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防风通圣丸 湿疹:刘少奇十大功绩：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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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黄峥
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样，刘少奇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和所有领域。纵观刘少奇的整个革命生涯，具有他个人特色的功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发展，训练、组织了无产阶级队伍。
刘少奇1922年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即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此后一直到1927年夏，在整个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刘少奇都在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领袖。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活动有:
1922年9月，同李立三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1万多工人大罢工。刘少奇在罢工中任工人全权代表，负责第一线指挥并亲往戒严司令部谈判。安源大罢工由于准备充分、指挥得当，取得完全胜利，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罢工之一，也是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1923年4月起，刘少奇任安源路矿工会代理总主任、总主任。到1924年5月，安源已有共产党员60多人。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会领导的工人武装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红军的来源之一。
1924年，刘少奇以安源工会为基地，重振汉冶萍总工会，当选为委员长。汉冶萍总工会由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大冶、安源各个厂矿企业的工会组成，有会员3万多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
1925年，刘少奇奉调到广州主持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的主要文件都是刘少奇起草或主持起草的。刘少奇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工人出身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领导人林伟民任委员长，不久因病不能工作，1927年9月去世。刘少奇于1926年2月起代理委员长。刘少奇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始人。
1925至1926年，刘少奇先后在上海、广州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是这两次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1月，刘少奇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参与领导武汉工人一举收回被英国占领了60多年的汉口英租界。
二、扭转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的被动局面，提出一整套正确的白区斗争策略方针。
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赴华北，作为党中央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地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考察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实绩，他有三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端正北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这段时间，刘少奇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等不少文章，清算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统治北方白区多年的“左”的一套，大力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同时，他还通过改组北方局等领导班子、向一些地区委派干部等组织措施，改变长期以来北方党组织同中央比较疏远的状况，从思想上政治上将北方党组织和党员带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旗帜下。
（二）抓住时机，重建党组织，发展新党员，迅速壮大党的队伍。刘少奇到北方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了在内战时期遭破坏的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刘少奇不失时机地将关在国民党监狱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营救出狱，并将他们派往各地党组织。在北方局大力批判关门主义的形势下，各地党组织发展了大量新党员。特别是活跃在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会、学生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大批转为中共党员。这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华北的发展，作了力量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三）总结中共在白区斗争的历史教训，提出一整套正确的白区斗争策略方针。1936年前后，刘少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多篇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他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是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随后，刘少奇还在1937年2、3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总结中共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举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先声。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中共党内的第一人。
三、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斗争新局面，重建新四军军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共组织已经普遍重建和恢复，党员人数大量增加。这样，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起来，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由原来的4.4万人增至15.6万人，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夏有50个团7万余人。
与此同时，刘少奇抓住由于日军侵占造成敌后政权真空的时机，委派干部出任专员、县长，并力主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是刘少奇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于1937年11月16日指示聂荣臻筹备建立的。后来，八路军又陆续开辟了晋西南、晋东南、晋冀豫等党政军齐备的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军事领导一般由八路军干部兼任，而担任党、政领导的，大多是北方局系统的干部。如果八路军开进华北后没有地方干部，政府工作、群众工作没有人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广，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执行发展华中的重任。刘少奇主政华中全面工作后，审时度势，力排众议，确定以开辟苏北为战略发展方向。在刘少奇领导下，华中各部队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豫皖苏、皖东、皖东北、苏北根据地，并先后在皖东、津浦路东半塔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经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调八路军黄克诚部从华北挥师南下。皖南新四军陈毅部也从苏南渡江北上。到1940年6月，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不断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韩德勤部主力12个团共1.1万余人。黄桥决战的胜利，使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已被共产党控制。中共中央确定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胜利实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刘少奇于1月17、18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提议，重新“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中央同意刘少奇的提议。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党内通知，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皖、鲁、鄂、豫5省的抗日战场。全军总人数当年即由9万人发展到13.5万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劲旅。
四、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军委副主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刘少奇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次会议实际上组成了以毛泽东为第一把手、刘少奇为第二把手的新的领导格局，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
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刘少奇自觉地担当起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任，为此作了巨大努力。1943年7月4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这篇文章把认识、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已经有了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意思。
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刘少奇在七大上作组织及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2]。他同时说明，这一条已经成为党规党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循。他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3]
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总的定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这一经典性的表述，至今还在使用，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刘少奇的报告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为干部群众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推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论述，今天仍未过时。
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调动10万军队先机进入东北，并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先机东北的战略争夺。9月7日，刘少奇指示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命令: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9月15日又下令:从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迅速前去东北。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5]，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撒返江北；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随后，刘少奇从各单位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东北。先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随即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指挥东北战场。11月，配备了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6日占领山海关。中共军队于11月底主动撤离锦州、沈阳。刘少奇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战术。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6]。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3日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7]。12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一个多月来指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12月底，东北我军扩编到22万人，部队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六、主持制订《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导老、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出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194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商量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8]。随后，刘少奇又同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逐条研究起草，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初稿。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史称《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是中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已经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多人口。《五四指示》的贯彻，使大多数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一新形势的出现，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同《五四指示》相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归各人所有。
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施行。随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极大震撼。到1948年秋，在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亿万翻身农民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拥有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土改工作仍由刘少奇分管。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2月12日又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步骤。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全会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届三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7月下旬，刘少奇又主持制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8月经政务院通过后颁布施行。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它总结建国前制定《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及其施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切合建国初实际的新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到1952年冬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历史原因，反封建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党经过领导制定和贯彻《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步一步地领导农民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终于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与此同时，筹备建立全国政权、研究制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也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刘少奇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长篇发言，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他进而委托刘少奇:“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9]
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之后，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9月30日上报中共中央。刘少奇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对张闻天写的提纲作了两次大修改，文字从8000字增加到1.7万字，其中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作了更为准确、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读后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10]，指示“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11]。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刘少奇又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党内报告，并在有关会议上讲话，更加明确、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为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理论准备。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要点是: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文稿中，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些论述，发源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又是对它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正紧张进行的时候，委托刘少奇提前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的。刘少奇的论述，对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报告。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刘少奇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
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九、20世纪60年代，在第一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重要贡献。
从1960年冬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在整个调整时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对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政策。为了考察农村实情，刘少奇带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在会议结束后，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湖南省农村调查研究。他先后在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通过实地考察，他发现农村中存在大量问题，看清造成农村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不是自然灾害。把困难原因归咎于天灾，是当时的一股思潮，谁要是对此提出非议，就可能被指责为“右倾”、“否定三面红旗”。刘少奇实事求是，坚持说出他的看法。在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公开谈到，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后退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必须调整农村政策，要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中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已成为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七千人大会提出一份书面报告，并作口头讲话。这个报告和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形势和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措施。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到处套，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三个指头，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为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刘少奇于3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会议同意陈云在会上作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集工作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会上确定了几项重大举措:（1）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1000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1200万人。（2）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384亿元减为67亿元，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3）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20％。（4）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并且很快见效。当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
1963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但在农村等方面仍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要花很大的力量解决吃穿用问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认了这一方针，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3年开始。
从196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5年初，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
十、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
刘少奇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有过大量论述，但主要是从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而很少从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没有展开。刘少奇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全面系统地阐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篇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概括为“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12]，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路线的基础。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13]他基于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建党路线的准确把握，结合他本人的丰富实践经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概括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建党路线，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路线的根据、内容和方法。正是在这条建党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始终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进性。
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刘少奇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作了界定，认为“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14]。他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15]。
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本规律，并对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了全面论述。他指出，共产党不是党员人数的总和，而是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16]。刘少奇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17]。他还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含义作了具体阐述。
刘少奇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错误的党内斗争，有过惨痛的教训。有鉴于此，刘少奇于1941年7月发表《论党内斗争》讲演。他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18]，而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斗争，就是一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有害的。党内斗争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19]，“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允许的”[20]。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论党内斗争》收入供干部学习的《整风文献》，起了很好的作用，被毛泽东誉为“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21]。
延伸阅读：采访王光美：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来龙去脉
原题：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下）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面回顾了我们采访、整理、送审等全过程，还有一些没有写进文章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补充采访，继续请教。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 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孙兴盛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两位伟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试验包产到户。少奇同志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但为慎重起见，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态度。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在此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此后，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并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谈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花大力气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
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71岁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费请许多人吃饭。他在给大家递烟时举例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了。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看法，他决定把农村“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在一起，统称“四清”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反复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王光美问我搞过“四清”没有，我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参加过两次“四清”，落实“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参加过。王光美又问我，你对“桃园经验”怎么看？当着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虽然一开始没有对“桃园经验”表示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毛主席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
凭心而论
不过，我还是特别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恨毛主席。人们都以为，少奇同志的悲剧，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成那样，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他们能不恨毛主席吗？！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他们每次讲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当平和、实事求是的。说他们一点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后来有怨无恨，早已跳出个人及家庭悲剧的拘囿，更为客观、公正、理智、豁达。
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不堪回首
王光美和子女们都很清楚，真正要把少奇同志和家人置于死地的，正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他们将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常委之上，江青又有着特殊身份，牢牢地操纵着“群众运动”，熟练地运用着“阶级斗争”，又善用“笔杆子”大造舆论，轰轰烈烈地将极左推向极端，既极力左右毛主席，迫使毛主席违心地不同意他们也不行；又迅速地大规模地“清君侧”，孤立毛主席，不仅是要打倒老帅、老将、老干部，还要暗地里往死里整。毛主席越想保谁，他们就越是把谁往死里整，少奇同志就是被他们阴谋残害而死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少奇同志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这时，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当即站起来主动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会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谢富治这伙人非常紧张。他们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别害怕少奇同志“东山再起”。一旦如此，他们不仅难以猎取“国家主席”位置，现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们感到少奇同志活着就是最大威胁，“后患无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他们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谣诬蔑，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说“刘少奇代理人”还在抵抗运动，“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极力动摇和改变毛主席的态度。他们非常懂得，要彻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须“立案审查”，单用毛主席清楚的现实问题是不行的，必须用毛主席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历史旧账”，和毛主席之间更没有“历史积怨”的空子可钻，于是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最赏识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搜寻“历史罪证”，将诬蔑少奇同志策划和批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证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内奸”和“工贼”问题的所谓“历史材料”，都摆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刘的历史情况”，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调查”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于是，他们把这当作“尚方宝剑”，暗地里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庞大的“专案组”，由康生、江青、谢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纵和控制处理少奇同志的大权，用卑鄙残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证据，甚至将毛主席明令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逼得自杀身亡。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大发雷霆，责令“严肃处理”，而他们只让专案组长作个“检查”了事，仍旧迅速编造《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二是切断电话线，断绝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总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联系，严密封锁全部消息，让少奇同志没有任何机会和办法申诉。三是掌握舆论，先罗织罪名，掀起一轮轮大批判高潮，造成“彻底打倒”的既成事实。四是紧紧控制和不断策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多次举行大规模批斗大会，借群众的手，用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动几十万红卫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特别是8月5日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大会”，康生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亲临现场指挥，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打手们“要杀气腾腾”，将70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脸肿腿瘸，再也直不起来。他们按照林彪“一号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开封“特别监狱”，最后少奇同志死在那里。他们还制造王光美“特务”案，林彪亲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看到“判决书”，立即写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几个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这场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亲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关进监狱，连只有六七岁的潇潇也挨过围攻和批斗。
难怪，有一天我刚到王光美家门口，听见上面楼道里传来人们的叫骂和捶门声。王光美把我拉进屋里说，那是曹轶欧的家。康生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一号大厅，被人们揭去覆盖的党旗，盒上满是咬牙切齿吐的一层层痰和口水，以及用香烟头烧烫的累累痕迹，曹轶欧不得不把骨灰盒抱回家。这座公寓大楼里，大都是刚落实政策搬进来的老同志，谁没有挨过他们的整？于是这些老同志轮番在曹轶欧家门口抗议，有的还在门口贴上抗议大字报。
永远的怀念
我们生平最难忘的采访顺利完成，平平、源源、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已全文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感到特别欣慰。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点份内的事，却让王光美始终记在心里。
此后的岁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扰，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联系和深厚友情。王光美特意签名送我一套《刘少奇选集》，近20年来几乎年年春节都给我寄她亲笔签名的贺年卡，少奇同志百年诞辰时还寄我一套少奇纪念邮票，我都珍藏着。1986年我因病住305医院，王光美带着源源爱人去看望住院的老厨师郝苗同志，看见我便亲切问候我的病情，还让源源爱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当。
1998年冬，在首都机场大厅，我正办登机手续，王光美匆匆赶飞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问候，她说是去河南参加纪念少奇同志的活动，为“幸福工程”看望那里的贫困母亲。我看见她老多了瘦多了。这位和自己人民紧紧相依为命的伟大母亲，用她那瘦弱身躯仅有的一点余热，温暖着天下母亲，让人心痛又无限敬佩。
2004年6月，我从报上看到王光美亲自召集，由源源亲自联络，毛主席和刘主席两家后人相聚一堂，共话友情，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格外惊喜和感动。这使我想起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时，听老中办的同志讲，自从毛主席仙逝之后，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身体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医院，不能上班，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非常艰难。王光美刚从监狱出来得知此情，就带着家里的赵阿姨找到李讷，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谈心聊天，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可我们采访时，王光美和孩子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些事。后来，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热烈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再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结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礼上，源源一席讲话，感动了婚礼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们亲切谈话的巨幅照片。不仅如此，林彪女儿豆豆当年在河南病了，谁也不敢在报告上签字，也是源源签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讲，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相逢一笑”时还是很讲原则是非的，从来不回避那段历史悲剧。虽然结局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不同，但这场悲剧是共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常常成为我们共有的话题。但是，作为后来人，包括我的母亲，都不愿意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噩梦中，去记恨历史、记恨已逝的人，更不会将仇恨传到后辈人身上，而是应该用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去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那场悲剧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多多理解伟人们的真实心迹，多多宽容伟人们的历史局限和过失，多想想老一辈们亲密团结、同心同德、共同创建我们党和国家胜利辉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于向前看朝前走的历史经验。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亲密合作，用科学发展观建设我们执政党，健全民主与法制，既坚决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又提高执政兴国的党性修养，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证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这是爸爸生前的愿望，也是母亲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日无多的时候，让我把两家后人邀在一起聚聚、吃个饭，共叙情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却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了她的心意，实现了她的愿望。
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导和带领下，两位伟人的后代拂去历史的尘埃，友情长存，这既是告慰两位伟人在天之灵，也是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一个示范，体现出王光美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2006年10月17日，我从新闻中得知85岁高龄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赶往刘家，又到305医院悼念，多年不见的源源迎着我，万般悲切。灵堂四周，胜利的鲜花簇拥着王光美笑容灿烂的遗像。我眼前浮现出当年采访时的美好情景，心头涌起阵阵悲痛，噙着热泪，向中华民族这位杰出女性深深鞠躬致敬！
本文摘自《百年潮》