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加多少钱一条:“春秋笔法”贻误中华民族 —— 孙乐涛 博客

“春秋笔法”贻误中华民族   

2011-08-11 22:58: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春秋笔法”误国误民

孙乐涛

“春秋笔法”是中国数千年来盛行不衰的写作方式：作者必须善于在“微言”之中暗藏“大义”，旁敲侧击，暗渡陈仓；读者则要养成敏锐的文字嗅觉，善于在“微言”之中体察出“大义”，听得出作者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几千年的政治宫廷化、暗箱化，权力见不得阳光，彼此勾心斗角也要用春秋笔法的方式互相试探、引诱，伺机占领道德制高点，以理杀人。治理国家要阳谋加阴谋，大人物的言辞、坐位、服饰、表情、姿势等等都大有深义，某些重要场合的一草一木的变化也大有深义。聪明者要善于从细微的变化中揣摩出政治权力的动向，察狂澜于青萍之末，早做准备，预先安排，才能生存下来，政治嗅觉迟钝之辈，就很难落个好下场。……

 “春秋笔法”泛滥正是封闭社会的标志。它不利于思想之交流，不利于知识之传播，不利于民众之启蒙，不利于权力之监督，不利于社会之文明。一句话，“春秋化”的程度与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现代化水平是成反比的。

告别“春秋笔法”，有一说一，但请直言，任何人都应敢说敢当，何必遮遮掩掩，满口胡卢？

正文：

什么是“春秋笔法”？

《春秋》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又是儒家的五经之一。它既是“史”——要报道事实，又是“经”——要传达儒家的基本道德、政治理念。要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是需要高明的写作技巧的。这样的书只能由大师来完成，这个大师就是孔子。

据说孔子在《春秋》中的写作技巧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完美境界。司马迁就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就是说，该写的写，该删的删，经孔子改定后，即使像子夏这样的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的高足都不能再改动一字一句了。《谷梁传》也盛赞孔子的写作技巧：“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孔子是我们的文化先祖，他这高明的写作技巧被后世两千多年来的子子孙孙们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充分发扬光大，直至今日。甚至在批林批孔的年代，也照样风行。他这写作技巧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所谓的“春秋笔法”，粗略说来就是这样一种写作方法：对所描述的事件，作者不是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看法，直陈是非，有一说一，而是通过对材料的筛选、对一些细节的着重描述、运用某些修辞手法等手段，拐弯抹角，迂回曲折，委婉、隐晦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或者说暗示出来。

“春秋笔法”的要旨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即用词微妙而意思显明，记载事实而意义幽深，措辞委婉而顺理成章。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作者必须善于在“微言”之中暗藏“大义”，旁敲侧击，暗渡陈仓；读者则要养成敏锐的文字嗅觉，善于在“微言”之中体察出“大义”，听得出作者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孔子为什么要发明“春秋笔法”呢？

孔子为什么要闹出这样一套春秋笔法呢？原因有点复杂，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哲学、文化上的，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上来分析。

《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实际上史书就是古代的新闻媒体，史家、史官就是古代的媒体从业者，像《春秋》的一万五千言，言简意赅，也确实类似现在报纸的新闻标题。媒体从业者，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记载事实，并把它公诸于众。《春秋》作为一部史书，首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其次，《春秋》作为一部“经书”，在这本书里，孔子不仅要记述事实，还要对这些事实依据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念作出评论、发表看法，告诉读者哪些是好的，要学习，哪些是坏的，要鞭挞，要引以为戒。这样，做坏事的乱臣贼子的恶行被公诸于众，暴露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之下，他们就会倒台，并遗臭万年。乱臣贼子们当然惧怕得很，也就收敛了，不敢再做坏事了。按孟子的说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乱臣贼子惧”是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

《春秋》就是要在记事中明善恶，定是非，为万世立法，抱负大得很。司马迁就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拨乱反正”、“明王道”，这是“天子之事”也，孔子做的就是天子之事。

这事既如此重大，事关人伦大序，万民福祉，孔子就该直言无忌，直陈是非，该褒的褒，该贬的贬，毫不留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几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最后为“新闻理想”而献身的前辈同行也正是孔子所推重的。

然而孔子没有步前辈后尘，他还提出了一套理由，这就是《论语》中说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也就是说，当政治清明时，言语行为都要直行无忌，而当政治黑暗时，行为还是要正直，言语则要谨慎，不妨含糊其辞，欲说还休，以免以言贾祸，作无谓的牺牲。总之就是要学会明哲保身，不能一味高蹈，而要讲点政治智慧，讲点“策略”。

所以后人就发现，在《春秋》中，对隐公、桓公时代的事，孔子就交代的比较清楚，评论也比较直接，而对定公、哀公时代的事，就拐弯抹角、含糊其辞得多了。这是因为孔子就生活在定公、哀公之际，而隐公、桓公则距他的时代较远了。

“春秋笔法”贻害无穷

如此一来，孔子作《春秋》，本要使“乱臣贼子惧”，为万世立法，可是他又大搞一套“春秋笔法”，有“大义”不敢言，只能含糊其辞，把它埋在“微言”里，靠读者去揣摩、猜测，这就使“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大打折扣了。

乱臣贼子们发现，原来号称在做“天子之事”的孔子比他们还“惧”，那他们何惧之有？甚至很多驽钝的乱臣贼子以及一般读者们不耐烦去深入领会，以至未得孔子真意，只见微言，不解大义了。孔子的报道、评论，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春秋笔法”显然不利于思想、知识的传播。不论报道新闻还是旧闻，要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报道者就应“危言危行”，直言不讳。可是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生活在“春秋大一统”之下的子子孙孙们不但没有“危言危行”，反而把春秋笔法发展到了极致。

历朝历代，史家、文人墨客们都在自觉、系统地运用春秋笔法：文字中密布地雷阵、潜规则，久处其中，文人学士们都练就了高超的含沙射影、皮里阳秋、指桑骂槐、挂羊头卖狗肉的本领。

而且，就连那掌权者也在大量地运用春秋笔法：几千年的政治宫廷化、暗箱化，权力见不得阳光，彼此勾心斗角要用春秋笔法的方式互相引诱、试探，伺机占领道德制高点，把对方以理杀之；治理国家也要阳谋加阴谋，大人物的言辞、坐位、服饰、表情、姿势等等都大有深义，某些重要场合的一草一木的变化也大有深义，聪明者要善于从细微的变化中揣摩出政治权力的动向，察狂澜于青萍之末，早做准备，预先安排，才能生存下来，政治嗅觉迟钝之辈，就很难落个好下场。

当年，“事情正在起变化”，而一些幼稚的知识分子竟然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信号，还陶醉在建言献策的夸夸其谈中，大祸临头而不自知，可悲可叹。

回首吾国吾族的历史，真是“一副大春秋”！春秋笔法已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堪称“春秋文化”，孔夫子到底是我们的文化先祖。

 “春秋”漫漫何时休？

春秋文化正是封闭社会的产物。它不利于思想之交流，不利于知识之传播，不利于民众之启蒙，不利于权力之监督，不利于社会之文明。一句话，“春秋化”的程度与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现代化水平是成反比的。

公开性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原则，公共事务的公开化、透明化是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根本不同之处。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就是宫廷化、暗箱化、神秘化，权力见不得阳光，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运作没有知情权，只好根据一些皮相，插上想象的翅膀去臆测、瞎猜，捕风捉影，以讹传讹，谣言惑众。一小部分先知先觉者畏于笔祸，只好玩弄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谈龙说虎，云遮雾罩，弄得官话竟似黑话，暗语、玄机重重。结果就是政治依旧黑暗、野蛮，而民众的精神世界虚浮不堪，乱花迷离，仿若海市蜃楼，个个迂阔自负，行为全不务实，整个国家迟迟走不上现代政治文明的轨道。

十七大报告中，胡总书记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口号。胡总书记把“知情权”放在四权之首，是大有讲究的，因为知情权与公开性其实是一回事：公开信息目的就是让群众知情，让群众知情就一定要公开各种信息。

从理论上来说，知情权也正是其他三权能够正常行使的前提，因为只有充分知情，群众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去参与，去表达，去监督。不知情，比如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去监督的对象究竟做了些什么，如何去监督？所以，没有知情权，后面三权就是给你也意义不大。

如今，“公开、公正、透明”已成为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口号，比如要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资本市场，要公开、公正、透明地审理某案件，公开、公正、透明地招聘公务员、招生、招标等等，连商场也说要公开、公正、透明地做好某抽奖活动。

然而，数千年融入血脉的春秋文化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祛除的。政治权力由暗箱化到阳光化的转变，用黄仁宇的话说，不啻于“一头野兽变为一只飞禽”，它要求整个政治、社会机体的内部结构、运行方式等都要发生根本性地转变。空谈无益，口号无益，必须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上。

遥想三十多年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春秋笔法玩的如火如荼，一字褒贬，影影幢幢，杀机四伏，令人不寒而栗。如今，我们的报章上依然盛行任仲平、仲祖文、郑青原这些让人浮想联翩的笔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阳光化的时代，有一说一，但请直言，任何人都应敢说敢当，何必遮遮掩掩，满口胡卢？可见，走出春秋时代确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