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农场: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1957年3月21日，毛泽东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了一次。当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子夜到达南行的终点杭州。毛泽东自从1954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在离开杭州前，从4月4日到6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当时，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也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此时的一些思想脉络。
作者：逄先知 金冲及 点击次数：1534
出处：《毛泽东传》 上传日期：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