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ao.an 的 晚清好官张之洞：只求“屠财”而不“图财”
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人，清朝洋务派重臣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督鄂十余年，建立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基础。
同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但人们多注意曾国凡、李鸿章、左宗棠，提到张大帅少多了。
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击败法国军队。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
清末官场流传一则评价：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张之洞屠财。
我在《张之洞传》一书里看到此说，好像是民间传闻，没有更准确的出处。那意思是说，袁世凯滥杀平民，岑春煊猛劾贪官，而张之洞花钱如水。这最后一位是位好官。
我最近闲翻《张之洞年谱长编》(吴剑杰编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二○○九)，发现张之洞其实是屠财而不图财。他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都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而其时也正是中国向世界学习，兴办洋务的时候。那种风气大开，人心思变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那二三十年，在广州，在武汉，在南京，每天处理的要务就是修铁路，办铁厂煤矿，造枪炮子弹，办官钱局，办造成币局，办工厂，办学校，造轮船，修码头，办海军学校和陆军学校以及学洋务的学校，等等。这就要向各方大员联系，以至向中国驻外使节(如当时的钦差大臣)联系商量，借钱，聘人，请洋教员、洋教官，研究合资问题、分配问题，贷款还款及利息问题。为此就要向朝廷报告示，向各省各部官员商量恳请。
我看这部《年谱长编》里大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各种公文信件。如果总起来讲，这就像是今天我们说的经济建设问题，其实主要是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问题。这当然要花钱，而且要花许多钱。也许张之洞以一介书生，在花钱时花过不应花的钱，或者是冤狂钱。那也许可以说是一定的。大把大把地花钱，在当年闭塞的中国，谁见过，谁又懂得呢？所以说他“屠财”，也就是糟蹋钱，浪费钱的意思吧。这一定会有的。但是，一直到解放前的中国，广东、江苏和武汉的那点工业基础，还不就是当年清末洋务派搞起来的吗？其中就有张之洞。如果责之过严，那是不公平的。张之洞当时所掌握的财权极大，如果想贪污，想受贿，那真能大大发财。而且，以他的声势和实权，包括兵权，谁敢管，谁又管得了？朝廷也得有所顾忌呢。
可是同时我也看出来，张之洞并不“图财”。也就是说，他不是往自己腰包里装，他不贪污。我参阅汪南垣《记张之洞》，有云：“其人好大喜功，不谨细行，又盛气凌人，故毁之者亦不乏。”这应是公正之论。我见《年谱长编》里有两次记他过生日和情况。一在一***七年九月，都是皇太后赏给“御笔”的字画，等等。没有见他的下属“送礼”。在那几天里，上海《申报》报道有他的下属来贺，“设席一百八十二席款之”。他的手下人去函辩驳，说并无此事。“寿辰之是属员来辕祝嘏，不特未设一宴款待，且并示出见一客受贺，即署内文案委员亦未得见。所有礼物，一概未收，即寿帐寿联，亦全数璧还，依照汤文正故事，录其诗词文，还其屏联。……”我是相信这通辩解的。末尾的细节很真。汤文正就是清初当过总督的大学者汤斌。那时候为人祝寿，送去寿联寿帐，是精致的小屏风，上写祝文，或大幅锦缎，上面缝上祝贺联语。这也都是较为贵重的东西。而退还的办法也巧妙，就是把寿联寿帐上的诗文抄下来留存，作为纪念，而把贵重之“载体”退还。以张之洞的脾性，他是可这样做的。我看他在一九○六年七十岁生日时，只收了皇太后赐他的御笔字画，如此而已。
张在“屠财”一事上，好像有过有趣的议论。据《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南皮语余曰：李鸿章在北洋，创办海军、学堂诸事虽无大效，然犹胜当世督抚也。前辈中能用钱而不妄费，兼肯考究时务者，……沈、丁以外，则无人矣。”张在武汉阅兵时，下令文武官员“一概不准坐轿，……本部堂以下及各员，均各自带食物干粮。”“本部堂”就指自己，以身作则。此令，以后“岁岁行之”。那时张已是六十三岁的人，他原是书生一个！就在那前后几年，他下令，凡是“到任礼、寿礼各目及门包小费”“一律裁革永禁。”那是非常严厉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上说，张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当然，还有五百万字的著述。
我读周劭《中国明清的官》(辽宁教育出版社)，书里也举那位汤斌：“曾做过封疆大吏的江苏巡抚和吏部尚书，死后却穷得无以为殓，随身敝衣之外，只余碎银数両。”
又说张之洞：“身后竟可说是‘萧条’二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著作《书目答问》到现在还是治国学的重要参考书，学者们对此也不陌生。一代书生，一代大吏，在晚清的一潭烂泥里，能如此，实不易。我很佩服他：他在钱山钱海里点滴不沾，屠财而不图财，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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