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绣纹身: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2009-01-04 09:19:16)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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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红墙内幕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释放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及美蒋特务一事。
    为了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1975年3月5日召开会议，部署首先释放25名已改为起义投诚的人员，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并统一安置工作，同时要求为特赦释放所有在押战犯作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1975年3月17日，周恩来向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将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的建议;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及呼和浩特看守所，将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特赦释放。
    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但当时，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虽对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十分感激，可又担心回台湾会受歧视或陷害、报复，因而未敢递交申请。只有蔡省三、张铁石、赵一雪等10人提出回台，并被立即批准。
    就实讲，毛泽东此次决定全部释放在押的一切国民党人员，其本意是为了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了的国共两党高层间的秘密接触，便于进一步进行双方间的平等协商和对话。而国民党当局却将这种宽容和善意视为“统战阴谋”及对台湾进行“渗透”。
    因此，自1975年4月14日蔡省三等到达香港伊始，国民党当局即陷入了极大的政策矛盾之中。一方面，这些人都是原国民党军官，现申请回台湾同亲人团聚，在情在理，本应核准入境，否则定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如果让他们回台，势必会在台湾社会引起震荡，动摇和冲击岛内的军心、民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使自已陷入困境。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刚刚掌管政权的“实力人物”蒋经国实在没有更好的计策，只好使用“拖字诀”。
    在这一背景之下，蔡省三等滞留于香港140多天。居留期间，因各种原因，有一人自杀，一人去世。另有三人重返内地，四人相继赴美。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了。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从事与台湾方面的沟通事宜。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实际上，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时时牵挂着台湾问题。早在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就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郑重地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口号，并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60年代末期，周恩来先后请屈武(屈为于有任的女婿）、张治中、傅作义分别给蒋经国、陈诚、张群、于右任写信，传达促成两岸和解的意向。周恩来在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的信中归纳了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些信息的传达，促成国民党当局不断地派人到内地摸底、调研，或刺探大陆境内的高级情报。而到了1975年，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想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的海峡两岸高层间秘密接触，已深感力不从心了。尽管他一次次地提出重点保护对象名单，但那些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仍在受着“四人帮”的排挤、歧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又有谁愿意冒着风险去向台湾当局传话、写信呢?在此之际，蔡省三申请去台湾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当然会引起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关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经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四期)，他是每期必读。周恩来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的最后批示，就落笔在他病塌旁放着的那本《内部参考》上！
    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介绍，自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膀恍癌，几年间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共计13次！但业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直到生命终结之前，仍坚持每天让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读新华社等部门送来的有关重大国内、国际动态的内部“资料”。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经邓小平的特别安排，罗青长赶到医院，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一直到中午时分，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才在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很抱歉地对罗青长说道：“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说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塌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罗青长接过来，只见在该刊转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显然是因为周恩来批示时手在颤抖而留下的歪歪斜斜的笔迹：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XX(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1997年5月中旬罗青长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眼含泪花地说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他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为了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真是费尽了后半生的心血。可以说，他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尽了心和尽了力了！”（纪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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