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验证真伪查询:日本社会为什么容忍婚外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4:22:55
日本社会为什么容忍婚外情

编者按:日本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在这里,有婚外情的男子高达80%,妻子不但不谴责丈夫,反而鼓励其是不是出去“发泄”一下……这背后,有多少文化差异又有什么历史根源,下文为您一一道来。

中国称为的“婚外情”,在日语中称为“不伦”。从字面上看,还是中文的表达比较有蕴涵,将其形态界定在“婚外”,将其内容冰点在“情”上,让人去想“情在世间为何物”。而日语汉字的“不伦”,将其形态界定在违背伦理道德上,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道德批判意义的否定句式,但推助吃禁果的味道也在里面。但是,事实上,中日两国对“婚外情”的容忍度,应该是不尽相同的,更直白地说,就是日本社会对“婚外情”是比较容忍的。

日本首相菅直人刚刚上台,他的“婚外情”往事,也就被各种周刊杂志重新提起。1998年11月9日,日本《文春周刊》就刊登了菅直人的“婚外情”报道——指称他与传媒界出身的女性形象分析师户野本优子关系暧昧,在酒店过夜的事情。十分“敬业”的该刊记者不仅拍到菅直人与这位女性夜晚双双进入酒店的照片,还拍到了菅直人与她清晨双双从酒店出来的照片。当时,面对这则报道,菅直人极力否认,还拉出老婆做后援,透露“我夫人说‘相信你们共同拥有了一夜,但没有男女关系’”。人家老婆都认了,别人还跟着忙活什么?结果,除了这句话一度成为社会的流行语,菅直人的政治声誉受到一些影响外,也就不了了之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日本家庭对“婚外情”的一种容忍。

在日本,几乎每天晚上各个电视台播放的连续剧中,都有“婚外情”的内容,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婚外情”就不足以成为日本电视剧。同时,日本几乎所有关于社会、女性、文体娱乐的周刊中,都有关于“婚外情”的报道。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各个城市几乎都有一道风景线——情人旅馆,如今,中国好像把这种旅馆叫做“钟点房”。为了帮助掩饰这种“婚外情”,情人旅馆的房间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音响装置,打开以后发出来的或者是城轨电车咣当咣当运行的声音,或者是居酒屋里面噪杂吵闹的声音。这个时候,只要是家里人来电话,你按动音响的一个键,它就可以发出你所需要的声音,成为你电话的“背景声音”,对付起家中的“侦探”来就要容易一些。

日本情色小说大师渡边淳一作品的核心内容就是“不伦”。其小说一直在日本热销不衰,从这种读者市场的需求可以看出日本社会一种潜在“婚外情”的蔓延。有人说渡边淳一的小说写得好像生理教科书,我却不认同这种看法。只要细看就可以知道,渡边淳一小说之所以畅销,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婚外情”,更在于他几乎在每部小说里面都细致地刻画了“婚外情”的主人公们内心情感与理智的极度挣扎,因为这毕竟是不属于阳光下的一种情感。

笔者曾与日本一位社会学教授谈探讨这个问题,他语出惊人,说日本人对于“性”从来就是看得不重的,而对于“情”则是相对重视的。结婚的家庭,因为“性”而延续,婚外恋的男女因为“情”而维系,或者说婚外恋才是“性”与“情”的完美结合。日本《读卖新闻》一位专门负责家庭版的编辑告诉笔者:日本认为婚外恋是维持家庭的“双轨制”,既然一夫一妻制是人为的法律制定的,那显然也就可以出现这种人为的社会现象——婚外恋。

研究婚外恋现象的日本女作家龟山早苗指出,日本超过80%的已婚男子曾经有婚外恋经历,而且他们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最终选择离婚,因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一旦离婚后与原来的婚外恋情侣结为眷属,情人之间的激情反而会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婚外情”也有新的动向。有媒体介绍说,以往,日本男性对自己的婚外女伴十分慷慨,主动承担两人在高级酒店出入的所有消费。但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导致他们收入减少,养家糊口尚且困难,更无法肩负其他负担,所以男性逐渐倾向于与事业成功且收入丰厚的年轻单身女子发展婚外情。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其实是很难判断的。如果这种男人出现了,还不如“自宫”为好。

延伸阅读:日本人对待“性”婚姻的态度


浮世绘

日本文化的许多内容都溯源于中国和印度,但其性文化却与中国与印度都有着很大的区别,有着另一番景象。

自史前时期始,在日本随处都可见到生殖器官图像,用岩石和粘土形象地雕塑而成。人们在十字路口和村庄旁边塑起具有明显的生殖器形象的浅红色神像,以祈保吉祥平安。现在,这类神像早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对日本性崇拜传统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消失。譬如,18世纪的日本妇女曾流行着一种奇特的性吸收方式,她们在2米多高的木质生殖器标志物上糊上许多小纸条,以此来产生吸引英俊男子的魅力。

快乐之源——“浮世”

17世纪日本的都市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带来了色情文学的兴旺和繁荣,性交易应运而生。

在江户,娱乐场所集中在一个市区,这个区19世纪时共有394个茶楼,153个妓院(俗称“绿屋”),3000多名妓女,另外还有许多在茶楼、妓院里为妓女服务和拉客的人,以及一些负责衣食的辅助人员。

这个区的中心有条宽阔的大道,道旁坐落着许多妓院、茶楼。春天时节,盛开的樱花附合着昙花一现的性爱,更衬托出这个漂浮的“浮世”。每逢盛大节日,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观看身着漂亮和服和名妓的精彩表演。

令人目瞪口呆的日本春宫图

“春宫”是日本人对色情绘画艺术的俗称,其含义是“性图画”。色情主题的出现,远远早于“浮世”艺术,但“浮世绘”自17—19世纪发展成熟以后便在日本广泛流行。

春宫图的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于刻板印刷技术的推广普及。最初印刷的春宫图只是一些黑白画,后来则不断发展到更具色情含义的彩色画。

春宫图有个特点就是故意运用夸张手法将生殖器画得十分粗大,使作品更具一种庸俗、性感的独特风格,因此,十八、九世纪自日本传向欧洲的春宫画和浮世绘,让欧洲人惊呆了。欧洲人总以为性爱的最高指导原则应是追求两性快感的和谐,但日本春宫画里的姿势,看起来就像是强暴,不仅姿势看来夸张、痛苦,就连以异国情调见长的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看了日本春宫画里使用过的性虐待用具,也相形见绌。

“日本式姿势”通常都不用全裸,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和服和武士服脱起来不太方便,另一方面也因日本人相信穿着薄纱或其他配戴“做”起来会更有兴味。我们曾介绍过人工阳具“张形”,有些玩具看起来像是给龟头戴帽子,听来这真是一场具体而微的战争。男人把他们在战场上攻击、杀戮敌人的配备都转换到床上来了,包括由戌装转换过来的盔甲、由打仗时保护阳具转换的度肩、有些像匕首形状作用在攻击女性的钟具,在这场战争里他们则占尽绝对的优势。

从他们发明的性辅助器具,日本男人在床上的“武士道”精神,已可见一斑,而日本女人服从的却仍是“礼”的表面形式。据说日本和服的发明就曾考虑到让男人方便行事,只要和服的下摆一掀起来就可以做了。


在实际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的民族性格是和民间文化中突出的极端的暴力共存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着迷于虐待狂幻想,而且不是人人都接受性和暴力。在日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被绳子捆绑着的裸体女人的照片公开地刊登在大众报纸上,被强奸、性施虐的镜头在电视中比比皆是,人们在乘地铁上班去的途中十分公开、自然地翻阅带有裸体少女照片的黄色刊物,不以为羞,也不以为怪,性兴趣似乎成为一种生活的主流,为较多的人所接受,不用像中国人那么偷偷摸摸、羞羞答答,把性兴趣掩藏在家室或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日本人不把它看成是一种邪恶,而把它看成是一种宣泄和幻想。礼貌、温和、温顺就这样和带有死和虐待狂的幻想结合起来了,但是这种幻想很少渗入真正的生活。

日本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善于输入和输出,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文雅与粗犷并存的文化特点,在性的方面也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如果在性文化方面,以日、中两国作为一个对比,许多方面表现出“同”还是主要的,可是由于以上所述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的存在,两国的性文化又有不少异。探其同,再究其异,可能会更好地了解日本,也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神话,都编撰了许多本民族的祖先是神的故事,中国和日本都不例外,但是相比之下,中国这方面的神话不算太多,所谓“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的传说,虽有神话的成分,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人的形象,而日本就不同了,他们的祖先全是神,大神、小神、男神、女神、凶神、善神、美神、丑神等等,史不绝出,这种对神的崇拜,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社会。在日本境内,广布神社、寺庙,其密度要比中国大得多。

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是从性与爱开始的。历史传说中的自然神与人性息息相通,神也是有人的欲求的,日本古人的性崇拜是和对神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性的崇拜十分坦率,也十分认真。例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描写的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这男女二神,奉天神敕令,从天而降,他们下凡后,看到一对情鸽在亲嘴,于是他们也学着亲嘴;看到一对在交配,于是更激动了起来。伊邪那歧男神问道:“你的身体怎么样?”伊邪那美女神答道:“我的身体逐渐完整了,只有一处没有闭合。”(指阴户)伊邪那歧就说:“我的身体有个多余的地方,那么就献给你吧!”(指阴茎)伊邪那美同意了,于是这一对神尽情地享受性的快乐。这对男女神自然地合二为一,最后生下了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800万神,伊邪那歧还生下支配诸岛和天地万物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等。这男女两神的性爱的结合,被称为“神婚”,从此相传。日本的神可以泰然地享受爱与性的快乐,不存在基于宗教原因的性禁忌。

在日本,“凸凹”指男女生殖 ,也指性,这个词即来源于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的结合,它是神圣的,却不是猥亵的,所以,有些日本人以“凸凹”为姓,还有的神社也以“凸凹”命名,神社中展示了不少性崇拜的东西。中国古代也有“彼何凸,吾何凹?以凸试凹,甚感美快”的话,不过不像日本那么强调。

日本原始信仰的另一个特征是对生殖器的崇拜,这方面的历史十分久远,从绳文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遗址可以发现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石棒和女性土偶突出的性器官。到了弥生时代(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农耕的祭祀仪式上,性器官体为农业生产力的象征,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

当然,人们所膜拜的决不仅是人体器官,而是膜拜许多性器官的象征物,如形似男根、女阴的天然石头,人们认为,正因为它是天然的,所以更有神力。这种崇拜物在日本的很多地方都有,有的在路边,有的在神社或园林之中,直到今天,日本的中、小城市中仍大量存在,人们称之为“阴阳石”或“凸凹石”。这在中国,已较为少见。日本的神像有不少都是展现阴部的,男神展现男根,女神则展现女阴,后来这种女神神像演化为日本式的“观音”。在日本神话中还有名叫猿田昆古的阴虚神,他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


崇拜男性生殖器,这是性崇拜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有许多岩画,其中很多都表现了男子硕大的阴茎。例如在新疆呼图壁、内蒙古的阴山和桌子山、广西的左右江、宁夏的贺兰山等地都有一些原始岩画,许多岩画内容都反映出原始初民的性崇拜状况。他们以柱状物来象征男性生殖器,朝它顶礼膜拜,并称之为“祖”,如陶祖、铜祖、玉祖、石祖、木祖等,这一“祖”字,就说明他们认为这是祖先,是生命的起源。据考证,“祖”字的左边旁“示”字是神之意,而右边旁“且”则是男根的象征物,这在甲骨文中的“且”字看得再逼真没有了。

性崇拜是人类性文化的初始状态,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几乎概莫能外。生殖器崇拜是性崇拜的一个主要内容,日本古代这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据北野博美查考,有这方面内容的神庙至今还有400座左右。许多神庙所供奉的神像,包括男神和女神,都露有生殖器,而这是神圣的和有力的象征。分布较广的男神有道祖神,以甲州、信州为最多,还有塞神,又名幸神、石神,以九州较多;还有金精神,以奥州最多;又有道镜神,以九州、奥州最多。人们尊崇这些神像,也尊崇他们的生殖器,常去抚摸、亲吻,以求爱情和婚姻幸福,或祈求得子。据当地民众介绍,这种风俗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日本古代还十分崇尚外形类似男女生殖器的石头,认为它们是神灵,于是朝它们顶礼膜拜。日本人崇尚自然,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例如山崇拜、水崇拜、石崇拜、火崇拜等,比古代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这些类似男女生殖器的石头称为“阴阳石”或“凹凸石”,直至今日,“阴阳石”或“凹凸石”还遍布日本的许多地区,人们还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奇景,一种圣物。特别是日本的女阴崇拜多以天然的洞窟或凹形的自然石为其象征,最有名的是土佐长冈郡介良村朝峰神社背后的洞窟,深五丈余,形似女性生殖器,许多妇女都去祈求怀胎、安产。


中国清代的结婚场景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与规定。

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日本的浮世绘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

日本的新郎、新娘在举行婚礼时感谢父母


日本古代贞操带的展品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
“妾”皆从女,有长跪的形态,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这“三代”直至汉,是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巩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确定社会“纲常”


中国古代的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应遵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然这种影响只是外因,内因是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男子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同时还受着日本古代社会尚武精神的影响。日本古代的妻子除了在家庭中学习一些礼仪外,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而活着,即丈夫。妻子有绝对的义务为丈夫恪守贞节,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贞行为,可以立即处死奸夫和淫妇,对此,德川家康曾经明文规定,如果丈夫杀死淫妻而宽恕奸夫,则亲夫当被处死。哲学家益轩也说过,如果妻子是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则夫可休妻;相反,如果丈夫偶尔放荡、野蛮,妻子就应该加倍地对丈夫温柔体贴。

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下,日本妇女从古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忠诚、最温顺、最勤劳的妻子,令中国妇女在某种程度上也望尘莫及。千百年来,在许多家庭中形成的一套规矩是:当丈夫下班回家时,妻子在门口跪而迎之,第一句话是:“您回来了。”第二句话是:“您辛苦了。”第三句话是:“感谢您为家庭所做的贡献。”然后递上一把热毛巾、一杯热茶。在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丈夫在前面走,妻子在后面跟(大概这就是所谓“男先乎女”吧),而且背着、拎着所有的重的东西,丈夫则什么也不拿,还不时斥责妻子“走得快一点”。

日本人还很崇尚母性,妻子在丈夫面前必须担任两重角色,一重角色是妻子,满足丈夫的情欲,为他生儿育女;另一重是母亲的角色,像关爱照顾孩子一样地关爱和照顾丈夫。所以有些有了两个孩子的女子会对人说她有三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在日本文化中,妻子对丈夫、女人对男人必须全身心地奉献,为对方作出一切牺牲,这种观念比中国古代的“妻为夫纲”还要强烈得多。

一些西方游客对于这种情况会感到万分的惊叹和惋惜,日本的妻子真是最好的妻子,为什么这样“美好的”制度不能在西方流行呢?当然,中国古代的妇女对丈夫也很服从,很温顺,但是和日本妇女在这方面的礼仪化、规范化相比,仍旧要差一大截。

日本人还很讲孝道,他们的传统观念是在家庭中父母远在妻子之上。公元8世纪时孝谦女皇就下令每个家庭必备“孝经”,全国的学生都必须熟记在心,除了武士以效忠主人为最高美德外,孝顺成为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道德标准,效忠天皇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直到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气传到日本之前,孝道一直是构成日本人道德的基础,对基督教传入时宣扬的人应远离父母而近于妻子的理论,日本人一下子是很难接受的。


人类的两性关系虽然建立了婚姻制度,但是有些性行为还是在婚姻制度以外的,婚外性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古代,男子婚后可以寻花问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对女子红杏出墙则视为很严重的事,要加以十分严厉和残酷的处罚,这主要原因是在父系社会中,男性要求女性生出确是出自丈夫血统的子女,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继承。日本古代也是如此,日本社会中的男权主义丝毫不比中国逊色,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是没有置喙的余地的。

在日本现代,夫妻关系处于平等了,男子在外拈花惹草的事虽然还是不少,但是多少受到些限制。

现在日本流行男女援助,一些结了婚的男人想找婚外的性伙伴,他们觉得妓女已经乏味,又怕得病;找固定的情人又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找个临时的女学生,青春可爱,钱不用花很多,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些姑娘陪男人吃饭、旅游、聊天,也有去情人旅馆的,他们再用这些钱来交男友,买化妆品。


日本女子的祈祷

日本的男子,尤其是年纪大一些的男子,包括一些老板,很讲道义,即使有“小蜜”也不会抛弃和他共患难的糟糠之妻。他很清楚“小蜜”是想他的钱,不会和他真心的,所以他决不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小蜜”花,如果女方谈到钱时,他就认为对方不是真心对他,所以很可能马上分手。姑娘也无所谓,马上转方向。

中国人则不太一样,中国的男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动真格”的,一旦找到一个婚外情人,家也不要了,夫妻也不要了,为了供养“小蜜”,常常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结果是坠入深渊。所以,有些官员的贪污总是和腐化交织在一起的。

日本还有种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妻子有时会“鼓励”丈夫到婚外去发泄一下。例如看到丈夫在外太忙碌,回家又无聊,就会建议他出去“散散心”,丈夫也明白这是叫他去做泡泡酒吧女郎这一类的事情,于是也高高兴兴地去做了。大家相安无事。这是因为,许多日本妻子相信丈夫的这点风流事绝对动摇不了婚姻和家庭的根基,所以很放心,再说想控制丈夫也不一定控制得了,乐得大方些,这是日本妻子聪明之处。如果是中国妻子,不要说“主动建议”了,一经发现丈夫有“小蜜”,妻子就“一哭,二跳,三上吊”,不得了了。


日本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天照大神是女神

在人类历史上,妇女有个辉煌的自由的时代,这就是母系社会,当时的妇女是备受尊崇的。在原始社会中,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使主要由男子从事的渔猎业难以满足稳定的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主要由女子从事的采摘集倒较为稳定,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再加上分娩、哺育又主要是妇女的事,而繁衍人口又关系到民族和部落的存亡,这些情况都确立了女子的崇高地位。

由于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母系社会的漫长时期,所以几乎全世界各民族都存在过女性始祖、即“人类第一个妇女”的神话传说。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把蛇身人首的伏羲和女娲作为最早的男女始祖。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两人还作为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中国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在很多地区都出现过“伏羲、女娲交尾图”的帛画或石雕。

和中国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相类似,日本则有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兄妹的神话传说,日本的神话就是从他们俩真正开始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神,日本人也不例外。日本最早的神和神话并不一定是日本独有的,其中有些可能起源于亚洲大陆,但很快就按日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改头换面了。

日本神话说,伊邪那美生出了日本各岛和众多的神,生火神时她受够了罪,连生殖器都被烧坏了。最后,她从自己的呕吐物、粪便和尿中分别生出金神、土神和水神后便死去了,并且消失在冥府中。她那悲痛欲绝的哥哥兼丈夫追随她到了阴间,可是却发生了一连串的矛盾纠纷,最后又生下了天照大神。


日本的浮世绘

从神话看来,日本的历代天皇都是天照大御神的后裔,都是这位女神的子孙。除了天照大御神以外,早期的日本也出了不少女王,甚至是女天皇。例如《三国志》中“魏志倭人传”曾记载,邪马台国的统治者卑弥呼是个女性,卑弥呼的后继者也是女性。

此外,推古天皇、皇极天皇(后来的齐明天皇)及持统天皇也都是女性。当时并不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这些女王的政绩也都令人称颂。

中国历史上只出过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看来日本历史上的女皇要比中国多得多。

在人类历史上,母系社会后来被父系社会所取代,但是母系社会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存在,女子的地位并没有一下子降低,女子的自由度,包括婚姻与性的自由度仍旧相当大,性禁锢并不严重。

例如在中国的唐代,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仍旧比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比较符合人性的自由发展,无论是宫廷、官宦、民间都是如此。民间妇女有时单独和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诗写一位船家女和一个陌生男子大大方地打招呼、攀谈。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流传至今的还有一些唐女骑马俑或唐女骑马图,表明了当时的妇女能结伴骑马郊游,是多么无拘无束。


日本的浮世绘

上古的日本女性热情、大方、富有行动力,她们的自由和开放度比中国当时的女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日本女性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却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而受到压缩。由于农耕生活的普及,出现了土地私有化、劳力争夺的现象,因此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逐渐取得主导权,终于发展成男权社会。公元7世纪中叶所施行的“大化革新”更是日本女性噩梦的开始。“大化革新”是唐化运动,日本大量地引进中国的各种制度:如以户为单位,每户都由嫡长男继承户主地位,并由这个户主来管理整个家族的财产,决定子女的婚姻。从此,女子一定要服从户主即父兄、丈夫的命令,不再具有自主权。此外,更因为受了由中国传来的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影响,认为女子有“五障”,即:烦恼障、业障、生障、法障、所知障。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中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翻版,是女子必须服从男子、听从男子摆布的理论依据,而且认为,女子即使修行,也很难信道成佛。此外,日本把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三从四德”搬过来了,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搬过来了,也把在七种情况下可以“出妻”的“七出”搬过来了。这样,日本女性已完全沦为附属于男性的存在。


日本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的作品

在日本的文化中还深深地埋藏着一种矛盾的复杂的思想,那就是女人既美好又可怕,既贞洁又肮脏,女人有性欲这一事实令某些人开心,却使另一些人极度忧虑。

在日本古代,许多人认为女人是有原罪的,这种原罪不会被轻易地饶恕。她既作为母性女神被崇拜,又被当做魔鬼叫人惧怕。母亲的面具一旦被撕去,一个可怕的幽灵便现出来。中国古人也有“女人是祸水”,性是污秽不洁之物的思想,可是不如日本人那么强烈和明确,也没有日本人那么矛盾。

日本人的这种思想从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的原始神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了。当伊邪那美生火神而死去后,她那悲痛欲绝的哥哥兼丈夫追随她到了阴间。她求他不要看她那可怕的样子,但是他忍不住瞥了她一眼,望见她腐化了的身上爬满了蛆,不由叫道:“我闯进了一个多么丑恶、肮脏的世界!”

日本人认为女人的身体是一种污染的根源。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将女人赤裸的身体描写成“可怕得令人难忘”,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似乎少有。可是另一方面,裸体在日本似乎又不那么可怕,例如在公共场所男女同浴,人们对此却不以为怪;最粗俗的脱衣舞厅也畅通无阻。与此同时,日本海关却雇了大批男学生和老年妇女作为临时工,涂去或刮去在进口印刷品中发现的阴毛。这种矛盾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与现代也是少有的。

日本社会“处女情结”复苏的背后


最近,以当红声优平野绫自爆恋爱史为导火索,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处女情结”复苏的热潮。

日本当红声优平野绫在一次多媒体少女谈话节目中首次公开自己的恋爱史,犹如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她称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并自爆“被劈过腿”。节目播出,众粉丝大乱,诸如“居然不是处女”、“被欺骗了”之类的悲痛咆哮不绝于耳。

不光是平野绫,在日本影视圈里有玉女之称的新垣结衣不久前也因被爆“15岁就被第一位男友占有”而饱受指责,因为她一直称自己没有正而八经地谈过恋爱,言下之意,自己是一位纯洁的处女。其余受到抨击的还有年轻女演员夏帆和北乃纪伊等。一时间,“女偶像明星是否应该保持处女之身”成为热议话题,而众多粉丝具有的“处女信仰”也逐渐蔓延为普通人心中“处女情结”的复苏。

受文化背景影响,日本是一个“性”较开放的社会。日本男人心目中的“处女情结”也没有中国人那么深。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日本青少年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避孕技术的提高,日本中学生当中有过性行为的人数不断上升。东京都的一项调查表明,高中女生中非处女率已超过60%,女学生搞“援助交际”活动也非常广泛。曾几何时,“处女太土了”在男女中都是主流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男人对于女孩子是不是处女,根本不在乎。

应该说,这股“处女情结”复苏确实与日本现在的演艺界宣传有关。近年来,日本演艺明星公司大搞“造星”运动。他们一方面通过形象包装,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所属年轻女艺人的社会交往,把一个个所谓的纯真玉女形象推向公众,然后再利用她们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以AKB48为代表的少女偶像的大量涌现,更使得人们渴望童贞的倾向愈演愈烈。


日本社会“处女情结”的复苏,还与日本男性青年结交能力变差、“草食男”、“宅男”群体不断扩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社会心理专家指出,“草食男”、“宅男”越不结交女性朋友,其自身的“处男”意识就不断增强。而“处男”意识越强,他们的“处女情结”也就越来越深,以致变成了无法抑制的性幻想和变态的性追求。不少“草食男”表示:“我是处男,当然只有处女能够配得上自己。”也有人表示:“非处女对我笑,就会怀疑她对其他男人是不是也这样笑呢?”“不喜欢被拿来和别的男人做比较。”“不希望她了解其他男人的味道,只希望她感染我的气息。”强烈的占有欲当中也暴露了这些“草食男”性格上的自卑感。


话题讨论中,不少男性表示:“偶像明星必须保持广大男性心中理想中的形象。放弃做处女,就是抛弃了自身的形象,抛弃了大家的支持。”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给粉丝们以处女梦,也是偶像明星工作的一部分。”由此不难看出,这股“处女情结”热议浪潮其实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复辟,而并非对女性的爱护和尊重。在日本政治格局混乱、经济前景黯淡、职业压力巨大的环境下,日本男人把对女性的纯洁要求重新提出来,无非是想掩饰自身的虚弱,是想通过“处女情结”满足自己“意淫”的快感。而当他们在家外面寻欢作乐时,恐怕早已把女性的尊严抛到一边了。

(责任编辑: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