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火拼短袖:中共成为了“朱毛”中共

中共成为了“朱毛”中共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遵义会议一结束，洛甫与周恩来便走到了一起。虽然他们暂时来说已经没有力量左右局面，但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行动，由洛甫与周恩来进行商量并决定后，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派了出去，让他到上海后设法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同时也暗示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还不合法，对毛泽东施加了合理的压力和约束。但是，这种动作在当时并不能改变现实，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对毛泽东予以限制，相当长时间里遵义会议所形成的权力趋势和状态不会被影响，毛泽东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调整和巩固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独裁。

没有几天，由于国军大批围拢过来，中共中央不得不马上放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决定往四川方向突围。作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纯军事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红军的生存。到底是谁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时毛泽东处于刚获得权力的状态，但这种权力只是参与决策权和发言权，在决策方面基本还是一种集体方式。从之后朱德发布的命令和红军进行运动的态势来看，有一个很显著的动向，就是试图向泸州地区发展，而这正是朱德在军阀时期的地盘，他不仅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一山一水都极其熟悉，非常有利于展开他的战术。因此，红军进行这一运动的提出者应该是朱德。遵义会议大大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人们的意见在中共第一次有了很重的分量，而且，他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张行为，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开始一再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1935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到了土城。这时候，四川刘湘有四个团也向土城开来，朱德决定歼灭这股敌军，打一个“突破”以来的胜仗。遵义会议毛泽东在权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是他在政治人物里是个会“打仗”的人，支持毛泽东的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开始鼓吹毛泽东会“打仗”，以提高毛泽东的威信，帮助毛泽东进一步获取军事方面的权力。土城这一仗应该是很十拿九稳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以毛泽东会“打仗”的名义，把自己的战场指挥权让出来，要毛泽东指挥这一仗。毛泽东很兴奋，命彭德怀率红三、五军团进入阵地，1月28日打响战斗，结果，却被毛泽东指挥成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的阵地正面攻击战，进而失败变成阵地阻击战。中共官方党史都淡化了土城战役的指挥问题，把失败归为了情报有误，是因为刘湘的兵力有六个团而不是四个团。实际上，土城战役的失败主要是指挥问题，是没有断敌援兵之路，对敌四个团予以围歼，而且行动缓慢，最致命的是毛泽东竟然将林彪分兵去攻击赤水城，没有集中兵力，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以至敌人后续援兵跟进，把歼灭战弄成了防御战。在阵地阻击战的情况下，刘湘的部队突破了彭德怀的阵地，立时，红军处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身后就是赤水，根本没有退路。既然交给了毛泽东指挥，朱德便一直不响，但在前沿阵地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朱德再也不能忍了，他很巧妙地没有把指挥权拿回来，而是决定亲自上前线扭转局面。聪明的毛泽东这时候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地感谢朱德，痛苦地猛抽着烟，然后不得不欢送总司令上前线。朱德一上前线，彭德怀溃退的部队一听说总司令来了，立时军心大振，稳住了阵脚。在朱德的指挥和亲自作战下，刘湘部队的进攻被遏止和击退。随即，朱德从毛泽东手上收回了指挥权，1月29日朱德在总部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后，重新回到前线，亲自掩护了红军大队渡河。

一渡赤水后，朱德基本呆在了总部进行指挥。土城战役失败使红军失去了向泸州地区发展的最好机会，红军的士气已经降到极低，中共领袖层几乎一筹莫展。好在朱德对西南地形非常熟悉，并惯于运动，率领着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间的群山中进行着行动，努力摆脱着强大的敌军。2月5日，在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偏僻村庄，由于名义上的总书记博古失权，中共实际已经没有了总书记，由此而带来了中共无主的混乱局面，洛甫提出应该改变领导，也就是选一个新的总书记出来。1943年时，周恩来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这一说法只是叙述了大致事实，但口吻则很容易形成误导，似乎洛甫做总书记是毛泽东恩赐的。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四个常委里，替换博古的最恰当人选无疑是洛甫。选总书记与遵义会议已经完全不同，遵义会议是军人要取消“三人小组”，因此朱德使用了武力威慑进行干涉，选总书记则完全就是党务问题，只能局限在政治局范围解决，这样，毛泽东就占不了多数，以国外帮为主的政治局绝不会愿意让毛泽东坐上这个位置，而周恩来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的突然倒戈，也已经不能被国外帮所完全信赖，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相对比较正派、比较书生气的洛甫自然众望所归，这样一个平庸的“好人”总书记是皆大欢喜的。这一权力变化在法定意义上仍然维持了国外帮的政治优势，但由于洛甫不是一个具有领袖气的真正政治家，其弱势也成为了毛泽东之后扩展权力的基础。

洛甫担任总书记之后，采取了无论什么决策，都开会甚至是开二十人左右的会议进行讨论表决的方式，这样，无论是谁都不能掌握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军事决策的权力就依然主要掌握在周恩来、朱德手上，而周恩来则已经改变风格，基本顺从着了朱德的主张，事实上，周恩来对眼前红军比南昌暴动后远为严峻的境遇本就没有任何办法。朱德指挥红军进入云南后，又折返贵州。2月18日，朱德带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突然进攻遵义，击败了吴奇伟、王家烈，俘虏三千多人，重新占领遵义城，获得了“突破”以来红军的第一次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一些补充，更是大大振奋了士气，恢复了大家的信心。

大家信心一恢复，就在洛甫主持的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林彪来电提出的建议，决定进一步去打鼓场的一股敌军。夜里，毛泽东打着灯笼找周恩来，提出还是不打的好，理由是虽然红军占优势，但会失去时间，使周边敌军围过来，红军跑不掉。毛泽东这一否定性意见的正确性并不充分，但当时周恩来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不打了。这说明毛泽东至今还没有军事决策权，下最后决心的依然是周恩来，而指挥权则在朱德手上。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希望集中权力，放弃洛甫什么都开会讨论决定的方法。应该说，毛泽东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实际需要的，因此，又获得了周恩来的支持，洛甫则很洒脱，觉得自己不懂军事，掺和在里面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就组织了一个由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辅之的“三人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这是毛泽东权力的一次质变，他终于有了明确的军事决策参与权，而不再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军事决策的讨论。“三人团”的本质，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决策方面的权力，同时，也是将周恩来原来的权力分解为了由三个人共享。由于王稼祥只是一个政治部主任，以及健康和军事门外汉等原因，王稼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中共中央角度的军事决策权就是由周恩来、毛泽东分享。

土城战役时，朱德让毛泽东指挥，实际上是再次进行了干政，试图让毛泽东亲手打一个“突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以实际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和提高他的威信，结果捧了个刘阿斗，终究不懂战场指挥的毛泽东不争气，在前面战场上指挥的彭德怀也没有打好。不然，毛泽东的军事地位在土城战役之后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毛泽东成了“三人团”之一，最根本的好处是终于可以直接与朱德一起进行具体的军事合作了，这样，朱德支持毛泽东就自然名正言顺起来。“三人团”不管有怎么样的权力，最终进行决策和指挥还是不得不要通过朱德，并使用朱德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的法定名义，因此，所谓“三人团”，实质上是“四人团”，而“三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人权力大小都取决于朱德的合作程度。毛泽东一进入“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形成了朱、毛的合作，周恩来的权力进一步萎缩并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显然是马上被所有人省悟到了，于是，在“三人团”组成之后，任何人都已经无法阻挡朱、毛的紧密合作，洛甫也就进一步洒脱起来，同意了建立以朱、毛为首的前敌司令部。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宣布组建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到了这时，毛泽东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军事决策权。所谓前敌司令部，所指挥的是全部中央红军，实际上是取代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所有问题都可以由朱、毛两人决定了，至于周恩来则实际失去了最后决策权，朱、毛只要对他表示尊重即可。这样，红军就再一次成为了“朱毛”，从而，中共也就实质性地成为了“朱毛”，而由于朱德的非职业政治家倾向，中共也就奠定了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历史基础。这是周恩来用李德取代朱德的最终结果，也是遵义会议所导致的最后结果。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最关键性的权力变化并不是组成所谓的“三人团”，“三人团”的意义只是一个桥梁或过渡，真正关键的是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的组建。

由于遵义会议是一次向军方扩大的会议，并且朱德在会议上使用了“兵变”威慑，从而使得会议的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而遵义会议之后，朱德扶植毛泽东和选择毛泽东为主要合作者，最终形成了“朱毛”局面，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军人干政要素和倾向，从而开端了中共的军人政治趋势并形成为了一种传统，虽然后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都尽力限制军人政治倾向的发展，但军人政治仍然成为了中共政治的一个内在的固有属性。从此，军人长期地成为了中共党争和权争的决定性力量，军人政治家或政治家军人的实际政治作用与他们的党、政地位或职务并不需要成正比。这是理解中共历史的关键性钥匙之一。就朱、毛本身来说，他们都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