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态度傲慢话语僵硬

　　【编者按】

　　官员的雷言雷语，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每次听闻，还是会给民众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

　　前不久，一句“反正我信了”，暴露的是对百姓生命损失缺乏责任和愧疚。在慰问遇难消防战士的家属时的一句“恭喜”，则更令人心寒。而那位炫耀自己“去过60多个国家”副市长，反衬的是他内心对老百姓痛点的漠视或无知。

　　人们不禁要追问：我们的某些官员到底怎么了？他们的话语如此僵硬、如此缺乏人情味、如此令人怀疑，是官员的个人素质使然，还是他们都戴上了一副体制面具？个中缘由，值得探讨和深思。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文艺评论家梁文道

　　“我们习惯了对他们仰视，他们也习惯了对我们俯视。”

　　——中国的某些官员处处摆官威，说官话，态度傲慢霸道，对上谄媚，对下趾高气扬。他们这种习气的形成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我们平时在遇到官员的时候，不都是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的吗？我们习惯了对他们仰视，他们也习惯了对我们俯视。

　　——我们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在闭门会议中讲话，他们面对的对象大多都是其他官员，而不是民众。偶有公开场合发言，还都是在讲台上说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话，或者是一些豪言壮语，说完后，主持人还会说“感谢XX领导精彩的发言”，下面的观众也都会热烈鼓掌。我们的官员从一开始就没有学习如何在公众面前说出让民众满意和信服的话，这一素质的缺失，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言行模式，使得我们的官员在面对现在剧变的媒体环境时无所适从。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美国总统是全美国最会说话的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政治人物从小学到大学都一直在经历着选举，从选班长开始，他们就已经能言善道，学会通过说话来打动别人，让别人投票给他。而我们的官员不需要民众投票给他，他们当然也就不需要思考该如何用说话来打动民众，该如何让民众来信任他们。

　　——这种现象跟我们多年以来形成的官场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要改变这种现象，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这种缺乏监督的体制，以及缺乏平等和服务意识的官场文化。

　　中国城郊经济学会副会长 张木生

　　“中国官员形象万千，有像杨善洲这样好得不得了的人，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

　　——中国官员形象万千，我所接触过的中国官员都不是在一个水平和层次上的，有像杨善洲这样好得不得了的人，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如果说中国的官员都是昏庸的，我们的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比如这次温州的铁路事故，民间有很多声音，事后的处理和解释，老百姓都不满意。原因则是，我们的官员没有把真话说出来。

　　——官员没把应该告诉老百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会不满意。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用非常保守、陈旧的方式，来处理快速发展中的问题，这显然不合时宜。比如高铁出事了，人民群众有问责的权利，而掩耳盗铃的做法，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做法。

　　——我们现有的体制，使得官员们只能对上负责，官帽是上面给的，上面让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为了保证自己不犯错误，而无视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就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走错一步路。

　　——我以前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刚刚搞包产到户的时候，基层干部和农民之间有很多矛盾。我当时就说，我们只有这么一支官员队伍，基本上都是由农村的精英组成的，除了这支队伍，我们也不可能有别的队伍。体制机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机制不正确时，干坏事的也是他们。“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都是这一批人，关键是得有一个好的制度和机制。

　　凤凰卫视评论员 杜平

　　“社会和人民都在进步，而有些官员却止步不前。”

　　——中国一部分官员，尤其是一部分中下级的官员，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很傲慢。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以官阶的大小来衡量自己和对方的价值，言行处处表现出的是一种官本位心理。

　　——一些官员对自己所管理或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很熟悉，他们用大量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研究怎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这个在他们的一些发言当中可以看出来，豪言壮语比较多，理直气壮的话很多，而真正可信的话不多。很多人说了大话空话、定了很高的目标之后，很多却都没有实现。

　　——中国官员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思维。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官员的级别高低，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径如出一辙。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放正确，没有认清自己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该担负起的责任和义务。首先，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而且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低估了老百姓的智商。他们跟群众接触的方式，还有处理一些突发事件的方式，都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思维方式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群众不知道情况，说什么都会相信，群众是可以随便糊弄的。显然，社会和人民都在进步，而他们却止步不前。他们认为，群众对他们的话不用理解，只需要接受就好了，所以他们敢于在一些公开场合，在某些问题上，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或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或是让人觉得很可耻的话。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新闻副总裁 彼得·赫福德

　　“大多数中国官员不会直面记者，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召开能让市民自由提问的公共论坛。”

　　——普遍地来看，中国多数官员对现代的媒体和媒体信息的知识了解不够。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由多媒体和网络主导的时代，他们的发言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许多政府官员从未回答过记者的提问。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如何应对采访的培训，大多数官员不会直面记者，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召开能让市民自由提问的公共论坛。

　　——在美国，通常来说，政府官员会因为不负责任或无知的言论在选举中落败。美国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是律师。律师受过相关的培训，懂得如何谨慎地使用语言，因此能尽量避免不负责言论的出现。民主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政府官员采取鲜明的立场或对政策作出清晰的声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和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与美国是相似的。在政界中成功生存的政治家和官员，会学会如何说话，也会少说话。不负责的个人行为(比较典型的，有社会普遍不接受的性行为，如通奸和包养情妇)，也会导致官员下台。

　　——中国的官员总能“做对的事”，即使他们采取的政策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几十年来，中国因为缺乏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公共辩论比较有限。随着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与民众间沟通的障碍正在逐渐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