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官的困惑：为何利民政策会被民众反对？

2011年07月15日 10:58
来源：凤凰网历史专稿 作者：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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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载沣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附加在铁路上的地方“租股”捐税将随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推行而停止，其最大的受益者本是川省的广大农民，但这项减轻民众负担的善政，何以会掀起滔天波澜并令王朝为之覆没呢？他们为什么不支持朝廷？

本文摘自《辛亥残梦》 作者：金满楼（作者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看历史》（原名《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作者：何书彬），说福建光复消息传到上杭时，本地士绅及立宪党人当晚即宣布“光复”，县衙外竖起“恭祝中华民国独立”的八字大旗，沿街店铺也都挂上了书有“新汉万年”的四字白旗，并放了一阵鞭炮以示庆祝。不久，福建都督府的文告到县，上杭旧知县龚时富“仍旧供职”。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常熟时，几个热心的地方绅士互相商议，想要和平革命，于是他们找到常熟知县翁有成，翁称自己身为地方官，决不能说赞成革命，但地方人士要怎样办，他也不好独持己见。等到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告独立，常熟即召开光复会议，会后，绅士们忙了一个通宵以起草布告、电文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购买白布做白旗。第二天一大早，六个城门均挂出布告，官署商店民宅等也一律挂出白旗，以示光复，当天街上照常开市，共和的第一天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宣统登基后，某日本情报人员在报告中说：“如果向一个愚昧无知的人问及国家大事，他会说：‘要改朝换代了’”；王朝的末日，就连街上的贩夫走卒、酒肆中的闲人茶客也常私下议论：“大明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如今也二百多年，难道还不亡么？”毋庸赘言，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覆亡，但在“清朝即将亡朝”的民间共识下，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走得却是最为的平静。

“气数已尽”是某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心理，最不可解的是，越是底层社会，类似于“宣统不过两年半”的谶语就越容易被传播。随着这种诅咒性说法的扩散，当局的合法性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流失，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一种莫名的求变躁动，而那些传统的“皇权、官权、绅权”，其威信也就在草民们的心目中一降再降，一旦这一天真的来临，王朝瞬间崩塌如摧枯拉朽，真是如同一种“无声无色、如土如尘”的境界。

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载沣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附加在铁路上的地方“租股”捐税将随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推行而停止，其最大的受益者本是川省的广大农民，但这项减轻民众负担的善政，何以会掀起滔天波澜并令王朝为之覆没呢？他们为什么不支持朝廷？

马克思对此早已作出了回答，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93页)。出身显贵高居朝堂而从未到民间体察过民情的载沣怎么会知道，那些身处底层的农民们其实一直被地方官府、士绅甚至会党（也可以说是黑社会）所代表着，你说他们麻木也好，无能也罢，他们的声音永远只能在穷街陋巷、荒野阡陌中存在，那些因穷困、因屈辱、因磨难而发生的呼喊，那些面壁而泣的幽幽哭声，又有多少能够上达天听，就算慈禧太后再日理万机，又能拯救几个“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悲苦人生呢？

近代中国在沉睡，而昏睡得最香最甜的正是广大的民众们。古代社会，人分五等，帝、士、农、工、商，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但实际上也就前两者有责任，后三者既无责任感可言，也无发挥其责任的渠道。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将中国隐喻为“睡狮”，在他看来，这头“睡狮”是一架人工铸就、极其精巧的机器，“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但可惜的是，“其机废置已久，既就腐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籣金仙者长睡不醒矣”。

要想让“中国”这台老机器焕发新生，梁启超给出的答案是：“国民”。同年秋，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正式揭橥“国民”一语，他认为，当前世界之竞争非昔日之“国家竞争”而在于万众一心、全民总动员的“国民竞争”，但中国的现状却是“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事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此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获可固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可以堪之，其将何以堪之？！”

梁启超开出的药方，是将中国人由单纯“义务”性质的“臣民”转化为对国家民族命运负起责任的“国民”。梁启超给“国民”下了一个定义：“国民者，以国为人民之公产之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902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以其生花之妙笔振奋国民精神，梁文虽不能说遍及国内的每个角落，但至少在中下层士绅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颇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