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丁第一季全集:破译曾氏家族长盛不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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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曾氏家族长盛不衰之谜 - 如意山庄主 - 如意山庄主 - 和讯博客

         --以严治家

自古至今，或仕途或武力或商道而崛起的人物很多，但其成就能为后人承袭而继续发扬光大的毕竟甚少。有的如昙花一现，有的仅经过一二代就日渐式微而云消雾散。商纣被武王取而代之；秦始皇武功盖世，一统六合，天下无人可与之争锋，奈何强大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便只经二世而终，不能千世、万世相传了；《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最终都是财去人空，落个衰败下场。历史上这样的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凡成大功立大业的能人志士，莫不希望家族能传之久远。然而世事难测，子孙的贤肖难以期待。因此，为人父母，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谁不望家族长盛不衰？孔夫子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十二字真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二十篇弘论，孟母断杼，岳母刺字，都是历代传诵的治家教子的佳话。

如何才能教子成材？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天下父母。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无论古今，无论贵贱，懒惰、忤逆、骄矜、自私、懦弱、羞怯等等，都是后辈们所时常表现出的缺点和弱点，这恰恰又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家长所不能容忍的。反过来，诸如勤奋、孝顺、帮助他人、勇敢大方等等导致成材的那些最可宝贵的素质，孩子们又往往较为缺乏，而这又正是天下父母所热切期望的。然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山国荒僻之区”的荷叶大界曾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时，独创了一套治家教子的好方法，成为了了一朵近代湖湘文化的奇葩，使得这个家族成为赫赫有名的泱泱世家，至今连绵六七代经久不衰。

              “人苟能自立志，何事不可为”

    古往今来，凡能成大事之人，无不从立志始。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八年入翰林院开始他的宦海生涯，至同治三年官至两江总督，并成功剿灭太平天国。他一生的修炼，就是非常重视“立志”的过程。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站在山顶，极目远望，“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于是他毅然离开鲁国，周游天下，遂成一代儒学宗师。陈胜年轻时就有“燕雀安知鸿皓之志哉”之句，道出了他的理想和抱负，日后果然起义大旗一挥，应者云集，八方响应，搞得不可一世的秦王朝摇摇欲坠。诸葛亮的“志当存高远”、“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名句，既是他自己躬耕时独善其身，兴蜀时兼济天下的真实写照，更是对后辈的敦敦教诲。曾国藩立志完成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便从修身始而平天下。他曾作《五箴》要诀以完善自我，又通过书信教育弟弟及子侄，被称之为“修身五箴”，其序曰：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所，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因作《五箴》以自创云。

    他讲的是，自己少年不自立，岁月匆匆以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按古人所说的，到这个年纪应已是学有成就了。而他仍忙忙碌碌一无所成，这不也叫人忧伤吗？预知今后的趋势，是世事日益繁杂，精神日益不济，江河日下。但艰难困苦有益于智慧，安乐平顺不利于自身，他以中等资材而过着安顺的生活，将欲刻苦向上，自强不息，请体谅这是多么的困难！故而写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以自勉。曾国藩终生遵循他的《五箴》主旨修身，得出了“立言宜慎”、“藏锋露拙”、“刚柔并济”、“功成身退”等诸多为人处世的秘诀，这些秘诀使得以独步官场，挺立于权力斗争的漩涡而不败。也教育他的家人将立志作为迈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驶向理想彼岸的原动力。从而致使曾氏家族代代兴旺不衰。

    曾国藩说：“无豪大之心者，时时会缩手缩脚。”他从修身做起，立大志，练其气度，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才能屡败屡战，广结贤士，立下不世之功。综观曾国藩的一生，无不是立志修身的一生。

嘉庆十六年（1811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降生于湖南双峰（原属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的白玉堂。曾家祖籍衡阳，世代务农，历来为寒门冷籍，不显于世。从衡阳迁往湘乡的五六百年之间，连个秀才也没有出过。对此，曾国藩自认不讳，他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在家道渐苏的境况下，开始送子读书。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又名曾星冈，年轻时曾沾染“浮薄”恶习，“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到壮年跻身地方士绅行列后，才大以不学为耻，“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字竹亭，天资“钝拙”，虽然“平生劬劳于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科场上却屡屡失意，“累困于学政之试”，从十几岁开始应童子试，经“应小试者十七役”，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十三岁时，才补了县学生员，成了一名秀才，仅比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曾国藩五岁时（1815年）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六岁在家塾，以陈雁门先生为问字师。七岁那年，曾麟书因屡应童子试未售，绩学不怠，便转而将满腔心血倾注在长子国藩身上，在家设私塾，取名为“利见斋”，“课徒十余人，训诱专勤”，曾国藩因之“禀学于庭者凡八年”。曾国藩读书到十四岁时，在当地读书人中已小有名气。其父之好友欧阳凝祉认定他将来大有前程，便将女儿许配于他。

    道光六年（1826年），16岁的曾国藩参加在长沙举行的童生府试，取前列第7名。回到家乡后，先后在其父设馆的本邑石鱼之百鲁庵、衡阳举人汪觉庵处、湘乡涟滨书院等处就读。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见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叹赏不已，认为可成大器。也正是在这里，曾国藩最先接受了湖湘学统的影响。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二十一岁的曾国藩从涟滨学院肄业，改号涤生。“涤者，取涤者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洗涤过去，重新做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国藩随父入湘乡县学，在应试中，被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不通，以佾生注册，国藩视此为人生第一次大辱，“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堂悬牌，责其文理之浅”，怏怏而还家塾“利见斋”。次年再应县试，仅中背榜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辞别故土，进入省城，就读于当时极负盛名、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曾国藩在此潜心研修，深受山长欧阳厚均所继承和发展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统之熏染，并以能诗善文而名噪一时，试辄第一。是年秋天，他再应省城乡试，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

    道光十四年（1834年）底，连中两级的曾国藩踌躇满志，独自赴京，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落第，只得留京读书，自此开始治古文和诗词。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他再次应试，再次落第。只好收拾行装，南归返乡。途中购得《廿三史》，“由是寝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由于刻苦攻读，曾国藩对历史与古文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其八股、制艺亦大有长进，这为他以后更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入都会试，功夫不负苦心人，这次入京会试，他终于在礼部会试时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并将子城名改为国藩，意为国家的屏藩。四月中旬，在殿试中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四月下旬，又在朝考列一等第三名，进呈宣宗后，拔置第二名。由于成绩优良，朝见宣宗之后，被钦点为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1840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在朝试中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参加长沙府试，终于入仕翰林，曾国藩整整奋斗了十三年，其间历经县试、府试、京试总共八次。他屡遭落第背榜之辱，却依然屡败屡学，屡学屡考，终于点了翰林，别了寒窗苦读无人问的“冷板凳”生活，圆了金榜题名之梦。

    道光二十年（1840年），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登入仕途后，他即迅速图进，确立新的“内圣外王”目标，立志做大儒，成圣贤。“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他充分利用翰林院的条件，大量读书，潜心研修，广泛交游，既究心于“外王”的经世之学，又究心于“内圣”的道德之修身，京宦持续苦读长达十二年之久。曾国藩在京，潜心治学，苦读苦修，起先也是散漫无绪，经、史、诗、文，见书就读，泛博而不专，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后遇唐鉴指点迷津，得以初识指归。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曾国藩从琉璃厂买来一部《朱子全集》，为弄清治学门经，三天后即向同乡长辈、京师著名理学家、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的唐鉴请教读书之法，为学之方，检身之要。自拜唐鉴为师，得此为学之方开始，曾国藩严格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潜心钻研义理之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曾国藩依照唐鉴的指引,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在倭仁的指导下，曾国藩进一步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使学问得以增长，道德得以提高，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他的“五箴”就是这时立下的。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詹官大考，三十三岁的曾国藩列二等第一名，升任翰林院侍讲，文渊阁校理，并得穆彰阿保荐，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主持四川乡试。之后不出两年，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之间，利用在城南报国寺养病的机会，曾国藩又向同寓刘传莹学习汉学，懂得了考据学，弥补了自己学识上的缺欠，开拓了眼界，在学术上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三十六岁的曾国藩首次领衔湖南京官奏事，以后则相沿成习。次年，他又于大考翰詹列二等第四名，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又升任阅卷大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被诏授礼部右侍郎，为正二品。这位从六岁即进入苦学的寒门士子，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在穆彰阿的扶持和唐鉴的援引下，创造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的奇迹。以至他给弟写信时，也掩饰不住“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得意之情。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十四年的京官历程，由一个卑微的农家子弟逐渐成为国家的栋梁大臣，他的道德、才干、学问、文章，在当时官场中已属首屈一指。即使没有后来的世事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以后顺利地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年六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获准试毕回籍探亲，行抵安徽太湖县境时，忽闻母丧，即由九江登舟回籍奔丧，并乡居四个月。同年十一月，湖南巡抚抚奉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指太平军）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在家守丧的曾国藩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其转来的咸丰上述谕旨。在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等的一再劝说下，加之父亲曾麟书的赞同，曾国藩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在籍侍郎帮办团湖南团练事务，年底由家乡启程赴长沙，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正式组建湘军，自此开始他镇压太平军的军事生涯。十二年的戎马倥偬，军务政务繁冗，但曾国藩的求知治学之欲并未丝毫消减。他“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对曾国藩来说，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预言在他身上如期地实现以后，他的治学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制艺，而是一种嗜好，一种习惯，一种生命之需要。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十日，他在江西省瑞州城外的大本营中，接到父亲曾麟书已于二月初四病逝的消息，便借机向咸丰帝奏报打丁忧，提出在籍开缺回乡守制。曾国藩在家乡一住就是一年多。在静寂的日子里，重读《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又阅读《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著作，悉心领悟“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道理。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朝旨促曾国藩赴金陵督师，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湘军攻陷金陵，至此，曾国藩率军南北苦战十二年，终于打败太平军，以鲜血染红了顶子。之后两年“剿捻”战事，无功而回；查办“天津教案”，名败誉毁。晚年的曾国藩，已由巅峰滑向低谷，由辉煌走向黯淡，心绪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惟有学业仍然是他的精神支撑和生命寄托。

    曾国藩重视立志明德，更重视教育家人做立志明德之人。在他的家书中，劝弟教儿立志向学、明德做人的信相当多，不敢他是求学于外，还是京城做官，或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总忘不了写信给弟弟或子侄们，以自己的修炼实践去影响他们。他在道光二十四年给四位弟弟的信说：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假若自己能立志，圣贤豪杰做的事都可以做，何必一定要借助别人呢？一个人想仁，仁就可以达到。要学孔孟，就要日夜孜孜以求，唯有孔孟之道才去学，那又有谁能抵御得住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就是你天天与尧、舜、禹、汤同住在一起，也只能是他是他，你是你，他与你又有何关系呢？这通俗易懂的教诲，又有谁听不进去呢？

    常言道：“治家贵严，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这就是说：治家严为贵，严父对子女的教育就多，不严，那么子女就会一天比一天骄佚懒惰，其流弊数不胜数。所以易说，“威如吉”。想要既严又威一定要以庄敬为根本，不苟言笑，所以说“威如之吉”，这是反身而诚的意思。“治家贵严”这是曾国藩教育兄弟子女的切身体会，也是他一生奉行的准则，这从他一生对子女、兄弟的教育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面对子女、兄弟骨肉之情，“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即是指，只有骨肉之情越是真挚，对他期望也越是殷切，期望越殷切，要求也就越严厉。

    在曾国藩的故里双峰，一百多年以来，人们都象曾国藩一样立志治学、从严治家。革命母亲葛健豪就是个典型人物。葛健豪出生于荷叶桂林堂，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名著。十六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于是，她接连几次去神冲拜望女革命家秋瑾，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一九零七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在所居住的光甲堂前凭吊烈士的英灵。一九一三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三个儿女和一个小外孙女，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大，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个字，令学校破格录取。一九一九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葛健豪向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借来六百元银元，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三十多位学生，在上海启程赴法留学。经过三十五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于一九二零年一月三十日安抵法国。她与同去的六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公学学习四年。在这里，她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一九二二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归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这位伟大的女性，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女儿蔡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女婿李富春，曾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位中央委员，她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最讲伦理道德，又最重“孝”、“友”二字。曾国藩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自然以孝敬双亲、兄弟友谊作为立身进业的首要义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字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凡成功之人士，都是孝顺的典范。《礼记》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说的是儿子对父母之礼，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设法使父母清凉，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让父母冬暖夏凉，一般人都容易做得到。《尚书》云：“奉先思孝。”就是说，侍奉先祖首先要想到尽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总有一块应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份。如果连这点本份都没有，那就不成其为人子了。《孝经》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就从这里开始。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的安宁、社会的稳定的向往，是百业兴盛的基础和柱石；它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建立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求。

    远古帝王虞舜孝感动天的故事家喻户晓：相传舜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舜：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雀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

    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的美德万古相传：刘恒是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 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二十四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民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曾国藩的远祖曾参啮指痛心，以孝著称。曾参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认为，对长辈的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对父母能孝的人，才能对君主忠，才能对兄弟悌，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儿子爱，如此等等。这不但是历史的积淀，而且，我们从生活的常情考虑，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好，还能对别人好吗？还能成就大事吗？

    曾国藩的故园双峰荷叶位于湘乡、湘潭、衡山、衡阳交界之处，这里的民风、习俗素以古朴著称，大界曾氏家族自清初由衡阳迁入荷叶，其家风与习俗更是保持其独特的风格，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本是一个很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埋怨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风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颇深，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也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也就是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的团结和睦，从而使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儒家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比如“仁”，就首先是指在血缘基础上的亲人间的关爱，并在这种血缘关系上扩大化，关爱他人，由己推人。早在三代之时，儒学的先行者就提出崇拜祖先的主张从而重祭礼、孝敬。曾国藩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自然也以孝敬父母做为子女的首要义务。但他年少就外出游学，之后经过科举考取了功名赴京师任官，故而一直不能侍奉双亲。曾国藩的孝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里，他居家时日颇短，但其一颗拳拳孝子心却昭然可表。他给父母的家书总有一个格式，开头总是“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父亲母亲万福金安”，结尾则多用“男谨禀”或“男谨呈”等。虽然这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孝之殷切，至教至诚了。其次，他远在异地时，总是不时地向父亲禀呈自己的现状，以缓父母对己的挂念。嘱托兄弟、子侄多多来信呈报父母的身体状况，也是他孝顺的一个方面。曾国藩关切父母、孝顺双亲的家书很多，如在家书中他说：

    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母亲齿痛，不知比以前略松否？现服何药？下次望季弟寄方来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沉重，望将药方病症书书明寄京。刘东屏医道甚精，然高云亭犹嫌其过于胆大，不知近日精进何如？务宜慎之又慎。

    有时候，曾国藩要做一件事，父母不同意或想不开，他便去信开导，实在开导不成，事情便暂时放下。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在家书中时常劝导子弟要孝敬父母。如：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而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

    父母为儿女辛苦、不计得失，为子女的该如何才能报答父母对自己的一番深情呢？曾国藩秉承家训，虽不能侍奉双亲膝下，但能立德、立功、立言有所作为，也算没有辜负父母一片期望之情。

    我国传统家庭除把“孝”放在首要位置外，还极为重视兄弟之谊。兄弟之间，被喻为“手足之情”，意思是说一母所生，一父所养，兄弟就如一个人身上的手和脚，是不能分离的，否则就不是完整的一个家庭。

    传说舜在未君临天下时，对父母尽孝，对兄弟至情。但母亲不喜欢舜，想让他的弟弟继承家业。舜从不怨恨父母，也不报复弟弟，不过是忍耐再忍耐。日久见人心，舜以孝义感化父母兄弟，敬化乡里。终于，在尧年老时，禅位天下于他。

    在人情淡薄、注重实利的今天，兄弟之间往往很难相处，更难以合作。而曾国藩兄弟数人，一齐走上了战场，在事业上患难相助，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是曾国藩，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之间，总是于百忙中给诸弟写信，谆谆教导他们做人，频繁督促他们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曾家兄弟姊妹共九个，国藩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曾国藩对待兄弟的态度，自是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用姑息放纵来包庇他们，他在家书中说：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之围，以曾国藩和九弟曾国荃成就最大。老九勇猛有加且狂妄至极，曾国藩既为之欣喜又为之害惧，因此，曾国藩的家书写给曾国荃的最多，书信往来中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以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曾家兄弟间如此默契配合，曾国藩自有清醒的认识：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人们常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关系之近，但真正的“手足兄弟”应如何相处呢？曾国藩认为应该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对诸位弟弟说：

    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曾国藩对兄弟之间亲缘关系的处理，低一层次的追求是和睦、平等。他反复讲这样的道理：

    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悌。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的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但愿兄弟五人各个明白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没有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个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因此，曾国藩并不以自己人生有成，在外做大官而自以为是，什么事情都靠“压”来使弟弟们折服。而总是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循循善诱，或委婉相商。他对弟弟们说：

    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在五个兄弟之间，曾国藩和曾国荃最为相知，这不仅因为曾国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还因为他与兄长最能交心谈心。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但又没有具体谈是哪一件。曾国藩猜测：大概弟弟担心与哥哥之间存有不合。为此，曾国藩告诉他，倘若如此，那就完全可以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

    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产生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部属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

    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不合，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罢了。你立志做事，颇近似于春砟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乎秋冬心敛之象。你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

    曾国藩不但这样说，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做。有一次，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曾国藩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只是稍稍劝止，最终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他们一直聊天夜至二更。曾国荃还给哥哥提也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孝为百行之首。曾国藩称孝是“家庭之祥瑞”，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他对待子女、兄弟要求尽“孝”道，作为朝廷官员的他，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境地。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是主张孝大于忠的。例如他坚决反对墨絰从戎，即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如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絰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絰从戎，去了也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即“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曾国藩在劝告别人不“墨絰从戎”时，他自己却恰恰碰上了尴尬事。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面对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也算是做到忠孝两全了。后来曾国藩夫妇先后去世，其儿子曾纪泽连续在家守孝六年之久。

    曾国藩还常以他的父亲竹亭公行“孝”道教育子女要孝为先。“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曾国藩继承了民族的、先辈的传统美德，在“孝友传家”方面做得天然无缝。他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就以势压人。只要他人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能接受之原因。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而在曾国藩的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和大气。他把教育弟弟的方法传之以子侄，他的弟弟们也仿效兄长的做法教育后代，以至“孝文化”在曾氏的家教中成了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曾氏家族因代代孝友而“家庭祥瑞”。

           “常以‘恕’字自惕，则荆棘少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意思是说： 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人家谋虑是否不够尽心？和朋友交往是否不够诚信？传授的学业是否不曾复习？可见，克己修身成了儒家圣人及其弟子们的精神灵魂。

    世道纷纭，熙熙攘攘，心为外利所动，几乎失去真我；物欲横流，乃至人心不古；求诸外欲，而忽略了内存的诚信。如何对待浊世横流？孔子主张人应在人世间寻求与他人的契合，在求诸他人之时首先求诸自身：我是否做到了？以此感化世人，引导世人。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成大事者,未有不重自省、自律者,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念之一。如果将中国历史用人物来断代，那么可以这么说：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史上的第一人。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崇拜曾国藩，说他“足为吾人之资”。而大才子梁启超历来眼中无人，但他却对曾国藩推崇备至，面对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他认为如果曾国藩在世，当时的混乱局面，一定得靠他来拯救。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大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曾国藩都是一个大成功者，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他也有。他作为一个儒生，没有靠山、不拉关系，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在科举制度下，考取功名，踏上仕途。可知他“考试”的功夫了得，为人处事的功夫了得。曾国藩并非那种天赋很高的人，而是一个智商一般的人。他之所以能考取功名，完全靠勤奋努力。而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全靠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官。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外王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为政要勤谦廉劳，为政不可居傲，为政要有百姓心。我们可以说，这是在任何时代都应遵循的为官法则。所以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建立功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毛泽东的“二者兼有” ，就是指真才实学、以身作责与经世致用的本领。曾国藩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即儒家文化的最高境界——立德、立言、立功，称之为“三不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早在上个世纪初，蒋介石就从成功的角度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足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了。正是因为如此，在其离世的这一百多年里，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大有人在，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杨昌济、陈独秀，无论是大奸大恶之徒，或者学界宗师、政坛领袖都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到可取之处，学到有用的东西。他是影响了人们一个多世纪的风云人物。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广泛，他不仅是一个大智慧者，也是一代大儒、一个大成功者。

　　曾国藩遵循儒家先圣的教导，在做人立事、待人接物上终生讲求仁义。他一直严于自律，以克己要求自己，让自己不可以骄傲轻狂，他主张勿怒勿恼，和气待人，与人为善。曾国藩认为，仁和义是“立人之道”，并把推行仁义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

    仁义道德，是儒家首先提倡的个人修为，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孔子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仁与礼是紧密相联的。仁是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提出的与人交往时要宽容慈爱的准则，它是内在的精神；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订立的人与人交往的规则，它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将帅感恩戴德，从而将帅官兵一心作战勇猛了。礼，则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予怠慢。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在生活中，仁义的表现就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这是孟子提出来的，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而在曾国藩看来，取、与两件事成了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中相互推动的两个方面，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订立为必须遵守的制度。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销算一次。”

    “仁”者爱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倾向，告诫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抱有一种同情心去体贴他人的难处，懂得关心、爱护他人。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与人为善”，以诚待人。曾国藩说：

    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克己复礼”，就是严于律已，有过必纠，控制自己的欲望，一心进取。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北京师事唐鉴、倭仁时，就立志“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他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写道：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圣贤之与常人对待错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圣贤能够及时醒悟，严于律己，有错必改。这样，道德修养自然逐步上升，人际关系也融洽自然。曾国藩严格盘点自己，认为自己有“三耻”：

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了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为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搁殊多，三耻也。

    早年刚入翰林院时，曾国藩因少于世故，也是多言善谈，喜于交往，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经常因为“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与人闹得不欢而散。后来，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在日记中反省：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即是儒家常说的“克己之学”，是儒家修习人格精神的主要方法。曾国藩自从师于唐鉴、倭仁之时，就立志“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后来果然一生致力于此，从不稍懈。他反省的方法有多种，一是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之，并以此方法教育家人。直到年衰官高，勤求已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的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二是要求友人和兄弟监督并坦率告之。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并能诚意地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他在书信中请兄弟常进箴规。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曾国藩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就说他戒烟吧。曾国藩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后来他自觉抽烟对身体有害，便力求戒除，但前后戒了三次，还是继而复抽。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经过一段艰难的努力，他终于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抽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足见其“自律”的力量，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和坚决。

    曾国藩虽律己甚严，但却能宽以待人。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曾国藩认为，“恕”是立德的根基，既是临时应事之道，也是平日涵养之法。他曾说：“容得别人短处，才是豪杰举动。”人无完人，谁都可能做错一些事，或者天生就有某些短处。倘若苛刻要求，恐怕无人可以成为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是正是这个道理。“恕”字的一个关键作用，就在于容人之短，甚至是在旁人看来不可容忍之事。

    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为了利益关系。一个严于律己的人，如果能把权力看得很轻，欲望看得很薄，那么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就会淡泊无争，决不会有什么苛求了。

    曾国藩一生朋友很多，颇得人心。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和他做朋友呢？为什么人家不能像他这样得人心呢？这就是因为他待人的忠恕。他说：

    忠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待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来说，待人接物，见得他人不对的地方，大多人都极端愤怒激慨，若能设身处地地替对方想想。体谅他人难处就会心平气和不计小得小失了。所以忠恕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

    凡是气量狭小的人，决计做不到“忠恕”二字。曾国藩度量之大，卓越千人。他做事，论功则推于人，论过则引为己责，最不喜“好大事功”。这也是他“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表现。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他认为欲赢得部属的心，应当依照儒家最讲求的“恕”的思想行事，儒家的“恕”就是宽恕、原谅。他对弟弟们说：

　　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都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

    待人处事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人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在长沙岳麓山读书时，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性情偏躁的同学，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考中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他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他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如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当时的书院院长欧阳坦斋知道此事后，夸赞说：“国藩大度，必成大器。”

    中国有“宽则得众”这句成语，意思是说：心胸广阔的人才能博得大众的爱戴和拥护，曾国藩做人和交友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以诚相待，进而博取了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的帮助，同时也让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事业有了成功的基础。无独有偶，“独服曾文正”的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坦荡，博得了众人之心，也正是他的心胸广阔，才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有这样一个故事：延安时期，张国焘的忠实部下许世友。他不但骂毛泽东，还扬言要带枪去毙了他。在当时，谁敢骂毛泽东？许世友的行为引起群愤，群起而攻之，缴了他的枪，把他关押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此事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命令立即放了许世友，并还给他的枪发给他子弹，还让他携枪来见自己。相见之后，毛主席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交成了知心朋友。毛主席给许世友”留有余地“之举，让许世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心底里倍感毛主席的伟大，因此，后来一生忠于毛主席，处处誓死捍卫毛主席，至死不渝。这就是伟人毛泽东，光明磊落，宽大为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从不乱用个人权威，不因人骂他而泄私愤，视下属与百姓为亲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世界人民都爱戴他。

        “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学而优则仕”，封建社会中，读书求学的目的一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如果有了功名，授了官职，那就志得意满，光宗耀祖，门第生辉。为了能通过科举考试，天下读书人不惜放弃真正的经世致用之学，而苦心钻研枯燥空洞、毫无意义的八股文章。一旦十年寒窗苦读换来入仕前程，那些所读所学也就尽皆抛脑后，坐享人间繁华，挥霍无度了。

曾国藩“生平科名，极为顺遂。”然而，经过名利场中一番角逐与磨砺之后，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在他的一封教子书中，便开宗明义地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明理，明理之后便可以成为君子、步入圣贤，这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做到的。而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大官，则有很多客观因素影响着，例如人们常说的“机缘”。故曾国藩说，“半由人力，半由天事”，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大彻大悟之语。有鉴于此，一向严于律己，讲求勤、俭、谨的曾国藩在家书、日记中多次提到儿孙不必为官为将，并在遗书中明确也提到这个问。故他的后人多从其遗嘱，少有为官的，即使为官也仅涉及外交、科技，并最后都辞官返归乡里。曾家家风严谨，可见一斑。

    所谓“望子成龙”，就是一般人都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因为做大官就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他真正愿意做的是读书明理的君子。他把君子定义为：勤劳节俭、自我修炼、吃苦耐劳，既能过舒适的生活，又能过艰难的日子。他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为丰厚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并以此要求自己，示范后辈。他在家书中多次说“不重其为仕宦起见”：

    我今生依赖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

    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以不多，用功不可以不勤，切不可时刻为了达到科名仕宦的目的着想。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仕宦官位，也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我辈的功臣。若能识透这层道理，那我就异常的钦佩。

    我深感自己学浅才疏，误得高位，于是事事留心，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假如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我本身可能不追求任何名利，妻子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曾国藩对子女职业定位在为士而不为官。为士当耕读之上，坚持用理想激励人，用职业力量历练和督促子女之发展，而非物质刺激，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理想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知道所有的物质刺激都是眼前的、短暂的、递减的，而不是长远的、久远的、持续的激励，他更相信正确的职业观教育有助于使这些思想内化为子女的毕生信念，成为以后行动的指南，成功的思想保证。有些人用“升官发财、加官进爵”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来激励子女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子女不成龙成凤，反成虫成庸，要么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想做；要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么败家丧家，为害一方，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因此，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要从军、不要为官：

    行军打仗本非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岂能惩办滔天之敌？此前虽然屡次得胜，但那纯属侥幸，是我所有想到的。你们长大以后，千万不要涉足军界，因为军界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其容易留下被千秋万代所攻击的口实。我久处其间，天天如坐针毡。唯一无愧于心，不忘所学的，就是片刻不忘爱护百姓之意。近年阅历愈多，深谙统兵之苦。你们唯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可做官。

    曾国藩认为，在治家之中，不能因为升官了，这就说他是孝顺的贤良的；没有能进入仕途，不能光耀门庭的就说他不孝不贤。一个人的贤良与否，要看他的品德行为，而不是看他能否带来什么功利的利益。一个人升官、发财、成名，外表活得很荣耀，并不能说是尽孝。曾国藩在家书中说：

    澄弟常以我升官得志，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得志为贤德孝顺，那以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得上是孝子贤孙吗？

    曾国藩在外做了大官给父母祖宗争了光，并经常慰问家中的老人，给家中寄钱、寄药等，按说应该可以以孝子自居了。但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仍然非常惭愧在其祖父病重的日子里自己不能在老人面前亲侍羹汤，分他人之劳。他在教育弟弟与儿子要读书明理的同时，反复强调自己虽然在外做官，家人切不可自恃家势，干涉地方事务，更不可仗势欺人。

    在封建社会，一人入仕做官，门庭自然光大，便是有权有势的家庭了。再往后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仗势欺人。这样的例子不少。《红楼梦》中的“呆霸王”薛蟠，依仗权势富贵，抱人子女、害人性命，还当没事人一样。可以说，薛蟠是仗势欺人的典型。

    曾国藩为读书明理之人，注重讲求明哲保身、藏而不露、谦虚和气、与人为善，因而极力反对仗势欺人。他多次劝导家人不可干涉地方事务，以勤俭自立为治家为本，子弟也应戒奢戒骄，善待邻里、乡亲、族亲。曾国藩认为，自己和九弟曾国荃虽然在外做官，但家人不可因此而仗势欺人，而且更应忍让。

    史载升平公主平时最得唐代宗欢心。十余岁时，下嫁大功臣郭子仪的六子郭暧为妻。“恩宠冠于戚里，岁时赐赏珍玩，不可胜记。”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代宗却从不迁就姑息她。郭暧曾与升平公主发生争执，郭暧说：“你依仗有个天子的父亲吗？我父亲还不愿做天子呢！”公主气愤异常，乘车回宫报父皇。郭子仪听说，把儿子捆绑起来，等待治罪，唐代宗说：“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唐代宗身为皇帝，能够深明大义，不因家庭问题妨害君臣关系，不以爱女之言为进退，且能教育子女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对家庭成员看得如此透彻，诚属难能可贵。

    曾国藩在治家中最讲公私分明，反对家人以公济私，干涉公事。如他曾劝父亲、叔父、弟弟莫管公事。他在给父母书中说：

    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此门一开，则求者踵至，必将日不暇给，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

    曾国藩叔舅较多，其中不乏仗势欺人者。其澄弟来信中就提到丹阁叔冒父名，帮人打官司一事，曾国潢为“丹阁叔近来全不讲品行”而“大可虑”，竹亭公也深责丹阁叔，“呼之来，自知愧，颇认错”。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在给楚善叔的信中，劝叔叔们“莫进县城，莫管公事”。他说：“为蒋市街曾家说坟山事，长寿阉和尚说命案事，此虽积德之举，然亦是干预公事。”他还分析了地方官的心理：“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说公事者）。”总之以“总不到县，不管事，虽纳税正供，使人至县”为妥。同治年间，曾家兄弟权势已达顶峰。正是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更担心在家料理家务的国潢做出不妥之事。同治元年，曾国藩专门给国潢写信，信中谈到对本县父母官宜不亲不疏的处世原则，他说：

    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

    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得知父亲曾麟书在家到处为人家去官府说事，常跑省城、县城，便立即写信给叔父请他劝阻。信中说“侄现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凡乡绅管公事，地方管外面应酬，实在为人所厌恶。以后无论何时，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侄时时挂念独此耳。”曾国藩叔父接到信后，不仅耐心规劝其兄不宜过问公事，而且严格督教在家的侄辈不要到县里、省里去干预公事。

    曾国藩也力戒子弟不要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有家书嘱咐诸弟“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他还告诫子弟不要拉关系、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参加岁考科举，都不顺利。同治三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寄信叮嘱纪鸿说：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事后，曾国藩对弟弟说：“纪鸿之文，万无中举之理。”但他终没去走后门，只把儿子接到金陵府中亲自教导。

    曾国藩一面劝诫家人、子弟不可干涉公事，力戒仗势欺人，一面提出要接济贫困的族亲，不可生嫌贫爱富的心思。周济族人、不恃家势，这也是曾国藩在劝导子弟不可恃强凌弱的正面引导。他曾专门给祖父写信，详细说明为什么要将寄给家中的一千银两拿出一半周济族戚的理由：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涉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支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人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此二者，孙之愚见如此。

    每一个人都有其多重身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在家族这个环境里，族亲是除了本家庭以外的与己最为密切的关系网络，故有人言“宁失一友，不丢一亲”之语。在这个环境里，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德操的高低，最易被人识透。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连父母都不敬悯的人，很难相信他会敬悯族亲；而不敬悯族亲的人，也很难相信他会兼济天下。此所谓仁德也。

    从曾国藩对亲戚族人情谊之深厚，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读书明理”的他，不恃家势，反而能认识到当时农村经济的破弊，主动周济族戚，真实难能可贵。作为耕读世家的子嗣，曾国藩既然来自乡间，就深知那里的艰苦，一旦经济稍为宽裕，就尽力帮助族人亲戚，这也人之常情。他的这种思想向家人灌输，曾家人自然代代如此，不仅能读书明理，而且不干涉公事，不仗势欺人，不可生嫌贫爱富的心思，还能接济贫困的族亲邻舍，反过来，族亲邻舍处处尊重曾家人，维护曾家利益，彼此相得益彰，和睦发展。这又促进了国藩故里淳朴民风的发展和延续，致使曾氏家族和族亲邻舍的历代繁荣昌盛。

          “稳重行事，有胜无败”

    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事，稳重总是最重要的。曾国藩常说：“稳重行事，有胜无败。”稳重行事，就要谨慎，计划详密，戒除鲁莽，这样才能冷眼旁观、抓住关键，一击便中要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自古官场风高浪急，稍不留神就会被打下船头，跌入水底。而时时留神，稳重行事，就诚如《红楼梦》里的一幅名联所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古往今来，官场行事靠的是人脉，但人脉的形成首先要求自己有一颗浑厚的心：熟知世态，行事稳重，为人真诚，心胸宽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说这话的意思是：心好比一个人成事的器具，只有把心这个器具修炼好了，才能成就大业。“难得糊涂”，这是清代著名文士郑板桥书的一条横幅，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名言。凡是见过郑板桥这幅作品的人都知道，后面还有个绝妙的解释，即：“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说的就是为人对世态人情的心态与看法。

    曾国藩对此认识极深，内心自然克制一些浮躁，表现在外的即是沉稳威严、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因而才有他谨言慎行、不苟言笑的威严容仪。民国易宗夔所著《新世说》一书中写到曾国藩平时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容仪威严，年逾六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目高，眼之角有棱，光极锐利。两额平直，鬓髯甚多，直连颜下，披覆于宽博之胸，盖增威严。”这里从他的外表到心胸把曾国藩的稳重提高到非常高的境界。曾国藩在修炼稳重的同时，最注重戒除“轻薄”。咸丰十年五月，他写信给李续宜说：“大抵激之而变薄者，吾辈之通病。此后请默自试验，若激之而不薄，则进境也。”他还说：“由厚趋薄易，由薄反醇难。读书人毅力不坚，一旦遭受重大挫折，便往往趋于偏激、轻薄。”曾国藩所以谆谆告诫，正是要其幕僚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世变而走上邪路。

    曾纪泽与其父相反，是个急性子，言行太急。曾国藩认为这是“轻薄”之病，不可不痛加纠正。在家书中，他不厌其烦，屡屡告诫。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引祖父和自己为例，教诲曾纪泽要继承祖父之风，以重纠轻：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曾纪泽谨记父亲的教诲，“少负俊才”，稳重处事，成为我国清末著名的外交家，经世派学者。他自幼受严格教育，通经史，工诗文，并精算术。因受洋务运动影响，复力学英语，研究西方科学文化。识者每以“学贯中西”誉之。四年出任常驻英、法大臣，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又将使馆馆址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驻外严于操远，节约公费，摒弃贪劣，倡导廉洁之风，为外人所敬重。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中国西北动乱，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区。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儿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于光绪六年（1880年）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里瓦吉亚条约》。曾纪泽抵达俄国后，“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前后谈判历时十余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五十一次。经过曾纪泽的力争，《里瓦儿条约》被废止。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终于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他这一“重”，重出了民族气节，举国举世瞩目。

    从曾国藩的学书上，我们也可看出他的沉稳。他的学书经过了一番由乏到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最终走上刚柔相济的正确研习的道路。他幼时习颜、柳、转而赵、董、未能专一，接着又临智永《千字文》，认为“颜、柳二帖，以不合时宜故也。”他青年时期的日记，时而行书，时而楷书，很随意，说明这一时期他性情尚未趋于稳定。到四十岁后，他认识到了“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的书法精髓，因此“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为刚健之宗，又当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及至咸丰八年以后的日记，才维持了行书字体，且大小匀称，整齐划一，这象征着他的思想和人格，已臻成熟，不易随波沉浮了。他在学书上，影响和激励着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四个亲弟及儿子纪泽。他反复诚恳地向他们介绍自己成功的经验，倾诉学书的苦恼，敦敦教导他们正确习字，稳重处事。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我先大夫竹亭公，力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后来，他的沅弟曾国荃在楷书上有大成，儿子纪泽，这位晚清著名的外交家，亦以篆书、行草传世。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韧性，即使在不经意间有所成就，也会因经验积累不够，心理成熟也不够，导致因初时太顺利而忘乎所以，最终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若不愿再付出艰苦努力，成就难以通天，一如江郎才尽。因此，他强调，一寸一分地积累功夫的人，表面看来比那些投机取巧、轻取轻进的人似乎又钝又迟，甚至有点迂，但由于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必成大器。对于绝大多数并非天才的人来讲，这才是成才的正道。成才如此，办事亦然。攻克天京一战，正是他“稳重行事，有胜无败”的求稳戒躁思想的成功运用。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天京已经一年之久，也没有把它攻下来。次年二月，曾国荃又指挥军队一面在太平门东侧挖地道，准备以炸药炸塌城墙攻城；一面以重炮轰地堡城。然而，连续进攻几个月，地堡城仍旧固若金汤，岿然不动。地堡城攻不下来，地道也就挖不成，弄得湘军将领一个个垂头丧气，急得曾国荃骂天骂地。这时，各方面的压力纷至而来，一是来自朝廷的压力，每天催得紧紧的，叫人喘不过气来；二是来自舆论的压力，各方纷纷议论曾氏兄弟为急天京全功，拒绝他军助援，致使围困时间长，久而无功；当然还有其他对湘军不满情绪的故意发泄。而这时曾国藩并没有急躁，他静观战势，一方面呈奏朝廷，说明攻打天京的困难；一方面写信给他的弟弟曾国荃：万望弟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在他有条不紊的指导和忠告下，曾国荃不再骂天骂地，亲临前线，鼓足士兵们决胜的勇气，果然在两个月后，天京终于被攻克。

    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陈玉成率太平军再占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留吴定规驻守，自率大军往攻江北大营(参见二破江北大营)。清廷闻庐州失守，急命江宁将军都兴阿、浙江布政使李续宾自湖北往援。九月，都兴阿、李续宾率湘军万余人自湖北入安徽，于二十二日攻占太湖后兵分二路：都兴阿率部进围安庆，李续宾率部图复庐州。此后，李续宾进兵迅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于十一月三日率军五千余人进逼三河镇。李续宾抵三河后，审视形势，以为攻城必先破垒，遂派兵六营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三营攻镇东北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二营攻镇西南储家越一带之垒，自率二营为各路策应。七日黎明，湘军分路发起进攻。吴定规率守军依托九垒顽强抗击，毙其千余。后为保存实力，弃垒入城，继续抵抗。湘军大举挺进三河，吴定规因兵单而频频向陈玉成告急。陈玉成在与后军主将李秀成部一道攻破江北大营后，即率部兼程往援，并奏调李秀成部同往。湘军攻破三河城外营垒的当日，陈玉成赶至三河镇西南的金牛镇，十四日李秀成亦赶至三河镇东南的白石山，两军连营数十里，号称十万，截断湘军退路。李续宾部将劝其退兵桐城，俟援军到达后再攻三河。由于李屡胜气骄，虽知取胜不易，却不肯后撤。十五日深夜，派兵七营，分左、中、右三路，夜袭金牛镇，企图侥幸取胜。陈玉成抓住湘军冒险出击的有利战机，以少数兵力正面迎战，主力则从左翼抄湘军后路。次日凌晨，大雾迷漫，咫尺难辨，陈玉成部迅速击溃左路湘军，并乘势切断了中、右两路的归路，将其围困在烟墩岗一带。这时，李秀成部赶来参战，吴定规亦自三河出击。李续宾闻大队被围，急率兵四营往救，连续冲击数十次，均为太平军所阻，只得撤回。太平军很快将其大营团团包围，攻破七座营垒。李续宾突围不成，当夜被太平军击毙(一说自尽)。十七、十八日，太平军将其余营垒逐一攻破，全歼李续宾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战死在三河镇。这一全军覆没的结果，就是李续宾气骄鲁莽、思虑不周导致的。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如同一张大网。每做一件事，都要想到它的前因后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否则，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结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受到牵制。”他一直认为，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往往会导致功亏一篑。总之，“稳”才能坚定，“重”才能谨慎。稳重行事，勿急勿躁勿轻薄，才能纵览全局，胜券在握，良机不失；才能修身养性，洒脱自如，得人生之道。

    曾国藩的稳重以及他对家人在稳重方面的教诲，对其家族的兴旺大有裨益。他在晚年写了一副对联：“世事已抛高枕外，春风常在短筇前”。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政治险恶，官场黑暗，外侮频至，他虽然经过艰苦努力，功成名就，但心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现实的情况与他的政治抱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的心里是比较落寞、失望的，却又无人能诉。在那样的环境中，如不能处处稳重行事，就没有了历史上今日之曾国藩。官场上虽然已成过眼烟云，但另一方面，他相信必有一些东西会流传下去，如春风常在。这副对联，就是曾国藩这种心境的写照。确实，世间万事万物最终都会毁灭，而许多宝贵的东西是不会随风飘逝的。象曾国藩的以严治学、治家、治军、治国之规，就得到了传承。不论社会和环境如何变化，曾氏子孙谨守他的家规，形成了人才辈出、兴旺发达的局面，而且都秉承曾国藩的意愿，做到读书不为升官发财，而在于掌握真才实学，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因而造就了大批各类人材，尤以教育、卫生、科技界居多。据统计，曾国藩兄弟后人二百四十多人中，仅教授就有九十多人，不少人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著名诗人曾广钧，画家曾厚熙，著名教育家曾宝荪、曾约农，著名化学家曾广琦、曾昭抡，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还有曾氏后裔中第一位中共党员，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曾宪植等等。就是曾家的历代夫人，也是出类拔萃的。如曾纪鸿的夫人郭筠是一位有名的女诗人，在丈夫死后，全力教导儿孙读书。她知识广博，思想开明，具有远见，规定儿孙辈在家塾学习的课程，除了经史外，还有算术、音乐、书画、外文，家塾中聘请过英文和日文教师。为了开阔儿孙的视野，她规定每天早晨第一节课为点读报纸上的社论。她的儿孙个个是专门人材，不少还留学国外。曾广钧是曾纪鸿长子，自小聪慧好学，二十三岁就考上了翰林。他对做官并无多大兴趣，却爱好做诗，下了很深的功夫，诗作常被人传诵。一九零零年，三十四岁的他就稳重退出政界，专心于学问，造诣甚深。梁启超评价他是当时诗界八大贤人之一。

    一百多年过去了，不为官之人在曾国藩故里的风气传承了下来。全国先进工作者、双峰县高级农艺师胡龙送就是一个典型。胡龙送坚守“农门”，最大的愿望是让乡亲们能够吃饱饭。一九八八年，经过慎重考虑，他向组织递交了辞去农业局局长的辞呈。居然有人不想当官？这在当时是一个特大新闻，组织部门以为他是有情绪，多次上门做工作，他真诚地说：“我不要当官，搞技术更能发挥我的作用，也更适合我的性格。”就这样，他辞去官职一心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双峰县一九九一年双季稻田亩产达一千零二十四公斤，率先跨入全省吨粮田先进行列，一九九五年水稻单产名列全省第一，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带队在大村乡成片试种杂交早稻“威伏四九”一千亩，经省、地专家验收，比常规早稻每亩增产一百零四公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到基地考察后，称这是全省杂交稻技术推广的一项新突破。胡龙送参加工作以来，二十八个春秋战斗在农业科研第一线，作为主要研究者和推广者，获得农业科技成果奖十九项，其中农业部一等奖一项，湖南省三等奖二项，省农业厅一等奖三项。被湖南省人事厅、农业厅推荐为“全国农村优秀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而他自己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根在农村，我的魂在田野。只有走进希望的田野，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子侄辈读书宜加约束，不可松懈”

    俗话说得好：“严师出高徒”。缺乏言传身教和严格管制的教育，可能是不成功的教育。曾国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不遗余力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学风，并以之来感染和培养后辈。他深深知道，所有的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期望归期望，能否如愿则是另外一件事。孩子能否成才，一方面在于孩子本身的资质，另一方面在于外部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良好的教育方法。在家里，家长既要予以支持鼓励，还要严格约束；既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又要随时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这样才能产生好的学习效果。

    曾氏家族从曾国藩的曾祖父开始，就定下了“耕读传家”的家风。曾国藩自幼酷爱学习，少年就立下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并孜孜以求地予以实施。前面讲到，道光十六年（1836年），曾国藩第一次会试落第以后，便作江南之游，沿途拜师求教，书不释手。途经金陵时，所带银两所剩无几，却在金陵书肆发现了一部《二十三史》，如获至宝。便“从易公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将所有的行李和衣物送进当铺购得《廿三史》。这一借钱典衣买书之举，父亲曾麟书知道后，不但未加责备，反而倍加赞赏，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国藩大为感动，也大受刺激，“由是寝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从此开始养成了终生读史的习惯，“每天点史十页，虽戎马生涯，从未间断一日。”
    曾国藩读书治学的方法在于“精”和“恒”。粱启超盛赞曾国藩的治学之道时说：“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他的嫡传弟子李鸿章总结其读书之法时说：“读经必专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如此而已，所谓耐也。”“今日看几篇，明日又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几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这就是曾国藩“学贵有恒，专攻一学，专精一业”的读书治学思想。
    孜孜不倦地做读书笔记，是曾国藩读书的又一重要特点，对他理解和记忆所学知识发挥了极大作用。著述等身，几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中大量的内容是他的读书笔记，使后生学子不甚感叹。中国近代大才子胡适说“曾国藩是一个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治学的好处在于有恒，耐心地读书做笔记，终于有相当成就。”
    曾国藩酷爱读书，但他从不“为读书而读书”。他善于把书中的知识与自己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统军打仗、治理政情民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读书帮他立下了为学之志。他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志”、“识”、“恒”表明了他不甘下流的远大抱负。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其次,读书指导他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他胸怀袒荡、自知之明，源于他不断地读书学习和勤于思考的品德，读的书多，阅历便自然增长，见识也自然广博，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的得失成败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无疑会对客观地认识自己形成潜移默化的有利影响。以他的修养为例，曾国藩在年轻时期，也是一个锋芒毕露，遇事只讲直爽强硬，不讲忍耐退让的热血人物，因此，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吃亏不少。然而，他在居家守制期间，认真研究了《道德经》、《南华经》，重温了老庄学说，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柔弱胜刚强”。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前的言行和过失，以前片面地理解了祖父星岗公“儒弱无刚为大耻”的家训，办事刚强有余，忍让不足。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再度出山时，他的为人处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遇事讲究变通灵活，忍让大度，为他以后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经过长期观察体验以后，肯定地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也。”就是这个道理。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华宅可以没有，甚至连女人也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书，读书已成为他生命中缺一不可的部分。”他终生不爱财，不聚财，为官清廉，但他却爱书，爱读书，爱聚书，大量的书籍成为他一生中唯一的财产。凡到过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人，都感受到这里的精华所在就是藏书楼。宅南藏书楼二楹，通体青砖，建筑面积一千一百平方米，主体建筑至今完好。经曾国藩及其儿辈、孙辈、曾孙辈四代经营，藏书多达三十多万册。

    曾国藩把读书治学看作一生须臾不离的事情，因此，他为官一生中，深深地打上了“学问”的烙印。他居官治事，像个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危城之中，益诵史书，直到他病重之时，也是悒郁晚年，书籍送终。他不仅自己与读书写作须臾不离，更值得深思的是他的读书风范感染了无数后生。他的嫡传弟子李鸿章深有感触地说：“自己从师多年，从师多人，唯得曾师进步最快。”李鸿章后来的读书、写作、治军、从政大都来源于曾师的读书治学之道，都继承和发扬了曾国藩的思想。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认为老师“读书治学，持之以恒，数十年不变，烈辈毕生不可仰企。”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梁启超、胡适等知名学者和蒋介石、陈果夫等许多显赫政要都无不盛赞曾国藩的读书之道。
    曾国藩的读书风范也感染了他的兄弟及子孙。从一百二十多万字《曾文正公家书家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兄弟及子孙在读书治学方面的教导花费了大量心血，影响深远。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此次寄去《鸣原堂论文抄》、东坡《万言书》，给老弟看一看，如果有不理解之处，要写信来问。你每次来信问上几条，我每次去信批上几条，兄弟间于三千里之外讨论文章，这种乐趣不次于风雨之夜，兄弟相聚，同床共语。

    曾国荃在他的循循教导下，不断地读书实践，由一个急功近利的武夫成为有识之仕，晚年就任兰州总督。他在双港行营时，不忘给家里写信，特别提醒澄侯、季洪两位弟弟：

    “子侄辈读书总宜加约束，不可松懈。”

    读书治学方法的正确与否会产生不同的读书治学效果。曾国藩以自己读书生涯中最可宝贵的经验，经常地、不间断地向自己的儿辈进行读书方法与作文方法指导，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曾氏子侄辈、孙子辈、曾孙辈都人才辈出，都与曾国藩读书治学风范的感昭和“宜加约束”有关。概括曾国藩教育后人读书作文的方法，其特别主张在于：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提出的“看”主要指广泛博览，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之类的书。他所谓的“读”，就是诵读，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以自己读书切身之体会，把“看”和“读”的关系比作求新和温故的关系。他说这两者“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所谓“写”，曾国藩指的是写字，读书中坚持写字，其要求自然要又快又好，力求敏捷，从而促进读书的才思和多方面的综合收获。所谓“作”，指作诗文，读书自然要熟悉各种文体，“作”就是要“一一试为之”。他对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推崇备至，认为在读书之道上，“此二语最为精当”。因此，他要求其子“悉心求之”。何谓“涵泳”、“体察”呢?曾国藩打了一个比较形象而又通俗的比喻，使后辈们能心领神会。他说：“涵者，如春雨润花，适中则涵濡而滋液；如清渠之溉稻，适中则涵养而渤兴。泳者，如鱼之游水，人之濯足。”体察，要联系切身经历，深人体验考察，以便真正有所理解和领悟。他教子道：“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他告诉儿子：

    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

    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奇观’。经过选择的书，则不能一般浏览，而是应该熟读精思，细心领会，充分掌握。

    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深思之，精考精通，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

    曾国藩认为看书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这是大病，亦是通病。他要求儿子将要读的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尔不必求记，但宜求个明白”。他殷殷指示儿子，不仅要理解所读的书，还要认真作笔记。“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之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

    曾国藩特别强调作文在读书中的作用：第一，一定要读写结合，互相促进。曾国藩指点儿子说：“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倡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曾国藩告诉儿子读史应当“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人，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

第二，多作常作，敢作“逼作”。曾国藩再三告诫儿子书要多读，文要常写。如“专心读书，多作古文”；“时时作文，常常为之”；“看、读、写、作四者逐日无间”；“时文亦不必苦心孤诣去作，但常常作文”。他阐明了个中原因：“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敢作，就是“学做诗文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所谓“逼作”，就是要逼自己作文。第三，读书在于熟记，作文应当摹仿。“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曾国藩认为“《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他列陈历代散文名篇所摹之本，“几无篇不摹”，甚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因此，曾国藩督促其子熟读名家名篇，烂然于心，用时方能信手拈来。曾国藩倡导的是要把书读活，力求摹中有创。他告诉儿子：“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第四，多读书，留意名篇佳句，注意积累词汇。他针对其子曾纪泽“乡试之文，太无词藻，几不能敷衍成篇”的缺点，耐心指点说：“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钞撮体面话头。”“或分类钞《文选》之词藻，或分类钞《说文》之训诂，尔生平作文太少，即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曾国藩认为，在读书过程中，分类手钞词藻，“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此时下手功夫，以分类手钞词藻为第一义”。第五，读书要理解，作文要圆适。他认为其子“作文不甚圆适”，从而再三叮嘱“行文要留心一个圆字”。他根据自己多年读书的理解，认为“珠圆玉润”是古今文人书家下笔造句、落笔结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珠圆玉润”就是要求用语婉转精当，行文清润流畅，意义完备周详。他在肯定儿子优点时，着重指出其作文上的不足，一再叮嘱儿子“文字总贵气象峥嵘”，“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

    曾国藩主张请明师指点辅导。曾国藩打听何处有读书能人和文章好手，一有机会便向其子推荐。他给儿子择师的标准是“善讲善诱之师”。他推荐李申夫，因为李“最善讲说，据渠论及，不过半年，即可使听者欢欣鼓舞，机趣洋溢而不能自已”。他请吴元甲为师，吴元甲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家吴汝纶之父，吴汝纶由他一手教成。又如因曾纪鸿“文笔太平直”，便推荐宋生香，因宋“文笔圆熟，尽可从游”。推荐明师名家，可以使子女在读书治学上汲取明师长处，得到教益。曾国藩家庭成员在读书治学上也是近代史上值得记载的。其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二子曾纪鸿虽不幸早死，但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孙辈出了诗人曾广钧，曾孙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学者。

    在曾国藩的故里，教育工作和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无不打上曾氏“耕读兴家”的读书治学和他“约束”后人读书作文不“松懈”方法的烙印。双峰县是个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特别是曾国藩出生、成长的荷叶盆地及周边区域（今为荷叶、井字两镇，还旁及石牛、沙塘两乡），尚属穷乡僻壤之地，都是省级贫困乡镇。但是这里因为受曾氏“耕读兴家”的影响颇深，政府真正做到了“再苦不苦孩子，再穷不穷教育”，人们真正做到了“富不丢猪，穷不丢书”，历代教育兴旺发达，人才辈出。这里仅举几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荷叶乡率先进入湖南省“先进教育乡镇”行列，仅花三年时间，双峰县率先进入湖南省“先进教育县市”行列。双峰县有一个仅四百来人的万家村是个有名的“秀才村”：自全国恢复高考以来，在历届高、中考中有一百零二名“状元”在录取榜上有名，目前，从该村走出的“状元”中有博士、研究生一十二名，英美留学各一人。特级教师、曾宪梓教育奖获得者李润良丢掉“铁饭碗”，在曾国藩故里创办曾国藩实验学校。学校以“有志有恒，心正文正”为校训，以“教学做研，反思以恒”为师训，以“有教无类，润物无声”为教风，以“会学会问，自律自立”为学风，以“传承湖湘文化、打造教育湘军”为教育理想，实施名师执教、质量强校、特色办学、文化育人。仅用五年时间，学校已成为双峰县第一所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的寄宿制学校，全国教育实验先进学校，全国教育科学重点课题承担单位，中央电视台远距教育示范学校，全国统一高考优秀学校，湖南省特色学校，湖南长郡中学远距教育合作学校，娄底市规范化普通高中，娄底市治安模范单位，双峰县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办学成绩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电视台、湖南教育、娄底电视台、娄底日报、娄底晚报、湘中教研等多家媒体报道。

                   “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早起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随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

    这是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二十九日,曾国藩给澄侯四弟信中所说的。也就是曾氏“八字家训”的正式定稿。

    曾国藩的“八字家训”是对其祖父星冈公所倡导的家风的总结和高度概括。他谨遵八字家训，恪守先人耕读家风。他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不图个人荣华富贵，常思后代发达昌盛。他研究大量史料，谈到了四种家庭子孙的情况，他认为，官宦之家的荣耀和富贵，大多一代就享用尽了，只有耕读之家，家中好运才会长久地维持下去。因此，曾国藩十分推崇耕读家风，期待子孙发达、世代昌盛。而根据星冈公治家之道概括出来的八字家训正是为着这一愿望提出的。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我们不但要理解它每一字的含义，而且要理解它的整体要求。

    书，读书明理。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曾国藩告诫子侄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他强调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穷，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大家果能如此，一定能成君子。

    蔬、鱼、猪，种菜、养鱼、喂猪也。曾国藩主张以耕养读，以读促耕，勤耕苦读，成就家业。他叮嘱子弟“要拾柴收粪，学习插田莳禾”，男子要种菜养鱼，女子要做鞋纺纱。做知艰知苦的读书人。当今，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没有必要大家都去种菜、养鱼、喂猪，然而不能轻视农业，不能鄙视体力劳动。要让孩子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生产劳动、公益劳动，流点汗，沾点泥，这才是对后代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早，作为治家兴业要诀，曾国藩身体力行。他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在他的日记中有吃罢早饭，“甫及黎明”及“晏起，可耻”的记载。曾国藩说，从曾祖父始，曾氏全家人一直坚持每天五点多起床。曾国藩故里荷叶有一位农民将几个孩子全部培养成了大学生，孩子们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父亲从不讲大道理，他只会说，要学曾大人早起读书才有出息。于是父亲要求我们兄弟早晨五点起床。每天早晨，父亲总是第一个起来，敲敲房门，不多说一句话，我们便自觉爬起来。十几年如一日，父亲从未间断过。我们的毅力便在这十几年一点一点的沉淀下来，成为一棵不倒的大树。”说到这里，我们当知“早”的深刻含义了。

    有古训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散文家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小的时候，父亲规定孩子们每天都要把树林里的落叶扫干净，扫干净才能上学。曾国藩将扫地作为居家要事，其意义不在扫地本身，而在于教育后代从小养成早起扫地、干干净净、亮亮堂堂开始新的一天的好习惯。扫地扫地，打扫“心地”，清洁庭宇，净化心灵。              

    曾国藩将“考、宝”作为家庭美德，要求后辈孝敬父母，祭祀祖先，友爱兄弟，和睦邻里。而他本人就是孝顺的儿子、敦厚的兄长、慈爱的父亲，堪为诸弟子侄楷模。《礼记》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少的尊敬老的，是尊重历史；老的爱护少的，是爱护未来。孝为先，和为贵，家之幸也。

    八字家训代代相传、世世承袭，曾氏家族家运亨通，人才辈出。曾国藩、曾国荃官至极品，曾国潢、曾国葆均被封为正二品。子辈中纪泽为晚清著名外交家，纪鸿堪称数学家。孙辈有诗人曾广钧。曾孙辈有担任过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伦，任过大学校长的曾昭杭、曾宝荪、曾约农。玄孙辈中曾宪植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厚熙曾任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等。这就是曾氏八字治家方略的成功实践。

    历史上，成大事者，不管是帝王还是英雄，深谋远虑者多矣。在世时，纵横天下；去世后，名满天下。然而，他们临死之时，却大都是抱憾而终。其共同之处都在对自己的后人能否继承自己的荣光而忧心忡忡。有这样一首民谚：“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就是说，官宦之家，富贵荣华延续不了多少代。多少人为此在寻找原因，可是都苦于难以找到答案。有史以来，真正找到了答案的人，仅曾国藩一人而已。他不仅培养出了三个封侯拜将的兄弟，还培养出了几代杰出的子孙。儿孙们成名成家、留芳千古的何止五世。直到如今，曾氏后人依然遍布海内外。他的家书仍然被当做最佳的家教经典。历史证明，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好家长。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古来能看透此道理者，世所罕见。曾氏把世家划分为官宦、商贾、耕读、孝友之家四类，并分析他们之所以如上绵延世代不同，都在乎一个字：第一种官宦之家，败在一个“骄”字上；第二种商贾之家，胜在一个“勤”字上；第三种耕读之家，得在一个“朴”字上，第四种孝友之家，胜在一个“孝”字上。事实上，长期以来，由于官本位思想侵蚀了人们的心灵，也侵蚀了传统文化，因而不仅世风日下，而且家风也日下。官位和金钱本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而，彻底的明白者却不多。到头来，权和钱往往害了儿孙，等到醒悟过来己为时已晚。

　　曾国藩的成功经验，不外乎两条：一是不要把做官和发财看得太重；二是要谨守耕读之家的局面，努力培养营造孝友之家。他深知此中道理，便处处率先垂范。言传身教是最好莫过的家教方法。

　　曾氏的严格治家传统由来已久，从曾星冈开始，就以“严”治家著称。据曾国藩说，他的祖父星冈公对曾竹亭（曾国藩之父）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以斥责儿子的方式发泄。每当此时，曾竹亭总是屏住气，靠着墙，快走慢行，面色和悦如初。家风如此，曾国藩自然深受熏陶。他提倡以严治家，教导子弟律己戒骄，一生从不怠慢。他率先示范，炼就“廉、谦、劳”三种功夫，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

   “沅弟往常在银钱取与方面不够谨慎，朋友们讥讽议论而看不起，根源实在于此。去年冬天买梨头嘴，粟子山之地，我就很不以为然。以后应不妄取分毫，不寄争钱回家，对亲族不多赠金钱，这是廉字功夫。

   “内心的谦虚不可知，而表现到行为方面约有四项：面色、言语、书函、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没有汇报，径招三千人，这在其他统领根本做不到，而你俩能办到，而且还顺利。还有，你们每次来信索要帐棚、子弹、火药等，常有很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自己兄长处的信件还这样，给别人的信件更可想而知了。沅弟的仆从属员颇为嚣张，与人交际时的言语脸色，我没见到，然而申夫讲起往年对他的语气，至今还感不快。以后应该在这四方面痛加改正，这是谦字功夫。

    “每日临睡的时候，要默数今天干了几件费脑劳神的事，干了几件劳累体力的事，就知道为朝廷干的事还很不够，以后更竭诚效劳，这是劳字功夫。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

   同治五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作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此后曰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亦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醋、小菜、换菜之类。尔等须留心于种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倡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

    为了使两个儿子按照自己的设计带好头，曾国藩又不忘强调几个做叔叔的为儿侄们做出榜样：他在咸丰四年与诸弟书中写道：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

    中国有句俗话：“人无千年好，花无百日红。”事物总是在变化着，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强盛的也终会有衰败的一天，软弱的有一天也会强大起来。周公曾曰“天道无常”，警惕世人不可贪图享乐，只顾及眼前，而不做长久打算，防微杜渐。“居安思危”讲的就是泰极否来、盛衰可以循环往复的道理。因此，把握顺境，不安于顺境，在安稳中忧虑危险会随时到来，使人保持警惕状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总是顺境，同时也不可能总是逆境。长时间的逆境会让人看不到希望而放弃努力，会消磨人的志向，使人成为环境的附庸；如果顺境长了，也会滋长好逸恶劳、安于现状的习气。在此，曾国藩提出了“守骏莫如跛”的观点，他说：

    东坡“守骏莫如跛”五字，凡技皆当知之，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

   “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就是说，家庭在兴盛时要有衰败的思想准备，要避免骄奢淫逸，要勤俭。他曾与弟弟曾国荃同时加官晋爵，门庭可谓极盛，然而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是永远可以依赖的。因此，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强调指出：

    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指逆地步。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曾国藩深暗其中哲理。奢从何来？无不是从权和钱中而来。在对待权和钱的问题上，曾国藩始终持有两条原则。一是不愿子孙做大官，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一是要求儿女们踏实做来，即“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有此二者，一个人便不会愁没有饭吃，不会愁学问不济。的确，家道之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家族众人的全力支持、克勤克俭、勉力为之。曾国藩是不怕穷的，他曾说过：如果他有福分的话，将来可能会辞官回乡，定与子弟友邻好好亲近，即使是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也决不怠慢。因为曾国藩知道，平平安安本是人生常态，富贵荣华有如过眼云烟，真正达观的态度应以安贫乐道、居安思危、盛时思衰为宜。曾国藩总结出八字家训，并指出“后四字正是一个家庭兴衰之气象”。此话出自一个朝廷重臣之口，几乎不敢相信，历代以来无有此等风范，正是曾氏深谋远虑的表征之一。曾氏上述做法仅仅是沽名钓誉吗？非也，曾氏之海内声誉，在他自己看来也好，在旁人看来也好，在当时人看来也好，在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好，都达到了顶峰，他没必要再沽名钓誉。相反，正是因为名声太盛，给了曾氏以莫大的压力。这样做或许还是为了减轻这一压力。他是最懂得“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的道理，故他自言：“吾常常以此儆惧。”也不知今天那些追名逐利之人看了又作何感想。

    纵观曾国藩教育家人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求他们认真读书，讲求为学之道，及早养成一种扎实的格物致知的修练功夫。

　　其二，不断地把自己为学、做人、作文之道通过书信传授给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又提出严格要求。如他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要求诸弟和子女在“孝悌上做文章”、下功夫，要他们拜名师，避损友，特地为他们作《五箴》、《养身要言》，订立《求阙斋课程》，亲自充当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治学的方法，给他们制定读书的进度，索要他们的作业，以培养他们的恒心。从大道理到小道理，曾国藩无不为他们想到。但又从不迁就他们。他一开始就明白地告诉后人们：不留财富给儿孙。让他们断绝了这一依赖父辈福荫的念头，也断了他们那种衙内之想，迫使他们自立。他有句名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此等眼光正是为子孙最深谋远虑的关爱。后来，曾国藩做到两江总督，接妻儿老小到安庆相聚，沿途不许打帅旗，更不许叨扰地方官；后来听说曾家子弟竟然坐起四抬大轿，他立即写信回去加以制止。

　　其三，平等地对待他们，不以父兄之严、官品之威而凌驾他们，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以情度人。曾氏对诸弟及儿女们的成绩与进步总是及时肯定，赞赏有加；对他们的缺点更是锐颜直指。更可贵的是，如果诸弟对他本人的不满与指谪同样是虚心接受。

　　其四，从不为子孙谋利益。作为湘军统帅，在靖江之役中打了败仗之后，淘汰士兵，另行招募新勇，把自己的弟弟都给淘汰了。后来他官至两江总督，儿子曾纪鸿参加湖南乡试，本来只须曾国藩给湖南写一张条子，或者由纪鸿打着曾国藩公子的招牌去疏通一下主考官，当时有哪一个会不给他面子呢？父子俩都没有这么做，相反，得知纪鸿要去长沙考试，特地作书给儿子，令他不许去见官场中人。结果由于纪鸿准备不足，未被录取。不知今天有的领导干部读到这里又有何感想？

　　　　　　　“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不可不慎”

    “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认为，选择朋友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否才华出众、品性优良紧密相关，因此，选择朋友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慎重啊！他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曾国藩所交的益友，对他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选择朋友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友直，友谅，友多闻，意矣。”这话出自《论语》，曾国藩也赞成这观点，他在《字谕纪鸿》信中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既然是朋友，就会经常在一起，其思想、境界、爱好、情趣、性格等都会互相感染。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好的朋友可以患难与共，痛痒相关，呼吸相顾，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籍，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坏的朋友将会把你引入岐途，甚至带入鲍鱼之市，成为一生的疼痛。因此，一个人一定要慎重交友，作为父母，更要告诫孩子要交正直、有抱负、诚信、见闻广博的人为友。只有这样，才能受益终生。曾国藩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之重要性，把结交朋友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他也很会择友。

    什么样的朋友最可交？

    在曾国藩看来，首先是忠义血性之人。因为，忠义血性之人心地坦诚、肝胆相照，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一样甜言蜜语，不一定会让你处处开心、时时舒服，但危难之时则可以拔刀相助，为你赴汤蹈火。曾国藩结交的江忠源就是这样的人。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郭嵩焘引见，即与曾国藩成为了朋友。第一次交谈过后，曾国藩就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可以说是众人惊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忠源在籍办团练，灌输忠孝礼义，教兵法技勇。一八四七年，率团丁配合清军镇压雷再浩会党起义，升署浙江秀水知县。清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以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奉命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旋在籍募五百名“楚勇”赴桂，为湘军之雏形。次年，所部扩至一千五百人。五月，在全州以北之蓑衣渡伏击太平军，夺其船只辎重，打破其沿湘江北攻长沙的计划。旋尾追太平军入湖南，援长沙，抢占城东南高地蔡公坟，使太平军局处城南一隅陷入被动。一八五三年二月，赴任湖北按察使。五月，奉命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奏陈严法令、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严约束、宽胁从等整顿军务的主张，为湘军组建积累了重要经验，并后来果真成为了湘军的得力干将。曾国藩称赞他为“儒文侠武”，以有血性、有胆识，而成为了好友。最后，江忠源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一八五三年十月，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以太平军从南昌撤围西上，急赴湖北田家镇(今武穴西北)增防，被太平军击败，退至武汉。十二月率部入守庐州(今合肥)，陷入太平军的重围。因兵单粮乏，援兵不至，庐州城于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四日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江忠源的“当节义死”，被清廷追赠总督，谥忠烈。

    其次是志向远大的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本县“少有志节”的刘蓉（1816年—1873年，字孟容，号霞仙，）并通过刘蓉又认识了胸怀壮志的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字筠仙，湘阴县人），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果不其然，三者均成就了事业。曾国藩手下也因此群雄影从。刘蓉为人勤奋好学，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写了不少古文、诗词。年少时，刘蓉见到清政府积弱不振，民不聊生，便立下志愿，要为国家尽一份心力，为老百姓谋福利。他做过曾国藩的幕客，后来跟随曾国藩转战江西。咸丰五年（1855年）翼王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刘蓉力劝乃止，从而挽救了湘军，也挽救了清王朝。咸丰三年（1853年），郭嵩焘随曾国藩组建“湘勇”并参赞军务。先后任南书房行走，署理广东巡抚，任福建按察使。咸丰七年（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十七日，曾国藩从北京写信给其弟弟说：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些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实在是第一等恨事。他在信中告诫弟弟说：“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他反复嘱咐弟弟及子侄：“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

    再次是学富五车的人。刘传莹（1817年--1848年，字实甫，号椒云，别号通眉生，汉阳人），清学者、藏书家。他工于诗文，精于音韵、文字、考据学，对舆地亦有深研，著有《汉魏石经考》、《觉书》、《明性篇》、《明教篇》及诗文集。由于兴趣爱好相同，成为曾国藩的好友。两人交往中，刘传莹大大弥补了曾国藩古文字上的不足。刘家藏图书至数万卷，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据所藏书辑刻有《孟子要略》，由曾国藩较刻行世。道光二十八年，三十一岁的刘传莹英年早逝。曾国藩为之作墓志云：“采名人之长又与己所考证者，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因博学多才，对经学、文字学、金石、史地均有造诣，特别是书法由颜真卿入手，转师秦汉魏晋南北朝，其书注重碑学，笔意纵逸超迈，融厚有味。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他擅长真、草、隶、篆，又擅长吟咏，曾国藩于是与之常来常往。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至今还挂有何绍基书的对联五幅。罗泽南（1807年-1856年），字仲岳，号梅泉，曾国藩同乡石牛湾洲人。罗泽南幼年丧父，因家境贫苦，早年辍学。十九岁起，以授徒为生。三十三岁补县学生。他是一个“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忧无术以济天下”者，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信中表示敬慕之意。后来罗书生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湖南，围攻长沙。罗泽南在乡与门弟子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倡办团练。是年十二月，应曾国藩之召，率团勇至长沙，协同扩编为湘军。旋率勇往桂东、衡山一带镇压会党起义，擢知县。同年夏，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乞援于曾国藩，他奉派率湘勇两千人往援。南昌围解后，迁同知。翌年十月回湖南，屯驻衡阳，协助曾国藩改定湘军陆营营制。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由湖北南下，进攻岳州、靖港、湘潭等地，威胁长沙。清廷急催曾国藩领军抵御。罗泽南奉命率所部湘军北上。六月，与塔齐布等攻陷岳州，进占城陵矶，升知府。继又攻取崇阳、咸宁等地。八月二十三日，所部与各路清军参与攻占武昌、汉阳。旋授浙江宁绍台道，仍留治军。九月，占领兴国（今阳新）。随会同水陆诸军夺取田家镇，加按察使衔。又与塔齐布等攻占广济、黄梅。咸丰五年（1855年）春，罗泽南与塔齐布等进攻江西九江、湖日，受伤失利，退守南昌。随后占领弋阳、广信、德兴等地。并攻占义宁（今修水），加布政使衔。时太平军由安徽进克武昌，攻占通城、崇阳一带，切断湘军与湖南北联系。九江又为太平军林启容部所据，湘军日见困窘，塔齐布焦虑病死。罗泽南因上书曾国藩，称：“欲制九江之命，宜从武昌而下；如解武昌之围，宜从崇、通而入。”主张移师西上，规复武昌及通、崇一带，然后顺流而下，进取九江。此一主张颇为曾国藩所赞赏。同年九月，他率五千人援湖北，攻占崇阳、蒲圻、咸宁等地。十二月，谋取武昌。太平军石达开部自崇阳退入江西，攻取抚、瑞、袁、临诸州，威胁南昌。曾国藩令其缓攻武昌，回援江西。他坚持“武汉为南北枢纽，视他省关系独大，上绾荆襄，下控吴皖，岂得弃而不顾”。遂率部力攻武昌，相持九十余日，水陆弁勇伤亡三千余人，仍坚持不肯退。咸丰六年（1856）三月初二日，九江太平军上援武昌，罗泽南率军堵截和尾追。时值大雾，城内太平军一千余人突然冲出，直捣罗军。罗泽南被枪弹击中左额，全军溃败。因伤势过重，罗泽南于三月初八日死于营中。临终时，他还手持《遗言》：“乱极时站得定，方是有用之学。”清文宗皇帝赏给骑都尉，谥“忠节”。湘乡县城建有“罗忠公祠”，并在同治《湘乡县志》立传。罗泽南同曾国藩标榜程朱理学，门徒多为湘军悍将。以上讲到的刘蓉、郭嵩焘、罗泽南等人，不仅是曾国藩的好友，以后还成为了曾国藩的亲家。除此以外，曾国藩还有很多好友，也正是这些好友使他的名气大增，树立了声望，扩大了视野。这也是他发达的重要原因。

    还有是品德高尚的人。在曾国藩看来，“相交可知人”、“习俗可染人”。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如湘潭比曾国藩大四岁的欧阳兆熊,家资饶富,为人最是仗义疏财。

    上述择友之道看似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则难。一些人被甜言蜜语的小人灌得昏昏欲醉、飘飘欲仙；一些人危恐忠义血性者夺其位、害其命；一些人生怕才高八斗者使其光彩暗淡；一些人重才不重德，或者不识德。要成就一番事业，真要像曾国藩一样相交以诚、与人为善、大度宽容、胸襟坦荡，不苟求于人。这样一来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人才辐射、兴旺发达。在困难时有出谋划策者，在危难时有两肋插刀者，在发达时有豪杰俊雄之士。曾国藩的成功之路不正证明了“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吗？

    在处世交往上，曾国藩很有自己的一套。因此，他在教育弟弟子侄时，强调处世交友要有准则。他在湖口给九弟说：“‘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这就是说，“久而敬之”四个字，不仅仅处朋友是这样，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这就可以看出曾国藩交友的真谛。其实交朋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一旦选好了可交的对象，就要尊重对方，这样才能交到真正的好朋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这是人类能区别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是最宝贵的东西。你尊重别人，就会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也就赢得了友谊。很简单，别人与你交谈，你地认真聆听，不乱插嘴，不东张西望，别人就觉得你在尊重他，他就愿意与你倾诉衷肠。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曾国藩写信给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说：“泽六爷近年待我家甚好，既不请他诊病，亦须澄弟到他处常常来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礼。”“常常来往”是曾国藩维系朋友感情的好方法。不管在哪个时代，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满足精神生活。人与人之间多交流、勤来往，对感情和友谊的加深是大有益处的。不管是哪一个人，都喜好合群，都害怕孤独。朋友之间，时常联系，时常走动，哪怕是一声嘘寒问暖，也能带来一份久违的美好回忆，从而增添一份感情。否则，即使是关系最铁的朋友，也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淡忘和生疏。双峰有句俗话，叫做“人不走不亲”，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教育儿子纪泽说：“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曾国藩在这里又讲了一个道理：在危难的时候，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要心存感激，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人家。古言云：“受人之惠，当涌泉相报。”当家长的就是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受人恩惠一定要知恩图报，但也不要养成事事求人的习惯，而影响孩子自身能力的形成。试想，你今天受人恩惠或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你不思报答，还想每天都有免费的午餐，即使得到了两次三次，还能守株待兔吗？恐怕朋友早已远离你而去了。

    曾国藩还教育家人，交友“生性不能精明威猛”，精明无须表露在外，要体现在心，不然的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朋友必定会因为你的精明加以防范而导致格格不入。他与沅甫九弟信中说：“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他告诫弟弟出门在外，与人交往时不要太耿直，无掩饰。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有些人虽然内心很真诚，但表达不恰当，“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反而不受人欢迎。他还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儿子说：“举止要重，发言要韧。尔终身要牢记此二语，无一刻可忽也。”做人不能急噪，交友更不能急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有从容镇定，善于倾听，朋友才会觉得你可交。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常说：“人待人是无价之宝也”，且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曾国藩传承祖父美德，炼就了很多交友处世的方法，因此他手下能群雄影从，做人做事做官都得到成功。同时，他严格教育家人，所以曾氏家族人员都善于交友，都能办成大事。

    伟人毛泽东交友也提倡至诚、至信、至义。这里拾掇到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故事之一：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阻力，冒着生命危险，在红色苏区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与毛泽东初识后，便对毛泽东广博的知识、睿智的头脑、俭朴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憋了一肚子的问题要问，于是分组列出了一大串问题请毛泽东回答，但很快又为自己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毛泽东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斯诺求之不得。于是，他们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正因为毛泽东的坦诚相交，才使斯诺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才有了轰动世界的真实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又译作《西行漫记》），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全世界的影响。故事之二：有一次，毛泽东听说老朋友黄炎培那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研读，说好期限一个月。大概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个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值班室：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还？如此几次下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了，将手中的烟嘴往桌上一摔：“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喝了一口茶：“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后来黄炎培憋不住又来电话，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一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为此，毛泽东笑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的期限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待卫士在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故事之三：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曾受到章士钊的帮助。特别是一九二零年春，毛泽东为筹集建党经费及送部分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费用，便到上海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一口答应，随即向工商界名流募集了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确实帮了大忙。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于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便派一位秘书送上两千元钱到章士钊家里，一直送到一九七二年满两万元。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又派秘书送去两千元，直至章老谢世。毛泽东不仅从经济上报答章士钊，更从精神上给予宽慰，学术上与之交流，书信往来不断。章士钊开始写传世之作《柳文指要》就受到毛泽东的支持，为此书两人多次切磋，毛泽东不仅读书稿，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看法和修改意见。有趣的是，毛泽东最初在收到章士钊的书稿后给章老送去桃子、李子各五斤，并附言：“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李各五斤，哂纳为盼。”从这几个小故事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曾国藩这两个湖湘名人在交友方面的共同之处。因此，两人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都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过得好一点。因此，常人都想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财富和遗产，即使是普通人，心知没有能力实现，也一辈子都在暗下决心。有的人认为，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不但担心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先辈，会无法生存，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可是，爱之实是以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保持家道兴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写给各位弟弟的信中说：

    儿子若贤，则不靠做官发财的收入或先人的遗产也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他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将大大玷污家族的名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俸禄收入较多，除了父母的衣食之需外，则要尽量地周济亲戚族党之中穷困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认为，子孙拥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他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

    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认为，如果子孙误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斤斤计较一些细小的事情，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代的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

    不留钱财给后人，自古就有之。汉代三杰之一的萧何，位居宰相，但他买地建宅的时候却一定要找穷困偏僻的地方，治家也不修建院墙的房屋。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无独有偶，晚清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说过相似的一段话，他说：“儿孙贤过我，留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

    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给其弟写信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曾国藩没有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得很平和：“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田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和“大少爷”之类的角色，想来，其家教的影响和曾国藩对子女职业生涯规划和设计是主要原因。曾国藩还曾写信给侄儿纪瑞说：

    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第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从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愿吾侄早勉之也。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其目的就是教育后人：“处世需留有余地，责善切戒尽言。”也就是说，权力不可使绝，金钱不可用绝，言语不可说绝，事情不可做绝，自己一定要留有余地，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如果逢事都自以为是，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既不给别人留余地，更不给自己留余地，那就会是自己把自己的梯子搬了，到头来下不了台，一定会栽跟头，吃大亏。自古就有满招损的说法，若是自己经常居安思危，就会在言语上留有余地了。对于自己得意的事物，不可以做得太过头，否则，容易颓败。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不可过于清高，过于清高的人很容易被人排挤，甚至招来种种无谓的诽谤。因此，曾国藩一生身体力行，为家人做出榜样：

    曾国藩每餐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节俭，无异于寒素之家。时人以其每餐只菜一品，而呼之为“一品宰相”。他任两江总督时，曾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以总督至，特备盛宴，山珍海味，罗列满桌，曾国藩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饭后语人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在南京城里，每见房东老人及其子孙，早餐时仅吃开水泡饭一碗，不得多吃。问之，则曰此曾国藩遗规也。他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三十岁刚过时，他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在家时从不轻易穿上，惟遇庆贺及新年穿一下，故藏之三十年，犹如新衣。他曾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之女崇德老人回忆曾说：在江南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姊妹二人，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则安慰曰：“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你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年幼，一闻此言，便破涕而笑。同治六年，曾国藩为家人修理旧屋花钱七千串而不安：“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居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凡居官不可无清名，若名清而实不表，尤为造物所怒。”白杨坪曾家老屋，已百余年，曾九帅（曾国荃）以家中人口增多，另建新屋一栋，费资三千余串。曾国藩闻之，大不高兴，去函责弟说：“新屋落成之后，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决不住新屋。”两兄弟任总督、巡抚，花了三千多串钱，便发誓不住新屋，并谓搬进容易搬出难，所见至为深刻。即曾国藩尝谓“花未全开月未圆”之意，实堪玩味。

    曾国藩要求家中用钱应有计划，他说“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他在给纪泽儿的家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还强调：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劳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所以，曾国藩把古代“俭以养德”的榜样和楷模尊为偶像。“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是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古代哲学历来主张中庸之道。人能行中庸之道，则可大可久，持盈保泰，既不违天之道，亦不悖地之理，顺乎人情，本乎天理则无往而不自得，无太甚太过，或过高过亢的弊病。有人会说中庸之道教人变得世故、圆滑、全无棱角，使人变得毫无斗志和闯劲。而曾国藩能以中庸之用，不仅做成了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而且还成为后世人道德上的标高，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历史可以见证，大凡以中庸之道低调做人者，其处世的标准都很高；而那些张扬的高调做人者，其处世的基调却往往很低。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比比皆是，令人叹息。曾国藩做人很低调，他并不居功自傲，相反地，在接受封赏之余仍然认为“借人之力而窃上赏，寸心深包不安。”他尽量让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自立，常常告诫子女戒骄戒傲，不依赖于别人的庇护。咸丰十一年八月，他在给其弟的家书中说：

　　位不其骄，禄不其侈。凡贵家子弟，其矜骄流于不自觉；凡富家之子弟，其奢侈流于不自觉，势为之也。欲求家运绵长，子弟无傲慢之容，房室无暴殄之物，则庶几矣。

　　这段警世之语，足可以作为治家方面的座右铭。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与纪泽书中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皆是，车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奢傲二字者。

    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之处，亦写信来规劝。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自己唯恐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四位兄弟及子侄们能否“戒傲”。曾国藩对于下一代的成长，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息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弟过盛，万目所属。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极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曾国藩的这些训导，都是情深意切，语重心长，希望家人子弟都能感受他的期望，戒去骄傲的习气。诚如曾国藩认为的那样，古往今来由骄傲而奢侈而淫逸而放荡，以至于无恶不做、终致败家的事例数不胜数。其中许多是父兄骄，子弟也骄；只有父兄并不骄，而疏于管教子弟，导致其因骄横而倒行逆施而丧身灭族。

    早在曾国藩考入翰林之时，他的祖父星冈公就反对家人去投靠依仗曾国藩，认为耕读才是治家长久之计。况且公私应经纬分明，仗势欺人，不是忠厚家族祥瑞的气象。家风悠远，曾国藩受益匪浅，自然也以戒骄去奢教导家人。

    曾国藩家风以耕读为本，这种淳朴的家风就养成了曾家子弟勤俭谦虚的好习气。家风如此熏染，曾家子弟也自强不息。曾国藩几次家书中都教导家人子弟不可依仗父辈为高官来送条子、托人情、走后门，就是要让他们能自立自尊，修养品德，戒除骄气。他还提出“不与骄奢人家结亲”。

    咸丰六年，曾纪琛13岁，有人做媒，配罗泽南次子兆升。罗兆升因父功勋，钦赐举人，内阁中书，赏戴花翎，特授陕西孝义厅抚民府，诰授奉政大夫。曾国藩与罗泽南为患难之友，生平志向相投。按照常理两家结为儿女亲家是好上加好，但曾国藩认为罗兆升有“官宦气”，故表示不中意，因此在家中写信：“罗家结亲的事，先暂时缓一下。近来人家一当了官，便滋长骄奢的习气。我深深以此为戒。三女儿找女婿，我的意思是选择一个节俭朴实的耕读人家，不必一定是富家名门的。”出于这种考虑，关于其子曾纪泽的婚事，曾国藩在给父亲的信中也这样说：“纪泽儿的婚事，再晚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或者请您在乡里选择一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在京城自定，都得以没有富家子弟娇气的人为主。”

    曾国藩祖父星冈公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相联的。如果与族里邻里不能和睦相处，那这一家便会成为人们抱怨的对象，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务，一面善待邻里。曾国藩受益于此，便继承下来用以教导子弟。在荷叶，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咸丰初年，曾国藩的大家庭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及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便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所排除家人与邻里之间争夺地界所作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附诗后，胸襟豁然开朗，主动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能方便曾家，也主动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古今中外，为人子女往往依照父母的榜样，形成他自己的德行。曾国藩的许多教育家人的方法，都被其后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他的儿子曾纪泽做得犹为突出。曾纪泽对长辈仁孝，待子侄慈爱，特别是教育后代细心、耐心，为孩子们的成人成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适宜的环境。他重视言传身教，亲自教儿女们英语、数学、音乐、练书法、改诗文、讲解经史典章。回国后，在给儿子请塾师的同时，仍不放弃学习英语，特聘请教授得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为师，期望下一代个个成长为中西合璧的现代人才。曾纪泽是严师也是慈父。他在闲暇之余常和妻子儿女下棋、弹琴、游玩；常常自写乐曲和儿女共弹齐奏，更喜欢看孩子们唱歌、跳舞。有时生病休假，要女儿为他弹奏钢琴曲，能坚持听上几个小时，给他带来无限的快活和欢乐，忘记了病痛，排遣了烦恼，因而也成就了事业。

胡如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