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矢量图库:揭秘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

　　接管城市的“沈阳经验”为南京的接管者们提供了参考，但刘伯承和南京军管会成员显然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考验。

　　蒋介石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在动荡中勉强运转了20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时期，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分布在以南京、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城市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解体后，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阶层如何对待和处理，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和牢固。

　　城市的中间力量对新政权仍然充满陌生，共产党对这些人的底细同样捉摸不透，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否能顺利被改造，并有效率地为新政权服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949年，共产党干部还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旧职员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继续用来为新事业而奋斗。

　　元 旦

　　1948年和1949年的交替，预示着一种旧政治制度的结束。蒋介石周围的世界碎裂了，他即使坐在总统府的子超楼里，也能清晰地听得见“破冰”的声音。他的私人秘书和智囊陈布雷在南京的住宅中自杀了。“让我安静些。”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无可避免，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国民党能动用的军需储备物资几乎已被全部投入到南京以北两三百公里的广阔战场上去了，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徐州之战更注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起初，他们的头头是广西将领白崇禧，很快这些人就拥白崇禧的老朋友李宗仁负责。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

　　蒋介石派张群两次从南京飞汉口，和白崇禧商讨形势，但几乎所有人都跟蒋介石唱反调。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对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张群也对蒋介石说他赞成和谈。圣诞节，蒋介石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南京总统府随后度过了气氛压抑而可怕的一个星期。蒋介石召集全国主要军事将领，举行了整整一星期的会议。每逢新年，蒋介石总习惯于向全国发表一份新年文告，文告内容通常在一星期前就公布于众了，但1949年，直到元旦前一天下午文告才起草好，并译成外文。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到他在黄埔路的官邸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这天晚上，所有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

　　蒋介石引退后的1个月，南京政府陷入了混乱。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薪金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3个月的薪金只够1个月的伙食费。面临失业的财政部官员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大打出手，结果除了3个月薪金，还争取到3 000元疏散费。这个事件让各部门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 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按照南京当地报纸《和平日报》的记载，从1948年12月20日开始进行的夜间户口检查活动在新年的2月5日还没有结束，并且正成为常态，两万多人的行政人员组成5千多个“夜间入户”检查小组，敲开房门检查户口，要是有不符合户口记录的人口，必须马上去警察局登记，不进行登记的人家连每月15斤的户口米也领不到。

　　报纸报道，“多数民众能理智对待夜间登记”——事实上，“不理智对待”不可行，要是没办法领取政府供给的户口米，多数平常人家只能饿死。

　　根据当时在南京政府公务人员周家让回忆，尽管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不能超过1948年8月19日的价格，并且所有的商店不允许关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金圆券发行没有限制，米价与8月19日相比，已经上涨142万倍，“人们用麻袋装钞票购买商品，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

　　按农历算，这是正月初七，可是南京丝毫没有过年气氛，《和平日报》的记者实地考察，即使是山西路的富人区也悄然无声，以往家家户户悬挂的精致的荷花灯也不见了踪迹，只有“一个孩子拿着劣纸糊的兔子灯”在街道上玩耍。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还在竭力维护首都南京的正常运转，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和供应食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骚动不安的民众，“自从户口登记以来，已发生多起冒充公务人员入室抢劫案”。当然，更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混进南京城。

　　可是，这种维持在2月初即成为泡影——就在5日上午，行政院长孙科正式宣布，行政院开始正式在广州办公。孙科自从1月20日离开南京后，一直在忙于行政院南迁，早在1月29日的农历大年初一，由于行政院所属的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的现金都已经搬家，代理总统李宗仁甚至拿不出银元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行政院的很多部会，甚至只留下一两个小职员看门。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当时，“南京城空了一半”。

　　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后，“府院矛盾”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李宗仁陷入更大困境：政府的存在受到了置疑，南京只有一个空洞的代总统，没有行政机构；而广州只有行政机构，没有政府首脑。《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坦诚了和孙科的矛盾起源：多年来，他和孙科一直关系尚好，可在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中，孙科作为蒋介石支持的“黑马”，与李宗仁展开了激烈竞争，“桂系”的黄绍竑为了让李宗仁当选，“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鄙眷蓝妮’”。

　　“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在上海，并且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来历不明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孙科当了立法院长后，给上海官员去了信，称“蓝妮”为“鄙眷”——此信成为轰动一时的笑谈。而黄氏用文学家的笔法将此事重提，李宗仁回忆说：“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

　　孙科不仅是为报复李宗仁，也是对守卫南京已经毫无信心，他对李宗仁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到了临浦镇，南京已经处于远程大炮的射程之内，为使政治中心不受军事威胁，他一定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他把自己花了10万美元在中山陵附近造的一幢精美别墅卖给了行政院下属的中央银行，这也是当时报纸轰动一时的新闻。

　　行政院迁往广州后，李宗仁不得不反击，他在南京召集立法委员复会，而孙科和蒋介石也指示20多个立法委员主张在广州复会。当时报纸声称，愿意在广州复会的立法委员可以领到很高的报酬，远比在南京复会的每日发2 000金圆券的立法委员报酬高。可是李宗仁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有300多立法委员在南京复会，立法院复会后通过两项决议，一是赞成李代总统和中共和平协商的主张，二是要求行政院长孙科回南京报告施政过程。

　　监察院长于右任也站在李宗仁一边，并没有随大批官员出逃。

　　按照《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李宗仁在2月份先后派遣于右任等人去广州劝返孙科，可是都无功而返。2月22日，李宗仁自己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视察。当晚他和孙科进行了长谈，孙科说，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可能处理政务。李宗仁拿出抗日战争进行反驳，说当时的情况更危急。最终，孙科同意将立法院迁回南京。

　　可是，即使迁回南京，此时的立法院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根据当时在立法院工作的储子润回忆，早在1月末立法院南迁前夕，就进行了大量裁员，当时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在立法院系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或者同情中共的人，包括厌倦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年人基本上辞职，60%的人已经离开了立法院。

　　而在立法院迁回后，李宗仁只获得了表面胜利，所谓复院，只是装门面而已。储子润回忆，去了广州的人根本不愿意回来，孙科只带了少数人回南京，“寡人一个，一筹莫展，终于辞职。”

　　南京的功能其实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已经丧失了。“首都”随人而走，没有因为代总统李宗仁的留守而停留在南京，也没有跟随名义上的迁都派们转往广州。它跟着蒋介石去了那个浙江溪口。

　　“美军联合顾问团”的军事顾问一开始就对他们在作战方案上和国民党军官甚至蒋介石本人之间的沟通不畅极为费解，1948年1月受命负责“顾问团”的陆军少将戴维·巴尔后来发现二者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没什么再比“裙带关系”更为本质和核心的问题，他在离开南京后呈交给华盛顿的最后工作总结中写道，“委员长的思想太中国化了，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人事关系和政治上的问题”，“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要获得一个要职，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有后台。这总后台就是委员长本人”。

　　溪口只有在蒋介石回来的时候才会如此热闹，蒋介石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待3个月。”

　　溪口与南京的联系通过国民党的设在南京的军台。据南京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王正元回忆，重要军话台上的主要用户有：蒋介石3条专线，宋美龄、俞济时3条专线，在重要专线台上装有直通溪口的长途电路1条。王正元回忆说，“蒋介石宣布退隐后，俞济时侍卫长专门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了。‘委员长很器重你，不过他这几天很忙，不打算接见了，今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3人在通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俞对我说，‘我跟你约定一下，这3人分别用甲先生、乙先生、丙先生来称呼，我们两人通话时，不必称呼什么，互报自己名字就行，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

　　蒋介石由此对南京时局了如指掌。李宗仁在南京的大小决定和通话记录被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了蒋介石，除此之外，蒋还断掉了这位代总统的经济来源。有一天李宗仁派人到奉化恳求蒋介石授权统管政府财政以构筑长江防线，遭到了断然拒绝。蒋介石一面坚持要广州的孙科支持李宗仁，一面却命令胡宗南带20万军队飞往广州以遏制李宗仁的影响，他向CAT（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提供的运输机支付了现金。

　　蒋介石此时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代总统即便答应共产党一些条件，很多命令也几乎是一纸空文。

　　1949年已经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是一名年轻参谋的黄仁宇，用他后来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光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由美国配置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40岁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呼应了黄仁宇的观察，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源于这种对立的对抗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深刻。

　　随着李宗仁和何应钦在4月22日离开国防部大楼，最后驻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员从明孝陵机场离开，这座处于短暂政权真空的首都开始陷入不可遏制的骚乱之中。

　　先是位于市南老住宅区的穷人成为抢劫的主体，后来，失业的铁路工人、香烛厂工人，还有掉队的国民党士兵也加入骚乱的人群。人们先是洗劫国民党官员的住宅，李宗仁和何应钦的也没有幸免。国民党放在长江南北两岸军火库和油库内的定时炸弹引爆产生的大火和浓烟布满了南京的天空。危险并没有让愤怒的人群冷静下来。因为美国使馆区占地巨大，由海军陆战队护卫，人群就把使馆南面巴尔将军的住宅当成了出气筒，他们在这栋无人居住的大宅子里卸走了所有的门板、窗扇和管道等装置，并把木地板砸成碎片拿回家当柴火烧。“有几个乘机发财的人在北城墙外火车站附近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油库前转悠。不过，这些仓库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了。”

　　国民政府南京市长邓杰在住宅被暴动者烧毁后，试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的3亿金圆券逃跑，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断了双腿，后来在南京城南的公路被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俘获。第二天，南京市面上金圆券贬至150万兑换1美元。

　　骚乱直到解放军进城才被平息，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又被任命为市长。南京市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和国民党军队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毅各部除了一小部分军队留在南京，其余大部都掉头东进，攻入杭州，切断沪杭连接并包围上海。

　　南京跟上海的通讯被解放军迅速切断。4月23日，南京唯一一份仍在出版发行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纸上载满了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通讯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中很多是两天前还在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新闻记者。

　　全世界都在等待“解放军攻克南京、占领总统府”这条具象征意味的新闻的发布，但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却出了点意外。从渡江战役筹备开始，新华社就配备了1个总分社，4个分社，还有26个支社上百人的报道力量跟随第三野战军，但这些记者却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没顾上进南京，就向郎（溪）广（德）山区进发了。4月23日，跟随东路军南进的总分社行军途中电台无法与分、支社联系，以至于35支社虽然在23日深夜进到了南京，但稿件无法发出。到24日凌晨5点，在北京焦急等待的毛泽东不能再等了，他口授了一则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4月28日起，从台湾基地起飞的国民党B-24和B-25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南京一次。当时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西默·托平回忆，“它们像黑色的大秃鹰在聚集在南京市发电厂、供水厂、铁路吊车厂和各种库房的滨水区上空盘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当时共产党除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外，便没有其他任何防空武器。

　　可是，“很多本该对准电动轮渡船和江边工厂投掷的炸弹，却偏偏落入了江水中。”后来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西默·托平在回忆录《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写道，“看来很大程度上，飞行员是有意尽力避免轰炸自己的同胞的。”在头几次空袭中，南京几乎没受到任何损失。

　　风向总的来说都利于新政权。在南京，刚刚主政的共产党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4月24日黎明，熬了一个通宵将“共产党占领总统府”新闻发回美国的西默·托平赶到南京城西北门，他看到涌上街头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旁欢迎解放军进城，一些学生爬上大卡车的顶部高呼口号，向军队致意。三个星期前，6000名学生曾以这样的方式聚集，不过是向国民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们在军队的护送下到长江边去加固河堤，以防春讯。刘伯承为代表的南京军管会聪明地把两个阶层结合到了一起，这延续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参与了农村的生活实践，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郎宁在南京城郊的农村碰到的农民激动不已地向他展示刚刚领到的新农具，并告诉他农民们参加了新组织的委员会，城里的学生们经常来看他们，给他们提供化肥，并取去了土壤样品。

　　以前农民进城顶多是贩卖田里的农作物，1949年5月，南京72个村的农民则高举写着各自村庄名字的白色横幅和红旗气宇轩昂地在南京城的大路上游行。他们跟上街组成“演讲队”向市民宣传“新民主”的学生们一起高唱共产主义歌曲，一些学生加入了农民的游行队伍，和他们一起扭秧歌。郎宁后来以观察者的角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让他感到新鲜的景象，他说：“农民进城我虽常见，却没见过农民上街庆祝游行，大家还给让道。”“各个阶层参与，这是南京解放后新政权让这个城市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关键。”

　　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把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沈阳的经验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用不着在南京消灭资产阶级。刘伯承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共产党需要集中力量，通过促进私营和公共企业，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