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英文:袁伟时专栏

编辑怡爽文/
营造先知先行者推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2011-8-7 15:41:00(星期六)晴
营造先知先行者推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张清谈“敢为天下先”
（2010年12月26日）
（一）“敢为天下先”是对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
张清：我们追踪“改为天下先”这句话在当代的使用和传播，发现主要是在1991年、特别是1992年后出现在报刊文章中的频率比较高。1991年2月15日，农历羊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呼吁“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又刊发第二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振聋发聩地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说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篇评论触及了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问题，鲜明地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其后，《解放日报》又发表两篇呼唤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评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在当年中国掀起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思想交锋。一般认为，这是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讲话的先声。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后，中国出现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浪潮。呼唤鼓起勇气大胆改革，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受到邓小平视察和讲话的鼓励，又一次冲到时代的前沿。《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竞相发表“猴年八评”、“八论敢闯”，为“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发扬“冒险精神”“先行一步”大声疾呼。“敢为天下先”等激励改革精神的话语，从此广泛传播开来。
从历史的语境看，我认为当年提出“敢为天下先”，其主要取向是呼吁突破旧观念的束缚，走市场经济道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在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试验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如今，将这个观念放在当代背景中，您怎么看？
袁伟时：在我的印象里面，1991年皇甫平发表了几篇评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那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敢为天下先”可以说是对多年改革的总结。我认为真正“敢为天下先”的，是在前一段，苏联还没瓦解的时候，19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开创特区，建设特区，敢于开路，给我的印象更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到处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有过挫折，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已有制度自我修正，还没有想到要吸取境外的现代文明，来改造我们的制度。
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邓小平最初也不是那么明确，后来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他总结、吸取了共产党内思想解放的干部的意见，然后决定要吸收外资，吸收境外那些先进理念，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境外的东西，来发展和改造我们一些很僵化的体制。那个是了不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当时走在前面的是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这些人在深圳建设历史上是开局的人，是真正的开创者。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冲开了一个缺口。他们考察了境外的一些成就，突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实事求是，认为要让中国人富裕起来，过上文明的生活，不能再走老路了。“四人帮”很左，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执行了一个极左的路线，邓小平支持的改革开放要从全世界文明的高度开辟新路。停留在原有的“反左”、“反右”上，那很可能回到文革前或上世纪50年代。要使中国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立场，把人类文明中所有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对中国人民福祉有利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也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我想“敢为天下先”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
那十多年有很多争论，比如辩论姓“资”姓“社”。深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土地拍卖，股票，大量引进外资，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新的。其中袁庚在蛇口走得更快，他不单在经济领域把境外通行的做法搬回来，在政治体制上也有所改革，可惜没有成功。1989年风波以后，中国处在一个异常不利的环境下，外交上很孤立，到了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我们能不能冲出一条生路来？这时，邓小平再次决断，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其实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一再讲，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市场经济是可以利用的，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意见都是1989年以前就有的。
1992年，邓小平已是普通党员，但是他提出来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最后被全党接受。这段历史在中国是很特别的。邓小平利用自己在历史上的影响发挥作用。从制度上看，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可以提出个人的意见，中共中央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个问题。 邓小平利用他的影响提出来，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这些意见，这是合法的。这个方向确立，真正是改变了中国，挽救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十全十美，邓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实行改革开放和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很重要的。
1990年代初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和政治建设，这两个相提并论。邓小平讲话，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更大胆改革开放，扭转了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之一的错误主张。其实，苏联、东欧不是人家和平演变搞崩溃的，是自己那种制度穷途末路了。你说和平演变，共产主义运动不但想和平演变，还想武装演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你消灭不了别人，人家反把你瓦解掉了？关键还是你的内部问题。
在90年代以后，好像深圳政界没有出很杰出的人物，在我的印象里面，没有与特区的开创者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梁湘、袁庚，真是五位先驱。
张清：邓小平确实是有政治勇气、有担当的一代领导人。他还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袁伟时：你提到这里我再补充一下。他说在内地要“造几个香港”，那就是说香港不要改，要改造内地；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后面还有一句话：“五十年以后就不用变了”。那就是告诉人们，大陆向香港看齐，那个时候还变什么，不用变了。不是说“一国两制”将来将香港变为大陆，而是大陆应该向香港学习。这个才是他政治远见的核心部分。
（二）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喊口号
张清：追溯“敢为天下先”这句话的起源，是来自老子。不过老子说的是“不敢为天下先”。原文见《老子》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这和老子主张处下、居后、谦退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也说过“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但去掉一个“不”字，就不是老子的观念了。“敢为天下先”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的思想源流中去找，我认为它所张扬的进取精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法家和革命家的传统中。
儒家一路，孔子汲汲于世，暇不暖席，周游列国，积极推行他的“道”，在周制分崩离析的大势下，试图恢复周礼，是“敢为天下先”吧。孟子说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也是一马当先救天下的气概。后来，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了千百年来激励中国士人的名言。王安石也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法家一路，商鞅、李斯运筹帷幄，主导了秦国废除分封、世禄制度，建立郡县制、论功封爵制。曹操变汉王朝“举孝廉”的人才选举制为不计德行的“唯才是举”。都是“敢为天下先”。
革命家一派。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孙中山有句壮语：“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他领导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倡建共和，算得上千古一人，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写过一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纵论古今，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或许可看作对“敢为天下先”的生动注脚。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传统。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您怎么看？
袁伟时：我不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从孔子开始，传统的知识阶层或者说士大夫阶层，有“家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大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传统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种担当精神，后来的改革开放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另外，那种大无畏精神，比如王安石，乃至于先秦商鞅那些变法的人，为改革献身，传统的知识阶层中都有。但是这不是特区创办的主要思想支柱。在我看来，建设特区，开拓新的前景，这来源于现代文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门基本上是关闭的，打开也是面对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接触到现代文明。所谓资本主义这个帽子下面，其实积累了人类多少年的制度的财富和精神的财富。
什么是制度财富？人类文明同野蛮互相交战，在这个交战的过程里面，逐步形成很多规则，这些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这些规则后面是各种观念，这些观念和规则融合在一起，这就叫做制度。这些其实就是文明的结晶，有这样的规矩，有这样的制度，才有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所以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为什么西欧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面？这里面就是14世纪乃至更早，逐步形成的历史制度起作用。
制度学派的一个结论说，工业革命它不是首先由于科技上的突破，蒸汽机的发明等等。首先是它形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产权和自由的保障，就是贸易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这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发挥了。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利益。社会发展一定是利益驱动的。有些人总是用道德批判、指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那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全景不了解。历史发展全景承认人是有私利的，他的努力必须得到足够的回报。他能够自由地创造，这是一个环境；但是同时他有利益驱动：他的努力能够得到更大的回报，他的创造必须得到足够的补偿。这个好像是应该批判的，其实不是，这是批判不了的，人类发展永远靠利益驱动。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就有这样的保障。从个人来讲，他能得到补偿；从整个社会来讲，交易费用低，投入和产出平衡，能够得到更大的产出。形成这样一种规矩，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工业革命就发展起来了。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农业也商品化了，变成市场农业。工业发展起来，农业发展起来，这些都是靠贸易、靠市场，形成一个充分的竞争环境。这样它的创造性就出来了。过去对这个过程有很多否定，比如说“羊吃人”，说是发展市场农业，发展养羊业，结果农民走了，使得他们流浪，过着悲惨的生活。其实经济史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劳动者的生活是处在逐渐提高的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它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个就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制度基础，文化基础。
我认为，“敢为天下先”就是这样来的。你从道德上提倡，空头地去号召，效果是不大的。为什么到处贴标语要创新，但是结果创新的成果不多？不是口号叫得不响，创新英雄都表扬了，给予重奖，效果还是不大。比如珠海，曾经重奖科技成果，但珠海的科技没有发展起来。它的产业，包括科技产业为什么处在落后状态？它没有在建设自由竞争制度方面花大力气，建设让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制度环境，发展什么产业，让市场去决定。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是诸多限制，结果就事与愿违。
我想，在深圳也是这个问题。深圳最好的企业是华为、中兴、腾讯，那在世界上都叫得响的。富士康进来，也很不错啊。比亚迪那些都是自由竞争里面出现的创造性的企业。没有利润驱动、利益驱动，没有竞争环境，这些企业成长不起来。现在深圳要继续大踏步前进，我想也是应该考虑竞争环境怎么样，你的观念上是不是敢于充分肯定个人的创造，以及他在利益驱动下带来的巨大创造力和财富。眼中只有国有企业，还是把贷款及其他条件绝大部分优先提供给盈利水平高的私营企业？有没有充分的创业自由？我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看深圳，就要看它能不能出新的“改革英雄”，创业英雄，腾讯、华为、中兴他们都是“创业英雄”。
深圳下一步改革，就看对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是什么态度。能不能支持他充分发挥才华，支持他在制度上突破僵化的枷锁，真正在教育上“杀出一条血路”。现在的阻碍来自意识形态枷锁，僵化的行政体制。深圳大学的创建比香港科技大学早，为什么后者走在前面，深圳大学成为二流学校？深圳大学第二任校长罗征启，那个人是很有改革精神的。因为政治原因他下台了，以后就没有人继续传承他那种改革精神了。深大的规模发展了，但不敢在制度上继续创新，变得无声无息，本来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有一项叫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条是深圳多少年前就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至今没有完成。30年以后，朱清时冒出来了。南方科技大学已经筹备3年了，还是半死不活，逼得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很勇敢，很了不起！应该讲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物。深圳会采取什么态度？他的改革会不会成功？我想这可以检验深圳的改革精神，“敢为天下先”是不是空口说白话，是不是空头支票，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还是一个实际行动。
同时我也同意说所有这些创新，其实都是接受移植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还没有走在世界前面，只是将现代世界已有的成果接收过来。为什么现代文明成果被证明是对的，接受还那么困难。比如办大学，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大部分在美国；还有一些在欧洲，像牛津、剑桥；欧洲其他国家就不多了。我们移植它的制度，移植它办大学的规矩，办大学的精神，为什么不行？有人会说：“我这个政治课不上不行啊。我就是要把你培养成很听话的螺丝钉。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乃至清华人总结出两条：一个是听话，第二个是能干。这就是要做一个能干的奴才，而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公民。接受人家的东西都不行，你怎么走在世界前面？现在每年十万八万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怕什么？让人有足够的尊严，在国外念书的都会回来。你怕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其实很好笑，接受现代文明，居然还有那么多障碍。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已经讲了，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有些人就是要纠缠。那种思想太落后了，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现代文明发展，18世纪解决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解决。那就是落后几百年了。
（三）仅在道德层面上讲勇敢是不够的
张清：我们把视野放开来看，鼓励勇敢进取，冒险前行，也是一种人类的普世精神。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大观念》一书，集选了奠基西方文明、代表西方文化特征的102个关键词，其中就有“勇敢”（courage）一词。在荷马的英雄史诗中，勇敢备受赞美，高于所有其他的品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也分别讨论过人的四种美德，即勇敢、节制、正义、智慧（或审慎），勇敢在四种美德中排在第一位。后来，这四种美德一道被称为“基本美德”。
在英语中，也有这样一些格言，如“不进取即后退（Not to advance is to go back）”，“不冒险，无所得（If you venture nothing, you will have nothing）”，“不行动者天不助（Heaven never helps the man who will not act）”，“进攻是最好的防御（Offense is the best defense）”等等。这些都是鼓励人们要勇猛精进，敢于先行。
说到世界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人物，我特别想起三个人。
第一个是哥白尼。在哥白尼之前，人类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是“地心说”。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旋转。这个学说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刚好吻合，因而得到教廷的支持。“地心学”说被教会奉为是和《圣经》一样的经典。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不仅证明了基督教学说的荒谬，推翻了“地心说”，也促进了天文学和人类宇宙观的根本改变。
第二个是达尔文。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建了“进化论”，以“物竞天择”的道理，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上帝是造物主的宗教信仰，不仅使生物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对人类学、哲学甚至后来宗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是尼采。在他之前，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却以大无畏的勇气断喝“上帝死了”，对基督教展开无情地批判。他的思想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与精神困境，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文化的开创者。
我认为这三个人是“敢为天下先”的英雄典范。没有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先觉先行，带领人类走出迷误，人类还不知要在愚昧的黑暗中徘徊多少年。
我读过您的著作《晚清大变局》，里面谈到了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您对那些人物的做了重新评价。像李鸿章、曾国藩，当时是被认为卖国贼的，而您发出了另外的声音，冒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是需要有大勇气的。
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说，“敢为天下先”是先知先觉者的伟大道德呢？
袁伟时：你提到我那本《晚清大变局》。它第一版叫做《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这还要感谢深圳。因为我那本书在几个出版社里都出不来，海天就出了，而且没有任何障碍。没有深圳那种环境，我这本书就出不来。
我同样不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你讲的有道理，但是要深一步去看。深一步去看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它都鼓励勇敢，认为勇敢是美德。说的不好听一些，人的本性是很野蛮的，他就是要打仗，要通过铁与血来维护自己的部落，维护民族的生存，国家的荣誉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维护。所以勇敢一直是各种大的民族提倡的精神。在中国，同样把勇敢视为很重要的美德。在我们传统的道德规范里面，讲“智仁勇” 三达德，勇是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之一了，这个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提倡勇敢，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国家就落后了？光是在道德的层面上解决不了问题。中华传统文化，汉民族传统文化，在道德层面上那么提倡勇，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到了16、17世纪以后，就明显地落后于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个不是提倡不提倡勇敢的问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想作为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它致命的弱点是不提倡创造，它要遵从传统，维护等级。它改革也是有一个前提：天不变，道亦不变。原来的纲常是不能变的，“三纲五常”是不能变的，这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儒家文化还有个特点，讲等级，犯上作乱是不行的，提倡服从、恭顺。这是儒家文化的内在性质。于是，它形成一个文化传统：尊圣宗经。圣人的话是是非标准，经书的话是是非标准。绝对不能不能非圣无法，非就是诽，诽圣——说圣人的不是，就犯了天条，要掉脑袋的。这是一个中国文化不能逾越的界限，非常可怕。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枷锁，一直到现在这个枷锁还没有完全打破。只要上边认为你这个东西不对，他就可以批判你，惩罚你。
现在有一股国学热。热心搞国学的那些人有不同流派。有的冀图建构宪政加儒学的社会；有的则力图打造一个儒教社会；如此等等。他们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担心传统中断。其实，这是杞人忧天。除了文革那样的疯狂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无论大传统（精英文化），还是小传统（风俗习惯之类），大体上是自然传承，自然更新的。活的该活，死的该死。至于宪政，它有自己的思想基础，离开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没有宪政。新儒家用显微镜在儒学中寻找自由、平等、民主，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
另一是他们都不敢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个致命性的弱点。轴心时代，先秦，我们中国的思想方法，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给你信条，给你结论。整部《论语》是一个语录，这个语录给你很多结论，比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啦，“攻乎异端”啦，后人就按照这个信条办事。但是古希腊那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不是这样的。他教你怀疑，启发你辩论，不给你下结论。那样人在思想上就活了，他就敢于创造，敢于怀疑。
进一步追问，是不是中国人就蠢一些，每个人都有奴性？不是这么回事。我认为所有种族的聪明才智没多大差别，是后来的思想和历史传承把他们引向不同道路。奴性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是农耕文化，先秦思想就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家古希腊那一带，它的地理环境是比较差的，土地面积不大，后面是高山，这迫使他们漂洋过海，去贸易，去开拓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培育出彪悍的性格和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什么问题都要讨论，要辩论，然后做出决策。而农耕文明是比较固定的，周期性的，所以它守成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东西文化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决定的。这样的弱点，我们看得到。进入到现代，近现代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全世界都融入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不但经济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思想、文化、教育，各种方面，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一比高低。在世界市场开拓的初期，你不愿打开国门，它就要用枪炮冲开，留下不少野蛮记录。整体上，它是在竞争条件下定高低。
所以在道德层面上讲勇敢，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道德，但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要进一步看到后面的制度环境。华为、中兴很勇敢，它没有多少年就赶上了世界一流的企业。它站在IT行业的制高点上。这种勇敢后面是制度，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支撑着它，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支撑着它。人家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共产党内部改革思想看，一再强调要公正自由。今天（2010年12月26日）报纸报道的，温家宝总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又一次讲中国人怎么样才能有尊严的生活。第一条，就是宪法赋予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要落实；第二条，人人都是平等的，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条，就是要保障人的基本生活；第四条，尊重公民的人格。这四条说得很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了这些话，下面一些普通公民跟着说，要求在行动上落实，还会被指责，还会被认为有问题，这太离谱了。温家宝在深圳讲政治体制改革，后来人家讲，总理也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不能容许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侵犯。
对传统文化的其他流派的弱点必须也要看到。比如道家，那种退让、消极的精神，一个现代人在激烈竞争里面，可以把它作为化解压力的思想资源，但是作为人生价值来讲，我认为是有很大缺陷的。法家就更加不用讲了，它那种残酷，你要继承吗？那是绝对不能继承的。佛家、禅宗那些东西是出世的，在某些方面作为个人修养，化解压力，不必完全否定。但另外一方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这些；需要积极进取，在激烈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尊严，发挥自己的才华，积极向上，这样才是正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缺少一大批有远见的教育家，有远见的思想家，倡导、推动我们的思想文化走上正道。现在一些人到处搞国学，拜孔庙，弄得那么热火。它讲的是局部的小道理，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能让我们的孩子按照《弟子规》这样的规范培养吗？那样只能培养出小臣民，不是现代公民，是亦步亦趋的臣民。跟中国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差得太远。在香港，在其他发达国家，他们那些办得好的学校，要读所有世界上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有的学校提倡一个星期读一部书。我们让小孩子念几百年前让人循规蹈矩的蒙学课本，这差得太远了。要让中国人有自我更新知识的习惯，热爱书本，好奇，怀疑，努力了解真相。但是现在那些校长和教育工作者就不是这样，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读，不理解也要读，将来你慢慢就会知道了。这个是儒家思想，它不讲道理的，这跟林彪讲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侏儒”太多，现代公民太少了。
（四）要区别勇敢和极端行为
张清：“敢为天下先”的含义是敢于走在所有人的前面，敢于做天下没有人做过的事。这个观念固然是对志士仁人的激励，但也可能成为激进主义的警句，冒进者的座右铭。
《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是这么理解勇敢的，他说“最可靠最有用的勇敢源于对所遇危险的正确估计——没有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完全不知恐惧的人……一个比胆怯的人更危险的伙伴”。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反面事例也不少。比如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政策，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
在改革时代和变革中的社会，倡导“敢为天下先”的观念，激励大胆探索、勇于进取和前行，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将它视为绝对正确的行动哲学，恐怕就要分析对待了。我们倡导的“敢为天下先”这个观念，应该是有预设的前提的，我们应把所倡导的“敢为天下先”与激进主义、冒进思想区别开来。如何区别呢？这需要细致的考量。
袁伟时：这问题其实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区别勇敢与极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勇敢不要变成极端的行为，不要变成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恐怖主义行动。
这里面我认为跟两条有关系，一个就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第二条是有没有法治。
一个人的言论，它究竟是一个危险的、极端的、不足取的言论，还是一个勇敢的探索，你怎么判断？由官方来判断，由某一些人来判断，由某一团体，或者少数服从多数来判断，我认为都不足取。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建立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让各种意见都充分发表。你发表了意见以后，可以让其他人质疑。在辩论里面，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发表，自由讨论，它得出来的结果，必定是多数人理性化。要分清楚哪些是对的，是我们当前需要的，比较稳健地选择我们当前行动应该采纳哪些意见。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中，也会判断错误，不可能总判断对。但是呢，它可以自我纠正。不会因为你发表错误言论就惩罚你。你这个言论可能过几年，乃至几十年，证明是对的，那样大家就会接受。所以言论自由是化解极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好制度。
我们绝对不能采取压制态度，你越压制，他越会走极端。你不让他公开讲，他就在背后说，私下讲。私下讲，更加真伪难分，越说越极端。而且你压制，还给予他一个把柄，授人以柄，于是有人说：“你看，我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就是因为他。这是专制、腐败造成的。不然为什么不让我说。”所以各种各样的极端，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够化解，绝大部分都会被化解。但是，任何时候社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想是不可能统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言，不同意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要通过民主程序，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很稳定，极端就会化解。
这里有一条，言论自由不是毫无边界的。这个边界在哪里？有当下危险的言论，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比如你可以讲政府这个措施不好，那个措施不好，这完全没问题，监督政府是公民的权利。政府应该提供真实情况，公开施政，让公众了解真相，化解矛盾。但是，假如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去火烧市政府，这是当下危险，就不能允许，应该动用警察力量制止。那样做的话就没有任何危险。所以就说到防止极端的第二条，要有法治。要总结出一套规矩，通过立法机关，形成法令。比如你上街游行，我有游行示威法，你得遵照游行示威法。可以游行示威，但是要遵守法律，密切合作，你不能破坏人家的商店，这是犯法的。有这样一套规矩的话，我想就不会有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那些极端的东西，都是人类不自由造成的。譬如孙中山，他要搞革命。他搞革命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些东西与这些无关。孙中山是怎么样一举成名的呢？就是清政府抓他，1886年10月在伦敦把他抓进中国驻英公使馆。一抓他，他就成名了，成了公认的革命领袖。
现在看他的理论，他的一套观念很狭隘。他思想里面有浓烈的大汉民族主义。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要驱除鞑虏。他认为满洲和蒙古，都不是中国。中国是本部十八省，其他的，革命成功以后都交给日本人去管理也可以。这是很极端的言论。那你说他是一心要卖国吗？他连生命危险都不怕，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你说他是卖国贼，这个说法不公正。我曾为他辩护，我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里面为他辩护说，症结在他的思想水平没有达到现代民族观念的高度，还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狭隘的汉民族立场。由于当时没有自由，假如当时允许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大家一起争论，这些东西就化解了。
所以我认为必须记住两条，一个要有言论自由环境，另外要有法治。那样极端主义就不会危害社会。
（五）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自由
张清：对这条观念的古往今来及它的内涵做了一番考查后，我想谈谈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指向。
一方面，中国还在改革的进程中，还在推动深化改革开放。如建立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等，可谓任重道远。这都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血气。
另一方面，中国积30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大国崛起现象。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再次受到质疑。于是，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是否有“中国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是不是成功的可持久的发展模式？现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理论家们还在讨论。我个人认为，面向未来，从更长远的发展看，中国人应该有智慧、有能力、有机会、也有责任探索建立一个新的文明模式，那应该是一个更加自由、公正，更富于人性关怀，更富有活力和生机的文明模式。如果能够建立这种新的文明模式，那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功德无量的伟大贡献，那就真是“为天下先”了。
以“敢为天下先”为砥砺，您对中国当下的改革及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袁伟时：我想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下，不同的思想认识，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结果。全国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从全国来讲，沿海好些省份，它会走在前面。同一个省里面，也会有一些市走在前面。关键在哪里？这里面，你的改革勇气就起很大作用了；你的责任感，就起很大作用了。
比如深圳，那么多年，它当然是不断有改革的措施，但是实际上到90年代以后，改革的步骤不明显，改革的成绩不突出。现在是不是应该更勇敢一些走在前面？现在特区的很多优惠政策已经普及化了，各地方都可以享受。你要走在前面的话，就需要更大的探索的勇气。在我看来，凡是人类历史上，现代世界上一切成功的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有利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东西，都可以吸收，都应该吸收。那样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那突破点在哪里？在我看来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首先是要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创造一个让公民监督政府的环境，敞开公民监督、舆论监督的渠道。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提到，公民有四个权利：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政府要转型，要变成一个公开的服务型的政府。这跟过去完全不同，过去是统治型、专政型的政府，是历史条件形成的。我就是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要领导大家，所谓领导就是统治，我是领导者、统治者。现在变了，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所有施政应该是公开的。而且它的性质是服务的，主权在民，政府官员是公仆。达得到达不到这些要求呢？关键就在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没有落实。要落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言论自由，要有舆论监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当地传媒是什么态度？当地传统媒体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传媒？当地互联网，是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流，自由批评，交流信息，批评监督政府的平台？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突破点在言论自由，要有相应的各种媒体。在这方面敢为天下先的，我看广州走在前面。广州的报刊是公认全国最好的。为什么特区就不行？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什么深圳就没有一个能够跟南方报业集团相比拟的传媒？我想，这个是特区的一个很大的缺失，应该好好反思。现在比较有责任心，真正有改革开放思想的地方，都欢迎批评监督，政府公开自己的施政。广州又走在前面，公开预算广州带头。深圳能不能更开放一点？我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欢迎监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贪污、官商勾结的天敌是公民无所不在的监督。言论自由不以是否正确为前提，唯一的边界是我刚才讲的没有当下危险和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言论的是非要经过时间的判断。
第二个方面在法治。司法应该是公正的。司法要公正，领导不要干预审判。现在一个敏感词就是“司法独立”，但是我们政府文件、党的文件都明确讲了，审判要独立。我们就是要审判独立，让法官公正地独立地进行审判，让司法公正。现在老百姓意见大的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司法不公正。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你想要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话，这一条不确定，那很危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都可以做。行动不违反法律，就可以做了。
第三个方面是教育。教育影响未来，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远的发展，也关系到每个公民发展的起点是否平等。所以，教育一要有远见，吸收人类所有先进文化，不要眼睛只盯住所谓“国学”；二是公办学校办学条件力求平等；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
所有的这三个方面，最根本的是还要有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健全与否的标准，就看你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怎么样。广东省已经提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的主体，省政府的公开文件就这样讲的。其实好多地方都勇敢地将国有企业卖掉了，那就卸掉了包袱。是不是全心全意去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跟改革开放的前途是有很大关系的。民营经济肯定比国有经济效率高得多。这个是基础。
一个人要是在政府部门工作，说几句话弄得领导不高兴，他会对你下手。在私营企业里说错话，最多你开除我吧，我到另外一个老板那里打工，也活得下去。他就有勇气说话。所谓勇气，所谓敢为天下先，都有一个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建设，有民营经济在就会更快。财产权是公民自由的保障因素。所谓敢于天下先，就是自由啊。我领先，我冲破旧的框框，假如没有经济基础那就不行，没有法律的保障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根本是在制度上。
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可以从容争论，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王京生主编：《深圳十大观念》第111—127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5月版，标题改为：《先知先行者的伟大道德》。
（记录整理： 钟华生 王铮锴）
向民间慈善组织大开绿灯的时候到了！ 2011-7-31 22:44:00(星期六)晴
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了，广东说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贫困随处可见，公益济贫制度仍然很不完善。
像广东这样的地区，温饱尚未解决的人口很少了。问题多半出在家人有重病，家里无法负担；或者家里有无法自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往往成为经济和精神上压垮全家人的重负。
不久前在广州发生的惨剧：一位母亲把两个照顾了13年的脑残儿子杀死，然后自杀（获救）。不是这个母亲没有爱心，而是经济和精神不堪重负。法院正在审判这位母亲。不过，在我看来，更应该接受审判的是我们的社会。每个成年公民和家庭应该自立。但是，有些出乎意料的困难和灾害，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伸出援手。
到北欧旅游。他们的教育免费，医药免费，这是众所周知的旧闻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丹麦对残疾人的照顾。对这类人的照顾全部社会化了，而且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根据这些残疾人的不同情况，有人定期上门服务。每年有专人陪同他们到各地旅游。最特别的是他们认为性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因此，没有结婚的残疾人每月可以公款购买一次性服务。
这个国家对残疾人的照顾那么完善，当然同它的富裕息息相关。它只有550多万人口，人均GDP四万五千多美元。不过，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政府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几年后就有下台的危险。因此，政府把国民收入28%多用于居民的福利。
恐怕没有什么人会那么脱离实际，要求中国的社会福利立即向丹麦或其他发达国家看齐。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也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首先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服务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企业家办好和扩大企业是最大的行善。家庭就业人口增加，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离开珠三角，到粤东北、粤西和粤北走一走，举目皆是无法掩盖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几十年来广东省的头头脑脑都信誓旦旦要“改变广东贫困山区面貌”，大小进步总是有一点，但从根本上说实在成效不彰。关键在于这些地区企业经营环境不是那么好。
其次，政府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服务型的政府，这是温家宝总理一再作出的承诺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要求。落实这个要求，拓宽各种渠道，让公民可以随时随地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行政费用和作秀工程的费用必然大大减少，贪污、浪费很难遁形，为公民直接服务的医药、教育等费用自然相应增加。
社会救助不能光靠政府，向民间慈善组织大开绿灯的时候到了。“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社会人的本性之一。可是，迄今民间公益事业的生长环境不是那么良好。民间慈善组织有些还处于半合法状态，特别是民间要办公募基金困难重重。大老板拿出大把资金办慈善当然是好事；升斗小民，口袋中有几块余钱，想捐给他或她信任的民间慈善组织，集腋成裘，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大好事。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垄断公益事业的思维早就应该抛弃了；更不要用阶级斗争多疑症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民间慈善组织。
深圳开了一个好头，让壹基金落地注册了。应该把这类迟来的好事做到底，赶快让他们顺利公开募集资金。这类基金会与官办的慈善组织公开竞争，对双方改善服务都是大好事。
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刊登于《中国财富》2011年7月号第67页，题目改为：《社会救助不能光靠政府》
儒家是宪政主义吗？ 2011-6-23 22:12:00(星期六)晴
——简评秋风的孔子论
近年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现象。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应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选取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各适其适。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学者们要重新阐释某个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炮制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忽悠读者的泡沫。
近几年，秋风兄热衷捧孔子。把“自由”、“平等”、“宪政”和“自由学术”、教育乃至“社会”的“创造者”等等金箔往孔子脸上贴，信誓旦旦地说：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真孔子；“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些前无古人的新装，在下阅后疑窦丛生。
应该首先说明，这与“托古改制”无关。清季末年，兴起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把现代学术文化说成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乡校”是议会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学是现代科学的由来，“礼失求诸野”。这种牵强附会的东西，受到严复批评后，梁启超承认这不过是“为俗人说法”。当时的先驱者这样做，确实是“托古改制”，为国人尚未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开路；但客观效果不佳，已被他们摈弃。时移势易，21世纪的中国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国臣民的蒙昧，用儒学或“礼治”渗入宪政，在清晰的宪政原则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绅士治理”，与19世纪先驱用心良苦的“托古改制”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这也与“六经注我”无关。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通常广泛利用前贤的思想资源，阐释自己独特的思想成果。我们在陆九渊、王阳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锋芒。不同读者会从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通常不会追究其历史真实性。
问题在于秋风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关文章和书籍才是真正还原了孔子和儒家。历史不是可以让厨师随意加工的面团。既然号称史学，包括笔者在内的读者，就有权按照史学的要求鉴别其真伪。
再次，不言自明，这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之争。为了证明秋风兄的造像虚假，笔者引用了好些与秋风兄论点相左却为历代儒门弟子津津乐道的史料；这不是笔者对孔子的全面论述，更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孔子。篇幅所限，无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风兄高论，供有兴趣的读者把玩，并略加评点如下。
第一．必须回到儒家吗？
“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因为中国没有灵魂。中国也不会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必以精神的自主为根本。这灵魂就是儒家。”（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中国当然要现代化，但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必须确保国民的主体性。这个具有主体性的国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这共同的文化，只能是传统文化。”（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
简评：“主体性”是新左派二十年来叫得震天价响的口号；其内涵之一是反对“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人们活得安安稳稳。如此安邦妙计，焉能不荣宠有加！
秋风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马后摇旗呐喊，不失为新的文化奇景。
一个全称判断：“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霸气逼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汉族中也比比皆是。“必须”云云，是法律强制，还是意识形态强制？秋风兄口口声声否定意识形态，又说这是不能丢弃的“灵魂”。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至于具体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一个现代国家，要是有灵魂的话，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为多数公民的共识并转化为不可侵犯的规则（制度）。把一个流派的文化，说成是国家的灵魂，冀图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识形态强制（尽管秋风兄口头上反对意识形态），非常可怕。小民实在不懂“必须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制造新的意识形态恐怖？假如一个公民拒绝儒家的“三纲六纪”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自己的灵魂，要不要挨批判乃至蹲大牢？
稍加考察，“只能是传统文化”这个前提，就值得斟酌。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高喊：“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这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威权统治造势的。76年过去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加论证，就确定这个前提，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即使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是儒家呢？逻辑跳跃，无视现实。须知知识阶层中历来有不少人迷醉老庄，禅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的风尚。
这是现代思想文化制度与“必须回到儒家”的文化专制体制的对决，我辈不敢等闲视之。
第二．此封建类同彼封建？
“美国一位史学家汤普逊曾说：‘封建制度可能是人们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我同意这句话。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经典封建制的姬周王朝，持续八百年，为时最久。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封建制的精妙。而第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英格兰的宪政制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实现新生转换的结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西周封建制约在前11世纪至前771年；西方的封建制则从8世纪到14世纪。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制，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有法治传统，议会传统，城市自治的传统，贵族和自由民享有种种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
西周的封建制没有冲破血缘宗法羁绊，影响所及，后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君师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纲六纪转化为代代相传的律例；家族吞噬个人，父母、祖父母在，不准“别籍异财”——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全为宗法关系排除；除个别独立特行之士和个别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外，儒生整体上是最高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文学侍从。结果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积极因素剥夺殆尽，中国社会转型举步维艰，转型时期之长，世所罕见！
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如指狗熊为猫熊！如此论证，夫复何言！
第三．孔子是自由平等的先驱？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他已经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孔子，您居然成为自由、平等的先驱！哈哈，多么伟大！
可惜，您的崇拜者举证能力太薄弱了！
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是您提出的仁，并引用《中庸》的话：“仁者人也”；且说“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可是《中庸》那句话全文引下来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原意是仁也要按亲疏分等级，何来平等？至于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坚持等级，排斥平等的言行俯拾皆是，不再征引。
第四．孔子不主张“尊卑等级制”？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手法。利用中国传统书简没有标点的弱点，固然可以逞口舌之快，但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查：
孔子不是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吗？既然如此，何必知之？他也说过“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让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等级制度。这才是关键所在。
再看看他的行动吧：《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坚决反对：“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法律不应该铸在鼎上明文公布，否则，老百姓就不会老老实实尊贵，严格遵守贵贱秩序。这是地地道道的愚民术，孔子可谓言行一致；而且顺手一巴掌，打了乱说他提倡平等的人一个大耳光。
第五．儒家就是宪政主义？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形态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这里至少存在三种共治制度：士人政府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简评：确立三纲，是董仲舒对儒家的一大贡献。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又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上)三纲的基本含义是卑下者对上的绝对服从，等级绝对不能逾越；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啦，共治啦，统统是废话！这下秋风兄可惨了，董子连一点脸面都不给啊！
更好玩的是秋风兄认定这是“宪政主义”！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政治学家麦基文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法国大革命宣布的“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更是政治学的常识。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这个国情，路人皆知。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是不留情面的主儿，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呵呵，宪政主义的影子在哪里呢？这样的“共治”值几分钱？
第六．礼治保障自由？
“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秋风：《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简评：看看孔子执政时为人乐道的政绩，就知道礼治是什么一回事了。
“孔子摄相事，……（鲁公）会齐侯夹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演员表演了孔子不喜欢的节目，就要“手足异处。”孔子没错，因为他坚持的是礼治，不过与自由不搭界！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除了第一、二条，所谓心险、行辟难于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说孔子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先驱，可谓有根有据。何况他早就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一个有言论，有行动，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何来“自由的保障”？
此事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文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其他史料中也言之凿凿。要想一笔抹杀，难！
第七．“皇权不下县”就是宪政结构吗？
“汉武帝之后就出现了皇权不下县，在秦的时候可不是皇权不下县，皇权统治到每一个人，在汉武帝之后，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体制，……叫做‘共治体制’，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系，这就是双元的权威，使宪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本身的宪制已经有了明显的宪政主义的色彩。”（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直至大清帝国，政权一般仅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宗族统治，与政权直接连结，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法专制制度，从宫阙到基层社会，基本骨架是儒家的三纲体制。这是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没有什么二元结构。谓予不信，请看著名的有典型意义的族规：
曲阜《孔氏族规》：“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笞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 “禁止诉讼”。
宋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氏居家杂仪》：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
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
依靠儒家的三纲，宗族统治是专制政权的直接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兄的相像。
第八．孔子创造了“会社”与民间教育？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力量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有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时至二十一世纪，大约没有几个人相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能秋风兄是个例外。他认为，孔子以前中国没有教育，没有学术，也没有社会。
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许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秋风兄却满脸不屑，斥之为纵横家言，被踢出学术榜。
中国教育是不是孔子创造的？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而且人们可以在其中议政，似乎有点公民社会的味道了。即使是民间教育，也很难说就是孔子创造的；与孔子同时的少正卯就是与孔子竞争的民间教育家。
顺便说说，秋风兄认为中国“在战国以后开始出现了政府”。（同上）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做大司寇，是不是政府？据《史记》记载，西周建立初期，康叔就做过司寇，那是民间社会还是政府？
那么，孔子却是创造了足以成为“宪政主义力量”的“另外一个社会”吗？
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或是“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或是“从道不从君”，传承浩然正气，千祀不坠。不过，这些是高山仰止的奇士，并没有形成一股足以牵制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之共治了。有时社会危机尖锐，有过反抗的群体；但往往事过境迁，就烟消云散了。个别朝代相权较大，但皇权绝对专制的基本格局未变，宰相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多数时候可以随时收回，大臣和宰相随便被杀戮的并不罕见。至于被秋风描绘为已组成民间会社——公民社会的士阶层，也是不给秋风争气的群体。在儒学熏陶下，他们恭顺成性，绝大多数心甘情愿俯伏在皇帝脚下，除了醇酒、美女为伴的雅集，闻党色变。“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谈起！
第九．董仲舒和康有为“最伟大”？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 现在看来，这是最为健全、完整的方案，中国人也曾在构建民主政体与保持固有传统之间努力保持平衡。”（秋风：《尊重孔子，现代化才有意义》，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是真正的儒家。”（秋风：《自由的孔子》）
简评：康有为“第一个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在康有为还不知新学为何物或刚刚开始接触新学的十九世纪70—80年代，已经有好些仁人志士在探索和提出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众所周知的事实。翻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吧，这是不是健全、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第一个”不是随便可以说的。“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是认真做过历史研究的学者的经验总结。
秋风兄还称董仲舒和康有为是孔子之后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以康有为来说，秋风兄可能不太了解有关的研究成果。
他推动戊戌变法有功；但由于他的莽撞，由于他的政治幼稚病，这次变法被断送了。
他的所谓公车上书，已经证明是造假，而且此公造假成性。
在他家长式的领导下，保皇会走到破产边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已经取代他成为这一流派的思想领袖。
他言行不一，早为包括不少他的信徒在内的众人诟病。
1909年，著名教育家、广东士绅刘士骥因为“为国不党”，坚决不肯将自己募集的“振华公司”的股金交给他支配，居然被他派人暗杀，留下一笔没有偿还的血债！
说到“建国纲领”，《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最高纲领。他规定：大同之世“用器精，可以诇（xiong刺探）察人之行事，令人难惰、难偷、难诡，令人惊犹鬼神之在左右，使人不敢为恶，则善行自进。”“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故一毛尽抜，六根清净。”这样整天受监控，全身要剃光的生活，我辈无法消受，还是留给吹捧他“最伟大”、“系统地形成了现代建国方案”的人去享用吧。
第十．宪政与儒学到底是何关系？
“台湾其实从来没有过什么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蒋氏父子执政期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是采取很强的保护措施的，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也是这样的，韩国也是这样的，都没有试图摧毁儒家再建立宪政制度。”（秋风：《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
简评：台湾的宪政是两蒋父子整天把子曰、诗云挂在嘴边得来的吗？不知秋风兄有没有读过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人的传记和后期著作，有没有涉猎过台湾民主运动史？看过胡适的墓志铭吗？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应亵渎这些把自由思想带到台湾的先驱和那里前仆后继的启蒙者。两蒋政权对思想犯——盗火者的镇压血泪斑斑，墨迹无法掩盖血迹！思想变革是社会转型的先导。蒋介石贬斥、阻挡新文化运动，“以民族思想为第一”（《中国之命运》），意在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值得秋风兄为之喝彩吗？
君知否：日本的宪政是1945年战败后才真正实现的；1889年后日本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导致中国平添2000余万冤魂。读过天皇和明治政府的《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吗？灌输儒家道德，“忠孝为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是他们屠杀中国人的重要思想支柱！
老朽愚鲁，不当妄言。然兹事体大，不敢缄默。冒犯之处，敬请原谅！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原载《南方周末》2011-6-23 E31—32版
孔子像亮相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深度解读 2011-4-22 21:59:00(星期六)晴
——答中国孔子基金会《儒风大家》杂志
袁伟时
编者按：2011年1月1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树立起了一座大型的孔子青铜雕像。据了解，这座雕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所作，高9.5米，雕像正对着长安街，孔子双手合于胸前，目视前方，左侧腰间佩戴着一把宝剑。雕像树立之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家最核心地段树立起一尊儒家文化创始人的雕像，对于这一举动，有人双手欢迎，表示热烈赞同；也有人痛心疾首，认为请孔子进入昔日的革命中心，简直不可理喻。
以下是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答编者问：
1 有人说，孔子雕像的树立，对海内外华人而言，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也有利于对台统战工作的开展。对于这种声音，您如何看？
袁：不应忘记，进入近代以来，任何国家最能凝聚人心的是让公民能自由施展才华和过上日益富裕生活的制度。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转瞬传遍世界，政府一举一动都牵动世人观感。有数以百万计的台胞和各国华人在大陆生活，他们眼光锐利，耳闻目睹，信息丰富。会不会竖起一座孔子像，就令他们接受“统战”，增加向心力？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不愧为低投入，高回报的盛举。不过，我的感觉是得失参半，不宜夸大其正面效应。有些台胞和华人确实会认为此举是大陆尊重传统文化的象征；但有充分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会把它看作是追求文化大一统的标志，与现代社会应有的自由的多元文化制度背道而驰，增加疑虑甚至反感。
2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很明显，一直被视为中华文化代言人的孔子便在文化上充当了中国的“形象大使”。经济大国需要文化强盛，文化强盛自然需要文化巨人。在您看来，是这样吗？
袁：这里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所谓“文化强盛”的内涵是什么？
文化兴盛与否的分水岭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局面是否形成。为此需要高水平的现代教育、现代出版、现代文化产业和学者、艺术家、作家、各领域的大师大显身手的自由天地；从而促使一批又一批引领世界学术文化巨星在中国土地上冉冉升起。
第二．孔子是不是在文化上足以充当中国的“形象大使”？
孔子当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之一。可是，如果把他奉为唯一的文化“形象大使”，那就严重歪曲了轴心时代中国多元文化自由争鸣的实况，重演“独尊儒术”的错误，从而损害中国的形象。
3 对于矗立在国博北广场上的这尊孔子像，与您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接近吗？您认为这尊雕像是否可以完全向时人和后人展示孔子形象？
袁：孔子没有留下照片，后来的画家、雕塑家，谁都没有见过孔子。如何塑造孔子，体现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及其思想立场。两千多年来，人们把他描绘为帝王之师，在表面的尊荣下，孔子实际沦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终其一生，孔子从政时间不长，值得肯定的政绩不多。他主要是一个民间的教育家和思想家。21世纪的学者和艺术家，理应挣脱思想枷锁，还原一个在困境中奋斗不息的民间杰士：清苦，坚韧，大义凛然。不幸，创作者达不到这个高度，依然把他塑造为雍容华贵的御用偶像。
4 在您看来，孔子形象与今天的儒家文化传播有什么联系？据我们了解，随着“国学热”、“儒学热”的升温，许多地方都有意树立象征中华文明的孔子雕像。您认为，除了在心中塑像，这样的实体孔子像有必要出现在各地吗？
袁：有一些人愿意奉孔子为偶像，应该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如果各地大建孔子像，那不过是文革期间大建毛主席像的翻版。这样的偶像崇拜，说到底是一种愚民术。
5 这座大型孔子雕像高9.5米，象征着九五之尊。我们知道，这样的礼遇在君主时代乃是为帝王所独享。您认为设计者如此构想并得到践行，将如此高度之孔子展现给世人，意在表明什么？难道是在说明孔子或中华文明的至高无上、无比尊崇？
袁：在现代公民眼中，历代帝王都是有待史家们冷静、客观、公正地剖析的研究对象，九五之尊，不值一哂。目睹九米五的雕像就要跪拜之士，即使有博士、教授的头衔，也是奴性尚未根除。
如果真的有人相信：“孔子或中华文明的至高无上、无比尊崇”，无非是沾染了愚不可及的民族主义自闭症，即曾经导致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举步维艰的民族自大狂大发作，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不过，我相信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愿意接受这样极端的观念的人肯定为数不多。
6 网上有这么一种声音，就是有人并不反对孔子雕像出现在首都核心地段，他们更希望可以多“请”几位伟人（如老子、孟子、庄子、孙子等）来这里。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声音的？
袁：老子等人对后世的影响绝不比孔子小。陆续让一批先秦思想家站立在长安街上，符合历史实际，重现百家争鸣的风采，纠正独尊儒术的谬误，善莫大焉！
7 孔子是否可以进入首都核心地段，以及该不该进入，很明显，这关系到对孔子的历史评价与现实评价问题。不论出于何故，孔子受到历代的热议与关注，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及儒学的魅力所在。您认为在将来，学界及民众对孔子的关注度会不会降温？为什么？
袁：所谓“孔子及儒学的魅力”，见仁见智；前景如何，端赖信奉儒学的诸君子更新观念，适应新的时代和公民社会正在浮现的环境。知识阶层各流派关注的热点应该是：珍惜多元文化雏形显现的局面，致力于建构百家争鸣的制度环境。
8 我们毫不否认，在今日中国的民间及学界，存在着相当一批依旧保有“倒孔”、“批孔”思想的人。而细观他们的学说，有的甚至放弃了应有的冷静与理性，反倒显得有些无理取闹。有如此言论者，甚至还是身居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如何将孔子评价问题纳入理性的发展轨道上来？
袁：孔子不是执掌权力的巨擘，“倒孔”云云，不知从何谈起。“批孔”则与“尊孔”一样，都是学术自由日益深入人心之时的正常现象，今后会长期存在；彼此应该互相尊重，热烈辩论。这样的学术讨论，应该确立一些规则。例如，不要人身攻击，不要乱戴政治帽子；用史料说话，少说空话；不要曲学阿世，不能增字解经；如此等等，力求为学术争鸣树立榜样，推动自由文化制度在中国生根。现代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自由；有些“身居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孔，是他们“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表现，应该热烈欢迎。至于“有的甚至放弃了应有的冷静与理性”，可能尊孔与批孔两方均有。随着争鸣成为常态，学术规范和学者的素养提高，这些毛病不难纠正；不愿纠正者，也会逐渐孤立无援。
9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一直有这么两种声音：复古与创新。毫无疑问，理智者总会选择后者。对于儒学创新，儒学界大体有三种思路：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今天的中国，我们到底更需要以何种方式来创新儒学、复兴儒学？
袁：在制度领域，现代社会大同小异，儒学恐怕基本上无能为力。所提三条思路，都是新儒家多年来提倡的，而在实践中似乎成效不彰。愚见以为真正继往开来的大思想家，不必拘泥于某家某派，也不要让民族洞穴遮蔽自己，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古今中外的成败得失，就会有所建树。
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
原载《儒风大家》2011年4月号
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2011-2-25 11:45:00(星期六)晴
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袁伟时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袁世凯是五大改革（教育改革，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最杰出的推动者和支柱之一。就实绩而言，他所领导的直隶在各省区中无出其右。辛亥革命打破了固有的平衡：财政体系崩溃了，出现巨大赤字。政治体系崩溃，与内地各省以反满为目的的“独立”不同，蒙古、西藏等分离势力在外国支持下，先后宣布“独立”。南北内战激烈，汉口、汉阳先后被袁世凯军队夺回。谁来收拾乱局？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国内外和朝野各方把目光投向袁世凯。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经验及社会威望而言，袁世凯确实是当时的不二人选。包括革命党人在内不少人期望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他不负众望，稳定了局势；出任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可说是众望所归。但是，只有一年多光景，他成了“二次革命”的讨伐对象。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任期未满，他走上帝制自为的罪恶道路，最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看，谴责某个历史人物罪责，尽管需要，但不能为后人留下更多智慧。我们需要追寻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能顺利踏上宪政的轨道？
革命幼稚病的恶果
对孙文说来，南北议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南京临时政府财尽援绝，无法支撑下去了。革命军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美梦。和议达成，孙文和国民党是不是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执掌政权呢？
宪政的内在要求，一是约束权力，让它依法办事，不能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二是合理组织国家机关，使之互相制约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实现高效运行和社会稳定。成熟的政治家或政党，一定会审时度势，纵横比较，通盘考虑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出恰当的决策。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军事和政治势力；而依仗革命声威在中央和地方议会系统占有最多席位的国民党则执掌着立法——制定规则的权力。后者的动向，影响十分深远。
一个基本态势是国民党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冀图把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夺回来。这是理解民初政局的一把钥匙。
1912年8月，在孙文即将北上与袁世凯会谈的前夕，著名的澳大利亚记者、深深卷入了中国政治的端纳写信给另一活跃在中国政坛的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披露了他所了解的国民党内情：
“他们一开始就找袁世凯麻烦的战术，使任何进展都受到阻挠……正当孙中山向全世界表示他已经放弃政治，并把他的精力致力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时候，他也在试图说服北京，相信他正在照那样做。然而，他却在这里和一伙只配去干杂活的党徒，密谋当总统”。
端纳参与了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南北议和；从组织临时政府开始，他就和孙文及其他革命党人有密切交往，甚至可以说是孙文的亲密顾问,据说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是他起草的； 因此，这个史料值得重视。不过，这是孤证，不能就此肯定当时孙文本人已经有这样的计划。特别是指摘孙文当时“密谋当总统”，目前没有看到其他可以证实的史料。但是，就当时的言行看，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带领下，部分国民党人，主要是议员中的激进派，确实处心积虑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选其他人当大总统，以主张选举黎元洪为总统的居多 。宋案发生后，更是变本加厉：
“即国民党多数人，似已不主张举袁为总统。其中有拟举黎者，有拟举黄者。而因此遂有陈其美内阁之拟议。”
“盖国民党中无论法律派与非法律派，其目的专在排袁，特其手段稍异。其先法律派之排袁，仅在政党内阁，至宋案发生后，则一律主张不举袁矣……于是，武力派主张以武力倒袁，法律派则主张以法律倒袁。”
这些打算背后的心理不外两条：或是权欲熏心；或是认为只有自己是可靠的，他人都是共和的敌人。前者是政党政治的常态，不必深究。后一情况则是可笑的革命幼稚病。更大的可能是两种心态的混合。于是，他们无视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力量，不是从实际出发与他们共处，而是设定种种框框和采取措施，冀图限制和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
第一招是制定《临时约法》，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把总统虚位化。
从武昌起义成立军政权开始，革命力量方面就一再向袁世凯发出信息乃至正式函件：只要袁氏支持共和，保证选举他为大总统。1911年10月28日起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就曾发出这样的电报：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汪精卫）转杨度代达袁氏”。
这不是黄兴个人的决定。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12月2日便通过决议重申：
“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911年12月29日，孙文当选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也立即致电袁世凯：
“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不过，这帖安慰剂没有赢得袁世凯的欢心。本来，分别代表南北两方的伍廷芳和唐绍仪12月18日起在上海议和，双方已经达成协议，1912年1月8日召开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1911年12月25日孙文到达上海，革命派方面抢先在29日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甚为不满，致电伍廷芳：
“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议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任受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袁世凯的弦外之音是：不是说好由我当总统吗，为什么忽然跳出一个孙文来？不过，这件事袁世凯本身也是有责任的。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协议后，袁氏不满意，指责唐绍仪越权，并于1月2日批准唐绍仪辞职。如果协议不算数，革命力量当然应该进一步联结，与清廷和袁世凯对抗。
但从另一方面看，从1895年组织香港兴中会与谢缵泰争做领导人；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附从孙先生”；1921年不顾众人反对，坚持要非常国会选举自己为大总统；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写上“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众多史料证明孙文有强烈的领袖欲，让出临时大总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章士钊的回忆文章（此文他曾请多位辛亥元老核对），证明了这个情况：
“当时最号激进如汪兆铭者，头脑较为清醒，彼能认为辛亥之成，出于南北形势之偶然，非革命党本身力能所致。于是总统一职，中山先生坚持不让时，兆铭公言：‘袁固多诈，孙亦无耻。’李小垣(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11年11月2日起，黄兴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任参谋长)谓曾见汪札，确如此说。”
汪精卫是南北会谈时南方代表团的四位参赞之一， 深悉和谈过程的具体情况。
直至1912年2月3日，和议早已达成，只待宣统小儿下诏退位的时候，孙文仍然千方百计寻求日本的援助，巩固自己的政权和位置。在同日本人谈判中，他坦率地说：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 ，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确实是无可奈何之举。
尽管如此，1912年8月24日开始的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共识，明确表示尊重袁世凯执政。他当面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 并一再公开表示，自己打算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不但现在要支持袁世凯当总统，下一任总统仍然应该由袁世凯出任。用他的话来说是：“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甚富，足以当次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 但是与此同时，同盟会联合有关政党改组成立的国民党，在宋教仁实际领导下，却与孙中山的意愿背道而驰，表达了立即上台执政的强烈愿望，制宪和国会运作都在在体现了这个意图。要是说《临时约法》还有些模糊，《天坛宪法草案》一意推行内阁制，力求限制总统职权的意向就非常明确，甚至拟定一些非常过分的条文。这是袁世凯极力反抗的重要原因。
1912年1月，南北议和代表，达成建立共和政体，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协议。准备推让给袁氏的大总统是礼仪性的虚衔，还是实际执掌权力的行政首长？
1911年12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各方人士筹备成立临时政府，沿用各省代表会议（临时参议院）12月2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实行总统制。
在多次讨论中，宋教仁提出实行内阁制，历数总统制的弊端。孙文和同盟会的多数领导人及起义各省代表则反对内阁制，力主总统制。孙文说：“吾人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卫之之法度”，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坚决主张总统制。 孙文的解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并不令人信服，推举信任的政治家执掌权力，与在制度上让权力互相制约和严格监督是并行不悖的。但多数人仍然认同他的观点，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宋教仁甚至为主张内阁制，坚持修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虽然被提名为内务总长，却被临时参议院否决：
“正月三日（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莅代表会……即照规定提出国务员九人，求同意。……内务总长宋教仁……宋教仁以主张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故，失代表会信任，多数反对之。”
许多史料证明，孙文的行政能力很弱。他尚且不甘当位高权轻的国家元首，雄才大略又有辉煌政绩的袁世凯所期望的更不可能是一个荣誉职位。
和议达成，孙文要交差了，下一任大总统笃定是袁世凯。形势大变，革命派支配下的临时参议院立即从制度设计上着手，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
这个行动带来几个问题：
首先，制定这个宪法文件的机构有没有足够的公信力？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三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当时就受到指摘，认为其民意代表性不强:
1．由督军临时指派，其代表性不无疑问。
2．地区涵盖不全。
正在制定法令，改进参议员产生办法。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五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政府组成后制定根本大法，本来应该慎重，瞻前顾后，务求通过后被各方尊重和信守。与稳定政治体制大变动的社会秩序的急迫需求比较，制定这样的宪法文件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完全可以等待更加完备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后再来制定。
深入一步看，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其次，制定过程在程序上有没有不当之处？
《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文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卸任总统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再次，这个举措的后果怎样？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不过，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第一，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 。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第二，没有确立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后来制定《天坛宪法草案》也未克服这个弱点。其主要执笔人张耀曾，190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不久就因病辍学，复学后辛亥革命爆发，再度辍学回国参政。）
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史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仿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第三，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
“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第四，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第五，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原先的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冀图设计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革命派要按照自己的意图造法，限制和剥夺袁世凯的权力，但匆忙赶工，造出一座粗陋、简易经不起翻腾的舞台。后果是弄巧反拙，不但革命党人继续掌权的愿望没有实现，国家却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为止，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第二招是制造一个国家两个临时大总统并行运作的体制。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13日，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职获准。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6日，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并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按照法理，从3月10日起，大总统的权力应该完全由袁世凯行使。孙文解职，已是一介平民，不应再干预政事。
可是，1912年，3月10日至4月1日，孙文继续签发了138件法令、指示和文告。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本来应由现任总统袁世凯签字公布，孙文却越俎代庖，造成不应有的混乱。《临时约法》是3月11日由他签字公布的。4月1日，他还签字公布《参议院法》。唯一根据是“前由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办法第六条，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而同一时间，已经上任的大总统袁世凯也不断签发政令，甚至类似的政令也是你发一个，我也签一个。当时，电报在中国已经运作多年，两地距离，完全不妨碍由现任大总统签发文件，何况检查孙文此时签发的文件，绝大多数都不是紧急政令，完全可以送到北京去让袁世凯签字。说到底是出于对袁世凯的戒备，不惜践踏法治常规，密织法网，让袁氏的手脚不能自由伸展。
第三招是参议院和国会处处限制、阻碍政府的正常运作。
议会应该立法和监督政府的运作。为了国家健康发展，朝野双方分权制约、批判与合作并举，这是现代政治的天经地义。民主政治起步阶段，一个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更不应该离开正轨，不分青红皂白事事作梗，轻则耽误国事，重则招致不应有的反弹。不幸，同盟会和国民党走入了这个偏门小径，而《临时约法》没有赋予议会制政府通常具有的议会解散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议会为所欲为，却无法诉诸选民作最后的裁决。
突出的事例是1913年的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当时财政混乱，赤字大量增加。不借外债，政府机关无法正常运作。由于低微的工资也无法正常发放，各地不断发生兵变。1912年4月，临时政府刚从南京搬到北京，宋教仁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说：
“现在问题，以军队、财政为最急。整顿军队必先整理财政……民国将来不但本年须借债，从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
焦点是这次借款合不合法？1913年4月24、26日借款合同草签和正式签订后，国民党掀起风浪，说这次借款没有经过国会讨论，是非法的；此后几十年间，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史家也认同此说，甚至认为条件苛刻，是袁世凯政府“卖国”的罪证之一。也有一些史家，揭示历史真相，为袁世凯和当时经手的财政总长周学熙辩诬。
其实，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发出咨文给众参两院，已经清楚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上年九月间，曾经国务会议拟定借款大纲，于十六、十七两日赴参议院研究同意以为进行标准。唇焦舌敝，往复磋磨，直至岁杪，合同条件，大致就绪。当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参议院，先将特别条件逐条表决，正拟定期签字，该团忽以原议五厘利息……要求增加半厘，只得暂行停议……赓续磋商，尚幸稍有进步。利息一届，该银行团允仍照改五厘，其他条件亦悉如十二月二十七日通过参议院原议。事机万变，稍纵即逝……遂于二十四日与该银行团双方签订草合同，复以二十六日签订正合同……查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并载明议事录内，自系当然有效。”
与此同时，财政部就将全部合同和附件公布，并发出布告说明事情的原委：
“合同内容，上年九月间，先经国务会议决定借款大纲五条，于上年九月十六、十七两日出席参议院协商，取得同意，本此标准，迭与银团磋商，始终不越大纲范围之外。”
条件谈妥、合同拟好后，又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偕总理出席参议院报告全文……是合同全体均经通过，载明前《参议院议事录》第三册中。现在签字的合同悉与上年通过之条件相同”。
事情经过清楚、确凿，善后大借款既有必要，又完全合法。执行上一届议会（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没有必要提交下届国会再讨论。
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诬指1912年临时参议院正式决议的事项为不合法，显然是不足为训的党派斗争伎俩。
国民党恃自己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通过决议：
“众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大意说：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送本院查照办理，本院决不承认，应将合同咨还政府。”
接着又火上加油，国民党议员邹鲁出面发起弹劾：
“在政府借口此案业经临时参议（院）表决，当然继续有效。不知契约之结，首重主体。参议院只认六国团借款，现为五国团，主体不同，则前案当然不能继续者一。六国团之借款，既公布谢绝，美国又经脱出六国团，则从前参议院所议政府与六国团借款权，既经中断，现又从新另与五国团借款，则前案更当然不能继续者二。”
其实，这份弹劾书提出的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首先，主体是银行团，作为成员之一的美国退出，不影响银行团的主体地位。
其二，1912年，原有合同签字前，银行团突然提出利息要由五厘提高至五厘半，袁世凯政府坚决拒绝。拖至1913年，银行团态度转变，同意按原定的五厘办理，经临时参议院同意的合同条款没有任何变更。显然，这是原有交易的继续，而不是新的交易。
善后大借款数额巨大，条件苛刻，新一届议员不明来龙去脉，在国会中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完全应该。但在政府作出合理解释后，仍然纠缠不休，并不明智。应该认真监督的是这些借款的用途（原来列支的项目大体是合理的）。
为什么要在大借款问题上大做文章？著名记者黄远庸一再撰文揭示问题的实质：
“今照此法律派之主张，先以大借款坐定袁氏违法一次，则内阁不能不改组。内阁改组一次，坐定袁氏违法一次，则袁之势力及信用失坠一次。”
“逃过这一关，决不能逃过那关。然反面证明，即国党人亦暗中承认大借款之不违法也。”
“现在最激烈者，仅一孙中山。孙以反对借款通电各国，而收效相反；且颇为泰晤士所揶揄，故颇有骑虎难下之势。”
归根结蒂，是反对党极端不成熟，为反对而反对。
“弹劾案，一国政治之最大事件也……不料吾国乃视为寻常茶饭……皆动以此三字为拟议恫喝之词。政府已成朝夕打骂之顽童，议会等于三木不停之暴吏。”
“时国会与政府，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冲突，子兴（陆徵祥）因与俄使磋商外蒙古事，议订条件六项，被国会否决，愤而辞职。那时国会有无上之权，不断与政府冲突，扰攘不已。”
外蒙古一部分王公，趁辛亥革命全国动荡不安、无暇顾及边疆的机会宣布独立。通过中俄和蒙古三方谈判，达成尊重中国主权的协议，议会却拒绝批准。黄远庸说：
“今如吾国以议会之磋商为外交之标准，此实各国所未有。将来恐生外交莫大之障碍。”“议会中之议协约，多足令人喷饭。乃似大半不知外蒙古之独立者，人人皆有天朝气象，如争谓蒙古本系中国领土，何用俄人承认尊重！又为争约中非蒙古人不得殖民等语，谓应改为非中国人。此等皆稍有常识者所不出，而居然言出，而喝采之声震屋瓦！”
无知加为反对而反对，恶果就接踵而至了。
第四招是制定宪法不从实际出发，冀图把剥夺大总统行政权固定化。
《临时约法》制定有那么大的缺陷，制定正式宪法理应十分慎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不幸，国民党人没有这样的认识。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7月12日，国会推举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成立大会；60位委员中，国民党员超过半数。同一天，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一些地方响应；一个多月后全部被扑灭。坚持法治还是用枪杆子决是非？政党、政治家、政客面临严峻的抉择。袁世凯在镇压的同时，希望在形式上维持民主政治的框架。朝野各方纷纷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制定什么样的宪法，成了舆论的焦点之一。
从8月到10月，袁世凯五次提出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意见，都遭到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拒绝。袁世凯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恢复总统制。10月31日，宪法草案在宪法委员会上三读通过，史称天坛宪法草案。11月4日，绝望的袁世凯在通电全国抨击这个草案，同时宣布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都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运作。民国第一次宪政尝试以失败告终。
快一百年了。回望前尘，袁世凯究竟想得到什么？1913年8月19日至11月4日袁世凯6次向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及向各省发出的关于宪法和约法文电，综合起来，他的意见有这么几条：
1. 法律公布权。10月4日，宪法会议通过《大总统选举法》后径行公布。10月18日，袁世凯发出咨文给国会，指出根据《临时约法》第23和30条，国会议决事项和法律的公布权属于临时大总统，你们违法了。“其蔑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根本之约法，影响实巨！”袁世凯尤其担心的是国会一意孤行，制定自己无法接受的宪法而使之生效。所以，他接着说：
“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总之民国议会，对于民国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宣布权。此为国会组织法所规定，铁案如山，万难任意摇动。”
就这项争议而言，违法的显然是国会。
2. 行政机构设置和文武官员任免权。
核心是要求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而不必经过国会的同意。他说：
“国会既有弹劾权于后，自可不必有同意权于先……而阁员进退，为一党势力所把持，未始非同意权阶之厉也。”
“立宪精神，以分权为原则。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之有国务员同意权。”而宪法草案规定“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
内阁制的总理必须得到国会同意。阁员要不要国会同意，不同体制和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至于一年内三次更换国务总理的原因都归诸国会，并不符合实际。可是，有些确实与国会或国民党的运作不当有些关系。
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为什么辞职？
“革命党人在清帝退位后，于2月16日由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接受北方统治权案》，规定东北三省、直、鲁、豫、甘、新诸省的咨议局改为临时省议会，限一个月之内，召集临时大会，公选都督。同盟会方面希望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柏文蔚担任山东都督，并以另一人担任河南都督，也就是掏空袁世凯的地盘。3月17日，原直隶咨议局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任命，但遭到袁的拒绝。”
革命党人冀图玩弄政治小手腕就把袁世凯的地盘夺过来，显然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唐绍仪上当受骗；袁世凯虽然口头敷衍几句，行动上坚决挡了回去；唐氏下不了台，只好辞职。这是以狡诈对付狡诈的权力游戏，归罪于国会并不十分恰切。但上述咨文中揭露了制度设计中的缺失，却是值得正视的。也许在袁世凯看来，文武官员任免权都属于总统的话，这些摩擦就无由产生，因此也归罪于国会了。
3.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权。
他要求有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的全权。只有专制皇帝才有这样的权力。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行使这些权力，通常都要经过国会审查、批准。
4．防御灾祸的紧急处置权：可以发布有法律效力的“教令”，可以紧急处置财政经费。这些紧急处置，在国会开会十日内，均需请求国会追认。
5.要求取消国会不恰当的扩权。最为袁世凯抗拒的是，国会无限扩权，《天坛宪法草案》竟然规定在闭会期间，还要设立一个其他宪政国家没有的国会委员会，“由两院各以议员内选出二十名之委员组织之”，代表国会继续“行使各本条所定职权”！
袁世凯在通电中指出：“国会闭会期间，设国会委员会……此不特侵夺政府应有之特权，而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
此外，1913年10月22日，“大总统对于民国宪法欲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遣派委员施愚等八人，前往代达。”宪法会议硬邦邦坚决回绝。按照有关规定，无关人员不得出席或列席制定宪法的会议，这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制定这样的根本大法应该兼听博采，即使普通公民的意见都应该仔细倾听。国会不难找到适当的方式听取袁世凯代表的意见，他们却意气用事，生硬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宪法制定后要付诸实施。一个国家的宪法未有主要实力集团不认同而可以顺利实行的。国民党把自己的能耐估计得太高了，似乎自己支配下通过一纸决议就可以改变政治进程！结果事与愿违，民初政治平添不少风波；甚至可以说，民初宪政功败垂成，亦与此息息相关。
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革命幼稚病达到如斯境地，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袁世凯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要把民初政局推回到总统制的轨道上，其中有些要求不恰当，也不难在讨论中纠正。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或对未来的宪法提出建议，都表明他仍然寻求在民主、法治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推行自己的政见。国会不容讨论的冷酷面孔，把袁世凯逼到墙角上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美国的建国先贤在制定宪法中的尊重不同意见的风度。从1787年5月14日开幕至9月17日39名代表（全部代表55人）在宪法文本上签字，制宪会议一直在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的激烈争辩和不断妥协中进行。费城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说：
“将十三个不同的州以友好、联合的共同纽带联结一起的契约，必然是许多不同的利益与倾向互相让步的结果。”
“在一个问题上形成多数，在第二个问题上可能成为少数，而在第三点上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组合。因此有必要将组成文件整体的各项细节进行斟酌与安排以满足参加契约的各方”。
他们坚持的是组成一个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而又能有效运行，保障联邦能抵御外来侵略、防止各州冲突和出现专制的强人，从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财产不好受侵犯。为此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退让和妥协。
批准过程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和妥协。为说服各州批准宪法，从1787年10月21日至1788年8月16日，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写下85篇文章，剖析这部宪法和申述自己的观点，旋即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按规定，必须至少有九个州批准，宪法才生效。
“在纽约召开批准宪法的代表大会之前，虽然10个州已经批准，但纽约州仍很关键——如果纽约不批准新宪法，联邦就岌岌可危甚至最终破裂。《联邦党人文集》为保证纽约批准新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成为立宪主义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尽管第9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在1788年6月批准了宪法，达到了宪法生效所需的州数，正式确认了宪法的地位，但是如果纽约州和维吉尼亚州不批准宪法的话，那么宪法生效的意义并不大。对权利法案的承诺使得宪法在维吉尼亚州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纽约州，华盛顿说服了反联邦主义者领袖埃德蒙•伦道夫，再次保证将修订宪法，同时联邦主义者控制的纽约市威胁要独立，才使得宪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直到美国权利法案后才批准宪法。”
美国宪法应用200多年至今有效，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值得后来者深思。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缺乏的就是既坚持民主、自由又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照顾各方利益，适时妥协、退让的政治大智慧。
社会全面腐败与转型期政治运作
民初宪政受挫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而应对方式选择不当，扬汤止沸。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体制，但朝野政治运作，不是扬新抑旧，把新制度的巩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传统的黑暗面激活，竞相贪腐，以暴易暴。
袁世凯是收买、暗杀、分化，黑白两道交相为用。
“民国既立，而袁氏之心理自若，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故其最得意之策，在宠人以勋位，以上将、中将少将种种，其他或以顾问，或以赠与或以其他可以得钱者之种种……夫袁公之意在消纳反对。试问反对消纳之后，袁公之意，果欲何为？”
袁世凯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听命于大总统，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典型是张振武案。1912年8月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袁世凯吩咐军政执法处把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方维捕杀了。 明代 “东厂”在这里复活。
要是说袁世凯本来是专制帝国的能臣，如此使用权力，驾轻就熟；令人震惊的是革命领导人，也见怪不怪，默许这样的违法罪行。孙中山竟然认为：
袁世凯处理“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黎元洪）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
收买和控制报刊也是袁世凯的惯技。1913年2月，国会召开和制定宪法前夕，已被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收买的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即稍后暗杀宋教仁的组织者），极力主张纠正《临时约法》的偏颇，宪法中应该规定大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政治主张，但为了“令选举最占优势的国民党报馆，鼓吹斯旨”，他竟用巨款收买《民强》报的王博谦、章佩乙。看看这两位文人给应夔臣的信吧：
“夔公伟鉴：昨日承赐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前晚所商之二百元，万乞惠下……书到后，即希宠锡三百元……”应夔臣的批语是：“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
“夔公大鉴：前晚畅领大教，快何如之。所谈宪法上改革条件，晤洪君（洪述祖）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登出半篇矣……无论如何，终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过去。公我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维持也。”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应夔臣大笔一挥：“为国会事已照拨八百元。此批。”
应夔臣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掷下要价的一半，乞求者就乖乖地任其驱使了。双方的灵魂都暴晒在纸上。
这两位老兄同时求助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应夔臣批复三天后，远在北京的洪述祖也有回音了：
“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元，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
一场秘密交易，这家原属国民党的报纸臣服袁世凯了。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暗杀也成了政治运作常用手段。
最耸人听闻的是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领导人宋教仁被刺案。
是谁杀了宋教仁？直接动手的是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和他用钱买来的杀手武士英。
应夔臣是什么人？他是青帮头子；辛亥革命前便与青帮大头目陈其美有紧密联系。1911年11月3日，上海军民起义；11月6日陈其美被拥戴为护军都督，应夔臣被任命为都督府谍报科长；在陈其美支持下联络1907年8月18日在东京成立的以会党为基础的共进会的残余势力，重组共进会，出任会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卫队保护孙文上任，随后任临时政府庶务科长，因贪污伙食费被革职。民国初年，帮会分子扰乱社会一直是令执政者十分头痛的问题。1912年，应夔臣和共进会参与武汉反对黎元洪的南湖马队暴动，他被通缉。在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疏通和安排下，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袁世凯、赵秉钧先后接见他，冀图利用共进会安抚会党分子。为此，赵秉钧还给了他密电码和五万元经费；江苏民政长程德全则委任他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每月由中央政府补助两千元。宋教仁被暗杀后在他家里搜出53通信函和电报，证明他是此案的直接组织者。
要讨论的问题仅为谁是主使者？
被指主谋的三个嫌疑——赵秉钧，陈其美和黄兴，究竟谁是真犯？
说黄兴是主谋，是袁世凯提出的。据章士钊回忆：
“宋案发，遁初遗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语次，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
章士钊的岳父吴长庆是提拔袁世凯的恩公。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常出入总统府，这个回忆是可靠的。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兴有当总理的雄心；从1903年11月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起，黄、宋两人亲密无间，被刺前在上海，宋教仁一直住在黄宅；同时，黄兴道德无亏，观其毕生言行亦无杀友求官的可能。
传统的说法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策划，指使帮派分子应夔丞执行。背后是袁世凯默许。缴获的主谋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信件和电报表明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臣关系非同一般，连袁世凯在回复革命元老谭人凤的电报中也不能不承认：
“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
袁世凯说的三月十三日应夔臣致洪述祖函件，原文非常露骨：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第二天，应夔臣又发密电给洪述祖：
“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四天后（18日）洪述祖答复应夔臣：
“寒（14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
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
双方联系紧密，配合默契，洪述祖是这一罪案的直接指使者，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案发后，洪述祖立即潜逃青岛，依靠租界特权逍遥法外，同时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
1. 自己一心为国。宋教仁“搅乱大局，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适应夔臣来书言及宋教仁前在日本犯有骗案，日廨出票拘提，拟设法购得此票，印行广布，为釜底抽薪之计。”
2. 有关信件和电报提及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内容，是恐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把袁氏、赵氏的问题揽在自己身上。
赵秉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发表通电为自己辩解：自己和应夔臣的关系，只是“应夔臣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应夔臣和洪述祖函电中涉及袁世凯和自己部分，洪述祖从未呈阅。
袁世凯则打起官腔，下达通令：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
但是，1914年春，宋教仁雕像落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之撰写的一块碑文，留下千古之谜：
“宋教仁先生石像成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虖！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于右任的意思非常明确，在舆论认定的袁世凯和赵秉钧之外另有主谋。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发生时，于右任在车站，是他找车把宋教仁送到医院，又亲聆宋教仁的遗嘱。以两人的密切关系，在普遍认为袁、赵是元凶之际，他却撰写这个碑文，其含义非同一般。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1890—1931）1920年发表的《刺宋案真相》则直截了当说是陈其美策划的。他说：
“二年（1913）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至，遁初（宋教仁）所察已竟，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陈其美）、应桂馨（应夔臣）宴之。筵间，英士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之曰‘公直叛党矣，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谓余曰：‘遁初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要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
现在颇有一些人支持后一论断，但都谨慎地申明没有直接证据。间接推论有这么几条根据：
1.陈其美有流氓习气，本身就是帮会头目。除自己喜欢嫖妓，结交青红帮外，心胸狭隘，动辄暗杀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人。陶成章就是他指使蒋介石杀死的。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说他刺杀陶成章是取得孙中山信任的重要因素。
2.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清除帮派分子，得罪了陈其美及其帮会朋友。
3.宋教仁“大公无党”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陈其美；且有史料说，陈其美亦有当总理的意图。
4.宋案办理过程中，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这些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并在上海有盘根错节势力的陈其美才有的本事；足迹没有跨过长江一步的袁世凯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意见是：两条线交叉了，一仆二主，两方利益交集，都是杀宋的主谋。但两个主子中，应夔臣与国民党和陈其美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
这个论断与于右任的观点是一致的。于右任没有否定袁世凯和赵秉钧在这个案件中的罪责。1916年洪述祖在青岛骗了一笔钱，化名逃到上海公共租界，被债主起诉。1917年4月被宋教仁15岁儿子宋振吕和秘书认出了他，扭送到租界法院。1918年3月移交京师地方司法部门审理。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死刑。4月初被绞毙。洪述祖被捕后，于右任曾发出电报，要求严惩洪述祖。其中写道：
“武、应、赵、袁，叠遭天谴。惟余此孽。法网始罹，务望引渡以后，严密防范，彻底根究，庶后之作恶者，知天道难诬，助恶者知国法莫贷。”
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后1914年在京津火车上被砍死；赵秉钧也是1914年在直隶都督任上被毒死；袁世凯则因众叛亲离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终。洪述祖也落网了，可谓天网恢恢，作恶者无一逃脱。这个电报非常明确谴责了袁世凯与赵秉钧，与他的宋教仁石像题语并行不悖。可见他也认为是两条黑线交叉，害死了宋教仁。
必须指出，不要以为只是袁世凯或陈其美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国民党许多领袖包括孙文、黄兴、张继等人都有这样的冲动，而且在宋教仁被刺之前，他们就跃跃欲试了。1914年6月3日，孙中山在致黄兴的信中，曾提及黄兴有暗杀袁世凯的计划。 而早在民国初建的1912年，国民党元老张继已有这样的计划，并且得到孙中山支持：
“独刺袁一事，孙先生固非绝不赞成。吾忆张溥泉（张继）充当参议院院长，即刺袁计划中一重要步骤。盖溥泉为孙公言：袁世凯之专横，非设计去此獠，革命将无成。而去此獠，必先创设接近机会。夫吾以北人易与袁洽，又兼议长职权，彼无从拒不接见，吾必因而剚刀彼腹，以泄秦舞阳之耻。孙先生壮其言。”
这不是孤立的事件。民国建立后，用暗杀消灭政敌或疑似的政敌，是国民党人惯用的伎俩。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就是众所周知的案例。1915年12月25日，著名记者黄远庸在三藩市被暗杀，也是国民党干的罪恶勾当。
国会系统也被贪泉淹没，从选举开始，腐败和混乱就如影随身。
曹汝霖对此有切身体会：
“有一天，忽接到当选蒙古议员证书，甚为诧异。余既不是蒙古人，又没有参加竞选，何来当选议员。……后来知道，蒙古议员，名为选举，实由总统指派，故蒙古议员中，满蒙汉人都有。”
黄远庸当时就留下这样的记录：
“议员之卖身于甲乙各党，已成公然不掩之事实。有人为拟卖身文契云‘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某贵党，连皮带骨，一切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此辈有以一身兼卖与四五党者。卖完以后，一律脱党，自名厌弃党争，其实等到将来有大宗买卖时，免得受党议拘束。若以一次连皮带骨而卖尽者，其人尚是三代以上之人物也。”“买卖之盛，以议会初开时为最。今日各收买所，已一律关门。”
“今日议员乃如孙猴子毫毛，七十二变，脚跟无线如蓬转。”
“据记者所知，已有十数议员，到京未及两月，已汇寄数千元回家者……从前北京马车极稀，今之议员殆十有八九坐马车者，且多为自置之马车。”
“议员纳妾，殆成最近之熟语。最近名花若所谓姚蓉初、金小菊者，皆为某党之激烈分子纳去。往往有极小雏妓，从前仅有一毛丫头之价值者，今皆得议员之捧场，声价十倍。”
当时以记者身份广泛接触政坛的梁漱溟晚年的回忆证实了黄远庸的记载。他说：
“在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800多人中号称500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当时北京有东西两个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到车站迎候外，各党派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车站迎接。每见一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
以稳健保守著称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笔名高劳）在孙文发动的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国会岌岌可危而仍然一意孤行之际写道：
“辛亥之役，除汉阳、南京外，余均和平解决，并无激烈之战争。民国成立，凡挂名革籍或稍有关系者，无不徼天功而获厚报。”“其代表民意之国会，亦且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甚或不知有党，而惟一己权利之是徇。”
梁启超则说：
“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国家大计，百不及一，而惟岁费六千是闻。此犹其章明者。徐探其隐，则职非烂羊都尉，而进以赀郎。贤非五羖大夫，而不羞自鬻。凡百秽德，众所具瞻。”
“政府之不循正轨，与政党之用权而不用经，同一鼻孔出气，神圣机关之神圣，尽于此矣！”
在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状况下，亵渎法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袁世凯时代出任司法总长的张宗祥曾沉痛地说过一件事：
“盖王治馨案之提交大理院也，完全破坏司法程序。以大理院号称终审机关，向依书面为之，从无开庭例子。独此案由行政首长一手指挥，司法部奉令为谨，为司法史开一最大恶例。于是大理院正式开庭，审判小小法币五百元贪污案，在中华民国为第一次，亦为最末一次云。”
此外，即使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军队，有的也是很腐败的。1916年初，居正奉命在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蒋介石为参谋长。5月开始军事行动，占领了潍县、高密等地。蒋介石1917年《纪事》谈及1916年6月到山东看到的情况：
“其总司令为居正，及居去而以许崇智代之。其干部为陈中孚与朱霁青二人，勾结日本浪人，把持搜刮至矣！余约居一#（谈），毫无结果，乃即辞职赴北京观察现状。”
不过，黑暗之中有光明。
无容置疑，辛亥革命后，三权分立体制在中国开局有良好的一面。例如，当时的法官尽管数量不足，但整体上敢于坚持司法独立。民国元年任执业律师的曹汝霖晚年回忆：
“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清慎勤三字。”
各级议会和在野党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也是毫不容情的
由于言论出版自由，不少报刊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加上公民社会强大，当时的腐败一一被揭诸报端，成为众人声讨的对象。
这些都是净化社会的希望所在。
宋教仁案发生后，上海地方检察机关，也敢于独立办案，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上海接受询问。从袁世凯到民间各方，宋案应由法院解决的态度非常鲜明。如果珍惜这个机会，中国的法治有可能逐步走上轨道。不幸，国民党内的极端派，跳不出革命年代养成的枪杆子定是非的窠臼，一意孤行，悍然发动“二次革命”，不但国民党堕入失败的深渊，袁世凯也失去制衡而滑向从专制到称帝的死亡道路。
滑向死亡之谷
宋案后袁氏的行动，主要是两股动力在推动：一是失去制约后向专制滑动；另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而反扑。
袁世凯不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蓄意破坏议会的。民国元年（1912）5月3日，他曾特地下令，不准以暴力胁迫议会：
“无论何国议会，决不能无异议之党派。要在改选之时，用和平方法，以求达其目的。断不能于议会行使职权之时，肆行干涉。……如有侵扰或聚众为强暴胁迫者，立即酌派得力军警，前往保护，并逮捕犯人，交司法衙门按律审判，以惩不法。”
一年以后，他的态度居然180°大转变，干出干扰议会的违法勾当。1913年10月，眼看宪法草案即将草拟完毕，宪法会议不按常理完成宪法全文的制定，却在袁世凯及其追随者胁迫下，于4日首先制定和公布施行宪法的一部分《大总统选举法》，并在两天后便急急忙忙举行选举，让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这次选举出现了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闹剧。
当时就有人看出，这是对国民党的反扑：
“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俟议员到齐后，忽将大门锁闭，听外面人声嘈杂，只听得喊我们是公民团，代表民众监督你们的。大总统只有袁世凯应该当选……你们议员们，今天如果不听我们的公意，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要想能出此门。……后来听说，这妙计是梁燕孙秘书长的杰作……然以当时议员的无理取闹，逼到出此下策，既不收买议员，还可说是人民公意，真是妙计。”
这一年8月6、8、16日他先后下令解散江西、广东和湖南省议会；8月27日，下令逮捕8名议员。这些行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完全是越权枉法的举措。藉口是这些省的议会支持“二次革命”。
10月31日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上三读通过。11月1日，草案提交由两院全体议员组成的宪法会议讨论。如果审查通过和公布，宪法便立即生效。
作为回应，袁世凯中断了宪政进程，摧毁了这部草案。
（1）10月25日，即要求派员列席宪法会议遭拒的第二天，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官，反对宪法草案，主张解散国会。
（2）11月4日，他再次通电各省，抨击《天坛宪法草案》并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当选资格，追缴当选证书。
参议院议员被追缴证书者98人，无从追缴而注销当选证者34人。众议院议员被追缴证书者252人，注销者54人。国会两院均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议，11月13日，两院议长通告，14日起暂行停发议事日程；两院被迫停止运作。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会则在11月10日开会通过决议，由会长汤漪宣告自行解散，所有未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委员一同辞职。制宪过程被迫中断。
至第二年（1914）1月14日，袁世凯干脆下令停止所有国会议员职务，国会被摧毁了。
（3）11月1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至翌年2月28日，他更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初不料各该省会成立以来，或因地方事变，牵涉内乱嫌疑；或因党派纷争，议事鲜有成效……吾国行省制度，区域过广。就前咨议局暨临时省议会与夫现设省议会而言，其性质既介于中央议会及地方议会间……该会议（指其指定亲信组成的政治会议）既称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会议，应即依照议决，将各该省省议会，一律解散。”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没有剥夺全国和各省议员当选资格的权力，更无权解散国会。至于说统一国家不应有省议会，将之解散，不但毫无现代政治的常识，更是清末新政以来政治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1915年以后则紧锣密鼓筹备复辟帝制。有关情况，众所周知，不必赘言。王芸生对这次复辟的论断非常中肯：
“袁氏之自误，已无足惜，而贻祸于国家者，实无涯量。强邻侵略原已告一段落，袁氏使之复燃。国内军人本皆听命政府，袁氏教之离叛。并利其拥戴，使其自悟枪杆有力量，武人能干政。此后之分崩离析，以及军阀割据之无穷内乱，虽谓皆种因于此役，亦不为过言。袁世凯之自误误国，其罪大矣。”
历史曲折留给我们的启示
民初的宪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悲惨的结局？有人认为是民主制度不合国情，似乎中国人只适合在专制统治下做顺民。为了澄清是非，必须找出真正原因。
综合起来，不外三个原因：
首要原因是上面已经详细论述过的制度设计错误。
第二．这个错误的深层原因是思想变革不彻底。
不要把袁世凯、国民党领袖看作孤立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应把他看作某种文化状况的符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私利固然是重要的行为动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对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民主政治是逐步生长出来的。
从更深层次去考察，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了理想主义者幼稚病。政治在高扬理想目标的同时，只能从实地出发，在现有基础上谋求可能达到的最高要求。内阁制和总统制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形式。但在当时的中国，两种形式之争，蕴含着权力之争的内容。
通过选举和平交接政权，轮流执政，在现代国家是政治常规。但在刚刚结束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度，必须考虑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关系。无可讳言，当时的北洋集团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国家稳定的重要依靠。考虑力量对比和国民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具体说来，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并把它纳入法治轨道。可是，他们热衷于争权夺利，而没有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国家因而沉沦。
1914年5月，逃亡日本的章士钊写下一段非常沉重的话：
“往昔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鲁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从而构煽。鬼域万状，莫可穷究。党人不胜其愤，暴起而蹶，如黔之驴，卒为耽耽者断喉尽肉以去。”
百年来，谈论辛亥革命的论著文章汗牛充栋，囿于意识形态枷锁，真知灼见不多见，章士钊的当年论述和晚年静思，往往一针见血，令人心折。这段箴言，值得人们反复深思。
有些论者断言，民初的政治混乱证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这些污秽。这一糊涂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充分了解各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历史经验：
1．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范围逐步扩大和腐败逐步清除的过程。
以英国为例，直至1918年妇女才第一次享有选举权，而且要年满30岁，而男性只需21岁。1928年妇女取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距离1640年革命已将近300年了。买卖选票，国会暴力，出动军队干预国会运作，也是屡见不鲜。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法，规定了选举费用限额和选举舞弊的刑罚。经过长期努力，选举才纳入正轨。
2．腐败和混乱只能通过民主、法治去纠正和防止。
武装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实现权力转移，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政权易手，新官上任，过不了多久，贪污腐化，必然浮现。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权制约、民主监督和法治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药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离开这个机制，必然走入歪门邪道。
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民主的花腔，已经唱了一百多年了。正本清源，其实是掌权者迷恋手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改定
删节后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题目改为：《袁世凯与国民党》
中国人选择什么价值观 2011-1-24 1:07:00(星期六)晴
中国要选择什么价值观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林珊珊
袁伟时
袁伟时刚刚过完八十岁生日，他戏称自己也成了“八零后”。从去年开始，应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之邀，已退休16年的袁伟时重返讲坛，给一群真正的“八零后”、“九零后”们上课，课目为“中国近代思潮”。270人的大教室，经常爆满。
袁伟时的学术志趣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以观点新颖而史料扎实著称。
过去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思潮与现象异彩纷呈，大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国学的兴盛，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较量，普世价值观与中国主体性是否冲突，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真伪……这些重大思想命题，贯穿于希望与危机同样显眼的十年，而对这些决定国家重大发展方向的问题，耄耋之年的袁伟时从未停止思考。
“90年代以来，我的思想基本定型。追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国家的法治、宪政、富强，是我一贯的目标。”
人物周刊：刚刚出来的消息，孔子塑像落户天安门广场，官方意识形态似乎越来越尊崇孔子了，您看到这则消息时感想如何？
袁伟时：这牵涉到一个大的问题，即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首先谈谈对于中国这十年，总体有几个看法。
第一，经济上不用太担心了。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这在法律和条约义务上规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我们接受了。在这么一个大框架下，虽然经济上碰到很多波折，但有这一套基本规则，不会有大的反复。回到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破坏法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很大束缚。这些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各种经济成分享受平等待遇。
第二，十年间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这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SARS、 南都案等等为标志，这些事件说明公民自由不能侵犯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十年来反复博弈，特别体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当前公民权利博弈有两个核心，一是财产权，二是言论自由权。所有复杂的现象都围绕这两个核心在转。只要中国社会转型还没完成，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这两点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
剩下的就是思想文化走向，这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
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原来国学派提倡建立孔教国家，新左派跟着国学派屁股走，也大讲思想文化上要有主体性，学术上也要有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最重要就是表现在儒学上，以它为核心建构中国的思想文化；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上侵略，要建构另一套学术规范，包括重新界定一些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不能跟着西方走，要另搞一套和西方对抗。
另外，自由派也开始分化了。有一部分自由派在坚持宪政的同时，提倡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作为宪政的思想文化基础。
现在这几大派在文化上联合了。官方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走向；支持国学发展，提高孔子地位，动作不少。
应该在这个大格局下去观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的问题。一个城市树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这很正常。每个城市都应选择合适的雕塑。但现在把孔子变成九五之尊，赋予他特别崇高的地位，把雕像置于北京城的中心，全国政治中心，这是一个表态。
在我看来，树个孔子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观察，还有没有和是谁的像要出现。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没有位置？老子、庄子、墨子能不能和何时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果长期不让他们在长安街上散步，只剩下孔子与伟大领袖并肩供人顶礼膜拜，这就严重曲了先秦的历史，体现了决策者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无知，从而成为不能不令人忧虑的文化象征。
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专制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孔子像的出现有正常一面。但是否真的正常，还要看以后的动作。
人物周刊：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崛起是过去十年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某些声音都大力呼喊的一个口号，在您看来，用这个口号来衡量中国过去十年的变化，哪些方面是成立的，哪些方面是不成立的？
袁伟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已在国际上树立起来了。而且，它是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可以从几面来看：
一．任何国家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迟到的现代化。中国是留级生，终于开始发奋了，上路了，这值得高兴。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本应是19世纪要做的，我们应在那个时代完成这个任务，但我们留级了。
鸦片战争后，我们就应该用人类文明新成就来改造我们的国家。那个时候同时面临着这个任务的在东方有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
日本是半成功的国家。日本在经济上成功了，它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它走市场经济道路。它勇敢实施新的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谱系。
但在政治法律层面，它是不成功的。日本在法律上接受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政治上，它在1889年通过了宪法，但不伦不类，是专制的装饰品，是日本特色的“宪政”。制度建构上，天皇超越于国会，超越于内阁，军队不受内阁领导。军部直接属天皇领导，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思想上则提倡儒家道德，发布教育敕语和军队训词，规定要忠君，要忠诚，要服从。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导致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中国首当其冲，受害深重。这是没有清算儒学负面因素，在制度建构上搞日本特色宪政所造成的祸害。
但当时中国连这一步都没做到，结果就挨打了。19世纪完全是在交学费。登峰造极之时，主动向11个国家宣战，屠杀外国人和沾点洋气的中国人，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很惨痛的教训。
我们现在是在还历史的旧债。这是好事，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任何社会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过去十年中国值得高兴的事。
同时这个过程还有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二战后，任何国家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可能再走武力崛起道路。所谓中国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时代使然。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德国两面镜子摆在前面。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了二战的元凶之一，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后来真正接受了民主化的改造，接受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没有动用一枪一炮，经济却走上高速发展的正轨。中国领导人没有那么蠢，他们不可能重复二战以前日本德国的道路，也不会对他们战后的成就视而不见。中国是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平崛起。
第三方面，任何国家加入市场经济体系，公民权利得到部分保障后，必然有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印度二战以后，国大党学苏联，搞计划经济，结果沦为贪污盛行，经济发展缓慢的落后国家。现在印度觉醒了，摆脱错误决策，也快速发展起来。其他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这是适应时代变化，历史发展潮流的结果，中国并没有特别独特之处，但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中国刚取得点成绩，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就发作了，翘尾巴了，这个值得注意。
人物周刊：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中国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那样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起名为：“北京共识”。
你如何看待“北京共识”及相关的中国模式？有人声称北京共识已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你如何看待两种共识间的“PK”？
袁伟时：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社会稳定；这是进入现代以后，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低条件。
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中国经济三十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彻底地恢复了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所谓模糊产权恰恰正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横向比较，日本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上引人瞩目的典型。那时它有终身雇佣制，市场不完全开放，政府介入企业的经济决策等等特点。一些人因此起劲吹嘘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或者日本模式。后来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又被吹捧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根本上是社会稳定加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产物，许多所谓特点都是后来必须改革的负担。
中国的发展，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现代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了城市化。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城市化应达到70%以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起来，好像是看到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的经验，还历史旧债。
应该说中国人不笨，学习得很快，80年代中国政府还不承认要走市场经济道路。我们基本上是学人家的东西。
我们的特点在哪里呢？有人讲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讲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英国很早就有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但那又怎样？国有企业固有的效率低下，拖累了英国经济，假如没有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英国不可能走出困境。所谓混合所制不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改革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私有化，公司化。这个过程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一般来讲，这样做效果都很明显。比方说日本，它在19世纪实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企业家，顶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1980年代以后，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连铁路和邮政都私有化了，成绩卓著。
惟一特别的是新加坡。我们的官员常去那里膜拜，但他们忘记了新加坡是只有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又有健全的法治，对国有公司监督比较容易。其他大国很难复制它的模式。何况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取向都被人广泛诟病，负面的东西很多。
称模糊产权是优点，很荒唐。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产权模糊，代价很大。新加坡的产权很清晰，中国恰恰就在这方面吃大苦头，原来所谓乡镇企业，花了很大代价才恢复私有制的本来面目。
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都是填不满的财政窟窿。有些表面上赢利很大的国企，如果你仔细研究其投入——产出的话，研究它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的话，也是负资产。怎么看待国企？国企弊端在中国经济里很突出，这恰恰是中国应改而没改好的领域，而不是什么中国模式的优点。
至于私人产权，一直受侵犯，是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这时去歌颂产权模糊，是不负责任的，是一个陷阱，让中国人往里面跳。
所谓北京共识，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府的介入。政府的介入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代价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它表现的问题是贪污盛行、环境破坏、私产遭受侵犯，社会矛盾尖锐。
要解决的问题却去歌颂，搞不清他们意欲何为。
人物周刊：一个叫潘维的学者曾撰文，《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称：“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其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今日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您对此如何看待？
袁伟时：对潘维教授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首先他不是研究经济学的，他对现代市场经济了解可能不多。他说中国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肯定是错的，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太多，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恰恰是要克服的毛病，说成是成功经验，未免令人大惑不解。同时，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各国政府都在使用；这谈得上是中国特点吗？
说中国挑战了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更是政治学上的笑话。民主与专制是不可调和的。他可能将行政当局的作为与专制混为一谈了。纳税人拿出GDP的20-30%供养一个政府，当然要它好好办事。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有四点：
1.权力来源。“权为民所赋”还是某人或少数人自命为天生的统治者？如果是前者，公民就要通过定期选举确认政府的合法性。
2.对公民自由的态度。专制政府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民主政府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确保公民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提供公民个体或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
与此同时，言论自由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建立确保“言者无罪”的制度，所谓民主比英明君主虚心纳谏还不如，“第一把手”一翻脸或记恨在心，敢于讲话的人就要倒大霉了。
3.决策的程序。
4.有没有分权制约。
为什么要对留洋的政治学博士说这些政治学ABC？我自己也大惑不解。
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急于歌颂现状，而这些现状正是需要改革的。
人物周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风波，比如08年奥运圣火传递，让中国高层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少是在某些国家的形象，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近十年来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现在加大了对外媒体的投入，以及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投放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片，你觉得，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是接纳欢迎，而不是抗拒恐慌，治本之道是什么？
袁伟时：关键点在于，第一是要开放。中国的实际情况，要让中国人了解，让世界媒体记者、学者、政治家了解。
第二要实实在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温家宝总理说的让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由和权利，落实中共中央全会提出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中国的形象自然令人景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由衷的尊敬。
如果中国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无论做多少宣传，一下子就被像抓记者，抓敢于揭露官员胡作非为与社会黑暗面的公民，乱拆迁，抢记者录音笔之类的事给抵消了。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都要大张旗鼓地纪念，如果回顾到100年前的那个十年，即1900年至1910年，晚清最后的这段时间能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
袁伟时：我想，有这么几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敢于改革。
晚清在一些改革上很成功。如教育体制改革，坚决废除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魄力很大，步子很稳妥，完全改变了中国青年的知识谱系。
又如法制和司法改革，废除二千年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司法统一的体制，着手建立独立的现代司法系统。
这些改革影响十分深远。
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它却犯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当时社会各方联合要求立即在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当局却拖延应付，贻误时机，宣布要到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结果没有宣统五年了，清朝完蛋了。
第二，它有两项举措，值得借鉴。
一是当时的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在全国范围进行宪政教育，教大家什么是民主宪政，要如何选举，等等。为此，翻译了大量的各国宪政资料，编写了许多读物。这种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不是绝后的。
另一是推行地方自治，公开宣布地方自治是宪政的基础，从县到省都要实行自治。任何国家的政治都要分权制约，地方到中央，层层自治，国家才不会向专制倒退。晚清政府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清醒，认识水平比当代官员高一个层次。
第三，在对待群众运动上，它留下惨痛的教训。
对公民的游行示威，应该对话沟通，化解矛盾，绝对不能镇压。可是，清政府对待保路运动，却严厉镇压，杀人抓人，从而制造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会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主体性，如果按照所谓的普适价值搞的话，中国会不会沦为西方的附庸？
由这个话题引出普适价值观与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关系，一度，普适价值在中国都变成了一个敏感词，你认为二者的关系如何？
袁伟时：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特色价值观是什么。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这一条显然来自西方。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偶然看到居委会在路边的宣传牌，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是爱国主义，二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居委会的大妈可能不知道，说一不二，一切按民主、法治的规则办事，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哪能不赢得公民的热爱？
有人认为要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回归儒家思想，说那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特性。
怎样回到儒家经典？儒家的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三纲太臭，暂且不说。仁义礼智信，这称为五常。从字面上讲，漂亮极了。但它是有特定内容的。儒家经典怎样诠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礼治，严格区分亲疏尊卑，等级关系不能逾越。这就是儒家的价值观。
与平等、自由背道而驰的这些价值观，当代中国人能接受么？如果讲亲疏尊卑，市场经济怎么发展起来？两套价值观和规则是冲突的。
讲等级亲疏，交易怎么做？没有自由、平等就没有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又是西方来的。一讲自由、平等，就成了“卖国贼”啦？
现代文明的标准在哪里？在联合国的三个人权公约。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各国政府代表和学者，不分东方、西方共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参与制定，1966年的两个公约，中国政府分别在1997和98年签了字。这三个公约体现了当今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个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什么关系呢？假如你实践三个人权公约的观念，这样的国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热爱。一个政党要是真正实践这种价值观，人民也会拥护它。
只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要采纳现代文明的规则。所谓价值观念，说到底是行为准则。人类的价值观，随着历史进程，是会变化的。我们究竟要发扬什么价值观？值得中国人反复深思。
人物周刊：您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有何期望？
袁伟时：我对未来十年有三点期望：
第一，企盼后五年不再出现以言贾祸的事件。
这太丢人啦！前五年能实现更好，但估计不容易办到。官员的观念提高和手中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及公民的监督，都是很艰难的过程。
第二，我对今后十年经济发展是乐观的，如果领导者不太蠢，不犯大错误，经济仍然会比较快速发展。但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关注：
一是私营经济能否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广东省政府的规划已明确规定它是主体）？是不是真的是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各个行业都能进入？在贷款和经济活动各个环节，是不是真正享受了平等的国民权利？事关经济自由是否落实，经济转型有没有扎实的制度基础，千万含糊不得。
二是财产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暴力拆迁，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的根源都与此难解难分。
三是希望十年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养老、国民义务教育、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都妥善解决，大部分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
首先是建立起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温总理讲的办学有自主权，师生都能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义务教育阶段则摒弃以培养“听话，能干”为指导思想的错误方针，以培养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为首要任务。
我不知道在别人眼中这些要求是高还是低。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当务之急，而只要有决心都是能办到的。做到这三条，中国的国际形象肯定会大大改观。
人物周刊：未来十年，从宏观方面来说，您担忧中国社会出现的局面是什么？
袁伟时：最担心官员的认识跟不上形势，从而在两个方面阻滞社会发展：
一是口头说改革开放，内心却根本不承认我国很多领域体制落后，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思进取，贻误改革。
二是官员思想上沉溺于阶级斗争多疑症，行动上摆不脱动用暴力手段（公检法机关）对付一切的习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悲剧英雄，加剧社会矛盾，一次又一次严重损毁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刊登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四期（2010年1月24日出版）
袁伟时VS杜维明 2010年12月14日 12:45:00 PM
时间： 2010年9月25日
地点：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主持：腾讯网 杨子云
杜维明,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及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世界哲学研究院院士。
杜维明倡导“文明对话”，创建了“对话文明”的理论基础理论，定义了中国文化是以学习和对话为特色的文化。他詮释的“文化中国”在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及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1985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激发了大陆知识分子从新认识传統文化的热忱。数十年来他在全球各地创造性地弘扬儒学精神，促使孔孟之道走向世界。他实践了儒家“做学问”的精神，为中国的哲学，艺术，伦理及宗教开辟了一整套的新思路，为儒家的“心学”在认识论及科学理性等领域中提供了新观点。他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如何对待“五四”？
子云：首先想请二位老师谈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和看法。袁老师一直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运动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这种说法有一点断章取义。我和袁老师是有一致的，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五四的贡献太大了，我们是它的继承者。我认为五四的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的贡献，他们对儒家传统作了严厉，彻底的批判，用放大镜拉近来检验，把儒家的不合时宜，劣质成分，及其阴暗面，放大显示出来。这种否定的本身，也是儒家传统的再创造转化的动力与契机。当时的文化精英们强烈地批判儒家传统文化所根据的逻辑是（他们有一种预设与判断）：中华民族为了自救，必须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这些观念，也是当时的儒学研究者和认同儒家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都接受的。
我的观点就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继承五四，因为他们有全面的批判精神与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得儒家文化得到一次洗礼。但是，对一种渊源流长的文明的全盘否定与拒绝，当然，有些学者用今天的观念套昨天，说当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它只是批判如三纲五常之类的劣质部分，如果查阅当时的主流报章杂志与学术论著，其主流主调与被导向的民意几乎一面倒，也许有些赞同，那种微弱的声音那里不被大潮掩盖。把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民族的没落的庞杂深邃的问题，全都归结在一个儒家文化头上，当然有些粗鲁与肤浅，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极端的预设前提下，就不能平心静气地了解判断我们自身传统的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到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形式，它的知识精英既要形成一种传统的批判意识，又要有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珍惜。没有理解、没有认同，也就不可能超越。的确，当时的精英们过分乐观了，他们认为只要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我们最普通的知识人也会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我非常同意杜教授的意思。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且跟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有一些差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从1912年——民国元年开始的。那时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与此同时，他和唐绍仪、汪兆铭等26人，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提倡“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如此等等。这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比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早几年，是跟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而发展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新阶段，很多东西在19世纪已经提出来了。它对传统文化不是一般世俗理解的全盘否定，只是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三纲以外的文化内容，它是没有否定的。所以杜维明先生提出来，新文化运动应该是肯定中国传统的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我非常赞同。剔除三纲的五常，是很有价值的。但我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是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假若仁、义、礼、智、信不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这些普遍的共同价值规范，应该是世界各国都可以接受，而且能够跟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基础。
杜维明：昨天在我们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梁涛先生共同举行了一个“儒学与人权”的学术思想论坛，纪念前不久过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荣退教授卜爱莲(Irene Bloom)。她在晚年的时候，集中讨论了孟子和人权的关系。
袁先生刚刚提到的有些观点，我基本上同意。有人提了这个一条思路，认为三纲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重新考虑三纲。我曾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一个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但是有学者不是这样看，这让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启蒙的，晚年时跟我说，你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提醒我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面，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像柏拉图所谓的理想，对此我也觉得很惊讶。这点我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而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儒家的基本的价值，三纲五常是个双轨的形式，一方面既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的问题，一方面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这样五伦的观点，因为是双轨，也就是互为约束，所以没有宰制。但是，我认为，三纲好是宰制性的，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思考。
三纲在《白虎通义》里面很有趣。讲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而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出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的话，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这中间也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的。所以，我基本上跟袁先生刚刚讲的是一致的。只是，我认为五伦、五常应该也是普世价值，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
所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大概要对它的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所引发的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子云：杜老师重视儒学，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感觉你是从伦理层面和道德层面在强调，而袁伟时老师始终都是从制度层面在强调。我想问杜老师，您觉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比如说你在哈佛做的燕京学社，其资金来源就是哈佛、燕京校友还有其他捐赠，是独立的。但现在北大这个高等人文研究院，如果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或来源于北大校方，是不是会影响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的附属体，那么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会从何而来？知识分子独立的依托点是什么呢？是宗教的自由发展？还是市场资本力量的发展？
杜维明：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我一直都有关注，也就是对政治、制度、文化在社会上的具体表现都很关注。若只关注在人伦、道德，可能有点片面，制度当然是很重要的。我基本的理解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相对的独立性，基本上从孟子所代表的精神开始，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有民本的观念。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风格，像钱穆他们讲的很多，相权（宰相的权）和皇权（朝廷的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不论有多少制约，皇权仍然是至高无上。
另外，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由来已久，有些是体制内的，就是谏议制度。他们对于朝廷的私欲横流，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也有很多不在政治体制内的，像大家熟悉的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绝对不是政权的附属体。但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误会，认为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是皮和毛的关系。我认为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发展中，虽然没有像西方政教分离的、纯粹是属于基督教传统或僧侣阶级的，但也是独立的。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开始的，它最突出的特殊性就是抗议精神。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参入体制有一个严厉批评：只要进入体制就不属于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作为知识分子，因为他是氢弹之父，他的研究绝对受到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仍然强烈地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还有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在政治体制之内的，就不属于知识分子。
参入体制内的问题，在法国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法国萨特是抗议精神很强的代表。还有另一位思想家，雷蒙•阿隆，他是戴高乐的左右手。写《人的命运》一书的马尔罗是文化部长，当然它们都属于体制内的。德国也一样，有很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德国大学教授很多是官员，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美国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有资格、有机会到华盛顿作参谋，能够介入政治，大家认为那是一个光荣。
不讲过去，就说现在，中国当代具有抗议精神的很多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很密切。比如王若水做过《人民日报》的主编，李慎之曾是社会作科学院的副院长。还有很多完全是在政治体制内部的，但是他们仍然有敏锐的批判精神。所以，我认为在政权内部，或媒体、企业各界，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都可以发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声音，不一定是反政府的，只要它体现良知与理性，都具有一种真诚的批判精神。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子云：您刚才举到了两个名字，我特别想说的是，他们都已经成了我们的网络敏感词，基本上成了不能出现的名字。在这个问题上，讲知识分子独立性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关系，还要请教一下袁老师的看法。
袁伟时：我是这样看，王元化先生对陈寅恪先生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的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这样的解释，我认为是非常勉强的。现代社会的上下级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与三纲的依附和服从格格不入。所以，三纲确实是像陈寅恪先生讲的，是无可疗救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现在的危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美化。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破坏、摧残传统文化，那是犯罪，我想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传统文化要保护没问题，要继承也没问题，要发扬也没问题，问题在你将传统文化放到什么位置上？这里面就要对时代有恰当的把握。我的理解是，每个古代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到17世纪以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方，即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各个方面的精华。
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这个文化高峰过去简单说是“西方文化”，我认为不够全面，准确地说是“现代文化”。这个现代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各种文化的精华汇集，凝聚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在1948年各个国家的代表讨论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宣言的基石是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终结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论争，将两种思潮的精华结合在一起。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的负面教训。于是，成就了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发展成为1948年12月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12月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它的内容成为判断不同国家和地区人类是文明还是野蛮、兴旺还是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尺；既是现代社会的标准，又是达到这个标准的必由之路。
当时有一股逆流——冷战。从更高的层次看冷战，是反文明、反对自由、民主的势力跟自由、民主、法治势力的对抗。
应该在这样整体的情况下，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是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天生弱点。例如，虽然有一些抗议精神，但是制度上没有形成分权制约，这是一个明显的弱点。另外，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它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的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东方社会要转化为现代社会时，会面临一个抉择：你要不要接受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和人民的福祉。
中国为接受现代文化整整付出了一百年的代价。这一百年怎么算呢？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整整六十年，经历六次战争，五次是对外战争，有一次是内战。六次战争加上自然灾害，造成1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然后才知道不能抵抗现代文化；经济上来讲不能抵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趋势。
进入20世纪以后，从慈禧太后推动清末新政开始，一直到30年代，一共37年。那个时候总的说来——特别在经济上是接受现代文明的，要改造中国的社会，从制度到思想文化都加以改造。那个时候有很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
到了40年代，中国开始迷茫了，从40年代到70年代末，迷茫了40年。40年代迷茫在哪个地方呢？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包括中间的民主同盟，都认为应该接受计划经济。中间派还认为在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之外，可以走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接受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与自由民主结合起来。接踵而来的是内战。发展到后来，就是中国30年的计划经济，包括个人自由受到不应有的剥夺那样的一个很大的迷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以后，这30年又扭扭捏捏回到接受人类共同文明的轨道。
概括起来，就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70年，100年是迷茫的，70年比较清醒，愿意接受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但是我们知识阶层的一些人现在还在制造各种藉口，来抵抗人类的现代文明。
一个藉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国家，对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但你就不知道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那样一个阶段，你不接受它，必然带来灾难。不少人至今不承认这个结论，还在拼命辩论这个问题，我想这太落后了。
还有一个藉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在它观照下，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这是无法回避的考题。
现在历史转折到了一个新阶段，假如中国人、中国的知识阶层想要在文化上有新的建树，就要看到世界大同年代到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经过冷战付出很大代价以后，现在世界大战危险没了，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危险也基本消失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区域化时代，世界政府的雏形或者说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浮出水面了。从政治上来看有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济上有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还有科教文组织、国际法院等等，都是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在这个时候，思想文化就要相应调整。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看不到这个变化，老想我要将儒家文化怎样发扬，没有想应该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理论，帮助人类更好地生活。
我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假如你还停留在康有为年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非常落后的一个理论。《大同书》是在1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设计的大同世界，没有私产，严格监控私人生活和言行；婚姻应该怎么样，家庭应该怎么样，全身毛发剃光，“一毛尽拔”，全都规定好了；荒唐之极。接受和实行他那个理论，等于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提早五十多年罢了。
现在面对新的世界情况，全球化的时代你怎么样找出一个新的理论，引导人类前进。比如现在，一些东方国家，某些伊斯兰国家甚至还没有走出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一百年的困境，仍然认为不应该接受现代文明。
反对西方中心论，这个藉口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澄清这些混乱。中国的新左派、国学派（不是杜先生，而是蒋庆他们），鼓动狭隘民族情绪。他们的观念非常落后，我听起来他们好像对世界历史缺乏基本常识。
中国对于21世纪应有的贡献
子云：我想，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政权站在儒家的后面，是不是这样？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但他没讲，也许是这样。回顾一下袁老师刚才讲的有几大块很重要，很多地方我是完全赞同的，很多有保留。
第一方面，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中间有一些天生缺陷，我认为需要讨论。第二方面关于近现代的问题。袁老师讲的是1912年，或者说鸦片战争一直到义和团那段时间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而从那以后，再发展就是比较灿烂的一段，当然在这光辉灿烂的70年中间，还有40年的悲苍与迷失。对于现在的情况，袁老师有几个基本的论点，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问题。西学所代表其实不一定是西方，它吸收了世界各文化的不同资源，所以它代表了一个现代文明。我认为，这个现代文明确实是主流的，未来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不可替代的，更不是大家必须认同的。如果对现代文明有疑虑，或反对现代文明，有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落伍的，为什么说落伍呢？它有西方中心论的支撑，这些人习惯性地认为，在西方之外的路没有路可走，就是应走出一条路，它也是跟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狭隘的国族主义连在一起的。袁老师认为，新左派、国学派等，都有着种特色，虽然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有共同语言。
袁老师刚才说的保护传统、发扬传统大家都知道，也没啥可讲的。我认为对待传统，最重要的是理解、认识和分析，也可以用严厉的批判的方式分析。刚才我提到过“轴心文明”。我以为，轴心文明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因为它的组成来源是多元多样的。袁老师说的现代文明，是1948年的《人权宣言》所代表的精神，比如说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当然这是现代文明的特色之一。而轴心文明发源于公元前第6世纪。从轴心文明发展到现代文明中间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有中国所代表的儒家、道家，有印度、犹太，基督，有拉美、伊斯兰、非洲等等。当然还有西方所代表的是东西欧及北美所体现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形态。我们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西化、现代化、全球化既是一根而发，又是多种多样的。
1948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提出来影响世界最重要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间，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在袁老师的论述中间，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袁老师认为重点在于发展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是需要不断发展的。
21世纪所碰到的许多问题，也是人类所共同遇到的问题。如人类的存活被威胁的问题，也就是人能不能很好的存活下去的问题。还有袁老师刚才提到大同观念，说世界真正走向了大同。我基本上也认为世界通过经济全球化确实是越来越整合了，但不是说统一，是整合了。这不仅是从国际的政治、制度的整合，也有文化的整合。这个整合跟以前像康有为所了解的大同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对个人的权力、个人的选择没有任何注重，对现代文化制度也没有关注。如果从21世纪向前看，第一个忧虑就是生态环保问题；至于短期的问题，是突然会爆发性的危险，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冲突，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性。我们现在掌握的大型杀伤性武器问题实在太多了，小冲突很可能变成大冲突，从而带来核危险。还有疾病，疾病是完全全球化的；另外，金融风暴也完全是市场经济下的全球化的。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再回来看，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而又沉重的代价。有些知识人，比如张灏，认为中国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被日本打垮。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有了自觉，以前对西方文化，从军事、政治、社会各方面还可以抗衡，后来都失败了。到了被日本打垮，中国才知道要彻底脱胎换骨，对中国文化本身基本上失望了，要回到传统没有可能性，一定要向前看。向前看就是袁老师刚才提到的现代文明的兴起，现代文明兴起的主要代表是西欧和美国。但要说明的是，西欧、美国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世界性的现代文明，因为把世界各地的精华都吸收了。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迷失了。
从鸦片战争，经过甲午战争然后到蔡元培、《新青年》这段时间，袁老师认为是比较光辉灿烂的。这段时间大家认同西方的价值，希望在西方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我对袁老师整个论述非常同情，但是在同情的基础上有一些修正。
当时，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这样的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改变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要有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也就是有其文化为基础。所以，现在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心态不改变，只是政治、制度的建构的改变是不够的。心态的改变和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自我理解相关，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自觉。
向西方学习的关系是什么？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需要珍惜与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更要需要继承与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当然不是那些劣质的成分。在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批判得够很多了。应该承认它的普世价值，如仁、义、礼、智、信。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精神团聚起来，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的同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的保护，这也就是说，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是相辅相成的。不批判阴暗面，对精华就很难吸收学习。
在另外一方面，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因为他们被向西方学习的这种极大的需求所激励鼓舞。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这种要急于进入现代的心态，与强烈的忧虑，强烈的不安全感紧密相连。这个过程到现在有些转变，尤其是改革以来，在发展转化过程中逐渐重新了解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不是死的东西，只要传统还活着，它的意义就会不断地深化与更新。假如它干枯了，人们不去关注了，这个传统也就死了。现在我们的传统没有死，我们需要重新回顾，重新认识我们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因此，袁老师刚才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第一，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其实从马克斯韦伯他们的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很蓬勃的。比如说在宋代，国内以及海上、陆上各方面都有贸易，市场经济是非常蓬勃的。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真正西方的资本主义。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工业革命后发展出来的，其中资本的动力非常大，和传统的市场经济不同。我们中国的市场非常活跃，仅仅市场活跃对整个社会彻底的转换是不够。中国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像李约瑟所做的一些工作。一直到17、18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相比，不一定落伍。比如说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它的长处。
第二，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相比，不应该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来相比，我们应该有更好的比较方式，这方面我不是专家，我不敢冒昧述说。我认为，双方面需要有一个比较的过程，我们要现代化，要知己知彼，就不能不能不比较。现在，皮特•伯格森提出，现代世界对西方大的潮流需要作出回应。其中一种回应就是强烈的抗拒，这主要是伊斯兰所代表的。而中国社会则很特殊。从历史上说，整个东亚社会，包括所谓的儒教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被西方吸引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像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非常大的吸引力，发展到现在有一个特殊现状。也就是说，在西方文化之外，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虽然不能完全与西方相比，但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说在日本、台湾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这个新的发展，不管用什么标准来比，都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的地方，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我们不能说台湾不民主，日本不民主，不能说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个改变将来可能会给其他的地方提供一些参照。另外，从民主的角度来看，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印度，不管是人数还是其他方面。他们有50多年的民主发展史，有一大批中产阶级，这也是印度在有些方面比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有亲和力与说服力的原因。
第三，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必讲多元文化，就是说各自有所不同。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叫着多元现代性的研究，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这确实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借口”可以解释的重要事实。我们认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现代性的可能。即使是说英美所代表的，也可以说是从西欧到英国、美国，是一次飞跃性的变革。我们不能用现代性的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是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现代性是西欧现代性的延长，也不能说是法国的、德国的，乃至北欧、意大利、英国的，这中间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美国的现代性和西欧的现代性有所不同，那么东亚的现代性也跟西欧不同，我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这样子。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曾经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法国没有大革命的传统，很难了解法国的现状；同样，如果德国没有德国强烈的日尔曼的民族主义，或者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东亚的现代性也需要认真对待传统，而且各有不同。就是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日本走的路，与韩国走的路、中国走的路就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越南也有所不同。
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在现代性中，传统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话，以前讲的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因为中国有现代又落后，有古有今。中国能不能从一百多年里走出个现代的今天，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学习西方的说法，就是中国如果要走出一条路来，对于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经过一个启蒙的深刻理解。要注意的是，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的批评，包含女性主义、社群主义，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这个中间相当复杂。而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
现代性是大同小异的
袁伟时：我想这样补充很好，这样讨论理解更加深入。但是我想是这样的：一个现代性或者是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就是说基本方面它是大同的。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法治这些都是共同的。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这部分我想大家的想法一样。
杜维明：我接受。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来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就达到袁老师刚才讲的几乎是所有的国际化：金融的国际化、旅游的国际化乃至运营的国际化、民主政治的国际化、法治的国际化。我认为大家都接受这个观念：越现代、越全球的东西，个人的选择就越多，个人需要自由的意愿就更强。但毫无疑问，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是不平均的。像我们现在还想要走所谓千年发展大计划，需要到2015年，现在又推长到2020年。在这个过程中间发展的速度不同。在达沃斯，认为通过经济、通过市场，贫富不均的情况可以解决。现在看中国也是非常好的，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可能是7年把1亿人脱贫，很了不起。但是，中国现在仍碰到的困难。中国整体经济已经是超出日本了。但是我刚到日本去，中国是国富民穷，所以整体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日本之上，美国之下；但是如果从人均所得，是在100名以下，要赶上小康的过程是非常困难。
另外看全球，像非洲、南亚、部分的东南亚中间的穷苦情况非常严重。中国现在也是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多元性的问题，出现了文化认同的大问题。袁老师刚才讲大同，所以担心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比如说国学派，只认为世界的价值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人认为《易经》中，可能就是科学在里面；有的认为重要的伦理都在《四书》里面出现了。现在还同时出现了区域化的问题。区域化就是欧盟、东亚。再来就是地方化，地方化也越来越明显。所以，袁老师刚才讲的民族主义，可能是很多地方是落伍了，是过时了，是反潮流了。不过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民族自信很重要。现在刚刚完全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大家现在不质疑中国本身了，以前大家对传统批判的力度太大了，现在我们对这个不质疑了。当然，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假如他不发展，假如对西方提出的挑战不作出回应，将来也要维持现状是有困难的。
民族主义的问题以及西方内部的困境
袁伟时：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不尊重各个民族原有的文化，要加以摧毁，不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中国来讲，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这里面有一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现在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是现在为止环保问题最好的对策、最大的成就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说，我们过去对环境的破坏非常厉害，反过来不如西方。环境保护的观念其实也来自西方。
杜维明：袁老师刚刚讲的我赞成，就是生态环保真正弄的好的，在科学技术上面真正能够充分现代的国家，也是在西方。举一个例子，就是在60年代，东京（欧美常不把日本当成东方）很污染，现在改进了。美国同样有很大的改进，欧洲也有很大的改进。
袁伟时：另外，我认为刚才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而日本因为没有充分现代化，政治上没有现代化，就招来军国主义，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
我想这个问题不要回避。现在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的障碍。有些国家的知识阶层，心态还停留在19世纪，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东方不少国家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中国经过一百年的惩罚基本解决了，也不够彻底。
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是为了抗拒外来的现代文明。有的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恰恰应了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讲过一句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者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
中国有民本的思想，我想这个人人都承认。但是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刚才讲的，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那些其实都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而且有夸大、美化的地方。宰相之类不过是皇帝一个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等于毛泽东要处理不顺眼的那些人，也是一句话。
杜维明：我加一句，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的自信，这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袁老师的这个批评，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因为受到现代西方现代化的刺激，我们的危机感与这些有直接的关系。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了，我常常说，我们现在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文化的声音是非常薄弱。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因素是非常强的。比如语言就很明显。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这些名字都是外来的，是通过日本传来的，以前中国没有哲学。日本的西周翻译出来的，中国没有社会学，也是从日本过来的。我想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不过大家没有接受，接受日本的社会。所以我认为西学的影响太大了。
但是，如果一天到晚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现代的因素，这也有危险，我也不赞成。袁老师说因为我们没有民本，所以没有发展成民主制度，这些我部分赞成。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西方或美国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两三百年的事情，里面也非常复杂。比如说，美国的女性好像要到60年代才能够投票，这个过程也很漫长，但是我们决不能以过去的缓慢速度为现在找借口。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的过程，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的地方。甚至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不同的核心价值之间的文明对话的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
如果照袁老师的思路，我要这样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等等问题，其中有精神的没落，有各方面大的问题，所以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来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的问题。个人的尊严以外，还有社会的和谐。这些问题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东方的普世价值。
刚才讲到中国的危险，但西方的危险同样太多了。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成为一个宰制性的国家，它不是一个体现自由民主的国家。甚至打伊拉克时，他们仅仅用一个猜测，也可以说是谎言。可以说美国社会内部的民主制度相对比较完善，三权分立，互为制衡。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更谈不上完善。不论金融货币，还是民主制度，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的时候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么文明对话更为必要。西方文化人对他们自己文明的缺失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的力更强大。
刚才讲生态环保，他们处理生态环保，处理各种女性主义的问题，比我们觉悟得早，也很严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最残忍的纳粹，极端的集体主义，或者最先进的自由民主的斗士，这些也都在西方文化中出现的。
我现在这样说一下，袁老师可能同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对东方文明、对中国文明，他们有所学习，有很多回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的斯宾格勒讲西方的没落，那个时候在法兰克福有建立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计划。中间什么人参加呢？西方的马丁布伯、荣格，年轻的海德格尔，西方最杰出的这些人物，他们真正研究《易经》。他们有《易经》研究会，还研究中医，提供了最好的关于中医的理论，这个地方我刚刚去过，他们建构的对话机制已经有三四十年。
二战以后就非常奇怪，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欧洲知识分子基本上认为，我们没有能力自救，美国的宰制性越来越强，达到了一种狂妄的地步。日本的殖民也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逆来顺受。美国从来都是傲慢的对待他们。学习文明是东亚的特色，更是中国人的特色，正因为有100多年的困难经历，正因为我们觉得非向西方学习不可的情绪，正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感觉失望，一批知识精英在“五四”以前，就经决心向西方学习了。在文革以前，中国向俄罗斯学习，也非常强大。现在大半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比对自己传统的文化得了解还多还广泛 ，特别对美国。可是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因为他们太傲慢，他们认为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在他们那边，它们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会出了很大的问题。现在他们除了金融问题，今后也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
我常常说个笑话：如果你懂两种语言，你是双语。数种语言，你是多语，如果你只懂一种语言，你一定是个美国人。在这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强得多。欧洲人懂英文的很多，懂邻国的语言的人比比皆是。可是，他们只有极少数的很人了解亚洲和亚洲人。更多的人却是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东西，我们有点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基础比他们的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往前看；现在看的都是过去的问题，和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十年、二十年以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格局。我现在不讲经济发展或者政治发展，我希望人们多讲文化的内容，文化的资源，比如说社会资本、文化能力、伦理智慧等等。
有一个报道说，中国是病了。我认为确实有病，但元气还很充沛。他们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超过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早就失去了诚信，如毒奶粉事情的发生。有玩笑说，上面的说，毒奶粉出现是下面的人搞的；下面的人说是农民搞的；农民说是牛的问题，牛说是奶的问题，奶说是草的问题，草说是土地的问题。所有的都是借口，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必需改变。但只要有元气，就有改变的可能。大家都对这一现象不满，也就是一个转机。
我也担心狭隘的民族主义。 自信心加强过头，可能出现排外的心理。越是年轻人，越有这个倾向。比如我在美国所接触过的中国年轻人，以前拼命要向西方学习，现在自大的抗拒的心情也非常强。只要西方对中国有所批评，他们就不能忍受。在这样的心态下，袁老师刚才讲的可以说是一种警告和借镜，我能够接受。袁老师刚才讲要有全局，对世界有全面开放的心态，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轴心时代所发展的这些文明，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但我有一点不赞成。袁老师刚才讲伊斯兰，片面了，需要仔细的考虑。伊斯兰变成今天这样，与欧洲，特别是英美对伊斯兰的宰制，关系非常非常大。在伊斯兰世界，以前在西班牙，与犹太教基督教共处，就有过宽松和谐的氛围。伊斯兰还统治过印度，也是如此。另外，像阿拉伯数字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创造的，它有一个非常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而且，假如没有伊斯兰文明，也不可能把希腊的古文明通过阿拉伯文带到西方，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就不可能。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冲击，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赞成你刚才讲的西方文化的全球性，它已经把中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吸收过来。但是，面对现在人类文明的困境，它现有的发展中间出了很大的缺失。
第一，它对自然没有足够的认同。从理念上来说，我们讲天人合一，不仅仅是在关注自然的层面上。西方的精神文明，我说的是启蒙以后，因为它是从反基督教出来的，对宗教有非常大的排斥，自然也不太关注。现在不同了，我们可以说，中国对于污染的情况，还没有西方人那么自觉。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也可能造成的负面作用。日本人和日尔曼人，已经得到了教训。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对我们自己的精神资源，理解的能够逐渐厚实一点，这一点我完全赞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有一种共识。我们能对将来的问题负出代价。像哥本哈根的那次谈论，我很失望。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说，你们发达的国家发展好了，排放过了，轮到我们，你们就说三道四了，限制我们。还有人认为，越能排放毒物，越少出钱，也就是等于谈判成功了。这个的后果，当然是大家都要付出与承受这种代价。这样大的课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好的出路。 站在人类共生的立场，中国人应当怎样做，只得我们大家注意。
儒表法里以及保守情结
袁伟时：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是有比较开放的心态，而且都赞成以批判精神来看待传统文化。但是我对中国的知识阶层里面有些思潮是很担忧的。比如，为了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有一些东西，我认为是强词夺理的。
现在很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作为一个学说研究，你可以分析哪一个是儒家影响，哪一个是法家影响。但是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他就在讲：儒家原来是非常完美的，后来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包括从《白虎通义》以来的那些东西；只要将法家的东西排除掉，剩下儒家的东西就没问题了。
我还要补充几句。陈寅恪先生不愧是大学问家，他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
“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2009年出版的一本跨文化研究丛书。它有一个总序，是丛书的主编周宁写的。我读书太少了，不知道他做什么研究的。那个序言第一段就说：“诸如理性、自由、民主、文明、进步之类具有普世道德主义意义的宏大观念，实际上都是现代西方现代扩张的意识形态，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业服务。”我说要命啊，居然有这样的高见！尽管披上后现代的华丽外衣，实际比满清权贵还落后！而且这类观点，是新左派的普遍的一个理念。
杜维明：假如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都当作一种后殖民主义，当作圈套，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为什么要强调要继承“五四”，为什么强调有批判精神，跟袁老师在这方面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假如你对传统文化的阴暗面不能批判，那么就无法更高层次地真实地继承传统文化。
另外一方面，袁老师刚刚讲的是，现在对传统文化认同的人多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当然是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严格批判的一个反击效应。这个反应可能过火。当时最保守的一批人，现在大家多推崇，保守的一批人中确实也有高明的，也有横跨东西文明的大师大德。像马一浮，他把《资本论》带到中国，掌握了十几种语言。他对西方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这种人与一些完全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如义和团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不同。
袁伟时：杜先生可能对国内情况不太熟悉。我告诉你，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批人，他们说什么叫宪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说：中国特色的宪政就是主席领导下的党政军一体化。
杜维明：我当然不赞成这样的讲法，这个且不说。另外，有一点你可以做参考，这个很有趣。清华最近成立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计划，就是研究法和礼之间的问题。它能不能做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它那种研究和你刚刚提的那种荒诞的说法有很大不同。我举个例子，在哈佛的法学院有一位韩国的学生，叫咸在鹤，他的博士论文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重视，它的题目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认为儒家礼乐的观念和宪法很相似。宪法在美国叫做调控系统或者控制系统，而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基本上是韩国的社会，中国也相似，礼所起的作用就类似与宪法的作用。礼和法不是相对的，因为礼有很大一部分完全像是现代英美的习惯法。
仁义礼智信是否合法
子云：我一直想提的一个问题和这个相关，之前你在南都的访谈中也讲到，“仁、义、礼、智、信”是相当于英美的习惯法，我对此有疑问。比如说，我觉得所谓的习惯法，它的前提是保障自由，是为了保障一些基本的权利约定俗称而来。而我们的仁、义、礼、智、信则是作为礼教，它的起源是官方的教化，之后逐渐沉淀下来，这样一种习惯法是官方认可的，而且是对某一阶层进行压制和管教，我认为不能叫习惯法。
杜维明：你讲的我大部分赞成，但是，你认为是压制、管教我不赞成。不赞成的原因是，这些官方，包括皇帝都很受限制的。皇帝是绝对没有隐私权的，一言一行都要求绝对公正， 压力很大。这个现象很普遍，我想中国的皇帝，也许可以有数据证明，大半不是英主，大半也不是暴君，以平庸之辈居多，很多年纪不大。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比如说官方的传统，他们起的作用不是很强。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朝廷，我们叫内朝和外朝和官吏制度之间的抗衡，在中国非常重要。
在日本，官也是公，私是对一般的人民而言。但在中国不这么简单，官、私、公这三种分开来。你看在明代把官、即朝廷当作一个私欲集团。黄宗羲讲过这个话，所以知识分子不认同朝廷，认同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知识分子关心的不是朝廷，更不是皇帝。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要分析，有些我是赞成，有些不太赞成。如果认为中国整个古代文明都是专制的，认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这样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不完整。而且，如果认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也是站不住的。中国西方的发展中间都有非常复杂的现象。
子云：我的感觉，礼教不仅仅是伦理和道德，其实它还是一套制度规范。包括怎么下跪，怎样去哭，死了个人怎么去哭。你怎么去走路，包括女孩子怎么笑……都是很仔细，而且它也固化成了制度，这一套东西就不那么可爱。而且，回到刚才最开始讲的，你说现在还有人提出要重新解读三纲。我觉得从三纲里找现代性可能是非常稀薄的。
杜维明：对于制度方面，你认为西方在前现代没有这一套吗？还有西方也有许多的礼俗，如束胸、缠腰，比包小脚还要厉害。因为缩腰，有的20多岁就死掉了。这一点一定要看到，不要总觉得东方的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文明，不能有这种自卑的心理。
对于三纲的批判，我也赞成。但是对于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些基本的儒家价值。乃至五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双轨的，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很多情况下，有很大的说服力。因此，中国很注重角色的分工问题──你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西方平等的观念，事实上我们也要加以分析的欣赏。比如今天，美国的两个最不平等的制度是大学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主宰员工，大学的校长主宰教员，这二者和中国相比，都不太自由。
子云：比如跨国公司我的理解，它可能在这种制度设计上，比如你是总裁，我是普通员工，可能是有区别的。但它的平等，可能主要是在人格上的平等。
杜维明：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层面。但是，说到人格平等的价值，在儒家传统里面同样非常深刻。比如社会各有分工，但是牺牲10%、5%的人而为了社会大众造福，也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精神的，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环保与科技
子云：另外，您一直提到环境生态，如果讲环保，讲生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大概是道家的资源更丰富。
杜维明：说道家的资源丰富，但道家不特别注重凡俗的人文世界。环保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科技，不仅是环保而已，道家反对人为的东西，不赞成机械，要回到自然。法家则提倡强制性的控制，比如耕和战。在这些选择之间，儒家所走的路子，是一条，既入世，又超越世俗的道路。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与把握，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子云：可我们古代的诸多科学家都是从道家出来的。比如天文，中国文化发展源头其实应该在天文学。还有医学等，都是有道家道教的影响。
杜维明：张衡是道家吗？他至少是过着儒家式的生活。从源头上说，天文学、数学等等都是源头，不能说天文是单一的源头。另外，李约瑟非常注重道家，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受道家影响很大，但是，他最好的学生席文，提出了质疑，中国很多科学技术也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说农业的技术、造船的技术。我们知道，造船的技术在明代发展的很高明，这个都是官方的。我们不能说中国主要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属于民间道家，而没有官方的支持，也没有儒家的因素。
袁伟时：但是，后来摧毁这些造船、航海技术的又是政府。
杜维明：我赞成，但还有其他原因。
张力奋：访“80后”史学家袁伟时 2010年12月14日 10:57:00 AM
(转载自FT中文网。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
应胡舒立之邀在广州中山大学讲课。席间，她谈起中大的退休教授、史学家袁伟时先生，说他过几天就80大寿了。袁先生退休前在哲学系执教，但其学术志趣却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他的文字和观点时常引发剧烈反弹，甚至酿成公共事件。
去年底，胡舒立离开《财经》杂志，另辟《新世纪》。她的名片上，又多了一个职位：中山大学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上任不久，她去袁伟时家拜访，请他出山，为她的本科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补读历史。这是袁教授1996年正式退休后，15年间，第一次重回讲坛正式授课。每周三个学时，讲满两年。
离开广州前，我跟袁家打电话，想访问他。他一口答应。近20年，中国的知识界，虽不活跃但故事不少。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2006年1月 11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下属《 冰点》周刊，因发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冰点》被令暂时停刊整顿，主编和副主编辞职。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坐，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这几天，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袁伟时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广东兴宁。再过几天，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读经济系。后北上到上海，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
“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是质疑当时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观点，也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我觉得，这说不通啊。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实是提高了，而不是贫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国外资料，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数据，最后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的导师好心地劝我，你这个论文交上去，一定会有麻烦。最后，我只好改写了一篇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我问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
他想了想，说。
“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这80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我的家人、朋友、编辑、记者。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
“第二，我要说一声道歉。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个革命年代，我受到过伤害，但是也伤害过别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尽力谨守良知。在复旦读研究生时，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做过的决定，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都曾伤害到别人。对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还要继续努力。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10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过去10多年，袁伟时挨的骂不少。不少人（包括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
“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最近来找袁伟时的，多半是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想听听他的说法。如何评价国父孙中山？共和与君主立宪，对中国，那条路更为上策？对袁世凯，可否三七开？不过，历史无法重写。我问，这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从清末开始，无论是变法改良，还是民国“临时约法”的订立，从国民党倡导“训政”，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坎坷经历。这是为什么？
“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 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170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在一篇访谈中，袁伟时写道：“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说过‘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应该学会这个道理：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强。”
门铃响起，下一拨赶来采访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问袁先生，他是个电脑迷。最近有热心人冒名开了他的“围脖”？他说，确有其事，现已关闭。“我1999年就开始上网，用电子邮件往来，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用电脑的历史很悠久，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在每天通过网上查阅新闻和资讯，朋友们也会转发给我很多信息。问我翻墙吗？我不翻墙。我没有耐心翻墙！”
“我一直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我匆匆打住采访。记者要拍照。天色转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和我们一同下楼，带大家去校园取景。他走路时，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轻。一头白发，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他边走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跑步，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4000米。后来，年纪大了，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园里，我每天走一万米，两次完成，每次1小时。”
我要赶航班，他给我指路。道别，我穿过中大老校区的大草坪，那里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样子。永芳楼前，站着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谭嗣同等民国人物的石雕像。不远处，是刚去拜谒过的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故居。每天，袁伟时在此地散步。中国人正在寻找前行的立国之路。
好书要捍卫和推进人类文明 2010年11月23日 2:26:00 PM
——答《深圳商报》记者钟华生
袁伟时
一、有关您与阅读
1.您曾说自己每天除了写作，基本都在看书，不看电影不看电视。那么，您在阅读时有什么习惯？比如，您喜欢在什么样环境下看书？会不会听背景音乐？看书时喜欢喝点什么吗？做读书笔记有什么习惯？
袁：我看书，安安静静埋头埋脑在书桌上看，口渴了，就喝点绿茶。要记下来的东西，就在书的扉页上做索引。不是自己的书，一般先复印再看，一样做索引。有所感悟，写眉批，或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2.您的藏书大约有多少？有什么特点？都放在哪里？
袁：我的藏书多少？没有统计。家里两间房摆满高至楼顶的书架，空间利用到极限了吧。另外还入侵饭厅，放了一个大书架，同样上接楼顶。在校外，一位朋友提供两间大房给我放书。
3.您平时如何购书？一个月会买几次书？平均每月买书大约花费多少钱？您喜欢去哪些书店？是否在网上购书？
袁：上一世纪买书靠跑书店。直至80年代，主要渠道是新华书店。计划经济时代，书也是按行政区域分配的。中山大学的新华书店是广州海珠区分店下面的一个门市部，书籍不多。所以还要经常到北京路新华书店和各区的新华书店跑。到外地也跑新华书店，北京则还有各大出版社的门市部和各区的旧书店。90年代开始，民营书店兴起，如广州的树人书屋（已关门）和学而优书店，北京的各大民营书店也是常客。在僵硬体制下挣扎了40年的中山大学新华书店终于含泪关门。迄今一有空，总要到校门口的学而优书店走走，他们的书比较齐全。
这几年也常在网上书店购书，主要是当当、卓越和孔夫子网。一般每月几百元就够了，碰上资料性很强的套书，则要掏好几千元了。比如《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广西师大出版社）走后门打了6.5折，还要五千多。
4. 您怎么看待电子书和电子阅读？对于现在比较流行的电子阅读器，比如Kindle、汉王等等，还有iPad，您认为它们对人们的阅读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袁：电子书非常方便，过去只有大图书馆入藏的大套书，包括四库全书，许多人电脑上都有了。80年代，我为中山大学在中山市的分校——孙文学院买一套价格很高的四库全书绞尽脑汁。现在我的电脑中就有《四库全书》！此外大约还有三千部电子书，很有用。汉王阅读器和ipad，可以用来读杂书和接收当下的信息，做研究工作，作用就有限了；将来资源丰富了，情况会改变吧。电子书是发展方向，前途无量；学会更好利用它，好处会日益显现。在我看来，如果能把小学、中学教材及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课外读物放到电子阅读器中，让他们甩掉书包，阅读、做作业都无纸化，既减轻负担，又大大提高阅读量，还可以节省资源，真是功德无量了。前提是出版社和制造厂商合作，把价格降到一千元甚至伍佰元以下。大批量生产，这个价位不难达到；现在山寨厂的电子阅读器只卖一千多元一台。我想，只要出版社有远见，三五年内在大中等城市推广，不会太难。
二、有关好书评选
5.在您看来，“好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书才能入选“年度十大好书”？
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各人的阅读需求也不一样，而且时代变了，人们心目中的好书标准也不一样。在我看来，符合三能（能提供新知识的，能安慰心灵、激励上进的，能帮助人们分辨是非、深入思考问题的）就是好书。
至于“年度十大好书”，代表当年出版水平，标准当然应该更高。高在哪里？1.信息增量大；2.捍卫和推进人类文明！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两条标准。
6．在您收到的此次评选100本入围书单中，您最想推荐的是哪几本书？为什么？
袁：我认为今年最好的书是江平教授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
1930年出生的江老，1949年满腔热情融入革命大潮，走出燕京大学校门，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被分配至北京青年文工团，选派至苏联学法律，貌似八九点钟的太阳，冉冉上升。1956年年底回国，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残酷的答案是1957年夏天和同在中国政法学院执教的留苏同学结婚一个星期就被划为右派，新婚一个月后离婚，从此掉入谷底，小腿也在强迫劳动中被压断。40万字记下了共和国灾难史，也记录了改革开放后回归讲坛，参与重大法律制定的曲折历程。
人民共和国宪法高悬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关心法治真谛、现状和障碍的中国人，都应该读读80高龄仍继续为法治呐喊的长者用智慧和实践写下的这本书。生怕中国传统中断和忧虑中国知识分子消逝的人们应该读读这部书，浩然正气在这里延伸，中国的脊梁没有被打断，一个高张独立性、批判性满腹经纶的巨人正站在您面前！这部书，让读者增长知识的同时，深受现代文明和现代道德的熏陶。
另外，章诒和大姐极力向我推荐齐邦媛的《巨流河》。她认为这是一部罕见的好书。我信服她非同一般的眼力。不过，我至今只看了内容介绍，来不及看这部巨著。
两部书有个共同点：一是通过个人遭遇记录了当代历史。二是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凄惨和刚毅。
7．在这100本书之外，您是否还有特别想推荐的好书？
我想以下几部书也是应该推荐的好书：
1．《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闻一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2．《并未远去的背影》，王彬彬著，2010年1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3．《失去的机会》，杨奎松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2010年6月。
4．《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5．聂圣哲著：《旅美小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7月。
2010年11月21日星期日
刊载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 C01版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 2010年10月20日 10:17:00 PM
——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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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痛定思痛，有些事应该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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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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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始建于明代而历经有清以来六代皇帝150多年营造，占地350公顷，拥有中外建筑师精心设计建造的二百多座各式建筑，汇聚了中西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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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1860年10月，这个文化宝藏被罪恶之手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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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被毁于英法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1860年10月6日，法国侵略军占领了圆明园，7、8两天，英法两方联手抢掠。看看当时在场的法军翻译官的记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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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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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们在这一场合分到的东西最多，因为他们有马匹，有弹药箱，还有车辆。他们利用了弹药箱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弹药箱都塞满的时候，他们又把放炮后用来冲洗炮管的水桶也都塞得满满的，最后他们甚至把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也都塞满了东西。”[2]

 英军也不后人。他们与法军一样防守抢劫。同时，为了掩饰罪行，抢掠伴随着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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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才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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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伙烧了；他们还说，在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Very nice）。”[3]

 18日开始，“火三昼夜不息”，整个个园子被彻底烧毁：

 “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4]

 还应指出，侵略者不但焚烧了圆明园，还焚烧、抢掠了万寿山、玉泉山等处。

 顺便说说，圆明园不但毁于侵略者，它还被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彻底戮尸，剥去最后一件内衣。

 19世纪，法庭无法审判胜利者。可是，任何权势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正直的人，正直的笔，记下了他们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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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时到今日，这场灾难一直遭到中外有识之士一致谴责。作为文明罪人，他们将遗臭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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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失了的三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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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
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藉口。

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类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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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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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
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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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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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亚罗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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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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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
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
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5]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
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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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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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
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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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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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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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
 4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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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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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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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6]，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
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

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

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
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怆惶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
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瞩目惊心！

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
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
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7]

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i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
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
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8]

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
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9]

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
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10]

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
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11]

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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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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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
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
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
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12]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13]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
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
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
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
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
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14]

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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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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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16]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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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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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一百年，至多不超过二百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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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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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在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第12—16页，10月5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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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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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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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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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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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45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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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拙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双月刊2002年第6期，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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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4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杭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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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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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夏燮：<中西纪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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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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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上，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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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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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2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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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540—54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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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16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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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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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 2010年10月8日 NaN:4::0( PM
——答凤凰网记者陈书娣
袁伟时
（1）能否谈一下大陆、台湾、美国等地域，对辛亥革命认识的分歧?
袁：真正的学术是全球性的，不以地域分界。以我阅读过的有关学术论著来说，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都没有。分歧仅在是坚持冷静、客观、全面的学术立场，抑是把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搓捏历史为本党本派的利益服务。至于一些小分歧，无关宏旨，不值得过多关注。
（2）辛亥革命时期，立宪与革命，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袁：从社会发展所付代价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汹涌澎湃的请开国会运动面前，清政府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具体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收益：
1.在立宪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兵不血刃实现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2.军事混乱时期很短，经济继续增长。
3．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被摧毁，宗法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1928年后才被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
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由于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步伐可能稍微缓慢而已。
损失：
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独立。
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
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
（3）您认为百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度，国民心态、精神面貌、世界定位等，有什么改进？
袁：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被铲除，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随之消失，个人自由和有关权利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毒素；加上思想改造、反右派、大饥荒和文化革命的折磨，中国知识阶层的脊骨被打断，自信、自尊的精神面貌降到历史最低点。其他阶层也处在严重被压抑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情况大有改善。但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私人生活受监控、私有财产横受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多少人胆敢畅所欲言？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权利意识觉醒成了无法阻遏的潮流，经过若干年努力，有可能恢复到民国初年的水平。
此外，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人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书写自己的意见，压制和封锁激起强烈反弹，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1945年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国家独立问题随之解决。不幸，随着内战爆发，经济崩溃，中国仍然是被蔑视的国家。30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可是，由于民主宪政尚未实现，被蔑视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改变。
（4）您认为辛亥革命与1949年，影响孰大孰小？
袁：1949年是旨在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开端，实际上只是更迭了少数民族政权的辛亥革命是绝对无法比拟的。
（5）辛亥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人物道德体系，您认为新的体系有没有建立？
袁：现代社会是在逐步清除污秽的过程中诞生的。新的道德体系也是在法治建立、健全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历史没有留给北洋政府足够的时间；国民党冀图脱离法治，孤立进行道德建设的新生活运动，陷入了失败的宿命。
（6）能否评价一下孙中山本人，及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
袁：总的说来，孙文终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可陈。1896年10月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孙文，帮助他暴得大名。他的全部作为概括起来是：
1.制定和宣传革命理论，成为革命的旗帜。
2.筹款，据有的史家研究总数50多万元。
3.推动建立同盟会和国民党。
4.1913年宋教仁案以后，一心一意用武力统一中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手中，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出让主权。
5.辛亥革命后至1925年逝世，发动三次战争：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1922年以后的北伐战争。
6.联俄容共，以俄为师，为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开辟了道路。
（7）我们不断谈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那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谈论？
袁：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周年庆典之类的尘嚣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这一历史事件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专题] 为什么纪念辛亥革命？
http://news.ifeng.com/special/history/xinhaigeming99/
深圳建设公民社会？老老实实学香港！ 2010-9-20 11:15:00(星期六)晴
香港商报：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提出深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您认为这是否深圳特区新的突破口？
 袁伟时：最近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一现象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发展到今天，改革已到了一个深水区，深圳非常迫切地要解决这一课题。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在此背景之下，温家宝总理今年8月在深圳重申邓小平的观点，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 20多年来中国政治改革始终挂在嘴边。当然，说完全没有政治改革，也不能简单地这么看，但总体上讲进展很慢。深圳此时提出建设公民社会，在我看来有几个重要背景：
 一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矛盾很尖锐；而经济水平提高，国际环境比较缓和，生存压力大大降低；解决体制改革重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均已具备。。
 二是公民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大大提高。100多年来政府官员总是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因为民众的素质低。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公民要维护自身的权利、自由，而官员素质跟不上，习惯性地用前现代的方法去对付，火上加油，使矛盾更加尖锐。这无非说明政治体制落后了，官员的观念落后了。
 三是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面临新的选择：要建立怎样的市场经济？是建立法治的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官商勾结谋取暴利？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公民参与，光靠政府不行。
 四是大中华地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慢慢整合。台湾与大陆，港澳与大陆的经济融合，两岸四地的关系要进一步发展，障碍在于大陆的民主、自由、法治水平与历史赋予的凝聚中心的地位不适应。中国统一之路在哪里？值得人们深思。
 五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而法治水平与社会的自由度常常成为招致疑惧、施压、对抗的根源和藉口。
 以上五大因素，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不能再拖延不决了。在此情况之下，政治领导人需要为整个中国的未来着想，为中国的统一着想，为更好融入世界着想，毅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民主、法治、自由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关系到未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看不到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的人恐怕很少，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都在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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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报：建设公民社会，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现实的路径？
 袁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8月在深圳道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还指出，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 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表面看来四平八稳，与民众的期待有很大差距。我认为这里面可能有些玄机。显然，国家决策层对深圳不光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考虑其他方面的改革。胡主席讲话提到“改革要在重要领域、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这句话很值得推敲。什么是“重要领域”？最重要的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问题”是法治、民主、保护公民自由。后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讲到，深圳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上取得成就，在若干年内让深圳的公民社会发展起来。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关键就看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有没有有没有当年改革先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胆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政治是敏感区，授权往往有限，既要有胆识，又要有智慧，才能有所作为。这是对党政官员的考验。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袁庚、梁湘……榜样在前，他们在更困难的条件下，闯出了一条生路，后来者有勇气向他们看齐吗？
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于9月6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特区新使命》，着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深圳提出的公民社会究竟是什么含义？需要观察。假如是狭隘地理解公民社会，把公民社会简单地看作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共产党领导下的社区活动，这是非常狭隘肤浅、非常低水平的公民社会。这可能成为再次可悲地拖延改革的盾牌。如果以此为契机，进行社会管理系统改革，对整个社会生活全面进行调整，有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一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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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报：在您看来，公民社会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
 袁伟时：我理解的公民社会包括几个方面：
 一是私人生活领域。公民权利，私生活、日常活动能不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不会随便受到干预、监控？深圳提出建设公民社会，这值得我们观察、关注。在中国内地，各方面干预私人生活的情况太多了。
 二是公共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公民能不能自由倡议？对政府的作为能否进行批评、监督？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讲过，公民有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此等等。不过，支票似乎没有好好兑现。这些都是现代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早已承诺的东西，需要在深圳得到落实。
 三是公民组织。公民应该有结社的权利，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单个公民太弱势，在强势政府面前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各个群体自己感到需要的组织，应该自由生长。要抛弃阶级斗争恐惧症，对自己的国家要有自信，不要老是疑神疑鬼，公民组织就会健康成长了。
 最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连杰在中央台访谈中说，壹基金可能要中断，因为挂靠在官办的中华慈善总会下面，两者发生了矛盾。此中透露的消息是，一个中国公民要做慈善，不得不接受官方控制，不能独立募捐，独立从事慈善活动。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恶果。深圳能否欢迎壹基金到深圳来，让李连杰的各种困难迎刃而解？如果这样办，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 深圳在公共领域、公共组织上目前并无什么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圳的媒体总体上比较差劲，远远比不上广州的媒体。不是深圳媒体人没有能力，而是受到很多管制。虽然广州的媒介体也被管制，也遇到很多问题，但相对说来自由度高于深圳的媒体。这种情况如果深圳领导有决心，马上可以得到改善。老是讲要让中国的媒体走向世界，但是就是不让深受读者喜爱、有公信力的媒体施展自己的抱负，一再冀图找一个乖孩子来代表自己的形象，脑袋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敢承认读者信息来源早已多元化，媒体必然优胜劣汰。深圳要建设公民社会，能否给媒体松绑，让他们有比别处更杰出的表现？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到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还拿不出真金白银出来，老百姓肯定太失望了。
 建设公民社会，就是看你怎么做，不是怎么说。一年内能否做出几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考验，一个政治家是不是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也体现在这里。

 香港商报：深圳建设公民社会如何破题？
 袁伟时：破题最关键的一步，是逐步扩大言论自由。不要再找藉口，怕“一放开就乱”。只要坚持法治，就不会乱。让大家充分地讨论，理性的声音就会占上风，极端的言论就会被辨明。一个多元社会，本来就该有多种声音。在多元的声音里，公民的智慧才会提高，理性精神才会生长。这是维持稳定最好的保障。那种以维稳为藉口打压多种声音的做法是错误的。

 香港商报：不久前，港人在处理菲律宾人质事件上的静默游行等表现，让世人见识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在建设公民社会方面香港是否有可供深圳借鉴之处？
 袁伟时：深圳在社会管理、发展上远远赶不上香港。香港法治健全，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公民社会已很成熟。在这方面深圳应老老实实向香港学习，争取经过5年左右时间，能够达到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对深圳来说就是个大飞跃了！
 80年代香港的贪腐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都很健康，深圳应以香港为镜子，对照差距，努力赶上香港，勇敢与它融合，这是最具体的深圳前进的方向。邓小平不是说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吗？深圳应该当仁不让，实现他的遗愿。

 原载深圳报业集团《香港商报》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A16版
 发表时有删节，这是没有删节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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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定位及其他 2010-8-30 11:34:00(星期六)晴
昨天接到友人电话，才知道我的一篇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兄访问的记录稿——《书、互联网、朋友和世界》上了网。
用谷歌搜索，发现已经贴到一位朋友的网易博客上，源头是《信孚教育》，而且将该刊编者的按语也保留在上面了。
按语中有些对我很不恰当的评价。看了后非常不安，理应向读者道歉！
我的博客都是年轻人帮我管理的，有什么重要反应，他们也会告诉我。我只偶尔上去看看。
不必责怪这些热心、能干的年轻人。这篇访谈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后，我同意在《信孚教育》上发表；但不知道他们加了这样的按语！
借此机会，我想说说自我定位。
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笼子里长大的，总的说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亏。
比我大十岁左右的学者，都有机会自由接触中西学术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这一代望尘莫及。至今仍在孜孜不倦著书立说的典范是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还有105岁的周有光先生。他们发聋振聩的狮子吼，常使我辈汗颜！
上一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只要有志老老实实做学问，坚守学术良知，也能广泛接受中西学术文化熏陶，成为基础扎实，眼光广阔的学人。他们的成就，着实让我欢欣鼓舞！
我的同代人中，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通常是在80年代开始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冷静地观察社会，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
我天资中等，自我感觉有两条优点：第一，心直口快，不愿人云亦云，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第二，不算太懒，年底就要晋升80后了，仍然早午晚坐在电脑台前看书写字。
当同学、同事大都含饴弄孙、享受生活之际，我仍然劳作不息，为的是什么？
一是按照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标准，已经是“三等残废”：其貌不扬，五音不全，鸡手鸭脚，只会读书写字。当健康状况出乎意料那么良好的时候，我除了干老本行，实在找不到新的职业。
二是历经人世沧桑，目睹有些人或是欺世盗名，胡言乱语；或是糊涂懵懂；心中有话要说。
说了，尽了自己的责任。说了，同任何人一样，肯定有对有错。外界的毁、誉、支持、打压，均一笑置之，并解读为社会的缩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的斑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说的是研究者均能看到的事实，理据都是现代公民理应知道的常识。一堆大实话，水平实在不高。
我的卑微愿望是自由自在地思考，自由自在地说话。说句悄悄话：这也许就是大地和人民的苦难日益消退的象征。
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二） 2010-8-2 9:47:00(星期六)晴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凤凰周刊：一场战争的失败，如何引发了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启蒙的成果。这种启蒙工作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做了，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就讲到外国有国之公会，是实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从法律，政府、议会都尊重国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这样的启蒙活动主要是由西方在华人士——大部分是传教士——来完成的，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还有他们办的很多教会学校，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力也是外国传教士。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了解现代文明的进程。他们站出来大声疾呼，说中国再不变不行了。其中特别深刻的是严复，而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在努力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凤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问题，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张？
袁伟时：现在史学界很多人有个共识：戊戌变法所以会失败，慈禧太后的专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鲁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变服装啦，要改变纪年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可在传统文化看来却是一个政权的命根子，康有为偏要从这里下手。另外他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判断不准确，居然挑动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慈禧当时是支持变法的。光绪和康有为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们好像惟恐反对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将很多官员撤掉，一下子又想将很多只懂传统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出路断掉，制造了大量敌人。
凤凰周刊：类似剪辫子之类，其实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思想领域的斗争里，总有些矛头要指向辫子、小脚之类？
袁伟时：这些都是激进分子的幼稚病。他们学西方文化，学现代文明，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到最后则变成利益驱动。现在那些提倡读经、穿汉服什么的，都很好笑。个别人是真诚的“国学”迷，但颇多搞读经和办私塾的，不是真正要发扬传统文化，而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给民众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比如西式服饰、语言和生活习俗的传入，使得剪辫子、穿洋装、改礼节等新面貌，逐渐出现于古老的中国人身上。这其中既有民间的好奇和自发追崇，也有很大力量来自官方的宣扬推动。为何当时的的统治阶层会有这样的考虑，要改变“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否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伟时：这些改变是很自然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实用、美观，自己感觉到舒适，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长辫子很麻烦，但是你剪一个短头发，卫生，方便，美观。要是穿长袍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广了。公权力不应该干预公民的私事，而应该把改革的关键问题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们，也拼命抨击新文化运动。其实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根本不了解。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伴随思想变革，这个思想变革就是新文化运动。它要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专制成分，普及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文化断裂”云云与新文化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从1911到1949，特别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么断裂？！没有思想变革，中国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离开新文化运动，现代化不过是镜花水月。
激进思潮与历史的回头路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之后百年，西方传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渐成为几代中国进步人士追求的目标。有一种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机来临，专制政权的民主改革才会被迫迈开步子。您有何评价？
袁伟时：民族危机到来时，为了寻求民众的支持，统治阶层往往向民众让步，开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带着“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将这个观点绝对化。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变革的作用。
市场经济加现代文明知识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权利意识，成为制度变革的强大基础。比如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国一成立，那些军政大员包括原大清帝国的高官，异口同声都是民主，法治，军人不得干政，司法要独立。尽管他们说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驰，但在思想观念上也认为现代政治制度是对的，不遵守是理亏的。民国初年那些军阀要执掌政权，都要想办法利用国会。大家不是骂曹锟贿选吗？另一方面说明他知道，想要当大总统，还是要收买选票——有了投票这个程序，统治才有合法性。
凤凰周刊：为何几代人努力至今，仍然举步维艰，有太多的常识需要普及？在您看来，是鸦片战争的炮声依然没有震醒中国人，还是阻碍民主进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并且能够修补自身漏洞？
凤凰周刊：当权者的专制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光指责这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许多民间进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鲁莽，也会推迟民主政治的到来。
凤凰周刊：比如刚才您提到康有为就很鲁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弹。
袁伟时：对。民国初年中国宪政为什么不能巩固？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太幼稚，太极端，是当时激进主义的代表。
孙中山是国民党主要领袖，他不顾客观实际硬要发动二次革命，不但国民党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宪政的进程断送了。
民国初年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当时所以能够实现南北统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协，同意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让他当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重申虚位以待，未来的大总统非你莫属。1912年8月，孙中山、黄兴到北京面见袁世凯，双方达成默契：未来十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他们则去发展实业，修20万里铁路。
可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力图通过选票，一下子把权力从袁世凯手上夺回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这个幼稚的想法从民国元年就开始出现了。
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当时宋教仁曾经提出来要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坚决反对。但是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了，宋教仁他们在孙中山支持下，马上变脸。没有和袁世凯商量，就制定《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无非是做好圈套让袁世凯钻：当虚位大总统，国家权力仍然在国民党手上。后来更发展到打算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有人主张黎元洪来当，有人主张黄兴来当。不管是黎还是黄，内阁总理都将是多数党领袖宋教仁——这就是要改变当时整个政治格局。国民党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让民主政治走上正轨，而是一下子就想通过政体的转变，把行政权夺回去。他们没有考虑，实力最强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会同意这样的改变吗？如果不同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中国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轨道，要特别注意这种激进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批评激进主义。我说批判激进主义是对的，可惜找错了对象：那些朋友以为思想启蒙、宣扬现代政治的进步观念，就是激进主义。于是，起劲批评新文化运动。错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是国民党，是那些力图立即夺取权力的革命派，他们才是不顾实际的鲁莽的激进派。倘若按照清末宪政的路子，循序渐进，推进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议会，民主宪政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生长出来。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不顾实际，造成很大损失。结果是一再走回头路，一次又一次从原点再出发。
凤凰周刊：实际上一百多年来我们频繁地走回头路，您觉得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某种规律存在？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是瑰宝；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应该保护起来。至于哪些进博物馆，哪些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长，那是自然选择过程。让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预公民的创造和选择，文化就健康成长了。
历史的教训是老百姓喜欢的，有些人总是搬弄“民族大义”之类的大棒加于打击、压制。裤脚多宽，袖子多长，扣子应该扣几个，成了纯洁与腐朽的分界线！文明，文化，没有国界。我们一再选择错误的道路，说明现代文明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植下根来。
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在自己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人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摸索、改进。比如从19世纪乃至更早就不断折磨人类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自相大规模残杀？如此等等。年轻的中国知识阶层一打开国门，就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可是，中国没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来解释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够变成那些极端思潮的拥趸。
凤凰周刊：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中国没有自己生长出现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断从外面去学习，去“拿来”。
袁伟时：对，而且你学和拿的时候，又不是学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论怎么变，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护财产所有权是不能变的，这是现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线。守住现代文明的底线，局部错误是容易纠正的。比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一大批企业国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线，看到国有企业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国，面对世界性难题，搞出一个罗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就把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最后以1991年苏联的瓦解吹响冷战的终结号。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历史问题，还是要着眼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
原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7月25日出版）第92—95页（续完）
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一） 2010-8-2 9:46:00(星期六)晴
——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2010年6月21日）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凤凰周刊：您在《晚清大变局》中曾经讲过，“经世致用”是源自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统治阶层基本就是用这一思潮来应付困境。
袁伟时：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思潮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然而主线很清楚：一个是儒学裂变，另外一个是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碰到的问题在中国原有的知识框架里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应对自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对的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两个体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国不如外国”。这种情况下，必然面临知识更新问题。有好多开明的官僚、士绅，用“经世致用”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外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这对中国转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原有特质，尤其是 “道”不能变。于是它也可能变成抵抗外来思想的堡垒，从而产生很多矛盾。
凤凰周刊：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张走得更远一些的，也有很多坚持“中学为体”的。
袁伟时：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冯桂芬为代表，提出“中体西用”的纲领，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但没有成为主流思想。问题在外国人即所谓“蛮夷”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性。大部分人坚持认为，华夏文明从根本上比蛮夷文明高尚、高明。
凤凰周刊：就是坚持“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
袁伟时：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师夷长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广东的梁廷枏是学界重镇，他撰写的《粤海关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国，不是顽固派。但他坚决认为：“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夷氛闻记》）直截了当批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对天朝的侮辱。这表明儒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阻力非常大。不要讲整个制度的改革，就连细微末节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碍。鸦片战争之后，基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传统的观念，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有些人把外来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碍。外来侵略当然要反对，但唯一的办法是先学习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却走向另外一条荆棘密布的路。
凤凰周刊：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哪里呢？
袁伟时：思想上的障碍主要是“天朝上国”不用向“蛮夷”学习，相应地顽固地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体系，极力阻碍中国人冲破网罗成为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华的权利主体。从制度上来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抵抗商业化——市场经济制度。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什么东西都讲仪礼、体制——那些不是实质问题，只是一些很枝节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好笑，当时朝野官绅却认为是关乎国家体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业化，导致很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都被拒绝。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轮船进入到中国来，开始搞航运业。这时候中国的商人非常敏锐，马上冀图发展自己的航运业，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纪，很多所谓外国的航运企业，大批资金是中国商人的，其实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资、合资企业，一模一样啊！李鸿章是中国航运业很重要的推动者，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但是19世纪60年代，商人们申请购买轮船发展航运的时候，他死活不批准，实际上限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商业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它在中国不能顺畅发展，不是中国商人不敏锐，也不缺经商的才华，问题在官方要垄断经济活动。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些，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另一个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办得不好，亏钱的很多。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万多人，面积相当于香港70%，人口约一半，这个城市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公司，不具普遍意义。
凤凰周刊：中国的现状又是怎样的？
袁伟时：中国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大堆数据，证明中国现在没有“国进民退”。但银行的贷款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投入和产出很不相称。中国人创造的大量财富，投入到产出不高甚至亏本的国有企业里面。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虽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顽强的生命力，占据整个经济的相当大分量。政府应该尽职尽责，努力支持民营经济，不要再上演亏本国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诞剧，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抓住这个关键，才会有真正的经济转型，中国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维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宪政
凤凰周刊：进步思潮遭到官方压制是当时的情况，不过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会变化，传统的“重道轻艺”、“重农抑商”观念都受到怀疑，发展工商业的想法逐渐由民间呼声上升为官方政策，比如洋务运动。这些变化的实质如何？
袁伟时：官方确实有些变革，比如办工业，既办军用工业也办民用工业，但还是官僚垄断。有些企业明明是私商办的，也要“官督商办”。
鸦片战争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领域都有所变革，但是都非常艰难。经济领域的变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场经济。对清政府来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它认为财富应该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愿意民间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历史上商人有多次发展海外贸易的冲动，官方竟然狠狠打压：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贸易，甚至船上带粮食、铁器都有数量限制，正常的商业变为犯罪。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盗，中国丧失掉转型的强大动力。可是西方国家官商合伙，武装起来，依靠商人进行商业冒险活动，成功发展起来了，推动现代社会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这些格格不入，经济领域的这些束缚，鸦片战争以后继续在发挥作用。
凤凰周刊：甚至在后来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国与民争富”的话题在很多时期都有争论。
袁伟时：对。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经济、私人工商业、私人大富豪，都是应该打击的对象。
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来，官办企业办一两个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给商人去办。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则说，发展经济，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处理好私商与政府的关系。到70年代，郑观应更大声疾呼，不但要靠私人来发展经济，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轮船，也应该交给私人去经营。利益决定私商认真经营，提高产品的质量，否则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传统文化里面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铁路，就不能经过某些关口，说破坏了风水，给外敌入侵开路。特别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圆百里都不能修铁路，以免惊动先帝！
凤凰周刊：这些观念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所改变呢？
袁伟时：甲午战争，中国人历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以后，官方才转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他们就转过来了。到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等人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视市场的完善。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代，又逐步进入官办企业垄断时期，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经济领域，不管办什么企业，总要官方批准，设置很多障碍，为贪污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办企业的难易是判断国家和地区开放程度的温度计，非常灵敏，非常准确。
凤凰周刊：接下来谈政治领域的变革思潮，中国知识阶层提出了“维新”的口号，慢慢发展成“革命”。
袁伟时：对。在维新思潮起来以前，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张，其中包括要开国会，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了。冯桂芬、郭嵩焘他们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问题。先驱们一再批评学西方，没有学到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他们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国会，在他们的民选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们的法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到手，官商之间，官民之间，关系就不正常了。
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推动了中国各个领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新政，进行了五个领域的大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绩最显著的是教育改革。废科举，将中国教育推入现代教育轨道。
第二是经济改革。从原来着重发展官办企业，变成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非常卖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第三个是司法领域的改革。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确立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民事刑事诉讼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变行政、司法不分的传统，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检察院，推动司法独立。
第四是外交体制改革。彻底抛弃“天朝上国”观念，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和异邦平等相处。
第五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官方从上到下在全国进行公民权利义务和宪政教育；这样大规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县为基本单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让中国人和军政大员逐步适应民主政治。
有些学者把这些改革称为“新政革命”。可惜，百年来不少当权的政治家不了解这些改革的深远意义，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断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点另类气息了？
凤凰周刊：为什么这些改革的成果没有留存下来呢？
袁伟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关键时刻不能当机立断。1910年各省咨议局组成联合会，领导了全国几次要求实行宪政的请愿，提出在1911年就实行宪政。迫于民间的压力，清政府颁布圣旨，说中国人实行宪政的条件不够，还是要准备好才行——但是可以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间，提前在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宪政。不过，宣统三年革命就爆发了，再也没有宣统五年了。机会稍纵即逝，统治阶层不能当机立断，断送了清王朝。
凤凰周刊：就算革命没有爆发，给清政府时间，您觉得它的宪政改革能成功吗？
袁伟时：我估计会成功。因为各方面已经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长，公民社会在生长，全国和各省的议员很敢讲话，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为什么会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政权，不论知识阶层还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愿意接受所谓异族的统治，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耿耿于怀。假如当时当机立断，立即实行宪政的话，这个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 2010-8-2 9:44:00(星期六)晴
袁伟时：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
——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2010年6月21日）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凤凰周刊：您在《晚清大变局》中曾经讲过，“经世致用”是源自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统治阶层基本就是用这一思潮来应付困境。
袁伟时：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思潮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然而主线很清楚：一个是儒学裂变，另外一个是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碰到的问题在中国原有的知识框架里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应对自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对的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两个体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国不如外国”。这种情况下，必然面临知识更新问题。有好多开明的官僚、士绅，用“经世致用”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外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这对中国转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原有特质，尤其是 “道”不能变。于是它也可能变成抵抗外来思想的堡垒，从而产生很多矛盾。
凤凰周刊：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张走得更远一些的，也有很多坚持“中学为体”的。
袁伟时：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冯桂芬为代表，提出“中体西用”的纲领，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但没有成为主流思想。问题在外国人即所谓“蛮夷”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性。大部分人坚持认为，华夏文明从根本上比蛮夷文明高尚、高明。
凤凰周刊：就是坚持“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
袁伟时：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师夷长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广东的梁廷枏是学界重镇，他撰写的《粤海关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国，不是顽固派。但他坚决认为：“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 （《夷氛闻记》）直截了当批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对天朝的侮辱。这表明儒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阻力非常大。不要讲整个制度的改革，就连细微末节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碍。鸦片战争之后，基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传统的观念，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有些人把外来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碍。外来侵略当然要反对，但唯一的办法是先学习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却走向另外一条荆棘密布的路。
凤凰周刊：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哪里呢？
袁伟时：思想上的障碍主要是“天朝上国”不用向“蛮夷”学习，相应地顽固地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体系，极力阻碍中国人冲破网罗成为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华的权利主体。从制度上来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抵抗商业化——市场经济制度。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什么东西都讲仪礼、体制——那些不是实质问题，只是一些很枝节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好笑，当时朝野官绅却认为是关乎国家体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业化，导致很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都被拒绝。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轮船进入到中国来，开始搞航运业。这时候中国的商人非常敏锐，马上冀图发展自己的航运业，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纪，很多所谓外国的航运企业，大批资金是中国商人的，其实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资、合资企业，一模一样啊！李鸿章是中国航运业很重要的推动者，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但是19世纪60年代，商人们申请购买轮船发展航运的时候，他死活不批准，实际上限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商业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它在中国不能顺畅发展，不是中国商人不敏锐，也不缺经商的才华，问题在官方要垄断经济活动。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些，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另一个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办得不好，亏钱的很多。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万多人，面积相当于香港70%，人口约一半，这个城市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公司，不具普遍意义。
凤凰周刊：中国的现状又是怎样的？
袁伟时：中国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大堆数据，证明中国现在没有“国进民退”。但银行的贷款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投入和产出很不相称。中国人创造的大量财富，投入到产出不高甚至亏本的国有企业里面。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虽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顽强的生命力，占据整个经济的相当大分量。政府应该尽职尽责，努力支持民营经济，不要再上演亏本国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诞剧，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抓住这个关键，才会有真正的经济转型，中国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维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宪政
凤凰周刊：进步思潮遭到官方压制是当时的情况，不过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会变化，传统的“重道轻艺”、“重农抑商”观念都受到怀疑，发展工商业的想法逐渐由民间呼声上升为官方政策，比如洋务运动。这些变化的实质如何？
袁伟时：官方确实有些变革，比如办工业，既办军用工业也办民用工业，但还是官僚垄断。有些企业明明是私商办的，也要“官督商办”。
鸦片战争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领域都有所变革，但是都非常艰难。经济领域的变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场经济。对清政府来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它认为财富应该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愿意民间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历史上商人有多次发展海外贸易的冲动，官方竟然狠狠打压：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贸易，甚至船上带粮食、铁器都有数量限制，正常的商业变为犯罪。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盗，中国丧失掉转型的强大动力。可是西方国家官商合伙，武装起来，依靠商人进行商业冒险活动，成功发展起来了，推动现代社会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这些格格不入，经济领域的这些束缚，鸦片战争以后继续在发挥作用。
凤凰周刊：甚至在后来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国与民争富”的话题在很多时期都有争论。
袁伟时：对。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经济、私人工商业、私人大富豪，都是应该打击的对象。
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来，官办企业办一两个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给商人去办。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则说，发展经济，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处理好私商与政府的关系。到70年代，郑观应更大声疾呼，不但要靠私人来发展经济，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轮船，也应该交给私人去经营。利益决定私商认真经营，提高产品的质量，否则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传统文化里面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铁路，就不能经过某些关口，说破坏了风水，给外敌入侵开路。特别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圆百里都不能修铁路，以免惊动先帝！
凤凰周刊：这些观念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所改变呢？
袁伟时：甲午战争，中国人历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以后，官方才转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他们就转过来了。到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等人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视市场的完善。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代，又逐步进入官办企业垄断时期，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经济领域，不管办什么企业，总要官方批准，设置很多障碍，为贪污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办企业的难易是判断国家和地区开放程度的温度计，非常灵敏，非常准确。
凤凰周刊：接下来谈政治领域的变革思潮，中国知识阶层提出了“维新”的口号，慢慢发展成“革命”。
袁伟时：对。在维新思潮起来以前，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张，其中包括要开国会，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了。冯桂芬、郭嵩焘他们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问题。先驱们一再批评学西方，没有学到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他们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国会，在他们的民选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们的法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到手，官商之间，官民之间，关系就不正常了。
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推动了中国各个领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新政，进行了五个领域的大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绩最显著的是教育改革。废科举，将中国教育推入现代教育轨道。
第二是经济改革。从原来着重发展官办企业，变成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非常卖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第三个是司法领域的改革。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确立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民事刑事诉讼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变行政、司法不分的传统，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检察院，推动司法独立。
第四是外交体制改革。彻底抛弃“天朝上国”观念，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和异邦平等相处。
第五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官方从上到下在全国进行公民权利义务和宪政教育；这样大规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县为基本单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让中国人和军政大员逐步适应民主政治。
有些学者把这些改革称为“新政革命”。可惜，百年来不少当权的政治家不了解这些改革的深远意义，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断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点另类气息了？
凤凰周刊：为什么这些改革的成果没有留存下来呢？
袁伟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关键时刻不能当机立断。1910年各省咨议局组成联合会，领导了全国几次要求实行宪政的请愿，提出在1911年就实行宪政。迫于民间的压力，清政府颁布圣旨，说中国人实行宪政的条件不够，还是要准备好才行——但是可以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间，提前在宣统五年（1913 年）实行宪政。不过，宣统三年革命就爆发了，再也没有宣统五年了。机会稍纵即逝，统治阶层不能当机立断，断送了清王朝。
凤凰周刊：就算革命没有爆发，给清政府时间，您觉得它的宪政改革能成功吗？
袁伟时：我估计会成功。因为各方面已经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长，公民社会在生长，全国和各省的议员很敢讲话，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为什么会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政权，不论知识阶层还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愿意接受所谓异族的统治，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耿耿于怀。假如当时当机立断，立即实行宪政的话，这个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凤凰周刊：一场战争的失败，如何引发了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启蒙的成果。这种启蒙工作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做了，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就讲到外国有国之公会，是实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从法律，政府、议会都尊重国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这样的启蒙活动主要是由西方在华人士——大部分是传教士——来完成的，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还有他们办的很多教会学校，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力也是外国传教士。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了解现代文明的进程。他们站出来大声疾呼，说中国再不变不行了。其中特别深刻的是严复，而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在努力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凤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问题，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张？
袁伟时：现在史学界很多人有个共识：戊戌变法所以会失败，慈禧太后的专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鲁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变服装啦，要改变纪年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可在传统文化看来却是一个政权的命根子，康有为偏要从这里下手。另外他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判断不准确，居然挑动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慈禧当时是支持变法的。光绪和康有为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们好像惟恐反对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将很多官员撤掉，一下子又想将很多只懂传统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出路断掉，制造了大量敌人。
凤凰周刊：类似剪辫子之类，其实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思想领域的斗争里，总有些矛头要指向辫子、小脚之类？
袁伟时：这些都是激进分子的幼稚病。他们学西方文化，学现代文明，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到最后则变成利益驱动。现在那些提倡读经、穿汉服什么的，都很好笑。个别人是真诚的“国学”迷，但颇多搞读经和办私塾的，不是真正要发扬传统文化，而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给民众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比如西式服饰、语言和生活习俗的传入，使得剪辫子、穿洋装、改礼节等新面貌，逐渐出现于古老的中国人身上。这其中既有民间的好奇和自发追崇，也有很大力量来自官方的宣扬推动。为何当时的的统治阶层会有这样的考虑，要改变“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否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伟时：这些改变是很自然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实用、美观，自己感觉到舒适，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长辫子很麻烦，但是你剪一个短头发，卫生，方便，美观。要是穿长袍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广了。公权力不应该干预公民的私事，而应该把改革的关键问题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们，也拼命抨击新文化运动。其实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根本不了解。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伴随思想变革，这个思想变革就是新文化运动。它要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专制成分，普及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文化断裂”云云与新文化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从1911 到1949，特别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么断裂？！没有思想变革，中国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离开新文化运动，现代化不过是镜花水月。
激进思潮与历史的回头路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之后百年，西方传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渐成为几代中国进步人士追求的目标。有一种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机来临，专制政权的民主改革才会被迫迈开步子。您有何评价？
袁伟时：民族危机到来时，为了寻求民众的支持，统治阶层往往向民众让步，开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带着“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将这个观点绝对化。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变革的作用。
市场经济加现代文明知识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权利意识，成为制度变革的强大基础。比如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国一成立，那些军政大员包括原大清帝国的高官，异口同声都是民主，法治，军人不得干政，司法要独立。尽管他们说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驰，但在思想观念上也认为现代政治制度是对的，不遵守是理亏的。民国初年那些军阀要执掌政权，都要想办法利用国会。大家不是骂曹锟贿选吗？另一方面说明他知道，想要当大总统，还是要收买选票——有了投票这个程序，统治才有合法性。
凤凰周刊：为何几代人努力至今，仍然举步维艰，有太多的常识需要普及？在您看来，是鸦片战争的炮声依然没有震醒中国人，还是阻碍民主进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并且能够修补自身漏洞？
凤凰周刊：当权者的专制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光指责这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许多民间进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鲁莽，也会推迟民主政治的到来。
凤凰周刊：比如刚才您提到康有为就很鲁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弹。
袁伟时：对。民国初年中国宪政为什么不能巩固？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太幼稚，太极端，是当时激进主义的代表。
孙中山是国民党主要领袖，他不顾客观实际硬要发动二次革命，不但国民党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宪政的进程断送了。
民国初年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当时所以能够实现南北统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协，同意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让他当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重申虚位以待，未来的大总统非你莫属。1912年8月，孙中山、黄兴到北京面见袁世凯，双方达成默契：未来十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他们则去发展实业，修20万里铁路。
可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力图通过选票，一下子把权力从袁世凯手上夺回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这个幼稚的想法从民国元年就开始出现了。
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当时宋教仁曾经提出来要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坚决反对。但是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了，宋教仁他们在孙中山支持下，马上变脸。没有和袁世凯商量，就制定《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无非是做好圈套让袁世凯钻：当虚位大总统，国家权力仍然在国民党手上。后来更发展到打算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有人主张黎元洪来当，有人主张黄兴来当。不管是黎还是黄，内阁总理都将是多数党领袖宋教仁——这就是要改变当时整个政治格局。国民党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让民主政治走上正轨，而是一下子就想通过政体的转变，把行政权夺回去。他们没有考虑，实力最强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会同意这样的改变吗？如果不同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中国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轨道，要特别注意这种激进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批评激进主义。我说批判激进主义是对的，可惜找错了对象：那些朋友以为思想启蒙、宣扬现代政治的进步观念，就是激进主义。于是，起劲批评新文化运动。错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是国民党，是那些力图立即夺取权力的革命派，他们才是不顾实际的鲁莽的激进派。倘若按照清末宪政的路子，循序渐进，推进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议会，民主宪政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生长出来。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不顾实际，造成很大损失。结果是一再走回头路，一次又一次从原点再出发。
凤凰周刊：实际上一百多年来我们频繁地走回头路，您觉得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某种规律存在？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是瑰宝；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应该保护起来。至于哪些进博物馆，哪些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长，那是自然选择过程。让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预公民的创造和选择，文化就健康成长了。
历史的教训是老百姓喜欢的，有些人总是搬弄“民族大义”之类的大棒加于打击、压制。裤脚多宽，袖子多长，扣子应该扣几个，成了纯洁与腐朽的分界线！文明，文化，没有国界。我们一再选择错误的道路，说明现代文明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植下根来。
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在自己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人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摸索、改进。比如从 19世纪乃至更早就不断折磨人类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自相大规模残杀？如此等等。年轻的中国知识阶层一打开国门，就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可是，中国没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来解释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够变成那些极端思潮的拥趸。
凤凰周刊：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中国没有自己生长出现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断从外面去学习，去“拿来”。
袁伟时：对，而且你学和拿的时候，又不是学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论怎么变，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护财产所有权是不能变的，这是现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线。守住现代文明的底线，局部错误是容易纠正的。比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一大批企业国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线，看到国有企业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国，面对世界性难题，搞出一个罗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就把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最后以1991年苏联的瓦解吹响冷战的终结号。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历史问题，还是要着眼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
原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7月25日出版）第92—95页
官员若不转变观念，“文化强省”会成空 2010-7-16 10:41:00(星期六)晴
本报记者 韩洪刚
访谈嘉宾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时代周报：广东正在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岭南文化是其最重要的依托。您是如何看待岭南文化的？
袁伟时：岭南文化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一般报刊随便说说无所谓。但是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去思考，这里面有好多问题要澄清：比如，有没有统一的岭南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
岭南，按照现在的习惯，通常指的是广东。广东有三大族群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它是三个大的系统，有很大的差别，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所以，叫做岭南文化，从学术角度是值得推敲的。
以潮汕文化来讲，它属于闽南语系。福建南部、广东潮汕地区、海南岛、台湾都属于这个语系，他们之间的风俗习惯的共同点，比潮汕文化与广府文化的共同点要多、要大。再比如客家文化，那更加是散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它的风俗习惯和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又有很大差别。所以，我认为，岭南文化是没有清晰界定的亚文化概念。
时代周报：岭南文化，既然在文化的属性上还是个笼统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姑且在地域的意义上来使用“岭南文化”这个概念。那么，可不可概括出一些最基本的特点？
袁伟时：好多人讲广东人开放，以近代来说，福建开放不开放？上海开放不开放？上海为代表的江浙一带，比岭南地区要开放得多。从精英文化层面看，岭南地区从明代陈白沙以后，没有出现很杰出的精英。从传统文化的精英文化这个层次来看，广东是个落后地区。19世纪初阮元做两广总督，才扭转了这个局面。它的精英文化和其他地方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是统一的汉族文化，在这里面硬要找出差别很困难。在大众文化的层面上，它有很多特点。每一个族群都有很多各自的风俗习惯。
讲岭南文化，我认为有一种思想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很快，从经济落后省份变为经济总量第一的经济大省；一些人出于好心，想从历史上寻找广东崛起的文化基因。这就有点危险，经不起反复推敲。其实，30年来的发展很重要一条，是逐步走出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这是制度变革的成果，而不是岭南地区文化有特殊的基因。广东所以会改革开放阻力比较小，当然跟广东的两个特殊条件有关系：一个是毗邻港澳的地缘关系，他们的思想观念、文化对广东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另外一个是侨胞、华侨非常多。世界的华侨里面，广东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讲是主要的族群。这两条对广东人的观念有很深的影响；不是岭南本土什么特殊的因素，而是这个地缘优势和族群与外面联系决定的。
时代周报：也就说，岭南地区，由于地缘连接港澳，由于血缘连接海外，而始终与外来的文化保持着一种密切的交流。
袁伟时：对，它就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为什么改革开放前30年，同样是岭南地区，广东就发展不起来？可见，关键不在文化，而在制度变革：是不是接受市场经济，是不是开放，是不是主动融合到全球化趋势里面去。
进一步来讲，对待岭南地区的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认为应该是对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认真保护。所有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都应该保护，不要随便破坏，不要再重现文化大革命那种现象。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是绝对不能违反的。
近代以来岭南地区近代出现一大批杰出的人士，这些都是跟港澳和海外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一条始终是一个基本的线路。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广东出现了一个封闭的逆流。这个封闭的逆流以广州和潮州历时二十多年的“反入城”——不准洋人按照条约规定进入城区为代表。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还到广东来处理“反入城”事件。所以，不要笼统讲广州、岭南地区一直很开放。为什么后来江浙、上海超越了广东？经济上是19世纪50年代，上海就超越广州，成为外贸第一大港口；文化上同样超越了广东。因为他们的包袱没有那么重，开放度比较大，开放的心态比广东好。广东一些有为之士反而要到上海去发展。
晚清和民国时期，广东很多杰出人士发挥作用，主要舞台都不在广东，而在上海、北京以及海外。郑观应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他是广东人，但在上海成长和发挥才干的。戊戌变法的领袖是广东人，但广东是维新落后地区，受到光绪皇帝严厉批评。
时代周报：岭南本身有与海外交流的传统，甚至有说法是，广州是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一个交汇点。按说开放性会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又怎么去理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封闭与保守性呢？
袁伟时：同全国一样，广东的官绅阶层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全国知识阶层的基本知识框架，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知识框架和行为准则已经渗透到基层，各个宗族、家族都接受这种教化，而没有发展出和这个传统文化相对抗的一个文化体系。广东当时最杰出的学者梁廷楠、陈澧对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抱着怀疑、抵制、批评的态度。
现在有些人在拼命推崇传统文化，他们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传统文化有优秀的瑰宝，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封闭体系，它的基本原则对外来文化是排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封闭性和落后面，我们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同时，对它的知识结构的弱点，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有些人把所谓国学捧到天上去，以为这样就可以推动中国现代化，那是一个笑话，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主张。我们一定要很清醒地看待逆流，这个逆流要是膨胀下去，会给改革开放带来很大的困难。
时代周报：除了开放，在广东我们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地区的文化比较多元，比较包容，比较宽容。您怎么看这种特点？
袁伟时：其实老百姓本来是宽容的，后来由于计划经济影响，加上专政制度的建立，凡是异己的文化都应该批判，甚至消灭，我们的文化就变得很不宽容。这是全国一律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错误认识才有所纠正纠正，但还没有彻底解决。文化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不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更不等于政治本身，泛政治化对中国非常不利。
改革开放后，各地方的民众、各个阶层都变得比较宽容，容易接纳多元的东西。广东就出现了以南方报业集团为代表的全国最优秀的报刊。这与转型的过程中，广东有关的领导人比较宽容息息相关。同样在广东，书籍出版便落后于报刊。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报刊走向市场比较早，它的发展就比较好。书籍出版走向市场慢，直至前几年有些领导人仍然眼光短浅，听到普通学者的批评就跳起来，它发展就不火。总之，这都跟各个领域的开放度和自由度有关系，取决于当时的领导人的认识和水平。广东的文艺创作比较弱，也是这个道理。发展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自由和稳定。没有自由、没有稳定，任何领域都发展不起来。不要把自由看成是洪水猛兽，自由和法治是一体两面，其实是很平常的东西，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尽管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也要看到在这方面广东曾经或多或少领风气之先，但是能不能继续领先就要再看了。
时代周报：广东现在搞“文化强省”，看来还是想保持这种领风气之先的势头，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因为文化发展的逻辑和经济发展的逻辑，有很大的不同。
袁伟时：广东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力量强大了，广东的文化落后的状况也有所改变。但是在文化上，广东除掉报刊以外都不是领先的。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我想关键还是领导人的观念没有解决。我们还是官本位社会，官员的认识水平、官员的作为，对社会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最基本的一条是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国的教育从指导思想到体制，跟发达国家比是落后的，也没法跟港台地区比。教育的发展对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要建设文化强省，不解决教育问题，那是空的。
人人都知道要有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才，希望大师辈出。人才能不能继续留在这里，能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广东实际上是1亿人口的大省，世界上达到1亿人口的国家也很少。广东要想在文化上领先，应该有个目标：跟美国的加州比一比。加州2000多万人，它有一大批国际一流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洛杉矶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三藩市加州大学，还有其他好多，都是世界一流的。能不能跟人家比一比？
我看，要解决广东的教育问题，要有几个根本上的措施。第一个是开放，找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到这里来办分校。1949年以前，湖南的湘雅医学院就是耶鲁办的。现在，苏州经济开发区也有一个英国的大学分校。广东为什么不能请哈佛、耶鲁这些大学来办分校呢？广东和新加坡合作建知识城，新加坡的大学要在这里办学。我想这个是好事，但是一看办的是工商管理，就知道希望不大。坦率讲，工商管理不是纸上谈兵能够学会的，何况这些专业现在可能过剩了。现在的工商管理、 MBA变成赚钱的一盘大生意，举目皆是。新加坡也来凑热闹，多一家不多，少一家不少，办不办影响都不大。现在要做的是，真正请那些世界一流大学来办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各个方面全面地办。
时代周报：但是目前来看，做到您说的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您觉得主要障碍，或者主要切入点在哪里？
袁伟时：关键在哪里呢？汪洋说：“不要让岭南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断掉。”有这个愿望非常好。断不断的标志和关键在哪里？
标志是现代文化教育最少不比亚洲的先进地区差。这个要求不高，但要真正达到不容易。与韩国、日本比一比，怎么样？
关键在省的主要领导——汪洋有没有决心抓官员的观念转变。就是说汪洋要教育官员怎么样认识现代教育、现代大学、现代文化，转变他们的观念、管理和运作方式。观念不变，没有希望。比如，大学过去是几个部门来管，教育管理部门、党的宣传部门，还有公安部门。因为怕乱，公安部门也插手。这三个部门管教育，都是按照他们自身的观念和逻辑在工作。他们知道现代大学、现代教育的基本制度应该怎么样，基本的教育方法、管理制度应该是怎么样吗？因为怕乱，怕社会不稳定，他们都跳不出阶级斗争多疑症的窠臼，拼命去看你说的话是不是出格了，你的讨论是不是有问题，都盯在这上面了！至于怎样培养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的现代公民，落实温家宝总理讲的“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恐怕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而离开这些，不可能有文化教育真正的繁荣兴旺。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由表达，怎么能够出杰出人才呢？凡是杰出人才，都要挑战已有的结论，一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的创新精神旺盛的人人，必须从小就开始培养，家庭和学校要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门从小就十分好奇，敢于怀疑一切，绝对不盲从，而又善于探索，求证，表达。但是，我们现在从上到下想的都是培养乖孩子，“驯服工具论”的阴魂还在作祟。
在汪洋日前召开的座谈会上，著名网友十年砍柴已经提出关键在自由的制度。可谓一针见血！自由是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生命线。但是你一讲这类话，有的人就会疑神疑鬼。对恐怖分子要坚决打击，社会秩序应该依法治理。对思想文化和教育可不要随便干预。艺术创作，官员千万不要去干预和“领导”。为什么动漫产业会爆出一个“喜羊羊”来？它是商业化运作，有较大的自由度，就发展起来了。
广东这样一个大省，文化产业也好，教育也好，其他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也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官员的观念、政府各部门的制度和管理的方法要转变，不然的话所谓文化强省肯定会落空，成为空话、大话。你不相信？五年，顶多十年后后就知道谁是谁非了。
时代周报：刚才您说的官员的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就像历史上，官绅阶层本身的落后和保守也是阻碍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在官员的观念中，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核心的一个关切就是自由与稳定的关系。“一管就死”他们深知，可是，他们可能更担心“一放就乱”。那该怎么跳出这个二元循环？
袁伟时：协调自由与稳定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离开了法治，根本就没有现代社会。法治的核心，一方面要公正执法，一方面要保证公民自由。为此官员要知道现代社会是这样运作的，要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来改正政府工作。社会的稳定，社会的自由度不断扩大，是互为基础、互相推动的。假如官员对现代社会都没有这样的理解，那就很难了，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公共领域里面，自由和法治都不够。
假如看到制度改革是建设文化强省的关键，那么一系列的包括资金的运作方式都要转变。现在建设文化强省，省政府拨出大批钱来支持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发展。这是好事。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会不会变成“分钱”会议？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分赃，按照人情、按照官僚等级来分配这些资金。旧的制度的惯性太顽强了。按照老的办法，我可以预言，相当大的部分会浪费掉，真正有才华的得不到支持，但是有地位的，善于“运作”的，会得到很多资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
为了公正和避免浪费，这些资金不应该由与申请者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广东专家来评选和分配。应该请其他地方的，请港台的乃至于海外的一些专家来评选。比如，经济学领域的评选就应该把吴敬琏教授请来，由他来主持评选。那么，无论是哪一个学科的资金运用，一定会效益很高，不会被浪费掉。这个需要观念彻底转变，运作方式彻底转变。现在就看汪洋有没有这个胆量了，有没有这个认识水平了。如果不这样的话，根本就没希望。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发表在《时代周报》
典范永存！ 2010-5-11 16:48:00(星期六)晴
建三并转朱夫人：
外出归来，惊悉厚泽兄不幸仙逝，十分伤心！
他为中国人鞠躬尽瘁！
他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他永远活在关心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心中！
袁伟时
2010-05-10
中国模式再审视 2010-5-6 10:49:00(星期六)晴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值得人们关注。笔者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说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发表在该报2010年2月1日A16版上。意犹未尽，与友人闲聊，又申说了若干意见。
友：我注意到你多次谈论“中国模式”都持否定态度。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争论，你的观点是不是太绝对了？
袁：这件事关系中国下一步的走向，含糊不得。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政治家和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抓住要害，当机立断，全面推进改革。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不是引导人们看清危险所在，寻求突围的路径；反而沉迷于肯定现状，美化和固定缺陷。
友：这样说似乎太笼统了。
袁：看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就清楚了。
经济快速发展与“中国模式”
友：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去年又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袭击，取得增长8.7%的好成绩。面对这些不争的事实，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这证明中国政府做对了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显示威力。你否定这个模式，是不是有点不顾事实？
袁：问题不在中国经济是不是高速发展。我比许多人都乐观，深信如果不再犯违反常识的大错误，中国还会有二三十年的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分歧在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哪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
六十年了，前三十年上了俄国人的当，搞计划经济，就不要说了。后三十年也是跌跌碰碰走过来的。说到底，这三十年岁月，无非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相应的制度层面角力的过程。成就的根本原因来自学习市场经济和摒弃了斗争哲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层面，从宏观到微观，中国人仍然处于学习阶段。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比较得力，赢得海内外交口称赞。但是，有远见的人们不应沾沾自喜，对发展中暴露出来问题视而不见。官本位没有消退，官商勾结，官员腐化；市场混乱，治安不良；法治漏洞百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教育制度有些地方不如国民党时代；包括医疗、住房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等等最需要显示社会主义的领域，在我国恰恰是社会主义因素非常稀薄的软肋；贫富差距远远大于四小龙起飞时期……这些都是制度性缺陷带来的恶果。
总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改革的任务非常繁重，有待解决的问题成堆。面对这样的状况，急急忙忙唱赞歌，呕心沥血称之为“中国模式”，太不合时宜了吧？
友：他们认为坚持现在的思路，这些问题都能妥善解决。
袁：这个假设有待检验。其实，这些问题的存在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带普遍性的现象，如何解决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香港直至80年代都没有政党政治，但它的反贪非常成功；靠的是廉政公署、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强大的舆论监督的合力。要移植到内地，司法和传媒的独立就很难实现。
即使在单纯的经济领域，中国模式论者强调国家（政府）要垄断土地、金融和大型企业。按照国际经验，那不过是要重蹈20世纪40—50年代英国工党政府的覆辙罢了。中国各级政府驾轻就熟！不过，这是一条腐败丛生和效率极低、投入产出极不相称的老路。这才是真正的陷阱！
此外，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三条支柱是产权保护、信息自由流通和法治。中国的现状是每一条柱子都锈迹斑斑，有待努力修整。此时此地，与其侈谈 “模式”，毋宁埋头修理好关系未来发展的这个三角架。
社会管理与“中国模式”
友：他们设计了几个子系统，为未来社会绘制了美好的图景。他们认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是成功挑战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挑战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的改革。今后坚持这条路，避免西方的陷阱就行了。
袁：这既是他们对过去的总结，也是描绘未来社会的图景。不过，健康的社会制度，都是逐渐生长出来的。按照理想的蓝图去建造一个社会，往往事与愿违，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而且的设计与经验事实和众多学者对现代社会的认知有三个明显的不同：
第一．能不能以民本代替民主？
民主与专制的分际可以抹杀，这超乎平常人的相像。不过，这并不新鲜。清末民初，梁启超就起劲贩卖这个货色。可是，他坦诚申明这是开明专制，实践中则成了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文饰。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换个名词恐怕也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这不可能调和。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理论基础，官员是公仆，必须得到选民授权，还要受到公民的严密监督。否则，就会主仆颠倒，导致政权变质。民本是以官为主，最终是圣君贤相为民作主；如果碰上能干的清官、明主，居高临下，亲民，惠民，老百姓会得到一些实惠。可是，要是上台的是贪官、暴君，老百姓就要遭殃了。而后面这个情况司空见惯。现代政治学在权力来源和运作等方面已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并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完整的经验。中国模式论者冀图推翻现代政治学，另立一个学派，这个雄心壮志值得称许。但是有三个关口等待着他们：
1.经得起反驳吗？
2.实践中能给公民带来更大的自由和幸福吗？中国人有不吃嗟来之食的传统，未必给口饭吃就万喙息响，甘心情愿当顺民。
3.老百姓愿意接受吗？一呼百诺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果公民不听教诲，坚持自己的宪法权利，要不要动粗啊？
第二．社会要不要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
他们的设计不要公民社会；势孤力单的个体公民，面对强势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不但如此，他们美化一直延伸到社区和“单位”的控制体系，赞美其中的家庭气息。我相信有些“单位”和社区的领导者比较关心人，但相反的情况不也比比皆是吗？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让公民享受应有的自由和尊严是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政府是为保障公民的自由（比如毛泽东肯定的四大自由）而存在的；公民与“单位”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权利、义务有明确的契约规定。至于社区，是公民自由选择的居住地，居民可以民主自治，社区对家庭和个人都没有管辖权。为什么公民反过来要受各“单位”和社区的严密控制呢？
第三．承认不承认公民个人是权利的主体？
中国模式论者与众不同之处是处心积虑抹杀个人，力图以家庭或其他集体取代公民作为权利主体。“集体”掩盖的是几千年宗法关系的延续。压杀个性的苦头我们吃得太多了。
说到底，论者的整套理论不过是冀图粉饰现状，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政治体制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主体部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公认的事实。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型的管理体制早就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与公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差距。面对社会矛盾尖锐的多事之秋，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及时妥善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否定这个领域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文化复兴之路
友：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最少在文化领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剔垢磨光以后必然焕发创造活力，从而支持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模式”。难道现代社会，一定要依赖西方文化吗？老早就有人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袁：这是很有迷惑力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过，这是实践问题，无论多么好听的言辞都无法掩盖严峻的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很多瑰宝，但是，历史已经证明，靠它自身的力量没有培植出民主制度，也没有孕育出独立的知识阶层，而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坚实的基础。
友：民贵君轻的思想传统，不是民主制度良好的思想支柱吗？
袁：不要忘记：几句劝善良言约束不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的献策，是规劝君主的箴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警告统治者必须亲民，以免丢掉社稷；暴虐统治害民误己。这些箴言的前提是承认君主的专制权力。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中国的臣民在君主面前没有法定的权利。如果劝说几句就能让专制君主一心向善，历史的进化就太容易了。
制度和社会结构才是决定性的。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没有产生出足以牵制专制统治的制度结构，更不用说演化出民主制度的制度架构和思想基础了。
而从实践的后果看，直至19世纪结束，中国专制统治的趋势是加剧而不是终结。
友：中国的知识阶层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从东汉的太学生到明末的东林党、晚清的清流，士大夫的反抗不绝如缕。
袁：那些事例都是汉民族维护正义的传统，弥足珍贵，应该继承和发扬。
应该明确的是，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目的是培养忠于君主的忠臣。他假借孔子之口阐明这句话的内涵：“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荀子·子道》）也就是说，要为捍卫君主的封疆、社稷而勇于争谏。从思想体系看，他是绝对专制主义者，这里说的道是忠君之道，不是为士大夫阶层和民众谋利益之道。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始终是王权的附属体，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可以制约王权的势力。这对后来中国社会转型十分不利。
也就是说，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性的缺陷，不要盲目美化传统，特别不能信口开河，似乎今日中国崛起渊源于中国文化有特别优秀的基因。
友：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变为无源之水了。难道中国人要永远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吗？
袁：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很有迷惑力。这里涉及几个很有趣的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在某些人看来，文化复兴总要搭上中国古代文化。其实，眼界可以放得宽一些。文化繁荣，中国上升为文化大国，就是最好的文化复兴。这里当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继承和发扬，但又不囿于传统，敢于接受和创造新的东西。先秦思想家的建树在当时是辉煌的，进入现代还照搬他们那一套就是思想的贫乏了。要出比孔孟老庄更伟大的思想家。要有一大批烛照未来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
第二．文化复兴或文化大国的源头在哪里？
只盯着传统，不可能出现世界一流的文化巨人。文化繁荣的基础是建构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创造的源头在自由的制度。至于应该运用哪些资源，让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自己去选择。别人指指点点，有必要吗？
第三．学术和国界有什么关系？
不要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学术文化无国界，只有是非和高低之分。什么附庸之类的说辞，都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不利学术文化发展的毒药。自然科学、技术、医学等等固然无国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也是无国界的。后者只要经得起检验，能让人信服，就会越过国界向外传播。选择了市场经济，你就不能不读保罗·萨缪尔森等人的著作。拒绝西方经济学著作，视之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批判相对论一样荒唐。
多年来，一些人高喊新文化运动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学术被殖民化了！哗众取宠，摆出一副思想家的架势，赢得一些粉丝和“上头”的恩宠，还是小事；如果多数人被忽悠，甚至让他们把这一套上升为国策的梦想成真，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再次发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灾祸就会接踵而至。
友：照你这样说，这个领域也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可是，睁开眼睛看看，好莱坞的电影，西方的电子游戏，情人节，圣诞节……风靡全国，世界各地谴责美国文化霸权的声音此起彼伏。难道我们不应该强硬回击，反而当孱头，听之任之吗？
袁：十多年前，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其实，所谓文明冲突无非是不可抗拒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与前现代国家中反对这个趋势的极端分子的冲突。历史已经证明、还会继续证明，主动融入世界是民富国强、经济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违反这个趋势必然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大小不一的灾难。明确这个大前提，观察具体问题才不会见木不见林。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观察和处理文化问题，首先要有平常心，不要动辄将文化、风俗习惯和娱乐政治化。年轻人爱热闹，圣诞节、情人节高高兴兴到处逛；美国大片进来，手拉手进影院；如此等等，就是上了美国佬的当，成了他们“文化侵略”的俘虏？说这些话的人有没有想一想，在纽约、伦敦、东京舞狮子，过春节，办孔子学院，放老谋子的电影，是侵略还是反侵略？
其次，要研究为什么美国文化影响会那么大？它的“霸权”不是靠枪杆子或秘密警察威胁、恐吓建立起来的。要敢于承认美国文化有强大魅力，所以受到那么多人欢迎。要实现中国朝野的文化大国梦，不妨向美国佬学点东西。
再次，根深蒂固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的心态应该调整了。国际之间当然还有利益冲突，间谍战，纵横捭阖，层出不穷。但是，这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自由交流，谈判，折衷，妥协，谋求双赢……这些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是福国利民的最好手段。
只有前现代社会才会将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政治化，成为思想奴役和禁锢人们行动的工具。生活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进入现代社会后，冲破各种束缚，多元文化并生共育成了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历史的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只能靠本身的魅力，赢得公民喜爱而流行。把这样的自由传播、自由选择判定为“侵略”，本身就是很极端的文化专制思维。
友：仁兄可能有点老糊涂了。欧洲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没文化，你却把它看作文化大国的典范！
袁：老弟不要激动！具体分析文化的方方面面，答案就水落石出了。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你不否认吧？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大部分在美国。
执科学技术牛耳的也是美国佬啊。每一年的诺贝尔奖，大部分得主都是美国学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也转移到美国了。掐指算一算当今影响世界的思想家，罗尔斯，诺齐克，亚马蒂亚·森……有几个不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学者？
至于文化产业，更不用说了。
这些耀眼成就的后面是它的制度。我们要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最需要吸取的就是它的文化不断有重大成果出现的制度基础。至于有些欧洲人鄙薄美国文化，是不是有点老绅士怀旧情绪作怪呢？
友：你这样讲，可能有点道理，但是肯定挨骂！
袁：对！“卖国贼”！“美帝走狗”！“汉奸”……这些帽子肯定少不了；网上一定沸沸扬扬！在中国，说真话太难了！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改革滞后的状况没有扭转，这个局面会一再出现。不过，我深信愿意考虑钱学森忧虑的人会越来越多；温家宝总理说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常识一定会日益普及，逐步实现。那时有人想起这些话确实有点道理，那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了！
2010年3月5日星期五
刊登于《纵横》杂志2010年第二期（2010年3月出版）第12—16页。
附记：从蒋介石统治中国时代开始，“中国特殊论”就是一道时髦菜式。这一思潮往往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以主权在国家代替主权在民的基本观点，从而一举摧毁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根基。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沈宗灵教授说得好：“主权在国家，根据是国家是法人，有国家意志，即主权。这种观点有时作为作为与天赋人权论相对立的一种学说，但有时却是可以为国家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极权国家辩护的理论。”（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2006年重排本第27页）“中国模式”论者热衷否定个人，念念不忘以“单位”、“社区”等集体取代作为现代社会权利主体的公民个人，其实是这一思潮的新变种。陷阱在前，不可忽视！
在中国有个流行多年的观念：强调集体利益意味高尚；维护个人利益是自私。毋庸讳言，人是社会动物，“集体”是重要的社会存在。问题是这个“集体” 是怎样结合的？500年来世界各地先后出现的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说到底是人们结合方式的转变：由集体吞噬个人的宗法专制、封建专制……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式转变；而其基础就是个人权利本位。在经济领域，离开了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集体不过是专制的别名。至于个人的自由、权利和法治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更是现代社会的ABC。在19世纪中国，转型社会无法回避的上述问题已经浮现。横跨三个世纪，历时一百多年，中国人还要继续在这些问题费尽唇舌！历史的脚步，你为什么走得那么蹒跚？
2010年4月5日星期一
漫说百年孔子 2010-2-9 9:30:00(星期六)晴
漫说百年孔子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晶
袁伟时
（2010年1月28日）
这一天中午，王晶与我相约赶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这家豪华、宽敞的放映厅里连我们在内只有五个人。前排空空荡荡，与网络上喧嚣的评论、声明恰成对比。看完电影，我们在袁家幽静的书房里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记录整理后达九千字，编者事先说好只能发表八千字，2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A2 08-09刊出时，自然要删去一千字，并做编辑应做的工作。发表时编者加上一个颇为精辟的导语，但说“袁伟时也被迫写批判孔子的文章”是不准确的。我写了一篇《孔子教育三议》，无论对错都体现了当时我的认识水平，不是别人强迫我写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受中小学教育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我周围的同龄人来说，孔子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已，既没有视他为圣人的强烈观念，也不见什么人蓄意反孔。以下是没有删节的原文。）
《孔子》：一部儒家的宣传片
南方都市报：袁老师，您谈谈对这部电影的感觉。
袁伟时：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体的人物。作为教育家，争议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公元前5、6世纪，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是个大教育家。但他作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为政治家的成败的得失，会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这部电影拍得很严肃、认真，不是流行的瞎编、搞笑的“戏说”片，把孔子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来了。一个民族，特别是它的知识阶层，应该有理想的追求，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应该延续，应该继承的。电影在这方面体现出来了，从基本方面和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孟子》上有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一句话变成一个故事，虚构了一个小奴隶，从文艺创作上是可以的，也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献纪录片，容许虚构。其中的成败得失，这个人物，那个人物，怎么样，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对电影、文艺创作要宽容一点，要有充分的自由，中国管得太多，没有生气。艺术、创作，容许大家自由探索才是正道。与此同时，作为创作者当然要虚心听取大家的议论、批评，不要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足？
袁伟时：一部水平较高的传记片，不会回避传主的错误。《孔子》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在我看来，它是儒家的宣传片，而不是高水平的传记片。这部电影有意掩盖对孔子形象不利的东西。
例如，影片着意渲染的夹谷之会，历史留下其中的重要情节：“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两国君主会盟，加插一点轻松愉快的乐舞，就说人家是“营惑诸侯”，罪该砍头！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残忍了！不过，这就是孔子坚持的礼治。
《史记·孔子世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了，而且说得更具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理由呢？孔子说得头头是道：“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前两条——所谓心“险”、行“辟”顶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难测度，更说不上是什么罪。后三条说的是学问和言论，善于辩论，敢于揭露丑恶，都是大好事，定为该死的罪行，简直是颠倒黑白！以这样的标准杀人，太恐怖了。而历代儒家都以此为杀戮他人的正当理由，无疑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犯罪。“非圣犯上”、“离经叛道”，在前现代中国是罪该万死的大罪。那是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是非标准。
21世纪了，有些人还念念不忘儒门弟子肉麻至极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是奴才腔调。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和独立人格！导演没有将这句话加到影片上，头脑还算清醒。
南方都市报：这部电影的编导说，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您怎么看？
袁伟时：中国的广告，夸大失实，比比皆是。一个历史故事片容许虚构，但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编。影片中颜回为打捞简牍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献身；这是不惜糟蹋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们说看了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应该加一个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报：古代真实的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袁伟时：史学界有个共识，完全重现历史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较真实的基本轮廓，是史家的责任。心平气和看孔子，我以为简单说来有这么几条：
1.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但不要胡吹是“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教育家。比孔子（前551—前479）稍晚一点的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教人怀疑、探讨、批判、论证，开启了西方自由讨论和严密论证的学风，与孔子训诫式、“攻乎异端”培育出来的“尊圣宗经”的学风迥异；他的教学内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筹。
2.文献整理和传承，功劳很大。
3.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论述主要涉及伦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记·六家要旨》的话来说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简单地说是迂腐，不切实际，讲究等级、秩序。当然这只是“要旨”而已，具体说来，则精华与糟粕并陈。不过，这些主张对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巩固社会秩序很有用，并且影响了广大的东亚地区。
4.一个坚韧的政治家。
汉族和汉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优长和弱点都刻下很深的印记。但历史证明了一条：这样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与自然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宗法专制社会，无法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也产生不了现代科学。
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
南方都市报：近代一百年里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脉络吗？
袁伟时：儒教是从明清时期起真正统治全中国。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这是前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闹了革命、号称推翻专制之后的民国时期，儒教的热潮变本加厉，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热潮。
南方都市报：康有为成立了孔教会。
袁伟时：对，带头掀起这股热潮的是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启超。1913年开始，他们发起组织孔教会。那时有结社和言论自由，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同时办了一批尊孔报刊，如康有为的《不忍》杂志，还有《孔教会杂志》，《经世报》等等；还办了一间孔教大学。
这是一次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大发作。代表性的言论有：“孔子之圣智，超越大地诸教主”，“中国之文明冠绝全球”！“孔子乃贤于尧舜，继于文王……筦世界大同之枢。”“经为万世法，而孔教能统一全地球”！康有为的调子更高：“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
不光这些孔教吹鼓手涌动，官方也强力支持。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各个地方的督军和社会名流，都发电报支持，将孔子捧到天上。康有为上书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电：“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匪有大哲，孰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定孔教为国教，各级学校恢复读经。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真的要复辟宗法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宪了。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康、梁本人也同时支持立宪。
袁伟时：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随者分别草拟了三个宪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启超的宪法草案，迎合袁世凯，是开明专制方案。康有为草拟的宪法，反而对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面面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基本倾向是虚君共和。即使以他为国师的张勋复辟，发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虚君共和。
当时的问题在于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孔教会的要求是儒术至上，并且写入宪法，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即便在汉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宪政或法治国家，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怎么能强行规定独尊儒家呢？何况若不清理当时无所不在的与儒家息息相关的宗法专制关系，公民的自由、平等关系怎么确立？讲究恭顺、等级和宗法关系的儒家思想，显然与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所以，这一场热潮招致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于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与这一场尊孔热潮就是针锋对立的。
袁伟时：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运作方式根本不同。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后果更是迥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
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当时的官员们多半口口声声子曰、诗云，满脑子儒家教条。有人非要说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儒学，太夸张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波尊孔潮后来如何？
袁伟时：各类与孔教会一脉相承的孔门卫道士相继登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启超也插了一手，谱成颇为壮观的东方文化救世交响曲。归纳起来，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首先，都以孔门真传自居；吹嘘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但与民国初年孔教会兴盛时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话减少很多。
这些典型人物里，张君劢提倡新宋学，说要从修身养性的“内生活”中求出路。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战后残破的欧洲，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说欧洲那些人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
进入20年代，梁漱溟从研究佛学转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类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来”。其代表作是《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断言西方文化满足意欲，着力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必然转向欲望调和折中的中国文化，而未来则向以禁欲为特征的印度文化发展。信口开河，好玩得很。时至今日，不值得花时间去分析了。
他们不反对宪政，却反对市场经济。比如说，杜亚泉认为只能发展自给的手工业。梁漱溟则声称最讨厌算帐的生活。张君劢说西方文化里面有三条不能接受，是束缚人的三重罗网：一是工商赢利；二，国家主义；三，科学知识。
而且他们往往反对个人独立、自由。
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矛盾所在：离开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平等、自由，宪政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目的就被取消了。这是不是真宪政就不无疑问了。
南方都市报：这一场尊孔热潮的来源是什么？
袁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互相厮杀的交战国满目疮痍，加上如何调控市场经济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一再陷入经济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的中国，吸取了教训，致力改革，从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顶住了世界经济危机接连袭击，经济多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有存在的基础了。
此外，不要想当然以为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影响和儒家文化就荡然无存了。儒学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确实下降了但没有被摧毁。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提倡儒学，都尊孔。我1937进小学还要拜孔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校长带领我们给孔子牌位鞠躬。
蒋介石手中的孔子：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国民党掀起的尊孔热潮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袁伟时：从20年代的“戴季陶主义”到40年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孔子都是蒋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
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提出一个新道统论。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这是中山“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 当时国民党内权力争夺非常激烈。这是戴季陶为他的小兄弟蒋介石制造出来的夺权理论。左右开弓，既打中国共产党，也打欧美自由派，因为这些都是与中国的正统思想迥异的“欧洲文化”。
蒋介石先后十多次仔细阅读戴季陶的这部书，完全接受他的道统论，把它作为自己的“力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上世纪30年代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中和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变的主题。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更直截了当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正中书局重庆版第73页）。攻击“自由主义分散国家民族为一盘散沙”（同上第124页）。强调必须“以民族思想为第一”（同上第177页）。句句不忘中国特点。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文化就体现在孔子身上。他说：“我中华民族文化，垂二千五百有余岁，至孔子始集其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胡适与中西文化》第321页）
南方都市报：蒋氏尊孔，与康有为、张君劢他们有什么差别？
袁伟时：与那些书呆子不同，蒋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武器。孙中山继承孔子的道统，他就自称是孙中山的化身。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才不会被人买弄，才可做真正事业。”黄埔组建的所谓党军，其实是蒋氏的私家军。
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对外来的自由思想。“以后我们大家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这是他对追随者的要求。而作为治国方略，则宣称：“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中国之命运》第138页）他要的是“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下来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平天下。” 甚至说，这一套“实在是全世界拨乱致治的要道”！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是蒋介石国民党重复千百万次的口号，说到底无非是朕即国家，朕即民族，一切听我的，别谈什么个人自由。孔子就是他们冀图阻击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报：这两波尊孔热潮，有什么共同点？
袁伟时：康有为毫不讳言，自己就是得孔子真传的当代教主。吹捧孔子，其实是吹捧自己。蒋介石尊孔也一样。其实，在吃政治饭的人手中，孔子无论被捧上天还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
文革：作为“复辟派头子”的孔子
南方都市报：20世纪下半叶，孔子反过来成了批判对象了。
袁伟时：其实，只要政要不插手，让书生们从容论道，肯定或否定孔子都无关紧要，慢慢就会在辩论中认识得全面一些。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南方都市报：批林批孔是高峰。有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顺便把孔子抓来陪绑。
袁伟时：“批林批孔批周公”，显然有剑指周恩来的意图。不过，当时毛泽东是绝对权威。如果要撤换周恩来，毛只要说一句话，以周的身体不好之类为藉口，一下子就可以让他下台。有没有必要全民动员批林批孔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终极追求。他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国。马克思作为学者、思想家，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共产党宣言》有个核心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避免误解，马克思特地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于是，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开始，两个决裂的口号就把全国弄得地动山摇了。
要消灭私有制，就要制造一批复辟派；揪“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挖“赫鲁晓夫”！阶级斗争多疑症成了全民流行病。
要与传统观念决裂，就要“破四旧”，自由恐惧症在全国蔓延！。文化和文化遗产遭遇千年一劫。批林批孔当中，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两个决裂。这样的语境下孔子当然在劫难逃了。
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在运动中可起了很大作用啊。
袁伟时：杨荣国教授是学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行政能力。他从40年代开始，就对孔子持否定态度。在正常的环境下，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都是正常的学术现象；何况70年代，他已癌症在身。他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不应苛责。
“国学家”孔子：大国崛起的符号
南方都市报：从90年到现在，十年间，孔子又热起来了。
袁伟时：这一次，孔子穿着“国学家”的宽袍大袖登场，似乎成了大国崛起的文化符号。官方、国学派、新左派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大讲传统文化和孔子。他们各有图谋；但都热望孔子治国安邦，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这些流派里，自由主义者与其他派有所不同，对内坚持宪政，对外坚持改革开放；但他们认为文化上要保持中国的传统。国学派、新左派等，则实际上是反对宪政的。他们也反对开放，强调中国被殖民化了，比如汪晖、崔之元就讲这一套。
这里牵涉到五个很有趣的问题：
1.孔子能体现中国的软实力吗？
教育部热衷在世界各国办孔子学院，热望孔子成为中国的名片，显示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一元。不过，在海外，无论你使多大劲，东方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偏好。孔子学院的现实是汉语学校。中国的软实力说到底靠的是营造一个自由和法治的社会，让中国人的创造力在各个领域充分展现，才能赢得各国人衷心敬佩。
有些人异想天开，要搞“中国本位的学术”，从基本概念到学术规范都要自成体系，以便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太好玩了！不过，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是学术吗？这些玩意会给中国学术增光还是丑化中国学术？
2.孔子是不是“文化安全”和反对“文化侵略”的大将？
孔子不是统兵大元帅。在射箭俱乐部和马术表演中可以一展身手，委托他反侵略恐怕用非所长。文化的特性是没有国界，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无法禁锢。硬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一定会有的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传播光明。马克思说得好：“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共产党宣言》）中国为自我封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应该迷途知返。最安全的文化国策是鼓励自由交流，自由讨论，让自己的公民理性、成熟地看待一切，自由地选择。
南方都市报：这个很难讲，即便在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它也有文化受威胁的情绪。
袁伟时：那是狭隘的民族情绪，不利于法国文化的发展。所有的文化，要是不在自由竞争、自由交流中赢得影响，那是站不住的。你想用行政手段来保卫文化，完全无济于事。真正的学术文化上是没有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的。给知识阶层提供自由的环境和足够的资金，而且资金分配不受政治干扰，文化的兴盛才有扎实的基础。
3. 孔子有没有治理现代社会痼疾的百宝囊？
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他藏着这样的锦囊妙计。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儒教在东亚是成功的，比如新加坡等国就是典范，而且进一步论证现代化有多种途径，并不一定要搞宪政和民主。
袁伟时：这是经不起反驳的辩护。东方文明没有发展出原生态的现代社会。后发的现代社会，第二波也没有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东方发展出一些真正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日本在二战以前，是一个半野蛮半现代的国家，二战后在美国占领下被强迫现代化，才真正转变现代社会。
四小龙，所以能较快现代化，基本原因学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法治，自由。起初有自由、法治，无民主，后来不得不补课。他们在经济发展后，一切现代病都有，也没有什么独特的免疫力。
4. 孔子是不是宪政支柱？
在一个没有自由传统的东方国家，怎样使宪政生根，确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硬把孔子和儒家说成是自由斗士，离实际太远了。20世纪中国证明，外来观念和制度在一个国家生根完全可能，而且它们会自发拓展。作为宪政支柱的私有制、市场，当然在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但法治、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都是舶来品。不要低估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
有些朋友热爱儒家传统心切，有点是非不分了。例如，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的孔教儒学和张君劢20年代宣扬的“新宋学”值得肯定吗？三曹与建安七子是中国文化的奇葩。怎么曹操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了呢？中国是多民族文化，不能以儒家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
5. 孔子能治理“道德沙尘暴”吗？
易中天教授抨击“道德沙尘暴”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挽救之道首先在健全法治，把文明和公共道德的底线法条化，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会促进良风美俗的养成。
经过选择，孔子和儒家的道德格言会有益于新道德的生长。但是，离开法治，孔子没有治理来势凶猛的道德沙尘暴的能耐。同时，私德不应受到不应有的干预。中国人中有人愿意信奉西方道德又有何不可？
对道德的内容、道德的规范的理解上的问题，也不要有民族主义情绪，不要和清代权贵一样，认为中国道德是世界第一的。
首先要确立一点：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人性都是相同的，都有自利心，都要求平等、自由，追求幸福，这就是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大部分民族的传统道德大体上大同小异，比如都要求诚信，正义，要求自律，自尊，自强不息，利他，爱人。
有人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其实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里都有类似内容。正如《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所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其次，道德沦丧的原因在哪里？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法国的《人间喜剧》，左拉、雨果笔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都是很可怕的。18、19世纪美英资产者发家，也不特别仁慈。这是新的社会秩序确立过程的现象。
再次，怎样重建道德？关键在法治。法律就是总结文明的发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将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法制化。比如诚信，无论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只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诚信。个人自由是现代道德的核心。要确立这一条，切实保护个人自由，也要把它变为法律。
法治是边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础。
这一波孔子的复兴，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以什么东西，什么思想，来整合我们当前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这是核心问题。前现代的中国社会，用儒家道德来巩固宗法专制制度。但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要推动现代化全面、深入发展，只能用法治来解决社会整合和道德沦丧问题。在他们这些人看来，儒家文化是整合社会的灵丹妙药。而在真正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看来，现代社会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整合社会和道德重建的底线应该是民主、法治和自由。
孔子为何要一再地作为圣人被搬出来？他是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唯独尊崇一个孔子，不是在保护或者发扬中国文化，反而是在泯灭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性。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那个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0年2月7日星期日A2 08-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