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坐牢十五年 江青为何自杀？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用词讲究而巧妙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其实，在1981年1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江青，上面写着：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过，当江青接到改刑判决书时，她半点也没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呢？”

　　从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她已经穷途末路，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不由得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最令她兴奋的是，有几次她从电视上看到播送“样板戏”，脸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样板戏”。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闲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然而，当她织完一件之后又拆了，然后再另织一件。就这样拆了织，织了拆，消磨着她的时光。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应当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江青在秦城监狱还记日记。她的字近乎“毛体”。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记中写道：

　　“……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楼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员业余生产蔬菜。××(字迹不清)他们学习一点生产蔬菜的知识，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那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报道：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1988年3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1988年12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据云，江青在公安部的医院里住院时，用的是“李润青”这化名。“李”是她的本姓，“润”是毛润芝的“润”，“青”不言而喻是江青的“青”。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1970年初，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练。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 “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江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特地把李讷叫上山，劝说李讷，结果无效。后来，江青对人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

　　李讷知道无法说服母亲江青，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报告给父亲毛泽东。

　　这下子，江青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李讷和小徐在“五·七”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

　　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小院里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李讷把儿子改名王效芝。芝，即毛润芝之意。她要儿子效仿外公毛泽东。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都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李讷很少跟朋友们谈起江青在狱中的情况。偶尔，在一般朋友面前，李讷提到江青，总是称之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家里的大人”；在很熟悉的朋友面前，她才称江青为“我母亲”、“我妈妈”、“我家老太太”。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电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1991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1937年5月3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过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在五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五十四年后，七十七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对于江青的死，当时中国报刊除了发表新华社消息之外，没有再说什么。笔者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杂文家何满子的《江青为何自杀》一文，指出：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鲜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文章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