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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时光的记忆
——翻译家陈冰夷印象记

         今年2月2日，是《世界文学》主要创办人之一、翻译家陈冰夷去世两周年的日子。
         2003年，我曾先后两次去陈冰夷先生家探望他。记得拜见陈冰夷先生，是因了无意间在父亲那儿看到陈先生一篇手写的回忆文章：“……每次来到上海，我的第一件事是走在福州路上观看。这一直是条文化街，我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很多个年头。我在异地常常想念着上海，惦念得最深的便是福州路，所以到上海总要在这里走走，看我曾呆过的楼屋与里弄，有的依然，有的已不可辨。而勾起我阵阵的往事思绪，却是苦中有乐、悲中有喜的一团烟云。想着，想着，就走得很慢，我如今已是一个老人，迈步维艰，每一个脚步沉重地敲打在路上，仿佛感到有些震动，这是一条我年轻时每天不知要走多少遍的路，我现在正在寻找过去的脚印……”这是一个年近九旬老人的文章，思路那么清晰，文笔如此之美，那看上去略微有些颤抖的娟秀笔迹，仍不失严谨细腻的风范。
        我常被这些近于史料性的回忆所吸引，然而，我的阅读常常被老人力不从心的走笔打断。而文章间插入的那些娟秀小字的修改，让我看到了老一辈编辑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心中不由生出崇敬之意……
        有一天我正好在父亲那儿，听说陈冰夷先生不小心在家中摔倒了。我陪着父亲直奔七号楼的陈家（我家住在十号楼）。这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单元——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这个单元的一层。陈先生的家在四层。我们的到来，让陈先生特别高兴。提起摔到的事情，他无奈地一笑：“那天去卫生间，突然一阵头晕，人就慢慢地倒将下去，老伴上来拉也没拉动。唉，没用了！”
        尽管陈先生那时常被头晕困扰，但思路仍很清晰，聊着聊着，话题不由地就转到《世界文学》创办的前前后后：“1953年3月，我奉命调到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协助茅盾同志筹备创办《译文》月刊。实际上早在1951年，中苏合办的时代出版社已经酝酿筹备出版《译文》月刊了。当时我正在该社工作，社里正准备把1942年创刊而于1949年停刊的《苏联文艺》月刊恢复出版。我向时代社社长姜椿芳建议，《苏联文艺》月刊可以不必复刊，不如改为出版一种像三四十年代苏联出版过的《国际文学》那样的介绍世界各国文学的刊物。椿芳完全赞成我的建议。我们就一起去找时代社苏方代表罗果夫（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负责人），同他商量，他也表示完全赞成。我们还找冯雪峰同志商量。雪峰在解放前曾任时代社文学顾问，当时他是全国文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他听了我们谈的计划，也表示非常赞成，并主张刊物就命名为《译文》，以表示我们是继承和发扬鲁迅在30年代创刊《译文》杂志的新文学传统的。最后他说，此事很重要，需要向周扬同志反映，听听他的意见。周扬当时是‘全国文协’的负责人。过了几天，雪峰告诉我们，周扬认为我们的设想很好，他很赞成创办一种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他还约雪峰、椿芳和我到他家去商量具体计划……”
        陈先生慢声细语地说着，我的思绪被他虚弱的语调深深地吸引着。“1954年年初，中国作协接到苏联作协来信说，苏联作协决定于1954年12月召开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并决定邀请中国作协派遣作家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国作协当即决定派遣以周扬为团长、丁玲和老舍为成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大会。不久，周扬找我，他希望我为他做两件事：一件事是要求我约人编写或编审一份有关苏联文学近一二十年的概况，他说，这次去苏联，必然要同苏联作家接触和交谈，事前要有些准备，否则会被动。第二件事是决定要我随他同行赴苏参加大会。在大会上，听到比较好的重要的发言，立即把它译成中文及时供他参考。周扬的两个要求我都同意照办……”
“唉，要回忆的东西太多，头绪也太多。”陈先生叹息着说。
        熟知陈先生的父亲一直鼓励他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文学史料留传下来让后人知晓，意义匪浅。陈先生一直在念叨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孩子们也都没有时间，我恐怕写不了了……”
        说话间，陈冰夷先生的夫人轻推客厅的玻璃门，端进两杯果汁递给父亲和我，然后坐在了我身边。伯母拉着我的手，笑着说：“越来越像你妈妈了……”
        其实，我们与陈冰夷先生一家还算熟悉，父亲和陈先生曾同在社科院外文所共事，下干校前我家与陈冰夷先生家同住这一单元，只是那时我还很小。我家在一楼，对门是朱寨先生家，二楼是陈翔鹤、王燎莹等大学者，四楼就是陈冰夷先生家。那时，我年纪小，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陈冰夷先生那种上海人特有的气质、儒雅斯文的样子给我的印象一直很深很深。那时，陈先生总是从我家门前经过匆匆上楼。他家有几个气质脱俗的女儿我倒记得很清楚——她们比我大几岁，不在附近上学，平时并不常见……
        伯母关切地询问我们兄弟姐妹的近况。接着，伯母又转向陈先生，说：“写那些东西干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太伤神！”我理解伯母，岁月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有时是难以忘怀的。伯母和我聊起“文革”时对她的批斗，让她扫院子扫垃圾……
        父亲和陈先生在那边也聊了许多许多，比如陈先生当年如何接近外国作家，又如何为陈毅刺探“军情”——了解那些国外作家的文艺观点……我很认真地聆听，深知陈先生随手拈来的小故事、小花絮都是很难得的。陈先生断断续续讲了很多，只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将其一一记下。
        令我没想到的，陈先生居然还是一个足球迷。每当世界杯大赛之际，场场不落的他，看转播前为防止过于激动影响心脏，在家人催促下，必须要服下药片……说到看球，陈先生竟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陈先生谈兴很浓，完全没有打住的意思。想到陈先生的身体，我和父亲几次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说“下次再来、再聊”。心想，下回来的话，我一定要带上录音机和照相机……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我回家看望父亲。父亲告诉我：“陈先生前一段时间住院了，这两天刚出院，我们去看看他？”于是，我和父亲又来到了七号楼。被家人搀出坐在客厅的陈冰夷先生见我们来了，忙起身迎接，身子却不由地晃了起来，我连忙上前扶住了他。陈先生的身体很虚弱，好像稍微一碰就会倒下的感觉。老人的头晕仍很厉害，就是这个病整天折磨着他，使他没有精力、没有信心将回忆继续下去。
        在安慰了老人几句后我们匆匆告别，以免影响陈先生的休息。
        虽然陈先生的身体很虚弱，但他的回忆文章仍未间断，一篇，两篇，三篇……他尽可能地拿给父亲看。有一天，当父亲电话告知陈先生，回忆文章看完了准备送还给他时，陈先生突然放低了声音说：“你不要来——家里有阻力，等我去你家。”于是次日，陈冰夷先生佯装下楼散步背着家人由小保姆搀扶着来到我家，道出了真情，原来家里人坚决反对他继续写回忆文章，完全是由于陈先生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就这样，陈先生经常和父亲聊过去的事，聊当年他如何协助茅盾创办《世界文学》，同曹靖华、冯至共事的经历。
回想陈先生当时那认真的样子，我不由地笑了。陈先生像个孩子那么认真地想去完成一件事却又得不到家人的“批准”，于是像个孩子似的背着家人偷偷地去做——太可爱了。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一天我陪父母穿过街心花园时，又遇见了由保姆陪着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陈冰夷先生。陈先生紧紧拉住我父亲的手，又念念不忘地提及回忆之事，一副很迫切很焦急的样子。经历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老人心中的那些经历是难以忘却的。他嘴上答应不再做此事，握笔也变得艰难，而他的思绪却不能就此停滞。
后来的几年，我也常远远地看见在楼下晒太阳的陈先生，但我不敢再上前去打扰他，我愿老人平平静静地沉浸在他自己的回忆中……
        2008年的2月2日，陈冰夷先生因肺部感染在京逝世，享年93岁。一天，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给我母亲扫墓时，在不远处发现了陈冰夷先生的墓碑。在这位严谨认真了一辈子的老者面前，我默默地祈祷：安息吧，陈先生！  文：王素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