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拉·奥特曼全集:苏联大清洗年代的“叶若夫现象”

苏联大清洗年代的“叶若夫现象”
2006年09月16日 08:00:11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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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大清洗”的年代，叶若夫已经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群体。因此，叶若夫的言行成了有“群体效应”的游荡于苏维埃大地的幽灵，成了一种独特的苏维埃文化现象——“叶若夫现象”。
     
   斯大林在一次葬礼上  图片来源：搜狐网
叶若夫出身工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铁的手腕。1934年初，在联共（布）党的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年39岁。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后，他被斯大林立即秘密派往列宁格勒，去暗中调查和处理这一事件。叶若夫自己有过记述：“我毫不犹豫地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雅戈达和肃反委员会内其他叛徒的情况。”
    此后，叶若夫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叶若夫大权在握：全国党政干部的分配权、统领内务部的军队、掌控全部党政监察机构、指挥边防和社会安全部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操纵全部情报间谍系统。
    在这样的权力掌控之下，除了斯大林，还存在着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是最露骨的。随着叶若夫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落在他头上的桂冠和花环就越多。如“荣誉肃反工作人员”称号、“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
    叶若夫当上内务人民委员是其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转向。1936年，斯大林认为主要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高速、坚决、无情镇压的需要。于是，在 9月25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十分必需的和迫切的事。雅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称职。”
    政治局委员们第二天就通过了一项决定：任命叶若夫为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兼任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决议还要求叶若夫要将自己十分之九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对叶若夫的任命事实上在中央政治局中引起了震动，委员们对此不是噤若寒蝉，就是奉承有加，极尽曲躬逢迎之能事的是卡冈诺维奇。9月30日，卡冈诺维奇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酝酿成熟并得到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搁了好几年，没有及时防止对基洛夫的卑鄙暗杀。叶若夫来干，情况一定会好。”
    叶若夫接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就连续“干”了几件“很起劲”的大事：1937年2―3月间，组织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专案”；7月，亲自起草了关于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镇压这些已经被迁徙到边缘地区的人们的战斗；8―9月间，亲自起草了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决议并主持了这项工作；最后是在1937―1938年间将从30年代初开始的“清洗”工作推向了一个高潮，一个残酷无比的顶峰和极端。
1937年2月27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是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的典型例证。叶若夫在讲话中，用了一条“如果怎样，就必定怎样”的推论，并以此推论为基础提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政治指控”。叶若夫说：“我们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为达到其推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左派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因此，叶若夫得出了对他们的另一项指控——“他们是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向所有在我们苏联的以及国外的敌对势力发出信号。”
    叶若夫的罗织罪名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甚至说列宁逝世时，布哈林在场都是布哈林及其一伙编造的谎言。他在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为了替自己辩护，他拉列宁做证人，为的是一方面求得怜悯，另一方面想说明，列宁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里写道，伊里奇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胡说八道！谎言！全是撒谎！”布哈林只是辩护了几句：“伊里奇去世时，我确实在场，我那时住在哥尔克！”叶若夫更是破口大骂，说布哈林的辩护“是政治娼妓行为”。
    在叶若夫讲话后，立即成立了一个以米高扬为主席的起草李可夫和布哈林问题决定草案的委员会。作为该委员会的核心委员，叶若夫提出了“关于撤消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交军事法庭并处以极刑——枪决的决议草案”。该委员会的19名委员都对叶若夫的提议表了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交法庭，枪决（有5名中央委员赞同）；第二种是，撤消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交法庭，但不枪决（有8名中央委员赞同）；第三种意见是斯大林的意见：“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意斯大林建议的有5人（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瓦雷基斯）。该委员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是斯大林的提议。
    斯大林的提议是很费一番苦心的，在文字中不见任何法庭、审判、枪决的字样，但是，“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把一切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建议原本就是军事法庭审判和处以极刑。在整个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对于镇压的决策、决定大都是用这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文字下达的。当然，一个极为严肃的事实是，叶若夫经常就镇压事件直接给斯大林打报告，而在这些报告上，斯大林就不隐晦了。例如，1937年10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上报了逮捕“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399人的报告，斯大林在上面批示：“一律枪毙”。12月13日，叶若夫向斯大林转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新西伯利亚分局局长戈尔巴奇的报告，其中提到增捕了387名“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成员。斯大林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戈尔巴奇报告中所有的军官和将军一律枪毙”。叶若夫在执行这一指示后，在这份报告上也写上了一行话：“已执行。电报已发出。1937年12月15日。叶若夫。”
 叶若夫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地捕人、审人、杀人，就是他在具体行动时，有中央的决定、决议、指示在支持。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叶若夫虽文化理论不足，但有雅戈达的前车之鉴，叶若夫深知权力可能带来桂冠也可能带来杀身灭门之祸。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最上层的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许诺主宰了人们的思维和言行。人们开始相信这样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迟早，将完全取决于对敌斗争的胜利。在这种人文背景下，在传统上被视为无耻、卑鄙的告密、暗中监视、罗织罪名的小人行为，就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幕布。人们在这块神圣的幕布和金科玉律的牌子下生活、行为，于是一些人的现象，就变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一旦“叶若夫现象”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1937—1938年的“大清洗”就有了十分广大的社会基础。没有这种基础，斯大林的个人决断、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议、叶若夫的忠实地、变本加厉地执行，就都是不可能的。
    在30年代的那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不仅不再习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形成的那种缓和的、迂回的、有序的前进路线，而且急切追求一种“一蹴即就”的道路，于是人们把非常的、激进的行为和措施看成是正常的、必须执行的。30年代苏联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矛盾和困境的存在，到中期尤甚，人们急切希望摆脱困境、摆脱经济的不振，摆脱穷困，因此把诉诸于非常的、激进的途径看成了惟一的希望之路。于是，大规模镇压也就成了这种希望之所在：把这些敌人镇压了，好日子就来临了。
    从30年代初开始，一切不符合于通过“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来实现苏联的强国之梦的思想、文化的表现和表现者都先后被清除。旧有的（这里暂且只说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被摧垮，那些曾经是社会结构中坚的人士被一代“苏维埃人”所替代，进而，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文化和文化观被取而代之。那种苏维埃爱国主义、苏联世界第一、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惟一金光大道的宣传和鼓动，都统统融化为一个概念——“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斯大林解释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斯大林主义的旗号下，所确立的是领袖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威信和他人对领袖的无条件崇拜。社会生活中，缺少比较，缺少了鉴别，因此，文化就相应的简单化、模式化，崇奉和膜拜成了文化中的独特而又能决定一切的因素。那些民族的、民主的、个人的思想和文化统统被斥责为是平庸、市侩，是背叛，是旁门左道。这种文化的简单化、模式化、崇奉和膜拜现象就成了“叶若夫现象”得以生存并扩展的营养丰富的基础。因此，叶若夫就不仅是叶若夫个人，而成了拥有生杀大权的一批人。“叶若夫现象”首先是政治现象，但它又是在严重的人文背景下滋生的文化现象。这是人们至今仍常常忽视了的。
    苏联的执政者本来是期望通过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来解决30年代的多种困境和危机的。但是，事与愿违，结果是适得其反。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导致了苏联社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道德的堕落、人心的浮动、社会的不稳，所有这一切使斯大林及其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央不得不要对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持自己执政地位的稳固和不被取代，于是，“大清洗”的打击矛头在瞬间就转向了叶若夫和“叶若夫现象”，而叶若夫就不得不成为他自己所搅尽脑汁开展的、史无前例的大镇压的牺牲品、一场权力赌博中败得最惨的输家。
    苏联执政者已经完全不能否认“大清洗”中的毫无法制的逮捕人、刑讯逼供、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但是，它却把一切罪名都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上。于是，叶若夫成了被告和牺牲品。193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免去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之职，保留了他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投进了“大清洗”期间他肆意关押“人民之敌”的监狱。接着，新的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按照叶若夫的镇压方式，对他刑讯逼供，罗织罪名，编造案件。叶若夫也经受不住这种审讯方式的折磨，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给他早已准备好的罪状。这种下场是叶若夫本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待到他明白过来时，他决定为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搏。他在1940年2月3日最高军事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对自己承认过的全部罪状作了翻供。
    尤其是对于为什么要作假供，叶若夫说出了真话：“我现在明白，并且我要说的实话是：因为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只有承认对我提出的指控，向党忏悔并请求党免我一死。党也许会考虑我的功劳给我留下一条命。”
    这个自认为是成千上万人都清楚的“诚实和谦逊”的叶若夫的结局是悲惨的，更为不幸的是，他的悲惨结局并没有异样和超越于他曾经制造过的无数他人的悲惨结局。他同样是“大清洗”的牺牲品。叶若夫的被清除表明“大清洗”在30年代末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显然，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7日《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并不是想真心结束叶若夫式的镇压，而只不过是要把“大清洗”的一切过错都推由叶若夫和他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来承担，以便说明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和由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无误的，一切罪过都在执行之中。
    而作为文化现象的“叶若夫现象”并没有随着叶若夫的在政治舞台和肉体上的消失而消失。“叶若夫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集团的、党派的、甚至个人的利益，而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进攻”、“为人民的未来”的旗号，来进行镇压反对者的斗争和战斗，另一个方面是，人们被卷入这种无休止的斗争和战斗中去，不得不相信那种专政和进攻是为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因而屈从于这种潮流，或参与进攻，或为了保全自己而编织谎言、诬陷他人。文化的堕落是道德的倒退引起的，文化的堕落又促使权力的变异。在30年代末期之后的苏联历史进程中，“叶若夫现象”从未真正消失过，叶若夫式的人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对苏联的发展进程几乎是持续不断地产生过重大、深刻的影响，直至这种现象最后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在苏联解体后，苏联历史上发生过的一系列案件，即内务人民委员部编制的案件都先后被平反。叶若夫当年的养女哈尤金娜（纳达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也上书有关机构，要求为叶若夫平反，但是被否决。俄罗斯军事检察总署给了哈尤金娜一纸回文：“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庭1998年6月4日确认，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不得平反。”现在，在俄罗斯只有两宗历史大案没有被平反，一个是叶若夫的，另一个就是他的继任者贝利亚的。这可见，苏联时期的“大清洗”以及此后的一系列镇压活动是如何地深深伤及了普通人的心灵，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人们仍然不愿意说“宽恕”二字。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