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战机:邓颖超:带病参加长征的女红军

邓颖超:带病参加长征的女红军



　　■ 1940年，邓颖超同蔡畅（右）、陈琮英（中）在莫斯科



　　■ 1935年10月，邓颖超长征到达陕北。图为她同李克农（后排中）等在保安

　　邓颖超是红一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1992年7月11日，她与世长辞，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人生征程。《人民日报》7月17日刊出的《邓颖超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德高望重的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在红军长征中的经历只提了一笔:“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她当时是怎样带病参加长征，她在长征中有什么样的经历，以及数十年后又是怎样回顾长征路，口述长征事，撰写长征史的呢?

　　长征出发时，她曾向党组织要求留在江西苏区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曾在北京、天津平民学校和女子师范读书，后曾任小学教员。1925年3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8月初，调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部长，8月8日与周恩来结为伴侣。1927年5月从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主任。1928年5月初随周恩来赴莫斯科，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党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她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邓颖超从小体质就差，患过肺结核病。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由于工作劳累，饮食营养不足，她的肺病又一次复发，并且逐渐严重。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缺医少药，她的肺病得不到医治，以致咳血不止。长征出发时，她曾向党组织要求留在江西苏区，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做点工作，免得给领导和同志们增加麻烦和负担。但中央决定让她随同红军走，她只好坚决服从。

　　当时的“走”与“留”，都是由各级党组织所决定的，邓颖超假若被留在江西苏区，即使不会被敌人抓去，也是凶多吉少，性命难保。在她走后不久，被留在苏区的她的母亲杨振德医生，就曾被敌人抓入监牢。邓颖超经常说她是长征过来的幸存者。

　　记忆中的“又一次”惨烈战斗

　　长征途中，邓颖超作为一名休养员，被编入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由于肺病缠身，体质虚弱，休养连不仅为她配有一副担架，同时还配有一匹马。

　　当时，前有敌军阻拦，后有敌军追赶，头上还有敌机轰炸，脚下又是坎坷艰险的道路，红军指战员忍受饥渴，人困马乏，几乎是昼夜兼程，还要随时随地跟敌人战斗。情况紧急时，部队往往是边走边打，且战且走，既要冲破前面拦路堵截的敌人，还要击退后面蜂拥而至的追兵。

　　长征途中，那些近在跟前、迫在眉睫的大小战斗，在邓颖超的记忆中就有数次之多。她曾这样回忆说：“又有一次，我们正在贵州境内行军。一天下午，我们刚走到贵阳西南距离紫云县城不远的山脚下，大队人马正准备爬山，忽然飞来敌机数架，疯狂投弹、扫射，有一些同志被炸伤炸死……”

　　这是1935年4月中旬，红军在由贵阳进入紫云县境内时发生的事。

　　当时，国民党军飞机出动频繁，沿途跟踪，轮番轰炸，红军一面进行伪装防空，一面紧急向西行进。一天下午，据说前面将要翻越一座大山，休养连大队人马聚集在山脚下，等待了很久。

　　邓颖超觉得久等下去不是办法，就同她的马夫一起，牵着马向山坡上走去。就在这时，有数架敌机突然飞临上空，先是一阵猛烈扫射，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狂轰滥炸……

　　危急关头，邓颖超和她的马夫就近潜入半山坡上的小树林子里，躲过了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事后，当她走出树林子时，在那大队人马聚集的山脚下，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不堪的凄惨景象。休养连伤亡了10多名同志，牲口和物资也损失不少。随同休养连行动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罗炳辉夫人杨厚珍二人，都在这次轰炸中不幸身负重伤。

　　长征途中护理身患重病的周恩来

　　1935年7月初，红军大部队由两河口经卓克基到达芦花（今黑水）地区，就地驻扎筹集粮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各一部，于7月16日占领毛尔盖，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一个营。此后不久，邓颖超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提议，离开休养连由芦花到达毛尔盖，与周恩来相聚。她在毛尔盖停留了20多天，一面继续休养身体，一面护理身患重病的周恩来。

　　长征途中，周恩来、邓颖超两人各在一地，平时很少相聚。那一次休养连惨遭敌机轰炸，周恩来半夜里赶来看望时，与邓颖超也只是谈了几分钟话，便又急忙离去，返回红军总部驻地。这一次因为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中央领导才决定把邓颖超接到毛尔盖，以便进行照料。

　　在参加过沙窝会议后，周恩来就病倒了，一连数日高烧不退，饮食不进，被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疡，急需进行排脓治疗。周恩来睡在一张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由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护理。邓颖超就地铺了点麦草，作为自己的床铺，与两位医生一起做点护理工作。她把周恩来脱下的一件毛背心拿起来一看，上面全是虱子虮子，结果挤了一百七八十个，血把大拇指甲都染红了。

　　经过一番治疗和护理，终于从周恩来的腹腔内排出半盆绿色脓液，他的高烧才慢慢退了。当周恩来完全清醒过来时，这才发现邓颖超待在自己身边，感到有点意外，就深情地喊了声“小超”，问她什么时候来的，还问她有没有青稞麦子充饥。

　　黑水芦花，亲历者不忘青稞麦

　　陆定一、贾拓夫1935年10月于吴起镇（今吴起县）合编的《长征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北上抗日救中国。

　　从芦花到毛尔盖，邓颖超对“黑水芦花青稞麦”这句歌词的感受尤为深刻，亲历者念念不忘地回忆说：

　　长征部队进入四川西北部以后，正值青黄不接的时节，粮食问题就更加困难。有时，简直找不到一粒粮食，我们就到田野里采野菜吃；有时我们只有忍着饥饿，或者吃一些不曾硝过的牛皮和死马肉，或者打野猪、牦牛充饥。在松潘县的毛尔盖住了一些日子，什么都吃光了，遭受断粮的严重威胁。

　　毛尔盖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这里的青稞麦田很多，据说收一年的粮食，可供当地人民吃三年。这时青稞还未成熟，但红军为了活命，为了能继续战斗，我们不得已决定收割藏民的麦子。可是红军的纪律是：不得到群众的同意，是不能随便拿借东西的。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他们拿着牌子向我们后面的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

　　收割没有完全饱满成熟的青稞麦，假若吃上几把生麦粒儿，味道甜丝丝的，还有点鲜嫩感觉。但却不可多吃，只能尝个鲜。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红军把这种收割回来的青稞穗子先用炉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壳，脱出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在锅里煮熟吃。因为青稞麦里含水分多，外皮又过分柔韧，当时也无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无奈之下，只能煮熟后一把一把往嘴里吞，吃多了肚子发胀，也只能吃个半饱，压压饥饿。别看这又鲜又嫩的青稞麦粒儿，如不细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很多人都闹起胃病来了。

　　红军收割藏民青稞这一史实，亲历者们一直没有忘记。长征结束后不久，邓发、舒同、贾拓夫等人，就曾在文章中有过记载和叙述。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中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邓发，1936年就曾以“杨定华”之化名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发表过《雪山草地行军记》的文章。他在文中曾就“全体动员割麦”的情景，有过具体叙述：“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分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8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朱德总司令“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了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过草地时，身患重病仍不忘鼓舞士气

　　过草地时，邓颖超独自骑在马背上，跟随周恩来的担架一道行动。有一天，她为了追赶周恩来一行，乘马突然受惊，把她从马背上颠落在地，一下陷入沼泽。她不敢挣扎，越挣扎就陷得越深。等了很久，直到后边的人马赶上来，这才将她从泥沼里拉了出来。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晴朗的天空，不多会就布满乌云，大雨倾盆。她浑身上下全都被雨水淋湿透了，嘴唇发青，冻得直打哆嗦。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还拉肚子，于是就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穿越茫茫的草地。

　　在进入草地第三天过河的时候，邓颖超正在患病。因河面有一丈多宽，水深达三尺，所以部队都停滞于河边，她躺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望她。她便喘息着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河水深到什么程度？”来看望她的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她：“不要紧，没有关系。”她仍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河才好呀，不要沾湿了衣服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无不动容，大家都提高了渡河的勇气。

　　8月底，右路红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过草地的六七个昼夜，因为没有房子居住，部队全都露宿，也不能烧火煮饭，只能以随身带的炒面、青稞麦粒充饥。这些天里，邓颖超没有吃过一粒米面，处于极度的虚弱昏迷状态。到了半农半牧的巴西地区，这才见到几处藏族村落，见到藏式房屋，大家都感到喜出望外。这时，邓颖超和周恩来住在通往秋吉、巴西路上的一个名叫牙弄的藏族村寨。这寨子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也相当幽静，倒是一处休养的好地方。他们在此住了八九天，蔡畅和几名女红军，都来看望过身患重病的邓颖超和周恩来。姐妹们看到邓颖超当时“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背后都为她伤心抹泪。

　　回顾长征路，谦虚地说自己“不能算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同是长征过来人，邓小平说他是“跟着”走过来的，邓颖超说她是靠党、靠红军、靠同志、靠集体“跟过”来的。

　　1965年，正值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之际，邓颖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革命回忆录《红军不怕远征难》一文。她满怀深情地回顾长征路，叙述长征事，对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给予热情的赞颂和充分肯定，而唯独不表现和突出她自己。她坦率地说：

　　“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我也同样地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和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

　　岁月流逝，到了1985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前夕，邓颖超仍十分谦虚地说：“我虽然是长征过来的，可是不能算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真正女战士是像康克清、李坚真等同志那样，她们当时都在连队当指导员。而我那时重病在身，属于休养连的休养员，没有什么供你们可写的”。甘当无名英雄的邓颖超，居然把自己排除在“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之外，说她这个休养员没有什么可写的。别的姑且不论，但凡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女英雄！

　　1985年，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根据邓颖超以前的回忆和平时言谈中所涉及的长征的事，整理了一篇题为《邓颖超在万里征途中》的人物小传。赵炜认为：虽然她不承认自己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说自己在长征时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我们国家能有今天，就是靠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所以，我们只好说她是“不是红军”的红军女战士。从长征路上能“跟着”走过来，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就无愧于红军长征女英雄的称誉。邓颖超无愧于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