃不准巴特莱特是否想完全取消痕迹概念。尽管他的许多文章可用这种方式来阅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我无法确定他所谓的痕迹本质是否必须保持在他的体系之中。黑德曾把感觉的皮质说成是“过去印象的仓库”，可是这一仓库的概念却遭到了巴特莱特的严厉抨击，后者的论点与我的论点十分相似，我在讨论记忆时曾用这种论点反对过同样的主张：“人们已经把无意识（unconsci-ousness）比作一间仓库。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一间多么奇怪的仓库啊！事物并非简单地落入它们本该抛入的地方中去，它们在进入时安排好自己，并在贮存期间又按照它们隶属的许多方式安排自己。此外，它们还做更多的事情；它们彼此影响，形成不同大小和种类的团体，并随时准备应付当时的紧急状态。这确实是一间奇怪的仓库。”（1927年，p．66）。上述的引文取自我业已发表的文章，它证明我关于仓库概念的观点是与巴特莱特完全一致的。不过，在反对这一概念的辩论中，巴特莱特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给人这样的印象，即他的辩论不仅反对仓库，而且还反对痕迹。“他的（指黑德）实验表明，除非大脑发挥它的正常功能，否则某些过程便无法贯彻。但是，那些反应可以因为受伤而被切断与外周神经或肌肉功能的联系。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由于没有一个正在遭受剧烈牙痛折磨的人可以冷静地朗诵‘噢，我那心爱的像一朵红玫瑰’，所以牙齿像抒情诗的贮藏所”（p．200）。这种态度使人想起惠勒（Wheeler）的态度，这是我们前面曾经批判过的。几乎没有必要指出的是，只要拔掉一只作痛的牙齿，便会制止牙痛，从而恢复朗诵伯恩斯（Burns）的爱情诗的能力。巴特莱特论点的可信度在于他的下列短语中：“除非大脑发挥它的正常功能。”这里，“正常”这个词把问题给混淆了。究竟哪个部分是脑子的正常部分呢？由于介入了时间的经验，今天的事就不同于昨天的事，因此我们不得不像先前解释的那样假设痕迹。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巴特莱特著作中的其他段落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拒绝痕迹。“现在可以认为，尽管我们可能仍然谈论痕迹，但是却没有理由认为，痕迹可在瞬间变得完整起来，贮存于某个地方，然后在嗣后的时刻重新被激发起来。我们的证据容许我们去谈论的痕迹是兴趣决定的痕迹，即携带着兴趣的痕迹。它们与我们的兴趣共存，并且随我们的兴趣而变化”（pp．211－12）。读者会再次发现，这一引文的否定部分与这里提出的理论完全一致。我们的理论是否也接近这一肯定的方面（即兴趣对痕迹的影响），会很快得到证明。我的唯一批判是，巴特莱特似乎走得太远了。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痕迹中存在着自主变化；但是，倘若认为在痕迹形成时相当活跃的特定兴趣一俟消亡以后，该痕迹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样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
作为组织的图式
这就把我们引向第二个论点，也即巴特莱特对图式一词的泛化运用。当黑德把这个术语明确地限于姿势方面和我们自身的样式方面时，巴特莱特却给这个术语以更为广泛的含义，他说：“‘图式’是指过去反应或过去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它被假设在任何一种很好适应了的有机体反应中起作用。也就是说，无论何时，只要存在行为顺序或规则，特定的反应就有可能，因为它与已经系列地组织起来的相似反应相联系。它还是运作着的——不仅作为个别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到来，而且作为统一的总体……然而，倘若认为每一组传入的冲动，每一组新的经验，都作为某种被动拼凑起来的一个孤立成员的话，那么，这样假设还是有点道理的……”（p．201）。图式这个术语因此获得了组织起来的过去经验的含义。它包括我们的聚集和其他一切形式的交流，以及痕迹系统之间的统一，从而揭示了巴特莱特的记忆理论和我们的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还必须补充两个关键的评论。首先，上述引文无疑过多地归因于记忆。记忆被说成对任何一种“行为的顺序或规则”都要负责。但是，我们已经表示过，即使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顺序和规则也一定会发生。在巴特莱特提出上述说法的时候，他似乎过于倾向传统的经验主义了。但是，他那组织的记忆理论（即他的图式）又远远超越了这种传统的经验主义。至于为什么组织应当拥有记忆的特权，这是难以理解的。构造一旦被允许进入系统，成为一个实际的因素，那么，这样一种由因及果的规定便是相当武断的了。但是，如果由果溯因，它并不符合事实，而且，它还使有组织的记忆概念几乎站不住脚，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有组织的记忆有赖于有组织的经验，即便记忆组织和知觉组织并不经常一致。
巴特莱特的自我理论的不足
其次，巴特莱特在对图式这个术语进行泛化时忽略了自我痕迹系统和环境痕迹系统的区分，这是黑德的图式要领予以介绍的。这样一来，巴特莱特的观点似乎没有黑德的观点那么具体。“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记忆便是个体的了，这倒不是因为某种捉摸不定的和假设性的‘自我’，它接收和维持大量的痕迹，不论何时，只要需要便可使这些痕迹重新激发起来，而是因为成人的记忆机制需要一种‘图式’的组织，它依靠欲望、本能、兴趣和对任何被试来说特定的观念的相互作用”（巴特莱特，p．213）。根据我的意见，巴特莱特反对一种永久的假设性的自我，他的图式依靠欲望、本能等等，从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模糊起来。那么，欲望、本能、兴趣等等究竟属于谁呢？巴特莱特也许会这样回答：对于有机体来说（在他的著述中只有有机体才有记忆），“一个有机体无论如何总会获得指向它自己‘图式’的能力，并且把它们重建起来”（pp．206，202）。但是，图式是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正如知觉和兴趣是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一样。在巴特莱特的理论中，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它包括兴趣在内）是对记忆负责的，这个部分便是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东西。自我在痕迹结构中与环境一起发展；如果我们说，这个自我接受痕迹，那仅仅意味着某些痕迹对自我的继续发展作出贡献，其他痕迹则不为自我所接受，而是与那些痕迹系统一起增长，形成了整个场的非自我部分。如果巴特莱特的理论确实是一种具体理论的话，那么，它就要求这样一种独立的自我，正如我们的理论也要求一种独立的自我一样；只有在这样一种独立的系统中，那些在巴特莱特理论中确实起着一种支配作用的因素（也就是欲望和兴趣等等）才会在里面拥有一个位置。这样一种自我系统，不仅在过程中，而且在痕迹中，被引入黑德的图式之中。确实，黑德的概念必须扩充：自我系统比起那些身体的图式来说要更加多得多，而且它既为“环境图式”所包围，又与“环境图式”相分离。因此，这里所维护的理论可以视作巴特莱特泛化的一种形式，它包括痕迹系统中自我和环境的差别。
自我痕迹系统和环境痕迹系统在动力上的相互依存
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系统阐述。在我们的理论中，整个兴奋场分为两个主要的亚系统，每一个亚系统又包含了大量的它自己的亚系统：自我和环境。由兴奋场创造的痕迹场包含了同样的两分组织（dichotomous organization）。但是，这两大系统并非独立部分，而是整个场的较大系统中的两个亚系统，并在过程和痕迹两个方面处于动力的相互联结之中。因此，发生在其中一个系统中的事件将在另一个系统中得到其回响：自我中的变化（他的欲望和兴趣）将在环境系统中引起变化，反之亦然，前者的改变将影响后者：对一个从未离开过自己村子的人来说，他的自我与另外一个以四海为家的人的自我是有区别的。尽管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但是，它并不是对称的；一般说来，自我系统很可能是起支配作用的系统。此外，这两个系统的发展，在有机体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变化，肯定是十分不同的。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自我的指向性（directedness）（第8章，见边码p．332）与相继环境的相倚特征（contingent character）形成对照。因此，这两个亚系统的组织肯定沿着不同的路线；然而，即便在这里，也不应忽视由这两个亚系统彼此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环境痕迹系统中发生的变化有赖于自我系统中的条件。
奥尔的实验
这种说法已为奥尔（Aall）的实验所证实。他调查了学习者的态度对回忆的影响。在一组实验中，告诉被试他们将在第二天进行测验，而在另一组实验中，则告诉被试测验将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里进行。事实上，在第一组里，测试并没有在第二天进行，被试被告知，实验不能如期进行了；结果，对两个组而言，测验都在四个星期以后或八个星期以后方才进行。要求被试记住的材料，在一组实验中是一则故事，在另一组实验中是10件物品或6件物品。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凡是被告知实验将在以后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里进行的被试，对实验时所用的材料就具有更好地记住的强烈倾向。然而，当第一组被试在新的实验（他们原先指望在第二天便进行测验的）中被告知，测验将推迟到以后时间进行时，两个组之间的差别便大大地缩小了。奥尔的具有高度启示性的实验和理论（它们在某些方面预示了勒温的概念和方法），是意欲将记忆过程与意动过程（conative processes）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但是，它们也留下了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中，习得材料的影响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奥尔曾报道说，两种不同的态度在回忆无意义材料时并不显示十分清楚的差别。从积极方面讲，它们似乎确立了这样的事实，即痕迹系统有赖于它们与自我系统的关系，并受到与学习者的目的相一致的自我系统内部应力的影响。这样一来，它们证实并补充了在时间上晚得多的蔡加尼克（Zeigarnik）的研究结果「关于后者，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第8章，见边码p．337）」，结果表明，痕迹系统内部的应力，以及痕迹和自我系统之间的应力，也对回忆产生了影响，从而肯定会对痕迹系统产生影响。
其他一些结果
自我的痕迹系统和环境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会产生多种结果，我们将仅仅讨论其中的几种结果。如果我们的行为世界中的一个物体与我们的自我处于明确的关系之中，那么这种联结在痕迹系统中将坚持存在，以至于当我们遇到同样的地理物体时，与之相应的行为物体也将在由这个痕迹所决定的场内产生，并带有旧的自我关系。这便是所谓的功能特征的永久性理论，对此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讨论过（见边码P．393）。
此外，如果一种环境痕迹与自我系统密切联结着，那么，它将不仅与自我系统的特定时间结构发生交流，这是环境痕迹在自我系统形成时期与它发生交流的，而且还由于整个时间的自我系统的一致性，它还将与后来的层面发生交流。然而，这些关系可能在种类上不同于把痕迹与同时发生的自我联结起来的那些关系，这是因为后来的层面与先前的层面不同的缘故。在解释下述众所周知的事实时，即我们倾向于使我们的青年理想化，也使青年的周围环境理想化，使用这一结论是有诱惑力的。我们童年时代的家庭，在当时来说是“普普通通的”，其环境多少有点“一般化”，可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却成了“神像头上的光环”。把这一事情解释为老家的旧痕迹系统和自我当前层面之间的交流结果似乎是有点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