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140分钟:托洛茨基真相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1879～1940）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Lev Davidovich Bronschtine) 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后来的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 “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
个人简介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26岁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多数干部托洛茨基却还在讨论是否支持苏维埃，这些干部后来被赶回俄国的列宁痛击）。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文章中删掉了。）甚至连后来狂热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尔，当时却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P76。）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的负责人、苏联红军缔造者以及共产国际缔造者）。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 　　
    由于官僚极权对信息的封锁，后人常常根据极端偏颇的材料而认为托洛茨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实际上他文武双全，而且谙熟军事指挥艺术，并且亲临战场。正是他作为十月革命的最高军事领袖（在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造成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在内战期间，他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差点挨炸死；当反革命军队进攻彼得堡时，当时的彼得堡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吓得半死（这事使他丢脸），托洛茨基却从容不迫指挥作战。 　　
    同时托洛茨基又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他曾强硬地要求英国政府释放因反战宣传被囚禁在英国的俄国流亡革命者，否则就不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连英国政府方面都觉得此举无懈可击；他还把盛气凌人的法国到访者当场轰出他的办公室（革命前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主与政治操纵者），却彬彬有礼地欢迎前来缓和冲突的法国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态显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谋略智慧，堪称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典范。在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对工人代表议会中的质询做了巧妙答复（托洛茨基说他“代表苏维埃”宣布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当然没有义务承认党中央的机密决定；苏维埃作为工人民主政治机关的决议是公开的，而党中央有权保留机密决定；但托洛茨基不止于此，他补充说道“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这样的答复——既保守了即将起义的军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同时严格遵循现代民主与公开原则，这些政治答复被波兰人多伊彻誉为“外交辞令的杰作”（详见伊·多伊彻的托氏传记《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第九章P335，第十一章P390）。 　　
    托洛茨基在国民经济管理与研究工作中颇有创造：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首先提议者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实践者、提议者。1928年斯大林迟迟开始的计划经济实验，是对192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拙劣剽窃和粗暴翻版。因为统治者的政策迟到，使得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已产生了一个威胁政权生存的农村资产阶级，而苏俄工人阶级国家不得不强力解决——而且是不得不借助已蜕化为官僚集团的强力来解决冲突——结果导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对农民的大量冤枉错杀。 　　
    另外，托洛茨基还对文学理论有很高的造诣，其著作《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国际左翼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的陈独秀、鲁迅、胡风、王实味等人）。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留下了150多卷《托洛茨基全集》，其生动而真诚的自传和大量私人日记、信件，给人留下了研究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财富，更是追求社会进步与解放的历史道路上的重要知识库之一。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生于乌克兰赫尔松县富裕农民家庭，祖籍是犹太人。原姓布隆施泰因。1896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897年 ，参加建立南俄工人协会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898年 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02年秋以署名“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到伦敦（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名后来比他的真名更著名），参加V.I.列宁、G.V.普列汉诺夫等人主编的《火星报》的工作。一度热烈拥护列宁的主张，曾被人安上绰号“列宁的棍子”。1903年在党的二大上却激烈反对列宁的“雅各宾主义”，倾向于马尔托夫等人（后者开始被称为“孟什维克派”），也与当时的罗莎·卢森堡（对列宁派“独裁的组织方法”的激烈抨击）的观点一致（参见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7月）。1904年9月脱离孟什维克，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从芬兰回国，12月被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经历了短促却异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断革命论，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来领导、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率先预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将从俄国革命开始。1906年12月被判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1912年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内部出现的错误倾向。1912到1913年曾作为一家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奔赴巴尔干半岛采访，托洛茨基成功地扮演了一名精力充沛而独立敏锐的新闻记者、报人以及分析出色的史学家，“他写的所有巴尔干通讯……都具有新闻写作的宏伟风格，体现出革命前俄国的激进自由派报纸的特点……至今还是1914年巴尔干编年史的无价之宝”（伊·多伊彻的托氏传记《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第七章P224）。在1903年特别是1905年革命之后长期鼓吹布派与孟派之间的统一，并且强调自己的“非派别性”。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先在欧洲后赴美国，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但他既不愿公开接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列宁派口号，也反对第二国际各党支持各自所在国战争的沙文主义右翼势力，仍在布派与孟派之间斡旋。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还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采取了最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匆忙启程由美国辗转回国以参与革命，途中遭英国政府非法逮捕于加拿大某集中营里（英国政府视托洛茨基等俄国流亡者为极端危险的人物），后遭到（在苏维埃的巨大压力下）俄国临时政府的强烈抗议而获释放。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当即发表演说鼓吹将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即被推为彼得格拉苏维埃执委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尔什维克内部长期对革命阶段论（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完成民主革命、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混淆不清，列宁也一度宣扬革命阶段论，导致二月革命后当列宁从瑞士回国后鼓吹立即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时（这几乎与托洛茨基同时主张），布尔什维克干部纷纷反对（甚至像诺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资深老革命家也起来反对），当时许多人指责列宁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结果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同时他也因这一戏剧性的天真冒险在工人群众中赢得了巨大声望（当然，后来1919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暗杀证明列宁是更有先见之明的）。同年7月坐牢中的托洛茨基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党中央委员。9月初代表革命工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包括托洛茨基被怯懦的临时政府释放出狱。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1月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提出“不战不和”的主张，代表多数派反对列宁的意见，拒绝在和约上签字。3月，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最后和约以微弱多数票（仅多一票）得以通过，而托当时恰恰投了弃权票并且保留自己意见，但他的中立举动等于帮了列宁那一派，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参见刘平梅《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后被任命苏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缔造了苏维埃红军，担任其总司令。9月改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1920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在建设红军和战略战役指挥方面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1920年11～12月他撰文主张改革工会，加剧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3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结成私党，代表新兴官僚层的利益（并且部分地反映着因新经济政策而崛起的富农利益），篡夺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特别反对托洛茨基。1923年，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牵头的40多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发表“新方针”，提出振兴革命的新纲领，包括遏止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扩大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但遭到斯大林等当权派打压。1924年1月21日　列宁逝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氏。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这是对第二国际右翼伯恩施坦有关理论的继承发展，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斯大林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将马列主义者攻击为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将早已被许多人淡忘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旧分歧提出来，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还曾忧心忡忡地对人说，我担心有人会利用我和托洛茨基过去的旧分歧搬弄是非；列宁生前把斗争矛头直指斯大林，并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对斯大林等人。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之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从此斯大林修正主义通过种种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同年的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在大会发言结束时按照惯例呼号：“我们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对不起！”回头看了看政治局诸位成员，“也许是加米涅夫，万岁！”全场哄堂大笑，季诺维也夫抚掌狂笑，斯大林笑得喘不上气来，托洛茨基也为之莞尔，加米涅夫却一脸肃穆、压根儿笑不出来。
    1926年4～5月结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围绕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批判斯大林的反动观点。192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决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1927年，托洛茨基坚决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对中国大革命的瞎指挥，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在斯托斗争中，左翼反对派以托为首严重低估了官僚化倾向，错失斗争良机（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当时甚至私下说要把斯大林送上绞刑架。托当时宁愿把斯大林当作同志、将斗争控制在党内范围，直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问题才得以公开）。更要命的是，在当时论战双方都把列宁当作最高权威抬出时，托洛茨基等人却坚决反对公布列宁遗嘱（即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非常高，却公开说斯大林“粗暴”，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文库）。另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了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低落（1923年后），三年内战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成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惠，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但反对派在斗争的主观方面的失利无疑是其失败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错过1924到1927年的斗争良机而使左翼反对派失利后，拒绝承认苏联官僚化的不可逆转，仍寄希望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推动下的上层政治改良，并且要求各国左翼反对派留在共产党内为革命路线而斗争。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才宣告第三国际无可救药，并认为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够挽救堕落了的苏联工人国家，并指导其支持者为第四国际而斗争。 　　[1][2][3][4][5][6]
早年 　　童年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生于南俄草原扬努夫卡村的一个拥有三百俄亩左右土地的富农家庭。他的原名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他的父亲是一个俄国犹太人。托洛茨基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1888年，托洛茨基九岁那年，来到敖德萨，考入了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在敖德萨的八年学校生活，使托洛茨基大开眼界。1896年，托洛茨基转到工业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学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组织了一个"南俄工人同盟"，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获，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共200多人被捕入狱。在狱中 ，他读了列宁刚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是他首次阅读列宁的著作。那时的托洛茨基或许没有想到，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会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紧密地连结在一起。1898年，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在流放地，他用安蒂德·奥托的笔名经常给老民粹派分子在伊尔库茨克创办的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探讨有关爱情、友谊、死亡、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样一些"人生问题"，他写过评论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 、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文章，显示了出色的文艺批评才华。流放期间，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1902年春，托洛茨基在流放地阅读了一份用复写纸印的《火星报》和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深受启发，决定逃出流放地去参加《火星报》派的革命活动。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亚来到萨马拉，当时护照署名托洛茨基，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和优美的文笔很快得到了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赏，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建议让托洛茨基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担任第七名编委。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同是《火星报》的创办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两人均具有深厚的理 论根底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一时瑜亮，各有怀抱。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他对列宁器重托洛茨基不以为然，认为托 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 绣腿，华而不实。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报》编委会一事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加深。列宁这一提议因普列汉诺夫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实现，决定只让他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无表决权。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报》编辑部讨论的意见，到巴黎去从事争取俄国侨民团体的工作。 　　
    １９０３年７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对党的性质和一些革命斗争问题的争论中，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结成同盟，而托洛茨基却加入了对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党内反对派"，成为"少数派"之猛将。托洛茨基激烈攻击列宁，说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又说列宁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党人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会把革命引入歧途，"把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并 宣称"反对列宁的关于中央集权政党的观点"。自己的"棍子"反过来打自己，这是列宁始料未及的。在这次大会上，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少数派"（孟什维克派）；大会结束之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建立。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暂时与列宁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两人始终难以融洽。更多时候，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让步，批评列宁也相当尖锐，如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１９０３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后来，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未来的敌人"。而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遗嘱"（到了1999年11月才在俄国公开发表），分析了苏联党和国家将会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瓦解。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指示，这一预言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布。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同盟委任的代表身份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在开始阶段曾与列宁同一阵线，但因不满列宁对老同志的态度而分道扬镳。 　　
    大会闭幕后不久，17名少数派分子立即在日内瓦召开了3天派别会议(1903年9月)，会上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攻击和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会后，他们采取行动，先后获得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火星报》从第五十二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被称为新《火星报》。托洛茨基随即为新《火星报》撰稿，他攻击列宁是"雅各宾主义"，是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的罗伯斯比尔，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这表明他坚决站在孟什维克一边。 　　
    可是不久，托洛茨基又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由于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 ，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为《火星报》撰稿，列宁被迫辞去《火星报》的职务。孟什维克接管，普列汉诺夫出来收拾乱局。但普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报》，下了驱逐令，并以辞职相要挟。1904年4月，他申明脱离新《火星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此后，托洛茨基逐渐疏远孟什维克。１９０４年９月，托洛茨基在德国慕尼黑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同孟什维克绝交。 　　
    1905年１月９日（星期日，俄历二月），彼得堡爆发大 规模的工人和平请愿，遭到沙俄政府开枪镇压，由此引发了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此时，托洛茨基刚从慕尼黑到了日内瓦，他立即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义之后》为题发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赞扬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反 抗沙皇的极权统治，认为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幻想。他号召人民推 翻沙皇统治，"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12月3日，托洛茨基和彼得堡苏维埃的其他委员在开会时被逮捕。从此开始了托洛茨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开始酝酿他的" 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早期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学说的" 托洛茨基主义"。 　　
    1906年，他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认为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于1906年11月被判处终身流放。1907年2月，他在流放途中，借口坐骨神经痛要求住院治疗，乘人不备便设法从西伯利亚别烈左沃逃脱，经彼得堡到芬兰，不久他又搭乘一艘开往瑞典的轮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后的岁月里，托洛茨基穿梭于伦敦、柏林、维也纳、苏黎世、巴黎等欧洲各个城市，成为流浪的革命家。他在柏林认识了被当时的革命者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的'教皇"的卡尔·考茨基，但托洛茨基却认为考茨基这位大师的思想相当平庸，使他感到失望；后来又认识了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俄国革命运动"欧洲化"。 　　
    1907年4月下旬，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托洛茨基以"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居，扮演中派领袖的角色。他提出不同心也能"协力"的论点，反对同机会主义划清思想界限。在这次大会上，除了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以外，在所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支持孟什维克，站在机会主义一边。托洛茨基同年8月，托洛茨基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大会在争论关于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时，托洛茨基鼓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主张。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严峻关头，托洛茨基以超派别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一边，庇护取消派，攻击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十分气愤，称托洛茨基是"厚颜无耻的犹大施卡·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利用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领的赏识和支持，在他们的报刊《新时代》和《前进报》上曾连续发表了几篇匿名文章，肆意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的真相，谩骂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混淆国际工人的视听。列宁抨击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对此，托洛茨基等人又是集会巴黎，又是向第二国际告状，攻击会议是"欺诈行为和篡权"，是"政变"，是"分裂"。同年8月25-28日，托洛茨基又集合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崩得分子，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了"八月联盟"。此时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头似乎无所适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反对列宁提出的"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1915年9月，托洛茨基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在会上他追随占多数的考茨基中派，反对列宁提出的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建立第三国际的主张。但同时他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 　　
    波兰托派领袖多伊彻认为，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４年，是托洛茨基政治生命史上无所作为的一章。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出法国，赴西班牙，接着又被西班牙当局押送上船赴美国，1917年1月到纽约，在那里遇到了布哈林，他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国主编的《新世界报》编辑部。他还活跃在纽约和费城一带，到处演讲，做革命鼓动工作。2月底，俄国国内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托洛茨基更是活跃，急忙办理回国手续。3月27日，托洛茨基在归国途中遭到英国警方扣押，5月才抵达彼得格勒（此前一个月，列宁已回到俄国）。这时候的俄罗斯大地，风雷激荡，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刚刚过去不久，而另一场由无产阶级举义的震撼世界的革命即将爆发。 　　
    至此，托洛茨基充分发挥出其政治潜能，在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个人品格大放异彩"。他已经可以不把普列汉诺夫之流看在眼内了，其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连列宁也稍逊一筹。卢那察尔斯基说："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很快就在９月获释。历史在等待着列宁和托洛茨基们发动改天换地的大变革。１０月２５日（俄历），阿芙诺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十月革命爆发，克伦斯基政府垮台 。
十月革命时期
　　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1918年身着军装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后，参加了"区联派"的国际主义小组。区联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组织。1917年5月，鉴于区联派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6月，资产阶级政府以"德国间谍"罪名将托洛茨基逮捕入狱。在同年7月布尔什维克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吸收托洛茨基和整个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狱中被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时彼得格勒已转向布尔什维克。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决定在最近期间开始武装起义。当时，托洛茨基是唯一支持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但托洛茨基虽然投票赞同起义，可是他主张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起义爆发后，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托洛茨基实际组织武装起义，促成十月革命。可以肯定，他是十月革命的功臣。
列斯特和内战时期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布哈林主张发动护国战争，托洛茨基和列宁主张停战和签订条约，但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无条件地立即缔结和约，托洛茨基则主张"不战不和"。当时列宁曾和率领代表团同德方谈判的托洛茨基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就采取拖延的办法；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就作让步。2月9日，德国首席代表霍夫曼提出了最后通牒，次日，托洛茨基却擅自发表声明，俄国拒绝在割地的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全面复员军队。列宁为此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拿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开玩笑，把战争当儿戏。列宁以提出辞职迫使代表大会同意他的建议，托洛茨基最终与列宁保持一致，会议最终以微弱票数通过了列宁的主张。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托洛茨基于1918年3月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内战争时期主持建军工作，指挥红军与协约国入侵军队及白党军队作战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People’s Commissar for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具体负责组建红军和指挥军事作战，在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一直乘坐指挥专列巡回于俄国各战区，为红军的组建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内各条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被外界誉为“红色拿破仑”，这是连斯大林在当时也不得不认同的。但由于他行事严酷，也遭到了谴责。
国内建设时期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但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已经部分显露出来。托洛茨基1920年初赴乌拉尔地区考察，返回后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实行渐进农业税，但遭到当时普遍抱乐观态度的其他中央委员的反对。 　　随后，托洛茨基主持铁路工作，托洛茨基认为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托洛茨基在1920年11月初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会中去。他提出把战时共产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工会整刷一下"的口号。对此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在整个过程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无主见的完全支持列宁。1921年3月，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肯定了列宁为首的中央的路线。 　　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国内经济危机加重并导致政治危机，战时共产主义被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
反官僚前期
　　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矛盾造就了斯大林。作为苏维埃体制下最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尚可以容忍的分歧，在官僚体制下已发展为势同水火。列宁对这位杰出人物感到恐惧，他是随时会将自己拉下宝座的人。尽管在最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他们最后总是保持一致。但托洛茨基才华太高，威望太大，对于一个集权体制的最高统治者而言，这足以使他产生猜忌。但他毕竟曾是一位革命者，而且他需要托洛茨基的才能，所以没有对托洛茨基做出太大的进攻。但至少必须做出限制，至少在他在位时不能有所逾越。而斯大林，列宁将他视为保障自己最高权力的工具，斯大林的作用就是限制托洛茨基，就是作为强有力的执行者。托洛茨基感觉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自传中，他提到了斯大林不断被赋予权力，党机器的权力不断集中的的过程，也透露出列宁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政令行使的更为畅通。也就这样，斯大林开始掌握了党机器。 　　
    列宁健康时，还能将他作为一件工具，但现在他已经住进了护理室，实际上被看管起来了。所以，列宁才总是抱怨，医生总是在加以限制，他对外界的情况总是一无所知。所以，列宁知道格鲁吉亚的真相后才如此震惊，事件本身尚且不论，更吃惊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势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件原来的工具控制了。斯大林获得了看护列宁的权力，熟知中国历史，清楚雍正皇帝这一段历史的人不难理解，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了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由于“三驾马车”和”五人小组“的存在，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 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然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托洛茨基选择了“靠不住的妥协”，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的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托落茨基自传》中译本译者前言 　　 　　
    1923年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视事，发表了著名的遗嘱。遗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改组中央委员会；2对六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做出评价 　　改组中央委员会——将中央委员人数扩大到150人，无疑是想打破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的的势力垄断。同时，对六位中央委员的评价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苏维埃体制下,这等于是宣布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尤其是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评价。很显然,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高于斯大林,托洛茨基“过分自信和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但斯大林，列宁等于是指出他运用最高权力事件极危险的事。随后，列宁干脆建议连总书记的职务也免除掉。可惜的，列宁现在被看管在护理室里，遗嘱无疑会使他的处境更危险，甚至，如果我们相信是斯大利暗害了列宁，也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列宁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发表遗嘱，无疑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英国传记作家伊恩.格雷在写作<<斯大林>>时，发现自己无法回避这一段历史，他既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就不得不牺牲列宁，所以列宁必须是一个因为患病而又死抓权力不放,固执而不近人情的人。他在书中动人地写道，由于列宁的古怪举动，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受到了何等打击，心中的委曲难以言说。但我们知道，斯大林是铁一般、绝不会儿女情长的的人。 　　
    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后,借助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结成“三驾马车”，开始与托洛茨基争夺领导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 “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 “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10月15日，托洛茨基集中"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等派别，在向党递交了有46人签名的声明书，即46名反对派政纲。他们预言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全面经济危机"，"必然要灭亡"，指责"政治局多数派政策将给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要求更新党的机构，改变党的路线。 　　
    斯大林迅速作出回应，10天之后，也就是1923年10月25-27日，俄共(布)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和46人的派别活动。但托洛茨基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以《新方针》为题发表了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从而又掀起了一场反对斯大林的活动。经过全党大辩论，托洛茨基的纲领遭到了多数派的坚决反对。1924年1月16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争论，严厉指责托洛茨基的活动。托洛茨基开始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口号，开始向斯大林体制发动进攻，他既然曾经用严酷的手法来整肃军队，曾经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曾经如此捍卫党的统治，此时却发动了一场旨在根本改造苏维埃机关的民主运动，难道真的只是幌子这么简单？ 　　不，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此时的处境，他的过人才华、他的崇高威望、甚至他的犹太人身份，这些因素都足以使他难以在苏维埃体制下立足，苏维埃官僚们需要的是威望和能力不高、温顺保守的人，也就是说，利于被控制的人来担任领袖，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 　　托洛茨基的政见、主张、性格乃至犹太人血统，都普遍引起了苏维埃官僚和保守派小资产阶级的反感和恐惧，他们都选择了斯大林，托洛茨基也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曾帮他畅通无阻地行使政令的集权制，现在要置他于死地了。他确信只有不断革命才能实现抱负，只有民主才能将他的威望转化为现实的权力。他无法坐等布哈林的命运，他是托洛茨基！但他已经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他藏匿了列宁交给他的重磅炸弹，他知道，即使曾与列宁合作夺取了一些阵地，也根本无法对抗官僚机器，他企图用妥协和沉默换取一席之地。可当他明白，要么反抗、要么被镇压时，他重新成为了托洛茨基。他将迎接自己的命运。被自己一手缔造的国家放逐，这是他的命运。
反官僚后期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了。列宁逝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氏。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连抛出了《论列宁》和为《1917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被指责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在托洛茨基发动新的进攻面前，斯大林立即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进行争斗，同时向全党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口号。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的警告。 　　
    在1926年春夏之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派联盟，即托季反党联盟。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托季反党联盟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暂时有所收敛。当英国张伯伦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发动反苏武装干涉之际，托洛茨基又加紧了他们的活动。炮制和散布了大量纲领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反对派政纲》(又称《九月三日政纲》)、《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等等，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对托洛茨基这些言论和活动，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托洛茨基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 　　
    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开始时，他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无原则地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并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的领导层，在苏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张扣压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擅长捣阴谋诡计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毕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党的最高领导权决不会落到一个只会在幕后摘小动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错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时却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没有想到他与斯大林联合进行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原则破坏有多大。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党，他动用一切力量，使反对派处于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天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后，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 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斯大林肃反秘史》 　　
    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抨击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屡次提议要中共退出国民党，及采取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均遭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当时的计划是把国民党吸收入共产国际），终至中共及工农群众在毫无戒备下遭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感到恐惧，他加紧打击托季联盟，托季联盟成员却并没有停止行动。11月7日，他们纠集其追随者组织了游行示威，走上了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道路。对此，联共(布)党采取了断然措施：11月14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彻底击溃了。许多“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苏共十五大以后，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对“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人采取了严厉的行政制裁措施。最先被流放的当然是托洛茨基。
流亡时期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流放所，托洛茨基并没有停止他的活动。他不仅同全国各地的余党进行频繁的通信，给他们出谋划策，进行遥控指挥，同时还加紧撰写著作，起草了几十万言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基本原理的批判)》，继续攻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托洛茨基派已从反对派完全变成了“反苏维埃组织”，成了"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因此，1929年1月20日苏联政府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托洛茨基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受到各进步团体的隆重欢迎。在此期间，托洛茨基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他写了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坚持和宣传他的《不断革命论》。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支持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希特勒在德国登台后，第三国际不顾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来不断的警告，大大低估纳粹党的危险性，同时拒绝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纳粹，结果使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长期处于国内第一大党地位的德国共产党毫无抵抗地被粉綷，并使法西斯势力横行十余年。在墨西哥居住期间，托洛茨基表示不会干预和评论墨西哥内政，但在国际及苏联问题，他却加紧开展了政治活动。他把建立托派第四国际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发动了一场组织成立第四国际的运动。1938年9月3日，30多名来自10个国家的托派代表在巴黎开会成立了第四国际（世界社会革命党）以反对之前的第三国际。1937年 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开庭审讯所谓 “托洛茨基反苏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处死刑—枪决。而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被作为“人民公敌”被指控为各种旨在颠覆苏联政府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 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同希特勒、日本勾结，而且还与英国、波兰政府达成卖国协议；同时被指控暗杀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又指控其谋害高尔基等人。就这样，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处了死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认为战后将掀起革命高潮，为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两方加紧斗争。苏联情报部门策划了暗杀行动，在苏联内务部，从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小组。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害身亡。 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在此后，托派主义并没有随之消亡，在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其追随者，尤法共为甚。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斯大林体制崩溃和苏联瓦解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衰退的低潮期中，托派主义成为了一个新的突出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个方向，具有别的任何主义不可代替的功能，逐步为各地共运组织所重新认识和理解。对于当代的世界，更具有很多的启发性和前瞻性，对其思想的重新解读近年来也渐渐被人们所关注。 　　
    1938年，他在墨西哥与支持者创建了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对抗，但其在流亡期间仍不断为斯大林对他国的侵略进行辩护。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画家迪亚哥·利弗拉和芙烈达·卡萝夫妇的家中。因为和芙烈达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个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间躲过多次暗杀。1940年，在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Ramón Mercader）用冰斧杀害。
著作
　　托洛茨基在1929年到1940年的流亡期间写下了大量具有伟大启发性的著作。（例如，尽管苏联当权者歪曲了社会主义多年，在二次大战后苏联境内仍有工人只是看了托洛茨基的部分著作后就走上了反对斯大林集团的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在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影响下苏联国内一直有零星的地下左翼反对派在积极运动，直至苏联解体，可见其巨大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被背叛的革命书影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著作（部分）： 　　
    1、《被背叛的革命》（1936）。以分析苏联的所有重要方面（革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为中心，紧紧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前途，堪称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国家与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继承发展。 　　
    2、《俄国革命史》（1930）。对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极为详实的真实记录，大量的普通士兵观察来自作者本人的亲身参与（他本人就是十月革命的富有戏剧性的著名“演员”之一）。 　　
    3、《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纲领批判》）（1928）。这个小册子是写给共产国际六大的批判提纲，由此共产国际的重大路线斗争才公开出来，但只限量复印了一部分给与会代表，而且不久后又回收上去了。这一著作不仅仅在于抨击了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阐述了革命无产阶级自己的纲领和战略战术思想，具有长久的历史理论价值。内容具体不说，仅举一例，当时美国共产党代表设法“骗”到了一份，看了之后当即热烈支持托洛茨基，并把这份文件带回美国，迅速得到一批美国工人运动干部的支持，由此开创了美国托派共产主义运动。30年代一度占据该国工人运动支配地位的智利伊达尔戈派共产党也是从接受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开始，热烈接受托派主张。 　　
    4、《总结与前瞻》（1906）。 　　
    5、《1905》（1906）。描述1905年俄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史》具有类似的重要性。 　　
    6、《文学与革命》。 　　
    7、《斯大林与中国革命》（1930）。对初步了解本国现代革命史的中国人来说，此书更有现实启发性。中国大革命（1925到1927）的失败对20世纪中国历史影响极深，而中国人却对这位与斯大林有同等重要性（不论正反意义，仅从重要性而言）的革命领导者的分析孤陋寡闻。 　　
   ★上述列举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都有在线阅读版。实际上托洛茨基还有许多著作，仍未与中文读者见面，缺乏中文翻译。 争取继位问题上优柔寡断：托洛茨基被清洗内幕
2010年08月01日 12:04 《同舟共进》
   核心提示：十月革命的开国元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斯大林的一次次大清洗中纷纷落马。透过历史的风云烟尘，分析这些人物政治悲剧中的性格因素，既有历史启迪，也有现实意义。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作者：陈为人，原题：《十月革命的开国元勋托洛茨基被清洗内幕》    十月革命的开国元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斯大林的一次次大清洗中纷纷落马。透过历史的风云烟尘，分析这些人物政治悲剧中的性格因素，既有历史启迪，也有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当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对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1918年11月的《真理报》曾发表斯大林《十月的转折》一文，斯大林在文中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始终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斯大林曾将这篇文章收入他的选集，但后来出版全集时，这篇文章被抽掉了。    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卢那察尔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后来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却成为“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历史人物就这样成为不断变换面孔的脸谱，一会儿被描画成红脸，一会儿被描画成白脸。当“继位”的残酷竞争逼来，他仍陶醉于幻觉    据现在解密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档案看，列宁弥留之际，正值召开苏共十二大的关键时刻。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了，所以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据速记列宁口述的秘书福季耶娃透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准备了一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炸弹。”    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在1922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一次中央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推荐（这一推荐也颇具戏剧性，既有“投挑报李”的嫌疑，又有“政治结盟”的意味，后文将谈到），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设立总书记，不过当时谁也没有赋予这一职位任何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只是个技术性的职务，而不具有政治性质。”这一点不难理解，就好比毛泽东主席早在1950年代就设立了总书记一职，任命处理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担任。当时的总书记并没有“第一把手”的意义，也不存在安排“接班人”的意图。    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地对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个关键时刻恍然大悟，而当时则浑然不觉。对于安排斯大林当总书记，托洛茨基表现出一种麻木：“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别人。”托洛茨基还说：“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谢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托洛茨基的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从以上话语中可见一斑。    俄罗斯的思想家别林斯基说过：“在有些人手里，一根稻草秆也会挥舞成权杖。”当年的斯大林，就是把这个“不起眼”的总书记职务，搭建成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体操作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自己的日后接班作了许多铺垫性的安排。    对于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宁当然会有所觉察。托洛茨基说：“列宁发现了最近10个月来所发生的变化，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暂时还不露声色，以免搞得关系紧张。”    在正常情况下，列宁相信自己掌控全局的能力，但身体突变，使得原本可以从容考察择优选用的“接班人”问题，顿时变得刻不容缓了。列宁可能意识到自己也许到了“交代后事”的时候。他感到需要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并且是“使他焦虑不安”的想法让全党知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口述了自己的“政治遗嘱”。    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盟为“三驾马车”，为攫取最高领导权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记载了当年的这场阴谋活动：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反斯大林的斗争中，阴谋的参与者自己揭露了这一时期的秘密。这是一个真正的阴谋，他们组成一个秘密的政治局（七人团）。它包括除我以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再加上现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所有问题都是由这个秘密中心事先决定的，它的参加者们结成了连环保。他们承诺相互之间不争论，同时要寻找机会攻击我。在地方组织内也有类似的秘密中心，它们按照严格的纪律和莫斯科的这“七人团”保持联系。为了进行联络，还使用了专门的密码。这是党内的一个十分严密的非法秘密集团，最初是直接反对一个人的。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根据反托洛茨基这个唯一标准有组织地进行选拔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升官之道”，它后来获得了一个公开的名称“反托洛茨基主义”。列宁的逝世使这一密谋肆无忌惮地公开干了起来。人员选拔的办法每况愈下。现在除非你表明自己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否则就休想获得诸如厂长、车间支部书记、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计乃至打字员的职位。    那些大声反对这个阴谋的党员，则成为奸诈攻击的牺牲品，这些攻击的理由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往往是捏造出来的。相反地，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五年被无情地驱逐出党的那些道德败坏分子，这时只要说一句敌视托洛茨基的话，就可以保住自己……    在如此生死攸关的时刻，托洛茨基在想什么、做什么呢？让我们从《我的生平》一书中寻求蛛丝马迹：    对于这些阴谋家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群众面前公开反对我。工人们都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乐意听他俩的，但对于他们在1917年的叛逆行为记忆犹新。他俩在党内缺乏道义上的威望。而斯大林在老布尔什维克的狭小圈子以外，几乎是个无名之辈。我的一些朋友对我说：“他们永远不敢公开反对您。在人民心目中，您和列宁的名字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党的著作、报刊和鼓动员们仍生活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标志的昨天……    当“由谁继位”的残酷竞争已向托洛茨基布下大网时，他却仍在这些不切实际的幻觉中陶醉。    托洛茨基甚至把这样的细节也毫无顾忌地写在自己的文章中：   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的面说，‘现在，苏维埃里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似乎在一刹那变得不大高兴，然后说：‘那有什么，托洛茨基是以自己不倦的和出色的工作赢得这一点的’。”    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录里还写道：“在1905至1906年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有教养的，尽管他还年轻，在他身上很少有那种流亡者的狭隘性的印记，这种狭隘性当时甚至影响到列宁。托洛茨基比其他人更加感觉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声望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从革命中获得的东西最多：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赢得。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半立宪民主党的倾向而名声大减。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已名列前茅。”    这些政治上犯大忌的话语，竟然会从托洛茨基的口中说出，从这些致命的自我标榜中，不难看出托洛茨基思想上的不成熟与政治上的幼稚。    他把政治盟友全部推到潜在的对手一边    在《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对托洛茨基这样评价：“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    托洛茨基回忆了列宁病中选择“接班人”的情况：    在他第二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列宁就我以后的工作问题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列宁谈到了他的三个副手：“您了解他们。加米涅夫当然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但他算什么行政领导人呢？瞿鲁巴病了，李可夫也许算得上是个行政领导人，但他还要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出任副主席。形势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对人事作重大的改组。”……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按照他的想法是，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继任者。    列宁发动的攻势不仅是针对斯大林的，也是针对整个斯大林班子……除了一般的政治任务之外，列宁开仗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我的领导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他得以康复，就和他一起领导；而如果病魔战胜了他，就接替他的位置。    我们当然不能仅听托洛茨基一面之词。列宁究竟是要选择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作“接班人”，成了一个世纪之谜。死者无法开口，人们只能从列宁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寻求蛛丝马迹，做种种猜测判断。    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后，病中的列宁在短短数月间给托洛茨基写了5封信，12月12日的信中写道：“不管怎样，请您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共同的观点。”在12月15日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12月13日、15日，列宁在口授给斯大林并转中央全会的信中还说：“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    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列宁还给托洛茨基写了这样一封信：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求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列宁1923年3月5日    1924年1月29日，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我还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友谊，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传递的是怎样的信息呢？大概正由于此（当然也包括由于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给斯大林的那封绝交信），斯大林多次恶狠狠地对亲信们说：“看看列宁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的‘遗产’！”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即便有些“投鼠忌器”，仍不放过任何整治的机会，直到最终，克鲁普斯卡娅吃了斯大林送来的生日蛋糕，莫名其妙地死亡。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那是1923年头几个星期的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但是列宁参加大会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出现了一个由谁来做基本的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他的话立即得到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不过加米涅夫显然是违心的。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想以个人名义代替病中的列宁的话，党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这一次就别做导论式的政治报告了。我们就按照议事日程所列的问题做必要的发言。”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由谁来做政治报告，这意味着什么。托洛茨基说：“斯大林知道有一场来自列宁方面的风暴正向他袭来，因此从各个方面讨好我。他一再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即托洛茨基来做。党不希望，也不理解由其他任何人来做这样的报告。”    这究竟是斯大林向托洛茨基投出的橄榄枝，还是投石问路式的试探气球？无论出于哪个企图，毕竟都是斯大林的一种示好。然而，高傲的托洛茨基漠然置之或者说毫不领情，甚至还有些反感。托洛茨基说：“斯大林这种假惺惺的友善态度，比他那露骨的敌对情绪更使我觉得不是滋味，尤其是他的动机也显得太露骨了。”    托洛茨基还说：“斯大林企图从我这里寻求支持，以对抗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列宁的监督。我只是很久之后才看清他企图与我建立某种亲昵关系的真实意图：斯大林从较密切接触列宁之始，也就是说，从十月革命之后，他对列宁就一直持无力的、因而更加暴躁的暗中反对立场。但是我讨厌他身上那些特性：兴趣狭窄，经验主义，性格粗暴，以及一种独特的乡巴佬式的犬儒哲学。每逢他有这样的企图，我都本能地后退一步，从边上绕过去。同他气味相投的人，希望老老实实生活的头脑简单的人，乃至受委屈的人，都被斯大林有计划地网罗到自己身边。”    托洛茨基还这样评价斯大林：“他的政治眼界非常狭窄，理论水平粗浅。他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力图尊重党的理论传统，却包含有许多小学生式的错误。他不懂外文，只好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观察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按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位顽强的经验主义者，他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于党的上层来说（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还有这样一段关于明仁斯基的记载：    ……他谈过公事之后，便带着那种令人吃惊又迷惑不解、曲意奉承的微笑，开始犹豫起来。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正在想方设法算计我。    “什么？”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担心。    “是真的，他经常在列宁和其他人面前暗示，说你在自己周围集结了不少人专事反对列宁……”    “您一定疯了，明仁斯基，请醒醒，我对这件事情连谈都不愿意谈”。明仁斯基尴尬地耸着肩，干咳着走了……我想，从这天起，他另找别的轴心去围着转了。    后来，明仁斯基终于投靠到斯大林麾下，并在捷尔任斯基逝世后掌控了克格勃的大权，成为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的鹰犬和帮凶。    作为克格勃创始人的捷尔任斯基，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托洛茨基却不屑地评价：    捷尔任斯基是个火爆性子，他仿佛由于恒量放电而保持着很高的能量。每逢讨论问题，甚至是次要的问题，他都会暴跳如雷，鼻孔微微抽动，双眼冒火，常常搞得声嘶力竭……列宁有次把他比作一匹纯种烈马。    捷尔任斯基没有主见……在政治上总需要有什么人来领导他。    在最初的两三年内，捷尔任斯基和我特别接近。最近几年他一直支持斯大林。他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完全符合他的气质——号召、推动和鼓动人们去干。他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发展的构想。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他都有份，他还以他拥有的全部热情来为之辩护。    不必一一列举了。托洛茨基把一个个可能的政治盟友，全部推到潜在的对立面。他就是这样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傲视群雄。    1924年1月29日，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给还在南方苏呼米疗养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短信：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给您写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在去世前约一个月翻阅了您的那本书，停在您评价马克思和列宁的那个地方，他请我再给他读了这一段，听得非常仔细，然后又亲自看了一遍。我还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友谊，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列夫·达维多维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紧紧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传递的是怎样的信息呢？大概正由于此（当然也包括由于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给斯大林的那封绝交信），斯大林多次恶狠狠地对亲信们说：“看看列宁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的‘遗产’！”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即便有些“投鼠忌器”，仍不放过任何整治的机会，直到最终，克鲁普斯卡娅吃了斯大林送来的生日蛋糕，莫名其妙地死亡。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那是1923年头几个星期的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但是列宁参加大会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出现了一个由谁来做基本的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当然是托洛茨基。”他的话立即得到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不过加米涅夫显然是违心的。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中间的某个人想以个人名义代替病中的列宁的话，党会感到不自在。我们这一次就别做导论式的政治报告了。我们就按照议事日程所列的问题做必要的发言。”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由谁来做政治报告，这意味着什么。托洛茨基说：“斯大林知道有一场来自列宁方面的风暴正向他袭来，因此从各个方面讨好我。他一再说，政治报告应该由仅次于列宁的最有影响、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即托洛茨基来做。党不希望，也不理解由其他任何人来做这样的报告。”    这究竟是斯大林向托洛茨基投出的橄榄枝，还是投石问路式的试探气球？无论出于哪个企图，毕竟都是斯大林的一种示好。然而，高傲的托洛茨基漠然置之或者说毫不领情，甚至还有些反感。托洛茨基说：“斯大林这种假惺惺的友善态度，比他那露骨的敌对情绪更使我觉得不是滋味，尤其是他的动机也显得太露骨了。”    托洛茨基还说：“斯大林企图从我这里寻求支持，以对抗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列宁的监督。我只是很久之后才看清他企图与我建立某种亲昵关系的真实意图：斯大林从较密切接触列宁之始，也就是说，从十月革命之后，他对列宁就一直持无力的、因而更加暴躁的暗中反对立场。但是我讨厌他身上那些特性：兴趣狭窄，经验主义，性格粗暴，以及一种独特的乡巴佬式的犬儒哲学。每逢他有这样的企图，我都本能地后退一步，从边上绕过去。同他气味相投的人，希望老老实实生活的头脑简单的人，乃至受委屈的人，都被斯大林有计划地网罗到自己身边。”    托洛茨基还这样评价斯大林：“他的政治眼界非常狭窄，理论水平粗浅。他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力图尊重党的理论传统，却包含有许多小学生式的错误。他不懂外文，只好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观察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按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位顽强的经验主义者，他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于党的上层来说（在稍大一些的范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    列宁在弥留之际，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斯大林及其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一开始对捷尔任斯基评价很高，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冷淡下来，是捷尔任斯基明白列宁认为他不具备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斯大林的“封官许愿”把捷尔任斯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任命捷尔任斯基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任）。那时，列宁认为需要打击捷尔任斯基，这等于打击斯大林的支柱。奥尔忠尼启则因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毫无原则地一屁股坐在了斯大林一边，列宁气愤地要将他开除出党。然而对列宁这一举足轻重事关生死的政治意向，托洛茨基却说：“列宁与我交换了看法……我明确向列宁表示：我反对罢免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    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列宁告诫过全党：“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此时所说的分裂，谁都能听出就是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难道托洛茨基就是为了在列宁面前表示一种“高风亮节”、做出一个“团结姿态”？那位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越飞在自杀前曾对托洛茨基写下这样的绝笔告诫：“我总认为，您缺乏列宁那种不屈不挠、决不让步的精神，他宁愿在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孤军奋战，他预见到将来会拥有多数……而您往往为了过高的评价，妥协，放弃自己正确的主张。”    托洛茨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党是否会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革命的前途而斗争，而不是托洛茨基在争夺病中列宁的位置。”在需要一个政治家当机立断拿出铁腕时，托洛茨基却表现得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卢那察尔斯基对托洛茨基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托洛茨基像个电容瓶，一碰到就会引起放电。”托氏就如同一只好斗的公鸡，总要不停地高唱自己的观点，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我们惊讶于《列宁全集》竟有80卷之多时，你能想象托洛茨基一生著述竟达150卷之巨吗？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他总是与人处于论战的状态，总是不停地寻找挑战对手，这大概就是他“不断革命论”产生的心理基础？    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就发生过多次激烈论战，有时甚至到了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地步。    1903年７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对党的性质和革命行为诸问题上，托洛茨基向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发起论战：托洛茨基攻击列宁是“雅各宾主义”，是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还攻击列宁是“被权力欲所驱使”，“把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并宣称“反对列宁的关于中央集权政党的观点”。    1907年4月，托洛茨基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托洛茨基以“非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自居，提出“不同心也能协力”的论点，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矛盾，扮演中派领袖的角色。当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严峻关头，托洛茨基却以“不偏不倚”的超派别姿态出现，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一边，庇护取消派，攻击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十分愤怒地称托洛茨基是“厚颜无耻的犹大施卡？托洛茨基”。列宁还抨击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绝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在战时经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问题上，在工会的国家化问题上……多次与列宁的观点发生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并坚持己见，即使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利用此大做文章也在所不惜。    但是，托洛茨基有一点难能可贵之处：他一旦发现自己错了，绝不文过饰非，更不强词夺理，而是勇于自我反省、自我剖析。    关于《火星报》事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下这样的话语：    1903年的事情仅仅在于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里奇排除出《火星报》编辑部。我对他俩不仅怀有敬意，而且还有个人感情。列宁也高度赞扬他们的过去，但他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越来越成为通向未来道路上的障碍，因而他作出组织上的结论：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此我无法容忍。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列宁的决裂就是出于这种义愤。    然而，列宁的做法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因而在组织上是必须的。同停留在准备时期的老人们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列宁比其他人明白得早……    我认为自己是个集中主义者，但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我还不完全清楚，一个革命政党要引导千百万群众投入对旧社会的斗争，需要多么强化的和绝对服从的集中制。    列宁的集中制对我来说还不是出自清晰的和独立思考过的革命概念。我认为，要求自己理解问题并从中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这一向是我精神生活中必须绝对服从的要求。    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既勇于承担也勇于纠正的性格特征。当托洛茨基的文章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强烈谴责，而为当时占大多数的孟什维克所拥戴时，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失误，马上发表声明：“……代表团以压倒的多数否决了对文章的谴责，但这并不妨碍我本人现在谴责这篇文章，因为它对布尔什维克这一派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以至列宁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托洛茨基在确信布尔什维克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统一以后，“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托洛茨基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我与列宁的意见不一致时，我就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必要时还诉之于党。至于现在的不肖徒辈，他们与列宁发生分歧的次数要比我多得多，而一旦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通常是避而不谈，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绷着脸躲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里去隐居几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和列宁各自做出的决定，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只要一言半语我们就相互理解了。当我感到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可能不正确时，我就给列宁写个小纸条。列宁总是这样回答：‘完全正确，请提建议。’有时他会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要求我发言支持他。他经常用电话同我商量如何处理某个问题，如果问题很重要，他就会一再坚持说：‘请您一定来一下，一定。’在我们发表一致意见时——在绝大多数原则问题上都是如此，那些对决定不满的人，包括现在的不肖徒辈，就干脆保持沉默。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极重要的一些问题上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当他们获悉列宁跟我的意见一致后，便立即不吭声了。‘门徒们’准备为了列宁的主张而放弃自己的意见。”    托洛茨基还说：“在不肖徒辈的著作中，列宁被描绘得有点像苏兹达利圣像画家笔下的圣徒和基督——不是完美的形象，而是一幅滑稽的漫画。由于不肖徒辈的领导威信是用禁止人们怀疑它的正确来维持的，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列宁不是一个能够天才地洞察形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一个从来不会做出错误决定的机器人。说列宁是天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当时其他人还不敢使用这个词。是的，列宁是天才，集人类天才之大成。但列宁并不是不犯错误的计算机，他犯的错误比其他任何一个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他犯过错误，是很大的错误，是与他工作的巨大规模相当的。”    托洛茨基还说：“我再次走向列宁比其他许多人都晚，但我是在思考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之后，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列宁的。因此我回来比那些‘学生们’更坚定、更认真，他们在列宁在世时重复着列宁的言词和手势，但不总能恰到好处，而在列宁去世后，他们都成了一群平庸的不肖徒辈和敌对力量手中的不自觉的工具。”托洛茨基的幸与不幸    托洛茨基有幸遇到了列宁；托洛茨基又多么不幸，遇到了斯大林。    在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还干了一件对政治家而言非常愚蠢的事：    托洛茨基发布了《论列宁》一书和《十月的教训》一文。《论列宁》是托洛茨基纪念列宁的文章的汇编。由于自负性格使然，书中不乏夸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十月的教训》一文是托洛茨基为《一九一七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是为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和德国共产党起义失败一周年而写的。文章中翻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年反对十月革命的老账。在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揭伤疤做法，自然彻底惹恼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往何处去》等文章和报告。斯大林也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和演说，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声援。他们都抓住托洛茨基抬高自己这一弱点大做文章，将其上纲为“主义”之争，指责托洛茨基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报纸还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粗暴攻击列宁的信，使托洛茨基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终于，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成为落败者。1925年，他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直到1940年在“冰斧血案”中被斯大林派出的凶手暗杀于墨西哥城。    马克思非常欣赏伊壁鸠鲁讲过的一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完全成为斯大林的刀俎之肉。    我们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托洛茨基的政治悲剧是他的性格使然？托洛茨基说过这样一段话，不妨看作他对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接班人之歌”的悲剧的哲学表述：“整个历史过程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所产生的折射。如果借用生物学的语言，那就可以说，历史规律性是通过偶然性的自然选择来实现的。”（作者系文史学者
　1940年8月21日 俄国政治家托洛茨基遇刺身亡　　1940年8月20日，俄国政治家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郊科伊乌康的寓所里，被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用冰斧猛砍头部，因伤势过重于8月21日死亡。　　托洛茨基，原名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1879年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富农家庭，1896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在革命过程中多次被捕入狱又多次侥幸脱逃。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已是威震四海的领袖人物。苏联建国初期，托洛茨基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赞誉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不朽功勋。　　在列宁逝世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托洛茨基成了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并于1929年1月被驱逐到土耳其，1933年又侨居法国，1935年移居挪威，最后到了墨西哥居住。托洛茨基谋杀案的内幕至今尚未完全揭晓。凶手拉蒙是托洛茨基信徒西尔维娅的情夫，他早已同托洛茨基相识，并经常出入他的住所。8月20日那一天，拉蒙身穿雨衣，怀藏冰斧，借口请托洛茨基修改文章进入住所，乘其不备作案。　　凶手当场被抓，在行刺时身带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称他原是托洛茨基信徒，后才知道托洛茨基原来是一个可怕的骗子。特别是有一次托洛茨基命令他潜入莫斯科去刺杀斯大林，他不愿去而遭痛骂，于是决定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而埋葬这个骗子。　　多数人认为，这封遗书中所谈事情是伪造的。谋杀案的背景也许是十分复杂的。　　当时，人们已怀疑是斯大林指使了这次谋杀。1940年5月，托洛茨基曾指控斯大林组织了一次对他未遂的暗杀活动。　　临终时，托洛茨基说:“我坚信第四国际将获得胜利。”　　（人民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