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勒公主埃琳娜:吴法宪走出秦城监狱

      1981年9月15日上午，已被关押了10年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那年5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4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彼此都是老熟人，从外表上看，变化也不算太大，可这毕竟是监狱，心存疑虑，说话谨慎也就在所难免。相形之下，邱会作最热情，几次拉吴打扑克。

      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吴法宪夫人）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

      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

      回到牢房，邱会作和江腾蛟兴奋地告诉吴法宪，胡敏（邱会作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夫人）都来过了，邱会作去西安，那里是胡敏的故乡。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

       几天后，陈绥圻和金平原（吴的女婿）又来到秦城，将出狱后的具体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一、由吴的女儿金秋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到济南看房子。

       二、1981年7月9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表示要尽快作出结论。陈绥圻准备在北京等一等。先由四女儿巴璀陪吴到济南住一个月。

       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行李没有带出来，由金平原到绍兴农场把行李运到济南。

       四、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关于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孩子们凑了1000多元，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调剂一下生活。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大约是9月7日，邱会作首先出去了，吴法宪有点急：“怎么还不来接我呢？”终于来了通知，15日动身去济南。

     下午4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父女二人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40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看来花了不少钱呢，吴法宪心想。赵科长带着巴璀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150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自由了。

      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璀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璀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1980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10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14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往往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两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人老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那年住院，趁陪床的儿子睡着了，吴法宪跑到走廊上，挨门挨户敲人家的病房门。180多斤的体重，连拖带抱，好不容易，新潮才把他弄回来。

      也许是白天睡多了，夜半三更，吴法宪硬要病友、山大校长吴富恒陪他“谈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第二天一早，人家赶紧出院了。

     吴夫人陈绥圻原籍浙江余姚，家道小康，自幼在上海长大，就读于怀久女子中学，1940年，经同学介绍在该校入党，1941年6月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在吴法宪任主任的三师政治部下属的锄奸部（后称保卫部）任内勤干事。1942年10月，陈绥圻和吴法宪在三师政治部驻地苏北阜宁县的戴舍结婚。

     吴法宪那时叫吴文玉，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龙冈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泽东在他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吴法宪的家乡。吴法宪就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参加红军的，当时只有15岁。

     苏北的盐阜地区曾是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驻地，又是三师师部所在地，向为日军所瞩目。1943年1月中旬，日伪军几万人轮番出动，完成了对盐阜区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军部秘密转移到了淮海区黄花塘，三师部队则化整为零，分头开展游击战。师部决定，所有家属实行疏散。当时，师长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副师长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苏北行署主任曹荻秋的夫人汪云都身怀有孕，行动不便。考虑到陈绥圻家在上海租界内，相对安全，师领导决定，由陈绥圻和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光池的夫人孙红陪同三位孕妇分赴上海，到陈家隐蔽待产。

     据说，刘亚楼生前，曾这样议论他的胖政委：“吴法宪找了个好老婆。”

     “九·一三”后的陈绥圻，从“隔离审查”到“劳改农场”，经历了10年“蹉跎”。

      1992年8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时间从1988年算起。

       进入1990年代，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了良好的保健医疗。老两口由衷感谢党中央的关怀，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后祖国面貌的日新月异，为历尽劫波的我们党和国家，终于走上一条实事求是、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而备感欢欣。

2011年03月11日 09:00
来源：党史纵横 作者：张荣久

核心提示：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曾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勒，骂过陈再道，又向徐向前攻击，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吴法宪此时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5年第12期，作者：张荣久，原题：《吴法宪为何敢当众打陈再道耳光》

“文革”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

当时，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正声明》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狮”。“百万雄狮”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焦点是“百万雄狮”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矛盾日益加深。“百万雄狮”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早在7月20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就已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也常受冲击。这是因为，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故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4月6日，江青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嘛！”武汉激进派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令“百万雄狮”不满的是，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这样他们就成了“保守派”，而当时“保守派”被视同反动派，他们岂能接受。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总理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组织对立情绪，也引起了“百万雄狮”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极大反感，7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同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讲话。王力公开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第一课讲起。”王力的话，激怒了在场许干部，大家纷纷怒目而视。

在“7·20事件”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此时一下子被狂澜卷到最前沿，他走不脱，又躲不开，更令他不安的是独立师的官兵端着枪上了大街。部队支持“保守派”，反对中央文革，这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了吗？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陈再道搞“兵变”的由来。

其实，武汉“7·20事件”是由于谢富治、王力支一派压一派引起的，然而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时，林彪、江青等人却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所谓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对其处理分为两步走，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来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央文革随即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从此，开始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舆论大围剿，为“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67年1月，即上海“一月暴乱”前夕，关锋、王力等人就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林彪看了报告，挥笔批上“完全同意”四个字，并指使儿子林立果写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进一步为乱军夺权制造舆论。

至此，陈再道、钟汉华在劫难逃。

7月23日凌晨三点，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发来的电报，要他和钟立即赴京“开会”。7月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汽车将他们接到京西宾馆，安排在第九层居住。陈到京之前，周恩来为保护陈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许多工作，嘱咐宾馆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并增派了警卫部队。可林彪、江青另搞一套，在陈到京的当晚就组织了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藏进电梯，尔后将电梯停在两层之间。周恩来担心陈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傅回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吧？于是，周恩来又找谢，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来找到谢富治，正好找到系铃人，谢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了！可这伙造反派刚撤出，“三军造反派”很快又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原来这是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对吴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个几天！”

当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执行林彪的第二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7·20事件”的宣传口径，并决定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第二天，林彪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以壮声势。7月26日下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陈见通知上居然称他为“同志”，甚觉蹊跷，因为他到京虽两天，但已嗅到林彪、江青等人非要将他打倒不可，为何又称同志了呢？原来在通知下面，还有中央复电全文，上面有毛泽东批语，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二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字，林彪等人整死陈再道易如反掌。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事实上，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则摆出斗争陈再道的架势。从会议座位安排就可以看出：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向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葵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果然，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就被勒令站着，像接受审判一样。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他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狮”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谢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便急不可待的发箭，并一箭双雕。原来这天早晨四点钟，叶群打电话命吴法宪在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有了叶群的点拨，吴法宪一上来就气势汹汹，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又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就差没说应该将陈再道枪毙！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曾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勒，骂过陈再道，又向徐向前攻击，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吴法宪此时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愤然离开会场。陈再道挨了打，仍据理申辩：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不等他讲完，吴法宪带着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过来，先撕陈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周恩来当即制止吴的行动，而江青却在背后表扬吴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时，陈再道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心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重要成员，如果他能说句公道话，也许会好一些，于是他向康生求救：“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快60岁人了，我革命40年……”万没想到，康生立刻拉起长脸，恶狠狠地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他这一说倒将陈再道置于死地，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毛泽东称陈再道“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讨论，而林彪、江青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站出来反对，就让他和陈再道下场一样。吴法宪深知其意，便充当了林彪、江青的急先锋，以争取林彪的信任和重用。

 林彪江青毛泽东与演员合影。

        林彪与江青“合作”，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出台了歪曲、篡改党史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两人逐渐成为亲密的“战斗伙伴”。（来源：凤凰网历史）

林彪和江青在中南海的罕见合影。（照片中间位置为江青，林彪）

          本文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作者：汪文风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揭穿林彪、江青集团之间从相互勾结到相互争夺的事实，揭穿江青所谓她是与林彪集团做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联系，我们专门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谈了话。吴法宪是个既矮又胖的老头，简直看不出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吃得不坏，活动又少，大概也是无所用心，就发展成一个滚圆滚圆的圆球体。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承认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说党和政府怎么办他也不过分。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能够本着事情发生发展的逻辑，一个一个地说清楚。他说得很耐心，很仔细，我们也感到，他没有耍花招。他尽量地要跟我们拉近乎。通常，谈话与谈话者之间除隔着一张桌子之外，还有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因为管理方面担心发生行凶的事才这样安排的。而每当提审吴法宪时，他都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边挪动木椅。经过吴法宪几次挪动木椅，逐渐使他坐的椅子紧靠上了我们的桌子，跟我们伸手可及了。吴的情绪总是很好的，说话像讲故事一样，还伴随着微笑。他有时嘲笑他们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时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攻武卫人物的可耻，当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现出很难堪，很难以启齿的样子。

吴法宪跟江青集团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跟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进行过浴血斗争。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来竟有他本人的过错和罪行，谈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吴法宪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变”字。他从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于对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对权势的欲望。他巴结林彪，巴结叶群，巴结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甚至他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还去搀扶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登长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种封建依附意识在特殊条件下所起作用和恶性发展的结果。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打倒谁、保护谁的蓝本和护身符。

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

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人祸的论点。他指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为主的。毛主席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毛主席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毛主席早就在给江青的密信中，对林彪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毛主席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过，这是当时毛主席所不愿意的。因此，毛主席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林彪。这一下，使林彪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毛主席的班，夺毛主席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毛主席，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

只说是他们反对江青、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毛主席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江青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江青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迎合毛主席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开会，就林彪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仅是一个未见天日的东西。大概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人外，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代时，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从事实和时间上推算，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较可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虽然猛烈地攻击了一些过去的“左”的东西，攻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撩开了他的屁帘，难道还会看不出那条狼尾巴吗？林彪、叶群、林立果，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乘飞机叛逃，结果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难道不是以极“左”的手段来祸国殃民吗？显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国弱民穷(当然主要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但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不能推脱其责，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捣乱和破坏)，陷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国际上搞孤家寡人政策。这些，林彪集团比之江青集团干得并不逊色。所以，后来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其中从文字叙述的意思来说，有挞伐“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群众一下子就看透了那无非是林彪集团为了笼络人心，实现其篡党篡政篡军的目的，搞的一场欺骗而已，因此群众是对之深恶痛绝的。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左”的错误，将其推到极端的“左”，以达到搞乱全国、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周恩来同志主张批林、陈，要批“左”，以清除“左”的影响，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一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左”，就会联系到江青，就会联系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说林彪篡党夺权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毛主席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许多内容来看，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我所见，要把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开。就反革命阴谋集团来说，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无非是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出现，并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已。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错误思想倾向要循循善诱，指明危害，使大多数人从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自觉地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